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世泽博陵郡；

　　　　正笔家声噤李堂。

　　——全联典指包姓的郡望和堂号。“噤李”指李白不能够开口吟诗。

　　　　画家扬北海

　　　　师表出增城。

　　——上联典指崔子忠：北海（今山东省莱阳）人，明代著名画家。擅画人物、仕女，兼工肖像画。与陈洪绶并称“南陈北崔”。下联典指宋代观文殿大学士崔与之。增城人。治绩卓著。谥清献，有《菊坡集》。

　　　　少娣恭和妯娌；

　　　　夫人善事姑嫜。

　　——上联典指宋·苏少娣嫁氏，妯娌间常有纠纷，少娣事妯理甚恭，使之愧悟，遂相和睦。下联典指唐·崔远祖母唐夫人事姑至孝，每旦以乳汁奉姑。

　　　　床堆象笏兴宁里；

　　　　笔聚诗才黄鹤楼。

　　——上联典指河南省巩县白沙村崔氏始祖崔思义故乡山西省潞安州长子县兴宁村下联典指唐代大诗人崔颢，诗风浮艳、慷慨豪迈。《黄鹤楼》一诗，甚为李白所推崇：“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有诗在上头”。

　　附：

　　　　秉仁岳峻；

　　　　动智渊明。

　　——此联为后魏太中大夫崔敬邕碑文联句。

　　　　晴川历历汉阳树；

　　　　芳草萋萋鹦鹉洲。

　　——此联为唐代诗人崔颢《黄鹤楼》诗句联。

　　　　乃文乃武把往事何妨再叙；

　　　　演忠演孝劝世人莫作闲看。

　　　　刻羽引商此中隐寓春秋意；

　　　　知往观来局外须深劝戒心。

　　——以上两联为河南省巩县白沙村崔氏祠堂联的戏楼前台的四根石柱联。

　　　　千百载祖德宗功，培根固本，忆先世文臣学士、武将王侯，岂第名覆金瓯，独高唐代；

　　　　三万里川源河岳，毓秀钟灵，愿后人黼黻簪缨、垂绅缙笏，依旧门排棨戟，大振潜阳。

　　——崔阳廷、崔显达合撰安徽省岳西县沙岭崔氏支祠联（本联64字）。

河南渑池崔氏字辈：“友应从连之学凤殿中云鸿道书月乐德”。

河南鄢陵崔氏字辈：“皇恩雨露深”。

河南孟州崔氏字辈：“绍清子(恩)广贵 恭宽信敏惠”。

河南永城崔氏字辈：“大师怀邦云 金(洪)守王廷永传家”。

河南唐河崔氏字辈：“广立万世永庆书端得明照发”。

河南濮阳崔氏字辈：“广克福三朝常秉新殿朕希旺献祥瑞光华庆永平”。

河南宁陵罗岗崔氏18~~67世字辈：会殿修本体，敬守希传方；继效振法广，毓兴树德芳；建照超耀宪，延增庆占营；宝贵义志高，永远生才金；福禄寿瑞祥，长久百万春。

河南永城崔氏字辈：思一超山自兴永城崔氏分四姓崔，夏邑崔，龙岗崔，不知道我们是谁的分支 我们和其他地方崔氏不一样的是字辈的位置，比如崔思，崔一，崔超，崔山，崔自，崔兴，听老辈说一直都是这样子排的

河南商丘崔氏字辈：亭俊元维乐、景木庆凡祥、振海玉东阳

河南商丘市夏邑县中峰乡孙各村崔氏字辈：庭俊元维乐，景目庆凡祥。光有字辈无家谱，追寻在世老人没有人记得有家谱，我就开始我们崔姓来源，先祖大约在清朝中期由商丘市于城县杜集乡崔柚方迁入，近两年去崔柚坊多次认证来源于此，他们附近四五个村的字辈与我们相同，可问到家谱无人知晓，他们什么时候从何处来到此处也没有人知道，目前寻到相同字辈有七八个村庄，都想新建家谱，可家序难写，只听老人口口相传是从山西洪同大槐树来，堂号为三戟堂，没有留下任何历史资料

　　崔浩(381—45075)，字伯渊，小名桃简，清河郡东武城(今山东武城县)人。南北朝时期北魏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

　　崔浩出身北方高门士族，都以才学称著于世。七世祖崔林，三国曹魏时官拜司空，封安阳亭侯。曾祖崔悦，为后赵石虎的司徒右长史。祖父崔潜，为后燕黄门侍郎。父亲崔宏，号称冀州神童，北魏初累官至吏部尚书、天部大人，赐爵白马公。

　　崔浩是崔宏长子，“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魏书·崔浩列传》)。二十岁时为直郎，天兴(398—403年)中期，任给事秘书，转著作郎。魏道武帝拓跋珪见崔浩擅长书法，常使其侍于左右。

　　拓跋珪到晚年时，病重多疑，精神失常。史书记载“初，帝服寒食散，自太医令阴羌死后，药数动发，至此逾甚。而灾变屡见，忧懑不安，或数日不食，或不寝达旦。归咎群下，喜怒乖常，谓百僚左右人不可信，虑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追思既往成败得失，终日竟夜独语不止，若旁有鬼物对扬者。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为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死者皆陈天安殿前。于是朝野人情各怀危惧。有司懈怠，莫相督摄；百工偷劫，盗贼公行，巷里之间人为希少”(《魏书·太祖纪》)。拓跋珪成了名符其实的孤家寡人。北魏政局，岌岌可危。此时，唯独崔浩恭敬殷勤，不稍懈怠，有时整日不归家。崔宏也小心谨慎，既不得罪，又不献媚取宠，故父子安然，得以免祸。

　　永兴元年(409年)，拓跋珪被子拓跋绍杀死，明元帝拓跋嗣初即位，拜崔浩为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常为明元帝讲授经书。每当去郊外祭祀天地，崔氏父子都乘坐轩轺车，时人羡慕不已。

　　明元帝好阴阳术数，神瑞元年(414年)时，听了崔浩讲《易经》、《洪范·五行传》，非常赞诩。命崔浩占卜吉凶，参考天文，解决疑惑问题。崔浩把天道与人事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考察，举其大要，用来占卜各种灾祥变异，多有应验。从此，崔浩得宠，“恒与军国大谋，甚为宠密”(《魏书·崔浩列传》)。

　　神瑞二年(415年)，平城一带发生严重的霜旱灾害，秋粮颗粒无收，云中、代郡很多百姓饿死。九月，太史令王亮、苏坦对明元帝说：“谶书云：国家当都邺，大乐五十年”(《北史·崔浩列传》)。明元帝向群臣咨询意见，崔浩和特进周澹对明元帝说：“今国家迁都于邺，可救今年之饥，非长久之策也。东州之人，常谓国家居广漠之地，民畜无算，号称牛毛之众。今留守旧部，分家南徙，恐不满诸州之地。参居郡县，处榛林之间，不便水土，疾疫死伤，情见事露，则百姓意沮。四方闻之，有轻侮之意。屈丐、蠕蠕(指柔然)必提挈而来，云中、平城则有危殆之虑。阻隔恒代千里之险，虽欲救援，赴之甚难。如此则声实俱损矣。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轻骑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谁知多少？百姓见之，望尘震服。此是国家威制诸夏之长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将出，兼有菜果，足接来秋。若得中熟，事则济矣”(《魏书·崔浩列传》)。明元帝深以为然，说：“唯此二人，与朕意同。”又派中贵人问崔、周二人：“今既糊口无以至来秋，来秋或复不熟，将如之何？”二人回答说：“可简穷下之户，诸州就谷。若来秋无年，愿更图也。但不可迁都”(《魏书·崔浩列传》)。明元帝纳其言，于是挑选部分贫困户分赴定、相、冀三州就食，由当地开仓赈恤。第二年秋天，收成很好，百姓富足，人心安定，国家度过了难关。明元帝很高兴，赐给二人各一妾，御衣一套，绢五十匹、绵五十斤。

　　泰常元年(416)八月，东晋太尉刘裕北伐后秦，水陆并进。晋军势如破竹，后秦连连败退。泰常二年(417)三月，刘裕率水军自淮、泗入清河，准备逆黄河西上，为顺利进军关中，刘裕派人假道于魏。明元帝召集群臣商讨对策，诸大臣都认为：“函谷关号曰天险。一人荷戈，万夫不得进。裕舟船步兵，何能西入？脱我乘其后，还路甚难。若北上河岸，其行为易。扬言伐姚，意或难测。假其水道，寇不可纵。宜先发军断河上流，勿令西过。”明元帝准备从此计。崔浩反对说：“此非上策，司马休之之徒扰其荆州，刘裕切齿来久。今兴死子劣，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观其意，必欲入关。劲躁之人，不顾后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则姚无事而我受敌。今蠕蠕内寇，民食又乏，不可发军。发军赴南则北寇进击，若其救北则东州复危。未若假之水道，纵裕西入，然后兴兵塞其东归之路，所谓卞庄刺虎，两得之势也。使裕胜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胜也，亦不失救邻之名。纵使裕得关中，县远难守，彼不能守，终为我物。今不劳兵马，坐观成败，关两虎而收长久之利，上策也。夫为国之计，择利而为之，岂顾婚姻，酬一女子之惠哉？假令国家弃恒山以南，裕必不能发吴越之兵与官军争夺河北也，居然可知。”有的大臣还说：“裕西入函谷，则进退路穷，腹背受敌，北上岸则姚军必不出关助我。扬声西行，意在北进，其势然也”(《魏书·崔浩列传》)。明元帝担心中刘裕之计，最终没有同意崔浩的建议，以司徒长孙嵩督山东诸军事，遣振威将军娥洁、冀州刺史阿薄干，率步骑兵10万屯黄河北岸。还以数千骑兵，缘黄河北岸随刘裕军西行，不时袭扰，迟滞晋军西进。

　　刘裕进军受阻，遂于四月以车兵弓弩兵及长矛兵等组成“却月阵”，魏军以3万骑进攻，大败而归，阿薄干等被斩，晋军遂得以沿黄河西上。明元帝闻魏军惨败，后悔不迭，恨不能用崔浩之计。

　　五月，东晋齐郡太守王懿投降北魏，上书献计：“刘裕在洛，宜发兵绝其归路，可不战而克”(《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一十八》)。时崔浩正在给明元帝讲书传，明元帝便问崔浩：“刘裕西伐，前军已至潼关。其事如何？以卿观之，事得济不？”崔浩回答说：“昔姚兴好养虚名，而无实用。子泓又病，众叛亲离。裕乘其危，兵精将勇，以臣观之，克之必矣。”明元帝又问：“刘裕武能何如慕容垂？”崔浩答道：“裕胜。”明元帝接着问：“试言其状。”崔浩说：“慕容垂承父祖世君之资，生便尊贵，同类归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刘裕挺出寒微，不阶尺土之资，不因一卒之用，奋臂大呼而夷灭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卢循等，僭晋陵迟，遂执国命。裕若平姚而还，必篡其主，其势然也。秦地戎夷混并，虎狼之国，裕亦不能守之。风俗不同，人情难变，欲行荆扬之化于三秦之地，譬无翼而欲飞，无足而欲走，不可得也。若留众守之，必资于寇。孔子曰：善人为邦百年，或以胜残去杀。今以秦之难制，一二年间岂裕所能哉？且可治戎束甲，息民备境，以待其归，秦地亦当终为国有，可坐而守也。”明元帝还问：“裕已入关，不能进退，我遣精骑南袭彭城、寿春，裕亦何能自立？”崔浩说：“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亲御六师。兵众虽盛，而将无韩白。长孙嵩有治国之用，无进取之能，非刘裕敌也。臣谓待之不晚。”明元帝笑说：“卿量之已审矣。”崔浩又说：“臣尝私论近世人物，不敢不上闻。若王猛之治国，苻坚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辅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刘裕之平逆乱，司马德宗之曹操也。”这一番话曲折表示对明元帝的忠心，可谓用心良苦。明元帝则问崔浩：“卿谓先帝如何？”崔浩答道：“小人管窥县象，何能见玄穹之广大。虽然，太祖用漠北醇朴之人，南入中地，变风易俗，化洽四海，自与羲农齐列，臣岂能仰名？”明元帝问：“屈丐如何？”崔浩答道：“屈丐家国夷灭，一身孤寄，为姚氏封殖。不思树党强邻，报仇雪耻，乃结忿于蠕蠕，背德于姚兴，撅竖小人，无大经略，正可残暴，终为人所灭耳。”明元帝非常高兴，与崔浩谈到深夜，赐给崔浩御用缥醪酒十觚，水精戎盐一两，并说：“朕味卿言，若此盐酒，故与卿同其旨也”(《魏书·崔浩列传》)。

　　泰常三年(418年)十二月，彗星出天汉，入太微，经北斗，络紫微，犯天棓，经过八十多天，至汉而灭。按照古人的说法，彗星主祸殃，一旦出现，天灾人祸就会降临人间。明元帝见到彗星出现，害怕大难临头，急忙召集儒生、方士询问：“今天下未一，四方岳峙，灾咎之应，将在何国？朕甚畏之，尽情以言，勿有所隐。”众人一齐推举崔浩解答。崔浩说：“古人有言，夫灾异之生，由人而起。人无衅焉，妖不自作。故人失于下，则变见于上，天事恒象，百代不易。《汉书》载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与今同。国家主尊臣卑，上下有序，民无异望。唯僭晋卑削，主弱臣强，累世陵迟，故桓玄逼夺，刘裕秉权。彗孛者，恶气之所生，是为僭晋将灭，刘裕篡之之应也”(《魏书·崔浩列传》)。明元帝深以为然。

　　泰常五年(420年)六月，刘裕果然代晋称帝，国号宋。时明元帝正在东南澙卤池(五原盐池)射鸟，得到报告，特意派驿使把崔浩召来，对他说：“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验矣，朕于今日始信天道”(《魏书·崔浩列传》)。是年，崔浩父亲崔宏去世，崔浩袭爵白马公。

　　明元帝亦嗜服寒食散，罹疾经年，灾异屡见，颇以自忧。泰常七年(422年)五月，明元帝暗中派人问崔浩：“《春秋》：星孛北斗，七国之君皆将有咎。今兹日蚀于胃昂，尽光赵代之分野，朕疾弥年，疗治无损，恐一旦奄忽，诸子并少，将如之何？其为我设图后之计。”崔浩说：“陛下春秋富盛，圣业方融，德以除灾，幸就平愈。且天道悬远，或消或应。昔宋景见灾修德，荧惑退舍。愿陛下遣诸忧虞，恬神保和，纳御嘉福，无以暗昧之说，致损圣思。必不得已，请陈瞽言。自圣化龙兴，不崇储贰，是以永兴之始，社稷几危。今宜早建东宫，选公卿忠贤陛下素所委仗者使为师傅，左右信臣简在圣心者以充宾友，入总万机，出统戎政，监国抚军，六柄在手。若此，则陛下可以优游无为，颐神养寿，进御医药。万岁之后，国有成主，民有所归，则奸宄息望，旁无觊觎。此乃万世之令典，塞祸之大备也。今长皇子焘，年渐一周，明睿温和，众情所系，时登储副，则天下幸甚。立子以长，礼之大经。若须并待成人而择，倒错天伦，则生履霜坚冰之祸。自古以来，载籍所记，兴衰存亡，鲜不由此”(《魏书·崔浩列传》)。

　　于是，明元帝当即立皇长子、太平王拓跋焘为太子，同时任命南平公长孙嵩、山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为左辅；崔浩与太尉穆观、散骑常侍丘堆为右弼，共同辅佐太子。拓跋焘执政后，明元帝避居西宫，常暗中观察拓跋焘，听其决断，明元帝见拓跋焘多谋善断，非常高兴，对侍臣：“长孙嵩宿德旧臣，历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辩捷智谋，名闻遐迩；安同晓解俗情，明练于事；穆观达于政要，识吾旨趣；崔浩博闻强识，精于天人之会；丘堆虽无大用，然在公专谨。以此六人辅相，吾与汝曹游行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于天下矣”(《魏书·崔浩列传》)。

　　九月，南朝宋武帝刘裕死讯传来，明元帝准备进攻洛阳、虎牢、滑台等城。崔浩反对说：“陛下不以刘裕欻起，纳其使贡，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乘丧伐之，虽得之不令。《春秋》：晋士丐帅师侵齐，闻齐侯卒，乃还。君子大其不伐丧，以为恩足以感孝子，义足以动诸侯。今国家亦未能一举而定江南，宜遣人吊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灾，布义风于天下，令德之事也。若此，则化被荆扬，南金象齿羽毛之珍，可不求而自至。裕新死，党与未离，兵临其境，必相率拒战，功不可必，不如缓之，待其恶稔。如其强臣争权，变难必起，然后命将扬威，可不劳士卒，而收淮北之地。”但明元帝锐意南伐，责备崔浩说：“刘裕因姚兴死而灭其国，裕死我伐之，何为不可？”崔浩说：“兴死，二子交争，裕乃伐之”(《魏书·崔浩列传》)。明元帝大怒，不纳其言。命司空、晋兵大将军奚斤督宋兵将军周几、吴兵将军公孙表率兵攻宋。

　　十月，魏军将行，议论南伐策略“先攻城也？先略地也？”奚斤说：“请先攻城。”崔浩认为不妥，反对道：“南人长于守城，苻氏攻襄阳，经年不拔。今以大国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时克，挫损军势，敌得徐严而来。我怠彼锐，危道也。不如分军略地，至淮为限，列置守宰，收敛租谷。滑台，虎牢反在军北，绝望南救，必沿河东走。若或不然，即是囿中之物”(《魏书·崔浩列传》)。这时，公孙表也主张攻城，明元帝遂不纳崔浩之言。

　　明元帝命奚斤等率步骑2万渡黄河，设营于滑台(今河南滑县东)东。奚斤等攻滑台未克，奏请增兵。明元帝怒而责之，随后自领兵5万余人南下支援。拜浩相州刺史，加左光禄大夫，随军为谋主。十一月，奚斤等惧明元帝见罪，急攻滑台，这才攻克。

　　至泰常八年(423年)闰四月，北魏凭借强大的军力，沿黄河一线全面开战，重点进攻，最后集中兵力围攻虎牢，虽最终夺取了河南一批军事重镇。但由于宋军善于守城，顽强抵抗，使魏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当时“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尽关于浩”(《魏书·崔浩列传》)，崔浩“能为杂说，但不长属文，而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尝之礼，丰俭之节，义理可观”(《魏书·崔浩列传》)。但崔浩不喜欢《老子》、《庄子》，每次读上几十行，就把它们丢在一边，说：“此矫诬之说，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习礼，仲尼所师，岂设败法之书，以乱先王之教。袁生所谓家人筐箧中物，不可扬于王庭也”(《魏书·崔浩列传》)。

　　崔浩尤其不信佛，曾说：“何为事此胡神”(《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一十九》)！其妻郭氏敬好佛经，时时诵读，崔浩大怒，一把夺过来放火烧掉，将纸灰抛洒到厕所中。堂弟崔模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对佛顶礼膜拜，即使在粪土之中，见佛必拜，崔浩大笑，奚落说：“在这么肮脏地方叩头跪拜这个胡神！”

　　崔浩和明元帝回军时，随明元帝至西河、太原，在高陵上休息。时“下临河流、傍览川域”(《魏书·崔浩列传》)，崔浩慨然有感，遂与同僚论五等郡县之是非，评秦始皇、汉武帝之过失。崔浩好古识治，众人皆服其言。

　　时嵩山道士寇谦之每次和崔浩相谈，闻其论古治乱之迹，常通宵达旦，竦意敛容，无有懈倦。既而叹美说：“斯言也惠，皆可底行，亦当今之皋繇也。但世人贵远贱近，不能深察之耳。”于是对崔浩说：“吾行道隐居，不营世务，忽受神中之诀，当兼修儒教，辅助泰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而学不稽古，临事暗昧。卿为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魏书·崔浩列传》)。崔浩遂著书二十余篇，上起太初，下至秦汉变弊之迹。

　　十一月，明元帝去世，太子拓跋焘即位，史称魏太武帝。左右忌惮崔浩正直，一齐诋毁排斥崔浩。太武帝虽知崔浩有才能，但出于舆论压力，只得让崔浩离开朝廷，以公归第。但太武帝每有疑议，仍要召他进宫求教。崔浩皮肤细腻白皙，如美妇人，而性机敏通达，长于计谋，常自比张良，自谓稽考古事还略胜一筹。

　　崔浩离职以后，以修服食养性之术为事。这时，寇谦之来到平城，向太武帝进献《箓图真经》等道书。当时，朝野人士大多不信，唯独崔浩拜寇谦之为师，向他学习道术，而且上书朝廷赞扬其事：“臣闻圣王受命，必有天应。《河图》、《洛书》皆寄言于虫兽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对，手笑粲然，辞旨深妙，自古无比。岂可以世俗常虑而忽上灵之命！臣窃惧之”(《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一十九》)。太武帝看后，十分高兴，随即派人带着玉帛、牲牢去嵩岳祭祀，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于天下，又在平城东南修建起高五层的天师道坛。给道士一百二十人，每月设厨会数千人。

　　早在道武帝时，尚书郎邓渊奉命撰著本朝史，名《国记》，写了十余卷，尚未完成。太武帝命崔浩及其弟崔览、邓渊子邓颖、高谠、晃继、范亨、黄辅等人续写。神麚二年(429年)，终于编定《国书》三十卷。

　　时南方为宋朝所占，北方除大夏、北凉、西秦、北燕和柔然外，皆为北魏所占。太武帝拓跋焘雄才大略，通晓兵法，即位后，便致力于统一北方，在历次战争中，常亲自率军出征，临阵勇猛，多获胜利。而崔浩作为谋主，参与了许多重大决策，为北魏最终统一北方起了重要作用。

　　始光三年(426年)，崔浩重新入朝，进爵东郡公，拜太常卿。六月，太武帝诏问诸臣：“今当用兵，赫连、蠕蠕，二国何先？”长孙嵩、长孙翰、奚斤都说：“赫连土著，未能为患。不如先伐蠕蠕，若追而及之，可以大获；不及则猎于阴山，取其禽兽皮角以充军实。”崔浩认为：“蠕蠕鸟集兽逃，举大众追之则不能及，轻兵追之又不足以制敌。赫连氏土地不过千里，政刑残虐，人神所弃，宜先伐之”(《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而尚书刘絜、武京候安原则请求先伐北燕。

　　九月，太武帝得悉夏主赫连勃勃卒，诸子正互相残杀，欲伐夏国。长孙嵩等不同意，说：“彼若城守，以逸待劳，大檀闻之，乘虚入寇，此危道也”(《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唯有崔浩赞成。他以天道比附人事，说：“往年以来，荧惑再守羽林，越钩陈，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并出东方，利以西伐。天应人和，时会并集，不可不进”(《北史·崔浩列传》)。长孙嵩坚持己见，太武帝大怒，时长孙嵩为官贪污，太武帝遂命武士顿辱长孙嵩。

　　是月，太武帝命司空奚斤率兵45万袭夏蒲坂(今山西永济西南)，宋兵将军周几率万人袭陕城(今河南陕县)，以河东太守薛谨为向导。十月，太武帝自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出发。于十一月进至君子津(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适逢严寒，黄河冰封，遂率轻骑2万渡河袭击夏都统万城(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统万城建于东晋义熙九年(413年)，城垣全以夯筑，高约8丈，基厚30步，上宽10步，异常坚固。夏主赫连昌正与群臣欢宴，闻魏军来攻，仓皇率兵出战，败退入城。门未及闭，魏将豆代田率部乘机杀入西宫，焚其西门而还。魏军于城北大肆抢掠，俘杀数万人，得牛马10余万。因统万城坚难下，遂徙其民万余家而还。夏弘农太守曹达得知周几率军将至，不战而走。魏军长驱直入，蒲阪、长安的守将皆弃城出逃。十二月，奚斤入长安。秦、雍一带的氐、羌皆降于北魏。北凉主沮渠蒙逊及氐王杨玄惧魏兵势，先后遣使请附于魏。

　　始光四年(427年)正月，太武帝自统万城返回平城，闻夏主赫连昌遣平原公赫连定率众2万往攻长安(今西安西北)，即下令伐木于阴山(今属内蒙古)，大造攻具，准备再次伐夏。三月，太武帝命高凉王拓跋礼镇守长安，又遣执金吾桓贷于君子津(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造桥。四月，司空奚斤与赫连定相持于长安，太武帝欲乘虚袭击统万，命司徒长孙翰等率3万骑为前驱，常山王拓跋素等率步兵3万作后继，南阳王伏真等率步兵3万运送攻具，另以将军贺多罗率精骑3000居前作候骑，充任前哨。

　　五月，太武帝留下龙骧将军陆俟督诸军以防柔然，自率军从平城出发，经君子津过黄河，至拔邻山(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境)筑城，留下辎重，以轻骑3万倍道先行。太武帝认为，夏见我仅有轻骑，意必懈怠，我军示弱诱之出战，再以死力与之决战，定可胜。

　　六月，太武帝至统万，分兵埋伏于深谷，以少数部众进抵城下诱战。夏主欲待赫连定率兵来援，然后内外夹击，故下令闭城坚守。太武帝帝担心夏军不出战，乃退军以示弱，另遣5000骑西掠居民。适值魏有军士因犯罪而亡奔于夏，言及魏军粮尽，后继的步兵未至，夏主遂率步骑3万出击。太武帝帝急忙收众伪遁，引而疲之。

　　夏军分成两路追击。时遇风雨，飞沙蔽天，魏军逆风，不利作战。宦官赵倪说：“今风雨从贼后来，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将士饥渴，愿陛下摄骑避之，更待后日。”崔浩喝叱道：“是何言欤！千里制胜，一日之中，岂得变易？贼前行不止，后已离绝，宜分军隐山，掩击不意。风道在人，岂有常也”(《北史·崔浩列传》)？太武帝依计而行，分骑兵为左右两队，暗出夏军之后，顺风击之，大败夏军。夏主赫连昌不及入城，逃奔上邽(今甘肃天水)。魏军入统万城，俘夏王、公、卿、将、校及后妃、宫人等以万数；又获马30余万匹、牛羊数千万头，府库珍宝、器物不计其数。此时，与魏军相持于长安的赫连定得报统万城已被攻破，也不敢恋战，急忙逃奔上邽。太武帝率军东还，以拓跋素为征南大将军，与桓贷、莫云留守统万。

　　太武帝为摆脱北面柔然与南朝宋腹背受敌的威胁，在大败赫连昌、克夏都城统万(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后，决意集中力量打击柔然。神麚二年(429年)四月，魏主召集群臣商议进攻柔然，保太后及公卿大臣担心宋军乘机北进，竭力劝阻，只有崔浩支持。尚书令刘浩等人共同推举太史令张渊、徐辩出面劝阻，二人说：“今年己巳，三阴之岁，岁星袭月，太白在西方，不可举兵。北伐必败，虽克，不利于上。”群臣齐声附和，并说：“渊少时尝谏苻不可南征，坚不从而败。今天时人事都不和协，何可举动”(《魏书·崔浩列传》)！太武帝心中不快，命崔浩与张渊等人辩论。

　　崔浩难张渊说：“阳者，德也；阴者，刑也。故日蚀修德，月蚀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则陈诸原野，小则肆之市朝。战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阴用兵，盖得其类，修刑之义也。岁星袭月，年饥民流，应在他国，远期十二年。太白行苍龙宿，于天文为东，不妨北伐。渊等俗生，志意浅近，牵于小数，不达大体，难与远图。臣观天文，比年以来，月行掩昴，至今犹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头之国。’蠕蠕、高车，旄头之众也。夫圣明御时，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语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愿陛下勿疑也”(《魏书·崔浩列传》)。

　　张渊等人羞愧难言，辩解说：“蠕蠕，荒外无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轻疾无常，难得而制，有何汲汲而苦劳士马也？”崔浩说：“渊言天时，是其所职，若论形势，非彼所知。斯乃汉世旧说常谈，施之于今，不合事宜也。何以言之？夫蠕蠕者，旧是国家北边叛隶，今诛其元恶，收其善民，令复旧役，非无用也。漠北高凉，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则北迁。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来降，贵者尚公主，贱者将军、大夫，居满朝列，又高车号为名骑，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则患其轻疾，于国兵则不然。何者？彼能远走，我亦能远逐，与之进退，非难制也。且蠕蠕往数入国，民吏震惊。今夏不乘虚掩进，破灭其国，至秋复来，不得安卧。自太宗之世，迄于今日，无岁不警，岂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谓渊、辩通解数术，明决成败。臣请试之，问其西国未灭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实不知，是其无术”(《魏书·崔浩列传》)。时赫连昌在座，张渊等人自以无先言，惭不能对。太武帝非常高兴，对大臣们说：“吾意决矣。亡国之臣，不可与谋，信矣哉”(《魏书·崔浩列传》)。

　　罢朝后，有人埋怨崔浩：“今吴贼南寇而舍之北伐。行师千里，其谁不知？若蠕蠕远遁，前无所获，后有南贼之患，危之道也。”崔浩说：“不然。今年不摧蠕蠕，则无以御南贼。自国家并西国以来，南人恐惧，扬声动众以卫淮北。彼北我南，彼劳我息，其势然矣。比破蠕蠕，往还之间，故不见其至也。何以言之？刘裕得关中，留其爱子，精兵数万，良将劲卒，犹不能固守，举军尽没。号哭之声，至今未已。如何正当国家休明之世，士马强盛之时，而欲以驹犊齿虎口也？设令国家与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来。若或有众，备边之军耳。夫见瓶水之冻，知天下之寒；尝肉一脔，识镬中之味。物有其类，可推而得也。且蠕蠕恃其绝远，谓国家力不能至，自宽来久，故夏则散众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来寇抄。今出其虑表，攻其不备。大军卒至，必惊骇星分，望尘奔走。牡马护群，牝马恋驹，驱驰难制，不得水草，未过数日则聚而困敝，可一举而灭。暂劳永逸，长久之利，时不可失也。唯患上无此意，今圣虑已决，发旷世之谋，如何止之？陋矣哉，公卿也”(《魏书·崔浩列传》)！

　　寇谦之也问崔浩：“蠕蠕果可克乎？”崔浩说：“必克。但恐诸将琐琐，前后顾虑，不能乘胜深入，使不全举耳”(《魏书·崔浩列传》)。

　　同月，太武帝命太尉长孙嵩、卫尉楼伏连留守京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司徒长孙翰领兵由西道向大娥山，自率军由东道趋黑山(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北罕山)，会攻柔然可汗庭(今蒙古国哈尔和林西北)。

　　五月，太武帝领军进至漠南(今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南地区)，舍弃辎重，率轻骑和备用马匹奔袭，至栗水(今蒙古国翁金河)。柔然纥升盖可汗无防备，民畜遍野，闻魏军袭来，惊惧奔散。纥升盖可汗烧毁庐舍，绝迹西遁。其弟匹黎先管辖东部，闻魏军至，率部众欲救其兄，途中遭长孙翰等拦击，大败，首领数百人被杀。

　　六月，太武帝领军沿栗水西进，至园水(今蒙古国图音河)，分兵搜讨，东西5000里，南北3000里，俘斩甚众。原属柔然的高车诸部趁机倒戈，抄掠柔然，归附北魏。柔然各部前后降魏者30余万落，魏军缴获战马百余万匹及大批车辆、兵器、畜产等物资。魏主沿弱水(今蒙古国南境)西行至涿邪山(今阿尔泰山脉东南部)。诸将果然疑虑深入有伏兵，太武帝停止追击，寇谦之以崔浩之言告诉太武帝，但太武帝未纳。

　　七月，太武帝引兵东还，至黑山，以所获班赐将士。既而，有降者说：“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为，乃焚烧穹庐，科车自载，将数百人入山南走。民畜窘聚，方六十里中，无人领统。相去百八十里，追军不至，乃徐徐西遁，唯此得免。”后又闻凉州贾胡之言：“若复前行二日，则尽灭之矣”(《魏书·崔浩列传》)。太武帝深悔之。

　　八月，太武帝至漠南(今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南地区)，闻高车国东部屯居在已尼陂(今贝加尔湖东南)，即遣左仆射安原等率领万骑驰击之，降高车诸部数十万落，获马牛羊百余万。

　　十月，太武帝还平城，宋朝果然没有出兵，皆如崔浩所料。太武帝迁徙柔然、高车降附之民至漠南，东

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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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 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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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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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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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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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枫川陈氏族史》《中国吴氏通书》等。

在内容与谱例上，新修家谱也有不少变化。如传统的家谱是以父系世系为轴心的，而新修家谱中比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儿也能入谱，如果是独生子女，女儿也作为世系传人记录。另外，在编撰体例上，部分新修家谱开始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诸如组织机构、医疗卫生等内容在家谱中也有出现。

崔氏第二十六世孙崔海斌介绍 大屋基崔氏源流 “言不根经史，谓之梦浪，人不识本源，谓之浮生”。我崔氏之人从何而来，向何而去？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崔氏子孙值得了解和思考的问题。下面，我就我们大屋基崔氏的源流及家风这两个方面的问题给大家作个简要的介绍，使大家有个初步的了解。 第一个方面：崔氏的源流。——也就是崔家是怎样起源、怎样流传到现在的。 这个问题我们分三个部分来讲： 第一部分：崔氏先祖 崔氏出自姜姓，即姜姓神农氏（炎帝）之后。 相传，炎帝神农氏，名“石年”，（大约生于公元前3216年，农历辛未年4月26日）为少典与任姒之子，因居于姜水（渨水支流）之滨而得姜姓。其裔孙为诸侯，号共工氏。共工之从（堂）孙伯夷，因辅佐大禹（共工和伯夷爷孙二人，从尧至禹）治水有功，赐氏曰“吕”，封为“吕侯”。经吕侯壤、吕侯发衍、远、我食、孙藏、伯陵到西周初年的吕尚——即姜尚，姜子牙。 姜子牙，殷王庚丁8年(己酉年8月初3,即公元前1211年农历8月初3)出生于今山东省日照市莒县一带，因辅佐周武王灭商建周有功，受封于齐，立齐国（诸侯国），称齐太公，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