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是属于古南诏国的一部份，是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处云南省西部，云贵高原上的洱海平原，苍山之麓，洱海之滨，是古代南诏国和大理国的都城，作为古代云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时间长达五百余年。

1982年，大理被中国政府列为第一批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大理市为中国首批十大魅力城市之首，是以白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幅员面积1468平方千米，全市人口61万人，其中白族占65%。下辖10个镇，1个民族乡，共有20个居委会、109个行政村。大理市人民政府驻下关镇。

名胜古迹有巍山风景区、太和城遗址等。大理被列为第一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2018年11月，荣登“2018中国幸福百县榜” 2018年10月22日，入选2018年全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创建名单。2019中国西部百强县市。

传统节日：

绕三灵，是在每年的夏历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绕三灵的节日活动得进行三天。二十三日过节时，人们聚集到苍山五台峰下的圣源寺，祈祷赛歌；二十四日，人流经过喜洲镇，向南洱海边村庄进发，当晚便在当地村庄的本主庙欢庆赛歌；二十五日，人群沿洱海至大理崇圣寺东面的马久邑本主庙，在此祈祷欢庆之后归家。

三月街，又称：观音市，是在每年的农历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三月街是白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既是物资交流的盛会，又是赛马、滇戏、花灯等各种文艺体育表演的中心。

石宝山对歌会，是在每年的农历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初一，白族老人认为当天在石宝山上舒展歌喉能够得到吉祥与安康，因此，节日当天，周边白族群众多会由四面八方汇聚于大理剑川的石宝山，唱调对歌，观光游览。

耍海会，又称：捞尸节。上关、喜洲一带始于农历七月二十三日，大理、下关一带始于农历八月初八。白族民众身着盛装，汇聚于洱海之畔，乘坐彩船泛游洱海、唱山歌、对调子。大理、下关地区还会举行盛大的龙舟竞赛活动。

在无数武侠小说里，都有对南诏国的描述，但除去一些虚构的成分，在历史上也确实存在过。而在这些书中的南诏国的前身其实就是如今云南一带的六诏。而如今在云南一带有很多彝族和白族的人们，所以过六诏和当今的白族彝族有些密不可分的联系。其中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下几点：

所谓六诏，并不指的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联盟，就像我们如今用国来作为国家后缀名，这六个部落就把诏作为部落的后缀名。在很久之前，最早的可能是在五代十国里面产生出来了，如今大概在云南一带的六个部落。它们之间彼此往来比较和平，如果不是后来唐玄宗年间南诏国统一了这六个部落，估计能彼此共存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地形复杂彼此甚至有的都不知道其他部落的存在。

在六个部落里面，类似于浪穹诏等等都是如今白族人的先祖。他们的地理位置大概在如今西藏边境，云南中部和西部的地区。但是，随着南诏国的崛起，白族人生活的地方被侵占，大部分都还在故土上艰难维生，也有一小部分逃亡到了吐蕃。所以说如今白族人和六诏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

在六诏里面有个部落叫蒙雟诏，这个地方如今成为了彝族的一个自治县，有很多彝族的人在那里繁衍生息。不过，彝族人的祖先在六诏里面全是比较富有的，所以无论是和平还是动乱的年代，这一支彝族人在故土上一直存在着。即使后来被统一，彝族的百姓在新的国家里并没有遭受太多流离失所的苦楚。最后，无论是六诏还是如今的白族彝族，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尽管历史不断变迁但身体里还是华夏的血脉。

南诏国是彝族。南诏国是白族和彝族建立的，南诏的前身是蒙舍诏，因位于六诏之南，故名南诏，794年，异牟寻被唐朝封为南诏王，自此世称南诏国，彝族，是中国第六大少数民族，民族语言为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

彝族主要分布在滇、川、黔、桂四省区的高原与沿海丘陵之间，主要聚集在楚雄、红河、凉山、毕节、六盘水和安顺等地，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

彝族的习俗

节庆是各地彝族生活方式和习俗的集中表现。有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事节庆，有以祭祀神灵、祖先为主的祭祀节庆；有以追念英雄人物和重大事件为主的纪念节庆；有以欢庆丰收、庆祝胜利为主的庆祝节庆；有以歌舞戏曲活动为主的社交娱乐节庆等。

彝族年彝族年是川、滇、黔彝族隆重的传统节日，彝语称库施，各地过年时间不一，一般在每年农历十月至十一月中、下旬选吉日过年。为彝族的传统节日，日期为每年农历的六月二十四日，历时三天。节日期间，人们身着盛装。

集中在村寨附近的平坝或缓坡上，唱歌、跳舞、赛马、斗牛、斗羊、摔跤、选美等，活动的内容丰富多彩，热闹非凡，早上，人们要杀牲祭祖；晚上，要举着火把在庄稼地中转游，意为烧死害虫，祈求庄稼丰收。

白族人的特点及禁忌如下：

白族人非常讲究长幼之分，男女之别，且白族人非常爱惜粮食，吃饭的时候，不能掉米粒，掉了也要捡起来吃，另外吃完饭要注意摆放好碗筷。

白族人在过节的时候也有忌讳，大体上来讲，从农历年三十到初一，都是要注意不能欠人东西，欠了东西要还，不能吵架，不能说不吉利的话，而且年初一的时候，不能用刀子或者铁刺类的器具，而且白族人是不喜欢他们坐在自己家里的门槛上的，这是一种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白族节日：

1、三月街

三月街亦称“观音市”、“观音街”；“祭观音街”，白族传统盛大节日，也是白族传统的民间物资交流和文娱活动的盛会，流行于云南大理等地。

三月街每年农历三月十五至二十一日在大理城西的点苍山脚下举行。最初它带有宗教活动色彩，后来逐渐变为一个盛大的物资交流会。明清时期，四川、西藏、江南各省都有商人到此贸易。它不仅是个交换场所，还是表演各种舞蹈和赛马、竞技的园地。

2、火把节

火把节是彝族、白族、纳西族、基诺族、拉祜族等民族的古老传统节日，有着深厚的民俗文化内涵，被称为“东方的狂欢节”。

不同的民族举行火把节的时间也不同，大多是在农历的六月二十四，主要活动有斗牛、斗羊、斗鸡、赛马、摔跤、歌舞表演、选美等。在新时代，火把节被赋予了新的民俗功能，产生了新的形式。

3、绕三灵

白族绕三灵，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传统节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白族绕三灵是大理白族的一个盛大的传统节日，也是一种富有生活气息的白族群众性歌舞。

白族绕三灵起源于唐南诏时期，清代白族学者杨琼《滇中琐记》也有所记载。绕三灵属农闲季节白族民间的自娱性迎神赛会，流传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苍山洱海周边地区的白族村寨，是当地白族人民农忙前游春歌舞盛大集会。

-白族

永昌腾冲白族先民聚居考

关健词永昌；腾冲；白族；聚居

史籍和出土文物证明，永昌、腾冲一带，唐至元代有白族先民聚居，并且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主体民族之一。

《保山地区志》下卷载：“据1990年普查，全区有白族人口34168人，占总人口的163%”;“其中保山市（古永昌今隆阳区）30821人，腾冲县1824人，昌宁649人”。“永昌（明、清‘永昌’曾辖腾冲），是白人的主要聚居区。明代洪武年间随着大批汉族人口的迁入，白族分布区域向山区周边地区收缩，或与汉、彝等民族融合。至今白族在保山的集中分布只剩下保山市（今隆阳区）北部和西部的瓦窑、杨柳、瓦马三个乡，其它白族人口大多为清末及民国年间从大理、鹤庆、剑川、云龙等地经商、做木活、教书等迁入的。解放初，边纵七支队部分白族指战员随军进入保山各县，后转业在当地工作，成为解放后迁入保山地区的白族群体”[1]p487---488。据此志说明，古代保山，曾是白人的主要聚居区，而笔者考证，唐至元代在永昌、腾冲一带，白族还一直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主体民族。

一、“濮”、“僰”之变

白族属秦汉僰人，春秋前濮人（非两晋以后之濮），“濮”、僰、“白”一音之转。据《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载，黄帝正妃漯祖生二子：玄嚣、昌意，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曰昌濮，昌濮生高阳”，“黄帝崩······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禹生启遂有夏朝。《竹书纪年》进一步说:“帝高阳氏即位，居濮”[2]p30。“濮”即濮水，在今濮阳为中心一带，《文献通考·舆地三》说：“实于濮州，颛顼与昆吾之墟也，故谓帝丘”[2]p30。可见颛顼与昆吾同在濮地，是昌濮之后的表亲两族。与昆吾、昌濮同为蜀山氏之后的柔濮，《山海经·大荒东经》又说：“有柔濮是雏赢土之国”；李正清解释《诗·商颂》“挞彼殷武，奋发荆楚”说：“柔濮之民和昆吾之国这两支夏人的远裔、盟友（因商人的讨伐）不得不逃到南方，一支流浪于汉水流域，被称荆楚”[2]p32。可见蜀山氏商时已分三支；昌濮后人为夏族，昆吾之后称荆楚，流于汉水者称濮（柔濮）。故白族颂歌与楚辞相同。《史记·六国年表》说：“禹家于西羌”，《诗·生民》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所以夏、周、濮同祖于羌。因而《逸周书·伊尹朝献》：“臣请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瑇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逸周书·王会解》还说：“成周之会，卜（濮）人以丹砂（献）[3]p63。一个强制性的“令以······献”，一个是会中主动献，在周武王伐纣时，濮人也盟誓参加，而且诸多史家都解释濮与周都是羌人后裔，“他们是近亲”。

可见濮人与商周的关系。

“濮”称之为“僰”，史家多认为与濮人的不断迁徙有关。“濮”，有论者研究甲骨文的字形，认为是手捧葫芦祭天的象形，即“濮人”就是崇拜葫芦的“葫芦民族”，“自古以来，汉、壮、布依、侗、水、黎、仡佬、彝、白、苗、瑶、畲、德昂、佤等民族都有以葫芦为原始共祖的神话传说。”濮人分出上述如此多的支系，所以史称之“百濮”[4]p179。有论者联系上述“卜（濮）人以丹砂（献），”的说法，认为“濮”是人在制作东西的象形，濮人是擅长手工制作的部族，流动性很大，如《民族研究论文集》。其实甲骨卜辞中，“濮”多用“卜”代用，如“丁丑贞，卜又布”的卜辞，郭沫若就诠释为：“卜即卜子之卜，乃国族名”[4]p176。他们的流动实因外族的逼迫。汤伐夏桀，当然也伐柔濮和昆吾，于是昆吾奔楚，濮逃汉水。“熊霜六年（公元前822年），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而少弟徇立，是为熊徇”;周恒王十六年（公元前704年），“楚熊通······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周景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23年）五月，“楚舟师以伐濮”。这样“在荆楚的打击下，（濮人）沿长江而上至朱提江流域，在这里建立了僰侯国，被人称为僰人”；“战国末期，楚将庄蹻西征，通过僰侯国区域，许多濮人随楚军进入滇池、邛都、叶榆等广大地区，濮人成了覆盖西南最广的民族群体”[2]p28---34。公元前二世纪，僰侯国为秦所灭，濮人终于退出了朱提江流域，向滇西迁徙。这就是这个悲壮民族从“濮”到“僰”的历史。“僰”之族名始见于《吕氏春秋·恃君览》：“氏羌、呼唐，离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龙，突人之乡，多无君”。《夷裔考》：“僰人者，其先世本华人，有罪贬往远方”[3]p17—18。僰人、野(越)人，篇（编）竹为筏，一个筏接一个筏，像龙舟送人一样，男女老少站在筏上，一窝峰地冲向抢劫目标。这种无君长、无组织的大迁徙，必然侵犯土著利益，受到土著的仇恨和厌恶，所以《广韵》说：“僰、贱称，丑也”。《礼记·王制》说：“屏之远方，西方曰棘；东方曰寄，终身不齿”。汉郑玄注：“棘当为僰，僰之言逼。按《汉书》云‘西南有僰夷’，知非彼夷而读为逼者，以与‘寄’之相对、‘寄’非东方夷名，是寄旅之意，则僰亦非西方夷名，故以为逼近夷独也”[5]p84。这就是说，僰人，其先本是华人（与夏周有亲缘关系的柔濮），因为与当政者（商、楚）有矛盾，被迫迁入远方，他们与越人（野人）杂居，从江汉入川滇黔，虽有抢掠，实属被逼，寄于夷戎。故“僰”一直称为“羌僰”。杨雄《长杨赋》就说：“羌僰东驰”，《汉书·五被传》也说：“南越宾服，羌僰贡献，东瓯入朝”。颜师古注：“僰，西南夷也”。可见“濮”、“僰”一脉相承，并非越人，也非孟高棉语系的汉晋以后所称的“濮人”（上述德昂、佤等的先民）。《史记》、《汉书》对此民族只称“僰”而少用“濮”，东晋《华阳国志》以后，“濮”只专称孟高棉语系民族，其中缘由待研究。继秦灭僰侯国，汉武帝元封二年（109年）又派巴蜀兵击灭滇东北今曲靖一带的劳浸、靡莫（“僰”之对音）；地皇五年（公元20年），王莽残酷镇压僰人的反抗，改胜休县为胜僰县。僰族大批逃亡，“僰”之名慢慢消失。如此，濮、僰之族在不断迁徙中不断发展，不断与周边民族融合，两汉以后从僰道往南折向滇西直到保山一带，与当地的部分昆明人融合，又吸收了屯守当地郡县的汉族人口，成为生产文化水平都很高，开放性、包容性很强的蜀汉夷帅大姓，隋唐时又称之“白蛮”；元代以后直称“白人”、“白族”了。尽管这样，他们都在自己的旅途中留有“熊耳”、“濮水”、“濮岩”、“濮人冢”的遗址，表明他们一脉相承的光辉历史。

二、永昌之“僰”

白族何时聚居永昌，史籍无载。虽新石器时期属氏羌文化的大理江川白羊村型文化遗址遍布保山五县区（旧石器时期至今仍未发现氏羌遗迹），但当时还未分化出今天具体的族属。西汉时，据东晋常琚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孝武时，通博南山，渡兰沧水，濝溪置巂唐（今漕涧）、不韦（今隆阳区金鸡村）二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因名不韦，以彰其先人恶”。班固《汉书·西南夷列传》说：“天子（孝武帝）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等人余辈间出西南夷······。四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大将军凤于是荐金城司马陈立为牂牁太守。立者，临邛人，前为连然长、不韦令，蛮夷畏之”[6]p243—253。始知永昌始设郡县，并派有太守、县令等官员族人进入统治，同时募有豪民大族到永昌屯垦“入谷于外县，受钱于内府”，以巩固朝廷的统治。“汉族移民的活动，主要是在通往内地的交通道路沿线的平坝区，接触的土著民族是西南夷中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僰族”；“汉晋时期先后进入西南夷中的汉族人口，后来都逐步融合入僰族之中”[3]p23-2

4。可知当时已有僰人（白族先民）定居于此。

东汉初年，哀牢王柳貌归汉，在此又设了博南（今永平）、“哀牢”（今保山城太和坊之东）二县，移入部分官族、军队、民众屯垦戌守。这些汉族逐渐“僰族化”，“因为当时云南的土著，只有僰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原始的氏族部落界线已经破坏，容许汉族人口迁入与之共居，并与僰族的奴隶主大族发展成南中大姓”（同上注）。这些大姓“恩信著于南土”，“为夷汉所服”。永昌的吕凯大族“凯恩威内著，为郡中所信，故能全其节”。“吕氏世官领郡，于今三世矣。大姓陈、赵、谢、杨氏”[6]p254。明万历《云南通志·永昌府》说：“诸葛营，在府城南十里，诸葛孔明南征屯兵之所。孔明既凯旋，汉人有遗于此者，聚庐世居，至今犹称为旧汉人。曹遇诗：‘孟获生擒雍闿平，永昌南下一屯营。僰人也解前朝事，立向斜阳说孔明’”。“直到明朝时期，仍然存在的诸葛营的‘旧汉人’，实际是僰人”[3]p31。即进入永昌府的汉族人口，明以前已融合变成“僰人”。据《永昌府志·戎事》载：“唐武后延载元年，永昌蛮酋董期率部落二万户(《资治通鉴》作‘20余万户’)内附”[7]p122；《永昌府文征》卷四载：“杨兴，永昌郡人。蒙氏时为布燮，天宝八年，率所部入附，玺书褒美，旌其门，子孙进为永昌酋长，历段氏、高氏”[8]p3136---3142。“董”、“杨”为白人大姓，而且唐初只有白人有姓氏，即董期、杨兴两氏应为“僰人”（白族），而且其内附的部落有2万——20万户之多，可见，唐初永昌已有“僰人”聚居。

三、白族的聚居

唐代，永腾属南诏重镇。“自澜沧江以西，越赕、朴子，其种并是望苴子。倘尚勇力，土又多马。开元以前，闭绝与六诏不通。盛罗皮始置柘俞城，阁罗凤以后，渐就柔服。通计南诏兵数三万，而永昌居其一”[9]p88。南诏第六代孙盛罗皮所置的柘俞城，即今天的保山城（疑哀牢废县旧址一带，南诏建城喜依山临水）。“柘俞”，为僰文“拓西”之意，即“明德圣君将开辟西边险阻无人的关隘之地”的意思，与40多年后，其孙凤迦异在善阐府（今昆明市平定乡）所建的柘东城“意义相承。既已置城，必派有官族军队镇守。尤中先生说：南诏王朝“其王虽然是蒙舍的‘乌蛮’，但大臣如清平官、大军将、六曹长等等，几乎全部是‘白蛮’杨、赵、董、段等姓中的贵族分子充当。‘白蛮’在南诏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实际上起着主导作用”[3]p93。这些军政首脑、官员部族应该是白族。这以明正德《云南志·名宦传》所载的保山城南的张罗疋碑为证；“张罗疋，南诏清平官，永昌郡都督，以破蛮功升大监军，故有碑在城南，称其义勇有度量”[10]p183。“大监军”已属朝臣却筑墓于永昌，可见族人已定居永昌。又据樊绰《云南志》载：天宝七年（公元748年），“(爨)崇道（南宁都督爨归王兄之子，两爨大鬼主）俄亦被杀，诸爨由是离弱。及归义卒，子阁罗凤立，守偶（被崇道所害死的归王之子）并妻（阁罗凤之妹）归河赕，从此与皇化隔绝。阿姹（守偶之母，归王之妻）自为乌蛮部落主，从京朝参，大蒙恩赏。阁罗凤遣昆川城使杨牟利（白族）以兵胁西爨徙二十余万户于永昌城。乌蛮以语言不通，多散林谷，故得不徙。是后自曲、靖州（今昭通地区）、石城（今曲靖市）、外麻川、昆川（今昆明市）南至龙和（今禄丰）以来，荡然兵荒矣。日用子孙今并在永昌城界内”。“西爨，白蛮也······。当天宝中（公元742——756年），东北自曲、靖州（今昭通市），西南至宣城（今元江），邑落相望，牛马被野。在石城、昆川、曲轭（今马龙）、晋宁、喻献（今澄江、江川、玉溪、通海）、安宁至龙和城，谓之西爨”[9]p47-48。从今昭通、曲靖和整个昆明市至江川、玉溪、通海大片地区20万户的白族，迁到永昌城内（疑为永昌城辖区），这是一个规模巨大的民族大迁徙。因而“乌蛮以言语不通”，“故得不徙”，可见永昌城界内（辖区）早已为白族聚居区，与这20万户白族是语言相通的。

至于腾冲白族的迁入，《元史·地理志》说：“腾冲府，在永昌之西，即越赕地。······蒙氏九世孙异牟寻取越赕，逐诸蛮，有其地，为化府，其后白蛮徙居之改腾冲府。元宪宗三年，府酋高救内附”。尤中先生注释说：“如此，则南诏以前腾冲无‘白蛮’。至南诏重新统一越赕之后，设化府、腾冲府，迁一部分‘白蛮’驻守于府城之内，‘白蛮’的分布区便从过去的永昌（今保山）向西延伸到腾冲。元宪宗三年内附的‘府酋高救’的民族成分便是‘白蛮’”[3]p94。南诏以前，至今确实仍无实证和史籍证明有白族聚居，但阁罗凤刊木通道“西开寻传”以后，不仅在今隆阳区置永昌节度（永昌府），而且也在今盈江旧城设押西（白语义为“镇西”）城，在今密支那（金宝城）西南的蛮莫置摩零都督城，设丽水节度。押西城与摩零都督城双管伊洛瓦底江上淘金兴起的诸城。即樊绰所说的“南诏特于摩零山上筑城，置腹心，理寻传（即丽水城）、长傍（今拖角）、摩零（蛮莫）、金（金宝城）、弥（弥城在今盏西）城等五道事云”[9]p24。只是因为押西城、摩零都督城等气候炎热，烟瘴甚毒，“河赕人（今大理）至彼，中瘴者十有八九，阁罗凤尝使领军将于大赕中筑城，管制野蛮，不逾周岁，死者过半，逐罢去不复往来”（同上注）。而作为中转、控制押西城、摩零城的腾冲，也不可能没有南诏官员和军队驻守。唐代宗时宰相贾耽（736---803）的《皇华四达记》就载：“一路自诸葛亮城（今镇安古城山）西去腾充二百里”[8]p3138。又西至弥城百里。又西过山，二百里至丽水城。乃西渡丽水，龙泉水二百里至安西城······”。樊绰《云南志》也载：“从藤充过宝山城（今昔马），又过金宝城（今（密支那）北大赕，周回百余里，悉皆野蛮，无君长”[9]p21,腾冲作为“藤充”、“藤冲”的城名早已存在。“腾冲”、“藤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白汉词典》注为“De`wart:腾冲”音为“藤弯”，为唐前腾冲城（今西山坝西源城址）名，白语义是：“养马狂奔的坝子”。可见异牟寻取越赕以前，腾冲已是重镇，与阁罗凤所建诸城已有联系，交通，不可能没有官员和军队镇守，而南诏的地方官员和军队将领多为白族。这可以腾冲来凤山的杜光庭子墓为证。杜光庭父子投降南诏后，夷化为白族。杜光庭是阁罗凤的清平官，（应是阁罗凤“西开寻传”时，书《南诏德化碑》的杜光庭），其子分驻腾冲，死为永昌都督张罗疋所葬，清·腾冲知府屠述濂《腾越州志》评：“知腾冲南诏时有清平官也”（11）p51。张罗疋后因破蛮功升任大监军，说明至迟异牟寻取越赕之后，为取代押西城、摩零城管制伊洛瓦底江诸城及淘金诸族的职能，而设“软化府”（应为“ 化府”）之后，腾冲的政治、经济地位上升，使大批量地迁入白族到此屯垦驻守成为可能，因为既“逐诸蛮”，必然留下大批闲置耕地。

四、白族成为主体民族

宋元时期，白族已成为永腾的主体民族之一。

在中原唐朝灭亡的五代十国纷争中，南诏王朝也分崩离析，先后出现了“长和国”、“天兴国”、“义宁国”三个王朝。直到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73年12月），通海节度使段思平在高、董大族的内应下，联合“乌蛮”三十七部夺取了杨干贞义宁国的政权，改国号为“大理”，才使政局得到稳定。虽然收缩了西南边疆的领土，但也基本恢复南诏时期的范围，十六个府郡中，永昌腾冲建制基本无变：永昌府驻今隆阳区，辖今腾冲外的保山市、临沧地区和德宏东部；腾冲府驻今腾冲，辖今德宏州龙川江以西至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带，，永昌腾冲皆为段氏、高氏大族统治，成为名副其实的主体民族。其证据是史载从元宪宗三年内附的“府酋高救”，到明初降王真又构麓川兵“屠永昌城”，“俘指挥使王真”的“土府”高泰、高惠，都是统治腾冲的白族高氏大族。永昌则“宋乾德间，段氏仍置永昌府······封高明信为演习，世守其土”；“元丰间，高氏因之”[7]p38。“永昌府和腾冲府都不是‘金齿白夷’的主要居住地，而是南诏大理以来的白族官吏们的驻地，居民多白族和‘乌蛮罗罗’”[3]p207。永腾爨僰军（寸白军）史载明初仍存，洪武十六年腾冲归附后设腾冲守御千户所，因元代军制，设汉、土两军，土军即爨僰军，诸多家谱亦可证实。今存的孟观音庆墓（腾冲知府）、尹明墓碑（元腾冲府吏）、烈女史梅风墓碑等均可为证。遍布永腾的白族阿叱力教遗迹如隆阳区白塔、陶官，如腾冲来凤山、石牌、绮罗、顺江等地出土的大量火葬墓群；隆阳栖贤山报恩寺碑、观音山兰若碑的记载，腾冲金轮寺、黑塔寺、宝峰寺、护珠寺、天应寺的大量阿叱力遗物也可作证。腾冲绮罗、和顺、来凤山史载的“景帝庙”（有论认为正统间所建，其实70多年后的正德南京户部侍郎张志淳《南园漫录》已明确指出是祀南诏主世隆，世隆死后谥景庄，非汉人明时所建，《腾越州志》也如此说。我们认为也可以这样看，古汉语“景”有“大”的意思，“景帝”即“大帝，”多指广开疆域的君主，是白族普遍的本主神，是白族本主神的泛称，既可称专用的英雄，也可称抽象的神灵。据统计，大理白族地区的英雄本主庙近150座，其中景帝庙不下30座，有育物景帝、南诏主世隆、渔民之神、地方神、英雄人物等。白语多保留古汉语习惯，也可为“濮”“僰”之变的证据），腾冲小西的“娘娘庙”（祀大理总管段功及其阿盖公主），城西的西盟寺（元代与麓川等族会盟之所），吴邑的土主灵祠等的本主崇拜遗迹也可为之证据。（清）腾越知州屠述濂《腾越州志》所述，“腾冲所系守御千户所（明洪武时置），多土人(即原爨僰军子弟)”。其中，副指挥同知四人，有王胜、陈福是本卫人；指挥佥事十人，有冯睿、张善、刘睿、尹晟、明贵、黄谦、王敏、王文用8人系“本卫人”。“方言出之夷罗（白族、彝族）者，实难晓其义，如山川村落多用‘矣’（眉批注：方言蛮呼‘水’为‘矣’，然‘水’未有‘以’音，夷不知书、汉因书为‘矣’也）字打头。村哨谓之‘喧’，保甲谓之‘牛丛’，曰‘甸’、曰‘赕’、曰‘睑’，皆沿蒙段遗法”。其俗：“服礼教久矣······”。“火把节，即星回节。六月二十五日农民持炬照耀田间以祈年”[11]p122-247,显然系白族语言风俗。近年出土的，有的号称原籍南京的家族祖先的墓志铭上仍有“原籍土著”的字样。总之不少遗迹可证，白族曾是唐宋至元代，永昌腾冲的重要主体民族。只是后来白族大姓如高惠、高泰等的叛乱遭到镇压（“高氏始绝”）；明王朝对爨僰军的“以夏变夷”政策和军费不投入而役战频增加，白族的大量逃亡和与汉族的融合，爨僰军的瓦解，大批的军屯、民屯、商屯，汉族的大批涌入，白族才终于从城坝消失。

参考文献：

[1]云南省保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保山地区志》下卷，北京中华书局，2003·1。

[2]李正清，《僰人考》，赵怀仁主编《大量民族文化研究论丛》第二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11月。

[3]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

[4]黄懿陆，《滇国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

[5]《中华大字典》上册（缩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10月。

[6]耿德铭《哀牢国与哀牢文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

[7]（清）刘毓珂主编，徐鸿芹点校，《永昌府志》，昆明雅昌图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印，保新出（2007）准印字第65号。

[8]李根源辑，校本主编杨文虎、陆卫先，《永昌府文征》第四册，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12月。

[9]（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

[10]徐鸿芹，《永昌钩沉》，香港天马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春。

[11]（清）屠述濂修，张志芳点校本主编，《腾越州志点校本》，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12月。

有三大类，有时互相有交叉。

第一是保护神信仰，叫“本主”，本主崇拜是白族全民信奉的特有宗教。“本主”即本境之主，是白族一个村落或某一地域的保护神。几乎每个村庄都建有本主庙，庙内供奉檀香木雕的或泥塑、石雕的本主偶像。各村所祀的神祇都不相同，每年都有定期祭祀的本主诞辰日。本主神中有自然崇拜之神、英雄崇拜之神、南诏大理国的王族文武大臣，也有外族人物或不见经传的各色人物，都被立为本主。平时不论生死疾病，婚娶节庆、出门归家、生儿育女都要到本主庙祭祀聚餐，以求保佑，并且希望本主“善求必应”，保佑好人。

第二类是佛教，特别是密宗。起源于唐代的南诏国时代，叫滇密。南诏国时期，唐王朝传来佛法，其中密宗的一支叫阿吒力教，大约在唐朝之际传入今云南大理地区，随后影响了大理国时期，经元、明之后逐步衰落。主要修行方式有诵咒、结印、祈祷，有所谓“三密”即语密（口诵真言）、身密（手结契印）、意密（心作观想）之说。阿吒力教在大理地区流传的时间长、影响的范围广，曾一度是西南地方政权南诏与大理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在长期的传承过程中与白族原有的宗教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形成了具有白族特点的中国佛教密宗的一个支派，简称“大理密宗”或“白密”，“滇密”。

滇密”阿吒力与其他密宗教派相比，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第一，僧人尤崇阿嵯耶观音。“阿嵯耶观音”这个称号鲜见于佛教典籍，为阿吒力教所独有。阿嵯耶观音像形态多颀长纤细、宽肩细腰、身着印度菩萨式衣服，白族信众因之俗称其为细腰观音。阿嵯耶观音是佛教造像传入白族地区后本土化、民族化的产物。第二，主要神为大黑天神。大黑天神是梵语“摩诃迦罗”的意译，是“滇密”阿吒力教的护法神。大黑天神在白族中具有十分崇高的地位，享受着信众的顶礼膜拜。第三，僧人可以有家室。作为一种宗教流派，滇密虽然已成历史，但作为宗教信仰的一种形式，并没有完全从白族社会生活中消失，而是融入到其他宗教中被白族一代代地传承下来。时至今日，在白族的某些信仰中仍能找到阿吒力教的踪影。

第三类是道教和其他自然神教，在大理等白族生活的地区也有很多表现，白族与汉族交往很久，对汉族民俗文化非常熟悉，其中汉民族习俗中与道教有关的鬼神信仰等，都在白族文化中同样有表现。

南诏国是白族和彝族建立的。南诏国（738年-902年），古代国名，是八世纪崛起于云南一带的古代王国，由蒙舍部落首领皮罗阁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建立。天复二年（902年）唐人郑回的后裔郑买嗣灭亡南诏，自立为王，建立“大长和”国。

三道茶是白族的饮茶方式。

三般茶也称三道茶，是云南白族招待贵宾时的一种饮茶方式，属茶文化范畴。驰名中外的白族三道茶，以其独特的“头苦、二甜、三回味”的茶道早在明代时就已成了白家待客交友的一种礼仪。

2014年11月，“白族三道茶”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早在唐代《蛮书》中就有记载，一千年前的南诏时期，白族就有了饮茶的习惯。明代的徐霞客来大理时，也被这种独特的礼俗所感动。在他的游记中这样描述它“注茶为玩，初清茶、中盐茶、次蜜茶”。所谓“注茶为玩”，就是把饮茶作为一种品赏的艺术活动，也即是后人所称的茶道。

在白族当地，饮三道茶有一种调节人际关系和传扬民族文化的作用。不论是在街头巷尾，还是在公园船头，饮用三道茶的形式和内容都丰富多彩的。尤其是在欢迎客人和来宾的重要场合，显得更加隆重和热烈。

三道茶中，每一道都伴有三至五个节目，身穿漂亮民族服装的“金花”和“阿鹏”们(白族姑娘统称为“金花”，小伙子统称为“阿鹏”)载砍载舞，边表演边劝茶，而当第三道回味茶饮至过半时，那些金花和阿鹏们便会热情地邀请客人走到场子中间，一起唱歌和跳舞，从而将活动推向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