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指的是同一个祖先的话，并不是，姓氏起源还比较多，甚至有很多是少数民族改姓

源于牛国

出自西周时期“牛医先生”的封国，属于以国名为氏。

周文王的重孙遇见一名牛医，他精通韵律，遂拜其为先生，赐封之邑叫牛国。这位牛医后晋升为太常卿，职任协律郎，以牛国国名为姓氏，称牛氏。传至该支牛氏先祖牛孝时，曾参与制定雅乐，他按照君主旨意改造了前世的金、石乐器，编制了武舞之乐以赞颂君王功德，舞乐编成后，君主对此非常满意。后来牛孝还时常创作出新的乐曲。 依《灵台牛氏家谱》的记载，说明了该支牛氏家族的起源，而且应当是牛氏渊源最早的一支，是为牛氏之始。

源于子姓

出自商王朝开国帝王成汤的后裔，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该支牛氏始祖为西周初期宋国君主微子启。

商时纣王残暴奢侈，荒*无道，微子多次规劝，他都充耳不闻。眼见国家行将灭亡，微子十分痛苦，于是求教朝中三公之一的父师（箕子）。父师说：“今诚得治国，国治身死不恨。为死，终不得治，不如去。”微子听了父师的劝告，便毅然离开王宫。传说微子离宫出走时，在正午时分，便将“午”字出头为“牛”字作为姓氏。

据史籍《通志·氏族略》、《元和姓纂》以及《唐书·世系表》等的记载，周王朝建立以后，周公旦封商朝皇族微子启（纣王庶兄）于商丘（今河南商丘），以奉汤王之祀，建立公爵宋国。有“宋微子之后，司寇牛父，子孙以王父字为氏”之记载。

源于官位

出自西周时期官吏牛人，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牛人，是西周时期所设官位，专职负责饲养国家牛畜，然后按典制贡送诸侯，保障诸侯的肉食、祭祀之用。牛人隶属于地官府司管辖，职位上大夫。在牛人之下还设有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四人，丞四人，徒十二人，役若干，是两周时期很重要的官职。

在典籍《周礼·地官》中记载：“牛人，掌养国之公牛，以待国之政令。”

这个“公牛”，绝不是指雄性公牛，“公”是一种中央政府的官称。

到了南北朝的北周政权，模仿周制亦设置典牛中士一人，其职能就是如同牛人，官秩正二命(正八品)。

在牛人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牛人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牛氏，世代相传至今。

源于改姓

出自尞姓回复为牛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隋书》及《路史》记载，隋朝时期的牛弘，其父名为尞允，曾在北魏朝廷做侍中时，被赐恢复祖姓牛氏。古代尞、寮、了三字通假，故尞氏也称寮氏、了氏。另外，还有记载说三国时期，魏国名将牛金被司马懿毒杀，其家人避难逃亡，因祖先名为宜僚，遂改姓尞氏。至尞允被赐复本姓后，也都随着一起改回为牛氏。

源于民间

属于以职业技能为氏。

农家与牛为伴，终日不离，有的就以牛为姓；在北方有一种说法，砸锅牛是一家；还有一种说法，姓牛的祖先是以放牛为生，故以职业为姓氏，称牛氏，世代相传至今。

少数民族

源于蒙古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满汉大臣传》、《清朝通志·氏族略·附载蒙古八旗姓》记载：蒙古族忙忽惕氏，亦称忙古德氏、忙努德氏等，是成吉思汗铁木真的前八世祖篾年土敦第七子纳臣把阿秃儿之子忙忽台所组建的忙忽惕氏族部落，其后人以忙忽惕为姓氏。清朝中叶以后，蒙古族、满族莽努特氏和莽格努特氏皆多冠汉姓为牛氏、何氏等。

源于纳西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明、清时期，在云南丽江府石鼓、中江等地区，有数位土把总，皆为牛氏，是纳西族酋长在改土归流运动中，流改为汉姓牛氏者，其后裔子孙世代称牛氏至今。

源于满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⑴满族哈萨喇氏，源出金国时期女真和速嘉部，满语为Hasala Hala，汉义“快走的牛”，世居伯都讷(今吉林松源)、沈阳，是满族最古老的姓氏之一，归镶黄旗包衣管领，后冠汉字单姓为牛氏。

⑵满族额哲氏，满语为Eje Hala，汉义“骟牛”，世居兰河山(今小兴安岭西南侧)，后有冠汉姓为牛氏者。

⑶满族牛佳氏，满语为Niogiya Hala，祖先原为汉族，东汉末期被辽东鲜卑乌桓部虏携，后逐渐融入鲜卑族，后逐渐演化为辽东女真，世居地广泛。后有蒙古族引为姓氏者。清朝中叶以后所冠汉姓即为牛氏。

⑷满族牛伦氏，亦称纽罗氏、钮抡氏，满语为Niolun Hala，汉义“彩虹”，世居巴林(今黑龙江伯力、俄罗斯哈布罗夫斯克)、齐齐哈尔(今黑龙江齐齐哈尔)，后多冠汉姓为牛氏、努氏等。

⑸满族牛王吉颜氏，源出唐朝末期女真“通用三十姓”之一的酿剜部，金国时期称女真耨碗部，满语为Niowanggiyan Hala，汉义“绿色”，是满族最古老的姓氏之一，世居辉发(今吉林柳河、辉发河以及沙河下游，桦甸、辉南一带)等地，所冠汉姓为牛氏、钮氏等。

⑹满族乌雅氏，亦称吴雅氏，源出唐朝末期女真“通用三十姓”之一的乌延，在金国时期称女真兀颜部，满语为Uya Hala，汉义“猪”，世居哈达(今辽宁西丰小清河流域)、乌喇(今吉林永吉)、德尔吉穆湖(今黑龙江虎林东北部)、讷殷(今吉林抚松松花江上游流域)、伯都讷(今吉林松源)、长白山区等地。后有锡伯族引为姓氏者。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牛氏、吴氏、乌氏、穆氏、包氏、鲍氏、黄氏、邵氏、朱氏等。

⑺满族乌勒锡氏，亦称吴尔锡氏，满语为Ulsi Hala，汉义“掌管喂养祭祀牛羊的小官”，世居长白山区，后多冠汉姓为牛氏、吴氏等。

源于其他少数民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今藏族、土家族、东乡族、回族、朝鲜族、彝族等少数民族中，均有牛氏族人分布，其来源大多是在唐、宋、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推行的羁糜政策及改土归流运动中，流改为汉姓牛氏，世代相传至今。

牛姓是中国姓氏中的一个常见姓氏，据历史文献记载，牛姓起源于黄帝时期。而山西吉县牛姓的出处则需要具体分析。

经过研究，山西吉县牛姓的出处可以追溯到唐朝。据《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唐朝第三代宰相牛僧孺的祖先便是来自山西吉县的牛氏。此外，历史上山西吉县也曾是地方名士牛希济的故乡。他是明朝著名的学者、诗人和书法家，被誉为“明代学术的集大成者”。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山西吉县牛姓的出处可以追溯到唐朝，而具体的来源则是牛僧孺家族的迁居。同时，牛希济等地方名士的存在也为牛姓在当地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对于想了解自己姓氏出处的人来说，可以通过查阅历史文献、族谱、家谱等途径来了解自己姓氏的起源和发展历程。同时，也可以通过参加姓氏宗亲组织的活动，加强与同姓宗亲的联系和交流。

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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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 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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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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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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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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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枫川陈氏族史》《中国吴氏通书》等。

在内容与谱例上，新修家谱也有不少变化。如传统的家谱是以父系世系为轴心的，而新修家谱中比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儿也能入谱，如果是独生子女，女儿也作为世系传人记录。另外，在编撰体例上，部分新修家谱开始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诸如组织机构、医疗卫生等内容在家谱中也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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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姓，传统汉族姓氏。

牛姓，在2017年百家姓排名中为第113位。

牛姓出自子姓，得姓始祖是周代宋国君主宋微子后裔牛父。

牛姓人口约220万，约占全国人口的018%。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西三省，约占全国牛姓人口的51%；其次为安徽、山东、甘肃、湖北四省，约占全国牛姓人口的27%。河南最多，约占全国牛姓人口的27%。牛姓客家人较少，主要分布在河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有少数牛姓客家人。

牛姓出自子姓，是商朝开国皇帝商汤的后裔。周武王灭纣后，封商朝贵族微子于商丘（今河南商丘），建立宋国。微子之后有牛父，官任宋国司寇（掌管刑狱）。宋武公时，游牧民族西戎长狄人屡次犯宋，牛父曾率军败敌于长丘。后在一次作战中，不幸壮烈殉国。因其为国而死，后世子孙即以其字为氏，称牛姓。他们尊牛父为牛姓的得姓始祖。

家谱是家族的发展史，内容非常丰富，一般都有：谱序、谱例、像赞、封赠、恩荣录、名人录、族规、家训、祠堂、坟地，墓志、墓图，世系、艺文志、字辈谱、义田记、捐资记等等，可以说是家族的百科全书，包罗万象。但其中最首要的内容，是记述家族源流及本宗来拢去脉，而最主要的内容，则是记述“世系”。这是每部家谱的主体，要占全部家谱内容的三分之二以上。这部分内容是家族繁衍发展史，要做到世系相接，长幼有序，人物血缘关系一目了然，清晰明确。在记述方法上有叙述式的，有图表式的，不管哪种方法，都能使每个家族的主要成员(多数是男性及配偶)对号入座，按血缘传承关系，查找清楚。

一个家族，随着时间的前进，不断发展壮大，到一定时候可能枝大叶茂，甚至居住八方，星罗棋布，但有了世系的详细记载，纵然天涯海角，甚至代远宗长，血缘关系也不会乱。正因为如此，历代人们修谱时，都非常注意记载世系。

从现有的资料分析来看，最早的“打锅牛”是指牛弘后裔唐初蒙难打锅的故事，影响广泛的“十八打锅牛”与“打锅牛”并非同属一个支系，此“打锅牛”可能与彼“打锅牛”同为一家牛，但不一定是一个支系。故当前各地牛姓族人在纂修家谱时，千万不要以为凡是传说的“打锅牛”比如“听老人说是打锅牛”就认为与“十八锅牛”同属一支，草率地把自己归于“十八锅牛”后裔，“从而误导后人”。早在隋唐时期，各地区就有成千上万的牛氏先辈繁衍生息，形成了数不清的支系，其中有很多支系会延续下来，但是，由于种种因素没有留下各支系的详细记载，进而形成了现在牛氏家族的诸多支系无法上系衔接的局面，如果按照个人的好大喜功、攀附名门望族的意愿，强行把一部分找不到当地牛氏祖辈来源证据的支系，冒认其他支系的始祖，这样上对不起祖先，下对不起后代，这种不合适的做法不可取。

我们“陶山牛氏”在山东临清牛张寨燕翼堂《牛氏族谱》 和各种碑刻中没有关于同“18打锅牛”之关系的记载，但是，我们汉族的各支系牛氏族人，都是黄帝34世孙宋微子的传人，都是出自黄帝44世孙宋司寇牛父一门之后。自两宋以前，牛氏家族就形成了许多支系，并且会延续至今，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俗话说“牛没二牛”，如果从元朝往上数各个支系之间的血缘关系越往上就越近，姓牛的都是一家人，即便是找不到是从哪一朝、哪一代分开的支系都不重要，关键是牛姓宗亲团结一致，继承牛氏家族的光荣传统、弘扬坚强、奋进的牛氏精神，把中华牛氏文化发扬光大，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十八打锅牛”后代，牛楷十四世孙牛凤山状元，在道光十八年(1838)修汜水《牛氏家谱》时，为做到“宗亲之不可乱”，除详记本支世系外，又遍访其他各地打锅牛的世系，家谱对此是这样记载的：

清代著名的姓氏研究专家张澍编著的《姓氏寻源》载：“牛出陇西，本自殷，周封微子于宋，其裔司寇牛父帅师败狄长丘死之，子孙以王父字为氏。”

牛父在与长狄作战中阵亡之事，在《春秋左传·文公十一年》有详细记载：宋微子传至第十二位国君宋武公（前765～前748年在位）时，长狄入侵宋国，宋武公派兄弟司徒皇父率军抵御，司寇牛父为皇父的车右，在长丘（今河南封丘县南）打败了敌人，并俘获了长狄首领缘斯，皇父和司寇牛父等，都不幸战死。

牛父是在指挥抗敌的战斗中牺牲的，是一个保家卫国的英雄，牛父的后代子孙怀念先祖，自然引以自豪。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要以“王父字为氏”，原来这和周代的宗法有关。周制规定，凡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不可再称公孙，不得上系诸侯，须另立一新氏。立氏则追溯祖宗，一般以其祖父的字（或名）为氏，这就是“以王父字为氏”的主要原因，这种“祖孙连名制”自然有世代源远流长的深刻含义。

综上所述，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牛姓的来源，即：保家卫国的英雄牛父，是牛姓的得姓始祖，宋开国君主微子是牛姓的先祖，商汤、契乃至黄帝，则是牛姓的远祖。如今五湖四海的牛姓子孙，既是卫国精英之裔，又是远古帝王之后，和黄帝血脉相连，是炎黄子孙这个伟大家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牛姓部分人曾一度改为辽氏。三国时期司马懿用权术控制了曹魏政权，处处防范别人故伎重演。魏有后军将军牛金，骁勇异常，战功卓著，而且在军中有威望，为司马懿所忌，深怕“牛继马后”，政权丢失，便以毒酒害死了牛金。牛金的儿子牛元定立即避难逃亡，因祖先有名叫宜僚的，随改姓辽氏，历时近300年。到了南北朝末期，一位在北魏王朝官拜侍中的辽允（一说辽允仕周，任工部尚书），通过皇帝赐姓，又恢复了牛姓。《隋书·牛弘传》载：“牛弘，本姓氏，父允仕魏，赐姓牛氏”，说的就是这件事。

在一些少数民族中也有牛姓。明清时云南丽江府石鼓、中江等地，土把总中有牛氏，为纳西族。满族中也有牛姓，世居沈阳。此外藏、回、彝、白、土家、蒙古、东乡、朝鲜等民族中，也有少数人为牛姓，这些与牛父没有关系。

宋国从公元前11世纪建国，到公元前286年被齐、魏、楚吞并，建国时间近800年。其前期和中期，政权比较巩固，经济、军事势力较强大，积极参与了大国之间的争霸活动，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牛姓产生后，随着宋国的强大，其子孙不断发展壮大，并不断向外迁徙，到现在已有不少牛姓子孙散居全国各地，且辗转播迁，走向世界。

在春秋时期，牛氏已有人离开宋国，到其他诸侯国做事和做官，如当时的晋国，有牛谈，“为赵简子家臣，有勇力”。有一次赵简子的车右少室周，听说牛谈很有力气，就和牛谈较劲比试，结果，没有比过牛谈，于是他就主动向赵简子建议，将车右的位置让给了牛谈。战国时，牛氏到外地就更多了，如赵有贤士牛畜、将军牛翦；秦有大儒牛缺、豪族牛双；楚有牛臣巢等人。

到了汉代，牛氏发展至甘肃省陇西一带（今甘肃临洮），名人辈出，有护羌校尉牛邯、主簿牛崇等，牛邯、牛崇的子孙旺盛，在陇西很快形成望族。唐《贞观氏族志》说：“陇西郡八姓，牛姓为第二。”

牛崇世居陇西。牛邯始居陇西，后徙安定，再徙鹑觚（今甘肃省平凉市灵台县），三国牛金之子为避祸也逃至安定。这些牛姓子孙，繁衍到南北朝至隋唐时，大致可分为三支。一支为：牛邯后裔牛兴、牛遵、牛元亮、牛肃，肃为岳州刺史，唐开元二十八年到怀州，曾祖、大父皆葬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市）。二支为：牛金后裔元定、辽炽、辽允、牛弘，弘为隋吏部尚书。三支亦牛邯后裔牛通、牛会、牛意、牛仙客，仙客为唐玄宗时宰相。

唐宋以来，人口得到迅速发展，牛姓的分布地也就更广，今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甘肃、江苏、浙江、安徽等省的许多地方，都有牛姓子孙。牛姓出现了不少历史名臣、诗人等，如唐后期宰相牛僧孺、五代后梁大将牛存节、词人牛峤、牛希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