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谣最主要的传播形式就是通过儿童之口进行扩散。人们普遍认为儿童天真无知，他们所传的谣谚必非出于自撰，肯定出自天意。流传甚广的荧惑降地为童以传谣的观点，就是这种思想的表现。杨慎《丹铅总录》卷二指出：“史谓童谣乃荧惑星为小儿造谣。”于是方士、儒生、政客等，便大量制造谶谣，通过儿童之口散布出去，以造成一种天意使然的架势。
亡周童谣
西周宣王时，在都城镐京（今西安西南）的大街上，有一群儿童边走边喊：
檿弧箕服，实亡周国。
恰巧宣王的车马从这里经过，当他听见“实亡周国”时，心头猛地一紧，当即下令将街上卖檿弧箕服的全部抓起来杀掉，然后忧心忡忡地驱车回宫了。原来，檿是野桑树，弧是射箭的弓，檿弧也就是野桑木做的弓；箕服，箕是一种草，服是装箭的袋子，箕服就是用箕草编的箭袋。宣王以为童谣所指是那些卖檿弧箕服的人，他们的弓箭将会灭掉周朝，所以尽杀之。
当时有一对正在卖檿弧箕服的老年夫妇，见王宫卫士满街抓人，连忙拼命地往城外逃去。在郊外的路上，他们发现有一个被丢弃的女婴，觉得可怜，便抱了起来，往褒部落奔去。他们这一抱不要紧，却使上述童谣终于“应验”。
原来，这个被抱起来的女婴不是别人，乃是后来倾城倾国鼎鼎有名的褒姒。他是宣王的一个宫女与人私通后生下来的私生子。宫女怕被宣王发现，便将她丢弃在郊外，恰巧被卖桑弓箕袋的夫妇捡去，又恰恰抱到了褒部落。褒人收养了她，并给她取名叫“褒姒”。
小褒姒渐渐长大，出落成一个妖艳异常的尤物。宣王死后，由他的儿子周幽王宫涅继承了王位。幽王是个荒*昏庸的君主。他因一件小事便把褒部落出身的一位大臣关入监狱，褒部落首领搭救不了他，便使出美人计，将褒姒献给了好色的幽王。幽王一见褒姒美艳绝伦，当即下令放了那个大臣。
这褒姒自进宫以来，就一言不发，一次不笑，整个一个冷美人。幽王变着法子想逗她一笑，均未奏效。这时有佞臣献计，说用“烽火戏诸侯”方法或可取乐于褒美人。幽王将褒姒带到了都城外骊山的烽火台上。这烽火台是专门用来在西戎进攻时点火报信，以令各路诸侯前来勤王；平时是万万不能随便点火的。幽王为博褒姒一笑，点燃烽火，调戏了诸侯；褒姒见此闹剧，终于开颜一笑。
自褒姒一笑之后，幽王越发宠爱她，当褒姒生了一个儿子后，便废掉了王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姒为王后，其子为太子。宜臼的母亲是申侯的女儿，宜臼逃到外公的封国诉苦。申侯一气之下，勾结西戎向镐京进犯。幽王急点烽火台报警告急，可是那些诸侯以为幽王又在玩“烽火戏诸侯”的游戏，没有一个前来救驾。幽王狼狈逃到骊山，被西戎杀死；西周至此寿终正寝。此时，不少人想起了宣王时的那首童谣：“檿弧箕服，实亡周国！”（《国语·郑语》）
周宣王因为相信“檿弧箕服，实亡周国”的童谣，而引起一个生动曲折的故事。因为历史遥远，这首童谣是何人所作，是何目的，已无从得知。但人们对童谣的迷信以及童谣引起的巨大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就此童谣来讲，其“应验”结果的附会成分太多。檿弧箕服与西周灭亡并无直接的联系，西周的灭亡实与周幽王的昏庸无道有关。 唐文宗大和中，王璠fán被任命为丹阳县令；他上任伊始，便决定挖壕沟以固城防。某日挖出一块石碑，王璠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山有石，石有玉；
玉有瑕，即休矣。
王璠fán百思不得其解，问众人皆不懂。过了几天，一位白髯老叟说：“这是不祥之兆！预言的是王家四代之事。王公的祖父名 ，璠fán生础，这就是谶语所说的‘山有石’之意；础又生了王公 ，这就是‘石有玉’的含义；王公又生了儿子瑕休，是‘玉有瑕即休矣’的含义。‘休’亦含绝义；看来，王公要绝嗣了。”说完，飘然而去。
大和九年，权臣李训谋诛宦官，命王璠fán为太原节度使，令其召募爪牙。但不久李训事泄被杀，王璠fán逃回长安，当夜被禁军捕获，全家老幼尽数被杀，王家至此绝门。（《新唐书·王璠fán 传》及《旧唐书·王璠传》）
此即用石碑的形式传授的谶谣，显示出浓烈的神秘性。其预言之神异，也让人惊诧莫名。但越是这样，越是让人怀疑此事的真实性。尽管它出自正史，但正史中的失实之处，并非《唐书》一家，也并非自《唐书》始。对此，应保持怀疑精神。
铭文石刻比之于童谣，更具有神秘性。儿童传谣还可见到传播者，而碑铭传谣则根本见不到传授谣言的人，所以更增添了其神秘性。 谶谣的另一种传播形式就是题壁，即把谶谣题写在墙壁上，让过往行人观看传诵，以提高谶谣流传的范围和速度。传谣者尤其喜欢将谶谣题写在寺庙道观的墙壁上，因为寺庙道观本身就给人以神秘之感，所以将谶谣题于寺观之壁，可以增加人们的迷信程度，借人们对佛祖或天师的崇信之念，加深他们对谶谣预言的迷信。
据宋王 《默记》卷中载：北宋哲宗绍圣三年，时彦考中状元，授官江东小曹，乘舟赴任途中遇上大风，不得已乃系舟于山下小港。时彦借机登山散步，但见布满荒草荆棘的山顶，坐落着一座小寺，一老僧健步下山迎接，见时彦施礼道：“来者是时状元吧？”时彦大感意外，自己没通报姓名，又没带侍从，且小寺又不在路口，老僧何以知自己来此？老僧见其疑惑，便解释道：“小寺佛殿后壁上有人写了两行小字，说：‘某年月日，时状元到此。’所以知你到来。”时状元至殿后，扫去壁上积尘，果如僧言。另外，旁边有一行小字，记题壁年月，竟是时彦生前之事。时彦益感惊诧，尽扫壁上积尘，又出现一行谶语：“此去十三年，官终四品。”后来时彦果然死于吏部尚书任上，正好是四品，且距见题壁时间正好是十三年。可以说，题壁谶谣及其应验，与文人的好奇和游戏心理不无关系。
题壁传谶，与儿童传谣，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在神秘性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谶谣传播的各种形式之中，僧道传谣也是比较活跃的一种。在许多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都有一些僧人和道士出来活动，传播着有关未来命运的谶谣预言。
这些僧人和道士，一般都装成疯疯颠颠的样子，即使言语触犯时忌，官兵也会因其疯颠而不在意，或者不怎么深究。著名文学家曹雪芹在其《红楼梦》中，便利用了僧道传谣的形式，来加深其作品的神秘性和宿命性。
道士预言靖难之变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由他的嫡长孙继承，建年号为建文。建文帝年少嗣位，锐意革新，鉴于藩王权势日大的局面，决心采取削藩措施。他先废除了周王 、湘王柏、齐王 、代王桂几个势力较小的藩王，然后把矛头对准了势力最大、手握重兵的燕王朱棣。
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为人枭雄有谋。朱元璋为了抵御蒙古入侵，便把他封到北平做燕王，节制北方诸军。此时，当他发觉建文帝将对自己削藩时，便表面装疯，暗地厉兵秣马，准备叛乱。
就在剑拔弩张的紧要关头，一个疯道士出现在街头，他边跳边唱：
莫逐燕，逐燕日高飞，高飞上帝畿！
建文元年六月，燕王护卫百户倪谅告发燕王谋反的计划，建文帝当即下令北平诸军合围燕王府第。燕王诱杀了北平左布政使和都指挥使，攻占了北平城，继而挥师南下，号称“靖难”以清君侧。灵壁一战，建文帝军队溃散殆尽。
建文四年六月，燕王军队攻克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朱棣遂继位登基，当上了梦寐以求的皇帝。百姓想起疯道士唱的谶谣，并进而断言“莫逐燕”的燕，指的就是燕王。“高飞上帝畿”，指的就是燕王将入据京城，登上帝位。但他们或许不知道，当燕王君臣正在举杯庆祝胜利之时，那位散布谶谣的疯道士，也许正在里面开怀畅饮呢！（《明史·五行志》三） 书籍记载是谶谣的一个很普遍的形式，与童谣、铭刻、题壁相比，它属于二次传播。即它专门记载一次传播的符号，把一次传播记录下来后，后人又通过它来认识一次传播的内容。无论是童谣、铭刻、题壁，我们都是通过史书、笔记等书籍知道的。书籍传播形式，主要分正史和笔记两种。
正史多记童谣，笔记多记铭刻、题壁。正史多记大人物的谶谣，笔记兼载小人物的谶谣。卫绍生指出：“史籍所载谶语，所涉对象不外是朝代更迭和帝王将相等所谓‘贵人’，因为在史家看来，只有这些人或事才有资格享受谶语这一类的‘待遇’，草芥小民，无关大局，谶语怎么会涉及他们？”（《中国古代占卜术》，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5月，第176页。）
笔记记载的谶谣，则兼言普通人的命运。如元陶宗仪《辍耕录》卷十二载：河间路景州某县河滩有一土堆，相传为皇舅墓。元初有谶道：“皇舅墓门闭，运粮向北去；水淹墓门开，运粮却回来。”元末至正辛卯，中原大水，船从树梢行，及水退，土堆崩坏，墓门显露，从此天下多事，起义不断，海道不通，运粮船被迫退回，应验了谶谣。这里记载的就是群众关心的吉凶之事。再如宋陆游《老学 笔记》所载“火焚贡院状元焦”则“预言”士子焦循成为状元的事，此事亦非有关国家盛衰的大事，而接近普通生活。
除了零星的书籍记载外，还有通过专门的谶谣著作来传播谶谣的。民国时期，出现了所谓的《周吕望万年歌》、《蜀汉诸葛亮马前课》、《唐李淳风藏头诗》、《宋邵康杰梅花诗》、《明刘伯温烧饼歌》、《刘伯温金陵塔藏碑》、《黄蘖禅师诗》等预言。有民国间托名圣叹手批《中国预言七种》本、朱肖琴《中国预言八种》本、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年《古代预言全书》本[1]。这些所谓的预言无不是以《推背图》为祖本。
这种专书传播的谶谣，影响很大。它们常常从已知的古代历史至伪造者所想要希望产生的未来进行系统衔接变成所谓的预言增加其真实性，使人们相信它们能对整个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作出灵异的预言，从而产生狂热的迷信。因此，古代不少的野心家和政客都对《推背图》等进行篡改和利用。
不管谶谣传播的形式有多少，不管其传播得多么神秘巧妙，大都是人为的，都有隙可乘，有漏洞可驳。至于那些无法揭露的灵验了的谶谣，则不过是概率作用的结果，瞎猫碰上了死老鼠。对于谶谣来讲，解谶者附会技巧的高下，对其“灵验”与否关系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