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学·郑樵与《通志》

《通志》二百卷，是我国古代继《史记》之后，又一部纪传体通史。

作者郑樵字渔仲，号溪西遗民，因其在夹漈山结庐读书、讲学30余年，故时人又称他为夹漈先生，他是福建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据近人考证，他生于北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59岁。他一生不事科举，专门读书。16岁丧父之后，更加远离人事，与堂兄郑厚筑室夹漈山，“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并认为，“如此一生则无遗恨”。(《夹漈遗稿》中《献皇帝书》)虽然，其堂兄郑厚中途弃学就仕，但这丝毫没有动摇郑樵读书的初衷，他一直在这里潜心用功了30来年。在这30来年中，他边读书边著述，名气越来越大。这时，他有感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恐君百岁后，泯灭人不闻。赖藏中秘书，百代无湮沦。”他把自己的著作抄写了一份，并写了一通《献皇帝书》，一齐上奏朝廷。他在《献皇帝书》中，详叙了他的治学和著述情况：

臣困穷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

十年为经旨之学。以其所得者，作《书考》，作 《书辨讹》，作 《诗传》，作 《诗辨妄》，作《春秋传》，作《春秋考》，作《诸经略》，作《刊谬正俗跋》。(按即唐颜师古《匡谬正俗》，宋避“匡” 字而改。)

三年为礼乐之学。以其所得者，作《谥法》，作《运祀仪》，作《乡饮礼》，作《乡饮驳议》，作《系声乐府》。

三年为文字之学。以其所得者，作 《象类书》，作《字始连环》，作《续汗简》，作《石鼓文考》，作 《梵书编》，作 《分音》 之类。

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以天文、地理之所得者，作《春秋地名》，作《百川源委图》，作 《春秋列国图》，作 《分野记》，作 《大象略》; 以虫鱼草木之所得者，作《尔雅注》，作《诗名物志》，作《本草成书》，作《本草外类》;以方书之所得者，作《鹤顶方》，作《食鉴》，作 《采冶录》，作 《畏恶录》。

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以讨论之所得者，作 《群书会纪》，作《校雠备论》，作《书目正讹》;以图谱之所得者，作 《图谱志》，作 《图书谱有无记》，作 《氏族源》; 以亡书之所得者，作《求书阙记》，作《求书外记》，作《集古系时录》，作《集古系地录》。此皆已成之书也。(见 《夹漈遗稿》卷二)

据上可知，郑樵在30年间，共完成了四十二种著作。他当时还有一些未完成的著作，他在《献皇帝书》中继续写道：

其未成之书，在礼乐，则有《器服图》;在文字，则有《字书》，有《音读》之书;在天文，则有《天文志》;在地理，则有《郡县迁革志》;在虫鱼草木，则有《动植志》; 在图谱，则有《氏族志》;在亡书，则有《亡书备载》。(同上)

这里提到了八种书，合已完成的四十二种，恰是五十种书。

据《宋史》卷四三六《郑樵传》，我们知道郑樵向朝廷献书是绍兴十九年(1149)的事，其时，郑樵46岁。由于其所上书，“诏藏秘府”，郑樵“益厉所学”(以上引文均见《宋史·郑樵传》)。他在继续完成未竟著作的同时，逐步产生了修一部“可为历代有国家者之纪纲规模”的史书的打算。(见《夹漈遗稿》卷二《寄方礼部书》)由于历史上的前车和现实处境，郑樵向朝廷提出了两点要求：①史书“非有朝廷之命，樵不敢私撰也”。(同上)②“庶沾寸禄，乃克修济”。(《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其实，郑樵的要求并不高，他只是希望朝廷援引对待陈烈、徐积与胡瑷的先例，“以一命，官本州学教授”;或者援引唐朝对待蒋乂、李雍的先例，“与集贤小职，亦可以校雠，亦可以博极群书”(《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郑樵所要求的，不过是要解决温饱和著述的笔札而已，元人修《宋史》，据此说郑樵“独切切于仕进”(《宋史·郑樵传》)，实在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无稽之谈。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由于侍讲王纶和贺允中的推荐，宋高宗赵构召见了郑樵，并授他为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这是朝廷较低级的文职官员。但由于遭人弹劾，郑樵连这个芝麻官都没有当成，最后“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所著《通志》”。(《宋史》卷436《郑樵传》)这时，他已55岁。回家以后，他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通志》的撰著和抄写，完稿后的次年春天，即绍兴32年(1162)三月，郑樵便与世长辞了。

《通志》共有本纪十八卷，世家三卷，列传一百十五卷，载记八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二卷。本书上起三皇五帝，但其下限全书并不一致。郑樵说：

《唐书》、《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议，故纪传讫隋。若礼乐政刑，务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通志·总序》)

《通志》的纪、传等部分，主要取资于宋及宋以前的正史，郑樵虽对旧的史文有所剪裁，但总的来看主要是因袭而缺乏新意。而其书的二十略则不同，二十略是郑樵用毕生精力研究的成果。二十略共包括： 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这二十略都源于郑樵相应的著作，郑樵在《上宰相书》中透露了这一信息，他说：

观《春秋地名》，则樵之《地理志》异乎诸史之《地理》;观《群书会记》，则知樵之《艺文志》异乎诸史之《艺文》;观樵《分野记》、《大象略》之类，则《天文志》可知;观樵《谥法》、《运祀议》、《乡饮礼》、《系声乐府》 之类，则《礼乐志》可知; 观樵《象类书》、《论梵书》之类，则知樵所作《字书》，非许慎之徒所得而闻;观樵之《分音类韵》、《字始连环》之类，则知樵所作韵书，非沈约之徒所得而闻; 观 《本草成书》、《尔雅》注、《诗名物志》之类，则知樵所识鸟兽草木之名，于陆机、郭璞之徒有一日之长;观《图书志》、《集古系时录》、《校雠备论》，则知樵校雠之集于刘向、虞世南之徒有一日之长。( 《夹漈遗稿》 卷三)

可以看出，《通志·二十略》，几乎都是郑樵已有著述的改易，或者说，其内容全部本之于郑樵的已有著述，而这些著述恰是郑樵30年潜心研读的结果，都是他的真知卓见。

对于这二十略，郑樵颇为自负，认为是“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通志·总序》)又说： “其五略(按指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同上)郑樵的话显然过于夸张，其实，在所谓“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的十五略中，天文、艺文以及灾祥，在郑樵以前的史籍中都有相应的“志”，尽管所记内容的范围、角度或有差别，但它们不属郑樵创造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礼略、谥略、器服略等，都在《通典》中属于《礼》典的内容，它们显然也不是郑樵所创造。但在二十略中，确有“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的内容，这就是郑樵所增益的都邑、氏族、六书、七音、校雠、金石、图谱、草木昆虫八略。不过，早在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即已提出，史书“盖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则氏族志，三曰方物志。”(《史通》卷三《书志》) 可见在这八略之中，其发明权也不都属郑樵。属于郑樵独创而又有较大影响的，是《校雠略》、《金石略》与《图谱略》。

以性质而论，《校雠略》应是我国第一部目录学研究的理论性著作，它探讨了文献的收辑、文献的分类和文献的著录等等问题。汉代刘向编制书目以前，必先进行校雠(即今天说的校勘)，这虽是简册时代的特殊情况，但郑樵仍守其遗制，视目录为校雠，《校雠略》 的取名盖本于此。

书有散佚，自古皆然，故孔子有 “文献不足”，“杞不足微”之叹。但从历史上考察，郑樵认为，不少亡书只是散在了民间而已，其实并没有亡。他说：

古之书籍，有上代所无，而出于今民间者。《古文尚书音》，唐世与宋朝并无，今出于漳州之吴氏。陆机《正训》，隋唐二志并无，今出于荆州之田氏。《三坟》 自是一种古书，至熙、丰间始出于野堂村校。按漳州《吴氏书目》，算术一家有数件古书，皆三馆四库所无者，臣已收入求书类矣。又《师春》二卷、甘氏《星经》二卷、《汉官典义》十卷、《京房易钞》一卷，今世之所传者，皆出吴氏。应知古书散落人间者可胜记哉! 求之之道未至耳。(《校雠略·亡书出于民间论一篇》)

他在《校雠略·收书之多论一篇》中，亦明确指出，堂堂的天府，不能尽有天下之图书，别无它因，“患不求耳”!“是求之道未至耳”!那么，怎么访求民间的遗书呢郑樵提出了八种方法，这就是：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求之公，六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

所谓即类以求，说通俗点，就是某些专业用书，向相应的专家去访求。郑樵举例说：“凡星历之书，求之灵台郎;乐律之书，求之太常乐工。灵台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星历者;太常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音律者……”，这就是即类以求。

所谓旁类以求，就是某些专业用书，和另一些行业的人有关系，可向这些相关的行业去求。如“凡性命道德之书，可以求之道家;小学文字之书，可以求之释氏……《周易》之书多藏于卜筮家，《洪范》之书多藏于五行家……”

所谓因地以求，是指地方文献，则在其地访求。如“《孟少主实录》，蜀中必有……《零陵先贤传》，零陵必有……”

所谓因家以求，即求之于某些文献作者的后代或家乡。郑樵举例说，如《钱氏庆系图》，即可求于忠懿王之家;《章氏家谱》，即可求之于申公之后。他说，徐寅的 《文赋》，今蒲田有之，以其家在蒲田;《潘佑文集》，今长乐有之，以其后居长乐。

所谓求之公，即求之于有关官府，这主要是指“礼仪之书、祠祀之书、断狱之书、官制之书、版图之书等，因这些书大都是官府必备必用之书，只要这些官府未经兵火洗劫，一般都会保存的。

所谓求之私，即面向民间，面向民间的私人藏书家。据郑樵说，这些私人藏书家向来都准备两个书目，其中一个书目是专门给别人看的，一般不载奇书秘籍;而另一个书目则是秘不示人的。郑樵说：“若非与人尽诚尽礼，彼肯出其所秘乎”足见向民间求书并不容易，但却是一条重要途径。

所谓因人以求，即因某人有名家之旧藏，迹其所从来，专追寻这些旧藏的下落。郑樵说：“乡人陈氏，尝为湖北监司，其家或有田氏之书，臣尝见其有《荆州田氏目录》。若迹其守官，知所由来，容或有焉。”

所谓因代而求，即是按其书时代的远近而求之。一般说来，“书之难求者，为其久远而不可迹也，若出近代人之手，何不可求之有”(以上引文均见《校雠略·求书之道有八论九篇》)

郑樵的求书八法，并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他一生求书的经验总结。他在《与景伟兄投宇文枢密书》中说：“家贫，无文籍，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去住曾不吝情。”(见《夹漈遗稿》卷二)因此，他熟知求书的途径和方法，这八法，应该说都是经过他实践证明而行之有效的。

郑樵同时指出，求书只凭个人之力是微乎其微的，因而他向朝廷提出了“求书遣使，校书久任”的建议。就是说，国家需要设立求书之官，派遣他们到民间去求书;国家还需要设立校雠之官，使他们久任专职，成为这方面的专门家，这将对搜天下遗书大有好处。郑樵说：“汉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久矣。至成帝时，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遂有《七略》之藏;隋开皇间，奇章公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后嘉则殿藏书三十七万卷;禄山之变，尺简无存，乃命苗发等使江淮括访，至文宗朝，遂有十二库之书;唐之季年，犹遣监察御史诸道搜求遗书。知古人求书欲广，必遣官焉，然后山林薮泽可以无遗。”(《校雠略·求书遣使校书久任论一篇》) 可见郑樵的求书遣使说，是从历史上总结而来的。至于校书久任，郑樵列举了司马迁父子、刘向父子等，以为“若欲图书之备，文物之兴，则校雠之官岂可不久其任哉!”(同上)久司其职则必学有专功，这对保存和整理文献当然是极重要的。他在《编书必谨类例论六篇》 中指出：

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

这里虽然强调的是“编书必谨类例”，即注重图书分类，但要对图书进行分类，就必须要“明书”，即了解有关图书的内容，而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学有专长。从这个逻辑关系上看，郑樵显然认为学有专长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其它都无从说起，这是与“校书久任” 的观点一脉相承的。

在具体著录图书方面，郑樵首先强调对图书进行分类，他认为：“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同上)把图书分类比喻作率领军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很恰当的，也很形象。试想军队若是没有队列，岂不成了乌合之众同样，图书如不进行分类，也便成了一堆乱书，无法利用。

对于著录图书，郑樵还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意见。

首先是著录图书时的“类书”与“类人”问题。所谓“类书”，即“以人类书”，著录时以书名为主，作者用小字系于书名之下;而所谓“类人”，即“以书类人”，著录时以人为主，作者在书名之前，都用同一大小的字书写。《新唐书·艺文志》就是采用的后一种办法。郑樵批评说：

《唐志》以人置于书之上，而不著注，大有相妨。如管辰作《管辂传》三卷，《唐》省文，例去 “作”字，则当曰“管辰管辂传”，是二人共传也; 如李邕作《狄仁杰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邕狄仁杰传”，是二人共传也。又如李翰作《张巡姚訚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翰张巡姚訚传”，是三人共传也……《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乃王睿撰，若从《唐志》之例，则当曰“王睿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是王睿复为注解之人矣。(《校雠略·不类书而类人论三篇》)

郑樵通过对《唐志》的批评，提出了著录图书必须“以人类书”的原则，就是著录时以书名为主，复注作者于其下。这一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它将避免不少不必要的混乱。

郑樵第二个意见是，著录图书时不要“见名不见书”，亦不要“看前不看后”揣测书的内容。郑樵举例说：

《尉缭子》兵书也，班固以为诸子类，置于杂家，此之谓见名不见书。隋唐因之，至《崇文目》始入兵书类。颜师古作《刊谬正俗》，乃杂记经史，惟第一篇说《论语》，而《崇文目》以为“论语类”。此之谓看前不看后……按《刊谬正俗》当入“经解类”。(《校雠略·见名不见书论二篇》)

郑樵在这里提出了著录图书必须认真核实内容的原则，不能掉以轻心、马虎从事。这一原则无疑是很重要的，它将保障著录图书，特别是在图书分类上少出错误。

郑樵的第三个意见是，编次书目不要失书。他说：

书之易亡，亦由校雠之人失职故也。盖编次之时，失其名帙。名帙既失，书安得不亡也

郑樵举例说，《唐书·艺文志》“天文类”有星书，但没有日月风云气候之书，郑樵反问：“岂有唐朝而无风云气候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又举宋《崇文总目》说，它倒是有风云气候书，却没有日月之书，“岂有宋朝而无日月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以上引文均见《校雠略·编次失书论五篇》)这一意见和前面的意见很有关联，但侧重点却不完全相同。因为很清楚，编次要做到不失书，除上条强调的要认真，不草率行事外，还需要有一个总体观念和全局的认识，靠这种认识来把握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这样才有可能保证著录全面，不使任何一方面偶或遗落。

郑樵最后一个意见是，“编次必记亡书”。著录已经亡佚的书，不是为了备篇幅，而是为了以后访求遗书提供依据和参考。

郑樵的 《校雠略》虽然只有《秦不绝儒学论二篇》等二十一题，为文不过几千言，远非皇皇巨制，但却字字甘苦，每一题都是自身实践的经验总结。他结合历史，把这些经验升华为理论，提出了一些卓有见地的看法，这正是《校雠略》的价值所在。

在《通志》二十略中，郑樵既设了《艺文略》，著录古今图书，又在《艺文略》之外，设了本可包容于《艺文略》的《图谱略》和《金石略》，其中的深意很值得研究。尤其是《图谱略》，不过区区一卷，著录图谱总计不足三百种。特别是其中的某些小类，如《孝经类》，仅收《应端图》一种; 《刑法类》亦仅路仁恕《五刑旁通图》一种;其《时令》、《算术》、《食货》三类，也是各著录一种图书。至于《论语类》，也不过 《井田义图》、《论语世谱》两种而已，其它如《易类》、《诗类》、《经学类》、《小学类》等，也都同此，大有强为立目之意。那么郑樵为什么非要立《图谱》一略呢 究其原因，大概有三：

(1)从学术上说，郑樵深诋刘、班。他说：“歆、向之罪上通于天。汉初典籍无纪，刘氏创意，总括群书，分为七略，只收书，不收图。《艺文》之目，递相因习，故天禄、兰台、三馆四库内外之藏，但闻有书而已”。(《图谱略·索象》)很清楚，郑樵把图谱不传的原因，全部归罪于刘向父子及班固等人。郑樵十分强调图谱的作用，他甚至说：“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同上)郑樵列举了两个实例，以说明图谱的重要：

张华晋人也，汉之宫室，千门万户，其应如响，时人服其博物。张华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见 《汉宫室图》焉。

武平一唐人也，问以鲁三桓、郑七穆春秋族系，无有遗者，时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于《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见《春秋世族谱》 焉。

使华不见图，虽读尽汉人之书，亦莫知前代宫室之出处;使平一不见谱，虽诵《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终。《图谱略·原学》

勿庸置疑，对某些问题，图谱的确有直观的效应，如器物形状、地理方位、宫室布局等，较之文字，图至少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特别是器物的形状、文字很难曲尽其妙，在这方面便非图莫属了。但图与文字不同，文字是人所共识、人所共用的，而画图则需要一定的技艺，因而较为难传。郑樵似没有看到这一点，只是力诋刘、班，这当是他立《图谱略》的原因之一。

(2)从时代背景上说，郑樵的一生，主要处于靖康之变以后、高宗中兴的时期。由于宋金战事的需要，具有军事价值的地形图显得十分重要，诚如郑樵所指出：“非图无以明关要。”(《图谱略·明用》)事实上，自从宋与辽、金南北对峙以来，宋便十分注重辽、金的地理形势。如北宋神宗熙宁间，沈括使辽，他便在道图其山川险易迂直，成《熙宁使契丹图抄》，上之朝廷。南宋张棣的《金虏图经》，顾名思义，其书原必有图，可惜图于今不传，而记述由宋至金的驿站里程文字，却完好地保存《三朝北盟会编》与《大金国志》之中。在《图谱略》中著录有：《大辽对境图》、《大金接境图》、《契丹地理图》、《西夏贺兰山图》等等，不用说，显然都具有重要的军事和实用价值。这应是郑樵立《图谱略》的又一个原因。

(3)从个人情怀上说，郑樵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一个一心想报效朝廷的志士。靖康之变，徽宗、钦宗被金人俘虏而北，这时，郑樵与他的堂兄郑厚给在朝显宦宇文虚中写了封信，他们在信中慷慨陈辞说：

然则厚也樵也何人也 沉寂人也，仁勇人也，古所谓能死义之士也。谓人生世间一死耳，得功而死，死无悔!得名而死，死无悔!得义而死，死无悔! 得知己而死，死无悔! 死固无难，恨未得死所耳。今天子蒙尘，苍生鼎沸，典午兴亡，卜在深源一人耳。厚兄弟用甘一死，以售功、售名、售义、售知己。故比见阁下，以求其所也。(《夹漈遗稿》卷三《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

字里行间充满了为功名、大义的献身精神。可惜的是，郑樵兄弟的愿望未能实现，更可惜的是，宋作为失败者，将淮河以北大片领土归属了金朝，连京城汴梁都成了金朝的南京，宋高宗只好避居杭州，更名临安，成了宋的都城。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宋朝臣民的故国乔木之思，《东京梦华录》等著述，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不过，文字毕竟是文字，不如《宋朝宫阙图》、《汴京图》等来得更直观。值得注意的是，《图谱略》首先著录的恰是这些宋宫阙图之类，其用意是不难理解的。这也应该是郑樵为什么要立《图谱略》原因之一。

从实际情况看，图和文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特别是图的直观作用，是文字很难取代的，因此，郑樵重视图的著录和流传显然是很有必要，也是很有意义的。

至于谱，则是文字表述的一种体裁，谱在一定的程度上把文字的表达与图表的直观结合了起来，对叙世系，年谱等都有很好的效果。魏晋南北朝时，注重门第，因而谱学兴盛。但“自唐末之乱，士族亡其家谱，今虽显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谱学由是而废绝。”这是欧阳修在《欧阳氏谱图序》中说的话，说明谱学在北宋时已经衰微。但自吕大防于元丰间写了《韩文公集年谱》、《杜工部年谱》，又把谱学引入了学术研究领域，谱学又以年谱这种形式再度兴起。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目录》，也是采用的谱表形式，以后刘恕的《疑年》、《略年》相继而出，都说明北宋后期谱表这种形式又开始在学术界勃兴，郑樵重视图谱，亦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金石学是宋代兴盛起来的一门科学。近代大师王国维说：“古器之出，盖无代而蔑有。隋唐以前，其出于郡国山川者虽颇见于史，然以识之者寡，而记之者复不详，故其文之略存于今者，唯美阳、仲山父二鼎与秦权莽量而已。赵宋以后，古器物愈出，秘阁太常既多藏器，士大夫如刘原父 (恕)、欧阳永叔(修)辈亦复搜罗古器、征求墨本;复有杨南仲辈为之考释，古文之学勃焉中兴。伯时与叔复图而释之，政宣之间流风益煽，《籀史》所载著录金文之书至三十余家，南渡后诸家之书犹多不与焉，可谓盛矣。”(《宋代金文著录表序》)金石是一种特殊文献，也就是其本身是带有文物价值的文献。郑樵十分重视这种文献，他以为“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金石略·序》) 又说：

今之方册所传者，已经数千万传之后，其去亲承之道远矣。惟有金石，所以垂不朽，今列而为略，庶几式瞻之道犹存焉。且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此道后学安得而舍诸 (同上)

这里，郑樵强调了具有文物价值的金石文献有方册不可比拟的特点。首先，方册在流传过程中不能不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讹误，而金石则大都是原物或原物拓本，没有或少有方册在流传过程中所造成的那些弊病。其次，方册是古人的“语言”，只闻声，不见其形，而金石文献则大都是古人原作，时代风貌具存。真可谓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而这正是金石文献的独家特点。

由于金石文献大部分同时又是文物，因此，它不是《艺文略》所完全包容得了的，因此《艺文略》不能著录器物、碑刻或造像等等。换言之，《艺术略》只著录“书”，而不著录书以外的文献。但是，金石文献又是极其珍贵的文献，如果说在宋以前，人们对这些文献的价值认识还有不足的话，那么宋人已完全认识了这些文献的价值，并开始大规模地临摹、著录、评论、考释这些文献，以至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即金石学。郑樵《金石略》的创立，敏锐地反映了这一事实，这是难能可贵的。

最后，我们还不能不提及，靖康之变以后，宋金划淮为界，不仅宋都汴京的大批金石收藏被金人席卷而北，而且，尤其为历代皇帝珍视的泰山及其山上的石刻，也都落入了金人之手。至于宋金石家的个人收藏，也因颠沛流离，损失惨重。因此，《金石略》的编撰，便不能不另有深意了。

郑樵的《通志》，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纪传体通史，但它的主要成就在于其中的“二十略”。宋末元初，《通志二十略》首先被单独刊行，很反映了人们对这一书的基本看法。当然，这不是说其纪传部分毫无价值，事实上，郑樵对正史史文的任何损益，都可反映出他对历史的看法，都是很有价值的。只是这些纪传文字，毕竟主要因袭旧史史文，故不大被人看重罢了。退一步说，即便 《通志》纪传部分的史文价值不大，但其体现出来的“会通”思想，也是在史学史上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的。

起源主要有三：①出自妫姓，以谥号为氏，为舜帝之后裔。《元和姓纂》等有关资料所载，西周初年，帝舜的后人胡公满受封于陈国，春秋末被楚国所灭，其后人有的以胡为氏。②以国名为氏。一个是姬姓胡国，在河南漯河东，是西周初分封的周朝同姓诸侯国；一个是归姓胡国，在安徽阜阳。春秋末期，这两个胡国先后被楚国所灭，国人都以胡为氏，世代相沿。③出自他姓或他族。据《楚国先贤传》、《魏书·官氏志》、《周书·李远志》等有关资料所载，楚时胡广本姓黄，后改姓胡；南北朝时纥骨氏等入中原后均改为胡姓；后周胡琮本为敕勒族等。　　始祖：胡公满。迁徙：　　胡姓最初发源地主要有两个：一是今河南淮阳，一是今安徽阜阳。从先秦至两汉时期，胡姓族人历经迁移，向西进入陕西、甘肃两省，向北进入山西，向东进入山东，向南迁入湖北、江西，使胡姓得以发展繁衍。其中，迁入甘肃境内的胡姓一族，在后汉时期已成为望族。三国时期，胡姓族人高官不断，家族逐渐兴旺。其后裔胡奋由曹魏入晋，使胡姓由功勋之家演变为外戚之家，并有其分支相继在今河南新蔡繁衍，亦成为当地望族。两晋南北朝时期，胡姓原居于陈(今河南淮阳)，后因“永嘉之乱”，中原士族大举南迁，与其余七姓族人共同入闽，成为“入闽八姓”之一。唐宋年间，胡姓族人胡竦迁入晋安郡(包括今福建漳、泉二州)，被奉为闽中胡姓的始祖。其五子分迁于安徽、福建、江西等省境内，使胡姓族人再一次远播分散于各地，并得到巨大发展。而另一支在五代南唐时，则由醴陵德善乡迁入吉州(江西吉安)、金陵(今江苏南京)，也使江西逐渐成为胡姓繁衍中心。至元明清时期，居于今河南淮阳一带的部分胡姓因避战乱入迁福建、广东等地，再次远播其它各省，从而使胡姓成为一个遍布全国且远播海外的大姓。胡姓在我国分布很广，尤以四川居多，湖北、江西、安徽、浙江、山东、湖南等省亦多胡姓。目前胡姓人口列全国第十三位。郡望：　　安定郡　西汉置，治所在高平(今宁夏固原)，东汉移治临泾(今甘肃镇原东南)，西晋时移治安定(今甘肃泾川北)。　　新蔡郡　治所在新蔡(今河南新蔡)。　　淮阳郡　治所在陈(今河南淮阳)。　　吉州郡　治所在庐陵(今江西吉安)。堂号：　　澹安堂、庐陵堂　南宋政治家、文学家胡铨，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号邦衡，字澹庵，著有《澹庵集》。　　安定堂　安定郡始建于西汉，郡治先在高平(宁夏固原)，后徙临泾(今甘肃镇原)，再徙安定(今甘肃泾川)，历来为胡姓望族聚居地。　　其它堂号：①郡望堂号：新蔡、淮阳、吉州。②自立堂号：乐善、思贻、敦本、敦睦、清润、春秋、念祖、继序、思诚、联桂、寿安、惊庸、崇德、勋贤、仁德、惇叙、华桂、崇阳、华林、启俊、亲睦、世德、敬享、怡爱、大雅、庆宜、永言、立爱等。字辈：　　江西泰和胡氏字辈：德泽敷南国，鸿章锡远方，谦恭崇厚道，仁孝振纲常，治谋原笃□，缵绪克隆昌，勋业怀先代，钟祥保祚长。　　江西婺源胡氏字辈：崇嗣起昭光，昕晖培钜泽，本炽□钟湥，枝燔基镒湜，秀炜班银汉，材勋□锦漪，历秋等镐洛，述烮在铭沩。续字辈：桂荣封锡永，杏苏玉銮游，彩焕垂金钓藻，来熏□镇流。　　桂竹胡氏字辈：为秀起贤良，家传定福祥，光宗能孝友，祖德庆绵长。　　湖南宁乡胡氏字辈：克仕旭□秉，九宗懋衷孝。锡泽本光培，镇湘麓荣增，锦清集耀在，鉴治业炳均。　　湖南湘阴胡氏字辈：宗从巍世琦，显子延火同，正天申硕范，扬志裕元功，克家敦礼让，辅国尚贤忠，应兆嘉祥远，咸承惠泽隆。　　湖北十堰市胡氏字辈：敬天洪道，泽承先世，其祚延长，敦仁尚义，观国之光。　　湖北黄陂胡氏字辈：永敦高昌，家维和顺，朝庆贤良。　　重庆合川胡氏字辈：派传安定，炼登文王，国仕世尚，正大谦光，崇德宝善，万代荣昌，宗支有序，祖泽孔长。　　广东信宜胡氏字辈：清时玉金廷，文大志成立，其永儒曰昌，必克斯可言，列宗为善久。　　广东清远胡氏字辈：清时玉金廷，文大志成立。其永而曰昌，必克斯可言。　　云南某支胡氏字辈：寿义德绍，升仕廷光，青龙正显，世运中阳，兴国定泰，洪发绪昌。　　辽宁沈阳胡氏字辈为：万亮明。成仁芳显世，立德可光宗，礼义常言孝，善良久安荣，宏鹏高锦志，路桥亦青松，勤俭创伟业，谋勇建奇功。　　云南思南胡氏字辈：祖文天在，世大正月，腾凤仕新。　　陕西商南胡氏字辈：金海德先启，洪文显大家。　　浙江镇海胡氏字辈：仁义礼智信肇基。顺应启运，亨通福浩，粤稽我祖，来自青州，官于有宋，聿振嘉修，曰思其时，咸景元佑，继仕庐祥，卜居斯就，以燕翼子，冀望恒周，恢宏芳绪，光耀贻谋，雍容谦逊，衍祚长休，远教奕世，敬服先猷。　　安徽绩溪胡氏字辈：正名定位、裕嗣荣昌、显祖锡祚、继续永康。　　安徽舒城胡氏字辈：辞武国志士，元美家青太，梦自朝有良，光荣继泽昌。　　湖北赤壁胡氏字辈：雨水调阳起，文虞大成治，容法安定国。　　湖北汉川胡氏字辈：敬祖宏献，家学继修，承先体志，建业贻谋，人文蔚起，世德作求，安邦定国，永达名留。　　安徽太湖胡氏原字辈：宗兆大万家，高登庆衍遐，邦国尤昌太，富贵永荣华。新字辈：富贵传科第，立德承宏声，克知勤继本，文秀存敦伦，良善荣为瑞，美贤裕宽仁，廉义长远久，奕叶著芳名。名人：　　胡琛(-526)，北魏末高平镇起义领袖。敕勒(高车)族。本为敕勒族酋长。正光五年(524)高平镇(今宁夏固原)人赫连恩(匈奴族)等响应破六韩拔陵起义，围攻高平镇，推他为首领，称高平王，为魏将击破北走。后高平镇为莫折大提将卜朝(一作卜胡)所袭破，镇兵杀卜朝迎他为主。孝昌元年(525)，他派万俟丑奴和宿勤明达南攻泾州，大败魏军。次年，为费律诱杀，万俟丑奴继领其众。　　胡太后(-528)，北朝魏宣武帝妃。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宣武帝卒，孝明帝立，尊为皇太妃，寻改皇太后，临朝称制。性聪悟，多才艺。为太后后，逼幸清河王元怿，为天下所恶。领军将军元叉幽之于北宫。后太后与孝明帝及高阳王雍计，解元叉官，复临朝。孝明之死，或谓太后及幸臣郑俨、徐纥之计。尔朱荣称兵入洛，沉太后于河。谥灵太后。　　胡曾，唐诗人。邵阳(今属湖南)人，一说长沙(今属湖南)人。初屡试不第。咸通中登进士第。后为路岩、高骈诸人幕僚。其诗通俗明快。有《安定集》十卷，今佚。今存《咏史诗》三卷，收一百五十首，皆七绝，依据儒家传统思想评叙历史人物及历史事实，每为后来讲史小说所引用。有影印宋钞本，陈盖、米崇吉注。　　胡瓌，五代后唐画家。契丹人，一说范阳(今河北涿州)人。擅人物、鞍马、骆驼，作品表现北方少数民族人物及其骑猎、游牧生活，手法细致，形象逼真，富有生意。有《卓歇图》、《出猎图》、《回猎图》等传世。　　胡瑗(993-1059)，北宋学者。字翼之。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州)人。因居安定，世称安定先生。庆历二年至嘉祐元年(1042-1056)历任太子中舍、光禄寺丞、天章阁侍讲等。后以太常博士致仕，归老于家。胡瑗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是宋代理学酝酿时期的重要人物。他的“明体达用之学”，对宋代理学有较大影响。胡瑗讲学分经义、治事二斋，治事包括讲武、水利、算术、历法等，表现了重视经世治用的特点。著有《周易口义》、《洪范口义》、《论语说》、《春秋口义》等。　　胡安国(1074-1138)，北宋学者。字康侯，建宁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绍圣进士，任太学博士、给事中、中书舍人兼侍讲、宝文阁直学士。卒谥文定。长于春秋学，系出孙复再传。撰《春秋传》三十卷，往往借用《春秋》史事，寄寓南渡后对时势的感怀，议论政治。明初宗法程(颐)、朱(熹)，以安国之学私淑程颐，因定此书为科举取士的教科书。另撰《资治通鉴举要补遗》等，今佚。　　胡铨(1102-1180)，南宋大臣。字邦衡，号澹庵，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高宗建炎二年(1128)进士。金军渡江时，他在赣州募义兵，保卫乡里。绍兴五年(1235)，除枢密院编修官。八年，以上书斥和议，乞斩王伦、秦桧、孙近，除名编管昭州。十八年，改新州，移吉阳军。二十五年桧卒，移衡州。孝宗即位，复奉议郎、知饶州。历国史院编修官、宗正少卿。隆兴二年(1164)，兼国子祭酒，权兵部侍郎，以本职措置浙西淮东海道。乾道初知漳州，改泉州，留为工部侍郎。七年(1171)以敷文阁直学士奉祠。淳熙六年(1179)召归经筵，引疾力辞。七年，以资政殿学士致仕，卒。著有《澹庵集》一百卷，已佚。今存《澹庵文集》六卷。　　胡宏(1106-1162)，南宋学者。建宁崇安(今属福建)人，字仁仲，号五峰。胡安国季子。从小随父学习程氏理学。二十岁入太学，师从杨时。与父亲胡安国共同建立“湖湘学派”，哲学思想受二程影响，认为“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非性无物，非气无形，性、气之本也”，“大哉性乎，万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矣”。与秦桧世交，但隐居衡山，不与往来。著作有《知言》、《五峰集》、《皇王大纪》。　　胡三省(1230-1302)，宋元之际史学家。字身之。台州宁海(今浙江天台)人。南宋理宗宝祐间进士。历任县令、府学教授等职。应贾似道召，从军至芜湖，屡有建言，贾似道专横不用。后隐居不仕。自宝祐四年(1256)开始专心著述《资治通鉴广注》，得97卷，论10篇。临安(今浙江杭州)失陷后，手稿在流亡新昌(今广东台山)途中散失。宋亡后，重新撰写。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完成《资治通鉴音注》294卷及《释文辩误》(12卷)，对《通鉴》作校勘、考证、解释，对《释文》作辩误，并对史事有所评论。注文中多处联系蒙古灭宋事实，发表感慨，寄托民族感情。　　胡大海(？—1362)，明初大将。虹县(今安徽泗县)人，字通甫。太祖初起，他谒见于滁阳(今安徽滁县)，遂为前锋。从渡江，与诸将略地，以功授右翼统军元帅、宿卫帐下。从破宁国(今安徽宁国)、徽州(今安徽歙县)等地。浙东平定后，进克信州(今江西上饶)，进江南行省参知政事。镇金华(今浙江金华)，荐刘基、宋濂、叶琛、章溢等人。未几，为叛将蒋英袭杀。治军严明，不妄杀人，注意农桑，受民众拥护。　　胡惟庸(-1380)，明臣。定远(今属安徽)人。龙凤元年(1355)从朱元璋于和州(今安徽和县)，历任主簿、知县、通判等官。洪武三年(1370)升至中书省参知政事，四年起任右丞，六年起任右丞相，十年迁左丞相至十三年(1380)。宠遇日盛，独相数年，专权树党。十三年以谋逆罪被杀，后牵连致死者达三万余人，称为“胡狱”。　　胡天游(-1397前)，元诗人。岳州平江(今属湖南)人。名乘龙，以字行，号松竹主人，又号傲轩。元末隐居不仕。所著有诗集《傲轩吟稿》。　　胡广(1370-1418)，明臣。字光大，号晃庵，江西吉水人。建文进士，授翰林修撰，赐名靖。成祖朱棣即位，复名广，向成祖宣誓效忠，升侍读、侍讲、右庶子。永乐五年(1407)，升翰林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参修《五经大全》，为科举取士标准书。书成，进文渊阁大学士。常与杨荣等随成祖北征，深得成祖信任，为人缜密，时时密诏议政，未尝告人。尝谏封禅及郡县穷治建文“奸党”株连无辜，均为成祖采纳。善书法，成祖每勒石，皆令广书之。卒谥文穆。有《胡文穆集》二十卷行世。　　胡居仁(1434-1484)，明学者。江西余干人，字叔心，号敬斋。师事吴与弼，绝意仕进，一生以讲学为业。是明代程朱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学以主忠信为先，求放心为要。筑室山中，四方来学者日众。后主持白鹿洞书院，以布衣终其身。著有《居余录》、《易象钞》、《胡子粹言》及《胡文敬公集》。　　胡宗宪(-1565)，明臣。字汝贞。徽州绩溪(今属安徽)人。嘉靖进士。嘉靖三十三年(1554)出任浙江巡按御史。他联络严嵩党羽赵文华，被升为右佥都御史，行使抵御倭寇的职权，后又代任总督。三十九年，又以平海盗王直功，加太子太保。以得明世宗朱厚熜宠信，晋兵部尚书。胡宗宪在主持东南御倭战争期间，发挥了一定作用。他推荐戚继光任参将，并允其招募新军，使戚家军成为浙江御倭的主力。又以剿抚兼行及反间计，先后诱捕通倭海盗首领王直、徐海、陈东等。但他屡次虚报战功，为减轻浙江压力，甚至有意放走倭寇，纵其寇掠福建，并嫁祸于俞大猷等，使他们蒙冤下狱。严嵩败后，他被劾为严党，革职逮问，明世宗特令释放闲住。后发现其与严嵩子严世蕃勾结的信件而下狱，病死狱中。著有《筹海图编》。　　胡直(1517-1585)，明学者。泰和(今属江西)人。字正甫，号庐山。嘉靖进士。曾任四川参议、广西参政，官至福建按察使。王守仁再传弟子。接受佛教“三界唯心”，的观点，认为儒佛在“天地万物不外乎心”这一点上，并无不同，反对程朱一派“穷理致知”之学说。著有《胡子衡齐》。　　胡登洲(1522-1597)，明伊斯兰教经学家、教育家。字明普。陕西咸阳渭城人。回族。幼习经学，后及儒学而不成。年及五旬始习诗书，并探求伊斯兰教经籍。偶得一阿拉伯缠头叟传授，通晓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有感于当时能直接释读经义者日见稀少，教坊掌教后继乏人，遂立志兴学，在家收徒讲学，提倡讲授经典，改变父传子受、师徒单传的传统方式，开创新的教育形式。后经他的弟子们努力，各地清真寺纷起效法，形成中国穆斯林自成体制的宗教教育制度。　　胡应麟(1551-1602)，明文学家。字元瑞，更字明瑞，号少室山人，别号石羊生，浙江兰溪人。万历举人，历官刑部主事、湖广参议、云南佥事。筑室山中，聚书四万余卷，从事著述，征引广博。诗文承七子余风，主张复古模拟，后由重视格调转向于神韵。著有《少室山房笔丛》、《少室山房类稿》、《诗薮》等。　　胡震亨(1569-1642)，明文学家。字孝辕，号遁叟，一号赤城山人。浙江海盐人。万历举人，初知合肥县，荐补定州知州，擢兵部员外郎。学问渊博，家藏书万余卷，凡秘册僻典，莫不在搜罗补缀之列。偏重收集文学、词学图书。所辑有《唐音统鉴》，搜罗丰富，为历代研究唐诗者所重视。另著有《靖康咨鉴录》、《赤诚山人稿》、《海盐图经》、《读书杂志》等。　　胡正言(约1584-1674)，明末书画家、刻书家。字曰从，安徽休宁人。官至武英殿中书舍人。精于篆刻、绘画，嗜好藏书与刻书，天启七年(1627)用饾版刻印《十竹斋画谱》。后又与名刻工汪楷等合作把饾版与拱花结合起来，于崇祯十七年(1644)刊印《十竹斋笺谱》。画面神韵生动，超越前人刻本。著有《印存玄览》等书。　　胡渭(1633-1714)，清经学家、地理学家。初名渭生，字胐明，号东樵，浙江德清人。曾与阎若璩等帮助徐乾学修《大清一统志》。撰《易图明辨》，考定宋儒所谓“河图”、“洛书”之误，其说实袭自五代末道士陈抟，为修炼、术数两家旁分易学的支流。又撰《禹贡锥指》，搜采方志舆图，阐释《尚书·禹贡》，将九州分域、山水脉络的沿革变化，详加说明，特别重视治水，是研究中国古代地理沿革的重要参考书。另有《洪范正论》、《大学翼真》等。　　胡中藻(-1755)，清臣。江西新建人。乾隆进士。曾任翰林院学士，督湖南、广西学政。文辞险怪，以韩愈自命，著有《坚磨生诗钞》。乾隆二十年(1755)，高宗大兴文字狱，摘其“一把心肠论浊清”等句，指为悖逆，下狱处死。　　胡天游(1696-1758)，清文学家。一名骙，字稚威，一度改姓方，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副榜贡生。乾隆元年，尚书任兰枝荐举鸿博，次年补试，鼻衄大作，投卷出。时四方文士云集京师，每置酒高会，分题命赋，天游辄出数千言，沉博绝丽，见者咸惊服。性耿介，公卿欲招致一见，不可得。后举经学，再报罢。客山西，卒。以骈文著名，也能诗。著有《石笥山房文集、诗集》。　　胡培翚(1782-1849)，清经学家。字载屏，又字竹村。清安徽绩溪人。嘉庆进士。官内阁中书、户部主事。传祖父胡匡衷之学。后主讲钟山、惜阴两书院。郝懿行、胡承珙遗书皆赖其次第付梓。又学于凌廷堪，尤邃精“三礼”。认为唐贾公彦疏解《仪礼》，多有失误，乃积40余年之力，撰述《仪礼正义》，约以四例，即疏经以补注，通疏以申注，汇各家之说以附注，采他说以订注。考证郑(玄)、贾(逵)所注之得失，是对《仪礼》较详备的考订著作，但书未成而卒，由其弟子杨大堉续成。著作另有《燕寝考》、《禘袷答问》、《研六室文钞》等。　　胡林翼(1812-1861)，晚清大臣，湘军首领。字贶生，号润之(一作润芝)。湖南益阳人。道光进士。在贵州任知府时曾举办保甲团练，自练壮勇，镇各族群众。1854年(咸丰四年)奉调率黔勇赴湖北、湖南抗击太平军。他不断整顿、扩充所部湘军，采取围城打援战术攻陷武昌，又遣军夺武昌县(今湖北鄂城)、黄州(今湖北黄州)等地。因收复湖北失地，实授湖北巡抚，加头品顶戴。1857年，在黄州督战，击溃进入鄂东的太平军陈玉成部。次年5月攻占九江。1861年9月，所遣之军攻陷安庆，被推为首功，加太子太保衔。时人以与曾国藩并称曾胡，是镇太平天国的主要人物之一。著作有《读史兵略》，所遗奏稿、书牍辑为《胡文忠公遗集》。　　胡以晃(约1816-1856)，太平天国将领。广西平南人。地主出身。武秀才。入拜上帝会。金田团营时，洪秀全等在其家布置起义，为清军所困，他协助解围。咸丰元年(1851)，任春官正丞相三年，出师西征，克安徽安庆、桐城、舒城等，继占庐州(今合肥)。封护国侯，寻改护天侯。次年封豫王，旋以战败被革。参与江西湖口、九江之战获胜。五年，封护天豫，随军入鄂、赣，克临江等。十二月，占袁州(今宜春)等，所至有功。次年在临江病死(一说死于“杨韦事变”)。　　胡光墉(1823-1885)，清末洋务派。安徽绩溪人，一说浙江仁和(治今杭州)人。字雪岩。初在杭州设银号，经理官库银务。后为左宗棠的湘军办理后勤，以熟谙洋务著称。1866年(同治五年)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为左在上海主持采运局，筹供军饷，订购军火，代借内外债，受清廷赏给头品顶戴。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开设当铺、药铺，经营丝、茶贸易，称巨富。1884年(光绪十年)受洋商排挤破产，次年忧愤而死。　　胡燏棻(-约1906)，清末大臣。安徽泗州(今泗县)人，祖籍浙江萧山，字芸楣，亦作云眉。同治进士，选庶吉士。后捐纳为道员，补天津道。光绪十七年(1891)出任广西按察使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受命留驻天津办理东征粮台。旋奉命在天津马厂主持新式练兵，成十营，号“定武军”次年士疏条列办实业、练兵等十事旋调任芦津铁路督办，又授顺天府尹，迁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二十六年始历任关内外铁路会办，刑部、礼部、邮传部侍郎。其他胡姓名人有东汉学者胡广；西晋将领胡奋、胡烈；南朝梁将领胡僧祐；北朝北魏大臣胡僧洗；北宋大臣胡直孺；南宋大臣胡纮，学者胡寅；宋元之际学者胡长孺等。近当代胡姓名人有政治家胡 耀邦、胡 乔木、胡 锦涛、胡启 立，爱国民主人士胡愈 之、胡 子昂、胡 厥文，国民党官员胡汉民，国民党将领胡宗 南，华侨企业家胡文虎，物理学家胡宁，计算机科学家胡世华，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植物学家胡先骕，昆虫学家胡经甫，病理学家胡正详，皮肤性病学家胡传揆，经济学家胡寄窗，历史学家胡华，学者胡适，哲学家胡绳，文艺理论家胡风，作家胡也频，画家胡佩衡，**导演胡金铨，**演员胡蝶、胡慧中，越剧导演胡知非，歌唱家胡然、胡松华，舞蹈演员胡蓉蓉，象棋国手胡荣华，乒乓球运动员胡玉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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