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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识有限,观看觉醒年代电视剧才知道辜鸿铭先生,进而才去了解辜鸿铭。
晚清末年,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人?这是一个没在中国长大,却时刻不忘自己是中国人的中国人;这是一个接受西方教育,却热衷于推广东方文化的学者;这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却一直留着古董辫子的老古板。
辜鸿铭可谓一代“怪杰”,他精通八九门语言,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
那个年代,学界,不,是整个中国,这个东亚都弥漫着一种“西方中心论”。洋人的东西都是最好的,洋人的学说都是正确的,东方的东西都是落后的,糟粕的。可这个从小在国外长大的辜鸿铭却不是这样,精通西学的辜鸿铭,在潜心精研国学后,有了一个比较,就此产生了一个持守终生的定见。他以为儒家学说之仁义之道,可以拯救弱肉强食竞争中出现的冷酷与毁灭;他相信,正被国人摒弃的传统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学即是这个文化精髓所在。故他不仅自己顶礼膜拜,更不遗余力推向世界,以为肩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他以英文发表的《中国学》,几乎就是一篇国学宣言。此后他所著述的《中国札记》、《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等,所翻译的“四书”中的三书《论语》、《中庸》、《大学》等中国传统典籍,卖力向世界传播儒家学说,鼓吹东方文化,在西方引起极大反响。应该说在此之前,还没谁更系统、完整、准确地向域外有意识地传输国学典籍。
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泉州府惠安县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直到1885年,辜鸿铭第一次“回”到了中国。
在中国,有两个地方对于辜鸿铭来说是有些特殊的。一个是他的祖籍,一个就是他任教北大,生活了五年的北京。
关于辜鸿铭的祖籍,实在不是我卖关子,而是一桩悬案。关于辜鸿铭的祖籍,因一直缺乏有说服力的考证材料,往往基于猜测而莫衷一是,大致有福建漳州海澄、厦门同安、泉州惠安、泉州晋江数说。“漳州海澄”一说大概依据槟榔屿华人移民大多来自漳州海澄,如《槟榔屿华人史图录》即称槟榔屿辜氏家族来自“漳州海澄”,但并无历史文献加以证实;后三种说法——厦门同安、泉州惠安、泉州晋江——较为流行。近现代史学者黄兴涛说:“关于辜氏的祖籍是福建,这没有分歧,但在具体所属地区上则有不同说法,除了‘同安’说外,还有‘厦门’说和‘晋江’说,辜氏曾自称‘厦门辜汤生’(TomsonAmoy)。‘晋江’说最早出自王森然,见北京图书馆馆藏《辜鸿铭评传》稿本,现有关晋江人物志,也有把辜鸿铭列入的,但持‘同安’说的人较多,最早的有《清史稿》和辜氏好友罗振玉的说法,我个人认为同安说较确。”(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评传》)黄兴涛的判断是对的,但依然缺乏考证支持。
闽人历来重视家谱,但辜鸿铭家族自数代前便已迁居南洋,其家谱在福建已不传。但换一种思路,遍寻与槟榔屿早期华侨有关的中英文史料,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实际上,20世纪最初数年,伦敦的阿诺德·怀特和任职海峡殖民地首府新加坡的HA卡特怀特就一直在为包括英国海峡殖民地在内的英属马来亚编辑一部资料可靠而翔实的志书《英属马来亚志》,而负责撰写其中人物志的HC罗宾逊(HCRobinson)为马来亚雪兰莪博物馆馆长,不仅熟悉地方掌故,还热衷搜集本地望族的资料(如家谱一类)。该地方志于1908年在伦敦出版,其中人物志在“KohSeangTat”下列出了槟榔屿辜氏家族四代谱系。“KohSeangTat”即辜鸿铭的堂兄辜尚达,为槟榔屿辜氏家族第四代族长,靠鸦片起家,成为槟榔屿首富和名流。
罗宾逊记录的槟榔屿辜氏家谱一开始就明确了这个家族的祖籍地:“来自中国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关辜厝村”。 “同安关”为“同民安关”之简读。同民安关为阻隔福建南北的小盈岭的唯一关隘,向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从同安前往泉州府的商旅士子的必经之路。到清朝为防范“海寇”而实行“迁海令”,将沿海之民内迁数十里,小盈岭关隘更成了“断绝山海之勾连”的重地,不仅设有驿站税口,还部署了兵卒把守。
“同名安关”本为“同民安坊”,为南宋大儒朱熹任同安主簿时于小盈岭隘口修筑,作为南安同安两县界标。坊额所嵌“同民安”石匾即出自其手书。石坊于清雍正年间圮毁,至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同安马巷秀才林应龙倡议改建已颓塌之石坊为关,并撰《改建同民安坊为关劝捐序》,得到同安知县吴镛的大力支持,遂于同民安坊故址设关隘,以“卫民固圉”(吴镛《改建同民安坊为关记》)。
惠安县螺阳镇上坂村却不是出于什么考证,2004年2月10日,辜鸿铭在台湾的堂侄——原海基会会长辜振甫的太太严倬云女士回闽寻根时,为惠安螺阳辜氏宗祠题字:脉承惠安。自此,惠安也就成了比较靠谱的那一个。去年七月,惠安县螺阳镇上坂村辜鸿铭纪念堂(即辜氏宗祠)内举办了纪念国学大师辜鸿铭诞辰 160 周年活动。
不论具体在哪里,其实于辜鸿铭本人而言并不多么重要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祖辈的迁徙难觅其究竟,所谓祖籍,也不一定就是“根”,时间长了,不过是一个乡愁时的符号。而北大,给了辜鸿铭一个乡愁的具象。
北大任教六年,辜鸿铭居住在东城区柏树胡同26号。柏树胡同26号,旧时的门牌是椿树胡同30号。据房屋档案记载,该院在胡同西段南侧凹进去的小夹道内,占地面积为130余平方米;街门面西,是一个随墙“小门楼”;院内的三间北房是起脊瓦房,一间南房是灰顶平台,建筑面积共计60平方米。20世纪80年代,柏树胡同26号与相邻的院落一起被征用,改建成王府井旅馆。
据北京晚报的一篇文章介绍,辜鸿铭的故居“在胡同西段南侧凹进去的小夹道内,占地面积为130余平方米;街门面西,是一个随墙‘小门楼’;院内的三间北房是起脊瓦房,一间南房是灰顶平台,建筑面积共计60平方米。20世纪80年代,柏树胡同26号与相邻的院落一起被征用,改建成王府井旅馆”。从24号院门进去找寻,24号楼和30号楼之间还留有一片植有草木的停车场,也不知这里是否就是辜鸿铭当年踩过的土地。现在的柏树胡同,没有柏树,更没有椿树了,倒是有不少槐树,而辜鸿铭故居连同其门牌号码也一起消失了。
但辜鸿铭的确是一位我们不应忘却的历史人物。查辜鸿铭的年谱,1907年他随同张之洞进京任职外务部,到后来任教北大,最后于1928年去世,期间除了在上海、青岛、日本短住外,他生命后期的20年差不多都在京居住。一些著名人物包括国际著名作家毛姆、芥川龙之介、泰戈尔,都拜访过椿树胡同(现为柏树胡同)他的“晋安寄庐”。但由于从五四运动开始,辜鸿铭作为保皇派、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被批判,其学者地位和价值长期被忽略,其故居自然难以保护留存,现在胡同铭牌上能留一名,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辜鸿铭的辫子是民国初年中国的一道“独特风景”。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对这道“风景”作了生动的描写: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车夫队中一个特殊的人物。”
梁实秋对此描写得更生动:“先主喜征逐之乐,顾不修边幅,既垂长辫,而枣红袍与天青褂上之油腻,尤可鉴人,粲者立于其前,不须揽镜,即有顾影自怜之乐。”
有人说辜鸿铭的辫子情结代表了他的保守、顽固。这只是说出了部分道理。实际上,辜鸿铭保守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1921年,辜鸿铭对英国文学家毛姆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一个代表。”他把“文明的西方”称为“四夷之邦”,他的“另类形象”是对现代文明的“另类反动”。辜鸿铭说: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们且不去评价辜鸿铭的如何“另类”,单就他的勇于抗争、勇于坚守,便是今日中国人所不及的,因为抗争和坚守在今日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文人中已经绝种了。
但他的“另类形象”为时人所不容,也遭来许多嘲弄。当年,辜鸿铭拖着辫子在北大讲课,引来学生哄堂一片。辜鸿铭却对学生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类似的话后来他在台湾也说过。在台湾讲学过程中,“当他老兴勃发时,便会叨叨不绝的谈些令人捧腹的话,衣冠很奇特,老是穿着一套蓝布长衫;戴着红顶的瓜皮帽子,还留着一条长辫,初看起来,谁相信他是一个中国留学外国的老前辈呢?他有时还痛骂着人家:‘你们以为穿着西装,留着时髦头发,便够摩登吗?’”
辜鸿铭不仅学问超群,作为北大的教授,他的课也深受学生欢迎。辜鸿铭的教学,同样很怪。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他是在课堂上哗众取宠。他的古怪离奇的风格和搞笑的作派在今天肯定是不合格的教师,肯定要被“下课”的。辜鸿铭不仅学问超群,作为北大的教授,他的课也深受学生欢迎。辜鸿铭的教学,同样很怪。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他是在课堂上哗众取宠。他的古怪离奇的风格和搞笑的作派在今天肯定是不合格的教师,肯定要被“下课”的。
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辜鸿铭在北大第一次遇到胡适,就发生了冲突。要知道,胡适是杜威的弟子,获得36个博士头衔,他的新潮思想使得年轻的留美博士一夜爆得大名,正是红得发紫的时候。可辜鸿铭与胡适一见面,劈头就问:“你是干什么的?”胡适说:“在北大教书。”辜鸿铭说:“我们是同事。”又问,“是教什么的?”胡适说:“教西洋哲学史。”辜鸿铭于是改用拉丁语和胡适说话。胡适说:“对不起,我不会拉丁语。”辜鸿铭说:“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懂德文,又不会拉丁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他还批评胡适学的是美国中下层的英语。胡适挺窝火,从此,这两位大师就结下梁子了,经常打口水仗和笔墨官司。
辜鸿铭在北大上课时,总是带一童仆为他装烟倒茶。他上课是不用教材的,即使有教材,那也是摆设。因为他头脑里装的知识实在是太多了,他的思想太活跃了,死的教材怎么能让他看得上?他上第一节课,脑后拖着一根辫子,穿着脏兮兮的长衫,引来学生爆笑不止。他在第一节让学生翻开page one(第一页),一直到学期结束,他还是让学生翻开page one。他讲英国诗,海阔天空,任意驰骋,幽默诙谐,嬉笑怒骂。讲到得意处,他要么唱段小曲,要么掏出几颗花生糖果大嚼。因此,他的课总是最受欢迎。他对学生要求极严,每次上课都要先跟学生约法三章:(一)他一进教室,学生必须起立敬礼;下课后,他先离开,学生再走;(二)学生如果背不出书,不许坐,一直站到下课;(三)能够受得住约束的听课,不能的可趁早退堂。他给学生布置的英文作业,也挺绝,居然让学生用英文翻译《三字经》、《千字文》。
作为教师,他形象和作派是不合格的,但他教给学生最多的知识。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比循规蹈矩的教师,要优秀,更遑论那些照本宣科、了无思想的教师了。辜鸿铭之能够在中国大学之翘楚的北京大学当教授,自然归功于校长蔡元培。没有蔡元培,即无辜鸿铭。今日中国大学教授何其多,但大师却无一人。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缺少蔡元培式的教育家当大学校长,恐怕是重要的原因。
辜鸿铭推崇儒家学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辩,处处体现着他的机智与幽默。“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要找机会发泄”。有一次,他在椿树胡同的家中宴请欧美友人,局促而简陋的小院已够寒酸,照明用的还是煤油灯,昏暗而又烟气呛鼻,而且,这帮欧美友人也不清楚“晋安寄庐”的真实含义。于是,就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知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工夫。”辜鸿铭的一番高论,还真把他的欧美友人给唬住了。
如今,还有不少人会谈起辜鸿铭的小辫子和他爱小脚的奇怪癖好,却忘记了在那个礼崩乐坏,风雨飘摇的时代里,这个长相并不十分中国的固执老头对这世界发出声音,他反对崇尚利益的西方哲学,让东方文明在西方世界开花,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艾恺在用中文写成的《文化守成主义论——反现代化思潮的剖析》一书中评价说:“在战时与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的圣哲者的,是辜鸿铭,不是梁漱溟或梁启超。在那时代,辜氏极受欢迎,他的书是欧洲大学哲学课程所必读,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西方多位哲学家引用其书为重要权威;西方客人竞相走访,敬聆教诲。”
如今想想,只剩下疏狂之举被后人铭记的辜鸿铭,何尝不悲哀呢?如果说常人的乡愁是一个具象,那辜鸿铭的乡愁,大概是一个叫“中国”的理想之乡。
辜[辜,读音作gū(ㄍㄨ)]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子姓,出自唐朝时期江南道观察使林正,属于帝王赐姓改姓为氏。
辜氏始祖为林正,字达中,生于隋炀帝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原姓林,为殷商比干之子林坚的后裔,闽晋安林氏始祖林禄之十三世裔孙林孝诚(字允谦)之孙。其家世居福建莆田太平村永定里(今福建莆田尊贤里北螺村)。
林正在二十二岁中举人,在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八年(公元634年)甲午科进士及第,授江南道观察使(辖今浙江、江西、湖南等地)。林正在任期间励精图治、兴学校、除苛政、廉正爱民,是应贞观之治。
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江南道大旱,民不聊生。林正悯民饥苦,不及禀奏朝廷,便毅然下令开官仓放粮赈济饥民。
当地豪绅乘机构陷,事闻于朝,唐太宗起初大怒,诏令将林正逮捕下狱法办。江西百姓闻讯,不忍林正蒙受冤屈,联名上万民表与朝廷,代其辩冤。
唐太宗派人调查,方知林正真的是个清官,是坏人对他罗织构陷,便即下诏放林正出狱,并传他上京陛见。陛见之后,唐太宗先对林正进行一番抚慰,又自我检讨,说:“卿乃无辜受罪,今赐卿姓为‘辜’。”唐太宗虽然贤明,但仍脱不了动不动就给臣属赐姓的习惯,不过以往都是对有功之臣赐以李姓以表示亲近。这一次,因为林正差一点无辜丧命,因此就赐他以辜为姓,昭其“辛苦”之德,合二字为一,是为“辜”氏,是为该支林氏辜姓的始祖。
在起初,大家还是以“辜林”称呼这个新生的姓氏,对林正也是以“辜林正”称呼之,后来就干脆把林字去掉了。林正成为辜正,成为辜氏得姓始祖。帝王赐姓,全族荣耀,因此该支林氏家族皆改为辜氏,世代相传至今。
辜正告老后没有回莆田老家,继续定居于江西。他逝世后,当地百姓为其建嘉德祠以表怀念。关于辜正的事迹,福建地方志书和《南昌府志》中均有记载。
第二个渊源:源于妫姓,出自宋朝时期福建厦门同安陈氏渔民,属于避难改姓为氏。
该支辜氏先祖本姓陈,世代在福建厦门同安捕鱼为生。
到陈敦源时,因酒醉失手伤人,为避官府缉拿,携带家眷远渡南洋,最后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落户,成为伐榛辟莽、开垦这块蛮荒之地的华人前驱,旅居时间比英国人还早。
事过境迁,陈敦源痛定思痛,罪疚之心难以释怀,于是干脆改姓“辜”,以示悔罪之意。其后裔中有清朝末期著名的北京大学教授辜鸿铭。
二迁徙分布:
据潮州市金石镇辜厝村村史记载,辜氏先租于南宋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从福建莆田迁徙入广东潮州。先居于桑浦山工埔肚,建村立寨,称辜厝村。后因嫌桑浦山地解人稀,不利子孙今后发展,乃迁移至海阳之隆津都,仍沿用原村名至今。
海阳辜氏是同姓中最先由福建迁徙人潮者。此系村中口碑相传,未见族谱记载,是否直接迁自莆田?值得商榷。
据福建辜氏谱及其它文章资料参考:
辜(林)正传至四世,有辜源、辜澜两兄弟,均为唐朝开元年间进士。兄弟皆曾赴福建为官,以闽中乃其祖籍,相约回闽定居。
辜源居福建南安罗溪,辜澜居福建漳州磁窑乡。
辜源传子辜桓,逝世后葬于福建同安县白礁文圃山。
辜桓有子四人,分四个房系,统称白礁辜。二房、三房先后向永春、泉州、惠安等地播迁,又于清朝康熙年间迁台湾。
迁泉州的是辜桓二房派下,辜正第十五世裔孙辜志明,南宋初期居泉州打锡巷。其族谱记载:其后子孙向潮州、台湾彰化等地播迁。
宋朝时期,莆田并无辜氏迁入记载,也无辜姓聚居村落,至今仍人口数甚少。而福建泉州却是辜姓人的主要居住地,许多辜姓名人都是从泉州走出去的。
如清末民初北京大学的著名怪教授辜鸿铭、现在仍在台湾政坛和商界十分活跃的辜振甫、辜伟甫兄弟的祖籍就皆是福建泉州,辜振甫曾任台湾海基会主席,辜伟甫是台湾数家大公司的董事长。辜氏兄弟是辜正的第三十一代裔孙。
所以,潮汕辜氏应该是迁自泉州而非迁自莆田。潮汕辜氏与台湾辜氏是同根同源,因为天下就只有这一支辜氏。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辜振甫、辜伟甫、辜敏宽兄弟对自己的籍贯含糊其辞,自称“台湾彰化”,有危险的“ ”倾向!
三家乘谱牒:
福建辜氏族谱,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福建省厦门市博物馆、福建泉州市惠安县档案馆。
彰化辜氏族谱,著者待考,民国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台湾省彰化县鹿港辜氏宗祠。
四历史名人:
辜 甫:(生卒年待考),福建泉州人。宋嘉佑年间登科进士。
辜朝荐:(公元1598~1668年),字端敬,号在公;海阳大寨人(今广东潮州金石辜厝村)。著名明末清初明朝、南明大臣。
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进士,授安徽柚城县知县,后任山东道御史、户科给事中、礼部给事中等职。
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40年),辜朝荐因督饷有功,受明崇祯皇帝赐御宴七次。
北京被清兵攻陷后,辜朝荐潜回故里。后闻郑成功在厦门进行反清复明活动,他前往投奔郑氏。
南明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郑成功渡台,命辜朝荐留守厦门。郑成功逝世后,他渡海到了台湾,于清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在在台湾彰化病故,终年七十岁。
辜朝荐是积极的反清复明份子,他辞却南明永历帝委以的御史高官,毅然投奔坚决反清的郑成功。郑成功率师出发渡海 ,他被委以留守重任,可见郑氏对他是十分信任的。
在郑成功逝世后,辜朝荐渡海来到台湾,在台湾居住多年。如今在台湾有一种说法,说辜朝荐在台湾彰化留有后代。
辜鸿铭:(公元1857~1928年),著名清末民初北京大学“怪教授”。辜鸿铭是清末民初驰名中外的文化怪杰。
辜振甫:(公元1917~今),字公亮;台湾彰化鹿港人,祖籍福建省惠安县。著名台湾海基会主席。台湾最大水泥企业集团及中国信托企业集团核心人物。
辜伟甫:(公元1918~1982年),台湾彰化鹿港人,祖籍福建省惠安县。著名台湾资本家。
辜伟甫为辜显荣六子,台湾数家大公司的董事长,
毕业于台中一中、台北帝国大学农林专门部,后留学日本东京。其后,任职于父亲经营之大和拓殖株式会社、株式会社集大成材木商行取缔役兼社长;大和兴业株式会社等职。
辜伟甫热爱文化事业,曾创办荣星合唱团,后又于1968年创办颇有影响的荣星花园。“荣星”取字父亲辜显荣字“耀星”而来。“荣星”取字父亲辜显荣字“耀星”而来。
随后,他也一直活跃于商场,更多的是支持五哥辜振甫的事业,较少在外露面。随后,他也一直活跃于商场,更多的是支援五哥辜振甫的事业,较少在外露面。
1982年9月,辜伟甫去世。但他生前主持掌管的荣星花园与隆昌企业竟负有大量债务,一个曾显赫的大家族成为大众的债务人,让债权人大感意外。
辜宽敏:(出生于1926年),台湾彰化鹿港人,祖籍福建省惠安县。著名资本家、狂热的 分子。
其父辜显荣是日据时代政商亨通的社会名流,也是一个被称为“汉奸”的有争议性人物。 他的幺子辜宽敏早期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分子,也是一个颇有争议性的人物。他的幺子辜宽敏早期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分子,也是一个颇有争议性的人物。辜显荣去世时,辜宽敏才十二岁。
辜宽敏生长在一个富有的大家庭,少年时代是个有名的“ ”,但一直热衷于政治活动,特别是“ ”活动。
在台湾大学读书时,他就曾任学生自治会会长。台湾光复后不久,他继承家族的红糖事业,到日本进行红糖外销,并定居日本,结识了不少日本政要与商界名流,包括曾活跃于日本外交界的牛场信彦等人。
辜显荣在日本留下不少遗产,特别是房地产,也由辜宽敏继承,后来房产因开发工业区而被日本 征收,辜宽敏一夜之间成为巨富。这些钱成为他在日本从事“ ”活动的本钱,也因此成为在日本搞“ ”活动的核心人物之一,并曾出任“ 联盟”委员长。
后经台湾“调查局”局长沈之岳长期地下情报工作的积极争取,1972年,辜宽敏一度回到台湾向蒋介石“投诚”。1978年,辜宽敏还从日本回台参加台湾第六任“总统”就职大典。此后,他经常往来于台湾与日本之间,从事生意业务。他代理“日产”公司参与台湾大众车厂投资计划失败后,在台北市仁爱路百龄大厦设立私人事务所。
1981年,辜宽敏创办《台湾春秋》月刊,但因发行量太小不久停刊,也赔了不少。目前辜宽敏的事业有荣星花园与隆昌企业,还有荣晟建设与耀星投资公司,以经营房地产为主。
但辜宽敏始终没有放弃“ ”的理念。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 ”活动开始公开化、并日益猖獗后,辜宽敏又重新投入“ ”活动。他几乎把所有分得的家产与经营事业赚到的钱都花在搞“ ”上。他认为“ ”不仅是一种理想,也是对台湾人民的一种“回报”。他曾说:“过去‘ ’,现在‘ ’,将来也‘ ’。”
他一直支持具有“ ”性质的台湾最大的反对党 ,并于1995年加入 。1996年初进行的台湾“总统”大选中,他慷慨捐助,大力支持 正、副“总统”候选人彭明敏与谢长廷。同年底,他进而成为刚从 中分裂出来的“ 党”、“建国党”的顾问。
晚清末年,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人?这是一个没在中国长大,却时刻不忘自己是中国人的中国人;这是一个接受西方教育,却热衷于推广东方文化的学者;这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却一直留着古董辫子的老古板。
辜鸿铭可谓一代“怪杰”,他精通八九门语言,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
那个年代,学界,不,是整个中国,这个东亚都弥漫着一种“西方中心论”。洋人的东西都是最好的,洋人的学说都是正确的,东方的东西都是落后的,糟粕的。可这个从小在国外长大的辜鸿铭却不是这样,精通西学的辜鸿铭,在潜心精研国学后,有了一个比较,就此产生了一个持守终生的定见。他以为儒家学说之仁义之道,可以拯救弱肉强食竞争中出现的冷酷与毁灭;他相信,正被国人摒弃的传统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学即是这个文化精髓所在。故他不仅自己顶礼膜拜,更不遗余力推向世界,以为肩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他以英文发表的《中国学》,几乎就是一篇国学宣言。此后他所著述的《中国札记》、《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等,所翻译的“四书”中的三书《论语》、《中庸》、《大学》等中国传统典籍,卖力向世界传播儒家学说,鼓吹东方文化,在西方引起极大反响。应该说在此之前,还没谁更系统、完整、准确地向域外有意识地传输国学典籍。
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泉州府惠安县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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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 “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直到1885年,辜鸿铭第一次“回”到了中国。
在中国,有两个地方对于辜鸿铭来说是有些特殊的。一个是他的祖籍,一个就是他任教北大,生活了五年的北京。
关于辜鸿铭的祖籍,实在不是我卖关子,而是一桩悬案。关于辜鸿铭的祖籍,因一直缺乏有说服力的考证材料,往往基于猜测而莫衷一是,大致有福建漳州海澄、厦门同安、泉州惠安、泉州晋江数说。“漳州海澄”一说大概依据槟榔屿华人移民大多来自漳州海澄,如《槟榔屿华人史图录》即称槟榔屿辜氏家族来自“漳州海澄”,但并无历史文献加以证实;后三种说法——厦门同安、泉州惠安、泉州晋江——较为流行。近现代史学者黄兴涛说:“关于辜氏的祖籍是福建,这没有分歧,但在具体所属地区上则有不同说法,除了‘同安’说外,还有‘厦门’说和‘晋江’说,辜氏曾自称‘厦门辜汤生’(TomsonAmoy)。‘晋江’说最早出自王森然,见北京图书馆馆藏《辜鸿铭评传》稿本,现有关晋江人物志,也有把辜鸿铭列入的,但持‘同安’说的人较多,最早的有《清史稿》和辜氏好友罗振玉的说法,我个人认为同安说较确。”(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评传》)黄兴涛的判断是对的,但依然缺乏考证支持。
闽人历来重视家谱,但辜鸿铭家族自数代前便已迁居南洋,其家谱在福建已不传。但换一种思路,遍寻与槟榔屿早期华侨有关的中英文史料,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实际上,20世纪最初数年,伦敦的阿诺德·怀特和任职海峡殖民地首府新加坡的HA卡特怀特就一直在为包括英国海峡殖民地在内的英属马来亚编辑一部资料可靠而翔实的志书《英属马来亚志》,而负责撰写其中人物志的HC罗宾逊(HCRobinson)为马来亚雪兰莪博物馆馆长,不仅熟悉地方掌故,还热衷搜集本地望族的资料(如家谱一类)。该地方志于1908年在伦敦出版,其中人物志在“KohSe⁃angTat”下列出了槟榔屿辜氏家族四代谱系。“KohSeangTat”即辜鸿铭的堂兄辜尚达,为槟榔屿辜氏家族第四代族长,靠鸦片起家,成为槟榔屿首富和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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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逊记录的槟榔屿辜氏家谱一开始就明确了这个家族的祖籍地:“来自 中国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关辜厝村 ”。 “同安关”为“同民安关”之简读。同民安关为阻隔福建南北的小盈岭的唯一关隘,向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从同安前往泉州府的商旅士子的必经之路。到清朝为防范“海寇”而实行“迁海令”,将沿海之民内迁数十里,小盈岭关隘更成了“断绝山海之勾连”的重地,不仅设有驿站税口,还部署了兵卒把守。
“同名安关”本为“同民安坊”,为南宋大儒朱熹任同安主簿时于小盈岭隘口修筑,作为南安同安两县界标。坊额所嵌“同民安”石匾即出自其手书。石坊于清雍正年间圮毁,至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同安马巷秀才林应龙倡议改建已颓塌之石坊为关,并撰《改建同民安坊为关劝捐序》,得到同安知县吴镛的大力支持,遂于同民安坊故址设关隘,以“卫民固圉”(吴镛《改建同民安坊为关记》)。
惠安县螺阳镇上坂村 却不是出于什么考证,2004年2月10日,辜鸿铭在台湾的堂侄——原海基会会长辜振甫的太太严倬云女士回闽寻根时,为惠安螺阳辜氏宗祠题字:脉承惠安。自此,惠安也就成了比较靠谱的那一个。去年七月,惠安县螺阳镇上坂村辜鸿铭纪念堂(即辜氏宗祠)内举办了纪念国学大师辜鸿铭诞辰 160 周年活动。
不论具体在哪里,其实于辜鸿铭本人而言并不多么重要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祖辈的迁徙难觅其究竟,所谓祖籍,也不一定就是“根”,时间长了,不过是一个乡愁时的符号。而北大,给了辜鸿铭一个乡愁的具象。
北大任教六年,辜鸿铭居住在东城区柏树胡同26号。柏树胡同26号,旧时的门牌是椿树胡同30号。据房屋档案记载,该院在胡同西段南侧凹进去的小夹道内,占地面积为130余平方米;街门面西,是一个随墙“小门楼”;院内的三间北房是起脊瓦房,一间南房是灰顶平台,建筑面积共计60平方米。20世纪80年代,柏树胡同26号与相邻的院落一起被征用,改建成王府井旅馆。
据北京晚报的一篇文章介绍,辜鸿铭的故居“在胡同西段南侧凹进去的小夹道内,占地面积为130余平方米;街门面西,是一个随墙‘小门楼’;院内的三间北房是起脊瓦房,一间南房是灰顶平台,建筑面积共计60平方米。20世纪80年代,柏树胡同26号与相邻的院落一起被征用,改建成王府井旅馆”。从24号院门进去找寻,24号楼和30号楼之间还留有一片植有草木的停车场,也不知这里是否就是辜鸿铭当年踩过的土地。现在的柏树胡同,没有柏树,更没有椿树了,倒是有不少槐树,而辜鸿铭故居连同其门牌号码也一起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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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辜鸿铭的确是一位我们不应忘却的历史人物。查辜鸿铭的年谱,1907年他随同张之洞进京任职外务部,到后来任教北大,最后于1928年去世,期间除了在上海、青岛、日本短住外,他生命后期的20年差不多都在京居住。一些著名人物包括国际著名作家毛姆、芥川龙之介、泰戈尔,都拜访过椿树胡同(现为柏树胡同)他的“晋安寄庐”。但由于从五四运动开始,辜鸿铭作为保皇派、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被批判,其学者地位和价值长期被忽略,其故居自然难以保护留存,现在胡同铭牌上能留一名,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辜鸿铭的辫子是民国初年中国的一道“独特风景”。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对这道“风景”作了生动的描写: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车夫队中一个特殊的人物。”
梁实秋对此描写得更生动:“先主喜征逐之乐,顾不修边幅,既垂长辫,而枣红袍与天青褂上之油腻,尤可鉴人,粲者立于其前,不须揽镜,即有顾影自怜之乐。”
有人说辜鸿铭的辫子情结代表了他的保守、顽固。这只是说出了部分道理。实际上,辜鸿铭保守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1921年,辜鸿铭对英国文学家毛姆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一个代表。”他把“文明的西方”称为“四夷之邦”,他的“另类形象”是对现代文明的“另类反动”。辜鸿铭说: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们且不去评价辜鸿铭的如何“另类”,单就他的勇于抗争、勇于坚守,便是今日中国人所不及的,因为抗争和坚守在今日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文人中已经绝种了。
但他的“另类形象”为时人所不容,也遭来许多嘲弄。当年,辜鸿铭拖着辫子在北大讲课,引来学生哄堂一片。辜鸿铭却对学生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类似的话后来他在台湾也说过。在台湾讲学过程中,“当他老兴勃发时,便会叨叨不绝的谈些令人捧腹的话,衣冠很奇特,老是穿着一套蓝布长衫;戴着红顶的瓜皮帽子,还留着一条长辫,初看起来,谁相信他是一个中国留学外国的老前辈呢?他有时还痛骂着人家:‘你们以为穿着西装,留着时髦头发,便够摩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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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不仅学问超群,作为北大的教授,他的课也深受学生欢迎。辜鸿铭的教学,同样很怪。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他是在课堂上哗众取宠。他的古怪离奇的风格和搞笑的作派在今天肯定是不合格的教师,肯定要被“下课”的。
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辜鸿铭在北大第一次遇到胡适,就发生了冲突。要知道,胡适是杜威的弟子,获得36个博士头衔,他的新潮思想使得年轻的留美博士一夜爆得大名,正是红得发紫的时候。可辜鸿铭与胡适一见面,劈头就问:“你是干什么的?”胡适说:“在北大教书。”辜鸿铭说:“我们是同事。”又问,“是教什么的?”胡适说:“教西洋哲学史。”辜鸿铭于是改用拉丁语和胡适说话。胡适说:“对不起,我不会拉丁语。”辜鸿铭说:“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懂德文,又不会拉丁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他还批评胡适学的是美国中下层的英语。胡适挺窝火,从此,这两位大师就结下梁子了,经常打口水仗和笔墨官司。
辜鸿铭在北大上课时,总是带一童仆为他装烟倒茶。他上课是不用教材的,即使有教材,那也是摆设。因为他头脑里装的知识实在是太多了,他的思想太活跃了,死的教材怎么能让他看得上?他上第一节课,脑后拖着一根辫子,穿着脏兮兮的长衫,引来学生爆笑不止。他在第一节让学生翻开page one(第一页),一直到学期结束,他还是让学生翻开page one。他讲英国诗,海阔天空,任意驰骋,幽默诙谐,嬉笑怒骂。讲到得意处,他要么唱段小曲,要么掏出几颗花生糖果大嚼。因此,他的课总是最受欢迎。他对学生要求极严,每次上课都要先跟学生约法三章:(一)他一进教室,学生必须起立敬礼;下课后,他先离开,学生再走;(二)学生如果背不出书,不许坐,一直站到下课;(三)能够受得住约束的听课,不能的可趁早退堂。他给学生布置的英文作业,也挺绝,居然让学生用英文翻译《三字经》、《千字文》。
作为教师,他形象和作派是不合格的,但他教给学生最多的知识。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比循规蹈矩的教师,要优秀,更遑论那些照本宣科、了无思想的教师了。辜鸿铭之能够在中国大学之翘楚的北京大学当教授,自然归功于校长蔡元培。没有蔡元培,即无辜鸿铭。今日中国大学教授何其多,但大师却无一人。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缺少蔡元培式的教育家当大学校长,恐怕是重要的原因。
辜鸿铭推崇儒家学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辩,处处体现着他的机智与幽默。“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要找机会发泄”。有一次,他在椿树胡同的家中宴请欧美友人,局促而简陋的小院已够寒酸,照明用的还是煤油灯,昏暗而又烟气呛鼻,而且,这帮欧美友人也不清楚“晋安寄庐”的真实含义。于是,就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知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工夫。”辜鸿铭的一番高论,还真把他的欧美友人给唬住了。
如今,还有不少人会谈起辜鸿铭的小辫子和他爱小脚的奇怪癖好,却忘记了在那个礼崩乐坏,风雨飘摇的时代里,这个长相并不十分中国的固执老头对这世界发出声音,他反对崇尚利益的西方哲学,让东方文明在西方世界开花,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艾恺在用中文写成的《文化守成主义论——反现代化思潮的剖析》一书中评价说:“在战时与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的圣哲者的,是辜鸿铭,不是梁漱溟或梁启超。在那时代,辜氏极受欢迎,他的书是欧洲大学哲学课程所必读,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西方多位哲学家引用其书为重要权威;西方客人竞相走访,敬聆教诲。”
如今想想,只剩下疏狂之举被后人铭记的辜鸿铭,何尝不悲哀呢?如果说常人的乡愁是一个具象,那辜鸿铭的乡愁,大概是一个叫“中国”的理想之乡。
上期所刊拙稿《辛苦忠诚皇赐姓一脉香烟百世承》,蒙读者惠顾,问及若干问题,现续貂略叙一二,聊供参考。 一、关于百家姓 这个问题长期困扰辜氏家族。一个通常的解释是,辜乃小姓,在筛选时未进入编者视线,何况未列入百家姓的姓氏还很多,不独辜姓。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武汉辜家贵、南昌辜理耕两位老先生为代表的一批辜氏宗亲,在全国范围大兴考证之风,并得到福建、广东、湖南等地同宗的热烈响应,包括央视在内的一些媒体也参与搜寻,不少珍贵史料得以陆续面世。
有史料记载,辜氏宗族始兴于盛唐,至宋初却首次遭遇挫折,以致失去在《百家姓》中地位,皆因辜家有人开罪于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年初理耕前辈给我看一套家谱,乃始修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之《桃源儒林辜氏宗谱组》,经历代续订,传承至今。谱云:后周来世宗率兵南下,“我族(指辜氏家族)由江西集家丁统义兵挟十大姓抗来世宗之师”。时宋太祖赵匡胤为世宗旗下大将,力攻三月而不下,迁怒辜氏。匡胤登基,命修《百家姓》,辜氏等“十大姓”遂不得入编。后太祖恕罪,谓各为其主忠贞可谅,惜《百家姓》终未重修。
来世宗原名柴荣,为五代时期后周世宗皇帝,后世被称为柴世宗。柴在位十年,南征北战,戎马一生,收复大半中国,文治武功,名垂青史。没有柴世宗,就没有后来的北宋统一中国,赵匡胤时乃后周大将,攻契丹、征南唐、收后晋等均立下赫赫战功。这个家谱所记叙的就是匡胤攻打后晋时曾遭遇辜家军抵抗。匡胤被世宗重用,累迁至检校太傅、殿前都俭点。公元959年,世宗崩,年仅39岁。翌年匡胤在陈桥发动兵变自称皇帝,立大宋王朝。匡胤称帝不久,就提议编修《百家姓》,并将自家姓氏排在首位。据说前八个姓氏的选择花了他不少精力,可见谁能入编及列为如何皇帝是有讲究的。辜姓等因前述过节而不能入编,也非空穴来风吧
二、关于辜氏分布
今年2月下旬,“中华辜氏海内外宗亲代表大会”在广东省潮州市金石镇辜厝村举行,时逢该村牵头当地10个村举行“灯首会”并祭拜辜氏祖先,村民和村委会集资200万元隆重操办。来自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云南、四川、福建、安徽、海南、贵州等省的辜姓代表聚集一堂,台湾也发来贺信,甚至福建林姓宗亲也派代表前来捧场,可谓盛况空前。
笔者从这次活动申获悉,辜氏在上述省份及河南、山东、江苏均有较多的分布。东道主辜厝村数千村民95%以上姓辜,该村的干部也清一色辜氏后代。该村流出去的辜氏人口也在5000以上。更令人惊奇的是,四川仁寿县三十万人口,辜氏占去三分之一。据称该县历史上曾被称为“辜半县”,一说是因为该县辜氏人口曾经过半,一说是该县外出当官的辜氏人口曾经过半。总之十万辜姓,是笔者迄今听说到的最为稠密的辜氏人口。当地还有“羊家坝”,据称是四川辜氏家族发源地,每年有人前往祭拜。而笔者祖籍江苏涟水县,有辜氏村庄四座,其中笔者祖居地辜老底,大多数人已移居全国20多个省市,还有移民欧洲国家,如同一盘散沙。相信随着考据的深入和信息的不断汇集,辜氏源流及分布脉络会更加清晰,这也将为中华民族之变迁历史增添新的佐证资料。
3月10日
第一个渊源
源于子姓,出自唐朝时期江南道观察使林正,属于帝王赐姓改姓为氏。辜氏始祖为林正,字达中,生于隋炀帝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原姓林,为殷商比干之子林坚的后裔,闽晋安林氏始祖林禄之十三世裔孙林孝诚(字允谦)之孙。其家世居福建莆田太平村永定里(今福建莆田尊贤里北螺村)。林正在二十二岁中举人,在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八年(公元634年)甲午科进士及第,授江南道观察使(辖今浙江、江西、湖南等地)。林正在任期间励精图治、兴学校、除苛政、廉正爱民,是应贞观之治。
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江南道大旱,民不聊生。林正悯民饥苦,不及禀奏朝廷,便毅然下令开官仓放粮赈济饥民。当地豪绅乘机构陷,事闻于朝,唐太宗起初大怒,诏令将林正逮捕下狱法办。江西百姓闻讯,不忍林正蒙受冤屈,联名上万民表与朝廷,代其辩冤。唐太宗派人调查,方知林正真的是个清官,是坏人对他罗织构陷,便即下诏放林正出狱,并传他上京陛见。陛见之后,唐太宗先对林正进行一番抚慰,又自我检讨,说:“卿乃无辜受罪,今赐卿姓为‘辜’。”唐太宗虽然贤明,但仍脱不了动不动就给臣属赐姓的习惯,不过以往都是对有功之臣赐以李姓以表示亲近。这一次,因为林正差一点无辜丧命,因此就赐他以辜为姓,昭其“辛苦”之德,合二字为一,是为“辜”氏,是为该支林氏辜姓的始祖。在起初,大家还是以“辜林”称呼这个新生的姓氏,对林正也是以“辜林正”称呼之,后来就干脆把林字去掉了。林正成为辜正,成为辜氏得姓始祖。帝王赐姓,全族荣耀,因此该支林氏家族皆改为辜氏,世代相传至今。
辜正告老后,没有回莆田老家,而是继续定居于江西南昌地区。在他逝世后,当地百姓为其建嘉德祠以表怀念。辜氏族人大多尊奉辜正(林正)为得姓始祖。
第二个渊源
源于妫姓,出自宋朝时期福建厦门同安陈氏渔民,属于避难改姓为氏。该支辜氏先祖本姓陈,世代在福建厦门同安捕鱼为生。到陈敦源时,因酒醉失手伤人,为避官府缉拿,携带家眷远渡南洋,最后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落户,成为伐榛辟莽、开垦这块蛮荒之地的华人前驱,旅居时间比英国人还早。
事过境迁,陈敦源痛定思痛,罪疚之心难以释怀,于是干脆改姓“辜”,以示悔罪之意,从此传下一支辜氏家族。在辜敦源(陈敦源)的后裔子孙中,有清末民初拥有十三个博士头衔的著名北京大学教授辜鸿铭。
第三个渊源
源于官位,出自西周时期祭祀执疈辜,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执疈辜,简称执疈、或执辜,是西周初期就设有的一种官职,专职掌管在盛大祭祀活动中对牺牲的处置,隶属于春官府司管辖。“辜”,在古代祭祀时分裂牲畜肢体的过程就称作“辜”,也就是“磔”;而“疈”,则是剖开牲畜身体的过程,与“副”的含义是一样的。因此,执疈辜实际上就是官家屠夫的官称,只不过执疈辜只负责宗室祭祀活动中的牲畜宰杀、处置,并按规定和要求将牲畜的各个部位予以剖解,安置在祭祀台上的指定位置。这在典籍《周礼·春官·大宗伯》中有记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注:疈,披牲胷也。疈辜,披磔牲以祭也。”
执疈辜这一官职多为其后裔子孙世袭,很早即有以其官职称谓为姓氏者,且非常受社会上人们的尊畏,称执疈辜氏、执疈氏、执辜氏,后皆省文简改为单姓执氏、疈氏、辜氏、宰氏、屠氏等,世代相传至今,是非常古早的姓氏之一。
得姓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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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正(林达中)、陈敦源。
迁徙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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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湖北省的武汉市蔡甸区、黄石市、鄂州市、天门市、安陆市、咸宁市、崇阳市、通山县、大悟县、黄冈市、仙桃县、当阳市、潜江市、荆州市,广东省的深圳市坪山新区、汕尾市红海湾地区,汕尾市公平镇,普宁市大坝湖美村,贵州省的贵阳市贵定县、大方县,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广东省的雷州市、潮州市,四川省的仁寿县、乐山市,安徽省的广德县、蒙城县、全椒市,湖南省的浏阳市、津市、华容市,浙江省的金华市、乍浦县,江苏省的无锡市、涟水县,江西省的南昌市,山东省的安吉市,福建省的泉州市、宁德市、晋江市、永春县、南安市、惠安县、漳州市,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重庆市,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省的漳化市等地,均有辜氏族人分布。
据潮州市金石镇辜厝村村史记载,辜氏先租于南宋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从福建莆田迁徙入广东潮州。先居于桑浦山工埔肚,建村立寨,称辜厝村。后因嫌桑浦山地解人稀,不利子孙今后发展,乃迁移至海阳之隆津都,仍沿用原村名至今。
海阳辜氏是同姓中最先由福建迁徙人潮者。此系村中口碑相传,未见族谱记载,是否直接迁自莆田?值得商榷。
据福建辜氏谱及其它文章资料参考:
辜(林)正传至四世,有辜源、辜澜两兄弟,均为唐朝开元年间进士。兄弟皆曾赴福建为官,以闽中乃其祖籍,相约回闽定居。
辜源居福建南安罗溪,辜澜居福建漳州磁窑乡。
辜源传子辜桓,逝世后葬于福建同安县白礁文圃山。
辜桓有子四人,分四个房系,统称白礁辜。二房、三房先后向永春、泉州、惠安等地播迁,又于清朝康熙年间迁台湾。迁泉州的是辜桓二房派下,辜正第十五世裔孙辜志明,南宋初期居泉州打锡巷。其族谱记载:其后子孙向潮州、台湾彰化等地播迁。
宋朝时期,莆田并无辜氏迁入记载,也无辜姓聚居村落,至今仍人口数甚少。而福建泉州却是辜姓人的主要居住地,许多辜姓名人都是从泉州走出去的。如清末民初北京大学的著名怪教授辜鸿铭、现在仍在台湾政坛和商界十分活跃的辜振甫、辜伟甫兄弟的祖籍就皆是福建泉州,辜振甫曾任台湾海基会主席,辜伟甫是台湾数家大公司的董事长。辜氏兄弟是辜正的第三十一代裔孙。所以,潮汕辜氏应该是迁自泉州而非迁自莆田。潮汕辜氏与台湾辜氏是同根同源,因为天下就只有这一支辜氏。
郡望堂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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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望
豫章郡:亦称南昌府、南昌郡。原为春秋时期的洪州之地,战国时期秦国置为九江郡。楚、汉之际置豫章郡,治所在豫章(今江西南昌),其时辖地在今江西省南昌市,南朝陈时包有今江西锦江流域、南昌、清江、九江、历陵、彭泽、柴桑等十八县和两个候国,即今江西省北部地区。隋朝时期为洪州治所。唐朝以后又改为豫章郡洪州,后期曾改为钟陵县,再后又改为南昌。五代时期的南唐及明、清诸朝为南昌府治,明朝初期曾为洪都府治,其时辖地均为今江西省南昌市。
晋安郡:亦称晋江,是1980年以前大泉州的通称,原来的泉州仅指鲤城区一地。原来的泉州市政府叫晋江地区行政公署。泉州是从晋朝开始中原人士因战乱搬迁至此,怀念晋地,将居住地的河流命名为晋江,而居住地则因该江得名。历史上,泉州与晋江基本说的是一回事。泉州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里劳动生息。泉州夏禹时属扬州城,周时为七闽地,春秋战国时为越地。从秦朝到隋朝的八百余年间,先后属闽中郡、闽越郡、闽越国、建安郡、闽州等所辖。秦汉时,中原汉族人民逐渐南移,此处初辟蒿莱。公元四世纪初,中原战乱频繁,晋人大批南迁,他们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技术和文化,使泉州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唐朝初年,归武荣州所辖,唐景云二年(辛亥,公元711年),武荣州始改名为泉州。唐朝泉州设置初期,辖晋江、南安、龙溪、莆田、仙游五县,唐开元二十九年(辛巳,公元741年)与漳州分治,龙溪归其所辖。唐朝中叶的“安史之乱”给中原造成严重的灾难,中原人民进一步避乱南迁,经济文化中心转移,促进泉州进一步繁荣。史载唐大历年间,泉州“文风大盛”、书院林立,一些著名的寺院如明心寺、法云寺、普照寺等,均建于此时。经济上,泉州已逐渐成为南方重要的大港口,天佑午间,已是一个车旅辐辏、商贾云集,“云山百越路、市井十州人”的国际港城,与交州(今越南河内)、广州、明州(今浙江宁波)并称为全国四大港口。五代时期,后汉乾佑二年(己酉,公元949年),泉州称清源郡。后周显德二年(乙卯,公元955年),辖晋江、南安、莆田、仙游、同安、德化、永春、清溪(后称安溪)、长泰九县。宋朝太平兴国六年(辛巳,公元981年),莆田、仙游两县为兴化郡,长泰归漳州,泉州辖晋江、南安、同安、德化、永春、安溪、惠安七县。北宋时期在泉州设市舶司,专管海外贸易。南宋朝廷偏都临安(杭州)后,泉州成为与广州并驾齐驱的全国两大商港。宋景炎三年(戊寅,公元1278年)至元朝大德二年(戊戌,公元1298年)的二十年间,先后四次在泉州置福建中书省衙,泉州改为泉州路。元大德二年改为泉中府,元延佑元年(甲寅,公元1314年)复立泉州分省,泉州成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东方第一大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最大的贸易港”,同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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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2023-10-31 07:55:13发表“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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