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今年是他诞辰120周年。鲁迅原名阿张、周樟寿、豫山、周树人，1881年9月出生于浙江绍兴。当时其祖父周福清在京做官，当抱孙的喜讯传到他那里时，恰巧张之洞来访，于是其祖父便以所遇为孙取名“阿张”，之后又以同音异义的字取作大名“樟寿”，号“豫山”。鲁迅7岁进私塾就以此为名。绍兴话“豫山”和“雨伞”音近，同学们常以此取笑他，便请祖父改名，后改名豫亭，再改豫才。1898年，17岁的鲁迅离开了家乡，来到南京，投奔一个名叫椒生的叔祖，入了江南水师学堂。

周椒生本人在水师学堂做官，却对这种洋务学堂极为蔑视，认为本族的后辈不走光宗耀祖的正路，而跑到这里来准备当一名摇旗呐喊的水兵，实在有失“名门”之雅。为了不给九泉之下的祖宗丢脸，他觉得鲁迅不宜使用家谱中的名字，遂将“樟寿”的本名改为“树人”，取“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意。

1918年5月，在钱玄同的激励和介绍下，鲁迅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首次使用笔名“鲁迅”。在“鲁迅”之前，还曾用过“迅行”的笔名。鲁迅一生用了140多个笔名，而以笔名“鲁迅”闻达于天下。

许寿裳曾对此作过解释：“（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

《阿Q正传》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1）采用了典型化的手法。这里的典型化具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塑造人物的基本手法。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是嘴再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这部作品中的阿Q 形象，作者说采用了这种“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手法，将众多不同的人物的突出的特点综合起来，然后进行化合创造，从而创造出全新的形象。二是采用了现实主义文学基本创作方法。作品所塑造的阿Q这个形象具有符号的意义，因为他不仅是阿Q这一个体，而同时也是“国民性”的浓缩体；他所生活的环境也具有高度的历史概括性，从中可以窥见中国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状况，人性状况。

　　（2）叙述体的结构。对诸如《水浒传》等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的继承，但又加入了现代的精神分析的对人的精神的深度透视。作品中的“序”“优胜记略”“续优胜记略”“生计问题”等是众多故事/事迹的并行排列、堆积，各个故事之间缺乏有效的时间联系，因此都是空间性的叙事。只有到了“革命”和“不准革命”尤其到了结尾“大团圆”，才进入一种时间的流程，形成时间性叙事。

　　（3）犀利的幽默和讽刺。在小说的批判与讽刺特色方面，小说不仅有头尾两部分议论，而且其他诸多地方都穿插有议论，这些议论具有批判与讽刺特色，是突出主题和刻画人物形象的主要部分。例如，小说开头关于作品的名目和阿Q的性格、籍贯的探讨和借题发挥，一方面对儒家的“正名说”，旧社会的阔人和立言的人，以及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人进行了讽刺。另一方面，又写出了阿Q生活的社会环境及其社会地位，因而与人物性格的刻画是密切相关的。

　　（4）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首先表现在人物对话的性格化上。有时尽管是很简单的几句话，却能准确的表现人物的身份和突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其次，小说使用了不少古语，如“谁料博雅如此公”等，不仅简洁明了，而且给文章增加了诙谐的意味和讽刺性。第三，语言包含幽默感，好用反语，喜欢夸张，如“老Q”等；第四，使用了大量口语，如“儿子打老子”；最后，小说语言准确、鲜明、生动，富于表现力。

　　（5）游戏模仿的解构性。

　　在这部作品中，鲁迅先生首先选择的颠覆对象是封建传统文学中的“史传”文体。中国传统文学中，“传”的种类很繁多，如本纪、列传、自传、外传、内传、大传和小传、家传，等等。这些所谓的“传”，不但等级森严，如皇帝用“本纪”体，大臣则用“列传”体，而且血缘意识浓厚，如家传、家谱专叙家族衍传家族行状，专为后代“寻宗问祖”服务；更有甚者，中国史家虽然都崇奉“秉笔直书”的修史之德，但这些“帝王将相的家谱”中却充斥着歌功颂德粉饰传主的虚浮之词。另外，封建社会中，书写语言为地主知识分子所垄断，一般市民百姓本无缘入“传”，如阿Q就不但被剥夺了姓赵的权利，而且连名字也不甚了了。海德格尔说，语言是栖息的家园。不掌握语言文字，又没有在历史的语言中得到书写的百姓，当然也就在历史的时空中被湮灭了。所以鲁迅说，中国的历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家谱”。鲁迅先生将一个没有姓名而仅仅剩代码的农民流浪汉入“传”，显然是“有乖史法的”。尽管小说的“正传”是取自“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但这名目与古人所撰《书法正传》的“正传”字面上相混，而真正具有了史传的含义。它的语义实际上暗示了传统文化的所有的“传”，皆是“歪传”。给阿Q这样的悲剧小人物作传，体现了鲁迅先生写作的人民性特征。鲁迅不但给小人物阿Q阿作传，而且他的创作姿态也很“不恭”。过去的中国史传，每叙述到传主，必正襟危坐，一副恭敬的姿态，语言的叙述语调也因而显得滞重呆板。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家传”更显示出祖宗崇拜和血缘家族制度的偏执个性。鲁迅先生借用史传的物质外壳，采用诙谐、戏谑的反讽语调来写阿Q，将传主置于被解剖客体的位置，从而调整了创作主体与形象主体的位置，使二者不仅以平等对视，甚至从更高角度来进行俯视，这样就消解了史传的崇拜意识，因而也使作家的文笔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游动空间。正调和反调皆相宜，就打破了传统史传僵硬的文本外壳，史传也就成为一种活泼灵动的文体了。这样史传的使用范围也被拓宽了，它不仅适用于帝王将相，也适用于贩夫走卒。在鲁迅的仿制中，文体的血缘等级性也因而被解构了。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戏仿是全方位的。鲁迅在《阿Q正传》中还对传统的章回体的结构和大团圆的形式进行了模仿。章回体小说是中国晚近时期流传最广的一种文学叙述形式，它吸取了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的诗词化的特征，追求一种平衡的对仗。这种章回体在近代为鸳鸯蝴蝶派小说所大量运用，成为阻碍新文化传播的一种形式。鲁迅在小说中，采用章回体分章分回的形式，来讲述阿Q的生命历程。鲁迅对章回体的模仿，并在模仿中加以拆解，既达到了借助它流传的目的又在使用中使之被解体。中国传统文学陈套，喜欢营造善有善报恶有恶的大团圆的结尾，喜欢在“皆大欢喜”中使弱者得到麻醉的欢欣；文化中喜欢奉承别人福禄寿喜，喜欢用“九”象征长寿。中国传统小说的喜剧性的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国民“十全十美”心理的表征，精神胜利法的典型体现。在艺术上，它形成了中国文学的悲剧精神的长期匮乏。鲁迅对此所进行的仿制，使读者在截然相反的结局中，在欢乐和悲哀的巨大落差中，在实际的悲哀与叙述的幸灾乐祸中，让阿Q被绑缚杀场砍头，并设计出阿Q为圆圈——画押没有画圆而遗憾的细节；尤其是结尾，他故意将悲剧性的结局写成喜剧，让读者看到如此的“大团圆”和如此的“九”是多么的可怜和可悲。

　　此外，还有情节结构安排的巧妙和细节描写的精彩。阿Q被逮捕时的夸张的情节，阿Q向吴妈求爱以及阿Q与闲人等打架的细节，阿Q的“大团圆”结局等，都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具有别致的意味。

　　总之，《阿Q正传》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成就。它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和俄罗斯作家高尔基都曾给予崇高的评价。

1 祝福

●课文鉴赏说明

一、创作背景及时代意义

《祝福》写于1924年2月7日，最初发表在1924年3月15日《东方杂志》第21卷第6号上，后收入作者的第二个小说集《彷徨》，是《彷徨》的第一篇。20世纪20年代，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民主、科学”，而阻碍中国进入民主、科学时代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国两千多年遗留下来的腐朽、愚昧的封建思想。妇女则是中国封建思想最大的受害者。鲁迅选择妇女题材，是为了深刻揭露封建思想文化的流弊和余毒。

二、祥林嫂悲剧的一生

祥林嫂是一个勤劳、质朴的农村妇女。与中国广大农村妇女一样，她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基本停留在生存的层次上。但是这样可怜的要求，也被封建文化和冷漠的社会所拒绝。如同鲁迅所说，是想做奴隶而不得。

祥林嫂年轻丧夫，不幸便从此开始。她在家里可能忍受不了婆婆的欺凌，或者不想像牲畜一样被婆婆卖掉，于是逃了出来。她被介绍到乡绅鲁四老爷家做工，工作繁重，工钱不多，她反而很“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基本的生存条件得到满足，她已经感到非常幸福了。

在封建社会中，妇女是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和权利的。一旦嫁了人，就成为夫家的奴隶。夫家要卖掉祥林嫂，给小叔子准备结婚的钱。这在现在是违法和不可思议的事，在封建社会中，却是天经地义的事。于是夫家公然把她绑架走了。

祥林嫂被卖给了贺老六。她进行了激烈的反抗，“一路只是嚎，骂”，“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擒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然后她又“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最后被男人用强力成婚。祥林嫂为什么这么激烈地反抗？不是留恋自由的生活，也不是因为抗议夫家卖掉她，更不是贺老六的问题。对于被封建思想禁锢的妇女来说，再嫁是最耻辱的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祥林嫂为了自己所谓的“贞节”进行了最强烈的反抗。

祥林嫂屈辱地再嫁后，竟然又过上了一段幸福的日子。她“上头又没有婆婆；男人所有的是力气，会做活；房子是自家的”，现实生活的满足使她暂时抛开了精神上的负担。“到年底就生了一个孩子，男的”，“她真是交了好运了”。

两年之后，祥林嫂的丈夫死了。丈夫死了，虽然不幸，但是还有儿子，这是她的希望。封建思想对妇女的束缚是深固的，“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不幸的是，儿子又被狼吃了。祥林嫂没有了依靠，没有了立足之地，只好又回到鲁镇来。

祥林嫂又在鲁四老爷家做工，但是她现在已被她周围的人看作不干净的人了。嫁了两个男人，“好马不配二鞍，好女不事二夫”。不仅深受理学影响的鲁四老爷认为她是“谬种”，一般的平民百姓也对她备加歧视。祥林嫂背负着这样沉重的精神负担，疑神疑鬼，恐惧无比。在捐了赎罪的门槛后，还是不能洗脱自己的“大罪名”，祥林嫂精神崩溃了，最终走向生命的毁灭。

三、祥林嫂所处的人文环境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国民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毒害，造成民众的愚昧、冷漠。祥林嫂人生悲剧之所以产生，一个重要原因是她周围民众的冷漠、无情，甚至残忍。

针对祥林嫂的种种不幸，她周围的人是怎样表现的呢？

1．祥林嫂再嫁

婆婆为了小儿子的婚事，心安理得地把祥林嫂卖掉。

祥林嫂被婆家绑架捆走，四叔四婶首先想到的是给自己家惹麻烦。

小叔子为了自己的婚事，和别的男人一起强按着嫂子的头拜堂。

2．儿子被狼吃了

鲁镇的男人毫无同情心，听了这悲惨的事，“没趣的走了开去”。

女人们倒是“陪出许多眼泪来”，同情心也算有些，“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这是什么样的心理呢!分明是拿祥林嫂的伤心事当她们无聊生活的调剂罢了。当阿毛的故事不再新鲜时，她们就“烦厌得头痛”了。

3．祥林嫂头上的疤

阿毛的故事对镇里人来说已味同嚼蜡了，从柳妈处又传出新的故事来。于是鲁镇的人们“发生了新趣味”，祥林嫂头上的疤又成了他们生活的调剂。祥林嫂说阿毛故事时，还寄希望于鲁镇人的善良，现在她已经绝望了，“所以总是瞪着眼睛，不说一句话，后来连头也不回了”。

4．祥林嫂的死

鲁四老爷的咒骂：“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对死人也不宽容。

家里的短工很“淡然”：“穷死”的，有什么好惊奇的。

“我”开始有些“惊惶”，“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心地已经渐渐轻松”。

“活得有趣的”众人，“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大家欢欢喜喜地过年。

再看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对祥林嫂的态度。

1．鲁四老爷

鲁四老爷“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是封建思想的坚决捍卫者，他思想僵化，反对社会的一切变化。他向“我”大骂康有为，康有为主张变法，但是他维护帝制。当时已经是共和时代了，他还停留在封建时代。对于祥林嫂，他开始只是“讨厌她是一个寡妇”，感到不吉利罢了，但还能容忍。后来祥林嫂再嫁回来，女人再嫁，这在封建理学的伦理观念上，是女人最大的罪恶，鲁四老爷就不能容忍了，害怕玷污了祖先。正因为他对祥林嫂的这种歧视，才彻底毁灭了她生存的信心。最后祥林嫂被扫地出门，穷困而死，他还要骂一声“谬种”。

2．柳妈

柳妈是“善女人”，“吃素，不杀生”，与人为善。但是她对待祥林嫂，却没有同情心。柳妈对祥林嫂的再嫁非常反对，认为祥林嫂“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对动物“不杀生”，却主张祥林嫂“撞死”，不是自相矛盾吗？然后又把和祥林嫂的谈话传播出去，供大家谈笑。她算是无聊冷漠的人中的一员。柳妈还一脸“诡秘”拿地狱来吓唬祥林嫂，当她看到祥林嫂脸上“显出恐怖的神色来”时，也许像那些“老女人”一样，心里很满足。

3．鲁四婶

鲁四婶是“大户人家的太太”，头一次留祥林嫂是看她能干，祥林嫂被婆家绑架走以后，她害怕给自己家惹麻烦。之后她惦念祥林嫂不是因为关心她的命运，而是自己的佣人都没有祥林嫂那样可心。以后祥林嫂再来，她“起初还踌蹰”，后来倒是真心怜悯祥林嫂，留下她。但是祥林嫂不像过去那样灵活能干了，四婶开始“不满”，进而“警告”，最后把祥林嫂赶出家门。可以说，四婶只是把祥林嫂当成一件工具罢了，没有把她当人来看。

四、作者批判的封建思想观念

1．贞节

从宋代起，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封建思想越加保守、僵化、反动。此时理学出现了，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夫权自然是“天理”，而寡妇再嫁，就是以正常的“人欲”破坏了这个“天理”。理学提倡妇女守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寡妇再嫁当然不可以，就连未婚夫死了，也要为他守一辈子。最后更残忍地提出妇女要为死去的丈夫甚至未婚夫自杀殉葬，并为这样的妇女立牌坊。封建思想已经发展到灭绝人性的地步。

2．秩序

封建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封建秩序，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任何人都不允许破坏封建社会的尊卑秩序。在鲁四老爷这样的理学拥护者看来，像康有为那样的改良，都是洪水猛兽，更不要说变革了。祥林嫂的再嫁，破坏了封建夫权秩序，鲁四老爷自然是无比仇恨，斥为“谬种”。

3．妇女的“三从”

封建秩序对妇女的压迫尤为深重，妇女没有人身权利。“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违背这一秩序的妇女，都被视为“罪人”。

4．封建祭祀

对祖先的崇拜，也是封建思想文化的一个方面。血缘制也是封建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鲁四老爷对祭祀非常重视，像已经是“罪人”的祥林嫂这种人，不配在仪式中扮演哪怕是最小的角色。

五、祥林嫂的思想观念

1．贞节观

祥林嫂是普通的农村妇女，却深受封建节烈观的影响。可见封建思想对中国人的毒害多么深重，不仅在鲁四老爷这样保守的乡绅头脑中根深蒂固，而且深入到社会最底层。祥林嫂对再嫁反抗越激烈，说明她受的毒害越深。不仅世人认为祥林嫂再嫁是罪恶，就连她自己也一直以再嫁为耻，精神萎靡，心怀恐惧。

2．迷信思想

迷信思想是封建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迷信也同样毒害着祥林嫂的灵魂。如果她没有再嫁的罪恶感，也许对鬼神的恐惧不会那么强烈。因为有了这样的罪恶感，“怕暗夜、怕黑影”，她想摆脱，想赎罪，自然乞求于迷信。她捐了门槛，自以为摆脱了罪孽，却不被社会认可。于是她“有如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自绝于这可怕的社会了。

六问题讨论

1．祥林嫂有没有反抗精神？

这首先要看反抗的对象是什么。如果是对封建思想和封建社会秩序，她一点反抗意识也没有。祥林嫂是遵守封建道德的，她为了守节不惜以死抗争。再嫁后心里一直有极强的罪恶感。鲁家不让她参加祭祀，她没有一点不平和抗争，而是去捐门槛，以求获得宽恕。她从未对压迫她的封建思想提出什么疑问，更不用说进行什么反抗，而是顺从地承认自己的“罪过”，希望得到饶恕。

2．谁是杀害祥林嫂的凶手？

大家都不是凶手，又都是凶手。许寿裳说《祝福》的主题是：“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礼教吃祥林嫂。”迫害祥林嫂的人们，他们的行为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封建观念的驱使。祥林嫂是封建思想的牺牲品，鲁镇上的人包括鲁四老爷也都是封建思想的牺牲品。

●解题指导

一、本题主要让学生了解课文的大致情节，以便更好地理解小说的主题。

祥林嫂的人生悲剧

快乐与幸福 苦难与不幸

逃出婆家在鲁四老爷家做工

满足，有笑影，白胖了

被婆家卖掉

拼死反抗

再婚：没婆婆，丈夫有力气

有自己的房子

生了儿子

胖了

丈夫死了，儿子被狼吃了

她又流落到鲁四老爷家做工

被鲁镇的人歧视（阿毛、额头上的疤）

被鲁四老爷鄙视

对地狱的恐惧

捐门槛赎罪

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

参加祭祖仪式被拒绝

惴惴的，头发也花白了，最终

被赶出鲁家，沦为乞丐

带着疑问和恐惧贫困而死

二、本题主要让学生了解人物塑造和环境描写的作用。

1．年底的“祝福”作为一个时间标志，把祥林嫂的人生悲剧串连起来，形成清晰的发展脉络。同时，作者用“祝福”为题，包含了反讽的意味。鲁镇家家祝福，“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而被众人歧视迫害的祥林嫂，却在这一时刻死去。在这样美好的日子死去，对众人来说是祥林嫂最后的“罪过”，所以鲁四老爷骂她是“谬种”。祈求“无限幸福”的众人，在众神给予“无限幸福”的时刻，扼杀了一个不幸的妇女。

2．祥林嫂初次来鲁镇时，还很年轻，“顺着眼”，是一个本分的农村寡妇的形象；第二次来鲁镇时，容颜衰败，眼中还带着泪痕，已经没有过去的神采了，说明她饱受生活的折磨；而临死的祥林嫂，脸上呈现的只有麻木，眼睛也只是机械地转，已经没有了生命的活力。她已经被冷酷的社会摧毁了。作者写祥林嫂这样的变化，主要是表现祥林嫂在精神上所受的迫害。

3．小说的环境主要指的是社会环境。冷漠的社会环境，与祥林嫂人生悲剧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作品的批判锋芒也蕴藏在对社会环境的描写之中。同时，祥林嫂的人物形象也随着她和社会的矛盾、冲突丰满起来。作者关于新年气氛的渲染，反衬了祥林嫂命运的悲剧色彩。

三本题主要让学生品味小说的语言，了解其深层含义。

1．要注意作者是从什么角度来描写祥林嫂的形象的。要让学生想一想作者为什么这样写，为什么不用括号中的写法。可以允许学生有不同的看法。但要指出，原文修饰语后置的写法确实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

2．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国民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压抑、摧残和毒害，造成民众的愚昧、自私和冷漠。这些老女人“特意”寻来，听祥林嫂悲惨的故事，并不是真心同情她，而是作为无聊生活的一种调剂。“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的眼泪，叹息一番”，猎奇之后得到一种“满足”，以通过鉴赏他人的痛苦来填补自己精神的空虚。

3．说“大家咀嚼赏鉴”祥林嫂的悲哀，表现了作者对民众冷漠麻木的心灵的批判和激愤之情。

4．①祥林嫂第一次感到“疑惑”，她并不明白自己的“罪过”；而第二次她已经捐了门槛，认为自己已经“赎罪”了，可以被“宽恕”了。可是四婶的断喝让她明白自己永远不能被这个冷漠的社会“接受”，她的精神崩溃了。②“祥林嫂，你放着罢！”“你放着罢，祥林嫂!”两句话的语气是很不一样的，后者命令的意味更强烈，态度也更严厉。

四、设计本题的目的一是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一是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小说的主题和思想意义。

●教学建议

一、鲁迅要以文学作为启蒙的工具，唤醒民众。因此，他的很多作品的主题都是批判封建思想的。教师要联系鲁迅的思想和他的作品整体的倾向，来指导学生理解这篇小说的主题，并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小说的现实意义。

二、要把环境描写和人物塑造的关系作为教学重点，让学生自己分析、思考：鲁镇的民众对祥林嫂为什么那样冷漠、残酷？从中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现实和国民劣根性？

三、对于造成祥林嫂悲剧的原因，可引导学生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四、建议用讨论的方式完成练习，让学生各抒己见。

●有关资料

一、鲁迅小说中对封建文化的批判（杨剑龙）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没有哪一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有鲁迅这样深刻而又具体，没有哪一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有鲁迅这样执著而又犀利。鲁迅一针见血地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概括为奴性文化。他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认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历史上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努力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在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特征的同时，鲁迅在许多文章中还十分具体深刻地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弊病，鲁迅以偏执的发展观孜孜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弊病的揭示和批判，“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致尤炳圻》），因而鲁迅在他的乡土小说的创作中也努力解剖、抨击中国传统文化在民族心理性格方面形成的种种病态。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中，对国民性的卑怯是深恶痛绝的，他一再针砭在中国传统文化浸*下国民性的卑怯，他说：“……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以中国古训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国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结果适得其反，可见我们蔑弃古训，是刻不容缓的了。”（《北京通信》）鲁迅的乡土小说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卑怯者的世界。李长之在《鲁迅作品之艺术的考察》中就指出：鲁迅的小说创作“在内容上，写的东西都是一致的，就是写农民的愚和奴性”。在鲁迅的乡土小说中，将儿子的命运寄寓在人血馒头上的懦弱的华老栓（《药》），一心想跻身于长衫客行列的落魄的孔乙己（《孔乙己》），因丢了辫子被女人当众辱骂的忧愁的七斤（《风波》），在多子、饥荒、苛税等压榨下苦得像个木偶人的闰土（《故乡》），都是乡土社会中的卑怯者，他们对于身受的压迫忍辱受屈逆来顺受。《祝福》中到土地庙捐门槛赎罪的祥林嫂，《在酒楼上》中敷敷衍衍模模糊糊无聊地生活着的吕纬甫，《孤独者》中亲手选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的魏连殳，《离婚》中慑于七大人威光的爱姑，也都是社会生活中的卑怯者，虽然他们面对坎坷的命运和人生也有过不平和抗争，但最终都屈服于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鲁迅将国民的卑怯视为国民性的主要病根之一，他以决绝的姿态予以抨击。鲁迅极力反对卑怯者半死半生的苟活，他深切地期望人们能挣脱文化传统的禁锢，有真正的人的生活，他说：“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忽然想到·五》）

鲁迅先生对于卑怯者的恃强凌弱更为痛恨，他曾愤愤地指出：“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杂感》）鲁迅在其乡土小说创作中一再针砭揭示卑怯者的凌弱。《孔乙己》中咸亨酒店里酒客们对孔乙己的奚落哄笑，《药》中老栓茶馆里茶客们对夏瑜的斥责讥嘲，《明天》中鲁镇上红鼻子老拱、蓝皮阿五对单四嫂子的欺凌，《阿Q正传》中遭假洋鬼子棒喝的阿Q对小尼姑的侮辱，《祝福》中鲁镇人对祥林嫂悲剧故事的学舌、对祥林嫂额头伤疤的嘲弄，《孤独者》中寒石山村人们对魏连殳关于其母丧葬仪式的胁迫，都可看出鲁迅对乡村社会中卑怯者的恃强凌弱的深恶痛绝。鲁迅曾愤然地指出：“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我之节烈观》）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中，鲁迅对封建节烈观念和等第思想十分憎恶，在《我之节烈观》中，鲁迅将封建节烈观念视作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他说“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鲁迅在其乡土小说中就描述了在封建节烈观念的影响摧残下，“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的乡村社会的人们。《明天》中的寡妇单四嫂子执意守节，将儿子宝儿视作她人生的惟一寄托和希望，宝儿的不幸病逝，使她失落了明天。《祝福》中的祥林嫂守寡后又被婆婆强行嫁到贺家墺，一心守节的祥林嫂全力反抗，竟一头撞在香案角上。被称作善女人的柳妈竟认为当初祥林嫂“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并劝祥林嫂去土地庙捐门槛“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封建的节烈观念成为摧残乡村妇女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社会公意不节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这社会里，是容不住的”。因而精神上受尽折磨和摧残的祥林嫂在容不住她的社会里只有走向死路。鲁迅认为应该追悼中国历史上为节烈观念迫害致死的人们，并说：“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我之节烈观》）

鲁迅将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与传统概括为吃人的筵宴，这种吃人是建筑在封建的等级制度上的。鲁迅指出：这种吃人的筵宴，“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灯下漫记》）鲁迅对这种封建的等第思想是极为憎恶的。他说：“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论“他妈的!”》）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等第严格的礼治秩序成为几千年来规范人们的生活准则和处世方式，鲁迅的乡土小说中对这种森严的等第思想作了生动的揭示。《孔乙己》中去咸亨酒店喝酒的人们，长衫客和短衣帮泾渭分明，短衣帮们是靠柜外站着喝酒的，而长衫客则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慢慢地坐喝，而落魄的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孔乙己始终未能跻身于长衫客之列，最终脱下了长衫，穿件破夹袄，盘着两腿来喝酒。《故乡》中回乡寻觅过去的记忆与情感的主人公“我”，在被岁月和生活压迫得麻木了的闰土一声“老爷”的称呼中，感到他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童年时相处得无拘无束的小英雄闰土消失了，只有辛苦麻木得像木偶般的闰土了。鲁迅十分深刻地将人之间的这种隔膜归为封建等第的缘由。他说：“……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

鲁迅针砭了中庸思想和瞒骗行径。被称为儒家最高美德的中庸思想倡导不偏不倚执两用中的中和主义，这成为人们道德修养和处世行事的基本准则和方法。鲁迅将中庸视作国民性卑怯的根由和阻碍中国人进行改革前行的巨大阻力。鲁迅指出：“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无声的中国》）在散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鲁迅就抨击了聪明人的中庸思想、推崇傻子的改革精神和批判了奴才的奴性性格。在散文《立论》中针砭了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鲁迅在乡土小说创作中，也生动地揭示了这种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明天》中的王九妈，面对单四嫂子询问宝儿的病情，她只是“端详了一番，把头点了两点，摇了两摇”。这种不置可否不负责任的回答，与《立论》中既不谎人也不遭打的回答如出一辙，这显然是为鲁迅所鄙弃的。《祝福》中回归鲁镇的游子，在祥林嫂关于灵魂地狱有无的叩问中，只能以“也许有”，“也未必”和“说不清”搪塞，这种中庸之道的处世态度，鲁迅在小说中阐释道：“‘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于给人解决疑问，选定医生，万一结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这说不清来作结束，便事事逍遥自在了。”这显然是为鲁迅所针砭的调和折衷的中庸之道，是一种摆脱责任和道义的中和主义。《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在社会和环境的压迫下，从一个关心国家前途命运敢作敢为的青年，变为一个教教“子曰诗云”敷衍模糊无聊随便的弱者，他以中庸之道调和规范自我的人生。这显然也是为鲁迅所不满的。

鲁迅憎恶中国人的奴性性格，更憎恶他们以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他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论睁了眼看》）鲁迅憎恶他们能以瞒和骗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鲁迅的《阿Q正传》立意写出国人的魂灵，阿Q是以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的典型人物，不管处于何等不利和不愉快的境地，阿Q都能从中摆脱出来，处于精神上胜利的不败之地。《故乡》中麻木辛苦生活着的闰土，在香炉和烛台里寻觅人生的希望，寻求精神的寄托和慰藉。《祝福》中受尽折磨的祥林嫂，到镇西头的土地庙捐门槛赎罪，求得精神的平衡与解脱。《孤独者》中作茧自缚的魏连殳，躬行其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其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在失败中找到了精神上的胜利。鲁迅深深地憎恶国民的奴性性格，真诚地期盼能创造出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真正争取到做人的资格和权益。

（选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有删节）

二、关于祥林嫂的死（唐荣昆）

我认为，祥林嫂的死，是《祝福》情节发展的主线，可以说，《祝福》的整个情节内容，都是围绕着一个“死”字开展的。这样，也正好体现了鲁迅所指出的，短篇小说艺术表现的特点：“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

且看，小说的开头便这样写道：“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这话从表面看似有语病——同义重复；其实，它是有深刻的意义的。联系下面关于鲁镇年关祝福习俗的生动、逼真的描写，便可以使读者体会到，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封建统治下的中国城乡每一块土地，都是鬼神观念牢牢统治着的地方。而这一点，往往是在旧历的年底显示得最充分，最集中。

小说的主人公祥林嫂，很大程度上就是被鬼神宗教观念，这种为封建统治的合理性辩护的，极端野蛮、荒诞的意识形态残害致死的。

可见，小说开头的关于“祝福”气氛的描写，就为祥林嫂的死，提供了一个最恰切的环境。

接着介绍了人物所赖以生活的这个家庭。其主人鲁四老爷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厅堂的布置，几案的摆设，处处显示出令人窒息的死气。要知道，中国的宋明理学对于处在封建等级制最底层的劳动妇女来说，是最残暴最苛虐的一种思想体系。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稍有触犯，则赐死、沉塘。各地志书、家谱的记载，以及《烈女传》《儒林外史》等书中关于烈女、节妇的血泪故事，至今使人不寒而栗。

祥林嫂不幸生活在这样禁锢重重、腐朽愚妄的封建观念和习俗如此浓重、强烈，真如泰山压顶的环境里，还有什么生路可言呢？她的死，是必然的了。

果然，在追叙人物一生几次重大的波折之前，作者便让我们预先知道：祥林嫂已经死

　　“传”和“传记”

　　传，zhuan，阐释儒家经义的文字。如宋朝著名学者朱熹阐释中国古代第一

　　部诗歌总集《诗经》的书叫《诗集传》，是诠释《诗经》的权威著作；又如经过

　　孔子修订的编年体史书《春秋》，为之阐释的有三传，即《春秋左氏传》、《春

　　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其中以《春秋左氏传》最为出名。

　　为什么叫“传”呢？据《尔雅》郭璞注：“传，传（chu）也，博识经意，

　　传示后人也。”据此，我们既明白了传的写作主旨，也对传的含义有了更通俗的

　　认识。

　　至于传记，它是一种文学体裁，是记载某人生平事迹的文字，自传、外传、

　　小传、列传、别传、本传、家传、内传、正传、全传、后传等都包容其间。由于

　　各种传记特点迥异，所以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以下分别予以介绍。

　　自传，叙述自己生平经历的书或文。通常由领袖、艺术家、科学家、社会名

　　流或某一方面有杰出贡献的人物自己撰写，其特点是写自己的经历，一般以时间

　　为顺序，一线贯穿，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当然，由于是写自己，有些人会在一

　　些重要的人事或历史问题上为自己讳，例如有不少回忆录尽管披露了一些世所罕

　　闻的珍贵史实，但也不乏美化或抬高自己的地方。另外，也有囿于记忆讹误告示

　　等原因而歪曲了局部事实，报刊上常见有商榷补正之文。

　　外传，凡人物为正史所不载，或正史虽有记载却又语焉不详，于是广为搜集轶

　　闻趣事，铺陈喧染，这样的书或文就叫外传。如《赵飞燕外传》、《高力士外传》

　　等，它的作用是供读者茶余饭后消遣，一般无史料价值。

　　小传，一种篇幅短小的传记。其特点是概要简净，事迹突出，近似于“简历”，

　　有骨骼而少血肉，它是传记中的“浓缩品”。它的缺点是，记述过于简略，给人

　　具体感受不深，有些地方难免有疏漏。

　　列传，纪传体史书中有一定社会影响或曾起过一定历史作用的人物传记。司马

　　迁首开了列传先河，在他的五十二万六千字的巨著《史记》中有列传七十篇，对

　　后代的纪传体史书（24史）的写作和纪传文学的创作都有产生了巨大的深远的

　　影响。列传是《史记》中的精华部分，司马迁以史学家严谨的实录精神和文学家

　　娴熟的塑造技巧，生动地描绘了那个时代的一些重要的历史风云人物，这些人物

　　由于通过尖锐的矛盾冲突和典型细节加以表现和刻画，因而性格鲜明、形象丰满，

　　不但后代的史传写作以之为楷模，而且它的艺术表现手法还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

　　传奇小说和戏剧。“沾概后人，其泽深远。”鲁迅先生的评价客观公正。

　　别传，本传以外的传记，它往往是对本传的补充。如《赵云别传》。

　　本传，以原始史料为依据，以正本（不是副的）事迹为内容的传记文。它包

　　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俗称“家谱”的家传，一个是列于史乘的史传。

　　家传，记载本族世系和本族重要人物事迹的传记，通常称“家谱”。这类传

　　记史料性较强，文学性较弱。

　　内传，是记载某一历史人物遗闻轶事的文或书。如《汉武内传》、《关令内

　　传》、《南岳夫人内传》等。

　　正传，记载主要人物主要事迹的文或书。这一类传记主要是小说体，如鲁迅

　　的《阿Q正传》，作者用深沉的时代之笔刻画了一个辛亥革命前后旧中国贫穷、

　　落后、不觉悟的农民典型，为世界文学画廊增添了一个突出形象。另外，象袁静、

　　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等长篇小说，也都可

　　以划归正传。

　　全传，记载人物一生事迹始末且有完整故事情节的书。篇幅大多宏巨。例如

　　清代钱彩所著《说岳全传》，小说以章回形式详细而完整地记述了抗金名将岳飞

　　不平凡的一生，故事曲折动人，情节引人入胜。

　　后传，名著的续书。例如《水浒传》，情节生动，精彩纷呈，其一百零八将

　　面目有别，个性各异，一百二十回，有如一幅历史长卷，灿烂夺目，读者只嫌其

　　少，不嫌其多，于是，便有人跃跃欲试，明末清初人陈忱撰写了《水浒后传》，

　　全书四十回，主要写了李俊、阮小七等梁山英雄在黑暗的专制统治下再度起义，

　　其基本精神和《水浒传》相同，鞭挞反动统治阶级，鼓吹叛逆与反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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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Q正传》最初发表于《晨报副刊》，后收入《呐喊》。是鲁迅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鲁迅在谈到这篇小说的写作动机时曾经说过，主要是为了揭示“国人的灵魂。”（《阿Q正传·英文版序》） 鲁迅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鲁迅对阿Q表现表现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

　　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乡村流浪汉阿Q的。《阿Q正传》通过阿Q和他周围人的冷漠形象地揭示了中国农民的麻木和不觉悟，揭示了人性的弱点。也折射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致命弱点。

　　阿Q是一个贫苦的流氓无产者的典型。

　　阿Q是个受压迫的农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无名无姓。有个姓氏却被赵太爷剥夺了。只能靠打短工为生活。——“别人舂米，他便舂米；别人插秧，他便插秧。”

　　阿Q性格的最主要的特征是“精神胜利法”。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中无法获得满足只好在精神上、在幻想中寻求自我安慰。小说中的《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都是他的这种精神胜利法的表现“行状”。归纳起来，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特征有：自欺欺人、自我安慰。阿Q只求在精神上战胜对方，既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死要面子又欺软怕硬，麻木健忘而糊涂终生。比如，被人打了，就用“儿子打老子”来自我安慰；别人说他混得差，他就用“祖先比你阔”来搪塞。具有惊人的健忘症。前面被人打了，转身之间忘得一干二净。转嫁痛苦，耍无赖。畏强凌弱是他性格的重要特点之一。刚刚被强者假洋鬼子用“哭丧棒”打得鼻青脸肿，转眼之间就去欺辱小尼姑，强行摸小尼姑的头，还说“为什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偷了别人家的萝卜，却要萝卜说话。等等。

　　但“精神胜利法”不是阿Q最根本的特征，他的根本性格是缺乏起码的自我意识和个性意识。

　　阿Q的身上还有封建的正统思想和传统意识。他认为，凡是革命都是与他作对，革命党捉住都要杀头。这体现了阿Q身上的保皇意识。他自己虽然经常受到别人的侮辱，但却以欺侮女人为乐。并且认为“女人是祸水”，自认为“男女之大防甚严”，超过了古今的圣贤。尽管到处流浪，还要传宗接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这种宗法家族思想的体现。

　　阿Q参加革命，其实对革命并不了解，一个把自由党变成了“柿油党”的流浪汉眼中的革命，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本能来确定其含义的。在阿Q的眼中，革命就是古代戏曲中的场面——“银盔银甲。三尖两刃刀”；所谓的革命，就是抢得财产，把秀才家的宁式床搬来；就是抢得女人，把秀才老婆和女儿等女人抢来，享受他得三妻四妾式的帝王生活；就是仇杀，把秀才等杀掉，把王胡杀掉；就是欺压别人，让小D搬东西，搬不快就打。所以，阿Q的革命一旦成功将比失败让人更加可怕。

　　阿Q性格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它与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中国屡遭外国侵略的屈辱历史相联系。是那种虽然破落，但还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的鸵鸟精神的折射；它也是中国小农经济社会的产物。中国小生产者的保守落后、不觉悟等弱点使阿Q这样的农民更容易染上“精神胜利法”。同时，阿Q的性格还与传统的儒家文化尤其是道家和释家文化相连接。回避现实和不敢面对现实，是阿Q和传统的道家和释家文化的相通点。

　　《阿Q正传》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鲁迅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要揭露“国民的劣根性”，因此，阿Q的性格就是现代中国国民性的象征。小说特通过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揭露了中国的民族劣根性，揭示了病态社会人们的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阿Q时代属于过去，但阿Q性格包含的内容并未绝迹，所以现在阿Q是现代中国国民的灵魂。鲁迅对阿Q性格的揭露，意在对整个旧社会的批判，对整个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体现了鲁迅深刻的启蒙主义的思想。

　　《阿Q正传》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1）采用了典型化的手法。这里的典型化具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塑造人物的基本手法。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是嘴再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这部作品中的阿Q 形象，作者说采用了这种“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手法，将众多不同的人物的突出的特点综合起来，然后进行化合创造，从而创造出全新的形象。二是采用了现实主义文学基本创作方法。作品所塑造的阿Q这个形象具有符号的意义，因为他不仅是阿Q这一个体，而同时也是“国民性”的浓缩体；他所生活的环境也具有高度的历史概括性，从中可以窥见中国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状况，人性状况。

　　（2）叙述体的结构。对诸如《水浒传》等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的继承，但又加入了现代的精神分析的对人的精神的深度透视。作品中的“序”“优胜记略”“续优胜记略”“生计问题”等是众多故事/事迹的并行排列、堆积，各个故事之间缺乏有效的时间联系，因此都是空间性的叙事。只有到了“革命”和“不准革命”尤其到了结尾“大团圆”，才进入一种时间的流程，形成时间性叙事。

　　（3）犀利的幽默和讽刺。在小说的批判与讽刺特色方面，小说不仅有头尾两部分议论，而且其他诸多地方都穿插有议论，这些议论具有批判与讽刺特色，是突出主题和刻画人物形象的主要部分。例如，小说开头关于作品的名目和阿Q的性格、籍贯的探讨和借题发挥，一方面对儒家的“正名说”，旧社会的阔人和立言的人，以及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人进行了讽刺。另一方面，又写出了阿Q生活的社会环境及其社会地位，因而与人物性格的刻画是密切相关的。

　　（4）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首先表现在人物对话的性格化上。有时尽管是很简单的几句话，却能准确的表现人物的身份和突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其次，小说使用了不少古语，如“谁料博雅如此公”等，不仅简洁明了，而且给文章增加了诙谐的意味和讽刺性。第三，语言包含幽默感，好用反语，喜欢夸张，如“老Q”等；第四，使用了大量口语，如“儿子打老子”；最后，小说语言准确、鲜明、生动，富于表现力。

　　（5）游戏模仿的解构性。

　　在这部作品中，鲁迅先生首先选择的颠覆对象是封建传统文学中的“史传”文体。中国传统文学中，“传”的种类很繁多，如本纪、列传、自传、外传、内传、大传和小传、家传，等等。这些所谓的“传”，不但等级森严，如皇帝用“本纪”体，大臣则用“列传”体，而且血缘意识浓厚，如家传、家谱专叙家族衍传家族行状，专为后代“寻宗问祖”服务；更有甚者，中国史家虽然都崇奉“秉笔直书”的修史之德，但这些“帝王将相的家谱”中却充斥着歌功颂德粉饰传主的虚浮之词。另外，封建社会中，书写语言为地主知识分子所垄断，一般市民百姓本无缘入“传”，如阿Q就不但被剥夺了姓赵的权利，而且连名字也不甚了了。海德格尔说，语言是栖息的家园。不掌握语言文字，又没有在历史的语言中得到书写的百姓，当然也就在历史的时空中被湮灭了。所以鲁迅说，中国的历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家谱”。鲁迅先生将一个没有姓名而仅仅剩代码的农民流浪汉入“传”，显然是“有乖史法的”。尽管小说的“正传”是取自“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但这名目与古人所撰《书法正传》的“正传”字面上相混，而真正具有了史传的含义。它的语义实际上暗示了传统文化的所有的“传”，皆是“歪传”。给阿Q这样的悲剧小人物作传，体现了鲁迅先生写作的人民性特征。鲁迅不但给小人物阿Q阿作传，而且他的创作姿态也很“不恭”。过去的中国史传，每叙述到传主，必正襟危坐，一副恭敬的姿态，语言的叙述语调也因而显得滞重呆板。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家传”更显示出祖宗崇拜和血缘家族制度的偏执个性。鲁迅先生借用史传的物质外壳，采用诙谐、戏谑的反讽语调来写阿Q，将传主置于被解剖客体的位置，从而调整了创作主体与形象主体的位置，使二者不仅以平等对视，甚至从更高角度来进行俯视，这样就消解了史传的崇拜意识，因而也使作家的文笔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游动空间。正调和反调皆相宜，就打破了传统史传僵硬的文本外壳，史传也就成为一种活泼灵动的文体了。这样史传的使用范围也被拓宽了，它不仅适用于帝王将相，也适用于贩夫走卒。在鲁迅的仿制中，文体的血缘等级性也因而被解构了。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戏仿是全方位的。鲁迅在《阿Q正传》中还对传统的章回体的结构和大团圆的形式进行了模仿。章回体小说是中国晚近时期流传最广的一种文学叙述形式，它吸取了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的诗词化的特征，追求一种平衡的对仗。这种章回体在近代为鸳鸯蝴蝶派小说所大量运用，成为阻碍新文化传播的一种形式。鲁迅在小说中，采用章回体分章分回的形式，来讲述阿Q的生命历程。鲁迅对章回体的模仿，并在模仿中加以拆解，既达到了借助它流传的目的又在使用中使之被解体。中国传统文学陈套，喜欢营造善有善报恶有恶的大团圆的结尾，喜欢在“皆大欢喜”中使弱者得到麻醉的欢欣；文化中喜欢奉承别人福禄寿喜，喜欢用“九”象征长寿。中国传统小说的喜剧性的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国民“十全十美”心理的表征，精神胜利法的典型体现。在艺术上，它形成了中国文学的悲剧精神的长期匮乏。鲁迅对此所进行的仿制，使读者在截然相反的结局中，在欢乐和悲哀的巨大落差中，在实际的悲哀与叙述的幸灾乐祸中，让阿Q被绑缚杀场砍头，并设计出阿Q为圆圈——画押没有画圆而遗憾的细节；尤其是结尾，他故意将悲剧性的结局写成喜剧，让读者看到如此的“大团圆”和如此的“九”是多么的可怜和可悲。

　　此外，还有情节结构安排的巧妙和细节描写的精彩。阿Q被逮捕时的夸张的情节，阿Q向吴妈求爱以及阿Q与闲人等打架的细节，阿Q的“大团圆”结局等，都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具有别致的意味。

　　总之，《阿Q正传》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成就。它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和俄罗斯作家高尔基都曾给予崇高的评价。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的《阿Q正传》，以其具体生动的人物形象、入木三分的刻画分析及对社会的清醒认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和人性的“痼疾”，作者希望“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达到治病救人、改造国民性的目的。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阿 Q这个身心受到严重戕害的落后农民的典型。他无家无地无固定职业，以出卖劳力为生，备受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但他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地位，却以“精神胜利法”自我陶醉。阿Q从盲目的自尊自大到可悲的自轻自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环境里的典型性格。阿Q的阶级地位决定他欢迎革命 ，但他不了解革命，认识糊涂，精神麻木，结果被篡夺了革命果实的封建地主阶级枪毙示众。鲁迅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为目的，遵循现实主义原则，通过艺术描绘，深刻地指出：即便阿Q这样不觉悟的农民，也真心向往革命，身上始终潜藏着革命的可能性。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启发农民觉悟，是极其重要的问题。

　　当时封建统治者对帝国主义侵略本已到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地步，但偏要自称“天朝”，沉醉在“东方的精神文明”中，鼓吹中国文明“为全球所仰望”。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却追求精神上的胜利。这一思想深深毒害着处于下层的劳动人民。我们从《阿Q正传》中就可以看出，阿Q和赵太爷，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都是一类货色，假如阿Q得势，将是个赵太爷，假如赵太爷失势，则又会是活脱脱一个阿Q。从更远的思想根源来说，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思想陈陈相因，封建礼教、封建道德规范一代代从精神上麻醉和毒害劳动人民。这种麻醉和毒害造成了阿Q的愚昧落后和麻木不仁。更深刻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阶级矛盾和“精神胜利法”产生的历史根源，小说有力地批判了辛亥革命的脱离群众和不彻底性，表达了作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观点。

　　鲁迅对于中华民族的劣根、民族生存的忧患意识、对决定本民族生死存亡的环境和内弱的无情批判精神。

　　对于明灯，正常人要看的是它的光线，用它来照明；只有疯子才用放大镜去找到它上面的灰尘，并因此打烂它。鲁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旗帜，不要以找到旗帜上的灰尘就沾沾自喜，正常的是要抹去它的灰尘，使它更鲜明，更光辉。

　　鲁迅精神的认识无论是感性还是理性的，那种精神就像空气一样弥漫在空中，呼入的人是不知道自己活着的理由，但的确深入到我们的血液深处，影响着一代代“精神领域的后来者”。

　　鲁迅所刻画的阿Q及其种种弱点，应当永远是我们的警钟。鲁迅那疾恶如仇的精神、战斗不息的风格、甘当孺子牛的品德，我们是永远不能丢的，丢掉了这些也就丢掉了鲁迅，也就是丢掉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

　　病态的灵魂和畸形的革命——读鲁迅的《阿Q正传》2007年04月19日 星期四 08:51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鲁迅最著名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评论得最多的一部小说。在国外，它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在国内，一代一代的读者都欢迎它，阿Q的名字家喻户晓，几乎无人不知。它为什么能获得这样大的成功？

　　首先当然是阿Q这个人物。鲁迅曾经说过，在写《阿Q正传》以前，阿Q的形象已经在他心中酝酿了好多年了。他所以从事文学，就是要唤醒昏睡的大众，因此，向读者描画出我们“沉默的国人的魂灵”，以此来促使人们反省自身，扫除愚昧的麻木，就自然会成为他的夙愿。在《阿Q正传》之前鲁迅写下的一些作品，在某种意义上都像是在给《阿Q正传》作准备。譬如《药》，就是用一种极为尖锐的方式，揭露了农村中一般民众的麻木相，而这正是《阿Q正传》中未庄和县城里居民的普遍特征。至于《风波》中的那位赵七爷，更活脱脱就是一个未庄里的赵太爷。所以，阿Q这个人物是和鲁迅笔下的其他农民形象，譬如《风波》里的七斤和《故乡》中的闰土，都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产生于那种想要描绘某个具体人物的冲动，也不是作者为了制造某种氛围而虚设出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可以说，它其实是鲁迅对病态国民性的全部感受的结晶，鲁迅是要用它来显示“愚民的专制”的真相，在鲁迅心目中，阿Q正是无数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的代表。

　　阿Q非常穷，穷得只剩一条裤，甚至连姓名都没有。但是，他的可悲却主要还不在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而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他被压在未庄生活的最底层，什么人都能欺负他，可他却并不在乎，常常好像还很得意——这里的关键，是他有一种独特的精神胜利法，分明挨了别人的打，他却想：这是儿子打老子；分明是别人借乱抢走了他赌赢的钱，他却在愤怒之中抡起巴掌打自己一个耳光，仿佛是在打别人一样。就是受了再厉害的欺凌，他都能依靠类似这样的方法转败为胜，最后就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这都是精神胜利法，阿Q身上最重要的精神特征。

　　仔细分析起来，阿Q这精神胜利法是包含了好几个因素的。首先是懦弱，受了欺压，不敢真刀真枪地反抗；其次是恼恨，虽然不敢反抗，但受欺压产生的恼恨却依然存在，必须要用某种方法加以排遣；再就是自欺，因为不敢向外界报复，就只有作自我辟解，而这辟解的唯一办法，就是对现实闭上眼睛，用想象的胜利来安慰自己；最后是健忘，如果不健忘，自欺的效力就不能维持，只有借着自欺迅速忘却恼恨的直接原因，心境才能恢复平和，阿Q也才能重新高兴起来。这就可以看出，贯穿阿Q这精神胜利法的全过程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一种遭受压迫之后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正视这压迫的奴性。在阿Q的恼恨中，本来是包孕着反抗的萌芽的，但这萌芽要长大，却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恼恨必须进一步发展成为憎恨和报复的冲动。可现在阿Q却把这恼恨改变成为自我欺骗的动力，这就泯灭了反抗的可能。所以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被压迫者身上最不可救药的一种精神病态。

　　在阿Q身上，除这精神胜利法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愚昧的表现。譬如他对女人的那种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蔑视，譬如他那种到更弱者身上去发泄恼恨的劣习，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却去调戏小尼姑，等等。如果说小说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集中刻画，已经证明了鲁迅是要借阿Q来刻画国人的灵魂，那么阿Q身上的其他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态，就更进一步证明，鲁迅的确是完成了他的创作意图，把阿Q写成了整个民族精神病态的典型。他的精神状态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中国历史上遗传下来的种种奴隶意识，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半殖民地化而产生的许多畸形心理，都在阿Q身上得到了生动而又透彻的表现。难怪《阿Q正传》一出版，社会上就有不少人惴惴不安，以为鲁迅是在专门讽刺他。这种强烈的反应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小说成功的原因。正因为鲁迅把我们国人的病态灵魂如此深刻地勾勒了出来，只要这病态尚未根除，《阿Q正传》就仍然能强有力地震撼读者。

　　鲁迅写阿Q，当然是为了刻画民族的精神病态。但是，他把阿Q和整个未庄放在辛亥革命前后这样一个时间背景下来描写，就使未庄的变迁和阿Q的遭遇同时还具有了另一方面的意义，那就是以一种概括的方式表现出辛亥革命的实际情形。这虽然不是小说的主要价值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