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

郭崇韬忠心直谏

朱夫人临死不争

郭崇韬是唐庄宗的大臣，打下洛阳之后，各地官员经常来送礼，他从不拒绝。

亲友们劝他小心为好，他说：“我是枢密使加侍中，位兼将相，在朝廷坐头一把交椅，棒禄赏赐千百万，还用靠地方送贿礼来发财吗？不是的！只因梁朝末年，贿赂成风，河南州县刚投降，都是梁室旧臣，天子的仇敌。我若拒不接受贿礼，地方官吏就会疑虑重重，这对国家的形势没有好处。我收他们的财物，也不过是为朝廷收藏钱财罢了。”后来，庄宗祭祀南郊，郭崇韬率先献出的铜钱十万缗，就是他收受各地送来的贿礼。

郭崇韬权势最大，府宅里整日车马盈门。但他性情急躁，为人刚直，宦官近臣的请托，往往不答应，因而遭到人们的谗害和攻击，可他却并不以为意。〔9242〕崇韬位兼将相，复领节旄，以天下为己任，权侔人主，旦夕车马填门。性刚急，遇事辄发，嬖幸侥求，多所摧仰，宦官疾之，朝夕短之于上。崇韬扼腕，欲制之不能。

有一次，宰相豆卢革问起郭崇韬：“汾阳王郭子仪本是太原人，后来迁居华阴。你家也从雁门来，离太原很近，是不是汾阳王的支派？”郭崇韬随口回答：“天下遭乱，我们的家谱丢了。曾听先父说过，上隔汾阳王有四代人，别的就不清楚了。”豆卢革很会凑趣：“这样说来，汾阳王还是你的高祖呢。”〔9242〕豆卢革、韦说尝问之曰：“汾阳王〔郭子仪〕本太原人徙华阴，公世家雁门，岂其枝派邪？”崇韬因曰：“遭乱，亡失谱谍，尝闻先人言，上距汾阳世四耳。”革曰：“然则固从祖也。”

人都有自己的弱点。谁料郭崇韬讲究虚荣，从此以汾阳王的世家子弟自居，在用人原则上也来个急转弯：谁个门第高，就援引支持，一些浮华的世家公子，夸夸其谈的贵族少爷，很轻易地得到高官和厚禄，立功受勋的寒门子弟往往扔在一边了。曾经有个人来求官，他说：“我晓得你的功劳大，才能高，可惜出身寒微，我不能任用，怕受名流高士的耻笑！”〔9242〕崇韬由是以膏梁自处，多甄别流品，引拔浮华，鄙弃勋旧。有求官者，崇韬曰：“深知公功能，然门地寒素，不敢相用，恐为名流所嗤。”由是嬖幸疾之于内，勋旧怨之于外。

但郭崇韬对庄宗是忠诚的，常常给他提意见。

李存勖还在当晋王的时候，有一次和梁军大战，身边的伶人周匝被梁军俘去了，晋王一直很怀念。后来打到大梁，周匝赶到马前，告诉新的天子：“我能活到今天，全靠梁朝教坊使陈俊和内园使储德源的帮助。有恩要报恩，请求天子赏给他俩每人一个刺史吧。”庄宗满口答应了。〔9244〕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为梁所得，帝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谒见于马前，帝甚喜。匝涕泣言曰：“臣所以得生全者，皆梁教坊使陈俊、内园栽接使储德源之力也，愿就陛下乞二州以报之。”帝许之。

郭崇韬得到消息，立即谏阻：“跟陛下一起夺取天下的人，都是英雄豪杰，立过大功，封赏他们时，又有几个能得到州郡职位？如果先让伶人当刺史，我怕将士都会寒心的。”〔9244郭崇韬谏曰：“陛下所与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赏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为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

以后，周匝多次提出，庄宗便告诉郭崇韬：“我对周匝不能失信，每次看到他，心里不免内疚。你的话自然有理，还请委屈点儿，执行我的诏令吧。”不久，陈俊和储德源都当了刺史。郭崇韬叹息不已：“身经百战的将领，伤痕累累，没法得到刺史和县令，能不埋怨吗？”〔9244逾年，伶人屡以为言，帝谓崇韬曰：“吾已许周匝矣，使吾惭见此三人。公言虽正，然当为我屈意行之。”五月，壬寅，以俊为景州刺史，德源为宪州刺史。时亲军有从帝百战未得刺史者，莫不愤叹。

庄宗的老家在太原，自己住在洛阳，每年春夏，觉得潮湿闷热。他想选择一块高爽的空地度暑纳凉，都不中意。太监们怂恿说：“唐朝全盛时期，长安的大明宫和兴庆宫，亭台楼阁千百连绵，何等气派！如今陛下连个避暑的地方也没有，说得过去吗？”庄宗马上叫宫苑使建造消暑楼。太监们又摇头叹气：“郭崇韬的眉头经常锁得紧紧的，跟孔谦两人天天计算，说入不敷出。陛下要建楼阁，怕不会有钱吧！”〔9256〕帝苦溽暑，于禁中择高凉之所，皆不称旨。宦者因言：“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观以百数。今日宅家曾无避暑之所，宫殿之盛曾不及当时公卿第舍耳。”帝乃命宫苑使王允平别建一楼以清暑。宦者曰：“郭崇韬常不伸眉，为孔谦论用度不足，恐陛下虽欲营缮，终不可得。”

庄宗说：“我用内府的钱，不沾外府的边，有什么关系！”内府的钱物由各地藩镇供给，专供皇帝个人使用。但又怕郭崇韬谏阻，即派中使告诉他：“今年夏天热得厉害。前年我们在黄河边上跟梁军作战，营帐里潮湿闷热，我身披甲胃，整天在马上冲锋打仗，好像也没这么难受呢。如今住在深宫里，暑天硬是过不惯，到底怎么回事？”〔9256〕帝曰：“吾自用内府钱，无关经费。”然犹虑崇韬谏，遣中使语之曰：“今岁盛暑异常，朕昔在河上，与梁人相拒，行营卑湿，被甲乘马，亲当矢石，犹无此暑。今居深宫之中而暑不可度，奈何？”

郭崇韬要中使转告皇帝：“陛下当年屯兵河上，大敌在前，国仇未报，时时担心，天气极热也不觉得；那时候，前途和命运比天气重要得多呢，哪有闲心想冷热！如今敌国消灭，全国统一，日子舒服，闲情逸致多了，想的是游乐歌舞，虽然有高台和敞楼，也觉得闷热难受。陛下要是经常想到艰苦岁月，暑气自然就消失了。”庄宗听罢，默然无言。〔9256〕对曰：“陛下昔在河上，勍敌未灭，深念仇耻，虽有盛暑，不介圣怀。今外患已除，海内宾服，故虽珍台闲馆犹觉郁蒸也。陛下倘不忘艰难之时，则暑气自消矣。”帝默然。

中使明白皇帝的心事，唠叨说：“郭崇韬的府宅，也不比皇宫差，当然体会不到天子的苦处了。”庄宗闷了半天，吩咐宫苑使：“我出钱，你负责把楼建起来，越快越好！”〔9256〕宦者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热也。”

洛阳城里烈日炎炎，一万多民工昼夜不停，大楼快要建成了，郭崇韬还不知趣，找皇帝说话：“今年的年成不好，河南河北水旱不均，军需不足，百姓缺粮，是不是等到明年丰收以后再建呢？”庄宗听了，连眼皮也没抬，心里极不痛快。〔9256〕帝卒命允平营楼，日役万人，所费巨万。崇韬谏曰：“今两河水旱，军食不充，愿且息役，以俟丰年。”帝不听。

礼部员外郎罗贯刚正耿介，郭崇韬把他调为河南县令。这里是洛阳郊区，那些得宠的伶人宦官常常找他要钱要物，罗贯一概不理，所有来信不拆开，压在书案上，高高的有几大擦。实在对付不了，就报告郭崇韬，反映到皇帝那儿。这些人受到指责，恨死了罗县令。9258八月，癸未，杖杀河南令罗贯。初，贯为礼部员外郎，性强直，为郭韬所知，用为河南令。为政不避权豪，伶宦请托，书积几案，一不报，皆以示崇韬，崇韬奏之，由是伶宦切齿。

谁知此时河南府尹张全义，这个忠诚的老臣，也对罗贯的态度不满，常常叫婢女到刘皇后那儿告小状。这样一来，皇后、太监、伶不久，太后死了，陵园离洛阳城西七十里。庄宗亲往视察陵园人，都在庄宗面前诋毁罗贯。9258河南尹张全义亦以贯高伉，恶之，遣婢诉于皇后，后与伶宦共毁之，帝含怒未发。

不久，太后死了，陵园离洛阳城西七十里。庄宗亲往视察陵园工程进度，沿途道路泥泞，桥也坏了。问及谁是地方长官，太监说是河南县令罗贯。庄宗大怒，传诏把罗贯抓进监狱，日夜拷打，两天之后，批示斩首示众。9258会帝自往寿安视坤陵役者，道路泥泞，桥多坏。帝问主者为谁，宦官对属河南。帝怒，下贯狱；狱吏榜掠，体无完肤，明日，传诏杀之。

郭崇韬听到消息，赶忙上朝谏阻：“罗贯没有修好道路，自然犯了法，但也罪不致死，杀头太过分了。”庄宗冷冷地斥问道：“太后的灵枢要发丧，我早晚都要来往，他偏偏不修道路，想干什么？你说无罪，是不是想支持他？”9258崇韬谏曰：“贯坐桥道不修，法不至死。”帝怒曰：“太后灵驾将发，天子朝夕往来，桥道不修，卿言无罪，是党也！”

郭崇韬也不示弱：“我只知道，陛下是天下之主，对一个小小的县令发雷霆之威，直接批示杀头，士民百姓说陛下用法不公，也是我这宰相的错误，别的事我就不明白了！”9258崇韬曰：“陛下以万乘之尊，怒一悬令，使天下谓陛下用法不平，臣之罪也。”

庄宗起身，衣袖一甩，也不正眼相看：“你爱罗贯，就交你去办吧！”马上出殿。郭崇韬非常为难，跟在皇帝后头，不断解释。庄宗竟反手关住殿门，把他抛在外面。罗贯被刑杖打死后，尸体陈列在县衙门口，让人参观。百姓们路过，无不伤心落泪。9258帝曰：“既公所爱，任公裁之。”拂衣起入宫，崇韬随之，论奏不已；帝自阖殿门，崇韬不得入。贯竟死，暴尸府门，远近冤之。〔本来唐朝的宦官在朱温当政时被诛杀干净，宦官干政已经成为历史，而且整个五代中的梁、晋、汉、周都没有宦官惹乱，唯独在后唐李存勖在位的这几年，宦官势力开始有所恢复。这些人和刘皇后勾结在一起，渐渐形成一个反动的政治集团，对朝政施加影响，虽然影响没有唐朝的那样恶劣，但至少对李存勖来说，这是他走向灭顶之灾的开始。河南令罗贯正直敢言，郭崇韬很欣赏他，支持他清除豪门积弊的工作，效果很不错。但罗贯却得罪了后宫集团、大官僚集团和宦官集团，这些人非常痛恨罗贯，在李存勖面前抵毁诽谤。李存勖的母亲曹太后死后安葬坤陵，但通往坤陵的路桥因为各种原因坍塌，太监们便说乘机陷害罗贯，果然李存勖大怒，把罗贯抓来，打的死去活来。郭崇韬非常心疼，上来劝阻，说“陛下和一个县令斗气，传出来对皇上名声不利。”李存勖哪里肯听，干脆把郭崇韬关在宫外，让宦官把罗贯活活打死，暴尸街头，以示炯戒。罗贯一死，天下呼冤，并开始对李存勖是否有能力中兴唐朝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郭崇韬一向厌恶宦官，和魏王李继岌私下谈起：“常言道，阉掉的公马不能骑，何况那些阉人呢。大王将来即位后，要把太监通通赶走，任用读书人。”这些话被太监听到了，无不切齿痛恨。〔92511〕郭崇韬素疾宦官，尝密谓魏王继岌曰：“大王他日得天下，騬马亦不可乘，况任宦官！宜尽去之，专用士人。”吕知柔窃听，闻之，由是宦官皆切齿。

后来，朝廷派魏王和郭崇韬攻打西蜀，把成都平服了。蜀中人士要求郭崇韬留下来清剿山林盗贼。庄宗很疑心，又听说他想谋害魏王，加上刘皇后不断进谗言，要皇帝保护儿子。”〔92511〕时成都虽下，而蜀中盗贼群起，布满山林。崇韬恐大军既去，更为后患，命任圜、张筠分道招讨，以是淹留未还。帝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韬不出郊迎，及见，礼节又倨，延嗣怒。李从袭谓延嗣曰：“魏王，太子也；主上万福，而郭公专权如是。郭廷诲拥徒出入，日与军中饶将、蜀土豪杰狎饮，指天画地，近闻白其父请表己为蜀帅；又言‘蜀地富饶，大人宜善自为谋。’今诸军将校皆郭氏之党，王寄身于虎狼之口，一委有变，吾属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归，具以语刘后。后泣诉于帝，请早救继岌之死。前此帝闻蜀人请崇韬为帅，已不平，至是闻延嗣之言，不能无疑。

而蜀国投降后送来的珍宝又很少，便问及太监向延嗣。这人早就恨死了郭崇韬，挑拨说：“听说好东西都叫郭家收去了：金子一万两，银子四十万两，钱一百万缗，宝马一千匹，他儿子掠取的还不算。送到朝廷来的自然不多嘛！〔92511〕帝阅蜀府库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货无算，何如是之微也？”延嗣曰：“臣闻蜀破，其珍货皆入于崇韬父子，崇韬有金万两，银四十万两，钱百万缗，名马千匹，他物称是，廷诲所取，复在其外；故县官所得不多耳。”

庄宗怒不可遏，不加思索，派太监马彦珪赶去成都，传令郭崇韬班师，稍有拖延，立即诛死。〔92511〕帝遂怒形于色。…帝寻复遣衣甲库使马彦珪驰诣成都观崇韬去就，如奉诏班师则已，若有迁延跋扈之状，则与继岌图之。

马彦珪告诉刘皇后：“三千里外传递命令，怕有失误。杀郭崇韬要随机应变，成败就在顷刻之间，何不直接要魏王立刻诛死他呢？”刘皇后立即给儿子写了一封信，叫他相机行事，不可拖拉。〔92511〕彦珪见皇后，说之曰：“臣见向延嗣言蜀中事势忧在朝夕，今上当断不断，夫成败之机，间不容发，安能缓急禀命于三千里外乎！”皇后复言于帝，帝曰：“传闻之言，未知虚实，岂可遽尔果决？”皇后不得请，退，自为教与继岌，令杀崇韬。知祥行至石壕，彦珪夜叩门宣诏，促知祥赴镇，知祥窃叹曰：“乱将作矣！”乃昼夜兼行。

魏王李继岌收到皇帝和皇后的命令，于心不忍，也觉得太过分，却抛不过身边的一群太监和小人，说什么一旦消息传到郭崇韬耳里，反而引起怀疑，说不定要先下手呢！魏王年纪轻，缺乏主见，便请郭崇韬进营商量军事，刚踏上阶檐，卫士李环从旁冲出，一柏就把郭崇韬的脑袋击碎了。接着又杀了他的儿子和亲信将吏。〔9261〕魏王继岌将发成都，令任圜权知留事，以俟孟知祥。诸军部署已定，是日，马彦珪至，以皇后教示继岌，继岌曰：“大军垂发，彼无衅端，安可为此负心事！公辈勿复言。且主上无敕，独以皇后教杀招讨使，可乎？”李从袭等泣曰：“既有此迹，万一崇韬闻之，中涂为变，益不可救矣。”相与巧陈利害，继岌不得已从之。甲子旦，从袭以继岌之命召崇韬计事，继岌登楼避之。崇韬方升阶，继岌从者李环挝碎其首，并杀其子廷诲、廷信。外人犹未之知。

都统推官李崧听到情况，赶来责备魏王：“三千里外，没有皇帝的命令，只凭皇后一封信，擅自诛杀功臣元老，太危险了！你就不能忍耐，让他回到洛阳再说吗？”李继岌也后悔不已。〔9261〕都统推官饶阳李崧谓继岌曰：“今行军三千里外，初无敕旨，擅杀大将，大王奈何行此危事！独不能忍之至洛阳邪？”继岌曰：“公言是也，悔之无及。”

李崧立时叫书吏上楼，抽掉梯子，伪造了一份诏书，用白蜡刻成中书省的官印，模糊地盖在假诏书上，再向军士宣读，说是奉了皇帝的命令诛杀叛贼，才把事情掩盖过去。〔9261〕崧乃召书吏数人，登楼去梯，矫为敕书，用蜡印宣之，军中粗定。

朝中的太监和伶人又兴风作浪，唆使地方官诬告郭家的另外几个儿子和女婿，以及郭崇韬的老朋友朱友谦，这些人及他们的家属全被处死了。〔9261〕景进言：“河中人有告变，言李继麟与郭崇韬谋反；崇韬死，又与存乂连谋。”宦官因共劝帝速除之，帝乃徙继麟为义成节度使，是夜，遣蕃汉马步使朱守殷以兵围其第，驱继麟出徽安门外杀之，复其姓名曰朱友谦。友谦二子，令德为武信节度使，令锡为忠武节度使；诏魏王继岌诛令德于遂州，郑州刺史王思同诛令锡于许州，河阳节度使李绍奇诛其家人于河中。

当中使到了河中朱友谦家里，朱夫人张氏带领全家二百多口，面见使者：“我家应该受死，但不可连累无辜。”于是把朱家子弟叫在一边，跟婢仆们分开。又给每个女婢男仆送了一些钱，打发走后，才领着亲人走向刑场。临刑之前，她从怀里取出铁券，交给使者：“这是皇帝去年赐给我家的。我不识字，上面写的什么呢？”所谓“铁券”，是用金属制成的诏令，皇帝将它送给某些功臣贵族，意思是这些人家犯了死罪也可以赦免，不能杀头。张氏从容地拿出来，是不想据理争辩，也不想指责唐庄宗出尔反尔，并非不识字。中使看了铁券，也替皇帝难堪：为什么一旦翻脸就不认帐呢？为什么丝毫也不反躬自问呢？

朱友谦的一家人就这么委屈地死了！〔9261〕绍奇至其家，友谦妻张氏帅家人二百馀口见绍奇曰：“朱氏宗族当死，愿无滥及平人。”乃别其婢仆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张氏又取铁券以示绍奇曰：“此皇帝去年所赐也，我妇人，不识书，不知其何等语也。”绍奇亦为之惭。

记住乡愁，就是记住春天

　　记住乡愁，就是记住社稷。

　　记住乡愁，就是记住祖宗。

　　记住乡愁，就是记住恩情。

　　记住乡愁，就是记住根本。

　　记住乡愁，就是记住春天。

　　这是我做百集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文字统筹时脑海中一遍遍闪过的句子。由中宣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组织实施，中央电视台组织拍摄的百集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于2015年1月1日正式开播。

　　尘封了百年的传统文化实体，以百集纪录片的形式重回岁月和大地。这些节目，既是一出出生命大题，又是一份份绝好的答卷。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100个“考场”里，一次次展开，一次次收起，仁心写，义举答，子子孙孙答不够，一答就是百千年。

　　我看到，但凡得高分的家族、村落，他们都有共同的遵守，没有忘记国家社稷，没有忘记祖先，没有忘记恩情，没有丢掉根本。但凡兴旺的家族，都有家谱、祠堂、祖训，并且像守着生命一样守着这些家谱、祠堂、祖训。仁义礼智信，孝悌勤俭廉，在这些土地上，已经化为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

　　我还看到真正的励志和制度，真正理解什么叫师道尊严、什么叫商道贾德。我发现晋商成功的秘密并不全在经营里，徽商成功的诀窍并不全在谋略里；还发现幸福原来也在五常十义里，甚至就在一餐一饮、一草一木里。

　　看着这些台本，我突然觉得，人一旦没了故乡的概念，一切病相就要来了。现代人生活在城里，没有一个共同的地理凝聚力，房子常常换，漂泊感就来了，漂泊感带来无根感，无根感带来焦虑。不像古人，不管走多远，心系故乡。

　　太多的故事让人泪眼婆娑。甘肃哈南村是一个把“忠”自觉化的村落。战时，他们把“忠”用于卫国；和时，他们把“忠”移于建设。据记载，明初时朱氏祖先立下赫赫战功，朱氏后人便把“忠勇传家”作为家规祖训写进了族谱。历史上，朱氏一族先后有11人为国捐躯，从军报国也就成为哈南村的传统。每逢外敌入侵，“母送儿，妻送郎，父子争相上战场”催人泪下的场面，就会在这个小村庄里出现。汶川地震后，哈南村也是重建速度最快的村落之一。在安徽屏山村，明嘉靖年间，舒善天进京赶考，高中探花，衣锦还乡之际，发现相依为命的老母病倒家中，便弃官侍母，直至终年。还是屏山村，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成功塑造“抗战夫人”王丽珍的人民艺术家舒秀文，当年一月挣30块大洋，会把25块寄回家里。在山西静升村，王氏十六世祖王寅德与人合伙做生意，对方早亡，他把属于对方的钱分文不少地还给人家后代。做月饼的吴丽霞家，如此在乎月饼切开后的匀称，不单是讲究月饼的品相，更是考察做月饼的人心是否匀称。他们相信，心匀称，手下的活无不匀称，心不匀称，手下的活难以匀称。

　　读一出出台本，我就像是在给祖先的老屋拂尘，给祖先的德容擦灰，给祖先的衣襟掸土。我是那么急切地想等到下一出，又是那么紧张地看着每一出，一遍不够，两遍不够。多少次，我的键盘上落下一个不肖子孙的热泪。就连晚上做梦，都在乡愁之中。

　　作为炎黄子孙，我们是多么幸运，我们有这么伟大的传统，这么优秀的祖先，这么智慧的文化，这么可爱的同胞。作为一个作家，我是多么幸运，能够以这种方式，亲近我们伟大的传统，为祖先尽上一份小小的孝心。

　　在这些节目中，我看到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故事，远比在任何一部小说中读到的精彩。很难相信，倘若没有这40个摄制组长达9个月的艰辛打捞，任凭他们淹没、流失，对中华民族来说，将是何等的损失。

　　有了这100集，我们就可以回答，人类将走向何方。有了这100集，我们就可以回答，子孙将向哪里去。有了这100集，我们就有了底气。孔子不但是中国人，而且正在以乡愁的方式活在大地上。端午不但是中国的，而且正在以乡愁的方式活在大地上。我还看到了二十四孝的现代版，看到了精忠报国的现代版，他们有名有姓，有脸有面。

　　此刻，我更加笃定，只要我们把根留住，只要我们回到根那里，一切都不是问题。因为春来草自青，草的答案不在草本身，而在春那里。

　　乡愁中的传统，传统中的乡愁，正是我们一刻都不能离开的春风。

正史、方志、家谱，向被称为研究历史的三大主体资料。正史（此处指官修的全国性史书，非指文献学所谓的纪传体史书）研究全国，方志研究地域，家谱研究家族。而研究地方的资料，可以称为地方文献，一般认为以方志、碑刻、谱牒三类为主。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 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本诗集》、《知常先生云山集》、《蒲溪吟社三家诗抄》、《刘宫詹天先生文集》、《毕振姬文集》。田同旭主编《沁水历代名家文存》收录沁水县8位古代名家传世11种文集。《介休近代艺文丛稿》收《介休诗略》、《介休续诗略》、《介休金石略》、《庄镜集》等10余种。

　　单行的晋人文集，如《郭弘农集校注》、《司马光集》、《文彦博集校注》（《文潞公集》、《文潞公诗校注》）、《元好问全集》（《元遗山诗集笺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集校勘笺注》、《薛瑄全集》、《王家屏诗词译注》、《王家屏奏疏译注》、《王琼集》、《霜红龛集》、《傅山全书》、《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孙嘉淦文集》、《于成龙集》、《康基田和折遇兰诗集笺注》、《霞荫堂诗集》、《泊水斋诗文钞》、《吴琠文集》、《六砚草堂诗集》、《砚樵山房诗稿》、《程昆仑先生诗文集》、《徐继畲集》、《张瑞玑诗文集》、《曹润堂诗集》（影印）、《剑虹斋集》、《晚香诗钞存稿》、《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陈敬棠诗文辑》、《敬业文集》等。

　　还有一些家族、地域诗文汇编，如《皇城陈氏诗人遗集》、《夏门梁氏诗歌集释》、《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润城、西坡、北音、上庄、中庄、下庄、屯城、上伏、下伏卷，共4册）、《沁水历代文存》、《潞安诗钞》、《河汾诸老诗集》、《秀容诗文存》、《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等。

　　上述晋人诗文集，基于研究山西地域有价值而言，主要是那些多年生活于山西的官员、文士，所记所写多关涉晋人晋地，利用价值自然较高。而一批常年在外地为官的晋人文集，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的价值反而不高了。反而，一大批曾经为官、寓居山西的外省籍官员、文士，他们的诗文集，也应多加关注，尤其是他们在晋地任职寓留时为晋人撰写的序跋、志铭及唱酬、观瞻诗文，对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价值。

　　山西的地方文献，除却上述四种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地方史籍，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集中记录晋地历史，价值也很高，整理出版的如《晋乘蒐略》、《晋政辑要》、《交山平寇本末》、《牧爱堂编》、《河东盐法备览校释》、《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晋游日记》、《山西票商成败记》等。

　　上述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大类山西地方文献，多是正式出版的，也包括部分内部编印的，仅是列举笔者所藏及所知，不可能齐全完备，难免挂一漏万，但肯定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上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多有作者后裔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参与，收集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亲临当地寻访。山西研究地方文化的机构，主要是省市县各级三晋文化研究会、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地方文献收藏者、爱好者及书商书贩也广有存藏，这些都是征集时应优先考虑的对象。

　　近40年来，一批批山西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古代山西历史及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亟待将山西地方文献科学整理乃至总体编辑出版，编印《旧志集成》、《石刻大全》、《谱牒汇编》、《文集汇编》等等之类总集、汇编性质的地方性丛书，这必将是嘉惠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