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熹宗天启四年(1624年)九月的一个黑夜，一个穿戴青衣小帽的汉子，仓皇地直奔东厂太监魏忠贤的宅第。进了魏府，此人便拜倒在地，向魏忠贤长跪叩头，涕泪横流，乞求哀怜，并甘愿为魏忠贤的干儿子，口口声声称魏阉为“父亲”。此人名崔呈秀，是巡按淮扬御史。身为宪臣、朝廷命官却甘为阉宦之子，其中定有难言之隐。>>　　崔呈秀(1571年―1627年)，河间蓟州人(今北京市蓟县)。神宗四十一年(1631年)进士，尔后授行人职。天启初年，升为御史，巡按两淮一带。>>　　崔呈秀为人“卑污狡狯，不修士行”，并且善于见风驶舵，投机取巧。他看见当时东林党人势力盛，朝政又多为东林派人士所执掌，便企图力荐李三才入阁，以取悦于东林人士，使自己能混迹东林，借此掩饰丑行，继续干贪赃受贿的勾当。但崔呈秀这番乔装打扮未能奏效，他既奸且贪的本相，早已被东林人士所识破，因而拒之门外不纳。>>　　崔呈秀在两淮任御史期间，官虽不高，但“贪污甚着”，“有狼藉声”，淮扬士民无不指斥说，从来巡方御史还没有像崔呈秀这样“贪污可鄙”。不管是强盗还是各色罪犯，只要向崔呈秀贿赂三千金，“盗以贿释，犯以贿免”。一些政绩浊乱，应该受到参劾的官员，由于行贿崔呈秀多获免；一些才品俱劣，不应举荐为官者，也获得荐举。霍丘知县郑延祚，是个贪鄙之徒，行将受到参劾，但因贿崔呈秀千金而获免。郑延祚从中看出了崔呈秀的贪财易与，于是再行千金，竟获荐。“则是摇山撼岳之威，只供其御货攫金之用。”“其行事多类此”。在他为巡按淮扬御史期间，“出巡每有节省之费，透支至一万四千两，各县赔补甚苦。”崔呈秀如此贪赃枉法，自然难逃众人耳目。天启四年吏科给事中魏大中首“发其遗”，揭露了崔呈秀贪赃受贿的丑闻。>>　　天启四年九月，左都御史高攀龙回道考察，御史袁化中又据实反映了崔呈秀“赃私狼藉”，于是由御史李应升代为草疏，高攀龙题名上奏，“发其秽状”，“以洗巡方之耻”，吏部尚书赵南星“议戌之”。崔呈秀终被“革职听勘”。崔呈秀由此大为窘迫，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然而奸佞毕竟有一套“厚颜 ”的本事，他准备为此再作一番挣扎。一天昏夜，他鼓起勇气敲开了李应升家大门，向李应升长跪求情，李应升“正色固拒，含怒而去”。崔呈秀求情未果，由此怀恨在心。但他也从自己这次找错门路中学“乖”了，转而投靠阉宦魏忠贤，于是就发生了开头所讲的那一幕堂堂御史甘为阉宦干儿子的丑剧。可见崔呈秀从踏上仕途的第一天开始，就是极不光彩的。>>　　当时的崔呈秀，的确是有求于魏忠贤；但其实魏忠贤亦有求于崔呈秀。两人可说是臭味相投，一拍即合，相互利用，狼狈为奸。当时魏忠贤虽说是得到熹宗的宠信，又有客氏撑腰，以司礼秉笔太监兼督东厂，但当时由于东林势盛，因而魏阉在朝廷中还是相当孤立的，并且正被廷臣交攻：御史李应升揭发他在宫内练兵；给事中霍守典揭发他滥讨建生祠的费用；御史刘廷佐揭发他肆意增加荫封恩赏；给事中沈惟炳揭发他私立刑具。魏忠贤虽然矫旨对这些廷臣严加诘责，但东林首领之一，副都御史杨连却不向邪恶低头，向魏阉发动了更大的攻势，冒死上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在杨涟受到昏庸的熹宗严旨切责后，魏大中、许誉卿等七十余人又继续交章揭发魏阉的种种不法行为。“当是时，忠贤愤甚，欲尽杀异己者。”但由于在朝中缺乏党羽，显得力不从心，“才思得外廷为助”，正好碰上崔呈秀乞为养子，“得呈秀，相见恨晚，遂用为腹心”。崔呈秀更想乘机进行报复，立即向魏阉献策说：“不去(赵)南星及攀龙、涟等，我两人未知死所。”魏忠贤亦“大以为然，遂与定谋”。从此，他们内外勾结，撮成阉党，以对抗东林，崔呈秀是；魏忠贤则是如虎添翼，相互借助，党同伐异，狼狈为奸，干尽了坏事。>>　　当时崔呈秀和魏忠贤共同的大敌，便是朝中那一批坚持正义的东林人士。要想倾倒东林，就必须在廷臣中大力扩张阉党势力。崔呈秀在复职后所充当的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他死心塌地替魏党网罗更多的党羽，使他们成为魏阉迫害东林、排斥异己的谋士、打手和鹰犬。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崔呈秀重新当上御史后，首疏举荐了自己的心腹孙杰、吴谆夫以及王永光等人，接着，又上疏请令京官自陈，其实这是借助魏阉的 ，逼令更多的廷臣作违心的表态，致使清流遭摒斥、奸佞贪秽的小人却纷纷被荐起用，从而加快了扩张阉党、削弱东林的步伐。由于崔呈秀与魏忠贤的关系极为密切，那些有种种恶行的丑类，便效法起崔呈秀当年的行径来，纷纷深夜登门造府，纳贿求情，并通过崔呈秀而免祸走运。因而一时崔门“蝇集蚁附，其门如市”，皆拜为门下士，都想通过崔呈秀这条门路与魏忠贤相勾结。之徒的纷纷而至，使崔呈秀更加肆无忌惮，好不威风。>>　　又由于崔呈秀第一个拜魏阉为父，在廷臣中刮起了一股歪风，此后，这股歪风邪气便越刮越大，陆续有阁臣魏广微认为魏侄，顾秉谦、阮大铖、倪文焕、杨维垣等皆拜忠贤为父、客氏为母。这群奸佞小人掌了权后，探听朝内外大小事情，“丝微必报，如有所发，赀命立尽”。他们又利用东厂等特务机关迫害无辜，弄得朝廷上下人人自危，重足而立，以致奸人当道，是非不清，吏政更加腐败。

韩爌（1564——1644），字象云，蒲州(今永济市韩阳镇)人，明代大臣，东林党元老。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历官庶吉士、少詹事，礼部右侍郎等，泰昌元年(1620)，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赞机务。天启元年(1621)，加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后加少保武英殿大学士、少傅、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内阁首辅。因忤魏忠贤去职。 韩爌万历中官至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朝内大事多与参闻，与叶向高一样，尚能公允，与浙党诸臣能够共处。泰昌元年(1620)八月，光宗皇帝即位，授职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要事务。不久，光宗皇帝病危，韩爌跟方从哲、刘一燝并受光宗遗诏。这时宫府形势危急，韩爌竭诚辅助、保卫国家，朝廷内外都看重而依靠他。大帅李如柏、李如桢兄弟有罪，应当逮捕治罪，宦官传旨宽免他们。韩爌和刘一燝执奏，按照法律逮捕了他们。因为辅佐皇帝登位有功，加封韩爌为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方从哲离职后，刘一燝主持政务，韩爌尽心尽力地辅佐他。

天启元年(1621)，年幼的皇帝朱由校登基。韩爌和刘一燝二人以为皇帝在当皇孙的时候，未曾出阁读书，请求皇帝从十二日起开讲经筵，以后每天讲筵不要停止，皇帝接受了。辽阳失陷，京师震惊。韩爌、刘一燝认为官风苟且、轻浮，草拟御札勉励百官，共图实效，皇帝采纳了。廷臣以为兵饷十分匮乏，联合上书请求发放国库银两，韩爌、刘一燝也这样认为。下诏发放百万两国库银。不久，韩爌加封为少傅、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皇帝封奶妈客氏为奉圣夫人，皇上成婚后，客氏当搬出宫外，皇上仍把她留在宫中。御史毕佐周恳切地规劝，六科、十三道又接连上书争论，皇帝都不采纳。韩爌、刘一燝援引祖宗的制度给皇帝提意见，皇帝于是命令客氏等待先皇灵柩发丧后，选择日期出宫。

不久，东林党人开始清算“红丸案”，即鸿胪寺丞李可灼给光宗皇帝病时所进红丸药，连服二丸后即死。当时，朝野议论纷纷，有东林党人企图借机泄愤。天启二年(1622)四月，礼部尚书孙慎行弹劾方从哲用李可灼进献红药丸，跟弑君、叛逆同罪，廷议纷乱，没有统一的意见。当时刘一燝已经离职，于是韩爌特别上疏辩白这事，便上奏疏给已登皇位的天启皇帝，并据实详陈进药始末。奏疏中提到：“俾议法者勿以小疑成大疑，编纂者勿以信史为谤史”，提防不要因此事而兴大狱。从而保护了首辅、浙党大老方从哲，未造成大冤案，具见其处事持正，甚受天下好评。不久魏忠贤开始渐渐得势，朝中大臣多开始依附于他，修撰文震孟上《勤政讲学梳》，影射魏忠贤，忠贤欲惩治他，韩爌也大力上疏营救。

天启三年(1623)因平定山东妖贼有功，加封韩爌为少师、太子太师。这时叶向高主持政事，韩爌其次。 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叶向高致仕，韩爌晋升首辅。起初，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忠贤恐惧，向韩爌求援，韩爌不予理睬。于是，魏忠贤对他怀恨在心。叶向高罢归后，韩爌为内阁首辅，处事持正，不党忠贤，更遭魏忠贤怨恨。然而叶向高有智谋，有手段，能笼络众太监，韩爌只能自己保持廉洁正直，势力抵不过众太监。而同事魏广微又极力巴结魏忠贤，到处招引奸邪的党徒。这年冬天，魏忠贤利用会推官员事驱逐赵南星、高攀龙，韩爌急忙率领朱国祯等上书说：“陛下一天赶走两个大臣，臣民都很失望。况且中旨直接宣布，不再经过内阁，而高攀龙的一道奏疏，经过我们报告上去后，又有人随意篡改，这真是骇人听闻的事，对国家政体有害无利。”魏忠贤更加不高兴，传旨对韩爌痛加责备。后魏忠贤驱逐杨涟、左光斗、陈于廷等忠直大臣出朝，并传圣旨责备韩爌独霸内阁，使其他大臣形同伴食。

按过去的惯例，内阁中执笔的只有首辅一个人。魏广微想分享这个权力，嘱托魏忠贤传旨，告诉韩爌与其他阁臣同具敬畏之心共同协力办事，责令次辅不要无所作为，韩爌感到害怕，立即上疏乞求退休，疏中有“左右前后务近端良”、“肃纪纲以肃朝宁”等语，规劝天启帝不要亲近魏忠贤等奸宦，魏忠贤和他的同党更加怀恨他。皇帝下旨挽留，各辅臣按惯例向皇帝求情，想让皇帝好言劝慰韩爌，皇帝没有回音。天启四年（1624年）十一月六日，韩爌愤然辞职退隐而去。

韩爌离职后，朱国祯成为首辅。李蕃攻击他，朱国祯被迫离职，顾秉谦代替他成为首辅，公卿百官都成为魏忠贤的私党了。

天启五年(1625)七月，逆党李鲁生受魏忠贤指示，弹劾韩爌，将韩爌除名，剥夺官籍。又利用其他事件判他窝藏赃款二千两，将他的家人杀死在狱中。韩爌只得出卖田宅和向亲友借贷，偿还了所谓“赃银”，以至无处栖身而居于先人墓地。 崇祯元年(1628)，有些人争相请求皇上征召任用韩爌，被逆党杨维垣等人压制了，只是赐圣旨慰问他，让他的一个儿子做官。到了五月，才派遣行人召用他。十二月回到朝廷，重新当首辅。

皇帝在文华后殿批阅奏章，召见韩爌等人，告诉他们草拟圣旨务求消除不同的意见，开诚布公，互相团结，希望做到最好。韩爌等人叩头称谢，退出来说：“皇上所说的非常好，而机密政务，各臣讨论拟旨，不必在外廷明确表示分歧意见。至于我们早晚进入宫中，势必不能报答宾客。商量政事的人，应该在朝房相见，而禁止在私人府第交谈国事。”皇帝立即下诏让百官遵守执行。不久，皇帝便命韩爌与李标、钱龙锡主治魏党，列名二百六十二人，罪分六等，名曰“钦定逆案”，布告全国，分别予以处置。崇祯帝要韩爌、李标等阁僚拟定惩治“魏党”名单，韩爌等认为，要犯从严，协从不问，不宜诛连太多太广，况多数人实为魏忠贤*威所逼，以求自保而为之，遂仅列首逆要犯五十余人上报，崇祯帝不满。再次上呈的名单仍然只有几十人，皇帝还是不满。后皇帝所想惩治的258人被一一列上，方才满意。但崇祯帝仍怀疑朝内有党，疑忌大臣，并安插很多厂卫探子，对朝臣进行暗地监视，搞得朝庭上下，人人自危。这时，韩爌等顾命老臣向皇上上奏：“人臣不可以党事君，人君亦不可以党疑臣。总当详核人品，辨别忠奸，然后举措得当。若堂上戈矛妄起，宫中横分畛域，恐非国家之福。”并被崇祯帝采纳。

当时谈逆案论的人，都争相攻击吏部尚书王永光，其中以南京礼部主事王永吉最为卖力。皇帝很不高兴，将要处罚他。韩爌等人说王永吉得不到宽恕，王永光一定不会安宁，于是只剥夺王永吉的俸禄一年。工部尚书张凤翔报告厂、库原来的陋习，皇帝发脾气，召见廷臣当面询问责备。巡视科道王都、高赉明二人极力辩白，皇帝命令锦衣官逮捕他们，韩爌、李标、钱龙锡一起营救他们。而这天王永光因为毛羽健上疏弹劾他，请求皇帝追究主使的人。韩爌退朝，再三营救王都等人，并且说王永光不应该请求皇帝追究言官。皇帝不接受，然而毛羽健最终得以幸免。韩爌当时中允持正，保护官员、压制邪党，此对当时稳固政权，安抚人心，起到了相当重要作用。

崇祯二年(1629)正月，大学士刘鸿训因为张庆臻敕书的事情被重罚，韩爌上疏营救，皇帝不听。温体仁攻击钱谦益，御史任赞化也上疏攻击温体仁。皇帝召见廷臣，温体仁极力诋毁任赞化和御史毛羽健是钱谦益的死党。皇帝很愤怒，痛切责备任赞化。韩爌请求宽免任赞化，安抚温体仁。皇上于是说：“提意见的人不为国担忧却培植私党，自命名为东林，对朝廷事务有什么补益？”韩爌退回，他的上奏说：“臣子不可以拿结党拉派来服务皇帝，皇帝也不可以拿结党拉派来怀疑臣子。只看他才能品性的好坏，是否有职业修养，以此来决定他的升迁或降贬。如果朝廷纷争，宫府拉帮结派，只会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又率领同事极力营救任赞化，皇帝不采纳。皇太子降世，韩爌请求将全国拖欠的租赋一概免除，皇帝同意了。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熊廷弼任辽东经略使，当时后金(清)崛起于东北。他到任后招集流亡，整肃军令，训练部队，加强防务，后金不敢进攻。魏忠贤专权时熊被冤杀，传首各边镇，不许廷弼家属收葬尸体。崇祯即位后，廷弼的儿子给皇帝上书，请归葬其父。即向崇祯帝说明熊廷弼实由魏忠贤冤杀，并株连其妻和儿女，乃是一件极大冤案。经爌剖白后，崇祯帝才允许熊廷弼的儿子收葬父尸。

当时辽东战局危急，朝廷议论裁减各镇的兵员。又因为兵科给事中刘懋的奏疏，讨论裁减驿卒。皇帝征求韩爌的意见，韩爌说：“减裁兵员只应当清除那些滥冒和新增的冗员。军事要地符合兵额的士兵不可以裁减。驿站的士兵很辛苦，应当责令巡按核实裁减，以解除人民的困苦，裁减兵员所节省下来的费用仍然交还给人民。”皇帝认为是这样。御史高捷、史翲被免除罪行，王永光极力引用他们，都御史曹于汴坚持不同意。王永光再次上疏争取。韩爌说，按惯例应听取都御史的意见任用。皇帝正在宠幸王永光，不接受他的意见。九月将要举行庆祝典礼，因为这个缘故，韩爌请求皇帝停止秋季审判，皇帝也不听。 袁崇焕是崇祯时抵抗后金的名将，督师蓟辽，后金多次入侵，均被崇焕挫退。崇祯二年(1629)，后金军绕道古北口入长城，进围北京。到了十月，后金兵进入京城附近，京师戒严。袁崇焕闻讯后率部星夜驰援京师，获广渠门、左安门大捷，力解京师之危。

当初，袁崇焕上朝，曾跟钱龙锡谈论边防事务。钱龙锡是东林党首领，王永光等人阴谋利用袁崇焕制造大案，可以将东林党一网打尽。王永光带头说后金兵的进攻，是由于袁崇焕杀害毛文龙导致的。高捷于是带头攻击钱龙锡，驱逐他。不久也将袁崇焕逮捕下狱，并判磔刑处死。第二年正月，中书舍人原抱奇，弹劾韩爌主政误国，招敌欺君，毁坏省城，国家濒临危亡，不能想出一个计策、选拔一个人才，坐视国家的成败，把国家命运寄托在偶然出现的机会上，应该和钱龙锡一起排斥。他所说的主和者是因为韩爌是袁崇焕的中进士时的老师。皇帝重视韩爌，降了原抱奇的官级。不久，左庶子丁进因为提升延误了日期怨恨韩爌，也弹劾他，而工部主事李逢申跟着上疏弹劾韩爌。韩爌无奈，三次上疏称病。下诏赐给他白金、彩色丝织品，乘驿车派遣行人护送他回家，全部都如常法一样。

起初十月京师戒严之时，皇帝命太监王永祚询问韩爌方略大计，韩爌以迁都来回答。王永祚正色答道：”国家根本、陵寝宗庙都在这，怎么能随便提出这种建议？“。自此以后皇帝开始有了轻视士大夫的意思，至此添设太监监察军务，内臣从此始观军容，故天下大事更加败坏。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陷蒲州，逼迫韩爌出来相见，韩爌不从，贼兵便抓住韩爌唯一的孙子进行威胁，无奈，为救孙子，韩爌只好依从。孙子得救，韩爌却因此而病倒，无多日便“愤郁而卒”。终年八十岁。 父亲：韩楫，字伯通，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隆庆朝任给事中。

兄长：韩焕，韩楫长子，同知，赠工部尚书，右副都御使。

从子：韩奎，主事，赠工部尚书，右副都御使。

从孙：韩承宣，少卿，赠工部尚书，右副都御使。 运城永济市韩阳镇韩家坟有韩氏祖茔，是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被命名为“韩楫墓”。韩楫，即韩爌的父亲，根据《永济县志》卷19艺文中所载礼部尚书翁正春撰《通政元川韩公碑铭》讲，“配赠孺人傅氏，继配封恭人祁氏皆先公卒。子长焕，贡生，次爌，编修。孙男四，孙女九。。。。”。韩爌是韩楫次子，韩楫墓左后方当为韩爌墓。另外，永济市文物保护单位中也有这样的记载：“韩爌及其家族墓地 明 山西省运城市永济市韩阳镇盘底村韩家坟自然村东”。

该墓地东西长180米，南北宽80米。墓室为水磨青石砌成，分主室、左右侧室与耳室、前室。东西通深16米，南北通宽22米。墓室多次被盗，发掘出土有“明故中议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元川韩公墓志铭”、“皇明中议大夫提督腾黄通政使朝公行状”、“南山逸叟自志”、“奉天效命”、“明韩孺人圹记”碑碣五方。出土有瓷罐、碗等10多件随葬品。旧时墓地建有围墙、建筑设施,并设专人守卫。据当地老人讲原来规模宏大，当地人称韩阁老墓，实则是”韩阁老“为韩楫次子，曾任内阁首辅的韩爌，而非韩楫。

韩氏家族墓解放前就不断被盗墓者光顾，五十年代，规模宏大的墓地石刻全部从地面上消失。 武侠**《飞鱼服绣春刀》，由孙立新饰演韩爌（**中作韩旷）

剧中，由于他的明察秋毫，导致了阉党的阴谋最终覆灭，也让他成为全片中最正直的人。

序言：

1袁崇焕，是抗清名将，虽不能解救明朝免于灭亡，但是却努力的延续了明朝的寿命。

2关于袁崇焕的身世，历来是颇具争论，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袁崇焕是广西梧州人；一种认为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

3那么笔者今天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探讨一下，明朝抗清名将袁崇焕，到底、究竟是哪里人？

一明朝抗清名将——袁崇焕！

1袁崇焕，是明朝末期将领、抗清名将，曾中进士、历任福建邵武知县、镇守辽东边关宁远卫、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蓟辽督师、加太子太保。

2袁崇焕在抗击后金（即清军）的战争中，先后取得了宁远大捷、宁锦大捷等军事胜利。后不得魏忠贤欢心、受阉党在朝中打压，当时明朝阉党把持朝政严重，袁崇焕被迫辞官回乡。

3明思宗朱由检即位后，袁崇焕被重新启用。公元1629年（即崇祯二年），袁崇焕击退了后金皇太极亲率的大军，解了明朝京师之围。

4明朝京师之围被袁崇焕解除后，袁崇焕本人却被魏忠贤余党王永光、高捷、袁弘勋、史褷等人，以”与后金有密约”等罪名弹劾。而后金皇太极又借此之机，实施离间之计，袁崇焕最终被朱由检下令凌迟处死。

5可怜了一代抗清名将袁崇焕，抗清不但取得了宁远大捷、宁锦大捷等大胜，还解了明朝京师之围，延续了明朝的寿命。最后却是被奸臣陷害、被帝王生疑，落得个凌迟处死的凄惨下场。

二袁崇焕的身世之谜-说法一：袁崇焕是广西梧州藤县人

1该说法认为，明朝抗清名将袁崇焕是广西承宣布政使司梧州府藤县人，袁崇焕故里就在广西梧州市藤县天平镇新马莲塘村。

2明朝万历四十七年，即公元1619年，袁崇焕中进士，万历国子监的进士提名碑中记载：袁崇焕为藤县人。这是历史对袁崇焕是藤县人的明确记载。

3大概明朝天启七年，即公元1627年，袁崇焕受阉党魏忠贤打压，不得不被迫辞官回乡，就是回到故里广西承宣布政使司梧州府藤县的。

4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所著《国榷》，记载袁崇焕为藤县人。

5早在1984年，就在广西藤县举行了“袁崇焕诞辰40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

三袁崇焕的身世之谜-说法二：袁崇焕是广东东莞石碣人

1该说法认为，明朝抗清名将袁崇焕是广东承宣布政使司广州府东莞县水南乡人，即今广东省东莞市石碣镇水南村。

2《明史·袁崇焕传》记载：“袁崇焕，字元素，东莞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这是史书对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的正式记载。

3广东东莞为了纪念袁崇焕，在东莞石碣镇水南村，投巨资1亿多元修建了袁崇焕纪念公园。

4广东东莞为了纪念袁崇焕，又花费了上千万元来专门拍摄了电视剧《袁崇焕》。

5姑且不论袁崇焕究竟是不是广东东莞人，单是看广东东莞为了纪念袁崇焕，又是花费上亿元建立纪念公园、又是花费上千万拍摄专题电视剧。这样的大手笔，广东东莞纪念袁崇焕的系列行动，无疑是非常令人钦佩和赞扬的。

四·笔者认为:袁崇焕是出生于广东东莞石碣，迁徙至广西梧州藤县

1 民间和学术界，对关于明朝抗清名将袁崇焕的籍贯，究竟是广西梧州藤县，还是广东东莞石碣，历来是争论非常的激烈。

2他们历来认为袁崇焕要么是广西梧州藤县人，要么是广东东莞石碣人。那么他们有没有想过袁崇焕有可能既是广西梧州藤县人，也是广东东莞石碣人呢？

3 笔者就认为:袁崇焕既是广东东莞石碣人，也是广西梧州藤县人。即袁崇焕是出生于广东东莞石碣，迁居于广西梧州藤县。

（1）历史对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是广西梧州藤县人，都有相关记载。而且记载都比较明确，并没有模糊不清的地方。

（2）如:《国榷》中记载：“崇焕，字自如，藤县人，万历己未进士”；《明史·袁崇焕传》中记载：“袁崇焕，字元素，东莞人”。

（3）从这个角度看，历史记载袁崇焕是广西梧州藤县人，是明确正确的；历史记载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也是明确正确的。既然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那么袁崇焕既是广东东莞人、也是广西梧州藤县人。

五·袁崇焕生于广东东莞石碣、迁居于广西梧州藤县的论据

1袁崇焕出生于广东东莞

（1）《东莞县志》卷三八记载:“袁督师故里在水南守义坊罗、邹二姓村后，旧有月楼”。“水南守义坊”，即今广东省东莞市石碣镇水南村内。

（2）东莞市石碣镇水南村三界庙，庙内有“重建三界庙碑”，碑文记述为袁崇焕所亲写：“吾乡居俗俭而朴”、“适余情告以还，同乡父老青矜谋为一乡之善事，首以庙请”。根据“吾乡”、“同乡父老”可知，袁崇焕最起码是出生于广东东莞石碣镇水南村的。

（3）东莞地方志记载，袁氏是东莞地方豪族，分布在东莞茶园、石碣、桑园、温塘。关于袁崇焕出生的记载为“生万历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戌时”，即1584年。

（4）《东莞县志》之《袁崇焕传》记载：“年十四，随祖世祥、父子鹏往粤西应藤县试，补弟子员”。由文中可知，袁崇焕是从东莞前往粤西附近的“藤县”参加县试的，也就是说袁崇焕的原住地是东莞，考试地是广西梧州藤县，即迁居地。

因为袁崇焕能够在广西承宣布政使司梧州府藤县参加科举考试，就证明楼袁崇焕和袁家必然是在藤县拥有基业、产业、家业的，即相当于另外一个家，因而才能在在藤县报得了名参加得了科举。

2袁崇焕迁居于广西藤县

（1）万历二十五年，即1597年，袁崇焕随祖父袁世祥、父亲袁子鹏迁至广西藤县，常往返两地，游历两江。袁崇焕刻苦读书，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在广西桂林参加乡试，欣然中举。

（2）袁崇焕父亲袁子鹏之墓，位于广西藤县白马乡（今贵港平南县白马乡），今贵港平南县与今梧州藤县交界相连。袁崇焕父亲袁子鹏的墓碑上面记载，袁崇焕祖父袁西堂（一说袁世祥）在明嘉靖初年“由东莞迁至藤”。墓碑云：“西堂公由广东东莞县于嘉靖初年至广西梧州府藤县四十三都白马汛”。

（3）广西《袁氏家谱》记载，袁崇焕之祖袁西堂（一说袁世祥），于明朝正德元年（即公元1560年），由东莞迁至藤县。

（4）明崇祯十二年（即公元1639年）时的《东莞县志》记载:“万历三十四年，袁崇焕诗寄广西藤县学中式。”

（5）张岱《石匮书后集》之《袁崇焕列传》记载:“袁崇焕，广西藤县籍，东莞人”。文中虽没有明确说明袁崇焕究竟是出生于“广西藤县”、还是广东“东莞”。但是文中却很明确的说明了，袁崇焕既是“广西藤县”人，也是广东“东莞”人。

（6）明朝末年沈国元所著《两朝从信录》卷一二中记载:“臣籍已属西江”。“西江”是珠江支流，主要在广西区域内。由文中可知，袁崇焕自己的说法是有两种籍贯（现籍和原籍），现籍“西江”（广西区域），根据两种身世说法之一即广西藤县；文中原籍虽没有明说是那里，根据身世两种说法之二，即广东东莞。

（7）原广西藤县白马乡（今广西贵港平南县丹竹镇白马村），有袁崇焕遗址、“明督师袁公崇焕故里纪念碑”。

六 袁崇焕生于广东东莞石碣、迁居于广西梧州藤县的合理性

1 在古代，迁居、迁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古代历朝历代大小迁徙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今天的广西、广东人，其祖先很多都是从北方从中原迁徙而来。

2 袁崇焕生于广东东莞石碣、迁居于广西梧州藤县，是非常具有合理性的。根据东莞地方志记载，袁崇焕所在的袁家是当地豪族，周边分布分支巨多，袁崇焕所在的袁家是具备一定的财力的。而有一定的财力，才可以“迁至广西藤县，常往返两地，游历两江”。

3 袁崇焕正是因为生于广东东莞石碣、迁居于广西梧州藤县，才有了众多的史书同时记载了袁崇焕“是广东东莞石碣人”，和“是广西梧州藤县人”。

4 在古代也有很多出生于一地，然后迁居于另外一地的事例，即使是在今天也有很多这种事例。比如出生在广西，成年后前往广东工作，然后在广东安居乐业；或者出生在广东，跑到广西来做生意，并在广西置业。因此他们都可以称之为广东人，也可以称之为广西人，不矛盾，也没毛病。

5 再比如广西的刘三姐，出生于广西河池罗城，迁居于河池宜州，传歌于广西柳州、桂林、贵港等广西各地。说刘三姐是罗城人、宜州人、柳州人、桂林人，都是说得通的，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