神农氏是传说中的古代人物，与燧人氏、伏羲氏合称“三皇”。传旧说神农氏是农业、商业、音乐和医药的创始人。战国时人传神农氏“人身牛首”，教人播种五谷，发明农业生产工具，传授打井技术，是为农业神；又曾“日中作市”，使民交易，是为商业神；又曾创制五弦琴，是为音乐神；又曾创医药，是为医药神。一说神农氏即炎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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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氏画像

一、神农真神

神农氏是中国古代汉族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与燧人氏、伏羲氏合称“三皇”。关于三皇的说法有多种，将燧人、伏羲氏、神农列为三皇，最为恰当，这反映了中国原始社会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燧人氏时期，人们学会了人工取火，饮食由生吃进步到熟食，人的体质提高了。在伏羲氏时期，人们从血缘婚进步到族外婚，种族得到了进化，中国也从母系社会逐步进入父系社会。神农氏时期，人们学会了种植与养殖，从狩猎采集过渡到农耕，人类社会进入农耕文明时代。

远古时代，人们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生活，神农氏发明制作木耒、木耜，教会人们农业生产。他还发明了医术，制定了历法，开创九井相连的水利灌溉技术等。因为他发明农耕技术而号神农氏。

关于神农氏的历史有几种记载，《易·系辞》载：“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从此，中国原始社会许多族群由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谋生手段逐步转向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白虎通义·卷一·号》载：“谓之神农何？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淮南子·修务训》载：“古者民茹草饮水，采草木之实，食螺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这些说明神农氏能够根据天时之宜，分地之利，创作了耒耜等农具，教民耕作，使人民获得很大的好处。神农氏功绩伟烈，被尊为“农皇”、“地皇”。《尚书大传·卷第四》说：“神农为农皇也……神农以地纪，悉地力种谷疏，故托农皇于地”。指其功德在于发挥地力，故称“地皇”。

《史记·五帝本纪》载：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

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这说明黄帝时期，神农氏的时代已经衰落，诸侯间互相侵伐，暴虐百姓，神农氏不能征讨，于是黄帝危害最大的蚩尤，把他伐灭，随后黄帝征服了不服自己的炎帝，威望大振，于是取代神农氏而有天下。这也说明神农氏与炎帝不是一个人。

《庄于·盗跖》说神农氏“无有相害之心”、《商君书·画策》说神农“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这说明神农氏不事征伐，不以武力扩充势力。

据《拾遗记》记载，一天，一只周身通红的鸟儿，衔着一棵九穗谷，飞过神农氏的头顶时，九穗谷落下，神农氏把它埋在土壤里，后来竟长成一片谷子。他把谷穗揉搓后放在嘴里，感到很好吃。于是，他教人砍倒树木，割掉野草，用斧头、锄头、耒耜等生产工具，开垦土地，种起了谷子。谷子连年种植，解决了人们的吃饭问题。

二、尝草传奇

据《淮南子·修务》记载：“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嬴蛖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之宜，燥湿肥墝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后世神农氏尝百草而始有医药的传说，多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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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斌作《神农尝百草》

有这样一则故事，传说上古时候，五谷和杂草长共生，药物和百花相杂，哪些果实可以吃，哪些草类可以治病，谁也分不清。黎民百姓靠打猎为生，飞禽越打越少，走兽越打越稀，人们食不果腹，坚持饿肚子。可怕的是生疮害病，无医无药，忍痛煎熬，时常要慢慢等死。

如何解决百姓的吃饭和治病问题，神农氏苦苦思索，怎样才能使百姓不饿肚子，得了病得到治病，减轻百姓的疾苦，他冥思苦想了三天三夜，终于想出了办法。

这一天，神农氏带着一批臣民，从家乡随州历山出发，奔向西北大山。他们走了七七四十九天，腿走肿了，脚起茧了，最后来到一个山区。眼前高山奇峰相连，道道峡谷，流水潺潺，漫山奇花异草，香气扑鼻，令人陶醉。在他们继续前行时，突然，一群狼虫虎豹从峡谷窜出来，把他们团团围住。神农氏指挥臣民们挥舞神鞭，驱赶野兽。野兽也是饿急了，打走一批，又来一批，众人打了七天七夜，最终将野兽全赶跑了。那些贪婪凶猛的虎豹蟒蛇，身上被神鞭抽出道道伤痕，后来变成了身上的斑纹。

臣民们见这里太危险，打了退堂鼓，劝神农氏回去。他坚定地说：“不能回！百姓忍饥挨饿，忍受疾病的折磨，我们怎能回去呢！”他领着众人进了峡谷，来到一座大山脚下。

这座大山高耸入云，半截插入云彩里，四面悬崖峭壁，刀削一般，崖上瀑布垂帘，长满青苔，溜光水滑，没处登，没处抓，爬半尺都难，没有登天的梯子别想爬上去。臣民们劝神农氏趁早回去。他坚决不同意，使命没完成，回去就等于前功尽弃。他爬上一个小石山顶，四周眺望，琢磨着如何才能登上眼前这座高山。后来，人们把这座小山峰叫“望农亭”。

忽然，他的眼睛一亮，茅塞顿开。他看见几只金丝猴，在高悬的古藤和横倒的朽木上辗转腾挪，眨眼功夫就爬上了高山。他把臣民们召集起来，让他们砍木杆，割藤条，靠着山崖搭成架子，一天搭一层，不管刮风下雨，还是严冬酷暑，从不停工。经过一年的苦战，搭了三百六十层，终于搭到了山顶。传说后来的脚手架，就是学习神农氏的办法。

神农氏率领着臣民，攀登木架，爬上山顶。山上是花草的海洋，百花盛开，五颜六色、密密丛丛，芳香袭人。他叫臣民加强戒备，预防狼虫虎豹偷袭，自己采摘花草，放到嘴里品尝，判断哪些可以吃，哪些可以作药。他命臣民们在山上栽了几排密密实实的冷杉，当作城墙，以防野兽进入，在墙内盖了茅屋，以遮风避雨和生活居住。

白天，神农氏领着臣民在山上尝百草，晚上，他借着篝火的光亮记载一天的收获：哪些草是苦的，哪些是热的，哪些是凉的，哪些能充饥，哪些能治病。后来，人们把他住的地方叫“木城”。

神农氏尝百草也是有代价的，是很危险的。有一次，他把一种草放到嘴里一尝，顿时感觉头昏脑胀，眼冒金星，天旋地转，栽倒在地。臣民们扶他坐起，他知道中了毒，但已说不出话了，他指着面前一棵灵芝草，又指指自己的嘴巴。臣民们把那棵灵芝用嘴嚼嚼，喂到他嘴里。很快，他的毒气解了，头不昏了，会说话了。臣民们怕他再出危险，劝他下山。他还是不肯，又继续尝百草了。

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的努力，他尝遍这里每座大山的花草，做了详细的记录。他尝出稻、黍、稷、麦、豆能充饥，他们把种子带回去，让百姓种植，这就是后来的五谷。他尝出了365种草药，写成《神农本草经》，为天下百姓治病。

神农尝完百草，准备下山时。他们搭的木架不见了，那些搭架的木杆，竟长成了一片林海。他正在发愁时，天空飞来一群白鹤，把他和护身的几位臣民，接上天庭去了……

为了纪念神农尝百草、造福人间的功绩，老百姓就把这一片林海，取名为“神农架”。把神农升天前住过的寨子，叫“留香寨”。

三、本草真经

《神农本草经》是中国汉族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是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约起源于神农氏，于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作者亦非一人，成书非一时，是汇集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药物学经验成果的专著，是对中医药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其中的大部分中药学理论、配伍规则和“七情和合”原则，在几千年的用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中医药物学理论发展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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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全书分三卷，载药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以三品分类法，分上、中、下三品，这是我国药物学最早分类法，为历代沿用，所载药物药效绝大部分是正确的。

《神农本草经·序录》称：“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久服不伤人，”如人参、甘草、地黄、大枣等；“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需判别药性来使用，如百合、当归、龙眼、黄连、麻黄、白芷、黄芩等；“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如大黄、乌头、甘遂、巴豆等。

《神农本草经》中也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药物理论，奠定了药物学的理论构架。在药物配伍方面，提出了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上品药为君药，中品药为臣药，而下品药为佐使药。在组方时，方中既要有君药、臣药，还要有起协助作用的佐使药。其比例为一君、二臣、三佐、五使，或者是一君、三臣、九佐使。

在药物配伍中，要讲究“宜”和“忌”。《神农本草经》提出了“七情合和”的配伍原则：“药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和合视之。当用相须相使者，勿用相恶相反者。”也就是说，中药饮片的配方一定要讲究药物的药性和相互作用对药效的影响。所谓单行者，是指一味药独立发挥作用。如独参汤、首乌片。所谓相须者，是指两种作用相似的药配伍，有相互协同的作用。如大黄与芒硝，当归与白芍。所谓相使者，是指两种作用不同的药配伍，可相互促进。如黄芪与茯苓，白术与防风。所谓相畏者，是指一种药能抑制或减轻另一种药的烈性。如桔梗畏白芨，丁香畏郁金。所谓相杀者，是指一种药能减轻或消除另一种药的毒性。如大黄与附子，甘遂与赤芍。所谓相恶者，是指两种药合用会降低或丧失药效，属配伍禁忌。如元参恶干姜，巴戟恶雷丸。所谓相反者，是指两种药合用能产生毒副作用，属配伍禁忌。如乌头反半夏，细辛反藜芦。七情原指人的七种感情或情绪。《普济方》

称喜、怒、忧、思、悲、恐、惊为七情。对于“七情和合”，明代的李时珍曾有精辟的概括，即：“独行者，单方不用辅也；相须者，同类不可离也；相使者，我之佐使也；相畏者，受彼之制也；相杀者，彼之毒也；相恶者，夺我之能也；相反者，两不相合也。凡此七情，合而视之，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制宜，可用相畏相杀者，

不尔不合用也。”实际上，上述七情归纳起来不外协同和颉颃两个方面。

《神农本草经》中对于所收录的各种药物的功效和主治疾病都有简要的记载与描述，实践证明，它对所载药物的功效认识大多是正确的，如人参补益、黄连止痢、麻黄定喘、常山截疟、大黄泻下等。所载药物主治疾病涵盖了内、外、妇、儿、五官等科170余种疾病。此外，对于药物的性味、产地与采制、炮制方法、用药原则和服药方法等都有涉及，极大地丰富了药物学的知识体系。

《神农本草经》的历史地位不可低估，其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它首次提出了“君臣佐使”的方剂理论，一直被后世方剂学所沿用，在《神农本草经·序录》中归纳了13条药学理论。它规定了药物的剂型，认为：“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主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它对药物治病取效提出客观评价，认为“凡欲治病，先察其源，先候病机，五脏未虚，六府未竭，血脉未乱，精神未散，服药必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势已过，命将难全。”它强调辨证施药，提出要辨别疾病的寒、热性质用药，辨别病因而治，辨别病情轻重用药。它重视服药时间与疗效的关系，认为“病在胸膈以上者，先食后服药；病在腹以下者，先服药而后食；病在四肢血脉者，宜空腹而在旦；病在骨髓者，宜饱满而在夜。”它遵循“药有阴阳”理论，提出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有寒热温凉四气，应对药“有毒无毒，斟酌其宜”，药有“七情和合”，等等。这些理论指导着后来的医学实践。

但是，《神农本草经》也有其局限性，一是在药物总数的确定受术数影响，所载药物仅365种，许多汉代常用药物均未收入。二是部分药物学理论受汉代儒家尊君思想影响，脱离临床实践，如“上药为君”理论，认为上药可不老延年，机械地规定方剂中君臣比例等。三是受方士的影响，片面夸大药物的益寿延年作用，四是对金石类药物的功效和毒性认识错误，对石胆、丹砂、雄黄、矾石、磁石这几种有毒的石药，只认为矾石“有毒”，而将石胆、丹砂列为上品，谓其多服久服不伤人，将雄黄、磁石列为中品，认为其具有“轻身、神仙”之奇效，等等。尽管如此，《神农本草经》在药学史上的贡献还是巨大的。

神农氏是中国古代汉族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传说他发明制作木耒、木耜，教会人们农业生产。他还发明了医术，制定了历法，开创九井相连的水利灌溉技术等。神农氏尝百草的美丽传说流传2000余年。《神农本草经》无疑是托名之作，但作为中国汉族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却毋庸置疑，其历史地位不可低估，其影响极为深远，它是中华医药的根。

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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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 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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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3

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4

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5

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枫川陈氏族史》《中国吴氏通书》等。

在内容与谱例上，新修家谱也有不少变化。如传统的家谱是以父系世系为轴心的，而新修家谱中比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儿也能入谱，如果是独生子女，女儿也作为世系传人记录。另外，在编撰体例上，部分新修家谱开始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诸如组织机构、医疗卫生等内容在家谱中也有出现。

神话谱系

中国神话分为昆仑神话和蓬莱神话两个大的神话系统：居于东北、西北草原文化圈的各少数

民族神话可归入昆仑神话系统；而居于中南、西南、华南、华东农业文化圈的各少数民族神

话可归入蓬莱神话系统。另外，有的学者还提出，中国神话可分为三块神话群，一是北方神

话群，二是中原神话群，三是南方神话群。从上述两种观点看，基本上都是从地域的角度来

归纳中国上古神话的，由于这种分类还没有完全深入到对神话本源及其发展、传播的历史考

察中去，因此，一种有机统一的神话系统和神话世界仍不清晰。鉴于此，本文根据中国神话

历史化的特点，试图从中国上古传说的帝王系统入手，把历史化的帝王还原到神话中去，从

而尝试着建立起一种中国上古神话的神族谱系。

一、上古神话中的炎、黄帝王系统

1炎帝系统。中国上古神话体系的原貌到底是一种什么状态，中国历史的演进到底抹掉了

多少神话材料，这可能永远是个谜，历史不可能重复。在研究和探索中国上古神话时，我们

只能从实有的材料入手。比如说，在现有汉族古籍记载中，我们虽找不到能统领各类神祗并

能连缀各类神话的神族系统，但我们却可以从各种散乱的记载中隐约感觉到史前某种带有神

话色彩的庞大的古史帝王系统的存在，而这个系统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客观地将很多上古神话

粘连在一起的。从各种史料考察，这个传说中的古史帝王系统是由上古神话传说中具有非凡

神性的帝王及其后代、佐臣所构成，他们既为人间的帝王、大臣，也是神界各司其职的天神

，从神源族系上考察可称其为源自少典氏的炎帝黄帝系统。《国语》载：“少典娶有@②氏

女，生黄帝、炎帝”。这则记载虽简略，但已明确道出了庞大的炎、黄帝王神系之源。少典

以降，帝系分为两支。炎帝为神农氏和地皇，神话说他是因其母安登游华阳时感神龙首而生

，形象为人身牛首，由此，他的后代也都成为中国上古神话舞台上的有名人物。《山海经�6�1

海内经》曾简略记载了炎帝的族谱，曰：“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③生炎居，炎居生节并

，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生方颠，是@④

土壤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即生了十二个儿子，分别以十

二个月命名)”。又载：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通奸，缘妇怀孕三年，生

下鼓、延、殳三个儿子。殳创制了箭靶，而鼓和延创制了钟、磬，并制定了乐曲的章法。炎

帝既为农神，始教天下播种五谷，遍尝百草，让人们了解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同时，他

又是火神、灶神，始教人民摩擦生火而熟食，从而避免肠胃疾病，教人民利用火来铸造金属

器具。由此，炎帝的后代也出火神，其中最著名的火神即祝融。在上古神话传说中，祝融是

给人民带来光明、育长万物的正义之神，他兽身人面，乘两龙，居住在衡山，由于他继承了

炎帝爱民的传统也被祀为灶神。他虽为炎帝之后，但却一直司管南方(《越绝书�6�1计倪内经

》)，因此是中国南方远古各族人民拥戴喜爱的主神，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不仅被楚人视为

先祖(《国语�6�1郑语》)，而且也被很多民族奉为祖先，如已姓(昆吾、苏、顾、温、董)，董

姓(@⑤、夷、豢龙)，彭姓(彭祖、豕韦、诸稽)，秃姓(舟人)，@⑥姓(邬、郐、路、@⑦阳)

，曹姓(邹、莒)，斟姓，芈姓(夔、越、蛮芈、荆)(《国语�6�1郑语》)等，由此，祝融在地位

上甚至被排到中国的“三皇”之一(《白虎通》)。神话传说记载祝融曾奉天帝之命杀死偷窃

天帝息壤的鲧，并说他曾助夏、商之兴，尤其是商汤伐夏桀时，是祝融奉天帝之命“隆火於

夏之城间西北隅，遂克之”(《墨子�6�1非攻下》)。

神农氏是上古三皇之一，司马迁〈史记‧三皇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

「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为姓。

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官。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用，以教万人。始教耕。故号神农氏。于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又作五弦之瑟。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遂重八卦为六十四爻。初都陈，后居曲阜。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长沙。神农纳奔水氏之女曰听詙。为妃。」

上面这段文章的大意是：

炎帝神农氏，姓姜，他的母亲叫女登，是有娲氏部落的女子，嫁给少典氏部落的首领做妃子，因为感觉到神龙而生了神农氏。神农氏人身牛头，因为在姜水边长大，所以用姜作为他的姓氏。

由于神农氏属于火德(这要牵涉到后来的五德终始说问题)，所以叫做炎帝，并将火做为官名。神农氏将木材做成耕具，并教导万人使用这些农具。由于他是第一个教导人民耕种的人，因此被称为神农氏。所以他举行蜡祭(一种和农业有关的祭祀)，又用赭鞭鞭打草木。神农氏最先开始尝百草，也因此才有了医药。他又作有五弦的瑟，并教人民在中午集市，交易完之后回去，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神农氏将扶羲氏所作的八卦延伸为六十四爻。起初他在陈这个地方建立自己的都城，后来则居住在山东的曲阜。

神农氏娶了奔水氏部落的女子听詙为妃子，在位一百二十年后死去，埋葬在长沙。

炎帝，神农氏（有说为神农后人）部落首领的名称，姜姓，因以火德王，故称炎帝，是中国传说时代（或称上古时代），约西元前三、四千年，今陕西、湖北一带姜氏族部落的共主，据传炎帝出生于姜水之岸（今陕西宝鸡一带），称为神农氏。

以下之传说都是炎帝（或其祖先）之事迹：

教百姓耕种

相传是炎帝发明耕种的方法，他命百姓把谷种收集，然后播在开垦过的田土上，以后百姓便照这方法耕植五谷了，神农一氏之称源为此。

发明耒耜

炎帝首创木制的耒耜，被认为是农业发明之始。

赭鞕

炎帝有一条神鞭，名为赭鞭，用来鞭打各类花草，可令到花草的药、毒、寒、热等特性显露出来。

尝百草

相传炎帝为辨别各类草药，更作亲自尝试，最后试到一种含有剧毒的草药，无法可解，最终便牺牲了生命。

发明陶器

炎帝还发明了陶器，陶器是与农耕同时出现的，被誉为继火的使用之后的又一大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