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也是山东莱阳王氏，清末到辽宁凤城蓝期及大连龙王庙一带，父亲，茂字，我这辈，男本字，女桂字。家谱文革时被烧了。我哥重新整理了一下。我手里没有。我的下辈用宏或红是随便起的，不符合家谱要求。下辈有一个去了澳洲，有一个去了加拿大，侄女去了欧洲荷兰。散布到世界各地了

元朝末年，由于统治阶段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加之天灾不断，最终引起全国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经过十余年的战乱，中原大地一片荒芜，人口稀少。朱元璋建立明政权以后，为了恢复经济，发展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大规模移民，即从地窄人密地区向地广人稀地区迁徙人口。此次移民时间长，包括地区多，迁出地主要是山西，迁往地主要是豫、冀、鲁、皖等省。河南洛阳自然是移民的重要地区之一。因此，至今在洛阳城乡流传着“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的歌谣，祖籍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已成为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共同根源。那么，移民与大槐树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需要从元朝末年说起。

　元朝自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至元顺帝从大都(今北京)败逃塞外，历时不足百年，虽也曾盛极一时，但其内部矛盾重重，冲突及自相残杀不断。从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到顺帝即位(1333年)的25年中，元朝九易其主，故有“席不暇暖”之说。　特别是到元朝末期，由于蒙汉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农民不断流亡，造成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加之黄淮多次决口泛滥，农民无法生存，揭竿而起反抗压迫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1351年终于爆发了元末最大规模的红巾起义，韩山童、刘福通在颖州起义。随后，郭子兴、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纷纷响应。经过十几年的征战，朱元璋逐渐消灭了其它势力，推翻了元朝统治，并于1368年建立了明政权。　但是，以朱元璋为首的明朝统治者面临的是一个满目疮痍、残破不堪的局面。由于多年的战乱，战争最惨烈的中原地区土地荒芜，人口锐减，死的死，逃的逃。据清乾隆《偃师县志》记载，早在“至正五年(1345年)，伊洛河泛滥，淹没千家，生灵涂炭，十室九空”，“至正廿二年(1362年)，洛阳、偃师、孟津大旱，人相食”。天灾人祸并至，遂致河南、河北、山东、皖北等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渐绝”((明太祖实录)卷廿九)。而这个时期，相对远离战区的山西却是另一番景象，“风调雨顺，连年丰收”，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比较繁荣，所以人丁兴旺，并逐渐出现了地窄人密的矛盾。　针对这一现状，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发展经济，首要解决的便是劳动力与土地的矛盾。明太祖朱元璋果断地从洪武初年开始了大规模移民，山西就被指定为最主要的移民迁出地。令“疏散山西两府(平阳、太原)五州(汾、辽、蒲、潞、沁)五十一县之民遣送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陕甘等广大地区”，使生产得到了一定发展。但好景不长，接着又发生了“靖难之役”，战乱达四年之久，天下被破坏的程度，甚于明太祖时代，结果造成“中原田多荒”(《明史、食货志》)，再次加剧了中原地区地广人稀的荒凉局面。于是，明成祖朱棣不得不继续大量移民，补充人烟稀少的地方。因此，移民高潮历三朝五十年，这在我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明初移民的事实，在《明史》、(明实录)、《续文献通考》、《日知录》等文献中都有记载。大致情况是这样的：政府对移民采取了鼓励和奖励政策，被迁徙的老百姓每户发给银锭二十两，作为安家费，使其置耕牛、种子、建房等，并免其三年或五年的赋役。　那么，山西迁民，为什么仅洪洞大槐树影响最大呢这是由于山西人口之稠密，首推晋南，而洪洞县正位于山西省南部临汾盆地北端。它地处南北交通咽喉，北达幽燕，东接齐鲁，南通秦蜀，西临河陇，且是晋南平阳一带人口最为稠密之县。明代迁民虽不是专迁洪洞人，但作为迁民重点是很自然的。　洪洞县西周为杨侯国，秦汉置杨县，隋代改为洪洞县至今。在县城北郊贾村西，有一处公园式建筑。据(洪洞县志)记载，明朝时，这里是广济寺，为唐贞观二年所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济济，香客往来不绝，唐宋以来，又建有驿站，房舍宽广，常驻驿官，办理公差。在广济寺旁有一株“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阳关古道即从树下通过。　为此，明政府便在广济寺和大槐树下设局驻员，集中移民，编排队伍，并发给移民“凭照川资”。　元末河南的大部分地区因天灾战乱，造成人烟稀少、田地荒芜，中原地区又是明政府的重要根据地，所以，河南必然成为移民的重点。据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河南全省63个县有移民。我国有关历史文献记载，“山西迁民于河南者，以彰德府(今安阳)、怀庆府(今沁阳)、归德府(今商丘)为最多，河南府(今洛阳)、汝宁府(今汝南)、南阳府(今南阳)也不少。”洛阳所在的河南府中，据记载永宁(洛宁县)、孟津、偃师、洛阳县山西迁民为数不少。据一些氏族家谱、碑文上看，都记载有迁民的历史。从时间上看，多数正是在洪武、永乐年间迁来，虽然有些村庄氏族无所记载，但他们都知道是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明通化《河南通志》记载：明初洛阳县有人口82841人，永乐十年(1412年)83124人，成化十八年(1482年)85124人。《偃师县志》记载：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全县3961户，29125人，永乐十年(1412年)4017户，30000余人。这些都是迁民以后的数字。　现就看到的部分家谱、石碑所记载的情况，摘录如下：偃师山化乡游殿村道光二十三年十月续写的(滑氏家谱)载：“吾滑氏聚族邙上，自明初洪武六年由山西迁徙而来，至今四百余年。……考《明史》洪武朝户部郎中刘元皋上疏，古狭乡之民，迁于宽乡，欲地无余利，人无失业也。上从其言，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则滑氏之来偃，其在明初无疑矣!”游殿村西滑氏老坟有一碑载：“自山西洪铜(洞)迁来……”。　偃师寇店韩寨《赵氏族谱。引》：“自山西平阳府洪洞县迁于河南府洛阳县东南路偏五里孙贺庄，后改名杨裴屯。”韩寨{大明处士张公大老之墓碑}载：“大老系张氏始祖也，原籍山西长子县南和村人也，因国祸世乱，随母到偃师县治。”　洛阳《王氏祠堂碑》载：“洪武元年，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处，迁到河南省洛阳府北窑天华岭……明中期由洛阳北窑迁到洛阳府高崖寨。”　清道光廿四年所修偃师山化乡王窑村《王氏家谱·序》载：“吾王氏聚族邙山角下，洛河北岸，自明初洪武三年山西长子县迁移已来至四百余年。”山化乡关窑《王氏家谱·序》及祖茔碑文均记载：“祖讳贵，原籍山西阳城县大王庄人，于明洪武初年迁偃，至今六百余年。”　宜阳县城关乡河下村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所立《创修谷氏祖庙碑记》载：“明初，谷氏仁美公自山西洪洞迁居宜阳县寿安之左，迄今四百余年。” 据宜阳《裴氏家谱》载：其先祖于明洪武二年自山西闻喜迁来，当时是裴成夫妇携五子，现已繁衍到2700多人，分布于三乡的可乐湾、杨圪塔、赵堡乡的油路口及盐镇等地。　宜阳《许氏老八门家谱》载：先祖于明洪武七年由山西迁入宜阳鱼泉，至今已繁衍至19代。　宜阳莲庄《王氏家谱》载：王氏先祖于明初由山西夏邑小李庄迁入。当初仅为母子四人，现已繁衍到1927人，分布于宜阳县的莲庄、张坞、韩城、盐镇、石陵、赵堡等乡。明嘉靖年间兵部尚书王邦瑞即为此支王氏之名人。　东赵保(张氏祖茔碑文)载：始祖友谅公系山西洪洞县八政村人，于大明永乐年间迁至河南省宜阳县东赵保。”　新安县《陈氏宗谱》载：先祖于明代由蒲坂迁至河南省新安县窨兴村。六百年来，人口繁衍流迁，今分布于宜阳、新安、济源、渑池、孟津、洛阳、嵩县、卢氏等地。　由以上所列资料看，洛阳一带在明初有许多山西迁民，说明大槐树处集中迁民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但究竟有多少人，则无从查考，有待于进一步调查考证。也许有些已不知由山西何处迁来，但大家公认是大槐树处迁民的后裔。迁民到了新的居住点后，他们大多在新居的院子里或大门口栽种槐树，借以寄托对家乡的思念。　总之，明朝初年大规模迁民，客观上缓解了土地与人口的矛盾，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生产逐步得到恢复，社会秩序渐趋稳定。因此，迁民政策应该说是一项成功的政策。　有关当时大槐树迁民，还流传着不少传说故事，其中“复形小脚趾甲”、“背手走路”、“解手”的来历最为生动形象。　“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据说凡是洪洞迁来之民，脚小趾甲中都有一裂缝好象是两个小趾盖。据说明朝政府为实行迁民垦田政策，也实行了优惠政策，如发给川资盘缠及安家费，但人们故土难舍，谁不留恋自己的家，而去千里迢迢投奔异乡因此，明政府在迁民前广贴告示，欺骗百姓说：“不愿迁移者到大槐树下集合，须在三日内赶到。愿迁者可在家等待。”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晋南、晋东南、晋中的人都来了。第三天，大槐树四周集中了十几万人，他们拖家带口，暗中祈求神灵保佑平安无事。突然，一大队官兵包围了大槐树下手无寸铁的百姓，一大官员在官兵簇拥下宣布：“大明皇帝敕令，凡来大槐树之下者，一律迁走。”这道命令犹如晴天霹雳，他们这才明白上当受骗了。人们哭着、骂着、呼爹唤娘，混乱一片。但这都无济于事。接着，官兵强迫人们登记，发给凭照。每登记一个，就让被迁者脱掉鞋子，用刀子在每只脚小趾上砍一刀作为记号，以防逃跑。因此，至今移民后裔的脚小趾甲都是复形，据说就是被砍一刀的缘故。　在押解迁民时，为防止逃跑，被迁者都用绳反绑，然后用一长绳联结起来。人们一步一回头，大人告诉小孩子：“这里就是咱的老家，这里就是咱的故乡。”由于移民的手臂长时间被捆着，胳膊逐渐麻木，久而久之就习惯了。以后迁民们大多喜欢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一习惯。　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路上自然要经常有人要大小便，这时，只好央求官兵：“老爷，请解手，我要拉便。”次数多了，这种口头的请求也趋于简化，只要说声“老爷，我解手”就明白了。以后，“解手”便成了大小便的代名词。

我家王姓是小云南迁来的，在辽宁本溪小市，排辈字如下：福邦永生国，恩鸿可太昌，明德择文广，朝中吉世长。现住黑龙江宝清县。

我

不知道家谱上说的小云南在什么地方？有人说是山东的即墨市你家老辈们或家谱上有说命吗？

        德惠市米沙子镇新华村一社（永太号屯），在屯子里提到“来春沟”这个名字，年轻人是很陌生的，几乎无人知晓，只有屯子中王氏家族的少数老人了解“来春沟”的一枝半节。来春沟是清朝王氏先人“闯关东”时于此地“跑马占荒”之初所起的屯名，历经多年演变成为现在的永太号屯。

        清朝初期，朝廷把东北地区视为“龙兴之地”，实行封禁政策。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上谕：“盛京、吉林为本朝龙兴之地，若听流民杂处，殊与满洲风俗攸关。”因此，“永行禁止”流民入境。①为了具体执行这一政策，甚至还在东北设立了柳条边以为樊篱。但由于关内战乱和灾荒等原因，生活艰困，山东、直隶等地的农民迫于生计，不断突破清朝的禁令，从古北口、喜峰口进入东北，也有“泛海自天津、登州来者”。东北地区所设立的柳条边墙根本挡不住流民涌入的洪流。清朝政权迫于现实，也不断地调整这一封禁政策。乾隆九年（1744年）和嘉庆元年（1796年），朝廷均允许关内饥民和无业贫民出关谋食。②

        现在永太号屯王氏家族先人共兄弟三人（永太号王氏一股的先人名王琳），在乾隆年间从祖居的山东省济南府德平县大王庄出发，携家拖口，身背肩挑，一路风餐露宿，跋山涉水出了山海关，走上了“闯关东”之路。曾有王氏族人写诗描述先人出关：“鲁南塞北非等闲，背井而去举步艰。雄关阻断望乡路，迷茫难知何时还。”道出了王氏先人出关北迁时对祖居家乡的难舍之情。

        王氏先人出关后，先是来到承德府朝阳县(今辽宁省朝阳市)落脚谋生，备尝艰苦。在此生活数年后，兄弟三人决定就此分手，再次挑起“八股绳”各奔前程，自谋生路。所谓“八股绳”就是先人肩上担着长约八尺的大扁担，每头四股绳子下面拴着用柳条编织的花筐，走停方便还省力。筐里装着简单的行装和生活用品，有时小孩子走累了也可以坐在里面。先人们就是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下，带着谋求幸福生活的渴望而勇敢地闯荡在当时还是一片茫茫荒野的关东大地上。

        王氏兄弟三人在分手时约定后人起名要按王氏家谱辈分用字，以作为联系证据。各代起名中间用字是”文英大成尚  克豪家闯宗  守志彦万世  学德纯立兴。”还规定了这二十辈的“字”要循环使用，为寻根问祖留下依据。现在永太号屯王氏家族这一股的先人披星戴月，克服了各种困难，经过多少的风风雨雨，于清嘉庆四年（1799年）落脚在宽城子头道沟一带。后来经中介人的联系，在长春东北约八十里处的天吉街以北从蒙古人手中买荒垦田，落脚扎根，把此地起名为“来春沟”。

        王氏先人在迁往关东一路上每到一处要量土选荒，就是用秤来量土的轻重以确定土质肥沃或瘠薄。先人们最后决定在来春沟立足，是相中了这片肥沃的黑土地。他们在这里造窝棚、披榛棘、垦田畴，勤劳节俭，度过了最为艰苦的岁月。由于先人们不断努力，生产发展，收入也逐步增加。于是，他们又买进更多荒地，修造了宅院。

        现在102国道的前身，在那时是一条被人们称为“老鞑子道”的土路。关于这一名称现在有的老人说是因为蒙古人而来的，也有的老人说这条土路是俄国人为修铁路而临时开通的，所以称为“老鞑子道”。在当时，这条土路是连结南北交通的要道。来春沟靠近这条“老鞑子道”，很有经济眼光的王氏族人于是开起了大车店。那时货物运输全靠马拉的大铁车，冬天是运输旺季，一天就是起大早走，最多的行程也就是百八十里地，还没到天黑就得找店住下。

        王氏族人很会经营，大车店屋子烧得暖，伙食好——白面饼，猪肉炖粉条子，白酒管够。对于好赌之徒，店里为他们整夜点灯。当时有句俗话：车虎子进店赛过知县。住店的吃玩都相当尽兴，回头客也就特别多。来春沟王氏族人所经营的大车店成了南北交通要道上的一座“名店”，名闻遐迩，都知道南荒有个“天吉王”。

        正是靠着辛勤的劳动和灵活的头脑，王氏家族的生意越做越大，不仅是来春沟，就是宽城子等地都有王氏家族的买卖，而且规模都很大。当时的大买卖都是讲究“字号”的，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商标，取一些寓意吉祥如意生意兴隆的名字。王氏家族的生意便取了字号“永太号”，这样，人们渐渐把来春沟称之为“永太号”，而它原来的名字却被人遗忘了。

        当时还探听到了走散的另一股人的消息，有的说在北荒北下坎住，也有的说在农安北三盛玉一带。可惜当时没弄清楚详细地址，所以后人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来春沟这股王氏族人逐渐壮大起来，人口也增多了。再加上朝廷的苛税增加，地方上又动荡不安，清同治八年（1869年），王氏家族的四位兄弟王克明、王克敬、王克成、王克俭又分家了。永太号住两股，永太店和永太城各住一股。四股人隔河相望，各营庄田。

        兄弟四人在分家时于祖茔地立碑祭祖，记述了先人王琳（应为“成”字辈，但其名字未用“字”的原因不详）闯关东的事迹。碑身和碑座均为汉白玉，碑身高15米，宽052米，厚022米。在碑身的正面是阴刻楷书大字：大清同治八年菊月　榖旦　立。背面上部居中是分为两列的四个大字：于今为烈，下面是碑文，共236字，其中221字可以辨识。碑文记述了王氏家族在“先大父”（祖父）王琳的带领下离开山东迁往关东的过程，并明确记载了王氏家族“迨嘉庆四年赴长春厅治荒”。事实上，长春厅是嘉庆五年（1800年）皇帝发布上谕批准成立的，③碑文所载当是立碑时（同治八年，即1869年）人们对这一地区行政归属的习惯性说法。

        此碑初立时碑座亦为汉白玉，后更换为青石，青石碑座长为079米，宽为050米，高为052米。碑前设有汉白玉石供桌，长052米，宽046米。

        此碑在问哥时期遭到破坏，被米沙子来的中学生洪喂冰们推倒。2010年秋天，永太号王氏家族经公议，又将此碑重新立起。

        一位王氏后人回顾这段家族历史，赋诗：“清天雾海来春沟，风霜酷日垦田畴。自强不息精神咏，叶落碑前写千秋。”（诗中“清天”指清朝，“雾海”指干雾海河）诗虽不属上品，却是对先人们情真意切的怀念吧。

        王氏家族祖碑所记载的不仅仅是王氏一家人的历史，事实上，它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近代历史上三大移民潮④之一——“闯关东”这一悲壮史诗的难得物证。希望王氏祖碑所具有的重要历史意义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使它获得更好的保护。

注释：

① 清《东华续录》，第二十八卷，第二十四页。

②《近代东北史》，王魁喜等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第一版18页。

③《长春昨天的故事：长夜里的星火》，王贵　孙淑范主编，长春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一版13页。

④ 中国近代史上有“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三大移民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