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姜太公封齐、庶子印以丘为姓，到娄嘉奔楚、改姓左氏，再到成避乱迁鲁，左丘明的先人经过了自“姜”而“丘”，由“丘”改“左”的姓氏转换，同时也经历了齐、楚、鲁三地的坎坷迁移，可以说是家世遥远、演变曲折。

左丘明的儿子瞻，精通儒道，学识渊博，品德高尚。孙子启同样博学多才，长期做鲁国的大夫。四代孙诚是位超凡脱俗的隐士，才华出众。王莽新政时，曾召集天下学者为其所用，十五代孙起也受到招聘。起因不愿为王莽效力，担心王莽加害自己，于是改姓为丘，逃避到陶阳隐居起来。

都君邱氏姓氏出于左丘明。《风俗通义佚文·姓氏》曰：“丘氏，鲁左丘明之后。”是左丘明后裔有姓邱氏者或邱氏有出左丘明者在东汉文献有证。丘、邱通用，耳旁为后加。左丘明及其早期后裔姓左，与都君邱氏在两汉之际改左为邱相连贯。

按《精舍志》记载，肥城都君邱氏即左丘明嫡传后裔，这支后裔世系清楚，两千多年来一直居守故邑祖墓。左丘明后裔邱氏宗族世守都君，其家谱《左传精舍志》所记左丘明以来的世系，北宋初年以后可靠资料日多，有不少史籍、方志、碑记、诗文等作证，可以不用怀疑。宋代以前从东汉初年开始渐有零星的佐证资料。汉人《风俗通义》谓邱氏出于左丘明。北齐《魏书·地形志》、唐《元和郡县志》都记载了左丘明墓，地址与都君吻合。

然《前汉书·鲍宣传》中凡王莽征召不出者具列姓名，其中并无邱起，且既改姓避莽，何以又筑左传精舍，使欲盖弥彰？” ⑦礼部驳议看似不无道理，但毕竟有些不顾历史变迁而过于苛求古本。又王莽征召人才甚滥，《鲍宣传》焉能包罗“具列”不出者名单，而建左传精舍时已时过境迁，岂得谓其欲盖弥彰，后辈应该历史地去看待左传精舍与邱氏家谱的出现。东汉初年它们出现之前，左丘明后裔在文献中没有任何踪迹，这与《左氏春秋》原为独立编年史、尚未向《春秋》学演变相一致，如果当时有其踪迹才是怪事。西汉经学的兴盛和刘歆对《左氏春秋》的珍重使其开始向传演变，嗜好经古文学的王莽寻求左丘明后裔本在情理之中，而丘明后裔却不知是福是祸，不敢轻易登上王莽的险船。东汉初年江山易手，经学统治地位依然，尽管经今古文学家对《左氏》是否传《春秋》还在进行争论，时代却给邱氏提供了借经人仕和光宗耀祖的良好条件，于是邱氏宗族便开始有所活跃。对于古代重视宗统的文化家族，15代世系的记忆并非难事，所以“邱堂纂续旧谱”当有所据，尽管这段时期文献无征，但结合历史去看倒也基本可信。

可以说，都君邱氏即左丘明嫡传后裔。他们世居祖地，战国、西汉默默无闻，到新莽时改左为邱，东汉初年随着《左氏》传经而大修祠堂家谱，其后便在文献中逐渐露出了清晰面貌。

《左传精舍志》的主体资料基本可信，具有一定研究价值，不过左丘明与楚左史倚相没有血统关系，“姓谱”部分多属伪托。从现有资料看，左丘明后人当有左、邱二姓，其中作为嫡系后裔的肥城都君邱氏宗族比较可信，其余各地左、邱两姓中的旁支后裔尚有待探讨。

清雍正三年（1725）为避孔子名讳，奉旨“丘”旁加“阝”改为邱氏，今石横邱氏皆为左丘明之后人。 《精舍志》 卷五《谱系志》“姓谱”云：“太公封于营邱？支子印遂以邱为姓。”又云：“（邱明世为鲁左史官）因以左为姓氏，其后裔？去左袭邱，隐居陶阳，复以邱为姓氏。”“世系”对改姓记载同于“姓谱”。卷四《艺文志》所收“宋祥符二年平阴令范讽重修左传精舍记”碑记亦谓“乃避新莽之乱，去左袭邱。”这些资料透露出两点信息：一是丘明当有左、邱两姓后裔，二是邱姓并非皆出丘明。

按“世系”所录，左丘明及其后人为左姓时共15代，15代中第4、8 、9 、1 2四代各生二子，第6代生三子，其余各代都是单传。“世系”专记嫡长子，嫡长子所生之次、庶子或许有所忽略，因此所谓单传未必就是实际上的单传，旁支当比“世系”所录更多。即以“世系”所录计算，嫡长子一支始终为一，旁支在不同时间的四代中杈出有六，六支尚会继续分杈，是两者比例至少为1：6。邱起改姓时，第4、6两代的半数旁支与嫡长子的血缘关系己隔10代左右，8、 9代两个旁支也早已出了五服。他们或许已经迁离故土，或许继续守居祖墓，前者应当继续姓左，后者也不一定全部追随邱起改姓邱氏。例如，据《大明一统志》《山东通志》《曹州府志》《曹南文献录》等方志记载，定陶一带有陶丘，或名左山，有左丘明墓及左姓居民；又据地方调查，今汉上南陶村有不少左姓居民，皆奉左丘明为远祖。邱起“隐居陶阳”当与彼两地相关，很可能正是投靠那里的旁支同宗隐居。旁支后裔迁离故土定居，起一始祖坟墓供奉并不奇怪。上述两地左姓或许就是邱起之前左氏旁支后裔，不可轻易予以否定。邱起之前旁支保留左姓，且宗族规模应该大于改为邱姓的嫡支，邱起之后嫡支改为邱姓，是左丘明当有左、邱二裔。 《姓谱》所谓太公支子以邱为姓，在《风俗通义佚文·姓氏》《通志·氏族略》《姓考》等姓氏文献中查之有据，是邱姓有出于周初姜太公者；《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有邾大夫丘弱，是邱姓有出于春秋邱弱者；《风俗通义佚文·姓氏》云“汉末丘俊持节江淮，属王莽篡位，遂留江左，居吴兴”，是邱姓有出于西汉丘俊者。三者皆非左丘明后裔。又据《风俗通义佚文·姓氏》，汉代有常丘、商丘、瑕丘、蛇丘、佘丘、虞丘、渠丘、葘丘、谢丘等复姓，多为后世不见，或许去复为单而成邱姓。古人依邱而居即可姓邱，是邱姓多源，不出于左丘明者多也。左姓多出于左职，左职并非仅有左史，左史并非仅有左丘明，《淮南子·览冥训》《史记·龟策列传》有商末左强，是左姓亦为多源格局。 尚若倚相、孔子、左丘明系同一代人。孔子（前551-前479）生卒年代明确，无须考证。倚相始见《左传》昭公十二年，是年即前530年（周景王十五年），上文《精舍志》所云倚相事即本《左传》。当时倚相随军出征，能读《三坟》等书，年龄不会少于20岁。有人研究以为，“（楚）左史应是倚相与左史老的氏称”，“晋楚左史皆系氏称，氏称源于官名”，“楚左史当来自于晋左史”，是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与栾氏一起逃奔到了楚国”。其说并非毫无根据，倘若成立，则倚相不出于齐。另据《汉书·古今人表》倚相在时序上居于丘明之后。如果左丘明确系楚左史倚相之孙，则左丘明的家世或许可以向前追溯，但文献证明两人根本没有血统关系。

而根据存世的刘向《别录》佚文“左丘明授曾申”，以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所记“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等史料判断，可知左丘明的出生年代约与孔子晚年弟子曾参及曹恤等人大致相当。即左丘明在年龄上应为孔子的孙子辈，而约生于鲁定公在位的中期；而据《左传》、《国语》二书对于历史人物的称呼来看，可知左丘明应当卒于鲁元公在位时期，即公元前五世纪晚期。

千百年来，史学界对左丘明的姓名及其里籍、墓地等，却多有不同见解，有说枣庄峄城人。2000年9月2日至4日肥城市举办了中国首次左丘明文化研讨会，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大学等院校近40位专家、教授、学者以及海内外丘氏宗亲代表云集肥城，进行学术交流。大会有20多件论文进行了交流，一致认为，根据掌握的材料认定，左丘明的墓地与故里均在今肥城市石横镇衡鱼村，左丘明是丘（邱）氏的祖先。大会成立了左丘明文化研究会。

公元前452年前后，左丘明因病逝世。根据左丘明生前嘱托，遗体安葬于其所植银杏树“一箭之地”的都君庄东高地上，在这里可东向齐都，南顾鲁城，表达了左丘明的齐鲁情缘。有关左丘明墓的记载最早见《魏书·地形志》。言：“东平郡领县七：无盐、范、须昌、寿张、平陆、富城（汉晋属。有富城、卞城、武强城、左丘明冢） 刚。”富城遗址位于肥城市王庄镇，其疆城包括今肥城市的王庄、桃园、石横、湖屯等乡镇。《汉书人表考》也载：左丘明“葬泰安肥城县西南五十里肥河乡都君庄”。清康熙十一年《肥城县志》载：“左丘明墓在城西南五十里肥河乡都君庄正觉寺之西。”宋王去非诗《题左丘明墓》也准确说明了其位置。诗中说：“寺压古坟阙已摧，坟前古树已凋衰。未能迁寺还封树，每到都君一泪垂。”清俞正燮在《左丘明墓考》中，更依据《水经注》《魏书》《通志》《元和郡县志》《天顺一统志》等史料，力排左丘墓在东平、峄（山）、曹（县）说，认定“丘明墓依古籍在今肥城，审矣！”。

寻找《左氏十二修族谱》中的石泷左家(之二)——补记

一、衡东县石山村左家湾就是石泷左家

二○一五年八月十九日10时37分，我乘高铁第四次到达衡阳东站，然后换乘出租车，于13时40分到达100公里之外的衡东县杨桥左家湾左国光家里，这位热心的本家，听说我要再次来左家湾,补拍《左氏十二修族谱》卷八册中所欠缺的几页（49至60页）内容，就一直在家等我。

这次到衡东左家湾，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按《左氏十二修族谱》卷十一册中的第1页“石泷祖祠图”、以及98页、99页、101页、104页、105页、106页、108页的阴阳图，让石山村左家湾和石门村四组左家两地族人对照图分析，以确立“石泷左家”（衡山石门有石泷村，为左氏开族处，与凤凰山接壤，毓秀钟灵……）的准确地点。

后来左国光带我到他兄长左立根先生家里，当地的左氏族人们，听说我的来到，都热情的围了上来招呼我入座喝茶，这些人中有：69岁的左根耀和他的妻子刘开英；左国光夫妻二人；左立根夫妻二人；5公里外的石门村四组左家的左洁元也赶了过来；还有一位我不知名字的左姓本家，自我介绍说是左家湾左观生先生的弟弟。

对照《左氏十二修族谱》中的“石泷祖祠图”及阴阳图，请在场的左氏族人确认哪里是“石泷左家”？在场的几位左氏本家，很快就异口同声的回答：石泷祖祠遗址，就在门前株樟江小水库（对岸）的山脚下，阴阳图中的山名，地名，如“石泷冲”、“高公岭”、“石泷祖祠”都在我们石山村左家湾的地盘上……。

至此，可能肯定：衡东县石山村左家湾就是我要寻找的“石泷左家”——“衡山石门有石泷村，为左氏开族处”无疑。

二、石泷左氏源流

据《左氏十二修族谱》卷二部分“衡山石泷衍派源流序”载，左姓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公子（左公子），后裔迁江苏丹阳珥陵，先辈中有左思、左恢、左思贤等人。南唐时期，左思贤之孙左邺官居衡州司马，秩满，寓居江西永新逢桥，是为本支左氏基祖。

元朝至元（1264—1294）年间，邺公后裔左公圭之子左淼龙由逢桥初徙衡山，复迁居攸邑，卜其地曰石桥铺，生子一，名道益，道益生子三：善铭、善鉴、善铨。

善铨徙寓云南曲靖府马龙州，公裔殷盛未述。

善铭公之裔世居攸邑之左家冲、鸾山，之派孙支殷繁，难以尽述。

善鉴生子三：允禄、允寿、允年。允年之裔有徙本邑（指衡山县）之松角塘、亦从松角塘徙居安仁牛冲界牌。而吾派之允禄公生子六，第六子曰左立鼎，左立鼎生二子，长子左德荣，自大明成化（1465—1487）年间由攸邑石桥铺复迁衡山，择其地曰石泷冲，为石泷之开祖。

而据上述可知：道益公为以下几支左氏的祖先：

1、攸县石桥铺左家；

2、攸县鸾山左家；

3、衡东县石山村左家湾；

4、衡东县石门村四组左家。

三、寻访攸县石桥铺左家（之一）

——新市镇新联村后背岭组的左家冲

《左氏十二修族谱》中反复提及的攸县石桥铺左家，在哪里呢？

据《同治版攸县志》卷二图考、县境全图所载，县城北部略偏东处，同一个地点标有石桥铺和新市两个地名。而卷十一注“新市、石桥铺去县五十里”。也就是说，石桥铺、新市同处一地，距离县城50里。

二○一五年八月十九日16时，离开衡东县杨桥镇石山村左家湾，绕近道，经石门村左家，向攸县新市镇出发，去寻找石桥铺左家的准确地点。

石山村左家湾到攸县新市镇，汽车导航显示约有40公里的路程。进入攸县新市镇境内后，边走边打听新市左家，都回答不知道新市有左氏村庄。到达新市镇区后，才有人说，在镇区南边的新联村，有左氏人家。

从新市镇区向南行驶约2公里，离开大道，向西（右）进入村道，然后再向北，行约2公里，即为新市镇新联村左家。这里是《左氏十二修族谱》中所提及的石桥铺左家吗？

这里四周都是起伏不大的小丘陵，给人的感觉，山青水秀，宁静祥和的田园风光。看来我们左氏先祖，有陶渊明先生的风范，迁徙之地都是“种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风水宝地，很适合隐居生活。

在一个小路口，向西，上小坡，行20至30米，就是左姓人家。听说我来寻找左家，有一位面部黝黑的中老年村民，马上停下手中忙碌的事情，十分热情的接待我。后来我得知他叫左三定，生于1955年9月13日（应为农历）。他介绍说本地左家名为“新市镇新联村后背岭组的左家冲”。他还说，攸县、衡东两县的《左氏十三修族谱》、《左氏十四修族谱》两次合修谱，他都参与了。看来我是找到“明白人”了。

我拿出修于民国38年的《左氏十二修族谱》复制本请他翻阅，并向他询问，这里是不是石桥铺左家？这位老实的农民、我心中的“明白人”，十分热情、真诚而又严肃的回答我一些问题：本地不是石桥铺左家；我手中的《左氏十二修族谱》与他们无关；本地左氏是“道益”公的后裔……

在左三定与我交流时，围上了一些左氏村民。其中有一位骑着电动车载着纯净水空桶的精瘦、肤黑、身材偏矮的中年男子，坐在电动车上与左三定交谈着他们这支的左氏源流。给我的感觉，这位“精瘦肤黑”左姓男子特别的倔强（jiang）且自以为是，他比左三定更加肯定的说《左氏十二修族谱》与他们没有丝毫关系，他们是“道益公”的后裔。

还有一位瘦而干净、中等身材的60多岁的抱着小孩的老年男子，基本上不发表言论，但他的表情，是十分赞同左三定和“精瘦肤黑男子”意见的。

看来此地左氏“明白人”不少，貌似对本支源流“了如指掌”。

请看，《左氏十二修族谱》卷二所载：至元（1264—1294）年间，永新县逢桥邺公后裔，左公圭之子左淼龙由逢桥初徙衡山，复迁居攸邑，卜其地曰石桥铺，生子一名道益，道益公生子三：善铭、善鉴、善铨……。善铭公之裔世居攸邑之左家冲、鸾山，之派孙支殷繁……。

《左氏十二修族谱》卷三，整卷所载的内容，均为攸邑新市（石桥铺）左家冲这支的世系录：道益公位下善铭、允祥、成达、成连、左杰、左俨、左伋、左伟、左值……

当时我想：“数典忘祖”这个成语，用在这种场合，是否合适？

也有真正的明白人。正在我感到十分无奈和万般无趣准备离开此地时，有一位50多岁偏胖的男子，骑着摩托车（或是电动车）载着夫人路过此处，非常热情的跟我交谈起来，并问我：“你是不是前几个月去过鸾山左家？你在寻找石桥铺？鸾山左家有人向我提起过你，说你在寻根问祖、宣传左氏源流文化……”。

后来我知道他叫左美田，我答应回北京后复制一套《左氏十二修族谱》邮寄给他，以便他更加清楚的了解这支左氏的源流，顺便教育那些所谓的“明白人”，不要再犯“数典忘祖”的原则性错误。

此地左氏族人还向我介绍：本组（地）有左姓50户约220人；在不远处的新市左家坪（又名樟树下）还有100多名左氏族人……。

四、寻访攸县石桥铺左家（之二）

——新市镇大桥头村樟树下左家

二○一五年八月十九日17时，沿路返回，进入新市镇区，向北行驶了十几公里，沿途打听樟树下左家，都说不清楚樟树下左家在哪。

后来得知，新市一带，有两个“樟树下”的地名，而大桥头村的樟树下，才有左氏人家。找到这个地方时，已是下午6点钟了。左氏人家在这里不多，只有十几户约80人。这些情况是名为左冬青的先生给我介绍的。左冬青生于1940年11月，个子不高，面部清瘦白净，衣着整洁，对人真诚和蔼。给人的感觉是知书达理、彬彬有礼。

左冬青说家里收藏有《左氏十二修族谱》，并马上搬出来给我看。这套《左氏十二修族谱》，领谱字号为钟字号，因保管不善和年代久远，已十分破旧。我答应赠送一套翻印的《左氏十二修族谱》给他收藏。

左冬青先生对石桥铺左家的迁徙历程比较了解，他说，先祖迁石桥铺时，最早是在左家坪（又名左公坪）立基，后来才搬到不远处的新联村后背岭组左家（左家冲）。现在左家坪（或左公坪）已无左姓居住。

故石桥铺左家，主要是指新联村左家冲的左家，也包括樟树下左家。

五、《左氏十二修族谱》中的“丝图齿录”（世系图）

据民国38年版的《左氏十二修族谱》卷一目录，左氏“丝图齿录”（世系图）：

1、道益公开派善铭公房；

2、攸邑（攸县）左杰公房；

3、道益公开派善鉴公房；

4、石泷德荣公位下长房一亢公、二房斗一公下通公、相辅公房；

5、斗一公派分通公位下相弼、相昭公房；

6、通公位下相穆公房丝图齿录；

7、相穆公位下长房应瑞、二房应珂、四房应海公丝图齿录；

8、相卿、相宰公房丝图齿录；

9、远公位下相会、相鲁、相鱼公房；

10、斗一公位下左近、左逊、左巡公房；

11、三房参一公位下丝图齿录；

12、四房星一公位下丝图齿录；

13、五房翼公位下丝图齿录；

14、六房轸六公位下丝图齿录；

15、或一公位下丝图齿录；

16、德达公位下丝图齿录；

17、戬康公源流图、位下胜公丝图齿录；

18、戬康公位下忠公房玉珍、玉现丝图齿录；

19、白衣港忠公位下玉琦公房；

20、大门楼尚期位下丝图齿录；

21、戬信公源流图；

22、温辉公房丝图齿录；

23、良辉公位下本秀、本气两房丝图齿录。

潜江城南门外左家台左代华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下午于北京万寿路

左君弼

初为南方弥勒教主彭莹玉门徒。1351年红巾军起义爆发，他聚众数千人响应。莹玉牺牲后，其独占庐州十余年，为天完政权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行省首领。1363年，张士诚攻安丰(今安徽省寿县)，他出兵相助，朱元璋诈称是左君弼让他来接小明王，骗出小明王韩林儿。次年朱元璋攻庐州，左君弼据守陈州(今河南省淮阳县)。1368年(太祖洪武元年)降明。曾任广西卫指挥佥事等职。

左君弼是元末南方红巾军将领，天完政权汴梁行省的首脑。他在元末农民起义战争期间，长期独守泸州（今安徽合肥），是江淮地区很有影响的人物。

左君弼，庐州人，他和赵普胜、李普胜等都是元末江淮地区的农民起义首领，也都是南方弥勒教首领彭莹玉的门徒。

彭莹玉于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与其徒周子旺起义于袁州（今江西宜春），事败，其妻、子及子旺均被元军所杀，他逃匿淮西民家，继续从事秘密传教和组织武装起义活动，所以，到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前，他的门徒已遍布江淮地区了。

莹玉早期的门徒多以“普”字命名，如赵普胜、李普胜、邹普声等。左君弼入教较晚，故未以“普”子命名。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三二《左君弼传》载：

“左君弼，泸州人。元季壬辰（1352年），群雄倡乱，君弼党于彭祖，聚众数千。”

可见，左君弼追随彭莹玉是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的事。赵普胜、李普胜等则很早就追随彭莹玉了。左与赵、李的关系为什么会恶化，还得从左君弼入教以前开始说起。左君弼的父亲左武字继之，行十七袭千户，诰封将军（五品以上的官员称为诰封）子三君美、君弼、君辅，（老大君美扑鱼为业，老二君弼、老三君辅，随父亲军中效命）（常州左氏家谱记载）当年左君弼随父亲镇压过红巾军巢湖双刀赵与李扒头。后来左君弼经过彭莹玉的多次规劝，看到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也聚众起义。加入了彭莹玉的红巾军。但赵、李二人始终对以前的事情耿耿于怀，左君弼加入红巾军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就不好，孙宜：《洞庭集》《大明初略二》载：“巢湖水雄双刀赵（即赵普胜）、李扒头（即李普胜）者与庐州左君弼素相仇。”“素相仇”也是以上原因所致。不过，彭莹玉牺牲之前，他们都还能团结在彭的旗帜下。

蕲黄起义爆发后，彭莹玉在淮西的门徒纷纷起兵响应。其中李普胜据无为，赵普胜据含山，俱称“彭祖家”，看来他们是彭莹玉的嫡系；左君弼据庐州，亦归彭领导。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就不好，孙宜：《洞庭集》《大明初略二》载：

“巢湖水雄双刀赵（即赵普胜）、李扒头（即李普胜）者与庐州左君弼素相仇。”

既是“素相仇”，恐怕应追溯到君弼起兵前后了。不过，彭莹玉牺牲之前，他们都还能团结在彭的旗帜下。

至正十三年（1353年）十月彭莹玉牺牲于瑞州（今江西高安）。十二月。元军占领天完政权的都城蕲水（今湖北浠水），南方红巾军处境极为不利。淮西各支起义军亦处于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严重的分裂局面出现了。

至正十四年（1354年），赵普胜退居黄墩，与李普胜等结水寨于巢湖；左君弼独据庐州。双方分据南北，本无纠葛，但朱元璋垂涎巢湖水师已久，彭莹玉死后，朱元璋策反了廖永安等人，一起密谋嫁祸左君弼并吞巢湖水师，于是引起兵戎相见，迫使巢湖水师南下，最后出现分裂。何乔元：《名山藏廖永安传》记述甚详：

“元杀彭祖，……[廖]永坚往仕汉（当为天完——引者），[廖]永安则与其弟永忠、县人双刀赵、俞廷玉、玉子通海、赵伯仲、仲弟庸、合肥人张德胜、叶升、无为人桑世杰、含人华高，以战船千余结水军屯巢湖捍盗。庐人左君弼者，亦故为彭祖将，以书招永安，永安等不从，君弼率兵攻永安，永安数不胜，乃使韩成持书见高帝（即朱元璋——引者）和阳，愿以舟归。”

是时巢湖水师以赵普胜为首，廖永安兄弟、俞廷玉父子、张德胜等皆其部属，故《洞庭集》《大明初略二》将此事系于赵、李之下：

“巢湖水雄双刀赵（即赵普胜）、李扒头（即李普胜）者与庐州左君弼素相仇，而赵、李视君弼兵颇弱，为君弼所扼湖中，其势无所恃，于是遣使欲以舟师来降，使者三至，上（即朱元璋——引者）乃亲往。”

朱元璋又嫁祸赵、李二人要杀害与他，说是其部下廖永安、俞通海等告密，李普胜被朱元璋所杀，赵普胜逃归天完，仍据含山，廖永安等降元璋，巢湖水师一分为二。

由此可见，彭莹玉所辖淮西各支起义军，本已素不相和，彭牺牲后即各据南北，被朱元璋策反瓦解，最后又引起水师分裂。这一系列情况的出现，主要责任在朱元璋为自己私利，杀害同门红巾军。

左君弼既曾“党于彭祖”，所以在时人眼里也被成为“红巾”。王逢：《梧溪集》卷四下《哀公显道宪史有引》载：

“显道，讳大有。……至正辛巳（1314年），以书经中河南乡试，授庐州儒学正。甲午（1354年），辟淮西宪史。明年，从分宪按蕲黄。红巾隐庐，母妻女侄举莫知所向。”

此“红巾隐庐”，即指左君弼据庐州。

但是，左君弼与天完政权的关系如何？他在天完政权中担任什么职务？却未有文字记载。幸好一九六八年在湖北英山县出土了一方铜印，印文为“汴梁行省管勾所之印”印背一侧刻“汴梁行省管勾所印”，另一侧刻“中书礼部造”“太平二年七月”（印文拓片见《文物》一九七五年第九期）。太平系天完政权年号，故“汴梁行省”为天完政权属下之行省。这个行省治所就在庐州，其首脑为左君弼。

元朝时，今河南、鄂北、皖北、苏北地区属河南行省，治所在汴梁路（今河南开封）。红巾起义爆发后，这一地区的态势大体是：安丰路（治今安徽寿县）、汝宁府（治今河南汝南）及以北地面为韩林儿宋政权的势力范围；庐州路（治今安徽合肥）、安庆路（治今安徽安庆）、黄州路（治今湖北黄冈）、蕲州路（治今湖北蕲春南）地面为徐寿辉天完政权所占有。天完政权所属的势力范围内，蕲、黄两路当由天完中书省（即莲台省）直辖；安庆路一带为巢湖水师首领赵普胜占领，估计这一地区天完政权会设立行省（其名称目前无考），首脑当为赵普胜，但此行省不大可能称为汴梁行省。因为它离汴梁较远；庐州路为左君弼占领，只有这里才有可能设立天完的汴梁行省。这是因为：首先，从隶属关系上看，左君弼一开始就“党于彭祖”，而彭莹玉曾被天完政权任命为江南行省参政（见陆深：《豫章漫抄》引《余干新志》），君弼归附于天完是很自然的事；其次，从地理位置上看，庐州地处天完统治范围的最北部，与宋政权接壤，也与汴梁路相距最近；第三，从“汴梁行省管勾所之印”出土地点来看，英山县元时属庐州路，与汴梁行省设于庐州正合。

至于这个行省为什么叫汴梁行省，这可能与天完政权的斗争目标有关。“天完”是压倒“大元”的意思，压倒大元后，农民军仍然想“复宋”。北方红巾军固然以“复宋”为号召，建立了宋政权，南方红巾军可能也用“复宋”号召过，因为时人曾经记载过“徐寿辉建伪号曰宋”（宋濂《宋学士文集》卷三，《翰苑前集》卷三，《于指挥墓志铭》）。汴梁是北宋的都城，南北红巾军都想夺去它，以作为号召群众更有力的象征。但左君弼既没有占领河南行省的大部或全部，也没有占领汴梁路，这样，为了达到号召群众的目的，就把属于河南行省的庐州及其周围地区，命名为汴梁行省。

汴梁行省估计设置于太平元年（1356年）天完将倪文俊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胜利之后。当时，倪文俊重建天完政权于汉阳，同时又陆续设置了一批地方行政机构。这方铜印是太平二年（1357年）天完中书省颁发给汴梁行省管勾所的，说明汴梁行省下属的各种机构是比较齐全的。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二月，张士诚遣其将吕珍进攻韩林儿、刘福通于安丰，左君弼助珍攻之，城陷，福通被杀。三月，朱元璋亲率徐达、常遇春出击安丰，败珍，救出韩林儿。左君弼又出兵助珍，被常遇春击败，败退庐州。徐达、常遇春围庐州凡三月，不破。因洪都（今江西南昌）战事紧急，徐达奉令还师援洪都，庐州解围。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四月，徐达等再次率兵攻庐州。“左君弼闻达至，惧不敌，遁入安丰，令其将张焕、殷从道等城守。达等至，督兵围之。……七月，徐达、常遇春克庐州。时庐州被围久，众皆饥困不能战，张焕与贾丑潜通款于达，请攻东门，己为内应。于是我师急攻之，城中诸军悉救东门，张焕乃断钓桥开西门出降。达兵入城，执其部将吴副使，并君弼母妻及子送健康”（《明太祖实录》卷一四）。

左君弼从庐州出逃安丰，就是向元朝投降。因为当时安丰为元将竹昌、忻都所据。一年前，吕珍攻陷安丰，朱元璋率军攻之，吕珍、左君弼败走，朱军移师围庐州，“于是元将竹昌、忻都都遂乘间入安丰”（《明太祖实录》卷一二）。所以，吴元年（1367年）二月朱元璋致书左君弼时追述这段历史时是这样写的：

“曩者兵连祸结，非一人之失。予劳师暑月，与足下从事，足下乃舍其亲而奔异国，是皆轻信群下之言，以至于此，虽悔何及。今足下奉异国之命，御彼边疆，与予接壤，若欲献计帅师侵境，其中轻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国乃足下父母之国，合肥之城乃足下丘垅桑梓之乡，宁不思乎？天下兵兴，豪杰并起，岂惟乘时以取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于乱世。足下以身为质，而求安于人，既已失策，复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独居寡处，各天一方，朝思暮望，以日为岁，足下纵不以妻子为念，何忍忘情于老亲哉？功名富贵可以再图，生身之亲不可再得矣！足下能留意于是幡然而来，予当尽弃前非，仍复待以故旧，则足下于天理人心举无不顺矣”（《明太祖实录》卷一七）。

朱元璋的这封信是很有斗争策略的。其中所谓“异国”即指元朝；“舍其亲而奔异国”，即指至正二十四年左君弼扔下生母、妻儿，逃奔安丰、投降元朝之事；“奉异国之命，御彼边疆”，即指左君弼降元后，元汴梁守将李克彝令其守陈州（今河南淮阳）之事。这一席话说得有理有节，确是攻到了左君弼的心里了。

朱元璋致书左君弼后，还慷慨地送其母去陈州。这一招果然奏效。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徐达率兵北伐，平定山东后，西指汴、洛，左君弼终于迫降了。《明太祖实录》卷二七载：

“洪武元年二月，大将军徐达等至陈桥，左君弼、竹昌迎降。先是元汴梁守将李克彝闻达至，召君弼谓曰：‘公与南朝数接战，熟其阵势，今授公以具，公前与战，我从后乘之，何如？’君弼偿感上归其母，有降附意。因曰：‘南朝军锋不可当，吾见其阵势辄胆落，不能战，故投奔至此。况徐相国善用兵，所向克捷，君弼安敢受令。’克彝无如之何，乃夜驱军民遁入河南（今河南洛阳）。于是君弼与竹昌等率所部兵诣达降。”

左君弼降明后，受令为广西卫指挥佥事，曾率军镇压过广西左江上思州僮族黄英杰、黄英览起义，后来长期驻守广西。

1、 据《吕览》载，黄帝时有小臣左彻，为左姓之始。

2、 出自姜姓，为春秋时齐国公族之后。齐国君主的儿子有左公子和右公子之分。左公子的后代便以左字为姓，形成左氏。

3、 以职官为姓，春秋时，各诸侯国大都置有左史官，其后便以左为氏。如楚威王有左史官倚相；周穆王有左史戎夫，他们皆为左氏之祖。

　4、左氏得姓很早，是以官名而得姓的，至今己有4000多年的历史。

　5、本族姓氏，上古由姬姓传颛顼，子孙传熊氏，所生弟六子，入楚鬻熊，在楚国，威王封左相为史，以官为氏……正时春秋出一大贤人左丘明之祖，流宗传籍代数，到汉征绞国事，流传籍记，在先祖往川江西住传难实或祖或氏……始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