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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咱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这是流传于山东等地区的一首歌谣。据了解，河南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西部、中部、南部和皖北、苏北的许多地区的人们都传说他们的祖先是明初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徙而来的。

然而，在淮河南岸的安徽寿县、淮南等地老住民们却都认为他们的祖上是明初由山东甚至具体到由山东老鸹巷迁来的。

那么，这些老住民的祖先是从山西大槐树下老鸹窝迁来，还是从山东老鸹巷迁来的呢！他们又为什么抛亲别友，千里迢迢来到这举目无亲的异土他乡的呢？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努力寻找的答案。

一、明初移民之原因

蒙古灭金后,圈占广大土地作为牧场，有的竟至千顷以至万余顷；灭宋后，蒙古诸王、后妃、大臣、僧侣都以侵占或赏赐的方式占有大量土地。土地的高度集中，造成了广大农民和中小地主失去土地，或者被迫降为佃户，或者被迫逃亡他乡。元中期以后，政府经常入不敷出，便不断加重赋役。仁宗时，包银总数比元初增加了十倍；一般课税竟增加了五十倍，再加上天灾和瘟疫的袭击，使人民普遍陷于贫困。据统计，1329年，全国当时有户数1340万，人口数不到6000万，饥民、流民竟达843万人。由于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极度激化，各地不断发生武装起义。

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朝政府调集15万民夫修治黄河。民夫受到元兵的严密监督，又常被修河官吏克扣工、食钱，因此，十分怨恨。白莲教领袖刘福通利用这个时机，预先埋了个独眼石人在工地上，以使一直流传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谣应验,激起了广大农民的反元怒火。五月，刘福通攻占颍州（今阜阳）举事；八月，芝麻李（李二）等夺取徐州，十二月，王权（布王三）等占领邓州（今河南邓县）、南阳；十月，徐寿辉在蕲州（今湖北蕲春）揭竿，第二年二月，郭子兴在濠州起义，1353年，张士诚在江苏泰州造反……。

元政府为巩固其统治，调集精锐部队与各路起义军在黄淮大地上展开了殊死相搏。元军凶横酷虐、杀人如麻，多是“拔其地、屠其城”，使河南、河北、鲁西、皖北、苏北的百姓十亡七八。其中，刘福通奉韩林儿为小明王，前后据安丰（今寿县南、安丰塘北）为都约八年，寿县、淮南一带更是元军清剿的重点。

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安丰路所辖8县1州（寿春、安丰、下蔡、霍邱、蒙城、定远、怀远、钟离、濠州）仅有户17992，口97611，地旷远而人至稀。元末，此地又为战场，百姓再遭屠戮。明朝初年曾任河南左布正使的徐贲在《舟行经寿州》一诗中咏到：“问之古寿春，地经百战后，群孽当倡乱，受祸此为首。彼时土产民，十无一二有。田野满蒿莱，无复织田亩。” 《寿县志》载“寿县现有姓氏347，户族始祖多系明代初年徙来，土籍甚少。” 《颍上古今》也说：“元末，红巾军起义于江淮颍水之间，元军部署镇压，铁蹄所至，洗杀一空。民间流传：劫后县西仅有七户营（七户一个村庄）；县北仅有七里叶（距谢桥七里）；县东仅有藕塘陈姓一人，后蕃衍陈氏一族。”可见经过元末近二十年的战争，淮南地区人口已经减少到了什么程度。

洪武元年（1368年）面对破碎的山河，朱元璋发出了“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的感慨。为了促进生产，增加税收，就必须从人口多的地区向人口少的地区移民。而山西，东有太行山为屏障，在元末战争中竟然躲去了战火的袭扰，自然成为移民的首选之地。按“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的比例，从洪武六年至永乐十五年的近50年里，在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下共移民18次，达十万之多。

二、淮南移民来何处

濠州，元时本为安丰路所辖。因为是朱元璋的家乡，明初升为临濠府，洪武二年定为中都，六年改为中立府，七年更名为凤阳府，分巡凤颍泗道治所，领五州（颍州、亳州、泗州、寿州、宿州）辖十三县（临淮、怀远、定远、灵璧、阜阳、颍上、霍邱、涡阳、太和、蒙城、盱眙、天长、五河），可见现今的寿县、淮南、凤台、长丰、颍上，在明初都属于凤阳府的辖区。

朱元璋确定了移民政策，其家乡凤阳及所属州县自然成为移民的重点区域。据《明太祖实录》等记载，为充实人力，朱元璋于1367年剿除张士诚后，迁苏州富民到濠州；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民无业者四千户屯田临濠，；又移江南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富民14万户于凤阳；洪武九年（1376）十月，徙山西及真定（今河北正定一带）民无产者于凤阳屯田；洪武二十二年（1389）四月，以两浙人多地狭，命令杭州、湖州、温州、台州、苏州、松江等地无地农民迁往淮河以南各地耕种。对于这些屯田的移民，朝廷给以耕牛、种子和路费，并免赋三年。

然而，细心的同志就会发现，以上所引资料中竟然没有从山东移民的记载。淮南地区的移民来至何处呢？

《颍上古今》说：“《民族书 - 各大族概况一览表》调查记载了62姓，其中27姓来自山东，其次是福建、江苏、湖北和皖南徽州，土著者不多。”

据《寿县志 - 姓氏》所举16个大姓家族资料统计，于明初迁徙来的有11姓；这11姓中，从山东迁来的6姓，河南的2姓，徽州、杭州、江西瓦砾坝的各1姓。《颍上古今》与《寿县志》所载中，竟然没有一个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老鸹窝处来的！

如：《寿县志—姓氏》记载说：

寿县柴氏，于明洪武年间，自山东济宁老鸹巷徙来；

瓦埠徐氏，祖籍山东济宁老鸹巷；

迎河李氏，祖籍山东济宁老鸹巷，明初徙寿县。

寿州孙家，郡号乐安，洪武初徙自山东济宁州老官塘；

尹氏，族居山东济宁州老生塘；

韩姓，祖籍山东省南部，元末时逃难落户于寿州东南乡。

此外，寿县开荒张家、胡家、周姓、陈家、门氏、淮南地区蔡氏、八公山周姓、史院尹家、凤台陆氏、颍上县延陵吴氏等家族都认为自己的祖上从山东、山东老鸹巷迁徙而来。如：

寿县开荒张家认为：本族从山东老鸹巷迁徙到青莲（十字路）张罗城定居，始迁于明朝七世年间。（不知“七世”，是否为明初洪武七年之误。）

淮南《蔡氏宗谱》认为其迁始祖于明代初期由山东老鸹巷调卫来。

上窑鲍家自述其祖上夫妇二人于明初挑着两个放孩子的笆斗，从山东济南老鸹巷迁来。

凤台石家湾与寿县石集石家认为其祖上于山东兖州迁来。

颍上县延陵吴氏认为：自己的始迁祖在明洪武6年或9年从山东老鸹巷调蕃颍州颍上县的。

……

是这些住民的记忆有误吗？是他们把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老鸹窝处移民而来，错记为从山东、山东老鸹巷迁徙而来的吗？如果是一家、几家也再所难免。但是这么多家都记错，决不可能！问题出在何处呢？

三、山东移民之可能

根据许多的史料记载，元末的战火遍及整个太行山以东的河南、河北、山东，山东是战争的重灾区，也是山西移民的重要地区之一。

李存葆在所著《祖槐》中说：我乃山东五莲（县）人氏，……父亲总是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老家就在洪洞县的老槐树下，是洪武年间迁来的。

他说：不论是在宋江的家乡郓城、墨子的故里滕州，还是沂蒙大山皱褶里的小村落、中原腹地里的开封，谈及先祖何处，……大都说他们的先祖也在洪洞。前些年，我浏览过不少鲁北豫东农村的族谱、牒文、墓铭，大都记载其先祖是明初从洪洞老槐树下迁来的。……明初古槐下的移民，曾分布全国十几个省市，冀鲁豫一带半数以上的村庄是明初移民建立的。

山东既然也是山西移民迁徙的主要地区，它还有富余的人口向淮南地区迁移吗！我再次研读了明史专家吴晗所著的《朱元璋传》，希望能从中解决疑问。

据《朱元璋传》所载：1351年，颍州刘福通起义，1355年，迎立韩林儿为皇帝，号小明王，国号宋，建元龙凤；1356年秋，小明王军队分兵北征，东路攻克了山东北部；1357年刘福通分兵三路，其中毛贵一军由山东北上，攻破胶州、莱州、益都、滨州，尽占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直逼大都，受元朝援军的阻击，不得已退回山东，扩大疆土、稳定局面；1359年，山东小明王军内部分裂、毛贵被杀；1361年，元朝大将察罕帖木儿招降了小明王军中将领田丰等人，进围益都，刘福通统兵救援失败，益都陷落，元军平定山东；1367年，朱元璋夺取了除四川、云南以外的南方疆土，命大将徐达率军25万北伐。北伐军先取山东，所到之处，州县纷纷降附，名城如济南、益都等不战而降，有的守军则弃城逃走，前后三个多月，平定山东。

另，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五年徙山东登（登州府，今蓬莱）、莱（莱州府，今掖县）二府贫民5635户就耕于东昌（东昌府，今聊城）；洪武二十八年，青（青州府，今益都）、兖（兖州府，今兖州市）、登、莱、济南五府民五丁以上及小民无田可耕者起赴东昌，编籍屯种，凡1051户，4666口，到二十八年十一月，东昌三府屯田迁民共58124户。

再联系李存葆所说，可见，山东受战乱影响、人口流失死亡最重的，是西北的东昌府（今聊城地区），总得来说，西部重、东部轻。有富余人口向外地迁徙的可能。

四、山东移民淮南之追寻

山东有富余人口向外地迁徙。为什么却没有山东向淮南地区移民的记载呢？还有没有其它形式的移民呢！

终于，努力寻找中，在《寿县志 - 姓氏》章节中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志书中写道：“尹氏 时际元末，群雄并起，于宋和靖处士尹焞之七世诸孙中，有兄弟三人：长世元，次世功，幼世位，族居山东济宁州老生塘，集丁壮三千余人，结寨自固，后从明大将徐达定山东、克大都有功，诏进世元为昭勇将军。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擢世元为长淮卫指挥使世袭卫千户，世功为长淮卫千户，世位为卫百户，兄弟三人遂率兵南下，屯田淮上，而安家于寿州南乡青莲寺，为南迁尹氏之祖。”

这段材料，至少反映了一条线索，即：有一支含有山东济宁人的军队到凤阳长淮卫屯田，即军屯！就象今天的新疆建设兵团，我们只能知道它是哪支军队去组成的，不可能知道它是由哪些省市的人去组成的一样。既然如此，当然在反映明初移民进行民屯的史料中找不到山东移民到淮南地区屯田的线索了。

为此，我又查找有关资料来进一步了解这支军队的情况。

1、它本是一支地方武装

由于元朝官府与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导致了农民对官府和地主的仇恨，因此，在元末的战争中，农民对地主毫不宽容，往往逮住就杀，并没收其财产。地主们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组织家人、雇工、同族、同村、邻村、临寨人员，组成“乡兵”，建立堡砦，抵抗农民军的进攻。其将领多为现任或退休的官吏、乡绅、儒生和军人。虽然这些乡兵各自为战，没有统一指挥和全面作战计划，军事力量也有大小强弱的不同，但因为数量多，分布广，作战顽强，就成为了反抗农民军的主要敌人。由于中原地区的战争更加激烈、残酷，地区更广、时间更久，这些乡兵大部分被农民军所消灭，另有一部分中小地主的武装因为势力孤单，兵力不敌，投降了农民军。从史料上分析，朱元璋军队的主力基本上是先后收降的地主武装。尹氏兄弟“集丁壮三千余人，结寨自固”，就是这样一支武装。既为族居，当为大户，既能组织一支三千余人的武装，可知尹氏兄弟至少也是中小地主出生。所集“丁壮三千余人”，这些人应当说基本上是“山东济宁州”的人氏。

2、卫所制与军屯

朱元璋所建立的军队为常备军。常备军在组织上分作卫、所。大体上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卫的长官为指挥使；卫下面分五个千户所，每千户所一千一百二十人，长官是千户；千户所下分十个百户所，每百户所一百一十二人，长官是百户；百户下有总旗二，小旗十，一个总旗领五个小旗，小旗领军士十人。全国共有卫329个，卫所军总数为120万人。

《寿县志 – 驻军》章说：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朱元璋据江淮称吴王，置安丰卫，军驻寿州。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改为寿州卫，卫署设在州城西。寿州卫置指挥16员，经历1员，镇抚1员。卫辖5所，置千户31员，百户58员，军士约五六千人。卫军平时驻防、屯田、运漕，战时应诏出征。

可能会有人提出，“长淮卫”不在寿州。是的，长淮卫本属凤阳，今为蚌埠市的一个镇。朱元璋拟定都凤阳，将长淮定为中都八卫之一，取其名为长淮卫，与当时的天津卫、威海卫统称全国三大卫。然而，“尹氏兄弟三人率兵南下，屯田淮上，而安家于寿州南乡青莲寺，为南迁尹氏之祖。” 尹氏兄弟为什么不安家于长淮卫或凤阳，而安家于寿州？为什么没听说凤阳以及长淮卫一带有多少迁徙于山东老鸹巷的人呢！我以为这支部队应当又调卫到了寿州。不然，又怎么来解释呢!淮南《蔡氏宗谱》不也认为其迁始祖于明代初期由山东老鸹巷调卫来吗 颍上县延陵吴氏不也认为自己的始迁祖在明洪武6年或9年从山东老鸹巷调蕃颍上县的吗

《寿县志 – 建置》章说：洪武二年，寿州为州治，领寿春、安丰、下蔡、霍邱、蒙城五县。洪武四年，省寿春、安丰、下蔡三县合并为寿州，领霍邱、蒙城二县。

这时寿州的属地范围包括今寿县、淮南、凤台，长丰的一部分与利辛的南部一带。寿州卫所辖五个千户所也应分布在寿州与霍邱、蒙城。尹氏兄弟当年率领的这支由山东济宁人组成的军队（应集中在一个千户所）当驻扎在今寿县境内，可能经历十几年的战争，济宁人氏所剩无多，如千把、几百人。

史料说，明初，明政府为开垦荒地，增加生产，充裕军食，节省运输费用，减轻财政负担，在各地卫所屯田，使官兵携带家属耕种，称为屯户。以每名军士受田50亩为一份，官给耕牛家具，开头几年免纳租税，到成为熟地后，每亩收税一斗。其田属于公产，准许世代传业，但不得私自买卖。规定边地守军，十分之三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十分之二守城，八分屯种，全国共有军屯田893000多顷（每顷100亩），相当于全国垦田总数的十分之一。

按明朝制度，军人都是世袭的。为了保障固定员额，军人必须娶妻，世代继承下去。每个军户的正丁在固定的卫所充当额军，正丁因老病死亡等原因减员，要由该军户的次丁、余丁依次递补。若本户绝嗣，要由同族人递补。

依此来说，如果一个军户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人（如长子）接替，其余两个儿子如无特殊原因，便落籍当地为民。如果长子再有三个儿子，一人接替，其余两个如无特殊原因也会落籍为民……

此后，明朝的军屯制度虽遭破坏，仍延续到明朝灭亡，直至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撤寿州各卫所，以其田归并于寿州，由州署征收田赋，军屯才转为民屯，这时候已经距明初三百年了，距今六百多年了，按一百年四代人计算，三百年十二代人，六百多年，也二十五代人以上了。

五、老鸹巷的甄别

关于老鸹巷在何处，诸位已在上面看出了，在山东、在山东济宁。

一、史籍及谱牒依据

我们查阅有关张姓始祖挥公的记载见之于书的有17种之多。《世本》日： “挥作弓，牟夷作矢。”这是今见最早的关于挥的记载。《史记·五帝本纪》日：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日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日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日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唐·林宝《元和姓纂》云：黄帝第五子青阳生挥，为弓正，观弧星，始制弓矢，主祀弧星，因姓张氏。”宋·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日： “张氏出姬姓，黄帝子少昊青阳氏第五子挥为弓正，始制弓矢，子孙赐姓张氏。”清·乾隆朝重修《张氏族谱·受姓渊源考》： “张氏出自黄帝轩辕氏，生少吴金天氏，又号青阳氏，第五子挥始制弓矢，官为弓正，主祀弧星，世掌其职，赐姓张氏。”

从上述文献可知，挥为张氏得姓祖，这一观点，除宋代郑樵所著《通志》认为解张是张姓始祖外，其他史书均无疑义。但是，挥是黄帝之孙，或是黄帝之子；挥是玄嚣青阳氏之子，或是少昊青阳氏之子，却有分歧。我们认为，挥是黄帝之孙、玄嚣青阳氏之子。其根据有二：①《国语·晋语》日： “凡黄帝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嬉、姑、儇、依是也。”(其中有二人同为姬姓，二人同为己姓)。《史记·五帝本纪·注释》、《世本》、《大戴礼记》等文献均有同样记载。黄帝子所得十二姓中没有张姓，这说明张姓非黄帝所赐，挥公非黄帝之子，乃黄帝之孙，和帝颛顼是亲叔伯兄弟，是同时代人。②当代著名民族源流学家何光岳先生考证，少昊金天氏本东夷族，非黄帝后裔青阳氏，亦就排除了少昊为黄帝之子说，挥为玄嚣青阳氏之子是比较可信的。

但是，鉴于“挥为黄帝之子或孙”的问题，在历史上已争论了几千年，且各有重要文献依据；挥生活在上古传说时代，后世史书不一致、有争议，是正常的。所以，我们的态度是：两种观点应相互尊重，相互包容，求大同存小异，谁也不能强迫谁改变族谱。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姓氏文化研究的深入，认识会逐步统一的。

二、地望考察

玄嚣因何得号青阳氏这与其封邑有关。我国自古至今，均以“山南水北为阳”。青阳，即清水之阳(青、清古通用)，而古清河就流经濮阳。

《读史方舆纪要》日：“淇水过内黄县南为白沟，亦日青河。”又日：“淇水……经内黄、清丰之间，其下流人大河，故渎今湮。”《前汉书·地理志》日：“清河水出内黄县南。”以上引文说明古清河与淇河、白沟为一河的不同名称。《诗经·卫风·氓》篇：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涉淇”即“涉过淇水”，“淇水”即是“古清河”；“顿丘”古邑名，在今濮阳城西、浚县境内。从这首古诗也说明帝丘附近有古清河。今濮阳市区张仪村、班家、店当一带村民，仍称村北为北清河、村南为南清河。张仪村系战国时期纵横家张仪故里，至今村内尚有“张仪祠遗址”。该村有张、尹、李等八姓，只有张姓是老住户，其他均是迁入户。据清光绪二十五年续修的《李氏族谱》载：“李氏出陇西蔓延天下，明洪武年间，自洪洞迁于开州北王家庄后，自王家庄移居清邑张仪村。”清光绪年间续修的《尹氏家谱》载：“尹氏世居山西之洪洞，明成化年间徙居清邑张仪村。”该地为什么称“清邑”定与古清河流经此地有关，很可能就是玄嚣的封地“清阳”。“清邑”明代尚存，今已不在。据著名历史学家朱绍侯先生讲：“帝丘(今濮阳)在上古时期是东夷族势力与黄帝族势力的交接地区。因此，黄帝必须在帝丘设防，所以把其子玄嚣封于青阳。”由此可知，张姓始祖挥公，自幼便生活在古清河上游其父的封邑，年长之后又在帝丘辅佐帝颛顼。由于挥十分聪明英武，他夜观弧星，折枝弯条，始制弓矢，大大提高了颛顼部族的战斗力。弓矢用于狩猎，猎获的鸟兽空前增多，提高了部族的生活水平；用于战争，打败了与颛顼争帝的共工部族，使颛顼统治的疆域“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址，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由于挥公功勋卓著，帝颛顼封其为弓正(亦称弓长)，并赐姓张，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有人说，清河在中国境内何止一条河北、山东、山西、安徽等省都有清河，怎么能断定濮阳的古清河就是玄嚣的封邑青阳所在地呢这是因为濮阳古称帝丘，颛项建都于此，至今濮阳城中心四牌楼上仍镌刻着“颛顼遗都”四个大字。帝颛顼、帝喾死后均葬于帝丘，今陵墓尚存，这一点是哪个清河也没有的。所以，只有帝丘附近的古清河才是玄嚣封邑青阳所在地，玄嚣也因封地青阳而号青阳氏。

三、当代族史研究成果

何光岳先生关于挥为玄嚣青阳氏之子的论点，在当今史学界颇具权威性，为研究张姓起源提供了重要依据。著名族史专家谢均祥先生经过多年研究考证，确认张姓源于濮阳。他的这一研究成果，1994年曾在《欧洲时报》、《河南广播电视报》等国内外报刊上发表。

以上论据充分证明了：挥公即是张姓始祖，因发明弓矢而得姓，张姓祖根在濮阳，这便是张姓的渊源。

此外，后世有以字为姓者，也有因种种原因改姓者。如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有解张，字张侯，在晋齐鞍之战中作战勇猛，战功卓著，他的后世以他的字为姓，改解姓为张姓。战国时期，魏国人范雎，为躲避仇人迫害，改姓易名，自称张禄，西入秦国，屡次为秦王出谋划策，因功登上相位。三国名将张辽，原姓聂。汉末黑山起义军首领张燕，原姓褚。另有少数民族改姓张的。在当代中国，回、满、藏、苗等十几个少数民族中，都有张姓人群存在。但这只是支脉，是流，而不是源。

四、张姓播迁

张姓先民是怎样从得姓地濮阳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这是个大课题，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够说清的。现仅就我们的初步考察，谈一下我们的看法。

张姓先民的第一次大播迁应是在大禹治水时期。当时，遍地洪水泛滥，中原濮阳地势低洼，更是一片汪洋。为求生存，先民们只好择高而居，逃往距离近的高丘或山区，并且在那里定居下来，繁衍生息，而后又逐步走向全国各地。这次洪水大致发生在帝颛顼、帝喾之后的尧、舜时期，也正是挥公得姓之后。起初，尧命颛顼之子鲧治水，而且到过濮阳。至今，濮阳境内仍有“鲧堤”遗迹。明·嘉靖《开州志》(明代濮阳称开州)卷二，载宋·司马光《鲧堤》诗日：“东郡(今濮阳)鲧堤古，向来烟火疏。堤封百里远，生齿万家余……”可惜，曾在濮阳筑堤治水的鲧，由于方法不对，九年没有把水治平，被舜杀于羽山。舜又派鲧之子大禹治水。他带领人民，凿山开河，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把水治平。这次大洪水先后治了二十二年，逼使很多人离乡背井逃避水患。但要问，当时的张姓先民究竟逃到了哪省哪县，因没查到确凿依据，笔者不能妄言。但据读史得知，帝颛顼、帝喾均建都于帝丘(今濮阳)，到帝尧为什么把都城迁到了平阳(今山西省临汾西南)帝舜为什么把都城迁到了蒲坂(今山西省永济县西南蒲州)大禹为什么把都城迁到了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恐怕都与这次大洪水有直接关系。中国地势的特点， “西北高，东南低，十里地，洼三尺”。在洪水滔天的时代，难怪帝尧、帝舜、大禹均迁都于山西。试想，部落联盟的首领和都城都迁走了，黎民百姓能不跟着去吗所以，历来饱受洪水灾害的濮阳人，逃避水灾多向西，不去山西就去陕西。那个时期，张姓先民从得姓地老家帝丘(今濮阳)逃往山西等地，再由山西迁往各地，或迁回老家濮阳，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张姓先民第二次大播迁，当在公元前132年(汉武帝元光三年)，黄河在濮阳瓠子堤决口时期。自古人恋故土。大禹把洪水治平之后，逃往外地的先民回来一部分是肯定的。经过夏、商、周、秦等朝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濮阳地区属于卫国，经济文化都有相当发展。但到汉代，濮阳人又碰上了黄河瓠子堤决口，淹没十六郡，濮阳以东尽成泽国，又一次一直淹了二十二年，人们没吃没喝能不外逃吗去哪里为了求生存逃水患，只好走老路逃往高丘或山区。此后，还有新莽时期公元11年，黄河自治亭(今濮阳)决口，是历史上黄河第二次改道，漫流于濮阳以东各郡达59年。北宋熙宁十年，黄河自濮阳曹村决口，是历史上黄河第三次改道，泛郡县四十五，淹民田30万顷。有史记载的黄河在濮阳境内的决口达一百多次，又加上旱灾、虫灾，每次水旱灾害，都迫使先民们离乡背井，逃往各地。

除了水灾之外，战乱是张姓先民多次迁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濮阳地处中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晋楚城濮之战，秦代章邯和项羽濮阳之战，东汉曹操吕布濮阳之战，北宋宋辽澶渊之战等多次大战都发生在这里，每次战乱都迫使先民们多向比较安定的南方迁移。据王大良、孟繁冶先生编著的《中国大姓寻根与取名》一书记载，由于战乱原因， “张姓先民由中原地区向四方迁徙，有过几次大的潮流。第一次是在东汉末年，由于董卓之乱和连年的战乱，中原地区遭受严重破坏，在此居住的张姓先民被迫南迁；第二次是在西晋末年，匈奴和羯、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的军队进入中原，灭亡了汉族地主阶级在洛阳建立的西晋王朝，人民群众蒙受了深重的苦难，中原的张姓先民又一次大规模地南迁，同时也有部分张姓先民迁往东北和西北地区；第三次是在金兵南侵，灭亡了建都开封的北宋政权，占领了黄河南北，这里的张姓先民又一次大规模南迁，到长江以南地区避难。除了这三次迁徙外，还有更多的小规模迁徙，使张姓儿女逐渐遍布于全国各地

看过，是这个吗？ 初识尹解元(原) 尹解元起先是指一个人，后来成了大冶市保安镇枫林村一个自然村，它依凤凰山，眺梁子湖，是有史数百年的典型江南村落。 7月25日，受尹姓友人之邀，就有了和尹解元的初识。这里地属江南丘陵，山不高，但樟碧槐绿，水却阔，亦波清鱼鲜。《尹氏家谱》载，唐时，尹家由甘肃天水迁到江西，又由江西瑞昌迁至湖北阳新，后又迁于大冶石板桥，再由其祖尹国南迁至尹解元。尹国南落业时此地有一座凤凰山，依山名为凤凰山土塆，尹国南长孙在乾隆年间高中解元，凤凰山土塆因此而得名尹解元。 凤凰山上青石蕴藏量丰富，石质层次分明。明始，尹解元土塆的先人们便开山取石，雕石刻文，石雕工艺经过历代传承，技艺日臻成熟。其石头錾花、石头托楔、石头仄联等石雕传统产品深受各时代用户喜爱。尹解元土塆流传至今的“喜鹊闹梅”、“鱼跃龙门”等300多个象征五谷丰登和吉祥如意的石雕工艺制品令人叹佩。但凡经尹解元石雕艺人雕琢，便充满灵性，溢射独特艺术魅力。 尹解元石雕艺术迄今已传承20代。按石雕技艺传承谱系，尹氏家族的能工巧匠们大体排列如下：尹光德（道光五年），尹献芬（光绪丙戌年），尹兴廷（光绪戊戌年），尹本喜（民国壬子年），尹维，尹维权，尹维清，尹章立，尹国安。 尹解元村存有一块距今300余年的“关帝诗竹”石碑，专家认定其与现存西安碑林的“关帝诗竹”碑同出一人之手，是该村一位称为“杜陵二曲居士”的艺人为长安碑林和家乡所刻，乃碑中珍品。清康熙55年（公元1716年），历史上保存文物较早的场所、以碑石精华荟萃而闻名中外的西安（长安）碑林，因大规模整理补刻碑石，尹解元村的一名匠人蒙召到西安雕刻由韩宰临摹的关帝诗竹图碑。雕刻完工后，因胆怯不敢落款真名，于碑上落款“杜陵二曲居士”。回尹解元后，石匠凭着记忆，用凤凰山的石材雕刻了一块与西安酷似的“关帝诗竹碑”。 长安的碑为青石板料，长12米，宽062米，厚012米，虽然历经近三百年，碑面字画清晰。关帝诗竹碑画工之精绝，构图之奇妙，为历代文士所叹服。碑面两竿翠竹拔地而起，清峻通脱。右边一竿，竹梢向右斜出，竹叶下垂，似雨淋之貌，称“雨竹”；左边一竿，竹叶倾斜，如风吹之状，曰“风竹”。摇曳的翠竹右下方，一首五言诗藏于竹叶之中：“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名。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凋零”二字的安排尤具匠心，令人情思缱绻。画面右上端还有两方刻印，上为白文“关羽之印”，下为阳刻“汉寿亭侯之印”。 尹解元的碑长1米许，高07米，构图严谨，画面对称、均衡，透视准确，极富装饰趣味，不失为一件精致的浮雕作品。 目前，西安碑林的“关帝诗竹”碑已断成两截，而尹解元村的“关帝诗竹”碑仍保存完好。 尹解元石雕艺人制作的石雕品种主要有生产类的石雕如石碾、石磨、碓臼、石辕额等；生活类的石雕如石桌、石凳、石柜、石椅、石笔筒等；建筑类的石雕如石沿条、柱底鼓、石桥墩、石栏杆、石门楼等；装饰类的石雕如石牌匾、石兽（狮、虎、龙……）、石禽（凤、鹤、鹅、鸡……）、石人等；纪念类的石雕如石牌坊、石墓碑等；信仰类的石雕如石香炉、石神像、“泰山石敢当”等。尹解元石雕艺人凭着先祖宗代代相传的石雕工艺，在祖国大地留下不少的杰作，如黄鹤楼的九龙闹海碑、龟山的三国人物、楚王城的修复工程等，有的石雕作品还被国外友人高价买走，如美国唐人街黄石路的一对石狮子就是尹解元石雕艺人的杰作。 随着市场需求扩大，尹解元石雕艺人顺应商潮，他们中不少在外建立自己的石雕民间工艺公司。 此次来尹解元，村人托我为其将建之牌楼续联作对，正值兴浓，为其牌楼作主联一幅，曰：椿影歇云雀蕉吞后屋彰翰墨（上联），蛙声镇凤凰楝吐前庭隐楼台（下联）。牌楼其左右分设六角亭各一，为其左创名“耕读亭”，其右创名“雕凿亭”。于“耕读亭”前入门制联：五谷生香犁耖紧（上联），六经溢秀砚笺急（下联）；后出门制联：四季勤浇禾下水（上联），三更苦覗案头书（下联）。于“雕凿亭” 前入门制联：开石须借山边雨（上联），裂土还凭岭上风（下联）；后出门制联：凿花錾字传家艺（上联），刻草雕文印祖功（下联）。乡亲所托，幸不辱命。 闲谈之中，偶知尹解元还于1995年被省文化厅命名为“湖北省石雕艺术之乡”，1996年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石雕艺术之乡”。2008年6月，大冶石雕（尹解元石雕）成为国务院公布的中国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作。有此为证，当知尹解元石雕已非浪得虚名，而我亦不虚此行。

      国不可无史，地方不可无志，家族不可无谱。史可知古今，志可明衍变，谱则可辨支系、昭亲睦、别长幼、备遗忘。是故，凡家族修谱，旨在弘扬家风，继传家训;承先人优良传统，励后代奋发之气。饮水思源，见木思本。家有谱，如水之清源不断，木之根本不失。

        吾和顺尹氏始祖图功，初讳基，号安叟。因常谓"大丈夫不出仕图吾君，则功勋垂手可建国，即平生之所期许。"故改讳为"图功"。原籍四川重庆府巴县。于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奉命随傅有德、蓝玉、沐英征金齿、腾越南来。事平，驻军腾越，以军功授指挥赠武德将军。和顺寺脚、尹家巷(含大石巷)、尹家坡保存之《尹氏宗谱叙》称:"当明太祖定鼎南京，荡除伏莽。命傅公、汤公平蜀。时当事者，上执事。公遂备列行间，相继平滇，以军功补千户，诰封武德将军。"因云南距京城远，边境多战乱，明设镇守云南总兵官，沐氏世袭此职。始祖图功作为沐氏部下得封官授田，随即卜居于"阳温暾"村(和顺古称)，世代留守边地。《尹氏宗谱叙》亦有"公乃遍历腾境，见一隩区，其山如砺，其河如带，一派和喣之气，洋溢郊坼;万仞明秀之峰，接联霄汉。顾而乐之，不忍舍去，访诸土著，知为阳温暾村，遂卜居焉"的记载。自始祖图功始，褴褛开疆，披荆斩棘，定居于和顺六百多年，子孙繁衍，已传二十四代，人户千余家。居于尹家巷、大石巷、寺脚、小尹家巷、尹家坡，扩展至朗蒲、荷花、尹家湾、中和以及县外干崖、南甸、龙陵、芒市等地，更有远至东南亚、欧美、澳洲者。始祖灵根深，瑞叶繁，名公达人辈出。或出仕国家，或雄财异域;或以文称，或以武显。此皆吾祖洪仁硕德，是以庇荫后代于无穷也。

        吾族先辈，不忘根本，重视宗族源流，早在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就开始修族谱。《尹氏宗谱叙》记载:"我七世祖愿公，聚集族众……族谱之修，其自兹始与。"然而，和顺各姓祖人，明以前相当一部分属军籍，因此宗谱具有军册之名实。到清兵入腾，宗谱中的军籍就成了"犯货""危禁品"，于是"奈腾明季兵燹之后原本损坏"不意十二代间忽为隐匿"之类的记述，都见于各姓新修谱序中。至康熙年间，十一代祖梦鲸续修《尹氏宗谱》(寺脚、尹家巷、大石巷枝谱)，之后十八代祖兆荣抄录了此谱并完整将之保存下来，成为现今留存最早的宗谱。至嘉庆间。十四代祖直臣又续修了《尹氏宗谱》(尹家坡枝谱)。这两部宗谱记录了和顺尹氏家族源流、始祖及其子孙名字，是今天续修《和顺尹氏宗谱》的重要文献资料和关键依据。

        今天，吾族修谱之首要在于"正本清源"。即明确和顺尹氏到腾始祖为尹图功还是尹土，尹图功是否是尹兰之子。查阅现今留存的和顺两部尹氏宗谱，皆以尹图功作为始祖，且谱中皆录有《明授衔千户诰封武德将军尹氏始迁祖图功奴实录并历传宗支族谱叙》一文。在文昌宫镶刻之《和顺乡两朝科甲题名录序》中，开头记有各姓各始祖名:"寸太师庆，指挥;李黑师波，卫所千户;尹图功，卫千所;刘继宗，总旗官;张正，总旗官;贾寿春，腾冲守御。"吾族先辈尹子鉴在《说和顺之原始》中云:"初至和顺者，为李、尹、寸、刘、贾，五姓都属四川巴县人氏……尹图功授千户指挥，赠武略将军。"子鉴公又在《先伯尹为裳先生传》中云:"伯父尹氏，讳蓉，为裳其字……始祖图功，原籍西蜀巴县。"子章公所撰《赠登仕郎敬之尹公墓志铭》中亦云:"公讳其懋，字敬之，而德庵则其号也。吾族为西蜀巴县籍，自始祖讳图功于前明洪武间以武功奉调籍腾。"以上均是确凿实录，有史可据。

        另外，现存放于和顺尹氏宗祠内的图功始祖墓三方残碑也清楚地证实了图功就是和顺尹氏始祖。该墓修建于明正德十二年(辛丑，1517年。后附说明)，从建墓子孙名字能辩认者有"愿、思、元圣、尚儒、尚思"判断，此时尹氏已传至七世。残碑中其一为主碑，虽碑头断失，其上刻字亦有人为破坏，但"千户始祖讳图功尹太公墓"刻字仍可辨认。2001年3月，和顺尹氏族人重修图功始祖墓，于3月18日发现明代原碑深藏于墓基下，书字为"明授封千户尹主公宗亲墓"(见尹文和撰《始祖图功事略及尹氏源流实录》)，而有论者将之误断为"明授卫千户尹土公宗祖墓"，并以"土公"就是"图功"音近及一人多名附会，由此臆断"土公"就是"图功"。然而，按古汉语语法与训诂学对人之称谓习惯考据，显然，"土公"之"公"为对人的尊称，并非人名;而"图功"之"功"是人名之一部分，"图"与"功"二字，绝不能分开。故将"图功"与"土公"混为一谈实为谬也!至于一人多名，目前无确凿资料能够证明"图功"就是"土公"。且《腾冲县志》载"到腾尹姓始祖有尹兰、尹海、尹图功、尹睿天"等四人，亦证实了尹氏到腾始祖中有尹图功其人，"图功"绝非"尹兰"之后。

        若图功就是尹兰之子，则从图功始祖墓修建于明正德十二年(1571年)、建墓时吾族已传至七代的信息判断，建墓距图功到腾约135年，此时吾族的六代、五代、四代乃至个别三代亦有健在者，那么，认"图功"而不认"尹兰"始祖就显得十分荒谬，且查阅和顺两部尹氏原谱均无"尹兰"其人。而"尹兰"与"尹图功"同为两支尹姓到腾始祖，则两人均无父子、兄弟之血缘关系。和顺尹氏到腾始祖为"尹图功"确定无疑矣。

        修谱中遇到的又一困难源于嘉庆间十四代祖尹直臣所修的《尹氏宗谱》(尹家坡枝谱)中始祖虽为图功，但从二世祖起，出现所录各代祖与寺脚、尹家巷、大石巷和小尹家巷枝谱不能接合的情况。此问题早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腾冲尹氏第二次联族会中就进行过争论，莫衷一是。2001年腾冲籍尹氏联族并编修《腾冲籍尹氏家谱》时，有人误将和顺尹家坡支系归为"尹土"后裔，从而成为"尹兰"子孙。这是一种历史的错误，应予以纠正。基于十四代祖尹直臣所修的《尹氏宗谱》和尹家坡枝系均明确认定图功为共同始祖这一事实，结合上述考据推论，本着"求同存异""尊重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原则，以增进和顺尹氏家族团结、增强凝聚力、促进和谐发展，应将尹家坡枝系归入和顺尹姓始祖"尹图功"后裔而列入谱内，并将续修谱定名为《和顺尹氏宗谱》。

        历来修谱，卷帙浩繁，工程巨大。余耗三年时间，详察祖茔、先人之碑记、采访父老之传闻，搜集、整理文字资料，探寻、考证遗迹遗物，问询、求教族内外师长。秉承"述而不作"的叙史原则，并遵从"蓝本寻祖，按辈下排，男女并重，娶赘加括，嫁就不续"的修谱宗旨，终于完成《和顺尹氏宗谱》初稿。奉送刘振东校长、马有樊先生、培健族长、伟章先生和义虎先生等方家、长辈审阅校正，诸方家、长辈给予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指点。礼请有樊先生为本谱题写了书名，更使此谱增色不少。在此向他们致谢!同时还要感谢族内外对《和顺尹氏宗谱》给予鼎力支持和帮助的师长、亲友和同事们!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年代久远、历史资料局限以及本人工作繁杂等原因，《和顺尹氏宗谱》肯定会存在错误和遗漏之处，还望族人、方家批评指正;更待吾族后来者，发现此谱有错能正之，有漏能补之，有断失能续之。也希望后世子孙览斯谱者，能"念祖泽绵延与宗功之博厚。溯渊源于累世，益思大振其家声;奋事业于当时，各欲光辉其祖考。"诚能如是，则足矣!

        早在2013年清明，培健族长、曰蘅叔祖、曰富叔祖等族中长辈就嘱余主持续修《和顺尹氏宗谱》，余以不才，且工作、俗务千头万绪而疲于奔命为辞。诸长辈多次临门敦请，其心之诚，其情之真，其意之切。余虽身为和顺尹氏子孙，因忙于工作、俗务，对乡族甚少建树，早是抱歉良深。况续修族谱是吾族朝思暮想宿愿，更是先父生前允诺族人完成之文债，故余慨然领命，"父债子还"，尽余所能，了却吾族之宿愿，完成先父之遗愿。余之所以受此重任，斗胆涂鸦，也源于平日常得先父言传口授，更得先祖、先父遗留之大量乡史、族史和侨史资料。若无此，即使"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今新谱初成，聊以了却先父遗愿，告慰先父在天之灵!是为叙!

                        奉祀二十代孙尹春城      谨叙

                                二零一七年岁次丁酉清明

                   [  壬寅年清明节快到了，写下这段文字，追忆尹氏先祖们开创家业的不易]

纸厂沟尹氏落籍始祖尹章健，生于清乾隆甲子年，卒于嘉庆辛未年，母籍监利。乾隆年间，荆州府监利一带先是遭受洪水侵袭，继而出现瘟疫，人民纷纷逃难。尹章健携妻姚氏跟着逃难人群一路颠沛流离，沿着宜施大道来到了建始高坪大水田。

地处施宜大道的高坪大水田，早已被当地土著和先期“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插占为业。尹章健夫妇只好另觅落脚地，朝着当时更为偏僻荒凉的巴东后里而行。离开施宜大道，尹章健夫妇来到一处名曰白虎龙村的地方，经过四下打听，得知此地乃当地土豪强人谭大裕的辖地。谭大裕得知尹章健是监利逃乱来的读书人，破天荒的同意尹章健在荒无人烟的三万山脚下，后称为纸厂沟的地方搭棚子居住。

尹章健夫妇流落纸厂沟后，白手起家，在这片荒山野岭中，伐木支椽，上覆茅草，仅避风雨，创业之艰难，可见一斑。经过数年辛勤劳作，终于开创出一片天地来。

三间低矮的茅草房下边，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流过。小溪的中央，有一块巨大的红砂石，令人惊奇的是，这块巨石中间，有一个小洞，洞里时不时会流出一拃长的土鱼来，可供家人每天熬点鱼汤喝，解一解对千里之外“鱼米之乡”监利的思乡之苦。

随着生活逐渐安顿下来，尹章健发现当时巴东后里“读书者益鲜，但能握笔记姓名辍辍业焉”，决定发挥自己读书人的特长，在茅屋旁一处平坦荒地上，另修起一栋二间房的土木房来，简单布置，开设了一间私塾。尹章健所教的学生中，有八个学生还考取了廪生，后来也正是这八个学生出资为尹章健修立了墓碑。

尹章健膝下一子一女，子名登云，尹登云生了七个儿子。数十年间，尹氏家族人口急剧增长，而纸厂沟可耕种土地有限，当时各种土著势力强大，另寻安身地谈何容易，经多方努力，最后在更加偏僻的野三河峡谷河落子，找到一处小地名叫赤垭口的山腰地作为垦荒地。尹章健的幺孙子尹汉春带领家人来到此地后，几乎重新经历了一遍他爷爷当初刚刚落籍时的艰难历程。好不容易安定下来，一场从天而降的大火，将辛辛苦苦修好的茅屋以及监利带来的尹氏家谱手抄本，全部烧成了灰烬。

一场火灾，让尹家顿时陷入了无家可归的境地，但天无绝人之路，世道再坏，还是有好人在。在向家坪专为人加工耕地用具的雷铧匠的帮助下，尹汉春之子尹秀俊带领家人在施宜大道上的向家坪租得了一处落脚地。尹秀俊带领族人在向家坪秉承先祖尹章健落籍创业的精神，搭棚居住，取石支锅，拾柴做饭，写地开垦，创业之艰，可想而知。尹氏族人走到哪里都有一双勤劳的双手，通过数年的积累，鸡鸣狗咴谷满仓，还重新盖起了板壁屋，后来还逐步开起了日杂店，小染布坊，家道逐渐兴旺起来。哪知好景不长，当时正值民国军阀混战时期，本地神兵大刀会、棒老二，地主保安团等各种势力你争我夺。尹家正处在大路上，成了歹人的目标，家中财产被抢一空，尹秀俊四子尹庆阑被害。自此，尹氏庆字辈其他几弟兄只好各奔东西，分散流落于巴东南部清太坪，野三关，大支坪一带穷乡僻野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