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定。首先，鲁迅曾经说过 史书历来不过是为帝王将相作的家谱。阶级社会里，史家不可能完全客观真实的反映真实的历史，他们必然要为美化统治者，宣扬封建正统观念而写史，尤其是一个史家在记载本朝的历史时尤甚。其次，史家个人的气节、性情也会影响其作品的真实性、可靠性，像司马迁一样的史家毕竟是少数。再者，受时代文化传播方式的影响，古代的史家在写史时，往往只能依靠前代的传说或前人的记录，这样的情况也难以保证还原历史的真实。 所以，这个问题是难以有定论的，并无一个截然分明的时间跨度。就算今天的历史，你又能说都是原汁原味的记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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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家谱--王姓族谱:

王氏家谱--王姓族谱王氏家族是当今中华民族中的第一大族，数千年来探天人之道，穷古今之变，畅时事之运，励志自强，建功立业，英豪遍神州，美名扬天下。

家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传记的家族发展史书，它产生于上古时代，完善于封建时代。先秦时，有《周官》、《世本》等谱学通书，秦汉后有《帝王年谱》、《潜夫论志氏姓》等谱牒著作。至魏晋南北朝时，门阀盛行、谱学大兴，形成了一门研究姓氏、贵族门第的宗法修谱学说。隋唐宋后则私家修谱盛行，遍布各家各族。近四千年来家谱在不同时代显现出不同的形态，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虽经岁月浸蚀，流传至今存世的，也至少有三万多种，是除国史、方志之后的又一种史书，其内容价值。很值得我们今天去了解研究认识。

南北朝时兴谱牒之学，但大量的古代姓氏族谱已佚。今藏于全国各地图书馆及个人手中的王姓族谱家谱，绝大部分为近代重修和续修的，因此，这些家族谱应归于近现代文献中。现存的王姓家谱、族谱中，基本是一宗一族、一房一支所修的，属私修谱牒。私修谱牒盛行于宋代。至清代以后的家谱族谱，基本都是私家修撰的做法。

据不完全统计，就王氏一族，现传世之家乘谱牒，也有几千部以上，近来出版的《中国家谱综合目录》所载海内外各大图书馆就存有王氏家谱五百多部。那么王氏最早的一部家谱是谁？于何时修撰的呢？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在已不得而知了。但王氏家谱是目前在历史文献中所见到的最早的家谱。目前我们所考证家谱一词最早见于六朝时刘孝标著述的《世说新语》一书中，此书曾大量引用过《王氏家谱》，唐初李善的《文选注》也引用了《王氏家族》，那么至少可以断言，王氏家谱必定形成于南北朝之前，东晋员外郎贾弼就曾为天下十八州七百多个著名家族作谱传。琅琊王氏、太原王氏、东海王氏都名列其中，由此看来自晋以来王氏修续家谱已在各地王氏族人中广泛发展开来。

梁武帝时，王僧孺任天下家谱总编纂官，并奉诏改定《百家谱》，编汇巨部宝典《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百家谱集》十五卷、《东南谱抄》十卷，是各姓家谱之集大成者，当时，社会公认两个以研究姓氏谱学而著名的家族，一个是贾氏、一个就是王氏。 世称“贾王之学”，后世更称家谱之学为“贾王之学”。

王氏既是研究谱牒学的世家，那么编撰自己完整的家谱世表也就是理所当然了，隋唐五代王氏谱学通行于世，被天下诸姓奉为修撰家谱之样本，现所知北周王褒曾撰《王氏江左世家》二十卷，南齐王逡之撰续《王氏家谱》四卷，《百家拾遗 》一卷，《南族谱》二卷，唐王玄感撰《姓氏论》十卷，王方庆撰《王氏家谱》十五卷，《家谱》二十卷，《王氏著录》十卷。

宋元以后则私家修谱之风大兴，以至今日散布于全国乃至海外各地的王氏族人基本都有自己保存的王氏家谱。就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收藏的王氏家谱。就有一百一十二部之多，北京图书馆收藏的王氏家谱也有一百一十九种。此外，近年来成立于山西太原的中国家谱资料中心，也藏有王姓家谱计二百六十余部，如把各地王氏家谱汇集一起，其版本之多流传之广，真可称世界家族史书之最。在诸多存世的王氏家谱中，现可查到的存世最久、论述最详、最具文化特色、可称之为学术宝典的当为宋翰林学士汪藻撰修的《琅玡临沂王氏谱》。

汪藻字彦章，饶卅德兴人，历微高二宗。一生方直不容朝中，学多识广，曾参与修攥《九域图志》、《微宗实录》等书。绍兴八年著《世说叙录》两卷刊行于世并为书中二十六个著名家族编修家乘谱牒，《琅玡临沂王氏谱》在此书中名列第一。

这部家谱是一部琅琊王氏汉隋六百年的家族文化史。谱书中详述了显贵无比的琅琊王氏，汇《汉书》正史有传的六十三人，及《世说新语》等笔记资料的野史传记王氏人物为一体，世代相传、累世相积、编撰而成。此家谱分三个大部分，其一是世系表，将后汉王融、王祥至隋王猛等二百四十七人依世系排为十二世；于每世中书出该世王氏名讳；下注其父名，兄弟数人者只在长兄名下注父名，余人不注，条理清楚，一见分明。二是家谱正文是根据世系表而编纂的，分世祥述每世表中诸人、字号、父讳、行次、时代、官职、封爵、享年、谥号等，对著名人物则有小传。其三为附录，考证王氏来源并与诸王氏之关系等。

此部王氏家谱修撰严谨，一切均以史为据，没有充足的史料，绝不推断演译，是一部存世最早、最完整、最具史学价值的王氏传家宝典。这部家谱的雕印本现藏日本，1962年中华书局曾翻印发行，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亦曾影印出版。

汪藻的《世说新语》中，紧排《琅玡临沂王氏谱》之后就是《太原晋阳王氏谱》此谱是后汉南北朝间太原王氏十世、五十余人的家谱总汇，也是天下王氏第二大显贵家族太原王氏数百年的光辉记录，此谱记太原王氏始自后汉王柔、王泽二兄弟，传记三国大司空王昶，西晋大司徒王浑，东晋尚书令王坦之，大将军王恭及两晋三位皇后。

这部家谱还把《世说新语》中琅玡太原二望王姓名人一一列出说明，并将笔记小说《世说新语》中不直呼其名的王氏人物，加注名号，把两族共计四十六人的别称字号，统一排列出来，对历史研究，提供了方便，使此谱价值大增，该谱版本亦流传日本。能于《琅玡临沂王氏谱》和《太原王氏谱》所媲美的王氏家族宝典则非《开闽忠懿王氏族谱》莫属了，此谱是开闽王氏家族之总谱，始修于北宋熙宁九年，以后各代续修增补，至清咸丰六年汇合成王氏族谱，是福建广东台湾以及香港、缅甸、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王氏后裔的传家宝典，现福建师大图书馆存有。该谱汇集了开闽王氏历次修谱的序、跋、碑文、墓志、祭词、家训、家规等，以忠懿王世系为主，附列各支脉来源，谱中称闽之王氏出琅玡其远祖乃周灵王太子晋，三十八代传至唐宰相王綝，即王审知五世祖，綝有子名王晔，唐贞元中守定城，为光州王姓始祖，王晔玄孙王审知唐末与兄王潮入闽建国，称闽王，传三世，立国三十七年。子孙亡国后散居各地，所以称开闽王氏，该谱共修记二十四个支系，至清代修谱时已传至二十九世，其后世王氏子孙遍布东南沿海地区及海外，现今闽台及海外王姓族人多认为是开闽忠懿王之后裔。

在历代修续的王氏家谱中，宋代修续的王氏家谱最为规范，其中多请名人作序题跋。宋《衡阳渔溪王氏谱》是著名诗词大家欧阳修作序，文正公王旦的墓志铭也是欧阳修所撰，苏东坡则写下了著名的三槐堂铭，朱熹，宋漮等大家亦为王氏诸谱作序。这些诗词经学宗师大手笔的序言使王氏家谱名辉倍增，为历代王氏后裔所珍藏。至元明以后王氏家谱则和诸姓家谱一样由开始的贵族化逐渐演变为平民家族文献了。

王氏家谱--王姓族谱之家谱祖训

三槐世第，及至于今，英才辈出，卓尔不群。孝悌为先，忠信为本，惟耕惟读，恩泽子孙。

不奢不侈，颗粒成廪，婚丧从俭，持家以勤。嫁女择媳，勿尚重聘，积德行善，不惟俗伦。自强自立，处事以忍，广结贤良，不谋非分。当差有事，尊上宽仁，努力进取，友朋谨慎。勿以诱善，祸及自身，勿以亲恶，招惹公忿。酗酒无度，伤其身心，聚众赌搏，财帛散尽。贪婪飘荡，荒废青春，胡作非为，辱没先人。恋衙投宦，必爱人民，忌才害贤，毒族害群。耸人告讼，不如兽禽，利令智乱，灾难必临。祖灵在天，察尔甚真，阴诛阳谴，追究必深。祖灵阴佑，和顺永存，后裔繁昌，福寿盈门。一荣一辱，天地一新，世德世业，纠察昭昏。一谦受益，一满招损，神灵有鉴，莫辱斯文。阴受其殃，阳恶是因，安贫乐道，其心也欣。焚毁朝夕，何堪明晨，纨绔堕落，愧对乡邻。不肖为贤，浪子如金，振兴美族，直上青云。秉公惩戒，繁荣后昆，恭愿后裔，永传家珍。百世不竭，积厚且纯，张德扬惠，守规遵训。

王氏家谱--王姓族谱之族谱家训

王氏家训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 推美引过,德之至也 扬名显亲,孝之至也 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 临财莫过让 此五者,立身之本

一团结宗族，捍卫国家，不容有违背涣散之行为。

二服从祖训，端本孝弟，不容有悖偷蔑礼之行为。

三保护祠产，维护公益，不容有侵蚀欺诈之行为。

四崇尚道德，遵守法令，不容有作奸犯科之行为。

五注意教养，勤求职业，不容有放弃贻误之行为。

六禁食鸦片，严禁嫖赌，不容有伤风败俗之行为。

七律己治家，忠信笃敬，不容有卑劣偷惰之行为。

八刻苦耐劳，节俭朴实，不容有奢侈游荡之行为。

九合敬同爱，排难解纷，不容有歧视推诿之行为。

十振作精神，见义勇为，不容有废弛敷衍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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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史是个大而不确定的概念，在人说不一的情况下，我们选择这一课题，化费五年的时间，经过四个人的集体努力，写出这一著作，其目的是想用史实来说话，这比概念之争具体、详实，因而也就可能有一定的说服力。 我们想说的社会文化这一概念，并不着眼于对社会文化作如何解释，社会文化是个新型的知识系统，不长的历史，跨学科而又界定不太清晰的领域，发展并不成熟，有关社会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不论是外国或中国学者都可以沿袭前人或发挥创造，进行长久的讨论。但是历史学在当代的发展却亟需要从社会文化的大视野，开拓自己的新领域。 记得八十年代初，文化史作为一门学科在中断30年后复兴，1982年12月在上海召开建国以来第一次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与会者面对这一古老而又年青的学问，困惑于文化的多义多解，莫衷一是，史学界的前辈周谷城先生作了一个绝妙的比喻说:“草鞋没样，边打边像。”这一言解惑，释放了各自的能量。随着文化热的兴起，文化史的著述层出不穷，成为二十世纪末中国一大显学。 社会文化史是文化史的分支，与文化史有相似的命运，不相同的背景和起点。中国文化素以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和从未中断的传统闻名于世，不论是先秦儒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以鸿儒硕学各领风骚，这是中国文化的主力和精萃，由这些学人提炼的思想或制度，具有系统性、主导性和稳定性，是谓主流文化或大传统。丰富的文化遗存，灿若群星的文化精英，为今人的文化史研究提供了雄厚的基础和取之不竭的源泉。然而人民大众在生活方式，情感行为，文化心理和风俗习惯中所表现的种种形态和文化意识，因为自发性，多样性和易变性又与主流文化或大传统有一定的间矩，成为非主流文化或小传统。由于资料分散，研究薄弱，留下许多未开垦的处女地。社会文化史是以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那也就从这一单薄的基础上起步。在文化史被冷落的时候，它固然被人们遗忘，在文化史兴旺以后，它仍然举步迟缓。 这种情况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的领域尤其突出，它不仅有许多空缺，更无前人的成果可资借鉴。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和西方文化的涌进，猛烈地冲击传统的社会生活，肇成几千年未有之历史巨变。这种急剧的变化绝不限于社会形态的转化和大事变。在世界进入近代化的潮流中，中国是被迫而后发近代化的国家，伴随小农社会艰难地发展工业的进程，中国又从独立的封建国家蜕变为不完全独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双重转变带来的震撼和阵痛，是整体性的变动，触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多年来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关注的是上层、是精英、是意识形态和制度，而处于社会下层的民众是怎样生息、活动和喜怒哀乐，上层和下层又是怎样互相渗化和制动，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因此，探讨百年来人民大众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关注热点和价值观念的演变和时尚，成为我们这一著作的宗旨。 选择这一薄弱领域作为主攻方向，是因为经过多年的学科考察，使我们确信历史学的发展和大众文化在当代的崛起，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必将成为21世纪史学研究的热点课题，使人耳目一新。 一、廿世纪初，“历史饥饿”留下的空缺 八十年前，梁启超就说过这样的话:“今日中国学界，已陷于‘历史饥饿’之状况，吾侪不容不亟图救济。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之真相亦终不得见。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工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决非一般史学家所能办到，而必有待于各学之专门家分担责任。”⑴ “历史饥饿”这一句话，在二十初叶的中国学界，不啻是惊世骇俗之语。 中国史学在传统文化中本是一门发达最早而又最成熟的学问，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巴比伦的《创世纪诗》，都以耳传口授的神话传说作为史学的发端，可信而不可全信；中国却以实实在在的文字记录，开其史学的滥觞。成书在三千多年前的《尚书 盘庚篇》，是商代帝王的文书，以可靠的信史为世界文明古国所罕见。甲骨文中的“史”字，是执掌文书的官员，这表明从有文字以来就有历史的笔录者，记下的是确凿存在的人和事，后人从地下发掘的文物，往往能证实当初的文字记载，很少被推翻。中华民族就以这样清明的头脑和笃实的态度认识自身的历程，在史学中表现出理性早启，为其他国家难以企及。 然而成熟并非完备。古代中国史学的资政性和史官制，使得官史所记载的内容，绝大部分是统治者的政绩训令，文治武功，礼仪大典，星变灾异，生产经济和征伐边务等国家和皇家大事。史书的编篡者是最高统治者推行政令的得力助手，这样的史官实际上是国家的职能机构，它不因朝代的更迭而兴废，只要有国家体制的赓续，史官的设置就相沿不变，代代相承，文献档案累积数千年不断。但也由于这一点，资政成为治史的第一要义，把这意图说得最彻底而又作出范本的是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他强调阐明历史是为了“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这一思想事实上已成为官修史书的总纲，贯串二十四史。所以梁启超愤而指斥这不是国民的历史，是“帝王家谱”。同时，他又提出，要努力“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⑵ 说二十四史是帝王家谱的论断虽不失有偏激之处，但要求历史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却是至理名言，然而这又是中国史学最为薄弱之处。人们若要了解典章制度的沿革，社会经济的演变，国家的兴亡衰败，都可以在文献典籍中找到充分的资料，要想知道当时民众的感受，生活形态和行为方式，在正史中所见廖廖。被目为野史稗乘的笔记、小说，为后世保存了社会文化的大量资料，但由于正统史学的偏见和此类著作的良莠并存，杂乱无序，至今未得到系统的整理和充分的利用。那些市井工商、农夫村妇、贩夫走卒、佣工小吏，是怎样在中华大地上生息，创造出灿烂的文明 又从哪里一瞥他们的生活风貌，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 各类专史的缺失留下巨大的空白。梁启超正是为了探求历史上的全部真相，发出了“历史饥饿”的呼声。 历史是发生在过去的人和事，这是已经消失，永不复现的人情世态，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治史的偏颇，古人留下的史料远不能反映社会的全息和事态的全貌，史学研究就是要充分发掘和运用已有的资料，恢复它的原来面貌，探究它的来龙去脉和发展的规律。梁启超呼吁建立各门专史，正是为了从各个侧面探求历史的真相而上下求索。 建国后，巨大的空白正在从考古发掘中得到填补，楚文化、良渚文化田野考古的成就，说明中华文明的源头并不限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也是重要的发源地，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齐鲁、巴蜀、江浙、西北等各地区文化的新发现，也正在改变以往史书的定见。因此学术界的前辈有人提出重写中国历史⑶，得到许多同行的认同。 引起历史重写的，不只是文物的新发现，某些思想观念的变化和视角的下移也会引起历史的全部或部分的重新考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学，改变了以封建统治者立场阐述历史的旧史学，恢复了劳动人民的历史地位，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是历史著述的大改观，各门专业史的出版，使“历史饥饿”得到充实。然而，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阶级斗争的绝对化，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又变成人与人的斗争史。打开历史读物，只见风云变幻，制度消长，政权更迭，人民大众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生存和生活，他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喜庆，消闲娱乐，交际应酬是什么样子，有什么追求和时尚 对于种种大事变、大人物，他们又有什么想法 诸多贴近民众生活和社会文化的课题，又沦为无足轻重或视而不见，往往模糊不清或语焉不详。在这样的历史著述中，穿梭来往的历史过客，没有生活，没有七情六欲，没有个性，千篇一律，形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样板，充其量也是政治形态或经济规律的人格化。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尚且如此，无名无姓的民众群体，又哪有他们的踪迹，这是史学最大的空白。有些耽于古人的记载不详，可能留下永远不解之谜。《礼记 曲礼》一句“庶人无故不食珍”，从古到今，阅遍正史和野史也弄不明白先秦的庶人究竟能不能有肉吃虽然事关礼制和庶人的地位，那也爱莫能助，只能不甚了了。古人遗留资料的残缺，后人不能苛求。在报纸、出版传媒事业已经相当发达的近代，报刊杂志，出版读物，有相当大部分的内容已面向新兴的市民社会，此类记载不可谓不多，然而又有多少近代史的著作反映他们的生态和意愿 所以这不是不可知，不能知，而是没有进行这样的搜索、发掘和思考，观念的改变至关重要。 经典作家对有关社会生活的论述, 有许多精辟的见解。马克思指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的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⑷马克思对深入社会生活的历史著述的价值，给予这样高的评价，是因为他一贯强调有关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归根结底表现为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方式的变化又推动社会关系的变化。所以生活方式的变化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又是促使社会关系变化的不可取代的物质力量。⑸李大钊说得好:“历史这样的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⑹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史学不仅不能淡化社会生活的研究，而且是史学著述走向深化的表现。但是建国后，直到八十年代末才有社会生活史的出版，整整延迟了40年。这批著作的问世，令人可喜地看到史学著作贴近了人民，使人们看到历史的价值就在于使人类了解自己的过去，认识现代社会、国民性格与既往和未来息息相关。 社会生活是社会现象也是文化现象。人类来到这个世界，首先就要吃穿用，这是民族赖以生存的基本方式，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出发点。只是在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怎样吃、怎样穿、怎样用的方面表现出种种差别，发展自己的智慧，从而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形态和民族传统。复原前人生活的本来面貌，是社会生活史的基本要求，但是对社会生活的研究又不能停留在这一步。社会文化史要求把生活放在一定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中来考察，通过生活方式的变迁认识民族文化心理和社会意识的发展历程。 诸如穿鞋戴帽，本是纯粹的个人生活行为，但在近代中国引起轩然大波，成为一代先辈思想启蒙的先声，生活方式国际化的滥觞。 鸦片战争后人们痛感到国家的积弱是由于民智不开，欲启民智，必先革除恶风陋习对人民的禁锢，其中尤以吸鸦片、裹足成为摧残民体，有辱国格的两大公害。先进的知识分子莫不对此口诛笔伐。如果说禁烟是对少数人不良嗜好的整治，反对裹足却要变更上千年的陈规旧习，波及千家万户。19世纪末兴起男子剪辫子的风潮，成为维新运动和民族革命的动员号召。 反对女子裹足和男子留辫子，必然推动鞋帽服饰的改革。早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折》和《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认为女子裹足，不能劳动；辫发长垂，不利于机器生产；宽衣博带，长裾雅步，不便于万国竞争的时代，请求放足、断发、易服以便于“与欧美同俗”，这就把变衣冠作为学习西方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开启民智的意义。剪辫子与留辫子，从上到下分成两大派。主留的固然有上层的冥顽派，而下层民众尤其是闭塞的农村反剪的势力更大，辫子尽管不是汉族的装束，但已通行了几百年，由长期生活积淀形成的心理习惯已经积重难返。有的为失去辫子哭泣的、骂娘的、呼妈的形形色色，有的自发组织保辫会进行抗议，甚至发生罢市。主剪的更把这一行动视为支持革命的召唤，到辛亥革命前夕形成高潮，人们欢欣鼓舞地选吉日，拜祖宗，放爆竹，剪辫子。有的地方“辫子”还成为一句骂人话，要说一句“你这人真是辫子! ”如同被骂“不是东西”。对辫子的态度，是非荣辱的两极对立和迅速转化，极为敏感地反映了在革命风潮中社会风尚的起伏激荡。 断发易服是在反封建思想指导下的风俗改良，不同于历代改元易服之举，历史上的变衣冠所变的形制，不变的是伦理性和等级性，民国初颁布的《服制》规定官员不分级别都以西式大髦和燕尾服作大礼服，是对封建服式等级制的彻底否定。孙中山还提出“适於卫生，便於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⑺作为改良服饰的指导思想，这一与现代文明接轨的服装观念在中国的实施，使得人人须臾不可离身的服装，彻底摆脱封建伦理的规范，向着实用、经济、卫生、美观的方向发展，这是服装史上的重要转折。 在服装变化中，穿洋装是一大时尚，这不能简单地归于崇洋的倾向。民主制的确立激励了人们对西方民主社会的向往，人们醉心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思想，认为由这种思想建立的生活方式代表社会的前进方向，洋装是文明的的象征，受到人们的喜爱。社会实践的结果是，洋装在中国的流行，并未取代中国服装，而是促进了中国服装的改良。中山装的出现，就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它以西服为模本，改大翻领为立领，四个贴口袋，五个扣，去掉腰带。女性服装一改宽大直筒式的满装，依照西方的人体曲线美加以剪裁，演变成今日的旗袍。这都是沿用西式服装的审美和价值观念，结合中国传统的某些形制而创作的新服式，可谓西体中用最成功之作。穿什么，不穿什么是个人行为，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们都把个人安排生活的自由视为个体自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力。个性解放的呼声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人们的生活欲望，在穿着打扮上追新求异，合理的，不合理的浪急潮涌。西装革履，长袍马褂，坦胸露背，长靠短打，新旧土洋，千奇百怪，真正开开始了服装自由穿着的时代。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服装的变化得风气之先，敏感地表现了文化气候的走向。 从社会、思想和文化变迁的角度看服装的变化，那服装就成为考察社会文化变迁的窗口。所以一部优秀的社会生活史必定是社会文化史；一部优秀的社会文化史必然要对社会生活作出具体详实的文化和社会的阐释。这是从不同方位对同一课题的描述和解析，也是社会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的联系和区别。 社会文化史的内容并不限于社会生活，大众文化和社会风尚都是研究的大宗，这在90年代大众文化崛起以后，学科的主题愈来愈加明确。 二、廿世纪末，大众文化崛起的呼唤 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出现持续的文化热，这是从文化反思发端，包括文化史、文化理论、文化建设与展望等一系列重大文化课题的研究性热潮，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传统的文史领域渗入各门学科，成为社会变革思潮的一部分。毫无疑问，文化史的勃兴，时代的需要是决定性因素。更确切地说，八十年代初的文化反思开始于对十年浩劫和建国以来“左倾”错误的深刻反省。八十年代中期随着经济改革的全面推开，突出了观念变革的问题，文化研讨与社会改革意识融为一体，推动了社会史的复兴。从社会史领域探索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发展和改造，触动观念变革的深层结构，也是文化史进一步深化的趋势。人们从传统文化的反省、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剖析中，发掘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摒弃旧观念，吸收新思想，以建立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文化观念和心态，贯串文化热。浓厚的意识形态与强烈的功利性，使得八十年代文化热的思想解放意义更甚于学术意义。 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导向，使得人们的社会心理从关心意识形态向关注经济生活转化，文化热有所降温，文化人边缘化。其实这种降温只是从政治色彩的淡出和文化视点的多元化。尤其是大众文化的崛起，那种凭借现代传媒技术，为大众消费而制造的文化产品，一改传统的说教面孔，走向商业化和娱乐化，对精英文化形成不小的冲击。本来，哪个时代都有大小传统、雅俗文化和主亚文化之分，大众文化即是小传统和通俗文化，并不始于现代。但是大众文化真正显示它重要的社会价值，令人刮目相看，却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这在中国学术界有个适应和调整的过程。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对几千年文明史的研究，分割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各自领域，缺少对这两者相互影响、制约、渗透的综合研究。精神文化又以少数精英的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思想家的思想，这是主导大传统的精神资源，一部文化史实际上是思想文化学术源流史。思想家的思想固然为一代文化之精华，但又往往高于民众，未必被民众所理解，甚至不能流传，到后世才被人发现，这在文化史上屡见不鲜。自古以来雅俗文化的分野使得文化人有傲视俗文化的倾向，文人雅士崇尚大雅脱俗，与世俗生活有一定的疏离，有识之士也往往以大雅化俗的态度，居高临下，以教化凡夫俗子的心态，看待俗文化。思想家们的智慧言论和提炼的思想命题，蕴藏深刻的文化内涵，但这是经过舍弃大量的生龙活虎的具体现象而后抽象的思维成果。人们常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才是常青树，这灰色意味着高度凝炼的理论形态有相当简约的程式，仅仅靠理论的演绎和表述，难以充分反映丰富多采的实际生活，对一般民众来说，只能仰视，可望而不可及。大小传统之间的隔膜，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距离，在精英文化为主流的文化结构中是惯常的，也是难以避免的现象。社会主义文化面向劳动人民，大大缩小了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差距。但是，不论是封建主义传统还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虽然有根本性质的不同，以精英文化为主流的一元化的结构，却没有多少变化，这大约是前现代社会文化的基本格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推动了新一代文化市场的发育，九十年代大众文化崛起，以锐不可挡的势态，改变雅文化与俗文化的传统定势。以信息高科技为生产和传播的新兴文化产业，以大量的影视、音响、多媒体和电子读物涌向市场，与此同时，学术成果通俗化蔚为潮流，把少数人享用的专业知识，变成大众欣赏的读物。文化消费不再是精英的特权，也是平民百姓的生活需求。现代工业和都市文明造就了广大的市民消费阶层，他们的选择决定了文化市场的取向。面对这一变化，现代学者有高度的评价。有的说:“崛起于九十年代的通俗文化，已全然不同于以前的那种市井文化或乡俗文化，而是一种与城市生活直接相关的大众文化。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接受，只要现代化进程不发生逆转，在相当一个时期里，通俗文化的主流地位恐怕是难以动摇的。”⑻有的认为: “大众文化反映着普通群众的精神要求，代表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现实的中国文化的主要构成。”⑼有的强调:“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发展，在一定限度内体现了人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权利。它在文化领域内，形成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局面，从而给人民提供了选择的条件”⑽ 大众文化由小传统、亚文化一跃而为中国文化的主要构成，史学也失去神圣的光环，从资政济世的高阁，下移到平民百姓的书桌，甚至变成茶余饭后消闲读物。史学研究者从代圣人立言、“帝王师”，沦为民众的一枝笔。这对专事研究王朝兴亡盛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那种大抱负、大事变、大业迹的治史传统是个挑战。史学著作从治国经邦之学向阅世知人的转化，不仅要开拓前人从未涉猎的历史荒原，也在改变研究课题的方向。芸芸众生的穿衣吃饭，婚丧嫁娶，消闲娱乐，登上了大雅之堂，有的还成为国家社科基金的重点项目。从文化史与社会史交差的边缘而萌生的社会文化史，因为视角下移到人民大众，开辟新的领域，给历史学的建设又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文化史和社会史本是近代新史学起飞的双翼，建国后双双中断，肇致史学建设的失调。它们命运相济，盛衰相连，是这两们学科发展的共同趋势。这主要表现在，社会史的繁荣往往以文化论争为先导，文化史的深入有待从社会史领域内发展。二十世纪初社会学的引进和社会史研究的开拓，得力于十九世纪末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之争；三十年代社会史的兴旺，又导源于二十年代文化论战开其先河；八十年代后期社会史的复兴，直接受益于文化热的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反复说明，对现实社会的思考不能脱离对传统文化的反省，变革中国的社会又必然从文化变革发端。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的交错、重叠、伴生是常见的普遍现象。⑾ 然而，文化史和社会史又是相邻、相交而不相属的独立学科。文化史的研究广涉物质、精神和制度的各个层面，外延可跨入哲经文史各个部门，但并非是百科全书，从各个侧面探索传统文化特质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是中心内容。因此偏重上层文化和精英文化，以便把握文化发展的脉络，也是当然之义。由于无视下层文化，那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相互的影响和制约，以及精英文化社会化的过程成为一大缺失。这种文化史只能是上扬的文化专史，而不是中华文化的全史。社会史以社会生活的发展、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具体、详实的研究，复原已经消失的社会形态，务实、求真，描述性的写照是基本的要求。上扬的需要下移，从社会史的领域考察中国文化；描述的需要提升，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对社会史的内容进行阐释。这一上一下接壤之地，是滋生新学科的一片沃土。大众文化入主文化结构的态势，呼唤创生自己的理论和学术系统，尽管在海外早已有文化社会学、社会文化史和公共史学的成就。但是，中国社会文化史将以自己的特色和传统有别于其他国别的社会文化史，开出新的天地。 这在中国又是一个待采的富矿。这不仅因为浩瀚的史书和数不尽的文物遗址，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史料，还因为中国人有浓厚的历史意识，看问题注重追根溯源，述先道故，使得人们重视历史经验的吸取，留下大量的野史、笔记。这些留存在正史以外的资料，最为丰富、生动，有待人们去整理、发掘。大众文化荟萃的近代报刊，百余年来累计资料数额惊人，薄弱的研究与丰富的资源形成极大的反差。一旦打开这个宝库，会使人们眼界大开，甚至有可能引起部分历史的改写。所以，中国社会文化史是最有发展潜力的阵地。 三、世俗理性，精英文化的社会化 在我们设计课题的时候，视线是向下看，着眼于小传统，可是作为精英文化的大传统又是怎样影响和制约小传统的发展，这是理解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互动关系中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沿着文化传统的脉络，揭示精英文化社会化的过程和特点是我们的思路。 中国古代社会的大传统表现为礼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这是起源最早而又最完备的社会规范，也是古人用以修身、理家、治国的准则，不论哪个学派都在这一领域得到不同程度的认同，这是精英文化的主流。小传统在古代表述为“俗”，所谓俗者“习也”。郑玄在《周礼》注中说:“土地所生，习也。”这是从生活经验中自发形成的风俗习惯，具有地方性和多样性。有生活才有规范生活的礼，所以俗先于礼，礼本于俗。俗一旦形成为礼，上升为典章制度，就具有规范化的功能，要求对俗进行教化和整合。从《周礼》成书就强调“礼俗，以其驭民”。以礼化俗即为礼俗，这是驭民的统治方略，也是对民众生活的调适。礼作为观念形态，以高踞主导地位的优势渗进世俗生活，使分散的小传统对同一的大传统得到最大范围的认同。古人说:“夫礼之在天下，不可一日无者，礼行则道德一矣。道德一则风俗同矣。”⒁精英文化的价值观念渗进世俗生活，从而使世俗生活理性化，这就是世俗理性。精英文化通过以礼化俗的过程推向下层民众，所以又是精英文化社会化的结果。 世俗理性造成中国社会文化显著的特点是，伦理观念和文化意识渗入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对此说得最坦率的是明清理学家们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命题，它要求人们以伦理之道观照日常生活；又从日常生活体体会人伦事理，这为我们理解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以人人都要吃饭，这一最寻常的行为来说，伦理意识渗入饮食活动的倾向随处可见，从熟食的发明、原料的调配、烹饪的技巧、食具的选择、节令食品到菜名的寓意和审美，无一不受伦理的濡染，这里不一一而足。就以被古人视为国家重器的鼎来说，本是饭锅，它鼓腹，容量大；两耳，便于移动；三足鼎立，方便燃烧。炊具和餐具合而为一，比釜、镬、豆、簋更为实用。《说文解字》说他是“调和五味之宝器”。用这宝器，供奉祖先和神灵，行施重大礼仪，这就使日用饭锅蒙上神秘的色彩，尊为礼器。传说黄帝铸造三只鼎，象征天地人。夏禹铸九鼎，作为传国之宝。周灭商后，移九鼎于镐京，举行隆重的定鼎仪式，自此定鼎喻为国家政权的奠基，迁鼎则指国家的灭亡，问鼎乃是窥视政权的行为，由此演绎出许多历史故事。在古代西方和埃及，君主的权力是以权杖和连枷为代表，这是从生产工具和武器演化而来，比较直观好理解，在中国则以饭锅作为权力的象征，这在文明古国中是独一无二的现象。从这里也可了解“民以食为天”的另一面是“民以食为权”，饮食与权力、天理连为一体，这普通的事物就上升为意识形态。作为饭锅的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其实用价值已被淘汰，但它所秉有的伦理意义，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文化符号，积淀在民族心理中源远流长。当代中国送给联合国的世纪宝鼎，纪念香港回归的盛和宝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得到海内外的认同。由食器到宝器，表现了由俗物而成为礼器和以礼化俗的过程。世俗理性，使普通日用品上升为“道”， 古人所说形而上者谓之道，这是观念；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百姓日用。作为日用器物可以变化更新，贯串其中的观念一旦与伦理挂勾就经久不变。在西方商品大潮汹涌输入的清末，即使反对洋务的顽固派也不反对日用器物的引进

朱厚照是朱元璋的八世孙，朱宸濠是朱元璋的五世孙，朱宸濠辈分大。

朱厚照，即明武宗（1505年—1521年在位），明朝第十位皇帝，是明孝宗朱祐樘和张皇后的长子，在位期间年号正德。

朱宸濠，明代宁王朱权的第四代继承人，明太祖朱元璋五世孙，宁康王朱觐钧庶子，祖籍安徽凤阳，出生于南昌。“宸濠之乱（也称宁王之乱）”的发起者

朱厚照从小机智聪颖，喜欢骑射。即位后史书上出现两极评价，一方说他处事刚毅果断，批答奏章，决定国家重大事件。弹指之间诛刘瑾，平安化王之乱、宁王之乱，大败蒙古小王子，且多次赈灾免赋。

而且，他在位时臣下仍有不少贤才，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位帝王治下总体上仍有可称道之处。应州大捷大败鞑靼军，立下了一战功。在应州一战中与普通士兵同吃同住，甚至还亲手杀敌一人，极大地鼓舞了明军士气。所以说他又是一个好的将领。

扩展资料：

要想知道朱宸濠与朱厚照的辈分，从朱元璋开始算起，明武宗朱厚照是太祖朱元璋的第八世孙。宁王朱宸濠就是叛乱后被王守仁活捉的那个，是第一代代宁王朱权的第四代继承人。

明太祖朱元璋五世孙。当然是宁王朱宸濠辈份大，他整整比朱厚照大出了两辈。而宁王只比朱厚照早生十一年，论辈份却是他的叔公。 在后世的电视剧中竟被误认为是其叔父。

朝出了很多奇葩的皇帝，朱厚照就是其中之一。此君与那个爱干木匠活的皇帝以及爱炼丹的皇帝不同，他只是贪玩，属于无益但也无害一类。

宁王朱宸濠造反那年，朱厚照听说后，非常之开心，因为这次他终于有一展战力的机会，他立马御驾亲征，当他才到涿州时，就听说王阳明把那位酷爱造反的王爷给抓住了。

王阳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朱宸濠给抓住，并兴致勃勃地向朱厚照先生汇报时，朱厚照先生却有点不高兴，说：“你现在把他给放了，朕要御驾亲征，亲自来抓他。”皇帝朱厚照先生的作战水平，王阳明心里还是有数的。最后两人好不容易谈判出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

王阳明将朱宸濠带到南京，然后将朱宸濠放出来，放在哪里呢放在一个四周有围栏的广场上，然后让朱厚照以威武大将军的身份出征。

将瓮中之鳖的朱宸濠再赶得到处跑，最后将他拿下，捆绑起来。自己向自己献俘，狠狠地过了一把大将军驰骋沙场的瘾。这就是明朝平朱宸濠之乱的王阳明想出的妙计。

-朱厚照

-朱宸濠

不好找啊，我只找到这些，你好好看看，对你也许有些帮助的。

表，是用表的形式表达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况的史表。

中国史书，体裁繁富。《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有《尚书》和《春秋》两类，都属于不同体裁的史书。《礼》类记典制，《诗》包含了不少的史诗，也都具有史书性质。《隋书·经籍志》除《书》、《春秋》等列于经部外，专有史部书的著录，共十三类。这十三类史书，各有其在体裁上的特点。刘知几的《史通》，以编年、纪传二体为正史，把偏纪、小录等十类史书列为“杂述”，共十二类，即十二种体裁。清修《四库全书》，定史部为十五类，比《隋书·经籍志》的类别更多一些。这些分类的方法不一定都很恰当，但反映了中国史书体裁之多。当然，这些分类都与内容有关，但也结合着体裁上的特点。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是史书体裁中最主要的三种形式。具体到一部史书，往往是以某种体裁为主，同时也采用别种体裁作为补充的形式。象《春秋》那样单纯的编年体，是很少见的。这种在史书体裁上的综合运用，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长期的传统，不过作者不一定意识到这一点。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史书都属于一种单纯的体裁，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一般认为是一部记言的书。从书的基本内容说，是这样的。但从全书内容来看，《尚书》就已经是一部多体裁的书。书中，如《金滕》、《顾命》，都是纪事本末体，《禹贡》是地志，《尧典》则近于本纪。《国语》的情形也是这样，既记言，又记事，还记一事的始末及历史发展的趋势。《尚书》、《国语》都是后人编集而成，把多种体裁的记载汇集在一起，就出现了多体裁的形式，但这并不是编集者要运用什么体裁，还说不上是多体裁的综合运用。

作者： 凤莫忆 2005-8-31 09:11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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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复：史书体裁

编年体史书，《春秋》只记年月日和事目，记载很简单。后来，《左传》出来了，记事又记言，有时还追溯一事之由起和事态发展的结果。这是编年体史籍本身发展出现的新形式，也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别种体裁的结果。编年体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无年月可考的事，即使是很重要的事，也无法写在书内。《左传》使用了纪事本末的办法，对此有所突破，而所受限制仍然很大。《前汉纪》、《后汉纪》用类举记事的办法，把典章制度和一些人的传记都写了进去。《资治通鉴》又在前人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形式，记载的内容大为恢廓。

纪传体的本身，就是一种综合体。司马迁写《史记》，就是这样作的。《汉书·司马迁传·赞》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史事以为之《传》，又撰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这里说的是《史记》吸收了前人所著史书的内容，实际上它也吸收了前人所著史书的各种体裁，而形成本纪、列传、世家、书、表综合的形式。本纪，基本上是编年体，也有关于帝王本人的事迹。列传，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世家，是诸侯和贵族的历史。书是关于典章制度和有关社会文化生活各方面的历史。表，是用表的形式表达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况的史表。《史记》把多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互相配合的整体，能从多方面反映社会生活，构成一个时代的全史，并且容量很大，有很大的伸缩性。这是纪传体在二千年中被长期沿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历代史家赞扬《史记》的体裁，评论有详有略，侧重或有不同，中心实在于此。范晔、刘知几、章学诚都强调它能够包括丰富内容，囊括历代史事。如刘知几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纲，传以委曲细事，表以序其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赵翼则认为由于《史记》的体例堪称“全史”，因而成为史家的极则。他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梁启超则认为《史记》各体互相补充，包罗丰富，很有伸缩性。他说，“《史记》在体裁上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充而各尽其用。”又说：“纪传体的体裁，合各部在一起，记载平均，包罗万象。表以收复杂事项，志以述制度风俗，本纪以纪大事，列传以传人物，伸缩自如，实在可供人们研究。”他们所共同强调的《史记》具有综合众体、容量广阔的突出优点，在今天仍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这个问题在文学界也有人提出来。茅盾同志的《梦回琐记》，说：“我有一个简单的想法，按正史的体裁编一部中国文学史。……本纪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大纲而已，读者要知其详，要读列传和书志。”“文学史如此，美术史、音乐史似乎也可以取同样的办法”。茅盾提出要从《史记》的综合体裁中吸取营养，撰写新的纪传体文学史的设想很有见地。

作者： 凤莫忆 2005-8-31 09:1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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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复：史书体裁

新综合体裁的探索

《史记》在编撰方法上囊括全局的优点，对于史学的演进影响极大，不仅后世修史竟相仿效，绵延不绝，而且吸引着一些有识史家在它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尝试。十七世纪以后，出现了一种探索新综合体的趋势。先有清初马骕撰《绎史》创造了新的综合体制。至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深入地辨析体例，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主张，并在修撰方志上作出尝试。本世纪初，具有近代色彩的史学家章炳麟、粱启超分别提出了编撰《中国通史》的设想。马、章、章、梁具体做法虽有不同，但都是朝着同一的方向努力。他们都试图突破原有体裁的限制，创造出一种更能显示出历史演进大势，更能广泛反映社会史丰富内容的新体裁。他们不断探索的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史学发展的要求。

清初的马是近三百年探索新综合体的第一人。他的史学成就在当时就受到重视。顾炎武对他尤为推服。他在青年时期，曾将《左传》改编为纪事本末体，成《左传事纬》一书，至今仍为研究者所重视。此书除正文外，还有附录八卷，内容包括“图表”、“览左随笔”、“名氏谱”等，补充正文叙事的不足。这种做法，已经包含着吸取多种体裁的优点以补充单一体裁所不足的意图。

作者： 凤莫忆 2005-8-31 09:1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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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回复：史书体裁

《绎史》一书创造了新的综合体制。此书是马一生精力所萃，共计一百六十卷，分为五部：一为“太古部”，二为“三代部，三为“春秋部”，四为“战国部”，计一百五十卷，是全书的主要部分，或按事件始末立篇，如“夏禹受禅”、“商汤灭夏”等；或按人物及其学说立篇，如“老子道教”、“孔子类记”等。”最后是“外录”，十卷，补充前面四部记载的不足。冠于全书之首的还有世系图、地图和年表，用来与正文互相配合。总之，马骕是将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学案体、典制体等，熔炼成为综合的体裁。马骕自述其著述主旨说：“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了然具焉。”他为自己确定的要求，是既重记事，又重记人。显然，倘若只是简单地采用传统史学三种主要体栽中的哪一种，都是无法容纳这样广泛的内容的。《绎史》的出现可说是体裁上的突破。清初著名学人李清为《绎史》作序，盛赞它具有“体制之别创”、“谱牒之咸具”等特点，又说“自读《绎史》，然后知天地之大，识宇宙之全”。话说得有些过头，但他特别推崇《绎史》体制别创和内容丰富，则是颇有见地的。

章学诚著《文史通义》，以发展的眼光，深入地辨析史书体例的得失，提出了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

章学诚认为，纪传体本是三代以后之良法，司马迁发凡起例，具有远见卓识，纪表书传互相配合，是以“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具有很大的包容量。加上司马迁对体例的运用能够灵活变通，“体圆用神”，不愧是撰述的典范。《汉书》、《三国志》也都是“各有心裁家学”的上乘之作。降而《晋书》、《隋书》、《新唐书》等，“虽不出于一手，人并效其能”，所以能修成有价值的史书。后来的修史者墨守成规，不知根据需要变通，结果史才、史识、史学都反过来成为史例的奴隶，“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纪传体之最敝者，如宋元之史，人杂体猥，不可究法，或一事而数见，或一人而两传，人至千名，卷盈数百”。这些论述分别见于《史学别录例议》和《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二文中，相当中肯地总结了中国一千多年历史编撰的一些重要经验教训，贯串着历史分析的眼光，强调史家的才识，强调灵活运用。他还认为，纪传体本身在反映史事上的缺陷，是难以反映史事演进的大势。“夫史以记事者也；纪传、编年，区分类例，皆期于事有当而已。……盖史至纪传而义例愈精，文章愈实”而于事之宗要愈难追求，观者久已患之。”又说：“纪传之书，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这都是讲纪传体不利于反映历史发展主线的缺点。

作者： 凤莫忆 2005-8-31 09:1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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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回复：史书体裁

章学诚认为，纪传体的这一缺陷，正好从纪事本末得到弥补。他说：“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漏。”“夫史为记事之文，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或溢也”。这里强调史实本身千变万化，史书要与之适应，就必须采用纪事本末体的办法，“按事立篇”，“不为常格”，“起讫自如”。

根据上述对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利弊的分析，章学诚明确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作为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他说：

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复化为神奇。纪事本末本无深意，而因事命篇，不为成法，则引而伸之，扩而充之，遂觉体圆用神，《尚书》之神圣制作，数千年来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岂非穷变通久自有其会，纪传流弊至于极尽，而天诱仆衷，为从此千百年后史学开蚕丛乎！今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发凡起例……

作者： 凤莫忆 2005-8-31 09:1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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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回复：史书体裁

章学诚主张的实际内容，就是吸取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二者之所长，形成一种新的综合体裁。他认为这是为史书的编撰解决了大难题，开辟了新途径。如何实现“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原则，他有过两种设想。一种办法是采用“纪”、“传”、“图”、“表”四体配合。即保留纪传体原有的“纪”、“表”；去掉“书志”名称，设立包含多种类型内容的“传”，并增加“图”。另一办法是设置“别录”，在全书前面标列出一个时代最主要的事件，在每一事件之下将书中有关的篇名注明，以此起到提纲挚领的作用。总的意图，则都是要保留纪传体各体配合的特点，补充纪事本末体更能显示历史大势的长处。这与《绎史》的编撰意图是相符合的。

章炳麟、梁启超二人生活的时代距我们更近，他们的史学思想有近代色彩，并且两人还曾通信讨论修撰《中国通史》的体例，他们探索新综合体的尝试更值得注意。

章炳麟于一九○○年写作《中国通史略例》，明确地采用章学诚的主张，吸收了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而对纪传体加以改造。一九○二年，他又写信给梁启超、吴君遂等，重申其见解。这说明：《略例》中提出的设想，不是一时兴之所至，而是他长时间探索后形成的相当固定的看法。《略例》中所列中国通史目录，有表、典、记、考纪、别录五种表述形式。

作者： 凤莫忆 2005-8-31 09:1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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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复：史书体裁

章炳麟的历史观比封建时代的史家进步得多。他申明，修撰《中国通史》的目的，一是为了“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厉士气，令人观感”。这反映出他当时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同时，也反映出他接受了日本、西方资产阶级进化史观的影响。他所设想的体制，是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而对纪传体加以改造。目录中的“典”是用以记典章制度，来源于“书志”。“考纪”和“别录”都是记人，来源于“本纪’和“列传”。“表”用以列举次要的人物和纷繁的材料，其来源于纪传体甚明。十篇“记”，是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设立的。尽管五种体裁中以何为纲没有解决，但总的来说，章炳麟的设想较章学诚前进了一步。

梁启超于一九○一至一九○二年也酝酿写《中国通史》。到一九一八年，他在致陈叔通信中概述他订定的《中国通史》体例。要设立“载记”、“年表”、“志略”、“传志”（又称“列传”）四项。现见于《饮冰室文集》中有关《中国通史》的部分作品，都写于1920年，计有《春秋载记》和《战国载记》、《春秋年表》和《战国年表》、《志语言文字》和《志三代宗教礼学》，正与此信件中所说四项体例相符。他还有一篇《原拟中国通史目录》，共列有朝代篇、民族篇、地理篇等三十一个篇名，但包括不了“载记”、“年表”、“志”的体例，可见这份“目录”是他更早时候所拟而后来放弃了的。

作者： 凤莫忆 2005-8-31 09:1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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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回复：史书体裁

梁启超的“载记”、“年表”、“志”、“列传”四体与章炳麟的五种表述形式有许多相通之处。“载记”的作用是叙述一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和历史大势。从《春秋载记》和《战国载记》可见，这是吸收了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并加以发展。“载记”是作为大纲，再用“年表”、“志略”和“列传”相辅而行。梁启超认为纪传体史书是帝王家谱，又说“愈晚出之史，卷峡愈增，而芜累亦愈甚也。”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对纪传体的长处也有中肯的评论，如说：“纪传体的长处，在内容丰富，社会各部分情状，皆可纳入。”他设想的《中国通史》体例，其核心内容，就是既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又发挥纪传体各体配合、包罗丰富、伸缩自如的长处，而形成新的综合体裁。尽管梁启超远未实现自己的设想，但他的做法和认识却对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二十四史，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它上起传说中的黄帝（前2550年），止於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计3213卷，约4000万字，用统一的有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1921年，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下令将《新元史》列入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为「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

楼上说学的历史八九分是假的我倒是很不认同，我觉得是五五开吧

既然是人，就有不想告诉其他人的事。社会是人的集合体，秘密不会越来越少，只会是不同人的秘密的乘法

如果你天天想着这个历史背后的黑暗，那么食肉的无味。你可以站起来用力的抨击，尝试开出药方，但一面的抱怨，除了更接近深渊之外，就没有任何意义。

如果你埋怨史书只有帝王将相，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被尊称史学界第一“太史公”就更显不凡，因为他什么都敢写，什么都敢骂。

还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地方就是，抛开世袭的废物们不谈，为什么开国之君能够开国，为什么他们能为王为相，为什么天下人如此之多，却只有他们能够成为顶尖的那批人，证明他们必有过人之处，写下来，让后人学习亦不是一件坏事。

所以放开点吧，如果总是盯着一个人的屁股，那么这个人只能给你一个臭臭的印象，但如果你抬起头，你可能会发现很多值得观摩的东西

一句话，王者必有王道，将军必有将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