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姓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姓氏，关于其起源问题一直有较多的说法。其中一种被大多数全姓人认可的说法是，全姓的来源最早与周朝的官名有关。据一些全姓谱牒记载，在周朝时有一种掌管货币流通和集市贸易的官吏，被称为泉，属〈周礼、地官〉系统。泉，也就是钱币。后来，担任这种官职的人便以官名为姓氏，姓泉。再后来，由于泉字与全字读音近似，一些姓泉人又以全为姓氏，从而有了全姓。 由此看来，全姓是一个由职官而来的姓氏，血统大概与周朝的王室成员有关。由于这种说法在古今全姓人中颇为流行，因此也是全姓人的主要来源。除此而外，与全姓起源有关的还有其他一些说法。其中如相传全姓起源于古国名或地名，这一古国名或地名大约在今安徽全椒一带，当地早在汉代时就被称为全椒县。又如另外一些说法，全姓是殷王高宗的后代，或是由汉代的王姓改姓而来。他们认为，在西汉末年，与汉元帝王皇后同族的人因不满王莽专政和篡国，耻于与他同姓，于是便改姓为全。因为全字的含义，在写法上包括“王”和“人”两部分，虽改姓为全，仍不忘自己原是姓王的人。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在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国君王建把一位名为全宗朗的人改名为王宗朗，应是全姓改为王姓的直接例证。至于关于全姓起源于其他少数民族，或者当代一些少数民族中有全姓，则是更难以考辩了。 无论全姓在起源问题上多么众说纷纭，多都不影响它成为当代中华大姓之一。历史上，全姓以京兆（今陕西西安）为郡望，并出现不少著名人物。其中主要有东汉尚书丞全柔、三国吴大将军全琮、晋名士全子栖、隋名医全元起、五代文洲刺史全师雄、元学者全谦孙、明大学士全思诚、清学者全祖望等。至于其分布，除具有与其他姓氏一样广泛的特点外，当代全姓又以湖南、河南、浙江三省最为集中。据有关专家研究，三省全姓人口约占全国全姓总人口的3/4。 全姓在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泉，古时候是一种钱币。周朝时候，设有一种官职叫做泉俯官，专门管理钱币，而泉府也就是专门管理货币的机构。泉府官的后代有的以泉作为姓氏，后来演变成全，成为今天全姓的起源。元代是有少数民族的首领叫作万全。后来这支少数民族和汉族通婚，渐渐接受汉文化。而万全的后代亦改姓氏为全，这是历史上全姓的有一个来源。

http://wwwtydaocom/suwu/2003/0225-ty2500htm

2500年，谁的太原城

2500年的意义

2003年，太原市建城2500年，这已经为很多太原人乃至山西人知晓和乐道了。对于历史，人们有计算着时间纪念的习惯。距今较近的，纪念1周年、2周年、3周年……远一点，纪念10年、20年、30年……再远，便纪念100年、200年、300年……以至于1000年、2000年、2500年……这种纪念日确定的方式本身就意味深长。譬如我们把今年所有与我们这座城市有关的纪念日全部列出来，我们会发现，由近及远，自古到今，我们在一年内集会、歌舞、研讨、作文以纪念的，有2000年前的一场战争，200年前的一次瘟疫，20年前的一项法令，两年前的城市改造……在看似无关的各种纪念中，我们会逐渐找到今天我们存在的由来。今天的城市，今天的生活，今天的我们自身，都是历史的积淀，我们别无选择地生活在对历史对传统的继承中。两年前留下来的大多是物质，两千年前留下来的更多的是精神，这些对于我们都是同样重要。

2500年，对于一个个体的人来说，也许太遥远、太渺茫了；如果从一个古老家族的家谱上去解读，我们便可以看到一个漫长的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过程，看到造化和先祖赋予每一个生命的艰难和期望。而我们现在是将这2500年和这座古老的城市，这块滋养了一方文明的山川土地联系在一起，以我们生命的短暂去理解她的久远，以一辈辈传承下来的间接的记忆去揣摩她的履历，于是我们发现了这座城市的生命，发现了她的精神和性情。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许会发现属于我们自己的过去和未来，因为，生命之间的包容对小的生命意味着一种宿命。

所以我们纪念太原建城2500周年，我们回顾、解读这座古老城市的文明历程，并不是为古人担忧，或是向世人炫耀，它的意义在于站在城市文明、民族历史的角度对我们今天城市的再认识，对我们白身的再认识，以及对我们民族、社会思考。

帝王太原

据说全国共有三座龙城，广西柳州、河南濮阳和山西太原。与另外两座城市得名于美丽动人的传说不同，太原，这片曾经凝聚着王者之气、成就帝王霸业的龙兴之地则是因为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真龙天子而被当之无愧地誉为龙城。龙城太原，因帝王而建，与帝王一起咤叱青史，也为帝王所累而屡遭兵燹甚至毁于一旦。

上世纪的最后一个龙年，在太原金胜村出土了一座是迄今为止所见春秋时期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保存最为完好的墓葬。春秋时代，九鼎象征着周天子的王权，七鼎代表的是诸侯王，但这位拥有两组七鼎的墓主人，却并不是晋侯，三重漆棺里沉睡着的无冕之王，是晋国正卿赵简子。

太原金胜赵简子墓发挖现场

在晋国六卿专权的激烈角逐中，深谋远虑的赵简子为了使历经苦难的赵氏家族避免重蹈“下宫之役”的复辙，命令家臣董安于在远离其他五卿势力范围的悬瓮山下、晋水之滨建造城池，因其位于晋水北方，而称之为晋阳。这一年，是公元前497年，距今整整2500周年。

晋阳城刚刚诞生，就接受了战火的洗理，晋国六卿中的范氏、中行氏在晋阳城下走向了覆亡。40多年后，同样是在晋阳城下，秉承先父遗志的赵襄子将另一位晋国正卿智瑶的头颅漆成了酒具，从而确立了三家分晋的政治格局。

赵简子与赵襄子，以他们共同浇铸战国时代近200年光辉灿烂的赵文化基业的“简襄功烈”而使后人问心无愧地将他们列入帝王的行列之中。

虽然是问心无愧，但赵简子与赵襄子毕竟是无冕之王，太原成就第一位真龙天子，却是在200多年之后。当年，八岁的刘恒依偎在母亲薄姬的怀中来到晋阳做代王时，绝不会想到17年后他会从这里入主汉宫，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煌煌盛世。

汉文帝将太原称为“龙潜之地”，而另一位乱世枭雄而视太原为“霸府”，他就是高欢。这个骑着岳父的战马参加镇军的穷小子在南北朝军阀混战的烽烟中脱颖而出，最终凭借晋阳左右北魏朝政，奠定了北齐基业，被他的子孙尊崇为高祖神武皇帝。

虽然北齐定都于邺城而晋阳只是别都，但历代北齐皇帝每年都有很长时间在晋阳宫处理政事，晋阳成为北齐实际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从史书上我们可以频繁地看到：北齐皇帝一次次从晋阳出发征讨北周和北方的几个游牧民族，又一次次在战争结束之后率军返回晋阳。

高氏家族也如同后世晋商们不遗余力地建设自家大院一样营建着别都晋阳，高欢建设了晋阳宫；高纬在春秋时代的古晋阳城中建设了大明宫，城中之城的古晋阳城因此被称为大明城；幼主高恒修建了壮丽的“十二院”，其豪华程度超过了邺城的皇宫。晋阳城中的霸府风云早已在那场冲天的大火中无处追寻了，但晋祠的山水、天龙山上的石窟、蒙山的大佛、童子寺的燃灯塔前，我们依然能够凭吊到高家子弟的故园春梦。

如果说刘恒入主汉宫得益于上天与命运之神的垂青，那么，李渊起兵太原定都长安则完全是其勇敢接受时代的召唤积极进取的结果。当世袭唐公的李渊被隋炀帝任命为太原留守而来到晋阳不久，就意味深长的对次子李世民暗示道：“唐公是我的封号，而太原正是过去唐国的属地，现在让我来这里，真是天意呀。”仅仅一年之后，李渊就与他的将门虎子们率领三万精兵誓师起兵，进取长安，为历史留下了光彩夺目的盛唐气象。

太原起兵30年后，唐太宗在东征高丽的班师途中回到了晋阳城。感慨着“飞鸟过故乡尚且踯躅徘徊”的李世民没有忘记少年时代在晋阳城中游历过的一景一物，晋阳城也不会忘记这位杰出帝王在这里赢得的“太原公子”的雅称，晋祠的贞观宝翰亭内，《晋祠铭》行书碑与“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的对联将永远彰显他的文治武功。

“王业所基，国之根本”的太原得到了唐朝历代皇帝的垂爱，做为“天王三京”之一的北都，晋阳城被营建成仅次于长安、洛阳的全国第三大城市，沿汾河两岸形成一个古代罕见的巨大的城市集群，整个城市周长四十二里，仅城门就多达二十四座，东、西二城并列汾河两岸，中城跨汾居中，西城内囊括大明城、新城、仓城三座子城于城中，民间所谓“里三城、外三城”。北都太原，成为唐王朝的政治之都、军事之都、文化之都。

太原军事之都的战略地位集中表现在唐末五代的纷争乱世。凭借击败黄巢、克复长安中的首功，沙陀将领李克用受封晋王来到太原，隋炀帝、唐高宗即位前都曾被封为晋王统领并州的史实激荡着他的壮志雄心，李克用以此为根据地与以汴州为根据地的朱温展开了长达四十年的晋汴争战。

“雄名凛凛振沙陀，为国功深奈老何。多少三垂冈上恨，伶人哪进百年歌。”华发早生的李克用壮志未酬便病逝晋阳，弥留之际以三支箭代表三件未能完成的功业托付给了爱子李存勖。李存勖，这个中国古代皇帝中少有的个性鲜明、生气勃勃、光彩四射、极具个人魅力的传奇人物，不仅实现的父亲的全部遗愿，并且建立了后唐，追谥父亲为武皇帝。

李唐从太原起兵创立了三百年基业，朱温篡夺唐室江山之后，李存勖又是凭借晋阳根据地攻灭后梁，因此在史学界留下了太原为唐朝复仇的说法。

从后唐开始，三任北京留守石敬塘、刘知远、刘崇前赴后继，先后凭借太原建立了后晋、后汉、北汉王朝，从底层士卒走入了真龙天子的行列。一些学者认为，一部纷争五代史，实际可以当作建都于开封或洛阳的中央政权同以太原为根据地的割据势力激烈斗争的历史来看，这种一次又一次的激烈斗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以太原割据势力的胜利而告终的。

北宋王朝的建立使得结束战乱重归一统成为可能，但弱小的北汉小朝廷在赵匡胤、赵光义兄弟“三下河东”灼灼逼人的攻势下却依托晋阳顽强地抗争了19年。然而，孤城难拒百万雄兵，北汉皇帝最终在四面楚歌之中纳表称臣，当志得意满的宋太宗踏入了这座桀骜不驯的城市时，“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乱飞如箭镞。”此时他才发现，自己可以拥有晋阳，但却永远无法征服顽强不屈的太原百姓，宋太宗开始认真审视这座千古重镇。

“表里山河”、“拊天下之背而扼其吭”的地理优势和过去以北方为重心的政治结构决定了山西在中国古代史中的重要地位。是故，“天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京师之安危，常视山西之治乱”，而“东带名关，北逼强胡，年谷独熟，人庶多资，斯四战之地，攻守之场也”的太原，自古就是“河东之根本”，因而山西之形势，必有取于太原，山西之安危，常视太原之治乱。是故，春秋晚期、十六国北朝时期和唐末五代三个混乱的分裂时代，军事重镇太原，对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以至于全国的政治、军事局势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令宋太宗不能容忍的，是太原“龙城”的美誉，要知道，谋反与叛逆自古以来就是封建王朝视为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京城里自视为龙的真龙天子们最害怕的就是别的地方出现他们的同类，屡屡抗拒中央政权、成为封建军阀割据中心、“盛则后服，衰则先叛”的太原，越来越不容于统一的新王朝。龙城太原，在劫难逃。

晋阳失陷不到半个月后，宋太宗下令火烧晋阳。新城、仓城、大明城，西城、东城、连城，里三城外三城的四十里繁华都市燃起了熊熊烈火，火烧之后，宋军又引晋水和汾水冲灌晋阳，最终使这座历经1476年的千古重镇在太原百姓的血泪与后人无奈的感慨之中化为了一片废墟。豪华壮丽的大明宫与晋阳宫，铭刻着唐王功业的起义堂和受瑞坛，血肉铸就的澄空大佛，那么多辉煌的建筑和灿烂的文化，如此轻易地化为灰烬永远地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只剩下一千年后一腔无人共鸣的悲愤。

不仅如此，宋军还削去了系舟山的山头，称为拔龙角，以破坏太原龙脉，后来重建太原城时，也只修丁字街不修十字街，为的就是要“钉”死太原龙脉。

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晋阳古城在经历浩劫之后，依然为我们留下了古城营村、南城角村、城北村、罗城村等一些依稀可以追寻到模糊线索的地名。漫步于古城营村，我们仍然可以找寻几百米的晋阳古城墙遗址，那绵延的夯土残垣和它身上茂盛的灌木丛，一如当年太原百姓不愿屈服的铁骨脊梁。

将相太原

公元前497年，战争的烽烟无情地笼罩着晋阳城。这一年，董安于刚刚完成对晋阳城的修建，为了索还用以充实晋阳的500家卫国奴隶，赵简子与邯郸赵稷发生内讧并最终引发晋国六卿之间的第一轮权力兼并。晋国大臣没有人不知道刑鼎上“始祸者死”的律法，董安于也不例外，但为了避免“下宫之役”的悲剧重演，他向赵简子请缨决战。就在范氏、中行氏与赵稷的军队围困晋阳的时侯，共同的政治利益使得其他四卿结成联盟，始祸者范氏、中行氏逃亡朝歌。与此同时，智文子也向赵简子发出了追究董安于责任的要挟。董安于坦然道：如果我的死能够换来晋国的安宁和赵氏的安定，我又何必吝惜自己的生命。董安于修建的晋阳城能够解救赵氏于危难却救不了自己，他自缢之后还被曝尸街市，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董安于去世近半个世纪之后，在新一轮的兼并战争中，智、魏、韩三家联军兵临晋阳城下。当时城中的物资储备不足以支持长期战争，张孟谈告诉赵襄子，当年董安于修建晋阳城时，城内建筑全部以铜为柱，以荻蒿主竿做墙骨，而铜柱可以用来铸造兵器了箭头，荻蒿可以用来制作箭杆，深谋远虑的董安于再一次拯救赵氏于倒悬。坚守一年之后，智瑶决开汾水、晋水冲灌晋阳，洪水淹到距城头三版的地方。就在晋阳危在旦夕之时，张孟谈星夜缒城而下，乘一叶扁舟潜入韩、魏两家军营，陈述唇亡齿寒的道理，一夜之间便完成了利益集团的重新组合。智瑶最终在晋阳城下身死族灭，赵、魏、韩从此奠定了三分晋国的基础。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乱世，西晋王朝昙花一现的短暂统一没有维持多久，匈奴贵族刘渊就横扫山西，昔日的军事重镇晋阳，在匈奴军队与饥荒的双重攻击下，成为一座沦陷异域的空城。

时势造英雄，板荡识忠臣，一个太原历史永远铭记的英雄——刘琨就在这个时候横空出世。接任并州刺史的刘琨结束了金谷园里呤风弄月的诗人生活，擦去眼角的英雄泪，告别京城，率领一支千余人的孤军一路辗转，进军晋阳，去实现闻鸡起舞时立下的铮铮誓言。

刘琨完成对晋阳城的扩建之后，击退了匈奴军队的一次次进攻，并以此为根据地开始组织反击，这样的努力，直到西晋灭亡、北方八个州全部沦陷之后也始终不曾懈怠。但是，无法选择时代的刘琨注定就是一个悲剧人物，西晋皇族的暗弱无能，东晋皇帝的偏安一隅，晋末北方群雄并起的混乱，都决定了任何人身陷四面胡歌之中很难有更大的作为。从刘琨朝辞广莫门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他所有的努力都只不过是使自己的结局更为悲壮。

虽然晋阳城在坚守十年之后最终沦陷，始终不愿离开的北方的刘琨洒尽了一腔热血，但无论是当初的临危受命，义无反顾的进军，还是后来的孤城喋血，一次次克复中原功败垂成的不懈努力，诗人刘琨，树立起了一座英雄的丰碑。

同样是困守孤城，同样是无法选择时代的李光弼显然就幸运得多。当太子李亨灵武自立之后，为了打通进军朔方的道路以彻底击毁流亡的唐朝廷，安史叛军三路人马共十万人会攻太原，而此时，河东节度使李光弼麾下精兵都已经赶赴朔方护驾，太原只剩下团练不足万人。

但安史叛军昔日势如破竹的虎狼之师却不得不停下了他们的脚步，这得益于晋阳的宏伟城池与李光弼的治军严谨和指挥有方。不久，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杀死，叛军军心动摇，李光弼率领唐军全线反攻，历时一个多月的太原保卫战以唐军大获全胜而告终。李光弼后来又担任过太原尹、北京留守等职，这位大唐名将与太原还是颇有渊缘的。

在协助李光弼坚守太原的幕僚中，当时担任太原少尹的并州祁县人王缙后来两度出任宰相，他的兄长就是著名的大诗人王维。

五代乱世是太原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一时期的太原，那一定是“龙腾虎跃”。乱世出英雄，与层出不群的真龙天子交相辉映的，是五代与北宋初年弛骋沙场、叱咤风云的太原虎将。晋阳城高大的城墙下，当初和晋阳城中的百姓一样平凡的他们或富贵，或贫贱，有的甚至只是游荡于古城街巷之间的市井无赖，他们相互之间或许早已熟悉，也许擦肩而过却无缘相识，但这个令人热血沸腾的时代为他们创造出如此之多的机会，使他们一朝崛起于衢陌之间而功成名就，以至于五代频繁的战争中，攻守双方常常都是各为其主的太原籍将领，正是他们个人的传奇故事为这个乱世增添了光彩，他们戎马倥偬的攻战征伐书写了五代史中的极为耀眼的一部分。

李嗣源、石重贵、郭威、慕容彦超、慕容延钊、李筠、李重进、吴庭祚……这些都是五代史中咤叱风云的人物，但他们却集中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或涌现于太原或成名于太原，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赞叹的特殊现象。

公元 919年，孟昶出生在藏龙卧虎的晋阳城，这一年，12岁的太原人王全斌从岢岚回到晋阳，他们的父亲，都是李存勖的麾下大将。四十多年后，孟昶已经是后蜀皇帝，而王全斌则率领三万精兵挥师入川，与他正面交锋的，很多都是当年随同孟昶父亲孟知祥入川的太原籍将领。王全斌自开封出师到后蜀投降，前后仅用六十六天，进军之神速，为历代所少见，只是不知王全斌与孟昶的他乡相遇是否会回忆起当年晋阳城的依稀往事。

虽然这些太原虎将的战功煊赫于青史，但他们在民间的影响，却不及另外两个太原籍将门世家，那就是家喻户晓的杨家将和呼家将。有趣的是，当年宋太宗三下河东时，杨家将与呼家将却分别是攻守双方，杨业是北汉小朝廷最后卸甲的将领，而呼延赞则四次从攻城云梯上摔下，血染征衣。在攻城的宋将中，不乏太原籍将领，这其中还有后来跟随杨业战死在陈家谷的王贵，宋真宗章穆皇后的父亲郭守文等。

毁灭晋阳三年之后，出于国防的需要，宋太宗命潘美在晋阳故城东北三十里汾河对岸的唐明镇新建城池，这也正是今天太原市所在的位置。宋代这座没有包砖的太原城周长不过十一里，只有四座城门，当年周长四十二里共开二十四道城门的晋阳城此时已成为后人梦中再也难以触摸的海市蜃楼。但赵宋王朝统治者不曾想到的是，他们处心积虑防备的太原却在此后的战争中坚强地护卫着宋室江山。

当六万金朝西路军一路畅通无阻地直抵太原城下时，驻节太原的宣抚使童贯望风而逃，行伍出身的王禀率领三千弱旅与太原知府张孝纯义无反顾地肩负起阻击金军的重担，但他们艰苦卓绝的抵抗得到的却是赵宋王朝的无情嘲弄，面对金朝东路军兵临城下的威胁，宋钦宗下诏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太原军民拒绝接受这道屈辱的诏书，金军开始了对太原的长期围困，在此期间，宋朝禁军和地方部队多次组织救援太原，但一次次占尽优势的救援都在宋军可笑而不可思议的荒唐指挥下大败而归。人相食，意味着一座孤城的坚守已经支撑到了极限，八个多月后，太原最终陷落，张孝纯被俘，三十余名太原官吏殉国，王禀背负着宋太宗御容突围出城，被刺数十枪后投汾河殉城。

有句俗语说：山东出相，山西出将，这是因为山西包括太原重要的战略地位为将帅们提供了比文官们更广阔的表演空间，以至于大唐名相郑从谠与他治理晋阳的“小朝廷”都相形见拙，但这并不妨碍太原出现一位又一位震动朝野的名宦。

古城太原衢陌纵横的几百条街道中，只有一条是以人名命名的，它就是狄梁公街，当年的狄公祠，就座落在这条长不过二百米的小街上。大唐名相狄仁杰的故事为人们所熟知，清代的《狄公案》和荷兰作家高罗佩的《狄仁杰断案传奇》更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狄仁杰留给今天太原人的印迹还有很多，在太原狄村，有一株相传是狄仁杰母种植的古槐，在距狄村三公里的王家峰村，则出土了狄仁杰四世祖狄湛的坟墓。

太原的另一位名臣是王琼，明武宗这个浪子皇帝当政的一片混乱中，正是他慧眼识得王阳明，从而迅速平息了宁王叛乱。王琼在年过花甲之时因为政治斗争而遭受排挤，因此产生回故乡颐养天年的想法，王琼之子于是在晋水之源修建了“晋溪园”，其原址，就是今天晋祠的晋溪书院，晋溪书院后，建有王琼祠，祠前两株高大的银杏树，相传为王琼亲手所植。

说到太原的历史，阎锡山是一个绝对无法回避的人物，他既是国民政府在山西的封疆大吏，同时又是行割据之实的乱世诸侯，从1911年太原起义到到1949年仓皇辞庙，对山西38的统治时间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军阀。阎锡山的割据统治，客观上也为山西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发展环境，为山西赢得“模范省”的称号的同时也给太原留下了“小北京”的美誉，太原的工业基础也正是在那个时期奠定的。

百姓太原

太原建城的历史有2500周年，太原百姓也就有2500年的故事流传。在中国历史上，太原百姓是一个非常特殊、极具个性的群体，北地近胡的地理环境和频繁的战争使得他们精于骑射、任侠尚武，并最终铸就了勇武、劲悍、顽强不屈的精神品格，很少有一个城市的居民能象他们这样拥有如此鲜明的群体特征，即使晋阳城被毁灭了，太原百姓在残酷的战争中几次被屠戳一空，但这种精神依旧传承了下来，与这座英雄城市共存天地间。

关于太原百姓的这种精神品格，为历代朝野所公认，史书上也屡有记载，它甚至出现在朝堂国政的激烈辩论之中。唐武宗会昌三年，一支途经晋阳调防的军队因为封赏不足爆发兵变，在皇帝与高官们的决策讨论中，马元良称：“太原人剽悍尚武，人人可以从军上阵。”他的这番话也得了殿上官员的一致认同。在南北朝与五代乱世，封建军阀的谋臣与部将们多次向主帅提及太原百姓的勇武，“和平时期耕种劳作，战乱一起便加入行伍”的太原百姓成为他们割据称霸的有力保障之一。

在漫长的封建年代里，太原子弟戍边者极多，他们豪情迸放，驰骋沙场，千里觅封侯，这也正是太原名将辈出的原因。随手翻开诗集，我们就能得到印证。唐代常建《塞上曲》中有云：“翩翩云中使，来问太原卒。百战苦不归，万头怨秋月……”太原诗人王昌龄《塞下曲》中有云：“从来幽并客，皆向沙场老。莫学游侠儿，矜夸紫骝好。”梁虞羲《咏霍将军北伐》中有云：“凉秋八九月，铁骑入幽并。”唐代刘济《出塞曲》中有云：“倚是并州儿，少年心胆雄。一朝随百募，百战争王公……”

在唐代，以太原籍士卒为主力的河东军就是一支勇猛善战的劲旅。会昌三年的那次兵变中，朝廷准备调集客军平叛，驻屯在榆社的太原籍士卒担心客军扰乱家乡，留在晋阳城中的妻儿老小受到牵连，于是自发出兵回师晋阳平叛，并将生擒的叛军55人押送京城，把京城显宦们搞得焦头烂额的心腹之患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解决。

这些河东军士卒身上，同时又充满着桀骜不驯的叛逆精神，在唐末频繁的兵乱中，他们频繁地回师晋阳爆发兵变，连续杀死两任河东军节度使。为此，宰相郑从谠出任河东节度使，率领因为聚集名士之多而被时人称之为“小朝廷”的领导集团亲自坐镇晋阳，这才彻底平定太原兵乱。

而普通的太原百姓的勇武劲悍较之身经百战的太原士卒来也是绝不逊色。豫让石桥刺赵的故事，汉代大侠鲁公孺的青史留名，西晋民歌《并州歌》的史实，都为此做出了生动的注解。唐朝末年，开赴云州征讨李克用的昭义镇兵在晋阳城爆发兵变，大肆劫掠，晋阳居民自发组织起来，杀死昭义镇兵千余人。普通百姓能够杀死如此之多成建制的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这样的史实恐怕也只会发生在太原。

太原2500年的历史也可以看做是一部战争史，而这部波澜壮阔的战争史诗里的每一个城市保卫战，我们都可以寻觅到太原百姓的奋勇不屈的坚强身影。漫长的历史也证明，越是在战乱年代，越是在战争进行到残酷绝望的阶段，越是太原百姓人性光辉极度迸放的灿烂时刻。

史书中关于太原两次“人相食”的记载，就都发生在困守孤城的战争中。

早在春秋时代的水灌晋阳之战中，城外是滔天洪水，城内是一片泽国，百姓的灶膛内蛙虫滋生，他们就悬釜而炊，长达一年多的围困使得粮食断绝，他们就易子而食，太原百姓宁愿噙着眼泪痛失亲生骨肉也绝不弯曲自己的铁骨脊梁。史书中对太原百姓的第一次正面描写，就是如此的可敬可叹！

靖康之耻中，宋京汴梁被金兵轻易攻陷，而太原城却与六万虎狼之师做了九个月的殊死抗争。同仇敌忾困守孤城的三千弱旅和疲敝百姓拒绝了金军的劝降也抗拒宋钦宗割地求和的屈辱圣旨，矢志不渝地决心以死报国。当存粮用尽之后，士卒烹煮弓弩皮甲以充饥，百姓则用糠秕和干草来果腹，直至人相食也要抗争到底，最终全城殉国。

太原百姓顽强不屈的精神品格更是集中体现在宋太宗三下河东的战争中。仅有三万士卒的北汉政权，在三万五千二百二十户百姓的支持下，“以一座孤城抗拒百万雄师”，并顽强地支撑了五个多月。北汉的皇帝投降了，北汉的将帅卸甲了，顽强不屈的太原百姓却仍在负隅顽抗，“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乱飞如箭镞。”太原百姓因此被赵宋王朝斥骂为“顽民”。

事实上，残暴腐败的北汉政权并不得人心，那么，太原百姓拼死抵抗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人说，这是因为宋军水灌晋阳、火烧平遥、动辄裹胁数万百姓远离故土的暴行所致，这未尝不是原因之一，但更为重要的却是太原百姓勇武劲悍顽强不屈的民风使然。正因为如此，在太原两千余年的频繁战争中，很少有军队能够从正面交锋中攻破这座英雄城市，自古以来每一场以夺取太原为目的战争都进行得极为惨烈。“并人守意益坚”、“并人犹欲坚守”、“城中人犹欲固守”……合上史书，不由得感慨叹息，这些可敬可爱的先辈们！

一家报社曾组织过一个关于太原人文化素质的讨论，一位学者开口便说：太原人是金人的后代……。而持这种观点的并非他一个，还有人认为太原人的血管着流淌着少数民族的血液。

虽然太原百姓在靖康之难的屠城后“万中存一”，尽管金朝统治太原长达九十余年，但金代太原居民仍是以从太原附近迁入的汉族人为主，女真人及其它迁入的少数民族微不足道。而且，在金末的三次战乱与饥荒中，太原又是屡遭涂炭，城中人口锐减，况且，这些为数不多的女真人更是蒙古军队入城后屠杀的主要目标。就如同太原后来也曾被蒙古族与满族占领，但我们不能就因此说如今的太原人是蒙古族或满族人的后代一样。后来驻守太原的蒙古族和满族人也不多，全都聚居于鞑靼巷和满洲城，到辛亥革命时期，全太原的满族居民只有五千余人。而且，太原在元末又多次遭受战乱，城中居民非死即迁，据郝树侯先生《太原史话》载：太原居民都是明朝以后从外地迁移来的，明朝以前的太原土著居民，只有小剪子巷的陈氏一家。因此，说太原人是金人的后代是对历史的错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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