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三十年,中国民间自发兴起了一股编修新家谱的热潮。文章先回顾了家谱的历史演变,再分析了重修家谱兴盛的原因,并以家谱的“前言”、“后记”来例证。　　关键词:家谱 重修 原因

　中图分类号:K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7(a)-0220-01

　家谱,也称宗谱、族谱、世谱、家书等,是记载一个家族迁徙、繁衍、兴衰历史,褒扬家族功德人物的史实资料,可以说是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近三十年来,中国民间自发兴起了一股编修新家谱的热潮。这股热潮,其声势之大、数量之多、影响之深,远远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编修家谱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这股编修新谱的热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其原因可以从新修的家谱的“前言”、“序”、“后记”等中得到印证。

　1 家谱的演变

　最早的家谱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在甲骨、青铜器上简单刻有父子兄弟世系,这是中国最古老、最原始形态的家谱。经过秦汉时期的发展,到了魏晋南北朝,家谱适应世家豪族的政治需要处于兴盛期,成为了世族之间通婚和做官的主要依据。唐代,谱学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官修谱牒巨大,私修家谱亦十分兴盛。宋代为家谱的转型期,官修谱牒废绝,私修家谱兴盛。家谱作为用来区别门第身份的政治功能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尊祖、敬宗、收族”和“尊尊亲亲之道”的道德教化功能,并产生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欧式谱例和苏式谱例。进入明代,中国家谱发展趋于成熟,编修家谱的体例、内容更加完善,并基本定型。明代修谱进一步发展以朱熹“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作为修谱的指导思想。清代及民国时期,编修家谱的活动在民间非常普及。新中国成立后的50～70年代,编撰家谱一度停止,大量的旧谱牒遭到了破坏。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在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率先出现了重修家谱现象,很快遍及全国各地。

　2 重修家谱兴盛的原因例证

　21 主观愿望——敬宗睦族,惟有修谱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极为深刻和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农村人口流动的增长,即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经商、求学日曾增多。各家族子孙迁居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彼此有相见不相识之感。而家谱,就是家族群体联系感情、亲情的纽带。族中老人希望通过修家谱,达到“敬宗睦族”的目的。浙江海宁《褚氏家谱》的“前言”中写到:“当大部分子孙汇集硖石参加迁葬时,彼此有相见不相识之感。尤其是少、青、壮年一代对褚氏根从何来、对家史一无所知。所有健在老人都为自己重任深感不安和内疚。后经合计,一致认为,有续修家谱刻不容缓的急切愿望,因此开始筹编。”修谱可以使民族源流清晰,能得到族人相互提携帮助。……吾族之谱,自公元一九二四年第四届续修至今,屈指已八十有六载,由于年代久远,族内后裔或谋生外迁,或经商发迹,子孙繁衍,徙居各地,昭穆既远。当今后裔辈份不清,祖宗支派不明,犹如陌路之人,如何将族内之人团结起来,惟有修谱。”

　22 客观基础——盛世修谱,势在必行

　中国有句古话:盛世修史,明时修志。盛世也为修谱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冲破了“左”的思想牢笼,思想大解放使人们打破了精神枷锁,营造了宽松的文化氛围,让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新生的政治条件;二是经济快速发展,国力日益增强,百姓日益富裕,为修谱的各项费用提供了物质基础。《上虞管溪徐氏宗谱》序:“盛世修志,盛世修谱。可以说,政通人和,太平盛世赋予编史修志著谱的神圣使命和高度的责任感。”

　23 推动因素——“两个通知”的发布

　1984年,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等单位联合编撰《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为使这项涉及全国各图书、档案、文化部门的联合目录编撰顺利,国家档案局会同教育部、文化部联名向大陆地区各文化厅、文管会、档案局等单位发出了《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国档会字(1984)7号)。为了增加大陆以及海外收藏的中国家谱目录,2000年国家决定编撰《中国家谱总目》。为了推动此项工作进展。文化部办公厅于2001年2月发了《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总目)的通知》(办社图函[2001]29号)。“两个通知”的发布对近三十年来的家谱编修意义十分重大,推动了家谱重修的盛行。

　首先,家谱的价值重新得到了确认。在“”时期,家谱被认为是封建糟粕,不要说是修谱,连收藏的旧家谱也遭到了破坏。而在“两个通知”中,明确指出:家谱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民族学、教育学、人物传记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对开展学术研究有着重要价值,同时对海内外华人寻根认祖,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有着重要意义。《钱塘孔氏宗谱》重修宗谱新凡例中说:“家谱,是记载一个家族繁衍迁徙的历史文献,曾经被作为维系宗法制度和祖先祭祀的工具而被奉为圣物。然而在上世纪中叶的“”中被作为“旧时代”的遗物而惨遭毁灭。浩劫之后,家谱的性质和现实意义重新被人们所认识,被认为与国史和地方史志同为民族历史文化大厦的三大支柱。”

　第二,为农村修谱提供了契机,成为了修谱宗旨。需要敬宗睦族,修谱有了主观愿望。思想解放、物质丰富,修谱有基础。而家谱目录整理工作的开展,为修谱者重修家谱提供了契机。家谱目录专业工作人员为了对各地家谱资源进行调查、征集和著录工作,深入城乡,宣传家谱的价值、家谱工作的意义,民间私藏家谱被公诸于世。在家谱目录整理工作开展之际,各族人认为有必要对自家的家谱进行重修,并把“两个通知”精神定为修谱的宗旨。广西北流《郑氏族谱》凡例第十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编好《中国家谱总目录》等文件精神编好士球公宗支系族谱。并在书前附有“两个通知”的原文。《齐贤镇西徐巷村樊氏家谱》“谱例”第一条:遵循1984年国家档案局、教育部国档会字[1984]第7号联合通知“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也是建筑自己的血缘关系……”之精神,作为编修本谱之宗旨。

　编修新谱是历史上续修家谱的继续与发展,是适应社会需要、民众需求的一个文化现象。新修的家谱跟旧家谱相比,有继承、有批判、有创新。我们应对其进行引导,使新谱编修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健康向前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担当起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功能。

　参考文献

　[1] 王鹤鸣中国家谱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 赵小玲家谱征集工作的实践和体会[J]当代图书馆,2004(4)

佛教真正深入中国有其特殊的背景及自身的变革发展。总的说来，魏晋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及思想文化发生前所未有之变化，为其它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此外，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1、魏晋时期儒学正统地位开始动摇。汉武帝时期的政治气候使经学得到兴盛，“经”专指儒学经典，所谓“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7]，强调忠君孝亲的思想。这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起一定积极作用，如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等；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压抑、扼杀人们的自然欲求，限制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随着汉朝的灭亡，“独尊儒术”的枷锁慢慢松开，知识分子对“自由”的渴望与日俱增，先秦时期“士”尚能自由表达思想与见解，而“独尊儒术”让当时的一些思想人士欲言又止。魏晋以来，政治分裂、礼制被“践踏”，巨大的社会变革给当时的政治和文化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自此，经学不断衰微，后起的玄学引用老庄自然等一些思想，探寻人生哲理，试图突破经学的束缚，挖掘个人的内心世界，但理论上显得有些空洞。佛教就此得到发展机会。

　　2、佛教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挑战并积极与本土文化交融。佛教要想长足发展还必须思考自身的发展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关系，“入乡随俗”势在必行，这要利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来阐释、发展其理论。儒学在魏晋之前已是民族文化思想的核心，道教又是土生土长的本土宗教，佛教要赢得人心，借助儒和道的思想无疑可以事半功倍。佛教与儒家争论的焦点多集中于“孝道”，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二者的本质基本一样，都是通过教化治国安民[8]，不少佛门之人还把孝道作为修行的一项重要内容，固有“周礼即佛教，佛教即周礼”[9]的说法。佛教与道教的思想根源都涉及人生苦短和世事无常的哲学思想，这也是二者共同点。同时，魏晋时期盛行的玄学一直遵循“自然”、“无为”的思想，这与佛教与世无争、慈悲为怀的思想亦有相通之处，佛教看中这一点，积极迎合玄学，用玄学理论来解释佛学思想，玄学也需要吸收佛教哲学思辨来充实自己理论。佛教经过百般努力，不断调节其与儒、道以及玄学的关系，扩大宣传，从而促进了其在中土的传播。

　　3、魏晋时期统治阶级对佛教支持。随着佛教不断被人们接受和理解，僧侣也开始广泛和士大夫结交，探讨佛学义理，佛教渐渐得到部分上层人士的支持。出自佛门的《沙门不敬王者论》点亮世俗的双眼，引起统治阶级关注，并受到儒家思想批判和谴责，其后却不了了之；桓玄时佛教实力不断扩张、壮大，“沙门当不当敬王者”的争论再一次被桓玄提出，最终为了维护政权稳定，他不得不像佛教妥协。佛教与政权的两次斗争，都已佛教小胜而告终，体现了其强大的生命力，从抑佛、兴佛中也可看到统治阶级对佛教的态度，并非绝对排斥。统治者对佛教的支持，梁武帝萧衍是典型。萧衍不但亲身修佛，过着佛教徒的生活，为大家讲经说法，还从各方面支持佛教的发展，如支持译经、修建寺庙、铸造佛像等，在他的扶植下，梁代佛教的发展达到了南朝最鼎盛的时期。统治者对佛教慢慢转为扶持并帮助其发展，使佛教在中国的市场范围越来越大。佛教的发展离不开统治者的庇护。

　4、魏晋时期社会大变革促使人们对佛教依赖加深。从汉朝到魏晋南北朝，社会经历着不同寻常的转变，政权更迭、朝代更替频繁。统治者争夺政权、谋取天下而引发的战争无时无刻不影响着百姓的生活，土地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加之很多人被迫参军作战等，人们时常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生命及生活都无

得到保障。与此同时，战争对百姓的内心深处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温饱、健康等都成为一种奢望，人们急切地需要精神上的安慰剂，使他们能迅速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甚至，在这个特殊的时代，精神的需求似乎超越了物质满足。当时佛教慈悲为怀、轮回转世的思想以及僧侣所言的西方极乐世界正好给了人们这种思想依靠，这可以有效地抚平其内心的创伤；另外，中国人信仰中具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宗教观念比较淡薄，人们较讲求实用，佛教众多的慈悲之神，只要诚信即可得保佑，因此，人们便对佛教敞开心怀、悉心接纳。

三

　　佛教被中国人所接受并非偶然。魏晋南北朝这个特殊的时代给佛教发展带来了广阔的空间，此时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变化为佛教深入民间提供了条件。加之儒学不断受到冲击，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不断的融合，逐渐为百姓所接纳，其给当时社会带来新的文化气息，有利于统治者维护政权，安抚民众的精神和情绪，其在中国能迅速发展是主观努力也是客观需要，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佛教从此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发展壮大。佛教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思想、哲学、文化传播以及人文社会等都产生过积极作用。

自隋唐以降，文人雅士们在诗词歌赋中，常常描述魏晋名士。“田园之间，挥洒天地雨露。庙堂之上，舞尽魏晋风流。”惹得后人羡慕不已。而这些魏晋时期文人的风格，后来被鲁迅先生称为“魏晋风度”。

而所谓的“玄学”，就是魏晋风度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除儒学之外唯一被定为官方的学问，其思潮持续至宋代，影响至今。

那么，什么是“玄学”呢？

比较正统的解释就是以老子《道德经》中：“玄之又玄，众法之妙”。用道家的“以无为本”，来诠释世上万物皆由无而派生。把此前盛行的儒家典籍以老庄注解，辩析名理。这就给人以空洞深奥的想像，就连当时玄学大佬王弼也如此解释：“玄，谓之深者也”。

具体来说，“玄学”视道家《老子》和《庄子》为玄宗，对儒家的《易经》、《论语》进行注解。一改自汉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儒道互黜”的文化格局，主张“祖述老庄”。从两汉繁琐的经学解脱出来，以调合“自然”与“名教”为目的，用思辨的方法讨论万物存在的根据，试图探索出本末有无的中心问题。

由此可见，玄学已不单单属于道家，也应该算一种朴素的哲学流派，是一种以老庄思想为基础把儒道两家结合起来的哲学尝试，

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玄学”流派的具体表现为：

行为上荒诞不经，惊世骇俗。比如王粲爱听驴叫，曹丕就率百官在他的葬礼上学驴长鸣。刘伶喜欢裸身于厅堂，以天地为屋，以房间为衣裳，等等。

言语上谈天地山水，谈梅兰竹菊，谈风花雪月，谈诗酒年华。但唯独不谈政治，不问国事。

在服饰方面不儒不道，不僧不俗，有时甚至着女装抹口红，完全打破世俗，颠覆时人三观。

在饮食方面，或噬酒如命，或药石充饥，或清淡茹素，或荤腥并受。

等等。他们解开一切束缚，从天而欲，洒脱自然，大胆探索万事万物与自身的联系，从而提升自我格调。正如阮籍所说的：“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岗”，尽情地享受着玄学文化所推崇的自然法则。

那么，王弼和何晏等为代表的清谈人士，为何放着现成的儒道不去遵从，而要独辟蹊径，开创玄学呢？

首先，要从当时的政治生态说起。

魏晋时期，时局动荡不安，朝代更迭频繁。每次新的政权推翻上届政权后，无不对官员和权贵们重新洗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一朝天子一朝臣”。这就造成了一些人对个人理想和行为准则产生了迷惘，传统的思维模式受到了冲击。

司马炎篡魏后，先是实施以打压曹魏旧党为介口的高压政策，令士人噤若寒蝉。接着又发生了“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由于各个藩王都有自己的政治势力，以至于内乱平息之后，原来依附那些藩王的官员幕僚们，自然要遭到清洗。甚至有的人曾经和判王有过语言交流，或曾经有书信往来，都要受到蛛连。

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之下，最佳的选择莫过于远离政治，清静无为。这些人喝酒纵歌，托怀老庄，“以清谈为经济，以隐逸为高等”，追求一种“清峻通脱，风流自赏”的生活方式。

其次，文化和思想领域的变革，为玄学的产生营造了相应的土坏。

从东汉末年至两晋的两百多年间，随着大一统王朝的解体和三国纷争，儒家思想和两汉经学已逐渐失去了魅力。谶纬之学和三纲五常已让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感到厌倦，对“学以致用”产生了迷茫，开始寻求安身立命之地。老庄思想中的“清净无为”被风雅名士们加以培养，便很快在这种土壤中扎根。

门阀士族群体的形成，是“玄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看似放荡不羁的群体，在当时多是出身显赫，身份尊贵。比如****何晏，祖父是汉末大将军何进，其本人是曹操的女婿。而王弼也出身世家大族，六世祖以下数人位列三公，家族逾百年隆望。兹后的阮籍、嵇康、王衍、乐广等，无不身出名门。

可以想象，在那种政治环境下，有这样一群特别具有号召力的名士，每天手执拂尘，着宽袍长衣，不问世事，时饮酒作赋，时抚琴高歌，让人何不羡慕，继而效仿！

久之，“玄学”之风漫延整个士族群体，成为魏晋时期的主流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