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下”位于村西的山脚下。山风穿过山上的古松林，给人以清新绝尘之感，而步入古建筑群中，凝重丰厚的历史令人不愿走开。对全村古建筑了如指掌的陶焕弘，自家老屋建于清光绪年间，坐西朝东，砖木结构，面积近千平方米，很有气势。最典型的是边门上有横批称“五柳遗家”，中堂称“五柳堂”，这既表明家风志向，又与陶渊明连上干系。陶焕弘就是陶渊明第57代后裔。或许陶家为崇尚“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的境界，把“五柳堂”改成了“爱菊堂”，堂内3代后裔子孙近50人。另一座建于清朝咸丰年间，场面宏大，中堂左右八只牛腿分别雕有戏剧人物、风景、狮子和鹿等动物，中间各嵌刻一个字：福、禄、寿、喜、荣、华、富、贵。刀功利落精美，加上花窗壁画，天井细石构图，可以想象当年的豪华。假如这仅是建筑上的显示，那么邻近一幢同样建于光绪年间的大屋中，存有的四首诗则可作为主人精神和生活的风景画，其中有“乡村四月闲人少，绕了蚕桑又扦田”、“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成独笑，数风漠笛在沧浪”、“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桃花源是陶渊明笔下乌托邦式的世外小天地，古人明知虚境不可得，却愿其境长存可居，甚至不畏艰险，百般寻觅，哪怕捞到一鳞半爪的外景片段，也拟化成形，言之凿凿。而陶氏之后，更以陶渊明的英名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自豪。族谱之类也是往往万山归其一峰，千水溯于一源。陶村上畈心在清朝道光年间，建起了陶中祠堂（又称陶氏东祠），面积达500多平方米，四合院式，部分两层砖木结构，中堂大厅，方形石柱之上，镌梁刻柱，花团锦簇，充满富贵气。听老人介绍，话语总绕不开陶渊明，少不了桃花源。解放后这里曾办过学校，现已办成文化中心，大门口就是人来车往的街道，现代开放气息浓重。离祠堂不远还有陶隆俊和陶泽法等人家的老屋，分别建于清朝康熙年间和明末。前者厅堂长达近20米，廊道深深，牛腿上八仙人物雕刻得栩栩如生，檐口瓦有勾头滴水，堪称少见。后者大梁镂刻又显得更古朴一些，尤为稀罕的是墙壁上画有戏曲故事，而其来历却有待专家考察。

陶村后山脚的古民居，建造上讲究的是一个“精”字。邹家宗祠的石柱刻字，戏台雕梁及其牛腿镂镌华美而细致。郑岳文等家庭的前厅堂，门外鹅卵石铺嵌地面和天井，图案有菊花、荷花等。马头墙封檐用的是特制砖，有雌雄榫，檐下墙画有兰花和故事人物。堂中石柱两两对称而双双浮刻花纹各自不同。所用隔壁的门扇窗框，无不拼花或用花板，人在其中仿佛被立体的古人物古动物古花卉包围。这里的特色是前堂大门有防偷防盗石柱，用来加固大门闩；后堂还有许多科举捷报单遗迹留于左右板壁上，其家族盛况环顾几眼即可明了于心。

而陶村街路两旁的几幢古屋也与众不同，除了建于明朝的楼栅斗拱及云头花饰雕刻之外，陶伯新家的老屋充满刚烈刀剑之气，突出一个“武”字。这幢房屋原由武进士陶建勋居住。陶建勋生于1870年，自幼爱武习艺，拜陶村武举人郑树标为师，喜用大刀、剑、千斤石练武。清光绪二十年（1895）中武举人，次年中武进士，钦点花翎侍衙，派乾清门行走侍卫。所以其居墙上有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赠送的条幅：“秀名满江国，芳声腾海隅。”柱子上有武进士亲笔题写的对联：“书田菽粟皆真味，心地芝兰有异香。”现存的遗物还有：武进士头像、一对圈椅、一对茶几、一张石床、三块千斤练功石以及两块书有“钦默”字样的背匾和一把宝剑。从中看出，陶渊明的后裔，不限于世代消极避世、洒脱悠逸地生活，也有“金刚怒目”式的人物。这些又可以从陶西宗祠一脉中就有23人进入仕途得到证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用此真正的有所为、有所不为来解释陶家祖先的志向和节操，应该是妥当的。

后记

曾经的繁荣与富有以及建筑时代和风格，陶村古民居能与相邻数十公里的俞源太极星象村媲美，只可惜现代建筑的夹杂和缺少必要保护措施，与兰溪的诸葛村或更远的古代徽州民居建筑相比，那逊色已不是一二了。正因此，去年仲秋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思卿等人来陶村视察，提出要维护优秀古民居，传承民族文化。 延福寺位于浙江省武义县桃溪镇福平山，由僧宗始建于后晋天福二年（937年），原名福田寺，宋绍熙年间（1190～1194）赐名延福寺。大殿于元延祐四年（1317年）重建，清康熙九年（1670）重建后殿观音阁和两厢。雍正八年（1730）至乾隆十三年（1748），多次修葺大殿，并增设天王殿和两廊厢房，光绪三十一年（1905）重建后殿厢房。

现存的建筑以中轴线排列为山门、天王殿、大殿、后殿和两侧厢房。殿间有长生池，殿后有石涧井。山门和观音堂前有石狮拱门。为江南已发现的元代建筑中最为久远的珍品，殿方形，分五间，重檐歇山顶。殿内柱为棱形，侧脚有防震功能。柱础，一为雕饰宝相花的覆盆柱础，上加石礩；一为礩形柱矗前檐柱与金柱之间用乳栿蜀柱，下端雕刻似鹰嘴。平梁与金柱之间加弓形月梁，起搭牵作用，此法开江南弓形梁之先声。四周墙壁绘山水壁画和行草书作品，多为明代佳作。山门、天王殿和观音堂为清代建筑，装饰富丽堂皇。东厢房为明代建筑。

殿内文物有宋宝祐二年（1254年）铸造的大铁钟一口；后殿前有元代石狮一对，殿内有元泰定元年（1324年）刘演书写的《重修延福寺记》石碑、明天顺七年（1463年）陶孟端书写的《延福寺重修记》石碑。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延福寺建筑艺术的特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古建筑学家梁思成曾前来考察，并在著文中多处记述延福寺的结构特色。上海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曾三次前来考察，1980年9月与1981年4月，日本横滨大学博士关口欣也、南京工学院教授潘谷西等分别前来考察。此外，1978年3月2～3日，全国古陶瓷器研究会在延福寺召开。 武义桃花源峡谷漂流位于浙江省武义县桃溪镇陶村，顺山势而成，隐于崇山峻岭深处。漂流全长45公里，上下落差108米，两岸山高林密，在峡谷中穿行，时而游龙逐浪，时而平缓惬意，时而万马奔腾恩，时而跌宕起伏，沿途欣赏着飞鸟穿梭。游鱼戏水，四季常绿，山峦叠嶂的奇景，感受从高山玉带奔流而下的刺激，穿越游龙峡，时光隧道1，情人谷，龙潭峡，惊涛峡，将军峡，林荫大道，飞瀑峡，等幻境景点，尽情感受旋转，飞跃，驰骋，尖叫，血脉喷张的激情旅程，让身心得到最好的放松和享受。。

武义桃花源峡谷漂流景区距武义县城30公里，距离省道300米，路面平坦宽敞，交通便捷，是情侣约会，朋友小聚，家人共享，野外拓展的理想场所。 据传，迎大蜡烛源自陶村的百年古殿“镇善堂”。镇善堂，也称后殿，始建于明末清初，距今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是善男信女祈求神灵赐福，保一方风调雨顺安居乐业的圣殿，也是陶村每年马灯会、龙头会、大蜡烛会等民间组织碰头议事与聚会的地方。据村里的老人回忆，镇善堂原址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四周古木参天，背倚后龙亭，亭如华盖；面朝溪水，亮若一湾明镜，钟灵毓秀，风水极佳，人气极旺，常年香火鼎盛。镇善堂前后两部分，总共十五间房，里面供奉着弥勒佛、观音菩萨和文武曲星等10余尊神佛之像。

1942年8月23日，侵犯陶村的日寇一把火烧毁了后殿古建筑及通惠桥，大蜡烛无宗地，被迫中止。直到2002年才复兴，且规模空前。这年正月十四日，四百余人分二路纵队排成300多米长的游艺队伍。叠完八仙，从中心广场出发，整整三个多小时，游经主要街道和路巷，许多人家摆设香案迎接。节日气氛四处洋溢，民众同乐的热闹场面，盛况空前。此后活动延续至今。

内容主要有：叠八仙、祭祀，游艺道具有大蜡烛、旌旗、盖伞屏扇、神像阁、大灯笼、乐队等等。应该说有所创新，也有所发展，如工艺的制作、机械的、人员的安排，乃至吹打乐曲的变化。这项活动靠的是群策群力，和民众内在的凝聚力与对乡土节日文化的执着需求，并非外力所迫而勉它既有历史的根源，又有传承与发展的成因。

2007年“迎大蜡烛”被浙江省政府批准为全省民俗类三十五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 守岁通宵、莫放笙歌散。所谓“浪街”，其实是武义县桃溪镇陶村除夕之夜的一项颇有特色的民俗活动。

在陶村，每年除夕和元宵之夜，当热热闹闹的放花炮、迎花灯、舞龙等喜庆活动进入尾声时，民间乐手们便集结而行，演奏着幽雅的乐曲，穿行于大街小巷，当地人称之为“浪街”。据当地民间乐社《五音社》老艺人回忆，约在清朝末年，“浪街”即已在陶村盛行。

杜审言诗里说：“故节当歌手，新年把烛迎”，除夕之夜，听多了花炮声喧闹声之时，忽然传来清丽的竹笛声、婉转的弦乐声、抑扬顿挫的竹梆声、清脆的碰铃声……你是否会倾耳聆听呢？

陶村的浪街，以笛子主奏(正吹)、二胡、三弦等丝弦乐器伴和，板鼓、扁鼓、竹梆、碰铃压板击板，小锣、苏锣、次钹结合旋律作点缀性轻敲，速度舒缓，曲调文静幽雅、柔和细腻。演奏者少则三五人，多则十余人。演奏者大多着长袍、礼帽，一人高挑纱灯(早年用松明火把)在前引路，一人肩挑锣鼓担供乐手敲打，鼓板先生指挥，丝竹弹拨随后，左右两边有大灯笼相伴而行。夜阑人静，乐曲优扬，穿街而行，乐音绕街……

据当地老艺人回忆，浪街在陶村流传至少已有百多年。早年间，陶村开明士绅徐凤鳌与陶云芳创办陶村昆腔坐唱班。徐凤鳌少年时曾在叔伯开办的昆腔坐唱班学艺，工大花脸，亦擅吹弹；陶云芳钟爱昆曲，擅长吹笛。徐凤鳌、陶云芳两人志趣相投，于1909年前后创办了昆曲坐唱班，常应邀为村人喜庆演奏。陶云芳还与弟弟陶舍昌及儿子等人组织过时调坐唱班，足迹遍及本地和周边乡村以至溯江而上到杭州演唱。当时当地民俗，大年三十夜是坐夜守岁，下半夜大多冷冷清清。不甘寂寞的乐手们便商议决定在村里的大街小巷上浪走一番，给平静的除夕之夜，给坐夜守岁的乡亲们送上清婉幽雅的音乐——这便是最早的浪街了。

“五音社”的老艺人说，上世纪70年代，当地艺人陶岳宣将乐曲工尺谱译成简谱进行传授。《浪街曲》原是由曲调风格近似昆曲的十首曲牌联套而成，由于年代久远，如今只留下《文路》、《插花饮酒》、《小令》三首曲牌。然而，就是这不多的曲子，给当地百姓的春节，带去了喜庆、带去了祝福…… 陶村共有六座宗祠，同处一村，蔚为大观，在县内村落中也是十分罕见的，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祠堂文化”。其中陶姓3处，邹、徐、郑各1处。陶村上畈心在清朝道光年间，建起了陶氏祠堂(又称陶氏东祠)为中心祠堂，坐西朝东，面积达500多平方米，部分两层砖木结构。中堂大厅，方形石柱之上，镌梁刻柱，花团锦簇，充满富贵气。西山下和下畈心祠堂为西陶祠堂。邹、郑祠堂建在后山脚片，两座祠堂门对门，两祠仅隔约30米。徐氏宗祠坐落于徐家地段内，坐北朝南。六座宗祠建筑都为四合院，并建有既与门厅后檐相连又相对独立于门厅的戏台，牛腿挑檐，飞檐翘角。后厅明间采用台梁式构架，柱子多为截面方形抹角的石柱，前厅后檐、后厅及厢廊前檐普遍施牛腿托挑檐檩。硬山两坡顶，粉墙黛瓦，五花山墙，外墙檐下绘有壁画。

在中国古代，皇族有太庙，百姓有祠堂。祠堂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的建于唐宋时期。到明代嘉靖年间，“明世宗采大学士夏言议，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允许庶民建宗祠，老百姓有了专门祭祖的地方。到了清代，宗祠大量出现，清雍正皇帝在《圣谕广训》中说:“立家庙以蔫蒸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田以赡贫乏，修族谱以联疏远。”家庙即祠堂，设家塾、置义田、修族谱等宗族大事，往往通过祠堂议事来完成，陶村的中心祠堂自民国时办学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供本村和外村的子弟读书求知识。

家谱，又称族谱、家乘、祖谱等。是记载各个姓氏家族子孙世系传承之书，具有区分家族成员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的功用，是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家谱由官修变为私修，所录内容不断丰富，其功用也不断增加和变化。如今，家谱同各姓氏的郡、堂号一样，不仅为区别姓氏源流，作为数典认祖、研究历史、地理、社会、民俗的参考资料，它还是姓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族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在汉族有悠久的历史，后来在民族融合中。逐渐在各民族中开始出现族谱。族谱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桃溪陶氏溯源

陶澍曰：“寻陶之得氏，实源于济阴，所谓陶丘者，帝尧初封于陶，其后子孙居焉。”以技为氏、以官为氏是错误的；以邑为氏，查无陶氏；以名为氏，以地为氏，陶叔、陶邱后亦为陶氏；以族为氏即以国为氏，陶唐氏帝尧是为大宗，而今之陶氏，实始于汉开封侯陶舍，望出丹阳、浔阳。

陶氏之族，出自济阴，居于平阳，今郡望皆云丹阳、浔阳。唐之姓氏书中，皆不载丹阳，而《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中又列青州乐安郡，注为陶唐氏之后。唐末有陶英，因忤朱温而避祸迁居广西昭州（今平乐），从此只见丹阳、浔阳二望。绛州至明时尚有陶琰一支大族。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陶舍自济阴从汉王，后以功封开封侯，子陶青袭爵，汉文帝时任御史大夫、丞相，参与平定吴楚七国之乱。裔孙陶睢，于元鼎五年（前112年）以酹金失侯。汉宣帝元康四年（前62年）始诏复家。

陶青9世孙陶敦，京县（今河南荥阳市东南）人，于汉安帝永初四年（110年）被征召，后为少府。顺帝即位，陶敦以翊戴功为司空。一年后以卷入党争而免官。陶敦为避祸举族南迁至丹阳，卒葬当涂县东。从此陶氏宗族居于吴，晋时盛于丹阳。

又据陶翊《本起录》：陶弘景13世祖陶超，汉末渡江，始居丹阳。《当涂县志》云：汉征君陶超墓在小朝山边。陶弘景8世祖陶基，吴时为交州刺史，子陶璜，于晋时仍为交州牧，开发越南中、北部起了巨大作用，璜封宛陵侯。子威、淑。威子绥，四世五牧交州达80年，恩威并孚。后柳宗元有铭曰：“汉光中兴，马援雄绝域之志；晋武一统，陶璜布殊俗之恩。恩随德成，功与时并。”

陶谦为陶基从父，《后汉书》与《三国志》均有传。谦父为余姚长，已迁居丹阳。陶谦与陶敦之关系史书不载，而各族家谱皆云陶谦为陶敦之孙，如果这样，陶敦又是陶超孙辈。

陶敦之孙陶同，在吴孙亮时，因职守而徙居鄱阳，其子陶丹徙居浔阳，丹妾湛氏，剪发待宾，其子即晋大司马、长沙桓公陶侃。魏时仍居鄱阳（今都昌苏山、左里间），陶侃子孙遍布鄱阳湖四周，是为浔阳之望。

陶侃第七子陶茂，茂子敏，配孟嘉之女，敏子晋陶渊明一代诗宗，承汉魏，开唐宋，三史列传，千古一人。元配陈氏，生子俨、俟、份，继配翟氏，子佚、佟。

《陶茂麟家谱》是陶氏最早的家谱，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江州从事赞皇李庆孙所作旧序载于《昌邑陶氏族谱》中，把世系上接陶渊明长子陶俨。（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亦载此世系，但云渊明生族人熙之）昌邑谱以陶侃祖陶同为1世祖，陶俨为7世祖居鄱阳马鞍山，陶茂麟为18世，其子19世庆元迁星子长岗，23世整迁马沥，24世陶诠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迁居新建昌邑陶家林，遂世代居之。34世为陶叔量，与文天祥同榜进士。其子孙分居会门、良门、东门、西门等地形成巨族。43世陶语，二子秉思、秉念迁居都昌之周溪、和合、西源。整兄陶鉴乃居长岗窑林，鉴裔述之（29世）迁进贤平塘，述尧迁南城。鉴裔又徙居南昌之石梁、瑶溪。

渊明三子陶份居都昌，迁湘城日就乡、阳城（即吉水）、奉新及抚州金溪。

浙江之陶起自泰顺，谱仍接茂麟家谱，但上接陶渊明第三子份。至处寂子陶褒因避武氏之难，寄居婺州兰溪。褒7世孙泰，泰子戬、乔。乔登唐穆宗长庆辛丑（821年）进士，为避权奸之害，弃官而遁入瑞安白鹤溪口（泰顺司前、溪口），复徙仙稔、下革。乔子永，永子归、史。史于后梁龙德元年（921年）徙居桂峰、葛，散居于司前池村葛、下洪、碑排、大安等地。其族有迁福建拓荣、霞浦、泉州及安徽淮南者。

台临陶氏出于陶侃21世孙陶儒（字述之，号柴桑），唐天二年（905年）进士，为严州太守，徙台州太守，因世乱而家于临海长潭。子温、良。陶温迁缙云陶滩、筠川。良12世裔孙应吉迁会稽，16世陶凯弟谊迁天台，又迁仙居、永康。陶温17世孙陶尊迁武义。浦阳陶氏，浔阳陶渊明裔孙陶弼之孙常修自临海长潭迁缙云筠川，常修孙公显迁金华八咏门，公显7世孙致和、致英、致祥迁浦阳通化乡。

9世孙陶河之子陶持迁居六丽之桃溪为一世祖因迁易名为善字孝良缘父爵号六评事

桃溪东陶的陶氏在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8)始祖六评事，名善，字孝良，由处州缙云县陶滩析派而来。《桃溪东祠陶氏谱》云:“桃溪陶氏宣阳之世家也，其始祖六评事公，讳善，字孝良者，先由缙云陶滩析派，因赘余相公(讳静，字善卿，宋政和间历仕太师兼总五军都尉，典赠忠肃公)之女，由东床(即女婿)斯土，见山川景物之秀，土沃民淳，遂就居其地，名曰桃溪，是始迁为第一世祖。”陶善因其父亲官“评事”，故以官称名，余太师女为驮娘，生六子。

桃溪陶氏东祠

陶村上畈心在清朝道光年间，建起了陶氏祠堂(又称陶氏东祠)为中心祠堂，坐西朝东，面积达500多平方米，部分两层砖木结构。中堂大厅，方形石柱之上，镌梁刻柱，花团锦簇，充满富贵气。祠堂前半部分现已建成服装大楼出租，陶氏东祠名下现共计有1200余人。 大事件：

1参股成立武义五柳旅游休闲用品有限公司购回大楼产权，继续出租。

22012年又捐资20余万元委托金华天下谱局重修族谱。预计重阳节前出版。

家谱的主要作用是维护家族团结，维系家族血脉清晰，所以，家谱不仅仅是一种文体，它还包含着古代严格的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 家谱的首要任务是对一些礼法、族规作了明确规定。遵守礼法、族规的人，会得到表彰，突出的可记入家谱。而家族里的哪一个要是犯了大错，那么家族能够给他的最严厉的惩罚——开除家谱，不再承认他是家族的一员，死后也不许进入家族墓地。对于古人来说，进不了家谱，是最大的精神折磨。 家谱的另一重要任务是对取名作了规定。通过这些规定，家族里的每一个人都被确定了行辈关系，从而把整个宗族团结成为一个整体。 命名的行辈规定，是家谱的主要内容之一。行辈字派又叫字派、祧字、字辈，这是中国传承千年的重要取名形式，一直到现代还有人使用行辈字。 字辈谱，即用表明同宗亲家族世系血缘秩序的命名字辈序列。字辈谱一辈一字，世次分明地传承下去。即使家族分迁，散居各方，或年代久远，支派浩繁，世系庞杂，只要按字辈谱取名，就可保证同宗血脉不致紊乱。行辈字一般都是由家族中的名人制定的，有的甚至写成诗。行辈用字既要考虑意义，又要照顾读音、字形，非常讲究。宗谱既强调行辈关系，就十分重视名讳，不允许出现重名。行辈字快要用完的时候，就由家族中德高望重的族长再次将其延长。比如浙江《唐氏宗谱》的行辈字派是：福禄永昌隆，和良端世美，才智瑞宁聪。湖北《汪氏宗谱》的行辈字派是：正大光明，成先于后，世泽延长，齐家有猷。有的行辈字对偏旁做出规定，如《红楼梦》中，贾家第二代都用“亻”旁，第三代都用“夂”旁，第四代都用“王”旁，第五代都用“艹”旁，如贾代善——贾敬——贾珍——贾蓉。 宋元以后，宗谱不但进入寻常百姓家，甚至影响到皇族。清廷皇室的行辈字派是两种方法并用，雍正皇帝一辈，名的第一个字都是“胤”，后一个字都是“礻”旁。乾隆皇帝一辈都是“弘”字，后面用“日”旁字。乾隆、道光、咸丰皇帝还分别规定了行辈字：永、绵、奕、载、溥、毓、垣、启、焘、岂、增、祺。《孔府家谱》中记载，乾隆皇帝赐给孔家的30个行辈字是：希言公彦承、宏闻贞尚衍、兴敏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1920年，孔子第76代孙孔令贻，继这30个字后，又续了20个字：建道敦安定、懋修肇益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因孔子与孟子都是儒家圣人，颜回、曾参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孟家、曾家、颜家，也用这些行辈字。谁是哪一辈分，一目了然。 家谱虽然多已成为历史，但是作为珍贵史料，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许多现实问题。福建省上杭县的兰、雷、钟三姓群众曾一度被误认为是汉族，三姓群众向有关部门申请恢复畲族成分。有关部门考证一些族谱后，认为，这些群众确实是畲族，使这些群众的民族成分得已恢复。 晋代大诗人陶渊明的故乡是现在江西省星子县，当地现存的《陶氏家谱》有30多本，100多万字。家谱中有陶渊明的画像和详细生平，还有不少其他书上没有记录的诗作，这些为研究陶渊明的事迹提供了难得的资料。《韶山毛氏族谱》是毛泽东家的家谱，共16卷，29册，谱中记载了毛泽东的先祖元朝至元年间为避兵乱，从江西迁往云南，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又因为军功拨入湖南湘乡，后来有一支定居湘潭的经过。 《水浒》的作者曾经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江苏省发现的《施氏家谱》、《苏迁施氏家谱》中记载：1453年撰的《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中有“先公耐庵……国初，征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为确定施耐庵是《水浒》的作者，提供了有力证据。 由于家谱内容广泛，记叙详细、缜密，是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经济学、宗教的宝贵资料，受到许多学科学者的青睐。但家谱多秘不示人，印写数量很少，极易失散、损毁，发现、保护、整理家谱是一项很急切的工作。可惜的是，许多珍贵的家谱被当成“四旧”焚毁，有的被当成废纸抛弃。如果你发现了过去的家谱，应当找专家鉴定，也许那就是一件宝贵的文物。 顶端

无锡鸿山杨氏源头真相

----《鸿山杨氏宗谱》考证篇

盐城杨氏 杨忆鸿

摘 要：无锡《鸿山杨氏宗谱》自明代以来，族谱源头为《新昌谱》，鸿山始祖为杨邦乂。而杨邦乂明明在《吉水庐陵谱》，怎么却又到了与此不相干的《新昌谱》呢？《鸿山谱》

现经比对发现有严重穿帮，考证得知是因为源头失考而两次虚构。本篇首次得出其真正源头是福建的杨时谱，与无锡锡山房同根同源。

关键词：无锡鸿山杨氏，鸿山谱，新昌谱，庐陵谱，锡山谱，杨邦乂，杨时，杨璿

一、无锡鸿山杨氏概述

无锡鸿山杨氏与无锡锡山杨氏同是无锡知名的杨氏大家族。鸿山房始祖杨璿是杭州钱塘杨氏，与弟杨瑾生活在南宋初年。过了大约不到一百年，鸿山先祖又从杭州钱塘迁入无锡鸿山。但因之前几次远迁以及之后创谱太迟，始祖以上世代全部失考，鸿山续谱先辈曾为之困扰与纠结，却无可奈何。明代1519年之后，尊江西吉水的南宋抗金英烈杨邦乂为“始祖”，却成了鸿山谱的一个短板。解决真正源头是当务之事，最近根据早已发现的两谱都有杨璿、杨瑾、杨泽的同名现象(见题图)，杨维森专家首次得出无锡鸿山杨氏就是福建道南杨氏杨时派长房的一个分支，与同在无锡八百年之久的杨时派第二房--无锡锡山杨氏竟然同出一脉，这将是鸿山房自元末创谱674年以来的一起重大考证事件。

考证的事实说明，无锡《鸿山谱》的真正源头既不是陕西的宰相《新昌谱》，也不是江西的吉水《庐陵谱》，而是福建的道南《杨时谱》。

二、无锡鸿山谱的严重问题

自明代1519年起，无锡《鸿山谱》以陕西《新昌谱》为源头，以江西吉水的抗金先烈杨邦乂为鸿山始祖，已近五百年。鸿山谱记述杨邦乂为《新昌谱》第十五世，父为杨庆，杨邦乂与刘氏生五子：杨璿、杨瑾、杨理、杨再兴、失名。族谱白纸黑字，这在保守的古代不会有任何怀疑。但在族谱开放的今天，一经比对，马上就会发现问题的严重性：杨邦乂家乡的江西《吉水庐陵谱》记载杨邦乂为第九世，其父为进士杨同，杨邦乂与曾氏生五子：振文、郁文、昭文、蔚文、月卿。庐陵谱关于杨邦乂的前后世代记述与鸿山谱完全不同，两谱除了都含杨邦乂，却没有任何相同的其他世代，两家族谱相隔千里看似毫不相干，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无锡鸿山房并未无动于衷，为破解族谱真相，“杨邦乂族谱讨论群”于2013年初成立了。尽管走了不少弯路，时而出尔反尔，但两年来一步一步的艰难探讨最终迎来了真相大白，迷雾散尽。考证结论是:鸿山谱源头“假得离奇”，这应验了杨维森专家的话：“不能以谱代史，只能以史证谱”。

三、源头失考而无奈虚构

无锡鸿山房的源头一直是自古难解的问题。《鸿山杨氏宗谱》创谱于元末1341年，已近明初，相对较晚。创谱时距南宋初年的杭州钱塘始祖杨璿已七代人。历经宋元战乱，约210年过去了，足足两个世纪，怎么可能还记得宋朝的人和事呢。这才发现始祖兄弟两人杨璿、杨瑾之前都已失考，之后明代三次续谱对失考问题仍无可奈何。之前既然断代全部失考，可以断定杨璿、杨瑾的生卒娶葬必定也是失考。逝人不会说话，其失考的程度一定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我们从侧面就能了解到鸿山谱创谱时所遇到的艰难困境。

从创谱起，始祖杨璿在谱序中一直被称为“伯璿公”，现在发现这表字竟是创谱时虚构的。可以看到始祖两代四人的表字：伯璿（杨璿）、仲瑾（杨瑾）、时泽（杨泽）、时潜（杨潜）齐刷刷地包含自已的名绝非寻常，创谱者实际对他们的真正生平几乎一无所知。因失考不详，除杨潜、杨泽被搞颠倒之外，疑鸿山创谱者还悄无声息地虚构了四人的表字、娶氏等生平资料，这就是鸿山谱并不起眼的“第一次小虚构”。由于虚构了始祖条目，后果是严重的，之后跟原本一家的《锡山谱》就难以比对相认，失去了找到真正源头的机会，现象说明正是如此。未能解决的源头问题一直困扰着鸿山房，又经历了一百七十八年，都未能跟近在咫尺的《锡山谱》比对上，紧接着鸿山谱“第二次大虚构”便悄然发生了。

明朝正德1519年，正是鸿山房知名的明长史澹成公杨文去世的第二年，时机有点微妙，其子如川公杨治宣称“发现”杭州钱塘长房有新昌谱和“杨璿墓志铭”。鸿山谱不但“解决”了源头失考难题，“接上”了新昌宰相谱，而且还“发现”南宋抗金先烈杨邦乂是始祖之“父”。几百来年，在保守的社会之下，之后鸿山历代续谱先贤对前人所“发现”的一切只有相信不疑。

笔者经过仔细与《宋史》传记比对，发觉“新昌谱”串接《宋史》杨纮后明显穿帮，《鸿山谱》造假事件开始浮出水面，考证一下子取得了重大突破。

四、新昌谱不是鸿山谱源头

到了五百年后的今天，已处在开放的信息化时代，面对鸿山谱暴露出的严重问题，经过两年的考证，大跌眼镜发现：所谓“新昌谱”系虚构拼接而成，明朝时采用三段拼接的手法：前面是来自史书史考的陕西“新昌宰相谱”，人物真实，条目缺少生卒娶葬，仅有十世左右，却只能到北宋初年，太少不够；其次再从《宋史》等史书中挑选出原本互不相干的六位杨姓人物“杨偕、杨申、杨纮、杨庆、杨邦乂、杨再兴”，大体年代符合，为以假乱真，篡改了条目，串接起来这才凑到了南宋初年；最后再接上钱塘始祖杨璿、杨瑾。如此手法所得到的《新昌谱》自然荒谬之极，这一忽悠就是五百年。

无论是伪托的“杨璿墓志铭”，还是拼接的新昌世系，都发现串接了《宋史》传记中的多位人物。新昌世系连续串接六位宋史杨姓人物证据明显：《宋史》中的杨纮本属福建浦城杨氏，字望之，知鄞县；而新昌谱“杨纮”，字勉之，鄞县令。两者比对可以看出，出现了两杨纮同期在鄞县做知县和县令的穿帮，显而易见新昌谱“杨纮”是宋史杨纮的改头换面。新昌谱“杨庆”就是串接了宋史中的“孝子杨庆”。同样，新昌谱“杨偕”，字敷文，官职显要但史料上却无此人，实际串接了宋史中的杨偕（字次公），族谱中将他塑造成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新昌创谱人。

所串接的六位《宋史》人物中，有江西宋代名人杨申(字宣卿)，有岳飞手下抗金名将杨再兴（实为湖南杨再思后裔），还有著名的南宋抗金英烈杨邦乂，详下。

五、杨邦乂并不属鸿山谱

杨邦乂，《宋史》有传记，1086-1129年，南宋抗金先烈，江西庐陵州吉水县杨家庄人。他的身世家世在杨万里所作的《杨邦乂行状》中交代得很清楚。其后代四大分支在江苏溧阳和湖南湘潭西冲。杨邦乂实为杨辂后裔，本属《吉水庐陵谱》第九世，却被明代虚构者人为地拼接到《新昌谱》中，令人大惑不解。因为宋史传记中并没有介绍先烈家属，所以虚构策划者对已过世四百年的杨邦乂实际家庭情况一无所知，造假者为杨邦乂安排的所谓“高祖”杨偕、“曾祖”杨申、“祖父”杨纮、“父亲”杨庆、“儿子”杨再兴等纯属胡拼乱搭，荒唐可笑。穿帮的明显现象是，新昌谱和鸿山谱上只字没有杨邦乂的真正吉水亲属，显然杨邦乂与鸿山房并无关系。

由于五百年来的一直认同，鸿山房对邦乂公无限爱戴、一片深情，没起半点疑心，历史似乎已经弄假成真。曾经与我一同参加考证的宗亲们面对族谱许多穿帮的事实，难以接受的残酷真相是：无锡鸿山房并不是杨邦乂后裔，这已不再是争议。

也有资料受鸿山谱虚构的影响以讹传讹，误认为无锡鸿山房就是杨邦乂长子杨振文的后裔。杨振文，杨邦乂长子，字文发，南宋1120-约1170年，荫补朝请郎，提点坑治铸钱局主管文字，知靖州，赠至中奉大夫。与马氏生一女和一子杨相（字魏翁）；杨相二子天麟、天凤，其后代在江苏溧阳新溪和濑江，族谱名为《新溪杨氏显承录》，不为外界所熟知。显然，杨邦乂长子杨振文与鸿山房始祖杨璿是完全不同且毫不相干的两个人，无锡鸿山房并不是杨振文的后裔。

明代伪托的“杨璿墓志铭”文字水平虽然很高，经典的情节创意，绝妙的细节策划，煞有介事，但因缺少杨邦乂的族谱资料而漏洞百出。自忠襄公杨邦乂进入鸿山谱的那一刻起，让人心酸的是，鸿山谱历代续谱者就一直未能明白杨邦乂的父母、兄弟、子女真正是谁。当然前人虚构族谱实是无奈之举，考证不是追究责任，而是要解决真正源头问题。

六、福建杨时谱有同名线索

从鸿山谱本身已无法解决更早的考证难题，若要突破须另辟捷径。很早从《弘农杨氏族史》书中（P379）就发现福建杨时族谱中也有鸿山房一样的“杨璿、杨瑾”，是龟山公杨时的曾孙，居然下一代还有“杨泽”同名，但父子是交叉的：杨泽是杨瑾之子而不是杨璿之子。当时认为只是同名巧合，也无“需要”，一直熟视无睹，但引起了我们的留意。

比对杨时曾孙杨璿、杨瑾，推算其生活年代居然也是南宋初年，杨璿条目空白而杨瑾资料较详细，但其“字德辉”与鸿山谱杨瑾“字仲瑾”等条目内容完全不同，感觉比对上的可能性太小，不敢认同。之所以望而却步，显然受到鸿山谱“第一次虚构”的束缚，直到杨维森专家排除虚构干扰果断地下了认定结论，否则不知要拖延到何年哪月。

鸿山谱始祖两代四人原虚构条目及分支关系：

杨璿 字伯璿，号杖庵，居杭州钱塘，南宋宣和甲辰五月始生(1124年)于昌化里，绍熙三年(1192年)八月辛卯以疾卒，年六十九。娶吴氏，子一：杨泽。

杨瑾 字仲瑾，亦居钱塘，为华亭县尹。娶陶氏，子一：杨潜。// 本篇注：史载南宋绍熙元年(1190)华亭县令是杨潜，而其后任中，虽也有杨瑾但籍贯年份明显对不上。

杨泽 字时泽，随父居钱塘。娶钱氏，子二：燿，燧。

杨潜 字时潜，娶沈氏，子一：熠。

失考----+----杨璿—→杨泽—→ 杭州钱塘庆一支/江苏太仓娄城杨氏/无锡鸿山房

|----杨瑾—→杨潜—→ 浙江天台杨瑾支

针对两谱都有杨璿、杨瑾、杨泽的同名现象，维森仔细进行查对核实，三天之后得出结论:“年代一致，相似太多，可以认定”并做了判断解释。这认定的一刻，杨璿、杨瑾、杨泽三位名字已在道南杨氏族谱内默默地等待了九百年，今后鸿山房不会再次忘记：鸿山始祖杨璿之父就是志猷公杨云，杨璿的曾祖就是龟山公杨时。

杨维森独具慧眼，欲知认定详情，请见下节。

七、杨时谱才是鸿山谱源头

杨时，1053-1135年，字中立，号龟山，谥文靖，是宋代理学家，拜师而程门立雪的成语就是说他，福建将乐人，属福建道南杨氏，生活在北宋和南宋交界战乱时期，他与江西先烈杨邦乂是同时代的人。

再说杨时谱，《宏农杨氏族谱》创立于1113年之后，老人家刚六十多，从杭州萧山回乡亲自主持修谱，较鸿山谱至少要早约210年，正是其第四代的曾孙杨璿出生前后，对宋代的早期世代情况要比鸿山谱详细得多且可靠。经比对无锡《锡山杨氏宗谱》等道南杨氏多家族谱，看杨时长房曾孙杨璿、杨瑾的情况：

杨云 杨迪长子，字志猷，1098年正月生，登进士，任浙江建德的严州通判、福建路安抚司参议。娶游氏，子三：琳，璿，瑾。

杨璿 杨云次子，未仕，生殁失考。

娶周氏，未归而逝(本文猜测，随父外迁失详，子二：潜，应)。

杨瑾 杨云三子，字德辉，登进士，官湖南沅陵县尉，升江西司理。

娶李氏，子五：淮，浚，泽，滋，泳。

杨泽 杨瑾三子，字安钦，迁延平余杭里，后裔一支迁松溪，(失详)。

杨维森认为，杨璿/杨瑾/杨泽两代能有三位名字与鸿山房能对上并非碰巧，唯缺“杨潜”，疑修谱时其父杨璿尚未成年或父外迁后出生而失记。杨时谱上杨璿堂兄弟中就标有出生在南宋1120年，这与鸿山房杨璿正处于关键性的同一时代。这么苛刻的吻合如果还嫌不够的话，维森说，鸿山房第二代“泽/潜”与杨时谱杨瑾五子“淮/浚/泽/滋/泳”偏旁同是“水”字，两代人名都相同偏旁就是明证了。由此判断，鸿山房的杨璿/杨瑾正是杨时之曾孙。杨时从1106年到杭州的余杭做知县，1112年四月，杨时到杭州的萧山任县令，前后长达十年左右，各地的学生无数，杨时后代到杨时上任的杭州附近迁徙生活的情况是存在的。而杨璿的父亲杨云也在浙江境内为官，这与鸿山房杨璿/杨瑾/杨泽生活在浙江杭州钱塘的地点是合理一致的。“两代同名同偏旁、同时代、地点也合理”，杨维森认为可以直接认定，无锡鸿山房正是“道南杨氏杨时派的长房”中的一个大分支。具体可参阅杨维森的新作《鸿山杨氏宗谱上世承接考证》一文。

八、结束语

族谱考证取得成果恢复历史原貌来之不易，现已初步整理出接入杨时谱之后的无锡鸿山谱世表，百度可以搜到。1129年起，杭州事实上已经成为南宋的经济文化中心，人口骤增，“直把杭州作汴州”，1138年正式成为京都改称临安。鸿山房先祖们于南宋初开始，从福建将乐杨时故里数次迁徙，最终到达杭州钱塘。生活了大约一百年后再次迁出。这次考证将鸿山房的历史突破性地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前面的世系不再是浮云。从今起鸿山房将传承杨时家风，继续弘扬四知精神。

本篇献给执著求真、追求真相的宗亲！

二O一五年十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