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孝慈与鲁迅

好多年前，我在琉璃厂旧书肆购得一本线装石印的《闻歌述忆》（见图3），无出版年月，著者署名“鸣晦庐主人”。结尾处写有“上卷终”，照说至少还有下卷，却始终没有购得，也许根本就不曾出版过。看了内容，知道这是一位酷爱京戏、剧赏谭鑫培表演艺术的戏迷随笔。全书无标点，记的主要是清末的事。

前几年，我在琉璃厂忽然发现《闻歌述忆》稿本两册，翻阅内容证明为鸣晦庐主人的手稿，其中修改和添补的文字恰与石印本同。书店主人说，稿本原为张次溪所藏，分上下卷，应是《闻歌述忆》的全本，却无石印本的自序。书稿写到谭鑫培的死，想来石印本刊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谭鑫培生于1847 年，殁于1917 年，活了七十岁。

鸣晦庐主人随着当官的父亲到过河南、广西、江西，民国建立后才落脚故乡北京通县。从这部随笔集里，可以看到谭鑫培在清末的一些艺术活动，以及京剧在当时的盛行。当然，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到官场子弟生活之一斑。

作者第一次看谭老板的戏，约光绪二十七年，那是谭鑫培第三次到上海演出，已经五十余岁，被人誉为伶界大王。光绪二十九年，作者正在北京，看谭老板的戏成了他每天的日程，往往兴奋得头一天便“喜而无寐”。谭到天津演出，他也携仆人，赶到天津去看戏，不过是为了一出《捉放曹》而已。

由于痴迷谭鑫培的艺术，他终于成为谭老板的朋友。他们的相识和交往情况，在《闻歌述忆》中也有记载。我以前读过四十年代舒湮写的六幕话剧《浪淘沙》，因写庚子前后事，在第三幕中就有谭鑫培出场，笔者以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写“小叫天”的第一人，可以说把京戏高峰时期的一个代表人物写得活灵活现。舒湮形容谭“目光炯炯，烟容满面。高瞻阔步，气概非凡”。手中自然少不了胡珠盖的羊脂白玉鼻烟壶，手指上戴着亮晶晶的金钢钻戒。自从谭叫天进入宫廷，成为供奉内庭的御班掌班、慈禧太后的宠儿，在这个京剧演员身上也不免贵族的气派，剧作家舒湮说他“排场的阔绰，足以傲王侯，超六部，而迈九卿了”。现在读了《闻歌述忆》，当然比《浪淘沙》中的描写更加直接而生动了。比如作者初进谭府拜访叫天时，原在客厅相候，见面之后又由谭领至内室，“至内院，见上房五间，东西两厢，院落整洁幽静，女仆掀帘，谭肃客人西偏之曲室中。北首坑榻小几，中置陈白毯，明净照人。榻西首，一条桌上列一玻璃匣，中有人焉，谭也。盘其辫结，裸胸臂，手持箸方餐。凭一小桌，肴菜咸具，意极闲适而貌若甚自得者。谭曰：‘此泥人张制以赠予者。’后指壁间挂镜，扮武侯像。曰：“亦名笔也！’……又入内间，招余同莅，指榻上芙蓉盘曰：“不客气，请试一口。’”说着自己先侧卧着抽起鸦片烟来。时人云，京戏到了谭鑫培时方始完美起来，这位鸣晦庐主人专为清末的这位大艺术家写照，实在难得。

抗战前的1934、1937 年，北京张次溪先后辑印了《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续编。当时郑振铎、顾颉刚、赵景深都为这部书写了序言，这也是中国新文学家重视民族戏曲文化之一例。《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之续编中收入了《闻歌述忆》，可惜编者张次溪也不知作者真实姓名。

1989 年春，我在无锡住了几天，日与黄裳兄相聚，偶然问及鸣晦庐主人何人，黄兄回答：“可能是王孝慈。”我想是的，因为王正是通县人。北归后即找出寒斋所藏杨云史的《江山万里楼诗钞》，因为记得《闻歌述忆》中，作者述及曾将历年看戏所藏的谭鑫培的戏单装订成册，并广邀友朋题句，其中有袁寒云、杨云史诸名流。在诗集卷五《壮年集》中，果然找到《题王孝慈英秀册子》，时在民国2 年，即1913 年。谭鑫培一名“英秀”，故名“英秀册子”。杨云史说：“王君孝慈，每夕听歌必存其曲目，凡四十日得四十篇，辑为《英秀集》。”据说王孝慈还为谭写了传记，并著有《仙韶余沈》三卷，被友人誉为论杂剧空前之作，因笔者未见原书，不知其详。

想不到这位王孝慈君，竟与鲁迅辑印中国古代版画的事联系在一起。应该说，鲁迅与郑振铎合作刊印《十竹斋笺谱》，促成其事的关键人物就是王孝慈。王孝慈除了喜爱京剧以外，也是一位藏书家，尤其珍藏古代版画。明崇祯十七年刊本《十竹斋笺谱》留传世间的仅一两部，连鲁迅先生都没见过原本，难得的是王君藏有一部，并慨然借与鲁迅、郑振铎重新翻印。1934 年2 月9 日鲁迅致郑振铎信中说他“先前未见过《十竹斋笺谱》原本，故无从比较，仅就翻本看来，亦颇有趣”。当时郑振铎曾向鲁迅建议，拟请北京的王孝慈、马隅卿也担任该书的编辑，鲁迅于1934 年5 月16 日回信说——加入王、马两位为编辑及作序，我极赞同，且以为在每书之首叶上，可记明原本之所从来，如《四部丛刊》例，庶几不至掠美。《十竹斋笺谱》刻成印一二批后，以板赠王君，我也赞成的，但此非繁销书，印售若干后，销路恐未必再能怎么盛大，王君又非商人，不善经营，则得之亦何异于骏骨。其实何妨在印售时，即每本增价壹二成，作为原本主人之报酬，买者所费不多，而一面反较有实益也。至于版，则当然仍然赠与耳。

从这封信里，人们可以看到鲁迅多么尊重原本藏主，不仅待人宽厚，想得周到，也是尊重文化的一种表现。《鲁迅全集》的有关注释，仅仅说王孝慈是一位古籍收藏家，也是不知底细而为之，等于不注。

王孝慈喜欢搜集古代版画不是偶然的，这同他一生喜爱艺术当然有关系。他在《闻歌述忆》中谈到，他自小喜爱泥制儿童玩具，“购置年以千计”“弗吝也”， “每展纸描其容度至夜分无倦容”，“稍长则购石印画谱与名人相”。又因他出身书香门第，家藏《无双谱》等版画古籍也不少，为他后来的搜集工作打下了基础。在这方面，他是郑振铎的一大对手，如郑颇重视的明代版画刻工姓氏录一书便为王先得。图近三百余幅的明本《瑞世良英》，也为王购得。郑在王孝慈家见到明刻《程氏墨苑》，不禁雀跃，赞曰：“此书于版刻史、美术史大有关系，国宝也！”在旧书肆上每遇佳本，郑氏虽与王君竞争而“竟不能夺之”。四十年代，郑氏编撰《中国版画史》时回忆：“与余有同好者，在沪有鲁迅、周越然、周子竟诸氏；在平有王孝慈、马隅卿、徐森玉、赵斐云诸氏，搜访探讨，兴皆甚豪。有得必以相视，或一见奇书，获一秘籍，则皆大喜。孝慈竟因书发痫死。”郑振铎还为王孝慈殁后的藏书哀叹，如那部原版《十竹斋笺谱》：“孝慈家事极窘迫，不能不尽去所藏以谋葬事。笺谱遂归北平图书馆。余知孝慈书出售事，尝致北平诸友，欲得其笺谱，但余时亦在奇穷之乡，虽曰欲之，而实则一钱莫名，并借贷之途亦绝。”遗憾的是《十竹斋笺谱》印制过程延续了七年，到1941 年方始完成，而鲁迅、王孝慈两位先生“均不及见其成矣”。

多年来关于王孝慈的史料无人顾及，我求教于史树青先生，他也不知鸣晦庐主人是王孝慈，却查出王原名立承，字孝慈，河北通县人，监生，广西法政学堂毕业，度支部主事，检查纸币清理财政处帮办，大总统秘书，政事堂机要局佥事，国务院秘书厅佥事，授五等嘉禾章。据史先生说，以上他抄自民国9 年7 月北京敷文社编辑出版的《最近官绅履历录》一书。看来王孝慈在北洋政府的官运平常，他多年的积蓄大部都用来收藏古籍版画了，所以落得身后窘迫异常，家人不得不靠卖他的书来办理丧葬事宜。王孝慈故于1936 年2 月，鲁迅先生恐怕没有同他见过面和通信，1934 年11 月8 日鲁迅给郑振铎的信中说：“王君生病，不惟可怜，且亦可惜，好像老实人是容易发疯的。”话虽不多，却对王君充满了同情。这位被鲁迅誉为“老实人”的王孝慈，生于1883 年，死时才五十三岁。

《北平笺谱》也是这个时期完成的，虽说和鲁迅先生合编，但主要的刻印等事，都是在琉璃厂作的。当时还是老荣宝斋、刻工是老西张、板儿杨。这些具体事项都是西谛先生办理的。当时他家住在南池子，授课之暇，先到琉璃厂各大南低店去选购笺纸，然后抱着一大包笺纸兴致匆匆地坐上包车回到南池子寓所，于灯下展玩之，心中感到无限欣慰。这些甘苦故事，后来记叙在先生的《访笺杂记》中，印在《北平笺谱》后面。其历史意义，可比李南涧和缪荃孙的《琉璃厂书肆记》《后记》，因其所是文化古城时期的，意义更大。《北平笺谱》共收木刻套印彩笺三百十幅，瓷青纸书衣，线装，六册一函。书衣题签，沈兼士先生写。引首沈尹默先生写《北平笺谱》四字楷书，作欧阳率更体。鲁迅序魏建功先生写，但未署真名，只署“天行山鬼书”，因当时鲁迅与钱玄同先生有成见，而魏又是钱的大弟子，对师门十分尊重。鲁迅写给郑西谛先生信说：“但我只不赞成钱玄同，因其议论与多而高，字却俗媚入骨也。”此信魏当时自然未见，但心上明白，所以署“怪名”了。继“北平笺谱”之后，又重印了明人海阳胡日从的《十竹斋笺谱》，这部笺谱的真本，原藏通县王孝慈先生家，也是西谛先生借来重梓的。后来又印《博古图页子》，陈老莲《水浒叶子》，也都是继承了这一传统的。

再有就是他主编出版了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这是后来时兴的大型文学刊物的鼻祖。十六开本，厚厚的一大册。每期都有六七十万字。过去我收藏着四本，第一册中就刊有曹禹的《雷雨》，连序幕一起刊出的，序幕写在精神病院中，年老的周朴园来看望两个女疯子、一个是侍萍（四凤妈）、一个是繁漪，后来演出都不带序幕，这些情节知道的人如今很少了。这是曹禹（万家宝）的成名作，应该说与西谛先生的慧眼不无关系吧。《文学季刊》前面刊印一张特约撰稿人名单，洋洋大观，几乎把当时南北的大作家都网罗在内了。当时这些文化工作，似乎只有北京能作。一九三五年初，谣传他将离开北京。鲁迅曾写信说：

“先生如离开北平，亦大可惜，因北京究为文化旧都，继古开今之事，尚大有可为者在也。”

可是过了一年多，西谛先生还是离开北京了，沦陷时期，先生远在上海，时时怀念北京，买到光绪丙午本《燕京岁时记》后写了长跋，充满了怀旧之情。下面摘引几句吧：

“中山公园牡丹、芍药相继大开时，茶市犹盛，古柏苍翠，柳叶拍面，虽杂于稠人中，犹在深窈之山林也。清茗一盂，静对盆大之花朵，雪样之柳絮，满空飞舞，地上滚滚，皆成球状，不时有大片之飞絮，抢飞入鼻……总之，四时之中，殆无日不有可资留连之集会，无时不有令人难忘之风光。今去平六载矣！每一念及，犹恋恋于怀。”

几年后，先生重回春明，荣任部长，可惜没有几年，因飞机失事去世了。

——摘自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中“学人佚事”之《北平笺谱》

我国传统木刻画，远在刻版印刷术大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至少有一千年的历史。唐代咸通九年（公元八六八年）印在金刚经上的插画，为我们的民族文化建树了新的丰碑。到了明代末年，一六四四年甲申，胡曰从氏所编印《十竹斋笺谱》，运用当时流行的“饾版”、“拱花”之术，曾使彩色套印木刻画艺术水平推向新的高峰。继此而后的三百多年中，虽有名重一时的《芥子园画谱》等等，然在雕刻印刷技艺方面来说，未见较前有所提高和发展。乃至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五十年里，传统木刻画更是每况愈下，奄奄一息的仅存待毙了。鲁迅与郑振铎两先生，有鉴于此，一九三三年，合编了《北平笺谱》；一九三四年，又委托荣宝斋重刻《十竹斋笺谱》。这部笺谱的重刻，至今整整五十年了。鲁迅先生对于民族文化的关怀，怎不令人怀念！重刻《十竹斋笺谱》，不仅使明代木刻画得以流传，木刻画技术得葆青春，而且为后来木刻画特别是彩色套印术的新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要不是鲁迅先生抢救及时，中国传统木刻画大有失传的可能，哪里还谈得上发展呢！重刻《十竹斋笺谱》，共有两次。一九三四年重刻者，为通县王孝慈先生藏本，卷首由鲁迅先生作了说明：“纸墨良好，镌印精工，近时少见，明鉴者知之矣。”一九五二年重刻者，主要以郑振铎先生得获于淮上之本为据，郑先生并作序说：“……推陈出新，取精用弘，今之作者或将有取于斯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