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的“湖广填四川”，希望有用：

　　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

　　在今天的四川汉族地区，如果你去访问一些老人，问他祖籍何在，十有八九会是同样的回答:"我家祖辈是湖广填四川迁进来的。如继续问:"你是否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祖辈会有湖广填四川的行动呢"往往还是同样的回答:"八大王剿四川嘛!"由此可知，大多四川人都认为境内的汉族人的祖辈都不是四川土著，而是从湖广迁入的。而迁入的原因又是因为八大王即明末农民战争时张献忠（张献忠起义不久，即以八大王为称）剿四川。这种说法的影响很广很深。

　　所谓"湖广"，是指湖广行省。元初时管辖今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海南六省区和四川局部；元末时辖今湖南、贵州、广西、海南四省区和湖北、四川、广东三省局部；明朝时辖今湖北、湖南两省。

　　唐代的巴蜀地区在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居于最前列。到了宋代，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之中，特别是南宋时期，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可是其财赋收入却占整个南宋1/3，供应的军粮也占1/3，是南宋坚持抗战的主要经济基地，乃至有"蜀亡则宋亡"之叹。

　　四川历史上历经七次大移民。第一次是在秦灭蜀、巴之后，秦移民万家入蜀，约四、五万人；第二次是从西晋末年开始，全国性的北方人口南迁，在此期间，邻近四川的陕西、甘肃移民大量从秦岭进入四川；第三次在北宋初年，又发生了全国性的北民南迁，在这个时候，陕、甘移民入川；第四次是元末明初，以湖北省为主的南方移民入蜀；第五次是清代前期十余个省的移民入川，这次以湖北、湖南（当时行政区叫“湖广省”，还辖广西一部份）移民最多，移民人口达100多万，而今民间传说的“湖广填四川”，是在老川人血泪快要流尽的时候发生的大移民，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即指这次前后长达一百多年大移民。第六次是抗日战争前期到全国解放，有不少人逃难或“南下干部”定居四川；第七次是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三峡大移民，有许多人落户四川。

　　那么，为什么会有"湖广填四川"呢？

　　（一）、长期的大规模战争

　　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

　　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岁入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元末明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四川人十之八、九不是老川人，多半是湖广移民的后代南宋时四川近一千万人，至1234年蒙古人入侵到宋亡，人口耗减大半，1282年全川只剩60万。1362年随州明玉珍在重庆开创夏国，不少楚民入川，1371年明军灭夏后，继续大量移民，到1401年才接近尾声，明末四川约有400万人。

　　在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一场大浩劫。在这个地域上，长期处于大规模的战争之中：1639年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起事入川，1644年第二次入蜀后建立大西政权，地主武装、清军、南明军一起攻向起义军，次年十一月，张献忠在西充阵亡，使川人死亡过半；1647至此650年，明军内部争权夺利，战火不断；1650至1659年，张献忠余部孙可望、刘文秀进入四川，在川北与清军激战；1660至1664年，清军镇压义军，搜捕明军残余分子；1673至1680年清军平西王吴三贵叛乱，攻入四川，其叛军与清军的“三藩之乱”历时七年。这些战争持续达三十多年，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杀得鸡犬不留”。

　　（二）、瘟疫、灾害接踵而至

　　在大规模的战争中，不断地轮番拉锯撕杀，尸横遍地，瘟疫随战乱接踵而至，“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等瘟疫使许多人病死，“死者朽卧床塌，无人掩埋”，“人皆徙散，数百里无烟”。顺治初年，大旱、大饥、大疫席卷四川，“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大荒，饿死者日无计数”。不仅如此，又遇虎灾，“数年段绝人烟，虎豹生殖转盛，昼夜群游……”，“川南死者十二、三……”；“……川北死者十一、二……”。

　　(三)、人口锐减

　　康熙初年，由广元入蜀的巡抚张德地写道“沿途瞻望，举目荆榛，一、二孑遗，鹑衣菜色”，“在川省镜内行数十里……居民不过数十人，穷赤数人而已”，在顺庆(今南充)、重庆看到“舟行数日，寂无人声，仅存空山远麓……”，它反映了当时四川“民无遗类，地尽抛荒”的惨景。据有关史料记载，经过“三藩之乱”，四川官府所掌握的税户仅9万人；《营山县志》载：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存粮花户仅143户，819人。四川真正是“土满人稀”了。

　　（四）、政府鼓励

　　清王朝取得全国政权后，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采取“安民、惠民、安帮定国”的思想，实行“招辑流移，各令复业”，“凡各处逃亡民人，……广加招徕，编入甲保”，“永准为业”，“开垦水旱田地，三年起科，五年升科”，“奇荒田耕种，六年起科，荒地耕种，十年起科”，“零星地土听民开垦，永免升科”，同时，官府给以耕牛、种子、口粮等帮助。

　　由于中央政府大力倡导、各个地方官员努力推行的招民垦荒、南方诸省的战争破坏，形成了移民的大气候、大环境，从而形成前后分三个阶段，持续达一百多年的“湖广填四川”。

　　初期阶段大体是顺治十六年至康熙二十一年。顺治十六年（1659），清军攻克成都，并控制全川，大规模的战争结束，招民垦荒提上议事日程。从陕西临近移民入蜀的垦荒者，遇到许多困难，而政府政策不配套，又遇“吴三贵之乱”，时达七年，他们多死于战乱，致使这一时期的移民受到很大挫折。康熙年间，多半是奉旨入川。所以民间盛传自己的祖先都是一队队由官府把双手反解在背上，捆着上路入蜀的，途中要小便时，由官差松开双手才方便，所以川人把解小便称为“解手”，走路习惯把手背在背上（它会遗传吗？）。

　　第二阶段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乾隆六十年(1795)。

　　清政府吸取过去教训，制定并完善了移民的有关政策，以“安民为本”，使移民大潮一浪接一浪，持续达一个多世纪。又据《营山县志》记载：雍正六年(1728)，全县民户3897，人口22533，乾隆年间，县内增加楚民17户，到乾隆六十年(1795)民户3914，人口22669，由此可见，营山是在1728年达到移民高潮。

　　第三阶段是嘉庆元年(1796)至同治年间。

　　这—时期，清政府对移民采取不禁而止，听其自然的态度，而这时四川白莲教起义，战火又起，因而，只有小量的移民入川。

　　“沈万三”本名沈富，字仲荣。其父，乃自湖州路乌程县南浔镇徙居平江路长洲县东蔡村的沈祐。“沈万三”之弟名沈贵，字仲华，又号“沈万四”。沈贵二子：长沈德昌；次沈汉杰，生於延祐七年，卒於洪武四年。汉杰徙居平江路长洲县之北周庄，二子：长沈玠，次沈琼。沈玠三子：长沈海；次沈广；再次沈京华。沈贵次子一支裔绪，见叙于刘三吾《坦斋集》卷下〈沈汉杰墓志铭〉：“［沈］汉杰之先，吴兴人，家南浔。其大父祐，始徙今姑苏长洲之东蔡村，因家焉。二子：长讳富，字仲荣，即万三公。次讳贵，字仲华，即万四公。仲华二子：德昌其长，汉杰其次。汉杰复善相土之宜，徙家西之北周庄。沈万三，元末明初人。俗称万三。万三者，万户之中三秀，所以又称三秀，作为巨富的别号。万三是对他的一种社会称呼，他本名富，字仲荣，是元末明初江南第一富家，也是全国首富。如果大家到过古镇周庄，在您对古称秀色称赞不一的时候，或许您没有想到，周庄就是因为有了沈万三，才成为江南著名的古镇的，不但是周庄受惠于他，南京城的建城，沈万三还有一半的功劳，因为是富可比国的他因为朱元璋的眼红而被逼出资与明朝共同建成了南京城的。他经商与发财过程中在周庄、苏州、南京、云南都留下了足迹，但沈万三始终把周庄作为他立业之地；“万三住宅在蔫西北半里许，即东庄地及银子浜、仓库、园亭与住宅互相联络”（《周年镇志》卷二）。

　　元代末年，吴兴（今浙江湖州）南浔镇沈家漾，有一户姓沈的殷实人家，

　　沈万三

　　谁知突然遭水灾，妻子染瘟疫而死。沈祐用一条渔船载起四个儿子，连夜逃到距南浔百里外的周庄镇。老大老二不幸夭折，只留下沈富和沈贵。有一次，老三沈富竟不辞而别，几天毫无音讯。当大家找不到他，他却兴冲冲回来了。说是到苏州城里去玩了，阊门那里做生意的人既能赚钱，又能到处玩，太有意思了。

　　躬耕起家

　　起初沈家在周庄耕种的是一片低洼地，只出产芦苇和茅草。但他们勤于耕作，使之成了产量颇高的熟地。　周庄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灌溉方便，历来是种植粮食和油菜，种桑养蚕的好地方。沈万三随父亲来到这里，主要也是依靠发展农业生产，“躬耕起家”，随即“好广辟田宅，富累金玉”，以致“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周庄八景之一“东庄积雪”，描绘的正是沈氏庄园当年的景色。东庄有着许多巨大的粮仓，每年都储藏着无以计数的粮食。

　　陆氏赠财

　　元代苏州富室陆德源富甲江左，很欣赏沈万三的聪明才智和经商信用，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也看破了红尘。手里的巨额财产假如不传给别人，一旦时局动荡，反而会酿成祸害。于是全部赠送给沈万三，自己去澄湖边的开云馆当了道士，直到寿终。　沈万三得到了陆德源的这笔巨资，如虎添翼。

　　出海通番

　　沈万三一方面继续开辟田宅，另一方面把“东走沪渎，南通浙境”，水路交通发达的周庄，作为商品贸易和流通的基地，把内地的丝绸、瓷器、粮食和手工艺品等运往海外，又将海外的珠宝、象牙、犀角、香料和药材运到中国，开始了“竞以求富为务”的对外贸易活动，很快使自己成为江南第一豪富，创造了令世人难以想象的奇迹。

　　神盆聚宝

　　民间传说，沈万三有一只聚宝盆，放进一支金钗，能取出一大把金钗；放进一只银元宝，就能取出一盆银元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才能富甲天下。

　　沈万三

　　在南京，他为朱元璋修筑城墙以及有关设施，还修筑了廊庑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四座，所耗费的钱财不计其数。今天南京的玄武湖公园，便是他当年的后花园旧址。奢侈的宴饮和富丽的服饰，更是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他的一把玛瑙酒壶质地通明，类似水晶。中间有葡萄一株如墨点，称为月下葡萄，据说可以换取“嘉兴一郡盐钞”。

人间四月芳菲尽，枫叶嫩枝始盛开。四月春深，染绿了万水千山，催发了千枝万叶，仿佛昭示着一个泱泱大家族，正焕发着勃勃生机，继往前行。在这生命茂盛的季节，盛世昌平，东至县菊江江氏各支房派，承上启下，相继发起倡议，续修家乘，以谱立世，演绎家族灿烂的春天。菊江江氏上谱修于清末民初，岁月遥没，风雨如晦，二房微公堂当地支谱痛失兵燹。族内宗贤二十世裔水宝、二十一世裔金明率承大任，风尘数月，幸在安庆市找回老谱。水宝族仁年逾古稀，皓然白首，终见久违家谱，不禁潸然泪下。

天以日月昭明，地以山川钟秀，人以祖先发脉。饮水思源，不忘血脉。菊江江氏宗谱自远祖以迄近亲，记载着家族的源流和迁徙，更传承着祖训和家风，是了解本族历史的一部教科书。纵观历史，朝代可替，个人可亡，惟有家族历史长存，生生不息。＂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其义一也＂，家谱的家，即是家族的家，集万千家族便是国家的家。家谱之重，岂不令人视为瑰宝！

江氏之先，出自舜封江国侯元仲公，基肇济阳，传国四十七世，为楚所灭，后人以国为氏，元仲公尊为一世始祖。三千年沧海桑田，自济阳至东流，从宰相到御史，列祖列宗创建了一部辉煌的江氏家族历史，前贤谱序，历历在目，鄙言何需一一缕述。唯菊江江氏自华二公始迁东流菊邑，简古详今，志以不忘，以祚孝思先人，福佑子孙。

古人言曰：＂国之兴也，必有忠君之臣；族之兴也，必有敬祖之裔＂。昔日，菊江江氏八房宗贤十九世裔永固先生，心忧老谱残缺，呕心沥血，整理资料，其学行足为江氏师范。江老搦管撰文，详细介绍了菊江江氏概况：

菊江江氏是江氏宗族的一个分支，自江氏一百十七世裔华二公于洪武十三年，由江西都鄱之界大湾迁居安徽东流南门道观嘴始。华二公敬为菊江江氏始迁祖。据《东至县志》记载，晋元兴四年，即公元四百零五年，陶渊明任彭泽县令时，东流域属彭泽。菊花独傲秋霜，晚节犹香，陶公种菊东流，不与浊世同流，深受后人景仰。南唐之后东流置县，县称菊邑，江称菊江，菊江江氏由此而得名。华二公生八子，长房得公官至提刑按察史，其子三，长子渊公世居道观嘴，次子涣公迁铁山渡，幼子濬公职居迪功郎，迁居上乡隅溪江家坝；二房微公迁居下乡黄石矶曾家湖；三房衍公迁居江北宏深宕；四房循公迁居西冲许村桥，越五世鳌公迁居施家坂青峰岭路边江，又有迁七里湖葛仙地；五房复公迁居徽州歙县，越二世文波、文源二公由歙县而迁东流下官吉阳及茅家嘴；六房从公迁居下乡黄石矶仙姑庙江家坝，从公生子灏，灏公官至文林郎，任县令，其子二，幼子汜公迁居桐城余属嘴；七房徤公迁居天林庄韩家桥；八房径公迁居濠口嘴江家坝，其后代镜公迁居后村庙，镜公后裔士华公讳有功，恩授武略骑尉，官至松江都阃府，迁居省城。

其中二、四、六、八房后代在从公定居地彭岭江坝头（现地名）建有＂菊江江氏支祠＂，又称＂石矶宗祠＂，堂号＂生花堂＂。祠联曰：＂祖德高如山并耸，宗功深似水同流＂，＂尊祖敬宗登斯堂可无愧否？光前裕后履此地能勿思乎？＂，＂公道言不妨侃侃而谈何计势力，孝顺事正当人人尽心焉论富贫＂，＂世长势短宜忘势而处世，人多仁少须择仁以交人＂。斯祠虽毁，其联含义深刻，令子孙后代永世受炙。江氏永固、水宝二老情系宗谱，制行念祖，享有遐年，当耄耋时而精神益固，乃得天独厚哉！二十一世裔金明工作之余倡修二房支谱，贤宗仁裔，后继有人。

二房微公卜居地黄石矶，临江抱湖，丘陵起伏，是古代水军基地。南宋赵构为防御金兵南侵，曾在此设控海水军。明朝正德十四年六月，南昌宁王朱宸濠率六万叛军起兵鄱阳湖，顺江而下，陷九江、经彭泽、掳东流，屯兵黄石矶，以待直取安庆、攻芜湖、占领南京。当他看到黄石矶怪石嶙峋，不禁询问：此处何地？随从吴人，口语黄王不分，将＂黄石矶＂说成＂王失机＂，宁王叹然失色，随后一语成谶，终被南赣巡抚王守仁消灭。明朝王世贞据此作《阻风黄石矶》，清代冯荃书《黄石雄风》，黄石矶声名大振。

微公裔孙世居当地，族蕃派衍、分户别门，环黄石矶而越仙姑庙、彭岭周边，相互守望，族隆云兴。当今岁在戊戌之春，草木竞发，合族共修宗谱，谁支谁脉，秩然而有条；孰亲孰疏，井然而各当。更使祖德宗功宛然如在，左昭右穆焕然一新，俾后生来者，展仁孝之思，传礼让之俗。华牒玉成，菊江江氏宗谱正如奔腾不息的江水，滋润着它所流经的每一个生命。祝江氏后起之秀，激流勇搏，在生命的长河里，家风扬帆，演绎精彩的人生。是为序。

              公元二零一八年孟春之吉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王朝。其历史进程分为四期：

明朝前身——西吴时期（1364年-1368年）

统治全国——明朝时期（1368年-1644年）

江南半壁——南明时期（1644年-1662年）

最后余波——明郑时期（1662年-1683年）

蒙元的统治日益残暴黑暗，元顺帝（元惠宗）统治时期，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等爆发了红巾军起义。朱元璋参加了红巾军，他南征北战。1364年，朱元璋自称为吴王，史称西吴政权。1368年，朱元璋称帝，以应天府（南京）为京师，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建立了明朝。朱元璋就是明太祖。不久他又命徐达、常遇春等大将北伐蒙元，攻占大都（北京），元顺帝北逃，元朝在中国98年的统治宣告结束。明朝共有二十位皇帝（包括南明四帝）。明朝的领土曾囊括清朝时期所谓内地十八省之范围，并曾在今东北地区、新疆东部、西藏等地设有羁縻机构。明初以应天府（今南京）为京师，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南京应天府改为留都。

明朝初年国力强盛，北进蒙古，南征安南，明英宗幼年即位时，朝中有“三杨”杨溥、杨士奇、杨荣主持政局，“海内清平”。至正统七年，宦官王振开始擅权；正统十四年发生土木堡之变，永乐以来的军事优势遭到破坏，并使国力大损，但景泰皇帝任用于谦击败瓦剌。弘治时期是明中期政治作为清明的时期，历史上称为“弘治中兴”。正德、嘉靖朝始逐渐中衰，社会矛盾萌发，并面临蒙古、倭寇两大外患。隆庆年间，俺答进贡，开放海禁。明神宗万历朝初期在名相张居正的辅政之下曾一度中兴。后世计当代朝廷岁收，明朝的经济规模可称世界第一。惟至万历朝中期始，皇帝怠政，官员更加腐化，地主阶级到处搜刮民脂民膏，导致江南民变的发生，关外满族作乱，财政恶化的明朝开始走向衰亡。天启年间，中官黄门集团的专政加快了这一进程的发展。至崇祯年间，人民纷纷揭竿而起，后金（满清的前身）的军队也突破长城防线，五入关内。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陕西榆林人李自成率军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在全国统治宣告结束，同年清军入关。之后明朝宗室相继在江南建立明朝政府，史称南明，明永历十六年（1662年），降清明将吴三桂将永历帝绞杀于云南昆明，南明灭亡。但台湾郑氏集团继续沿用永历年号，建立明郑政府，直到明永历三十七年（1683年）降清明将施琅进攻台湾，郑氏投降，明朝监国宁靖王朱术桂自杀殉国，明祚告终。

明朝经济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属于较发达阶段。明朝早期君主集权强化，皇帝大权独揽。但是在宣德以后，皇权开始削弱，权力在内阁与宦官之间争夺。从明朝末年满清初年开始，西方伴随着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在世界的地位开始与东方平起平坐,并逐渐超越中国。同时，西学也随着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为东西文化的交流开辟了窗口与机会。

西吴（1364-1368）

元朝末年，政治腐败，蒙古统治者争权夺利，百姓怨声载道，包括汉族在内的广大人民受到空前压迫。国库也日渐空虚。351年，朝廷征调农民和兵士十几万人治理黄河水患。“治河”和“变钞”成为民变的导火线，导致红巾军起义的爆发。

1351年5月，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红巾军起义爆发。次年，郭子兴响应，聚众起义，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不久，贫苦农民出身濠州人朱元璋受汤和邀请投奔郭子兴，屡立战功，受郭子兴器重和信任，并娶郭子兴养女马氏为妻。之后，朱元璋离开濠州，发展自己的势力。1355年，刘福通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称小明王，国号大宋，年号龙凤，以亳州为都城。郭子兴病故后朱元璋统率郭部，任小明王左副元帅。龙凤二年（1356年），朱元璋率兵占领集庆（今江苏南京），改名为应天府，并攻下周围一些军事要地，获得了一块立足的基地。此时的朱元璋处境艰难。朱元璋采纳谋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龙凤六年（1360年），通过鄱阳湖水战，陈友谅势力遭到巨大打击。次年，小明王封朱元璋为吴国公。龙凤九年（1363年），陈友谅势力被完全消灭。龙凤十年（1364年）朱元璋自称吴王，史称西吴王，与位于平江（今江苏苏州）的东吴王张士诚相区别。龙凤十二年（1366年）小明王沉于江中溺死，朱元璋将明年改为吴元年。吴元年（1367年），朱元璋攻下平江，张士诚自尽，之后朱元璋又灭割据浙江沿海的方国珍。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建立明朝，改元洪武，之后趁蒙元内斗之际进行北伐和西征，同年攻占大都（今北京），元顺帝北逃。之后朱元璋继续消灭位于四川的明玉珍势力和据守云南的元朝梁王。又深入沙漠，进攻北元。天下至此初定。

明朝（1368－1644）

洪武时期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一方面减轻农民负担，恢复社会的经济生产，惩治贪污的官吏，收到一定的效果。朱元璋确立了里甲制，配合赋役黄册和鱼鳞图册的施行，落实赋税劳役的征收及地方治安的维持。朱元璋平定天下后，大封功臣。但是朱元璋性格多疑，也对这些功臣有所猜忌，恐其居功枉法，图谋不轨。而有的功臣也越过礼法，为非作歹。朱元璋藉此两兴大狱，即“胡蓝党狱”，几乎将功臣全部诛杀。

靖难之役与永乐时期

朱元璋分封诸子为藩王，以加强边防、保卫皇位。藩王之中，北方藩王势力较强，主要是对蒙古的边防任务。又尤以燕王朱棣和晋王势力最大。对皇权构成极大威胁。

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惠宗，年号建文。建文帝立刻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谋削藩。周王、代王、齐王、湘王、岷王等先后或被废为庶人，或被杀。同时以边防为名调离燕王的精兵，准备削除燕王。结果燕王朱棣在姚广孝的建议下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靖难之役，最终占领了南京，建文帝在宫城大火中下落不明。朱棣胜利，靖难之役告终。朱棣革除建文年号，继续使用“洪武”纪年，即建文四年改为洪武三十五年，次年改元永乐。同时下令尽复建文朝所改的一切成法和官制。永乐元年，朱棣登基，是为明成祖（明仁宗时定庙号为太宗，明世宗于嘉靖十七年九月改庙号为成组）。

成祖即位之后，武功昌盛，先是出击安南。后又亲自五入漠北攻打蒙古以绝后患。在文治上，成祖下令编写《永乐大典》。三年即成。《永乐大典》有22877卷，又凡例、目录60卷，11095册，引书达七八千种，字数约有三亿七千多万，且无删节。永乐三年始，朱棣派郑和下西洋，规模空前，扩大了明朝的影响力。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下诏将北平改名北京，称行在，并设立北京国子监等衙门。永乐五年（1407年），下诏在北京修建宫殿。永乐七年（1409年），成祖巡幸北京，在北京设立六部与都察院，并在北京为逝世的徐皇后设立陵寝，已经显示迁都的迹象。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北京初步得到了繁荣。1416年，朱棣公布迁都的想法，得到认同。永乐十五年开始大规模营造北京，永乐十八年宣告完工，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

但是成祖同样对异议者大肆杀戮，诸如黄子澄、齐泰等建文旧臣等都被杀。其中以方孝孺的“诛十族”和景清的“瓜蔓抄”最为惨烈。另外他还设置了另外一个特务组织——东厂。明代厂卫制度确立。

仁宣之治

明成祖死后，太子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明仁宗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以积蓄民力。他还鼓励生产，宽行省狱。之后的明宣宗继续实行以仁政治国的方针，使国力进一步强大，史称“仁宣之治”。然而在这一时期打破了太祖留下的太监不得干政的规矩，一些太监开始干政，为明中期的宦官专权埋下隐患。

土木堡之变与英宗复辟

宣德十年（1435年），9岁的明英宗朱祁镇继位。在张太皇太后及元老重臣杨士奇、杨溥、杨荣（三杨）的辅佐下，明朝继续沿着仁宣时期的路线稳步前进。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死，三杨也退出政治舞台，于是英宗宠信的宦官王振更加专横跋扈，开始专权。

正统初年，蒙古瓦剌部逐渐强大，经常在明朝边境一带生事。瓦剌首领也先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南下攻明。王振即挟英宗领兵五十万亲征。大军离京后，兵士乏粮劳顿。八月初大军才至大同。王振得报前线各路溃败，惧不敢战，又令返回。回师至土木堡时，被瓦剌军追上，兵士死伤过半，随从王公大臣或死难或被俘。而英宗突围不成被俘，王振也被护卫将军樊忠打死，此即为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的消息来到京师后，朝中混乱。一些大臣要求迁都南京，被兵部侍郎于谦驳斥。继而大臣拥戴英宗弟朱祁钰即位，是为代宗，改元景泰。同时于谦积极备战。同年十月，瓦剌军直逼北京城下，安置英宗于德胜门外土关。瓦剌军队的进攻未果，大败逃走。也先见继续绑架英宗已无意义，乃于次年八月释放英宗。但代宗先是不愿遣使迎驾，又把英宗放在南宫软禁，并废皇太子朱见深（英宗之子，后来的宪宗）为沂王，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不久之后，朱见济病死，代宗也迟迟不恢复朱见深为太子。景泰八年正月，代宗病危。十六日，副都御史徐有贞率军夜入南宫，拥戴英宗夺门（东华门）复位，改元天顺。又杀害于谦及大学士王文，诬陷其欲立襄王之子为帝。此为夺门之变，又号“南宫复辟”。

宪宗时期

英宗复辟八年而死，儿子朱见深即位，是为明宪宗。成化二年谕祭于谦，复其子冕官，成化十一年恢复代宗帝号。又能体谅民情，励精图治，俨然为一代明君。琉球、哈密、暹罗、土鲁番、撒马儿罕等国纷纷入贡。但好景不长，宪宗好方术，终日沉溺于后宫，与比他大18岁的万贵妃享乐，并宠信宦官汪直、梁芳等人，他们肆意挥霍国库，导致国政大乱。而朝廷中佞臣当道，政局昏暗。宪宗还设置皇庄，开明代土地兼并之先河。另外，宪宗还开始了皇帝直接颁诏令封官的制度，是为传奉官。结果传奉官泛滥，舞弊成风。直到孝宗时期这些官员才全被裁撤。宦官汪直受到宪宗的宠信，张狂跋扈，设置特务组织西厂大肆冤杀普通民众与官员。民愤四起，但汪直依然握有大权。成化十八年（1482年），汪直才因言官弹劾而被贬。

弘治中兴

宪宗死后，明孝宗朱佑樘即位。由于孝宗自幼生于微寒，所以孝宗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使英宗朝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改观，被誉为“中兴之令主”孝宗的励精图治，被称为弘治中兴。虽末年宠信宦官李广，但是立刻改过自新，历代史学家对他评价极高。 孝宗在位期间，先是将宪宗期间留下的一批奸佞冗官尽数罢去，逮捕治罪。并选贤举能，将能臣委以重任。孝宗勤于政事，每日两次视朝。孝宗对宦官严加节制，特务部门也只能谨慎行事，用刑宽松。孝宗力行节俭，不大兴土木，减免税赋。用情专一，一生除了张皇后外无任何妃嫔。在其治理下，弘治一朝期间政治清明，百姓富裕。

武宗乱政

弘治十八年五月，孝宗病死。十五岁的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武宗，改元正德。武宗本性贪图享乐，整日与内臣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丘聚、高凤、罗祥等八位过去的东宫宦官相互勾结，是为“八虎”。八虎想尽办法奉迎阿上，导引皇帝逸乐，残害忠良，导致朝政再次腐败。八虎之中的刘瑾独揽大权，将自己的党羽延揽入阁，还想方设法满足武宗的玩乐需求，建造豹房供其*乱。但是刘瑾的专权也引发了朝中大臣一其它“七虎”的不满。最终刘瑾被判凌迟3357刀处死。但是，武宗依然不思朝政，又开始信用佞臣江彬。

武宗的荒游逸乐导致正德年间土地兼并激烈，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深，因此变乱频生，先后发生宁夏安化王朱寘鐇谋反、直隶刘六、刘七起义、江西宁王朱宸濠谋反等重大事件。正德十五年，武宗于南直隶清江浦（江苏淮安）泛舟取乐时落水染病。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武宗去世。

嘉靖隆庆二朝

武宗无子嗣无兄弟。死后由孝宗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即位，是为明世宗。世宗一即位，罢黜各地镇守太监，整顿税收，节俭财政，似乎要有所作为。但是大礼议事件严重损害了朝政：世宗要求称生父为皇考，称孝宗为皇伯考。但内阁首辅杨延和、礼部尚书毛澄等坚持以为不可，但是也有一些大臣纷纷迎合帝意。最后世宗尊其生父恭睿渊仁宽穆纯圣献皇帝，庙号睿宗。这样睿宗神主就升祔太庙，而跻于武宗之上（隆庆元年，罢睿宗明堂配享）。大礼仪引起轩然大波，朝臣中反对者均受打击，或被罢官，或被入狱。受杖者一百八十余人，杖死者十七人。同时，世宗奉道教，信用方士，滥用公帑，挥霍无度，并在宫中日夜祈祷。先是将道士邵元节入京，封为真人及礼部尚书。邵死后又大宠方士陶仲文。自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壬寅宫变”后世宗即不视朝。此后宠臣严嵩专政20余年，朝政腐败黑暗到极点。

嘉靖一朝，国家外患不断。北面鞑靼部趁明朝衰弱而占据河套。嘉靖1550年，鞑靼首领俺答汗进犯，在北京城郊大肆抢掠之后西去，明军在追击中大败，此为庚戌之变。穆宗时，明朝与蒙古通好，俺答被封为顺义王。在南部海疆，倭寇横行，人民生活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但是后为戚继光、胡宗宪、俞大猷剿灭。

世宗去世后，皇子朱载垕即位，是为明穆宗，改元隆庆。穆宗在位六年，任用能臣如高拱、徐阶、张居正等，内政形势总体较佳。为万历初年的中兴奠定了基础。虽然这两朝的政治腐化加剧，但经济仍有发展。

张居正改革

隆庆六年，明穆宗突然中风驾崩，子朱翊钧继位，是为神宗，改元万历。由于神宗年幼，于是由太后摄政。重臣高拱由于与太后信任的宦官冯保对抗而被罢官，相反张居正得到冯保的鼎力支持。

张居正辅政十年，推行改革，在内政方面，提出“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整顿邮传和铨政。经济上，清丈全国土地，抑制豪强地主，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洪武年间，全国耕种田地有八百五十万零七千六百卅二顷。到了弘治十五年（1502年）降低到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而万历九年经过张居正的治理后达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军事上，加强武备整顿，平定西南骚乱，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总理蓟、昌、保三镇练兵，使边境安然。张居正还启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变水患为水利。同时严惩贪官污吏，裁汰冗员。

张居正改革后，万历初年呈现出太平盛世的景象。张居正逝世之后，中兴之象消失。明王朝从此走上了衰败之路。

万历怠政

张居正死后初期，神宗尚能保持对朝政的兴趣，但不久就开始怠政。万历十四年后，神宗就开始连续不上朝。万历十七年元旦后，神宗以日食为由免去元旦朝贺。此后每年元旦神宗再也不视朝。自万历十六年后，常朝也经常看不到神宗。神宗整日在深宫中不理政事，沉浸在花天酒地之中。每年还进行选美。神宗还好营建，经常大兴土木。在他廿一岁时就开始筹建陵园。万历十七年，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疏，称神宗沉湎于酒、色、财、气，结果被贬为民。神宗还派矿监和税监搜刮民间财产，导致多处民变发生。由于神宗不理朝政，缺官现象非常严重。万历三十年（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政府完全陷入空转之中。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互相倾轧，如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等名目众多，但其所议议题却不是如何改良朝政，只是人事布局而已。

万历朝包括援助朝鲜王朝抵抗日本侵略的壬辰倭乱、平定宁夏哱拜之乱、平定贵州杨应龙之乱的万历三大征都取得了胜利。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讨明朝。次年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败明军，明朝对女真从此转为战略防御。

魏忠贤乱政

泰昌元年(1620)，光宗驾崩。长子朱由校继位，是为明熹宗，改元天启。熹宗文化水平不高，又喜欢木匠工作。阉党魏忠贤趁势而起，结党乱政，明朝社会更加黑暗。

但是在深层次的站在中立的立场来评价，其实所谓的“魏忠贤乱政”，是明朝文官集团中占有优势数量的“东林党”和“浙党”、“齐党”、“鲁党”为了各自的利益所引发的。皇帝企图通过内廷与朝中少数派的官员联合起来，从东林党把持的内阁中争夺权力的斗争。这种斗争随着天启皇帝病逝而最后告终。天启皇帝死后，崇祯皇帝又开始起用“东林党”官员，不久魏忠贤被皇帝调到凤阳看守皇陵，魏忠贤上吊自杀。

内忧外患

天启七年，熹宗死去。继任熹宗的是其弟信王朱由检，是为思宗（明安宗初谥为思宗，后改为毅宗，明绍宗谥为威宗），年号崇祯。他即位后，锐意改革朝政。他首先下令停建生祠，又逼客氏移居宫外。时机成熟后，崇祯帝下令魏忠贤去凤阳守陵。魏忠贤在前去过程中得知被崇祯帝已派锦衣卫来逮捕他，便与党羽李朝钦一起自缢。崇祯帝将其首级悬于河间老家。同时将客氏押到浣衣局处死。阉党其它分子也被贬黜或处死。阉党专权虽然结束，但其后朝中又党争不断，崇祯帝对朝政又开始失望。为中兴国政，他开始加强集权，力图控制百官，任用宦官来贯彻自己的革新意志。

1629年（明朝后期地图(崇祯年间)崇祯二年）10月，后金汗皇太极由蒙古人做向导亲率大军，通过喜峰口，从龙井关突破长城，攻陷遵化、滦州、永平、迁安四座国防要塞，直逼帝都。由于人事变动，朝廷一度失去了对辽西边防军的控制，而卫戍帝都之三大营为后金武力威慑，北京城外园亭庄舍被入侵者蹂躏殆尽。 同年12月，崇祯帝诏令天下兵马进京勤王。

1630年（崇祯三年），帝以“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疑则斩帅”等罪名将负责辽东军务的袁崇焕处死。同年，后金大军直抵北京城外，明廷大震，重庆女总兵秦良玉挺身而出，率领“白杆兵”主动向八旗军发起进攻。在北京永定门外，皇太极派出多尔衮部迎战秦良玉部。这一仗，秦良玉率白杆兵在孙承宗等老将的配合下战胜铁蹄骑兵。之后，秦良玉又趁风雪之夜成功偷袭皇太极大本营。迫使雄心勃勃的皇太极不得不连弃滦州、永平、迁安、遵化四城，无功而返，退出关外。

1640年清军攻打锦州，崇祯帝派洪承畴带八路总兵率刚刚镇压中原起义的十三万大军出关援锦，在松山大战清军，是为“松锦大战”。结果明军败。洪承畴降清。关外辽东地区至此基本全数沦陷。

1641年，李自成攻陷洛阳，杀福王朱常洵。1643年十月年李自成攻破潼关，十一月占领西安。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主要在南方发展，先是控制了湖广地区，之后又改进攻四川，是为大西政权。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宣布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崇祯十七年三月，农民军攻陷大同、宣府、居庸关。十八日，农民军攻克北京外城。次日凌晨，崇祯帝在北京煤山自缢，明朝在全国统治宣告结束。

南明（1644－1662）

弘光政权

1644年四月廿一日，李自成亲率部队与吴三桂在山海关外的一片石大战，但由于清军参战，李自成大败。四月廿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匆匆即皇帝位，深夜便焚烧宫殿与九门城楼，向西撤退。之后，农民军接连内讧，战斗力大损，与清军交战时也连连失败。五月初二，清摄政王多尔衮进京。八日，顺治进北京。北京开始成为清廷都城。而在南京明朝设有形式上的基本的政府机关。1644年五月初三日，崇祯皇帝的堂兄弟福王朱由崧被推为监国。十二天后，朱由崧即皇帝位，是为安宗，以次年为弘光元年。弘光政府内斗不断，内部由阉党余孽专权，实行“联虏平寇”的错误国策，弘光帝也不理政事沉湎在酒色。清军一路南下，攻克中原，很快就到了史可法镇守的扬州城，史可法死守七日七夜，城破，史可法被杀，清军随后在扬州进行整整十日的大屠杀，史称扬州十日，死难者达80万。之后，清军渡江，攻破南京。弘光帝被俘，押解到北京，次年被杀于北京宣武门外的柴市。清军占南京后，又接连攻克苏州、杭州、松江、常州等江南大部。1645年（弘光元年）六月，清军再下剃发令，命令十天之内，清占区汉人一律模仿满洲人装饰剃发易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引发了汉族群众的强烈反抗。江南百姓纷纷起义抗清，其中以嘉定和江阴人民的抗清尤为顽强激烈，先后发生了“嘉定三屠”和“江阴八十一日”等抗清事件，但都被清军血腥镇压。满清统治者野蛮贯彻执行剃发易服，期间死难者人数总数逾越百万，惨烈程度丝毫不逊于近代日本侵华屠杀。

隆武、绍武政权

弘光政权覆灭后，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唐王朱聿键称帝于福州，是为绍宗，年号隆武。隆武帝是南明时期最有作为的一位皇帝，励精图治，关心百姓疾苦，一洗前人弊端，基本国策改以“御虏”为主，但被拥立其继位的郑氏集团架空，处处受制于郑芝龙。1646年（隆武二年）二月，清军开始征伐福建与浙江。六月，鲁王兵败，漂泊海上。八月，隆武帝与清朝追兵搏斗时被乱箭射杀于汀州城衙的大堂上（一说被俘杀）。十一月初五，隆武帝之弟朱聿鐭称帝于广州，是为文宗，改元绍武，仅41天即被清军俘虏绝食而死。十一月十五，郑芝龙不顾郑成功苦谏，北上福州降清。

永历政权

隆武帝被害后，桂王朱由榔于当年十月初十监国于肇庆，十一月十八日正式称帝，是为昭宗，以次年为永历元年。永历政权与已经被击溃的张献忠李自成残部联合抗清，一度收复湖南全境；郑成功坚持在东南沿海地区进行抗清活动，一度攻克过漳泉二府，并奉永历为正朔，永历二年，永历帝指派宁靖王朱术桂到郑成功的部队监国。永历三年后，清军大兵压境，湖南再度沦陷。永历四年，清军攻克广州与桂林。永历帝被迫退守南宁。永历五年，孙可望迎永历帝入贵州安隆所，并进攻四川，一度收复了四川大部。李定国也进攻广西，攻克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自焚而死，并大战湖南衡州，斩杀清敬谨亲王尼堪，尽复湖南，一时天下大震。但是，李定国、孙可望两名将领内部不和。永历八年，李定国与郑成功相约会师广东新会，图取广州，未能成功。永历九年，郑成功退守厦门金门两地。永历十一年，孙可望降清，西南军事情报均被孙可望出卖，清兵大规模进攻云南；此时郑成功被永历帝封为延平郡王，同时郑成功带领水军向舟山群岛进发。永历十三年，清军三路入滇，永历帝逃往缅甸；此时郑成功率17万水陆大军北伐，进入长江，攻占下瓜洲、镇江、江浦等地，直抵南京城下，将南京团团围住，结果中清军缓兵之计被清军击败，不得不回到闽南大本营。清顺治帝趁机派达素集中广东、福建、浙江三省兵力攻打金厦郑成功的军队。1661年（永历十五年）2月郑成功炮毙清顺治帝于厦门思明港（一说死于郑成功炮火的是顺治帝之子承政王，顺治帝死于天花或于五台山出家退出历史舞台），达素自杀，清军败退；此时清军入缅，逼迫缅甸政府交出永历帝。1661年3月郑成功派儿子郑经留守金厦，自己攻打被荷兰占领的台湾，经过九月苦战于次年二月复台。1662年（永历十六年），永历帝被降清明将吴三桂绞杀于云南昆明，南明灭亡。同年，郑成功病逝于台湾，李定国病故于猛腊。

明郑（1662－1683）

永历帝被害后，全国较大规模抗清活动就只有夔东十三家抗清与郑成功在台澎金厦抗清了。李自成余部在湖南抗清失败后，转移到川、鄂山区进行活动，在夔州府以东地区继续抗清，史称夔东十三家。1662年清军开始对其进行绞杀，1664年，夔东十三家军抗清失败，首领李来亨全家自焚。1662年6月郑成功病逝后，郑经从厦门来到台湾接手经营，仍旧沿用永历年号，并于次年从福建迎接明朝监国宁靖王朱术桂入台。1663年满清与荷兰联手进攻金门与厦门，金厦两岛陷，明郑势力撤退台湾，在陈永华的辅政下，抚土民、通商贩、兴学校、进人才、定制度，境内大治。1673年三藩之乱爆发，郑经接受靖南王耿精忠请援，率军西征福建。郑经收回厦门后，并收漳州、泉州与潮州三府，进而攻下广东惠州。后来，广东平南王尚可喜、福建靖南王耿精忠相继为清军所平定，云南平西王吴三桂亦败亡，郑经势力败退仅能守住厦门，1680年清将万正色遣人游说郑军水师副总督朱天贵（原为耿精忠部将）率舰300艘，将士2万余人降清，郑经放弃厦门并班师回台，之后沉迷于酒色。1681年郑经病殁，遗命郑克臧嗣位，冯锡范拥立其婿郑克塽，独揽大权。清康熙帝以降清明将施琅为水师提督征讨台湾。1683年（永历三十七年），施琅大败刘国轩攻克澎湖，给台湾造成极大军事压力，结果郑克塽剃发降清，明朝监国宁靖王朱术桂携五妃自杀殉国，明朝最后一股抗清势力覆灭，中国第二次亡国。

修祠堂并续族谱，

血脉延续知源头；

继往开来添光彩，

家兴族旺国永固。

作为族人当投入，

出谋划策捐钱物；

男女老少付真情，

功在当代利千秋。[赞][赞][赞][玫瑰][玫瑰][玫瑰]

是件好事。李氏若有人续家谱我愿意捐款！

谢谢！这位师友的问题我还真是刚刚在做这件事。去年我老家七十四岁的本家爷们，召集村里在外边工作的乡亲开会，说是要续写家谱和修家庙，得到了大伙的一致赞同！因为，这续谱是我们农村传承的优秀美德吧。从我们村建立开始，就开始论资排辈的续写家谱了。既然大家都同意了那就赞助钱了。我对续写家谱很赞同，也尽其所能进行赞助，但对修家庙提了两点看法：一是不赞成修家庙。因为，我们村的这个家庙年久失修，已经是破败不堪了！我小时候这里是村里的一个小卖部，那时候它还可以吧；大门前有两棵大槐树，我们经常爬到上边玩。后来，西边一棵先死去了，东边一棵被革委会砍去做了办公桌椅了。家庙里东西两边的厢房已经是荡然无存，仅剩主堂三间了，也已经是少砖缺瓦了，如修完整投资较大。二是修家庙如无人管理，还会重蹈覆辙吧！况且，不能提倡烧香拜神的迷信的风气。尽管我的意见没有被本家爷们所接受，但仍调整了少化钱只做简单整修的办法。目前，续写家谱已接近尾声；前段时间，我受乡亲们所邀，参加了家谱的付印仪式，看到了众多乡亲老少爷们的高兴劲儿，尤其是负责组织的七十多岁的本家爷们，好象年轻了许多岁！精神抖擞的给大家详解家谱续写过程以及又加了那些现代元素。并介绍家庙筹修情况。我深切地感到，中国传统的优秀美德和文化，在群众中深深地扎根，只要对 社会 发展有利，我们还是要努力地传承下去好啊！个人观点，请师友指正！谢谢！

修家谱乃正道，国史、方志、族谱中华文化之根，不可废也。中国人历来讲究"落叶归根"、"认祖归宗"，在过去年代，若被逐出祠堂，清出家谱是非常可耻的事。所以，老家族人来信约你，你应感到荣幸，说明族人没忘记你，你要极积支持参与，否则，活着是无根飘萍，死了是孤魂野鬼。

续家谱是正确的，是值得肯定的，每个家族都应该做。修家庙也是好事，有条件应该修建，不过修家庙要有经济实力，不仅仅只是修起来，还要管理好，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才行，家族没有凝聚力是做不好的！

这个是民间的活动。不过，对族群的记载还是有意义的。家里邀请参加，应该参加。

应该全面支持，这是一个百年福泽绵长，恩在千秋的伟业，为子孙后代能够寻根溯源的好事，修祠堂宗谱都是孝子贤孙，有话古话叫有德者修谱！你作为子孙一定要好好支持。没有家谱同宗不识，长幼无序！

好哇，续家谱总可以让族里人有点团结意思。

我为什么会采取支持和赞成的态度呢？ 我觉得了解和理解家谱与家庙的作用至关重要！

（一）家谱的作用

1、家谱能追根溯源。

古人云：“谱谍身之本也。”意思是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你的根底在哪里万里江水，源起何处一个人连自己的根源都不了解，岂不负先人养你现在不知道自己祖父母名字的人为数不少，更谈不到自己是哪支哪房，所以修家谱，意义重大。

2 、家谱能凝聚血缘亲情。

姓氏是一种血缘关系的标志，人兽之别，就在于他们对于有血缘关系的本族人，有一种生生相息的寻根意识，使这个家庭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一个人不管漂泊多远，总是忘不了自己的家乡，因为那里埋葬着他们的祖先。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人们有着他自己祖宗的事迹记录下来传给后人的习惯，这就是谱，只要有了谱书，凡与族人有关的人和事，谱上都有记载。

3、家谱能教子育人。

几十年来，由于对自己子女缺乏家族观念的教育，导致现在有很多人没有家庭观念和人伦的教导。用什么教育他们，谱书中就有很好的教材，家训族规中规范了后人的言行。谱书中收录了历代经典，例如，如何立志如何敬业如何治学如何治家如何做人等等，有很多东西在学校里学不到的。她能很好的陶冶我们的情操鼓舞我们热爱生活，奋发向上，为国贡献，为族争光。

4、家谱能更好地传承中华文化。

修家谱一是上对先人，二是下对后辈负责，先人千辛万苦创业，育人，为 社会 创下了丰功伟绩，不能从我们这一代丢掉，必须通过修谱，为他们立传，把他们的精神，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作为永久的纪念。

（二）家族祠堂（家庙）在现代 社会 的作用。

（湖南常宁廖氏宗祠外景）

1、祭祖

祠堂是用来供奉和祭祀祖先牌位、瞻仰祖先德能的地方。

2、团结交流的基地

族人通过在祠堂内进行一系列传统 健康 有益的活动，进一步调动族人广泛参与的积极性，达到团结族人、增强凝聚力，促进交流，增进友谊，最终达到互帮互敬，团结友爱，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的目的。

3、传承和发展乡俗文化的平台

祠堂本身就是家族变迁史的集中地，也是一个地域的民俗博物馆，是家族内的精神家园。通过了解祠堂的建筑风格、文化起源、 社会 历史 作用；族谱、族规、族训的文化渊源，先祖的开拓创业精神，历代贤达明智的进取意识等等。达到了解家族、传承、变迁的缘由，掌握家族、民族 历史 ，进一步掌握民族文化、民族风情。同时影响、教育族人，特别是年轻人要承前启后，与时俱进，勇于开拓，不断进取，为家族、为 社会 、为国家多做贡献。使家族、 社会 、国家更加兴旺昌盛。

我老家去年刚修了家谱，刚开始我也认为是封建的家族观念，后来经历了这件事之后，感觉还是蛮有意义有必要的。

老年人的家族观念都很强，花二百块钱不仅让父母开心，还能增强家族对我的认同感。

去年中秋，老家来人说修家谱，要每家出200块钱，我出了。不想父母又另出了500块。父母平时省吃俭用，我不禁问这会怎么这么舍得，父母只说了一句“身从何处来？”

想想也是，自从我大学分工以后，父母也搬离了老家，这么多年爷爷奶奶的坟也是三五年才回老家祭一回，都靠老家的亲人维护着。每次回去，今天某爷爷奶奶接喝茶，明天某伯伯叔叔喊吃饭，后天某兄弟姐妹请喝酒，人家凭什么招待你？都是看祖宗面上。“树高千丈，落叶归根”，现代 社会 ，老了“归根”不是很现实了，但“根”不能忘。

家谱中的记载的家风家训，让我们了解到许多家庭文化，受益很深。

老年人的家族观念很强，我们年青人不能理解。看过家谱以后，我感觉古人重视家庭文化建设实际上很有必要。

腊月的时候，房族一个堂兄送来一本家谱，外面用红绸子包着，看上去就知道老家对修家谱很慎重。我打开一看，里面除了血缘关系图表以外，还有家风，家训。我在老家名字叫“昌盛”，原来我那是按辈份爷爷给我取的名。父亲是世字辈，我昌字辈。

这辈份排名像诗一样，也体现了祖辈的朴素的家国情怀。我们上一回修家谱，是清朝家族出了一个进士，入了瀚林院，还当过大官，后来归隐老家，晚年专门为家族修谱。

还有许多对做人处世的要求，这些家风家训对我们做人多有教益。

家谱中记载的血缘图表体现生命的接续性，使我明白生命不仅是我的生命，也是大家的生命，每个人都应该找到在家族和 社会 中的位置，承担一份责任。

我们的祖先是清朝从江西逃水荒到湖北，一路上励精图治，筚路蓝缕，始有今天子孙兴隆的局面。

在近代和现代，家族人才辈出，有人清朝科举出仕，得到康熙的接见；有人在民国读过黄埔军校，是抗日名将；有人参加革命牺牲，有人成为新中国十大元帅之一。

面对家族如此辉煌的 历史 ，如此优秀的基因，如此优良的传统，感觉自己也要发奋图强，争取为国为家多尽点责，争取干出成绩来，不能让祖宗脸上无光。

总之，续家谱不能简单看作封建思想，它不仅给我们清白的出身，让我们融入家族，接受古朴家族文化的洗礼，同时了解祖辈辉煌的 历史 不仅能增强我们的自信心，还能增强我们的责任感，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