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文艺批评家是季札。

季札是一位才华出众的文艺评论家，公元前544年奉命通好北方诸侯，在鲁国欣赏了周代的经典音乐、诗歌、舞蹈，他当场结合当时社会的政治背景，一一作了精辟的分析和评价。

季札，生卒年不详，春秋时期吴国贵族，政治家、外交家、文艺评论家，吴太伯二十世孙，吴王寿梦第四子，吴王诸樊、余祭、夷昧之弟。又称公子札、延陵季子、州来季子等。

季札淡泊权位，有远见卓识。吴王寿梦二十五年（前561年），寿梦临终前想传位于季札，季札力辞。诸樊去世前授命传位于其弟余祭，欲兄弟相传以至季札。吴王余祭四年（前544年），季札出使各国。

出访鲁国，请观周乐，对诗乐有精深的分析；访问齐国，劝晏婴交出封邑官职以免祸，晏婴从之；出使郑国，告诫子产以礼治国；到了卫国，称赞卫国君子很多，国家没有忧患；来到晋国，预言晋国政权将落入韩、赵、魏三家之手。

余祭去世，余昧继承王位。余昧去世，欲传位于季札，季札不接受。吴人立余昧之子僚为吴王。吴王僚十三年（前514年），季札出使晋国，吴公子光刺杀吴王僚，自立为君。季札归国，予以承认。

延陵挂剑：

季札刚出使时，北行时造访徐国国君。徐君喜欢季札的宝剑，难于启齿相求，季札因自己还要遍访列国，当时未便相赠。

待出使归来，再经过徐国时，徐君已经去世，季札解下宝剑，挂在徐君坟头的树木上才离开。侍从不解。季札说：“我内心早已答应把宝剑送给徐君，难道能因徐君死了就可以违背我的心愿吗？”

此句出自东汉赵晔编撰的《吴越春秋》，此句是吴国当时的公子光（就是后来著名的吴王阖闾）对专诸（用鱼肠剑刺杀吴王僚的著名刺客）所说的一句话。也是春秋时期吴国的一段历史。原文如下：

光曰：前君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则光之父也；次曰余祭；次曰余昧？次曰季札。札之贤也。将卒，传付适长，以及季札。念季札为使亡在诸侯未还，余昧卒，国空，有立者适长也，适长之后，即光之身也。今僚何以当代立乎？

此文大致翻译：

公子光（对专诸）说：当初老吴王名叫寿梦，有四个儿子：最大的儿子叫诸樊，这就是我（公子光）的父亲；次子叫余祭；三子叫余昧；最小的儿子叫季札。四个里面最小的季札是才能德行最好的（最有贤名）。寿梦将死，把吴王王位传给最年长的儿子，约定用兄终弟及的方式（从诸樊开始，吴王死，则由最年长的弟弟来继承吴王位）直到把吴王位传给最小的季札。（前三个传承都正常，都是兄终弟及，但是到最后一次，出了问题）。考虑到当时季札以吴国使者的名义，逃到吴国外面的诸侯国（他去躲避起来，这属于明智的人避免凶险的夺位斗争导致祸患上身），国内吴王余昧去世了，吴国一时间空虚（没了国君），当时如果要立吴王之位，应该选择顺序合适且年长的人来做国君。如果按这个标准，应该轮到我公子光（长子诸樊的长子）。现在吴王僚（老三余昧的长子）凭什么可以继承余昧当吴王呢？

备注：最终公子光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厚待勇士专诸，并在伍子胥策划之下，让专诸成功刺杀了吴王僚，专诸当场牺牲，而自己却成功当上了吴王，变成了吴王阖闾。一个最初是弟兄友爱、互相谦让王位的故事，却最终变成了兄弟之间的骨肉残杀。也是一出人间悲剧。

这是篇跟简单的文言文啊，只要仔细推敲，就不难做。

比如第一句

子胥之吴，乃被发佯狂，跣足涂面，行乞于市，市人观罔有识者。

关键字是 之 被

这些都是很常见的必须掌握的

之是到达的意思 被是通假字 披

文言文这东西得有诀窍，记住一些常用的，在举一反三就不难了。

黄龙吴氏通族：六十四字行。

十二世起字数取易有六十四卦，生生不已之义。

洪维我宗，生民自周，记序世家，端为之首，

至德所贻，实庶且永，代钟哲人，在君左右，

允文亦武，亮节高风，辉煌典策，蔚焉国桢，

丕嗣徽音，望诸贤裔，凡亿孙曾，尚其懋哉。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七月望日（1686年)赐进士出身南康县令裔孙吴黄龙编定

水头湖内吴氏字行(自七世起)：

宗、宪、缙、绅、世、代、恩、荣、学、遵、孔、孟、道、法、周、程

苍山吴氏

前十字：启 斋 圣 秉 钦

于 德 景 宗 伯

后二十八字：

世 光 祖 武 永 传 芳 基 业 敬 承 信 彦 通

惟 冀 孙 曾 敦 道 学 朝 廷 应 举 显 明 堂

江崎吴氏字行：

世 必 孟 仲 淑 奋 隆 徵 锡 御

翼 亮 昭 文 德 丕 绳 振 武 功

蕉坑吴氏字行：

廷承宗功世道德文章荣国选仁慈孝友振家声

凤巢吴氏：

述 致 斋 纯 敦 素 复 司 奇 兴 孟

宗 光 嘉 庆 永 远 传 辉 耀 泽 隆

吴氏堂号 延陵衍派

六、宗祠楹联

苍山吴氏

德扬渤海志异征诛春秋颂美节 宗镇苍山谦让开拓祚胤传遗芳

启基拓梓园高瞻远瞩推钧父 衷正系邦国武略文韬赋裔孙

麟趾呈祥开一世 螽斯衍庆拓三吴

宏图钧父启苍山 妙荫定公传古佛

大圣孔丘崇至德 雄心宗武仰高风

苍山梓桑多雨露 山川形胜蔚人文

古干新枝春永在 苍松翠竹寒岁长

谱 牒

南安吴氏谱牒的编修，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大部份的支派世系完整、脉络清楚，长幼有序

，排列井然，而且名人传记，行状、文辞精华，有的还载有诗词赋和文物古迹。苍山吴氏大宗谱约编纂于清咸丰年间，由苍山吴祖许先生编纂，后来再纂修。但各支派房谱

，匀有自行续修，直至2002年10月，由吴达生、吴文华、吴基彬主持修编。约于2004年10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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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往荒野耕田，吴人只好请诸樊继续执政，但诸樊声明此后王位继承，兄终弟及。如此诸樊在位十三年后，逝传二弟余祭；余祭在位十七年，逝传三弟余昧，余昧在位四年，逝传季札时，因余昧之子僚，觊觎王位，季札又辞让而避之，后受封延陵（今江苏省武进县），号延陵季子，因其三让王位，沿袭祖上让德传家之。

1、远祖世系：

黄帝-少昊-蟜极-帝喾-后稷-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周太王-太伯

吴氏起源可溯至远古黄帝。黄帝娶西陵氏女嫘祖，生玄嚣和昌意。玄嚣生蟜极，蟜极生帝喾，帝喾娶原妃姜生后稷。后稷二十一世古公亶父（即周太子），生三子，老大泰伯（又作太伯）、老二仲雍、老三季历。

2、吴氏世系：太伯--季札

泰伯三让王位与季历，与弟仲雍远涉千里，迁居梅里（今江苏无锡），建领地，号勾吴。泰伯十八世寿梦在此地称王，建立吴国。吴国存在一百多年。公元前473年，吴王夫差被越王勾践灭。

古公亶父：公叔子生于殷商武丁七年甲戌公元前1246年。于岐山下居焉今陕西凤翔府岐山县建国号曰周始开王业娶何氏生泰伯仲雍娶大姜生季历。

开氏始祖：泰伯：古公亶父长子殷高宗武丁四十年戊申{约公元前1212年}正月初九生，卒于殷商庚丁二年甲寅{约公元前1146年}三月初五，享年66岁，卒无嗣墓在常州无锡县北梅里村。娶卜氏。葬今江苏无锡鸿山。

一世：仲雍，吴氏传代始祖，周太王古公亶父次子。生于殷高宗武丁四十四年壬子{约公元前1208年}，卒于殷帝乙十九年甲申{约公元前1116年}，享年92岁，墓在江苏常熟西北虞山。娶万氏，葬虞山。生子二：季简、居简。

二世：季简始祖仲雍长子。生于殷祖甲四年丁丑公元前1183年，卒葬江苏常熟，娶高氏。生子二：茂讳叔达。盛讳叔夏。

三世：叔达季简长子。生于庚丁甲寅。娶黄氏。生子四：周德周福周章虞仲。

四世：周章叔达三子。生于殷帝乙辛卯。娶林氏。生子一：熊遂。周武王克殷寻找仲雍后裔时，周章已继承父位，担任荆蛮句吴的首领，武王正式封周章为句吴国君。

四世：虞仲，叔达四子。传十二世，至公元前655年被晋国所灭，仲为虞氏、樊氏始祖。周武王寻找仲雍后裔后，封仲于周原之北夏墟，仲以国得姓，是为虞仲。虞仲所封之国因在周北，称北吴或北虞。虞国介于晋国和虢国之间，晋人借道虞国改打虢国，虞国忠臣宫之奇向虞君进谏：唇亡齿寒。虞君不听，这年十二月，虞被晋灭。

四世：仲奕。阎氏开氏始祖。周武王寻找仲雍后裔后，封仲雍曾孙仲奕至阎乡（今江苏苏州言桥下塘），其后代以阎为姓氏。

五世：熊遂周章之子。西周吴国国君，在位十七年生于商纣王戊辰。娶苏氏。生子一柯相。

六世：柯相熊遂之子在位三年。生于周成王乙巳。娶朱氏。生子一：强鸠夷。

七世：强鸠夷熊遂之子在位五十一年。生于周康王壬午，娶杜氏。生子一：余桥疑吾。

八世：余桥疑吾疆鸠夷之子在位十三年。生于周昭王己未，娶颜氏。生子二：柏庐、柯庐。

九世：柯卢余桥疑吾之子在位十五年。生于周穆王癸酉，娶梅氏。生子二：周繇、次仲。

十世：周繇柯卢长子在位十年。生于周懿王庚戌，娶江氏。生子一：屈羽。

十一世：屈羽周繇之子在位十八年。生于周厉王丁亥，娶张氏。生子一：夷吾。

十二世：夷吾屈羽之子在位十八年。生于周召共和执政甲子，娶邓氏。生子一：禽处。始衰。

十三世：禽处夷吾之子。生于周宣王庚子，娶彭氏。生子一：转。

十四世：转禽处之子。生于周平王丙子，娶董氏。生子一：颇高。

十五世：颇高转之子。生于周平王壬子，娶梅氏。生子一：勾卑。

十六世：勾卑颇高之子。生于周庄王戊子，娶梅氏，是时晋献公灭周北虞。生子一：去齐。

十七世：去齐勾卑之子。生于周惠王甲子。复兴娶刘氏生子三：寿梦寿昌寿可。

十八世：寿梦去齐之子。又名乘，生于周襄王三十二年庚子（前620）卒于周灵王十一年庚子公元前560年九月。葬于赢博。娶文氏生子四：诸樊、余祭、余昧、季札。

十九世：诸樊寿梦长子。子二：公子光（阖闾）、夫概。公元前548年，在战曹国时，中箭身亡。

十九世：余祭寿梦次子。在位17年，殁于公元前531年。余祭在视察船队时，被看船的越国阉奴刺死。

十九世：余昧寿梦三子。在位4年，殁于公元前527年。子三：僚、盖余、烛庸。

十九世：季札寿梦四子。生于周简王十年乙酉（前576）四月十八日，卒于周敬王三十五年丙辰（前485）。葬于江苏武进城外七十里申浦之西，娶颜氏。生子五：吴常、征生、重道、木熹、子玉。今日吴氏、延氏、延陵氏的开氏始祖。

昨日生辰，翻开《史记》来读“吴”世家。

为什么司马迁要把《吴太伯世家》作为“世家第一”呢？

《太史公自序》里是这样说的：

嘉伯之让，作吴世家第一。

很清楚很明确，是为了表彰吴太伯“让”的美德。“让”这个概念在太史公来说真的非常重要。《史记》全书第一篇是《五帝本纪》，其实第一次读的时候就产生过疑问：三皇五帝三皇五帝，为什么不是从三皇开始写起呢？难道是因为司马迁没有资料吗？可是事实上关于五帝，司马迁的资料也“不过尔尔”啊。直到读到全书最后的《太史公自序》：

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

讲到底，司马迁反反复复说的，不就是一个“逊”——让位的问题吗？这是一个至美的功德。仔细看了一遍《史记》的目录，非常有趣：本纪第一篇是《皇帝本纪》，花了非常大的笔墨描写了尧怎么“让”天下给舜的事；世家第一篇是《吴太伯世家》，一开篇就讲了吴太伯“让”国于弟弟的事，全篇一半左右的篇幅在写一个季札“让”国的事；列传第一篇是《伯夷叔齐列传》，讲的是伯夷叔齐互相“让”国的事。

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

顺手大致翻了一下《伯夷叔齐列传》，似乎有很多问题，很值得仔细读一读。总之他俩饿死的起源，就是因为“让”国——兄弟俩都想把王位让给对方，于是一个跑出来一个追出来于是就碰到了武王伐纣的事，于是就在首阳山饿死了。

可见，似乎在司马迁的价值观里，“让”是非常崇高重要的德行——如果这样的排序是有意为之的话——我相信是有意为之。一个想要“成一家之言、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人，不可能随意安排自己文章的次序吧？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

司马迁一个字废话都没有。周太王有仨儿子，吴太伯和他的二弟仲雍、三弟季历，季历有“贤”才贤明，而且他的儿子（姬）昌有“圣”人之德，所以太王就想把王位给小儿子季历，以便能传给姬昌——姬昌就是周文王，会八卦算命，《封神演义》里吃了儿子的肉做的饼，周武王的爸爸。吴太伯和仲雍看出来父亲的心思——周太王有没有说出口呢：哎呀其实我想把王位传给你三弟啦！我觉得应该没有，如果有的话，司马迁会写——见后文。但是肯定有蛛丝马迹表现出来，让大儿子和二儿子心知肚明。了不起的是，吴太伯和弟弟仲雍“奔”——一去不回头地——去了荆蛮，现在当然荆蛮已经是全国最富庶的地方之一了，那年代可是荒芜之地。而且为了表明他们俩的决心，“断发文身”，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敢毁伤，这么一来就断了后路：不可用。

这很微妙：父亲想让小儿子继承王位，可是按照当时的宗法制度，这是不对的，必须由大儿子继承。大儿子看出父亲的心事，带着二弟一起出走，成全父亲——二弟要是不走，大哥走了，也还轮不到三弟。而且是全心全意、真心实意地“让”国于三弟：主动毁容，让自己绝对不可能回去做王。

如前所说，司马迁就是因为这一点，才把这一篇作为世家第一。

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

王寿梦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将子反而奔晋，自晋使吴，教吴用兵乘车，令其子为吴行人，吴于是始通于中国。吴伐楚。

吴太伯十九代传人，叫寿梦。就在他成为吴伯的第二年，有一个从楚国叛逃到晋的人出使到吴，从此后吴和中原地区有了往来。不知道是不是这一年，反正有间隔也不会太久——这个使者教吴打仗，不就是用来打楚国么？肯定不会等很久。吴就去攻打楚了。在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的故事出来之前，吴楚之间无休无止的战争贯穿了全文。司马迁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来写，于是我自己按照时间顺序重新组合了一下再读：

（1）寿梦时期：

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二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边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

十六年，楚共王伐吴，至衡山。

真的很好笑啊，就是在吴楚边境的两个年轻女孩子，他们“争”桑叶——大概是野生桑叶，没有产权，所以才会争起来。于是两家大打出手，“怒相灭”，差不多要打到都杀全家的地步。于是呢两国的这个地方官都知道了，于是地方和地方就打起来了，楚国厉害啊，把吴国边界的这个乡邑（差不多类似一个行政单位吧，比如边境省）给灭了。于是吴王很生气，就攻打楚国了——其实你看，吴太“伯”世家，可是司马迁写到这里已经用了“吴王”，谁封的？我没有研究过，我猜是自己封的，礼崩乐坏已经从一个“王”字上看出来了。

想不到吧？这有点像今天美联航打了中国乘客，中国乘客一家人很愤怒就和打人的一家人团干，完了以后闹到中美两国打仗一打几十年……是不是很荒唐？

这一切，司马迁在最初的事情里用了一个“争”字，这是不是和“让”正好相反？很有意思。

寿梦时期发生的最重要的事还不是这个，而是关于“继承人”的问题：

二十五年，王寿梦卒。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余祭，次曰余昧，次曰季札。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

好死不死啊，寿梦有四个儿子——比周太王还多一个，但是相同的是，他也看中了最小的那个儿子，叫做季札——可以认为是这篇《吴太伯世家》的主人公。季札也是“贤”，所以寿梦也是“欲立之”，但是司马迁在这里加了一句话：季札让不可。回过头去看哦，在周太王的时候，司马迁并没有说“季历让不可”——季历没有“让”这个行为，说明周太王根本没有提这件事——既然他没有提，那王位本来就不是你的，你季历也就不需要“让”。但是季札有“让”，可见，这个寿梦是提出来了，亲口说出来了：我已经决定了，让季札来当王。但是季札没有吟诗，而是拒绝了。

注意哦，这个时候，季札的三个哥哥，尤其是大哥，没有丝毫表示——或者说，司马迁没有记录季札的哥哥此时怎么说怎么做，那只能推论说，他们没说也没做。寿梦只好把王位传给长子诸樊——诸樊接受了，可见啊，他心里其实并不可以季札当王，要不然他为什么不学他的祖先吴太伯那样，离家出走断发文身示其不可呢？于是开启了“诸樊时期”：

（2）诸樊时期

王诸樊元年，诸樊已除丧，让位季札。季札谢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矣’。君义嗣，谁敢干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材，愿附于子臧之义。”吴人固立季札，季札弃其室而耕，乃舍之。

秋，吴伐楚，楚败我师。

诸樊也不是一点表示都没有，他在办完了父亲寿梦的丧礼之后呢，就提出来要把王位让给季札。季札当然不要啦——小爷我当初不要，现在也不会要啊，于是他也差不多离家出走，种地去了。诸樊的这个“让”，很显然嘛，做做样子——既然老爹活着的时候明确都说了要传位给季札，那他也不好意思连客套都不客套一下吧？但是这个诸樊非常智障的是，明明并不想让位，却一直摆出一副要让位的样子，直到他死去，立下一个遗嘱，造成后来的吴国之乱：

十三年，王诸樊卒。有命授弟余祭，欲传以次，必致国于季札而止，以称先王寿梦之意，且嘉季札之义，兄弟皆欲致国，令以渐至焉。

季札封于延陵，故号曰延陵季子。

这段话就是说，诸樊说：哎呀既然四弟季札这么谦让，可是老爹又说要让他做王，父命不可违啊（至少我不担这个罪名，谁爱违谁违），于是我就把王位传给二弟余祭你吧，二弟你再传给三弟，三弟你一定要传给四弟！临死前就除了这么个馊主意。这个方法实在是蠢。万一季札比哥哥先死了呢？就算不死，等到他三哥都死了，他也老得不成样子了吧？当啥王啊！退一万步，即使季札最后接受了王位，那么他死后呢？是传给诸樊的儿子还是他自己的儿子？再传呢？一如后来的发展，这是必定会乱的。

所以说啊，智商很重要。

（3）余祭时期

四年，吴使季札聘于鲁，请观周乐。

去鲁，遂使齐。说晏平仲曰：“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乃免于难。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得所归，难未息也。”故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是以免于栾、高之难。

去齐，使于郑。见子产，如旧交。谓子产曰：“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以礼。不然，郑国将败。”

去郑，适卫。说蘧瑗、史狗、史、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

自卫如晋，将舍于宿，闻钟声，曰：“异哉！吾闻之，辩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犹惧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犹燕之巢于幕也。君在殡而可以乐乎？”遂去之。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

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家乎！”将去，谓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于难。”

十年，楚灵王会诸侯而以伐吴之朱方，以诛齐庆封。吴亦攻楚，取三邑而去。

十一年，楚伐吴，至雩娄。

十二年，楚复来伐，次于乾溪，楚师败走。

司马迁花了大量的笔墨记录了季札环游“世界”的经历。季札这个人真是厉害啊，先到了鲁国，欣赏了正宗的周乐——礼乐礼乐，其实就是学礼，跟谁？没说。然后到了齐，马上就看出齐要内乱了，拯救了晏平仲。又到了郑，教导了子产要怎么搞才会好。然后去了卫，见到了好多君子，很高兴。最厉害的还是他在晋，一下子就预言了未来的三家分晋！这完全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初他老爸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破坏宗法，提出来要让他做王：他大哥临死前出的这种馊主意，和他的这番见识眼光，智商根本就不在一个量级上。

季札的二哥余祭在位十七年，死了。按照大哥的遗诏，王位传给了季札的三哥余昧，可是余昧相当短命，第四年就死了。那么，应该轮到季札了啊？季札又不傻，当然还是逃走了——我前面分析过了，季札要是当了王，他会很难办。而且季札这个人境界非常高：

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

就是说季札在环游世界的路上在徐国见过徐君，他很喜欢季札的佩剑，但没好意思要。季札知道朋友很喜欢这把剑，但是他当时还要去出使啊，不能没有佩剑，于是就默默地在心里想：等我完成了出使工作，我就来把这把剑给他。等他出使结束了，再去找徐君的时候呢，徐君已经死了。季札把那把剑放在了徐君的坟上。于是他的随从就问他了：徐君都死了，你这么做有啥意义呢？季札说：不是的，我当初心里已经承诺要给他了，怎么能因为他死了就背叛我的心呢？

不得了啊！仁义礼智信，“信”的本质是不违心，不背己，其最高境界，是对自己内心的诚实和坚守，而不仅仅是对他人诺言的履行与兑现。

换句话说，季札既然当初在老爹活着的时候就拒绝了当王，那么现在又怎么能背叛自己的心呢？于是当然，他没有当王。那么问题就来了：下一个王，应该是他三哥的儿子，还是他大哥的儿子呢？

他三哥余昧把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僚。

于是，吴开始内乱了。这一部分司马迁也没有按照时间写，于是我又把原文的段落顺序从新排列了一下。

（4）余昧时期

（5）僚时期

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败而亡王舟。光惧，袭楚，复得王舟而还。

司马迁直接切入正题，引入了关键人物：公子光。而且这个人一出来就做了一件非常表现性格的事：他攻打楚国失败了，被掳走一艘船。为了夺回失去的船，他偷袭了楚国。那么公子光是谁？

公子光者，王诸樊之子也。常以为吾父兄弟四人，当传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国，光父先立。即不传季子，光当立。阴纳贤士，欲以袭王僚。

对，就是季札的大哥，诸樊的儿子——我想应该是嫡长子。很明确，司马迁说了，他就认为，他三叔死后，既然四叔季札不愿意当王，那么就应该由他来当王，而不是他的堂弟。所以他背地里培养自己的势力，想要“袭”僚——他夺回船也是袭哦！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来奔，公子光客之。

又一个关键人物出场了：伍子胥。楚国来的伍子胥，背负着血海深仇而来的伍子胥。

公子光“客之”，看起来好像对伍子胥很好的样子，可是实际上一开始并不是的：

伍子胥之初奔吴，说吴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为戮于楚，欲自报其仇耳。未见其利。”于是伍员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专诸，见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于野，以待专诸之事。

伍子胥到了吴国之后就去游说吴王，让他出兵攻打楚国。但是这个时候公子光就说了：哎呀伍子胥这个人啊，只是为了报私仇，我们打楚国，没好处的。看起来好像是在排挤伍子胥，不信任伍子胥。但是伍子胥非常聪明，就这一件事他就看出来了：公子光有造反的心。于是他主动找了一个勇士，叫做专诸献给公子光，公子光很高兴。最厉害的是，伍子胥“退而耕于野”，不在出现了，好像被公子光打击了一样，也不再提攻打楚国了。

伍子胥能忍，能等，能创造形势。所以当他后来碰到比他还能忍、能等的勾践的时候，他一眼就看穿，这绝对不是善茬儿。古来成大事者，“忍”是第一要紧的事。可惜那时的吴王夫差不听。那是后话了。总之现在伍子胥隐藏锋芒，实则已经和公子光形成联盟，要“袭”吴王。这个刺杀的过程描写，真是精彩之极：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吴欲因楚丧而伐之，使公子盖余、烛庸以兵围楚之六、灊。使季札于晋，以观诸侯之变。楚发兵绝吴兵后，吴兵不得还。

于是吴公子光曰：“此时不可失也。”告专诸曰：“不索何获！我真王嗣，当立，吾欲求之。季子虽至，不吾废也。”专诸曰：“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而两公子将兵攻楚，楚绝其路。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是无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

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而谒王僚饮。王僚使兵陈于道，自王宫至光之家，门阶户席，皆王僚之亲也，人夹持铍。公子光详为足疾，入于窟室，使专诸置匕首于炙鱼之中以进食。手匕首刺王僚，铍交于匈，遂弑王僚。公子光竟代立为王，是为吴王阖庐。阖庐乃以专诸子为卿。

先是外部形势：吴王僚十二年的冬天，楚平王死了。第二年春天，吴王僚趁机攻打楚国。而且这个攻打是非常讲究战略的：一方面，派遣公子出兵攻打楚国；另一方面，派遣智慧无双的季札出使大国——晋国。这是战争和外交一起搞，毕竟是世界大战时期啊！

这个杀手专诸也是不得了，他十二个字就总结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现在的吴王僚，既没有军队又没有智囊，要杀他就趁这次机会，否则不知道还要再等多少年。

于是四月的一天，公子光就请吴王来喝酒吃饭。注意哦，吴王僚也不是吃素的，他早就防备着呢，他带来了军队——大概是护卫队之类的吧，从王宫开始，一直到公子光家里，一直到座位边上，都布满了武士，手里拿着兵器。所以虽然公子光在家里埋伏了杀手，也没用，毕竟人家是有备而来。但这些武士可以确保在刺杀成功后保证公子光的安全，不让吴王带来的人伤害他，而且不要忘记，公子光的王牌是专诸啊——伍子胥专门找来的刺客。后来的荆轲刺秦王，我想很可能借鉴了专诸藏匕首的方法：荆轲把匕首藏在地图里——秦始皇感兴趣的地图，而专诸则把匕首藏在烤鱼里……

可是问题来了，为什么要藏在烤鱼里呢？以及，既然吴王早知道公子光不怀好意，他不来喝酒吃饭不就行了，为啥要来呢？

司马迁并没有说，三家注也没有提。这里面一定有故事。

公子光这个刺杀夺权的实施，真是环环相扣缜密无缝：愿景是要杀僚当王；战略是“袭”，战术是“养士”（尤其是伍子胥和专诸）；战场是家里小房间吃鱼的地方；武器选匕首——小刀，一刀致命。

成本是，死了专诸，和一条鱼。

真是厉害啊！

季子至，曰：“苟先君无废祀，民人无废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谁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复命，哭僚墓，复位而待。

季札回来了。公子光有没有想过要把王位让给他？当然是没有啊！就算让，季札也不会要——这要是接受了，岂不是同谋？于是季札就说：唉，虽然说家门不幸，但是公子光和我一样都是吴太伯的后代，所以算了吧。但是他说了一句非常要紧的话：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对死了的僚，表示很悲哀，对现在的公子光，也只好为他效劳——其实是为国效力，剩下的就是听天命了，所谓尽人事听天命。但是最要紧的是他说——并不是我在制造内乱。

我们前面说过，季札是“智慧无双”的，他去任何一个陌生的国家马上都能看出这个国家的根本问题，并作出准确的预测。难道这么多年，他在最熟悉的吴国，会看不出治乱的趋势吗？这不可能。那么既然他看出来了，那么他有做什么去避免内乱吗？

其实，不是他有没有做什么的问题，而是他能不能做什么的问题。从他大哥立遗嘱那一刻开始，他就无能为力了，不论他怎么做，结果都是一样的，除非他把三个哥哥全家杀光——这样一来，国家必乱。不过，在他老爹活着的时候，他就能看出后来的内乱火苗，那么他是有计可施的。什么计？自杀。或者像他的先祖吴太伯一样，逃得远远的，永远断绝他父亲的念头。——啊这当然就不孝了。所以他只是“有计可施”，而这个计，他是不可能采用的。

那么看起来真的是与他无关咯？

在儒家的体系里，是的。非但如此，他能在乱世——他哥哥不懂得让贤、他侄子杀死堂兄的这样一个家族里，而保持自己纯洁至高的道德修养不堕落，这在儒家而言，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所谓“穷则独善其身”嘛。

可是跳出司马迁为我们预设的这个儒家价值观——对，司马迁是孔子的脑残粉，整部《史记》差不多可以认为是他向孔子致敬的神作。我们跳出这个预设的价值，回到季札的父亲寿梦活着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看那一段话：

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余祭，次曰余昧，次曰季札。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

很奇怪啊，怎么莫名其妙就会知道你季札是“贤人”呢？你这个人是不是从小就喜欢展露自己的智慧才华和德性？——好像我在污蔑季札，不是的，你看他出使到任何一个国家，都非常喜欢讲：哎呀这个好，这个不好，你们国家马上要乱了，你们国家最后肯定会被三家瓜分……

这是站在老子的体系里来看季札和吴国，和当时的世界。如果能够“不尚贤,使民不争”，吴国不会内乱、吴楚不会打仗，对不对？司马迁的理想世界里，想要提倡以“让”来解决“争”，但是他丝毫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因为社会“尚贤”，而季札又“显贤”，才会有寿梦“贤之”而“欲立之”。

如果季札能够从一开始就抱朴守拙，不表现出德性贤才，还会有后面的一切吗？

不会了。

孔子为政——以仁存心 以礼治国

因为做司空的政绩卓著，孔子又被任命为鲁国的大司寇。司寇负责掌管一个国家的法律、刑狱等事务，大司寇这个官职掌握生杀大权，等於将现在公、检、法、司四个部门的最高领导职位集于一身。所以这个时候的孔子实际上开始总理鲁国的政务。

孔子主政时，非常谦卑，也非常民主，在处理案件时经常向众人徵求意见，等汇集大家的建议之后再做取舍。

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在当时很特别的诉讼案。有一位父亲，状告自己的儿子，可能是因为财产问题或儿子不孝的事。奇怪的是，孔子对这个案件的处理非常冷淡。他下令将父子二人同时下狱，但是却不予审理，这样一直过了三个月，对此事都不理不睬。这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麽勤於政务的孔子突然变得拖泥带水。三个月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告状的父亲请求撤诉，不想再打这场官司。那为什麼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大家试想：这父子两人关在牢里，已经没有了人身自由，更不要说还有机会去争斗，这时候才体会到原来的自由生活是多麼珍贵。当然很后悔白白浪费时间，还要受牢狱之灾。三个月的时间，正是他们思考、反省的过程。

更令一些人费解的是，孔子听到父子二人撤诉的请求时，连问都不问，立刻下令放人，让他们回家过日子去了。

季桓子听说这件事之后很不高兴地说，以前孔子告诉我，治理国家应该首先教导人民懂得孝道。现在发生了父子争讼之事，如果处死这个不孝之子，以告诫人民要力行孝道，不是很好吗？但却给他这样不闻不问地放走了，真是搞不懂大司寇是什麽用意？

这些话传到了孔子这里，夫子长叹一声，很感概地说：在上位的人没有对人民有好的教导，看到百姓犯错马上就要杀了他们，这是很不合理的做法。好比三军打仗，难道打了败仗就要杀掉所有的士兵吗？那主帅的责任呢？我们鲁国现在司法方面的工作根本就没做好，哪有资格对百姓进行刑法的制裁啊？一个国家如果法令不明，没有让人民很明确的了解法令的内容，就很严格的按法令诛杀犯罪的民众，这等於是强盗的作风；不体察民情，就乱收赋税，这是残暴的做法；没有事先对人民进行训练，就要求人民完成主政者要求的任务，等於在虐待人民。这样的为政者没有资格对民众进行处罚。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为人的心地，他对於人民就像关爱自己的儿女一样，有等同身受的慈悲，人饥己饥、人溺己溺。这种胸怀也是中国文化思想中所提倡的为政者应有的素质修养。在中国历史上个人修养达到这种程度的君主，主要出现在上古时期，如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等人，再以后的历史中就很少出现这样的帝王了。只有像汉光武帝和其他少数帝王可以接近这种程度而已，大多数帝王还不够这个标准。其中好点的算是救世豪杰，差一些的只是“江山代有英雄出，扰乱苍生数十年”的人物。所以中国文化所称道的帝王标准应该是像周文王一样“视民如伤”，或者像汤王一样“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无以尔万方”。这才是中国文化中帝王哲学的标准。

很遗憾的是，孔子那个时候的中国正好是礼崩乐坏的时代，鲁国更是出现了权臣把持国政的现象，为政者对人民很缺乏仁慈之心。所以孔子才发出这样的感叹。

那为政者应该怎样教导人民？

孔子说：为政者应首先树立自己的道德风范，让人民心服。然后再树立好的榜样让人民学习，对犯错的人进行警告，这样大家就知道了是非善恶的标准。如此治国只要三年的时间，老百姓就可以走上正道了。假如还有冥顽不灵、不听教化的人，这时候再以刑罚惩治，就没有人不信服了。

接著孔子直接批评当时鲁国的政治问题，说：我们这个国家已经混乱很久了，主政者没有中心思想，所以对百姓的教育一片混乱，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国家的是非标准是什麽，而且法律又特别多，让人无所是从，老百姓即使坐了牢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犯了什麽罪。这些问题全是为政者所造成的。

我们看了上面这段话，就知道为什麽孔子在处理“父子争讼”这件事的时候，不忍问罪于这对父子，因为他觉得发生这种事情是国家失教的责任，不是百姓的过错。孔子把父子二人关在牢里三个月都不予理睬，就是要留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去反省。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说：处理打官司的事，我跟别人差不多，没有什麽特别之处，只不过我的目的是希望天下再也不要发生争讼的事情。孔子的这句话说出了一个国家设立刑法的根本动机。所以孔子处理诉讼案的做法，正是他“必也使无讼乎”思想的体现。

其实现代的人如能放下无知的傲慢心理，远离权利的干预，纯粹以学术的态度，来研究儒家学问，就很容易明白：孔子的思想是开启人类智慧的明灯，不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如果后世的人故意歪曲、颠倒孔子的思想去欺骗民众，那是他自己的罪过，与孔子何干？就像华佗的手术刀是治病救人的，后世的强盗捡到这把刀却拿来杀人，难道要故去的华佗出来承担责任，反而让杀人的强盗逍遥法外吗？

上一篇是我们因孔子的为政思想引发的讨论。虽然孔子对当政者批评得比较多，但并非一味的攻击，因为这些话也是对为政者的教导，在告诉他们治国安民的道理。在孔子眼里，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在位的君主，都是芸芸众生，都需要教化引导。只不过在位的人负有***民的责任，所以对他们要求更高。这也是“《春秋》责备贤者”的道理。

那孔子做大司寇到底对鲁国产生了哪些影响呢？史书称：“设法而不用，无奸民。”就是虽然有法律，有执法机关，但是却用不著，因为没有人犯罪，老百姓不再干作奸犯科的事了。有几个事例可以证明。

鲁国的沈犹氏为人狡猾，他家养了一群羊，经常牵到集市上卖，为了增加分量多赚便宜，每次去集市之前先给他的羊喂水，并屡屡得逞；公慎氏的妻子*乱，却得不到管束，乡里以之为耻；慎溃氏生活奢侈，屡屡触犯法律却得不到制裁。等孔子做大司寇以后，沈犹氏再也不敢以欺诈行为做生意；公慎氏受到教化，将妻子赶走，遂正家风；慎溃氏逃往国外。短短三个月时间，鲁国再也没有欺行诈市的事情发生，公平买卖，民风变得淳厚，人民普遍诚实守信。其他国家的人到鲁国来，不需要政府的管理，就像回到家一样，会得到很好的招待。孔子治理鲁国的成效，也等於以实际行动回答了鲁定公“学子此法，以治鲁国可乎？”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