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周的地方行政制度是“分土封侯”制，或谓之“封诸侯，建藩卫”，简称“分封制”。所封诸侯都在王畿以外，各建邦国。受封者有三种原因：一为周王的同姓（姬姓）亲属，二为功臣，三为古帝王之后。《荀子·儒效篇》曰：“周初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诸侯对天子有隶属关系，有镇守疆土、捍卫王室、交纳贡税、朝觐述职的义务。诸侯在封国内是君主，初封时就是半独立状态，在封国内亦实行分封制。国内土地的一部分归诸侯直辖，一部分土地作为采邑分封给他的卿大夫，卿大夫又以同样情况分土地给士，士直接统治、剥削庶民。封国内的层层分封制也是与宗法制度相结合的，就是嫡长子世袭制。这样的层层分封，形成为一座政治宝塔，压在广大劳动人民头上。自天子至士，为各级贵族，庶民主要是农业劳动者。

商王朝政治体制是方国联盟。方国是部族集团，方国联盟体制以原有部落为基础建立起来，没有打破部族，保留了原始的人类社会组织。商王朝以商部族为中心建立国家政权，商王控制着联盟的权力，支配各方国，人类最初建立的政治制度大体都是这样。西周封建邦国则打破了部族形式，分封到各地建立的王国，不再以部族集团的首领为统治者，而主要以周王室的同姓亲族为分封对象，重新建立一套体制。同时又以宗法制强化王权，并解决各级行政权力的继承问题。这种制度显然比方国联盟更有效，因为一方面各封国与中央（王室）形成了臣属关系；另一方面，各封国与王室的血缘关系保证了政治隶属关系的有效性。当然，西周不可能打破所有的部族组织，为控制全国，同姓亲族、功臣、姻亲所封之地或为战略要地，或为富庶地区，受封地的同时还伴随着大量的物质、武装和人口，这就保证了统治效果。由此可以看出，西周的分封制与宗法制较之夏、商更为成熟。但是，宗法血缘关系不能从根本上保证中央与地方的隶属关系，血缘关系经几代后就会逐渐疏远，封国的实力一旦强大起来，中央的控制效果必然会减弱。

西周初期的分封制是有历史条件的，武王伐纣并未真正统一华夏，好成王时候才在周公的辅佐下基本上统一了中原地区，但是很多偏远地区并无人治理，这才有了分封，一方面作为宗法制度中的鉴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分区域地治理。

初期的分封制度确实有很好的效果，因为这种基于血缘的宗法制度，在第一代的时候，封地里的统治者和王室的关系很近，但是世袭制度是一切祸害的根源。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血缘制度就会越来越疏远，就再也无法保证诸侯国的“忠心”了。更致命的是春秋后期的大夫专政更是将血缘关系变得更加淡薄。

论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辩证关系

论文关键词：真理尺度　价值尺度　辩证关系

　论文摘要： 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是人类活动的两大基本尺度，二者既相互区别和对立，又相互联系和统一。在实践基础上实现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具体的的统一，是人类进步的内在条件，也是的一条基本原则。全面准确地把握二者的辩证关系，对于人们的认识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西方，近代以前的哲学侧重于本体论的研究，近代以后的哲学侧重于认识论的研究。而19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社会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日益繁荣的商品，在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的同时，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矛盾和精神危机，于是“价值”问题逐渐突出出来，研究也随之出现了认识论的价值论转向。我国哲学界对价值问题的广泛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其深层背景是改革开放和经济给人们思想价值观念带来的巨大冲击，其直接原因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实践机制的研究，其主要标志是1980年第10期《学术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论事实的认识和价值的认识及其联系》。该文从哲学层面上对价值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以后，《光明日报》、《哲学研究》、《社会科学辑刊》等报刊相继发表一些关于价值问题的讨论和研究的文章，在国内逐渐兴起了价值论研究热潮。

　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价值论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并且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历来有两种主要的观点：一种观点重在强调二者的对立，另一种观点重在强调二者的统一。本文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事实上，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是人类活动的两大基本尺度，二者既相互区别、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在实践基础上实现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内在条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基本原则。全面准确地把握二者的辩证关系，对于人们的认识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方面，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是相互区别、相互对立的。真理尺度，是外在的物的尺度，它要求人们必须遵从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也就是说人们必须永不停息地追求真理和服从真理。价值尺度，是内在的人的尺度，它要求人们必须按照主体自身的目的和需求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使客观世界适合于人的生存和发展，也就是说，人们必须最大限度地追求价值和创造价值。真理尺度坚持从客体出发，说明“是什么”，维护事物或认识的客观性，价值尺度坚持从主体出发，说明“应如何”，维护主体的中心位置。真理尺度的轴心在客体，价值尺度的轴心在主体，因此，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认识和实践过程中，追求真理与创造价值有可能发生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存在，一方面，给人类的生活和活动造成了许多困难；另一方面，又恰恰是这些矛盾的不断出现与不断解决中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可见，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两者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和功能，不可以彼此替代或消解。它们各自的分工和作用正是保证人类进步发展的必要条件。

　另一方面，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又是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真理和价值在人类实践和认识发展的总体过程中，不仅仅是彼此对立的，更是辩证统一的。马克思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在这里，“种的尺度”和“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是客观的尺度，是事物的客观规律；“内在尺度”是人的尺度，是人的主观目的性，这二者的统一即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这种统一的结果便是美、是和谐、是自由。

　首先，二者相互包含、相互渗透。一方面，真理中包含着价值的因素，真理本身就具有价值，离开价值尺度谈真理尺度是没有意义的。任何探寻真理的实践活动总是包含一定的价值目标。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愿望和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更为重要的是，真理本身具有重要的的价值。人类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真理的指引，人们只有掌握了真理才能有效地改造世界和满足人们的需要。另一方面，价值中也包含着真理的因素，价值的实现离不开对真理尺度的把握和运用，离开真理尺度谈价值尺度是虚妄的。作为客体属性对于主体需要的满足，价值的特点在于它不能仅仅停留在某种主观的要求上，而必须通过成功的活动，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而凡是取得成功的活动，总是这样那样地以遵循或利用一定的真理作为基础和前提。

　其次，二者互相作用、互相转化。在人类活动中，一方面，人们以真理性认识为基础去追求更多更大价值，实现物对人的有用性；另一方面，又以价值为动力去寻求更加全面更加完备的真理，促进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正是在真理与价值的相互作用、相互转化中，实践才得以不断向前推移发展，认识才得以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推进，自在世界才不断向人化世界转化，人类才不断从必然中获得自由。

　此外，实践是二者统一的标准。在实践中，不仅人的认识和行为的真理性得到确定和检验，而且，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价值评价也得到确定和检验。列宁指出：“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整的‘定义’中去”。在这里，列宁所说的“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就是指价值。实践不仅是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也是两种尺度统一的检验标准。就是说，真理和价值是否统一，也是通过实践来证明的。违背真理的价值在社会实践中最终要失败，不带来某种价值的真理也同实践中的成功无缘。实践的发展总是通过证明和充实真理、检验和校正价值目标来促进、保证价值与真理不断地走向具体的的统一的。而这种统一的体现和标志，又反过来构成实践的成功和发展。因此，实践的成功率和自由度，是检验价值与真理是否统一和统一程度的客观标准。

　总之，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在人类实践和认识发展的总体过程中，不仅仅是是彼此对立的，也是相互统一的。正确把握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辩证关系，对我们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活动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有助于我们正确厘清和自觉克服割裂二者之间辩证关系的形而上学的倾向。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否定两大尺度间的差异和矛盾，企图用一方完全替代或消解另一方。如主观实用主义把真理归结为价值，用人的内在尺度去消融和替代物的尺度，主张“有用即真理”；教条主义则把价值归结为真理，用外在物的尺度去消融和替代人的尺度，否认价值的客观性。另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是片面夸大两大尺度的差别和对立，认为二者是彼此孤立、不可调和的。如现代西方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实质上就是这种二元对立思维的外在表现：科学主义无条件地推崇科学和理性，无视人的情感、意志、欲望、动机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和意义，人本主义则反对科学和理性，片面宣扬非理性主义。

　其次，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自觉坚持的基本原则，在实践基础上实现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列宁指出：“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价值也是如此，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主体有着不同的价值追求和价值标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价值和真理所达到的统一性，总要受到这一时期的社会条件的制约，具有这一历史阶段的水平和特征。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任何具体真理不可能具有绝对满足主体需要的价值属性；任何个别主体的价值观念或价值要求也不可能绝对都是真理。因此，不同历史时代的主体，都必须立足现实，充分利用现有条件积极发挥自觉能动性，既要对自身需要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作认真反省，又要千方百计地挖掘和把握真理中包含的价值属性，力求使二者尽可能地达到和谐一致。为此，我们在具体的认识和实践的过程中，必须充分理解并自觉坚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的统一、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尊重人民群众利益的统一。只有这样，我们的实践才能不断地取得成功和进步，人类社会才能不断地迈向更新、更高的理想境界即真、善、美合一的和谐的自由的境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

　[4]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

　[5]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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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含义

认识主体是指处于一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从事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个人或社会集团。认识客体是指认识主体在认识活动中所指向的对象。

2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关系

①主体与客体之间是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即认识关系。

②主体与客体之间是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即实践关系。实践关系是认识关系的基础，主体是在改造客体的过程中认识客体的。

③主体与客体之间还存在着价值关系，即主体对客体的需要和客体对主体的需要的满足。

④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主体对客体有能动作用，客体对主体有制约作用。

3认识主体在反映中的选择性、创造性，反映与信息、选择、重构的关系

①所谓信息，是指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系统与系统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实现和保留的某一事物形态、结构、属性和含义的表征。主体对于客体提供的信息，是要进行选择的。

②这种选择是以主体为转移的，是以主体自身已具有的理想信念和概念框架为参照系的。这种具有理性特点的参照系一般表现为主体的利益和需要，表现为主体的认识目的，表现为主体的价值观念，表现为主体的知识结构和认知图式。

③进行选择是完成认识的必要条件。客体所提供的信息是多方面的，人们没有必要没有可能吸收对象的全部信息，只能吸收所需要的信息，要排除无关信息的干扰。

④认识过程不是对客体信息的简单搜集与再现，而是在选择的基础上，根据主体的认识图式，对信息进行加工过滤，整合重构。这一过程就是建构过程。

回答者：qq01144 - 高级经理 六级 1-19 12:36

认识主体在反映中的选择性、创造性，反映与信息、选择、重构的关系

①所谓信息，是指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系统与系统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实现和保留的某一事物形态、结构、属性和含义的表征。主体对于客体提供的信息，是要进行选择的。

②这种选择是以主体为转移的，是以主体自身已具有的理想信念和概念框架为参照系的。这种具有理性特点的参照系一般表现为主体的利益和需要，表现为主体的认识目的，表现为主体的价值观念，表现为主体的知识结构和认知图式。

③进行选择是完成认识的必要条件。客体所提供的信息是多方面的，人们没有必要没有可能吸收对象的全部信息，只能吸收所需要的信息，要排除无关信息的干扰。

④认识过程不是对客体信息的简单搜集与再现，而是在选择的基础上，根据主体的认识图式，对信息进行加工过滤，整合重构。这一过程就是建构的过程

梁启超一生，酷爱史学，于史学成就亦最大。在中国传统的封建旧史学向近代的资产阶级新史学转化的过程中，他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严厉抨击旧史学，努力介绍西方的新史学，并写出了一批崭新的史学论著，在近代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和史学研究等方面开拓了一条新路，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奠基者之一。

一、在批判传统史学中创立新的史学理论梁启超一向把史学研究和提高国民素质、解救民族危亡、求强求富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只有史学才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九，第9页。）。欧美之所以强大，史学发达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在近代所以落伍，史学没有跟上时代的潮流，国民不具备近代史学的知识，是一大“病因”。因而，梁启超在努力推进戊戌变法的同时，积极呼吁史学革新。1900年之后，随着资产阶级史学新潮在中国的涌动，他发表了《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著作，在批判封建史学的基础上广泛传播了进化论的史学新理论。

梁启超的基本观点是，中国传统的史学陈陈相因，缺少生机，必须来一个根本的革命。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旧史学至少有四大问题：1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实际成了24姓的家谱，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被置之不顾。2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成了少数英雄人物活动的大舞台，变成了个别人的兴衰成败史，百姓和群体被排除在外。3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物。所有的历史书都是死人的“纪念碑”，更不能察古知今，为社会服务。4知有事实不知有理想。旧史书只注重单纯的纪事，不能从史实中总结出规律，上升到理性，然后开民智，益国民。这四大问题又引申出两大弊端：1“能铺叙而不能别裁”；2“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于是，中国古代的古书难懂、难选择、无启发、少情感，无法开民智，社会补益不大。中国的传统史学已经落后于时代，不能适应社会大变革的需要。梁启超总结说：“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虽然，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学，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注：《饮冰室合集·文集》六，第1页。）。从旧史学和新史学区别出发，梁提出中国传统史学必须进行改革：一是史学必须叙述进化之现象。从进化论出发，梁启超认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在变化，历史学的任务就是研究这些变动的“时间之现象也”。宇宙间的一切，“有生长发达有进步者”，都属于历史研究的范围。从表面看，史学工作者是研究过去的静态事物；实际上，将已往的进化的事物讲清楚后，就变成动态的了。由静态转化成了进化的动态，才真正再现了历史。因此，不用进化论观点去研究历史，就不可能接触到历史的真谛。梁启超哀叹道：“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九，第8页。）对于中国旧史学流行的“一治一乱”的历史观，梁启超批评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传统史学必须从这种“治乱”的循环史观中走出来，用进化的新理念去解析历史。

二是史学必须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梁启超把人看作宇宙进化的主体，不明白人的进化，就无法写历史。而人的变化，又是以群体活动来展开的。群体进步了，人类文明才一步步提高。但群体之间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历史学既要讲明群体的进化特征，又要解释清楚群体间的一致和不一致。这种用群体来考察历史，是梁启超的一大创新。遗憾的是，他没有由群体再引申到阶层和阶级，也没有以阶级斗争的理论去解剖历史。仍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一段距离。不过他以“群体论”去反对“英雄史观”，反对用少数“英雄人物”来代表人类的文明史，具有开拓意义。

三是史学在叙述人群进化现象的过程中要研究其“公理公例”。梁把历史视为客体，把研究者称作主体，史学研究就是通过主体去反映客体。和自然科学相比，历史这种客体无法重现，又资料残缺不全，有很多假象，研究起来难度很大。如果做到察古今之变，发现“公理公例”，就更难了。但难度越大，价值越高。史学研究的归结点，就是要发现规律，指导今后。梁启超认为，这首先要有全局观念，善于从人类文明史的整体去考察个别现象，在整体中认识一般。他说：“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界而观察之，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芎古之古史，下至昨天之新闻，何一而非客观所当取材者？综是焉，以求其公理公例，虽未克完备，而所得必已多矣。”其次，要吸收各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研究。梁启超指出：“夫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人类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构锯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九，第11页。）这些话，直到今天，人们仍在历史研究中努力贯彻，但十分困难。史学研究者既要成为通古今之变的通才，又要变成熟悉文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全才，一般人望尘莫及。可见，研究历史的“公理公例”，寻求社会变化的规律，并非易事。梁启超也深知这一点，认为讲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则“至难”。

梁启超的这些新理论，并非无懈可击，个别地方讲了过头话。他对旧史学的批评，读起来令人痛快，但平心静气地去想，就会发现有不少问题。例如对二十四史的评论就不大客观。至于史学要讲人群进化，要写群众的历史，理论上好讲，实际去做，则距离很大。但是，在20世纪初年那种社会大变动的年代里，梁启超的这些言论无疑推进了史学的“革命”，其既否定了封建史学的一统天下，又为资产阶级新史学指明了方向，引起许多学者的共鸣。章太炎、严复、刘师培、夏曾佑以及后来的胡适等著名学者都鼓吹这种进化的新史学理论。到20年代前后，进化论的新史观在史学界占据统治地位，中国史学基本完成了从封建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化。梁启超在这种转化中的关键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二、富有近代意义的历史研究方法比起梁启超进化论的历史观来讲，他的历史研究法更系统、深入，影响深远，今人仍在津津乐道，大力提倡。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1923年，他又在清华大学开《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的课，后整理成书，成为百年来史学界必读书之一。梁的总体思路是将历史研究看作一个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过程，其中最关键的是主体的研究水准。所以，作为主体的史学工作者，必须具有高尚的研究目的、高水平的文化素质和科学的研究手段。

梁启超十分重视历史研究的目的即指导思想。他认为，目的正确而高尚，则事半功倍，于学术、于社会都有益；反之，则费尽心力，不会有好效果。他明确指出：“无论研究何等学问，都要有目的。甚么是历史的目的？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是在将过去的真实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假如不是有此种目的，则过去的历史如此之多，已经足够了。在中国，他种书籍尚不敢说，若说历史书籍，除二十四史以外，还有九通及九种记事本末等，真是汗牛充栋。吾人做历史而无新目的，大大可以不作。历史所以常常去研究，历史所以值得去研究，就是要不断的予以新意义及新价值以供吾人活动的资鉴。”（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九十九，第5页。）这段话用今人的口气去说，就是历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这是梁启超一向主张的用历史教育国民、用历史指导现实的史学思想的高度概括。梁认为以往的许多历史研究不是为今人，而是为古人；不是为生人，而是为死人。结果费力巨大，于世无补。他大力呼吁“以生人为本位的历史代以死人为本位的历史”（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七十三，第29页、114－115页、122页。）。强调历史研究应着眼于现实，而不是过去。史学工作者，必须明白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只能引导人们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好像一幅影片，能教人哭，能教人笑。影片而不能使人哭，使人笑，犹之历史不能增长知识，锻炼精神，便没有价值一样”（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九十九，第11页。）。总之，梁启超所规范的历史研究的价值，以对社会所发生的作用为标尺。

在梁启超之前，还没有人这样明确提出历史研究的目的就是获取新意义、新价值。所以，梁的见解具有开先河的创造意义。但是，由此必须解决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历史本身的价值问题；二是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问题。就历史而言，过去的死的东西，其活力何在，意义何在，应该说是由现实的需求来决定。当现实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回顾历史，才会从过去死的东西中找到新意义、新价值。于是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就成了史学工作者老生常谈的大问题。是现实规范历史研究，还是超越现实进行“纯史学”探讨，始终难以科学地回答。梁启超在论述历史研究的目的中，实际触及到这些问题，但没展开。

在强调历史研究目的性的同时，梁启超特别重视史家的自我素质。他在吸收刘知几、章学诚等前辈治史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史家的素质归结为德、学、识、才四个方面。

所谓“史德”，就是心术端正，忠于史实。梁认为这一点最重要。如果对历史不能公正、客观、准确地去记述，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能真实地去评论，则失去了历史研究的意义，而且有害社会。作为史家，公正的良心、求实的态度，是起码的要求。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梁启超说：“忠实一语，说起来似易，做起来实难，因为凡人都不免有他的主观。这种主观，盘结意识中甚深，不知不觉便发动起来，虽打主意力求真实，但是，心之所趋，笔之所动，很容易把信仰丧失了。完美的史德真不容易养成。”（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九十九，第14页。）史家常犯的毛病，如夸大、附会、武断等，首先去掉，然后克服主观主义，像天平一样的史德即可慢慢形成。

所谓“史学”，指史家的学问，即治史的广博的知识。梁认为研究历史所需要知识太广了。类凡哲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科技、法学等都需融会贯通。但利用广博的知识去进行历史研究时，还应求专、求精，力戒大而杂，最好先做专门史，再逐步扩大，循序渐进。平时还要勤于抄录，注意练习，逐类搜求，下苦功夫，这样才能日见成效。

所谓“史识”，是讲史家的观察力。不会观察历史现象，就不可能有研究心得，也谈不上历史研究。梁启超认为，自然科学注重的是实验的观察，历史科学追求的是事实的关联。一般的历史观察法是从全部到局部，再从局部到全部。同时要有怀疑精神，不要为传统所制约；要有自知之明，不要为个人成见所左右；要敢于自我否定，发现错了就更正。这样天长日久，就会形成超出一般人的历史观察力。

所谓“史才”，指治史的技巧，偏于写作方法。梁启超注重的是论著写作中的组织，包括剪裁、排列等，还有文字功夫，即文采、简明、准确等。一般人认为养成好的史才要多读、多写、多改，梁则倡导“多读、少作、多改”。一字之差，反映了梁启超求精的写作愿望，也是对他多年创作生涯的一种反思。

史学工作者有了明确的目的和基本的素养之后，还必须运用科学的手段，否则也难以取得理想的成果。梁启超认为最重要的一是求史料，二是出论点。求得真实而丰富的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史料缺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切都无从谈起；史实错了，被假象所迷惑，南辕北辙，费力不讨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的史料是历史研究的生命。但是，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到科学的论断则更有意义，也更难。所以，梁启超颇注重史家如何获取论点的研究。他多次强调，一个好的史家，不仅要说明历史事件和众多人物之间的关系，而且要讲清历史变化的因果和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因果关系，特别要注重社会特性、社会心理和个人性格原因的分析。梁启超指出：“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史家最要之职务，在觑出此社会心理之实体，观其若何而蕴积，若何而变动，若何而变化，而更精察夫个人心理之所以作成之表出之者，其道何由。能致力于此，则史的因果之秘密藏，其可以略睹矣。”（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七十三，第29页、114－115页、122页。）梁之所以如此重视人的心理和社会变化的探讨，是他信奉的“心力论”所决定的。梁认为历史是人类活动的轨迹，人的活动受心力支配，人类永不满足的追求绘出了多彩的历史画面。人的心力是永不消灭的一种动力，一代一代反复出现，历史才不会中断；人的心力又极自由和难以捉摸，所以历史现象极为复杂；人的心力同时受到环境和社会关系的制约，往往不能随意表现，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时常矛盾；人的心力又总是活的、跳动的，历史也随之总不会僵化和停止。心力的多变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历史研究的辩证性和复杂性，一步到位的史学研究是不存在的。所以，梁启超总是强调要先作专门史的研究，然后触类旁通，步步扩展。他还特别希望引进一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加强历史背景即时势的分析，注重英雄和时势关系的探讨，尤其热衷于“心”与“物”辩证关系的研究。在他看来，“史之开拓，不外人类自己改变其环境，质言之，则人对物之征服也。心之征服的可能性有极限耶，物之被征服的可能性有极限耶。通一穷宇宙为一历史，则此极限可谓之无。若立于‘当时’、‘此地’的观点上，则两者俱有极限明矣。在双极限之内，则以心的奋进程度与物的障碍程度强弱比较，判历史前途之歧异”（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七十三，第29页、114－115页、122页。）。人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形成各种关系，如集团、阶层、阶级、民族、党派、国家等，这些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的社会势力，梁启超一再呼吁从理论上找出因果关系，加以科学的说明。由此不难看出，梁的历史判断方法，是多元的、系统的、开放的。

总起来看，梁启超在历史研究法方面的最大贡献，是清楚地论述了史家这个主体和历史这个客体之间的特殊关系，分析了创造历史的一般过程，比较系统地构筑了历史研究的要点和基本程序，为近代史学的发展奠定了根基。

三、追求新意的史学论著梁启超的学问多在从政之余或无官可作的时候作的，但作的很好，特别在史学方面颇有成就。凡中国史、世界史、人物传、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经济史、宗教史等，都写下了有相当水平的论著。这些论著的基本特点，是实践他的进化论史观和近代意义的历史研究法，在求得新意的前提下，服务于现实，服务于其政治理想，以充分发挥历史在开民智和提高国民素质中的作用。

首先，梁启超很注重当代史的研究。梁的不少史著，都是研究他那时的中国和世界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不论是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还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他皆有极中肯的评说。戊戌政变发生后仅一年，他就出版了《戊戌政变记》，详细论述了变法的历史背景、原因、过程、政治倾向和成败得失，是难得的专著和史料参考书。1922年，他应《申报》之约，写了《五十年中国进行概论》，十分精辟地论述了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演变，可以说是这半个世纪中国历史变迁的总纲，其中的许多观点，如用器物、制度、文化三个相互递进的层次来概括近代中国人思想认识的变化过程等，至今仍为史学研究者所采用。他满怀激情写的《李鸿章传》、《康有为传》等，就是他身边活的人物，通过对这两个大人物入木三分地自由评论，再现了多半部中国近代史，今人仍在争相参阅。梁的世界史论著，更着眼于当代。他的《波兰灭亡记》、《朝鲜亡国史略》、《越南小志》、《超南亡国史》、《朝鲜灭亡之原因》、《日本并吞朝鲜记》、《雅典小史》、《斯巴达小志》、《欧洲战役史论》等，通过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揭露以及对这些国家亡国原因的分析，向国人昭示：1如果不团结起来，爱国救亡，就会亡国；2如果不向西方学习，彻底改革，同样不可能保家卫国。梁启超的这些当代史论著，给那时的中国人以极大的启发。

其次，梁启超重视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梁一生的最大愿望是写一部中国文化史。为此，他对文化理论、文化史的研究范围和方法都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但一则其文化史的设想太大，是一种大文化概念，几乎包括人类的一切活动，作起来太难；二则其活动太多，无时间投入写作。所以，写出来的仅有字数不多的《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梁在这里试图从最基本的婚姻、家庭、宗族、姓氏、乡村、都市、族权、皇权、阶层、阶级等入手，通过揭示中国的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宗法关系、人伦格局，探讨中国文化的生态环境和生存机制，角度很新，遗憾的是仅开了个头。不过，梁对狭义的中国文化即精神文化则有不少论述，特别是对奠定中国文化格局的先秦思想文化以及使中国文化发生转折、再生的清代文化有较深刻的研究。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先秦学术年表》、《老孔墨以后学术概观》，对孔、孟、墨、老、荀以及春秋、战国、秦的思想、学术、文化模式作了精辟的评论。他的《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等，将明末清初至辛亥革命的三百年视为思想界、学术界大变革的时代，尤其是结合他的亲身感受，分析了中国文化走向，成为既有学术价值、又具时代指导意义的名著。此外，梁启超因为酷爱佛学，对中国佛教史也写了一些有水平的著作。总之，梁关于思想文化史的论著注入了强烈的时代精神，他是为表述他的文化观念和开民智而写的。

第三，刻意研究进步尤其是革新的历史人物。梁启超很喜欢评论历史人物，他总是从时势、因果、家庭、思想、心理、前后比较以及中外对应等多角度、全方位地去了解和理解一个历史人物，同时他极富感情色彩，往往和古人同喜、同悲。但他研究的多为正面人物，目的是以正气激发民族的斗志，以革新人物说明其一生追求的改革、变法的合理性和艰巨性。他写的《张博望、班定远合传》、《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和《王荆公》、《管子传》以及《匈加利爱国者——葛苏士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玛志尼、加里波的、加富儿》、《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等，都在以历史人物弘扬一种奋发向上和革新进步的精神。而且，梁写人物传记，不求全，只求精，特别注意写出人物的个性，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哲理性，读来引人入胜，富有启发性。梁研究历史，真正做到了历史和现实的沟通。他的史学论著之所以有生命力，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又称族谱、家乘、祖谱等。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

族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在汉族有悠久的历史，后来在民族融合中。逐渐在各民族中开始出现族谱。族谱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在1960年代中国的破四旧运动中，家谱被当作四旧遭到清理，“成千上万”的家谱被毁，很多中国人不得不毁掉家族世代珍藏的家谱，这对于研究中国人的人文历史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编辑本段]家谱的起源

关于家谱的起源，虽然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但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尽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

家谱的起始与士族门阀制度有重要的关系。自魏晋以后，谱牒之学大盛，一些士族门官都以此互为夸耀。但隋唐及其以前得到谱牒早已亡佚殆尽，宋、元及明朝的家谱也所存寥寥。现在能见到的，主要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家谱。家谱的名称很多，大体唐以前都称家谱、家传的，宋代又有宗谱或族谱之谓。到了明代，特别是清代以后，名称更多，如宗谱、世牒、世谱、家谱、家乘、家志、谱录等。

[编辑本段]家谱的形式

家谱的形式有多种。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后来，人们有的用图表裱制垂挂于中堂的，也有的装订成册供家人翻阅的。历史上，官宦人家一般都是采用装订成册的家谱。而平民百姓、经商士绅、豪门则多为悬挂供后人供奉的图表式家谱。

[编辑本段]家谱的内容和作用

上古时期的家谱，仅为君王诸侯和贵族所独有，家谱的作用仅为血统的证明，是为袭爵和继承财产服务的，其内容也比较单一，仅为世系的说明。

魏晋以后，选官、婚姻以至社会交往都要看门第，这样一来，家谱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就大大增强，家谱的内容也比以往有所增加。

到了宋代，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被打破，民间编撰家谱的风气更加兴盛，这时的家谱在政治生活中基本上不再发挥作用，其作用转移到尊祖、敬宗、睦族上。家谱经常被反复修撰，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

到了明清两代，家谱修撰的结构已基本定型，流传到现在的家谱也极为丰富。

家谱的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世系图，即某人的世系所承，属于何代、其父何人；第二部分是家谱正文，是按世系图中所列各人的先后次序编定的，分别介绍各人的字号、父讳、行次、时代、职官、封爵、享年、卒日、谥号、姻配等。这些介绍性的文字，长者50余字，短者仅二三字，实际是人物小传；第三部分为附录。

有些家谱，在立谱时，便确定了家族世系命名的辈分序列，而且事先标定字号，辈分清楚，乡间名之为“排辈”，实则是排资论辈的意思。由于历史上形成的重男轻女思想，男子在起“大名”时，必须以预定的某字作为名字的一部分。这个字要放在全名三字的中间或最末，各个辈数层次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有着约定俗成的规矩。

[编辑本段]家谱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一 、 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关于家谱的起源，目前学术界众说纷坛，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尽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世本》的意义还在于证实谱学研究发轫于周代，是家谱研究的源头。

就家谱的形式而言，唐代以前的古谱和现存的以欧阳修、苏洵创制编撰体例为特征的明清家谱有所不同，但家谱作为绵延不绝的人类历史象征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究其原因除了追本溯源寻根问祖的目的以外，还在于对家谱重要价值的认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有过"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之说，把家谱与国史、方志相提并论可见其重要。古代家谱研究的内容主要在于对谱学的本身，包括谱例的撰写以及家谱发展历史的研究等方面。

家谱的应用研究始于汉代，《史记》中有关帝王谱牒的记载，说明汉代司马迁已经把家谱资料应用到史学领域一纪传体史书的撰写中去。后代史学家继承了这一传统，后代编撰的纪传体断代史如班固撰《汉书》、陈寿撰《三国》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谱牒资料。中国古代对家谱资料的应用主要在史书、方志和人物评传的撰写过程，体现了谱牒的史料价值。

二 、到了本世纪20年代，随着社会科学新领域的开拓，有学者从人口学、优生学、遗传学等新学科的角度肯定家谱的重要价值，并倡导对家谱资料进行深入研究。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在1923年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两性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了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为此他提出广收家谱并对家谱进行研究，"我国乡乡家家皆有家谱，实可谓史界瑰，如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谱，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古史辩派的创始人、著名学者顾须刚也说："我国历史资料浩如渊海，但尚有二个金矿未曾开发，一为方志，一为族谱。"肯定了家谱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梁启超等的倡导下，学术界出现了研究谱牒的热潮，北京图书馆致函社会各界广征家谱。(1945年杨殿殉撰《中国家谱学通论》就是利用馆藏家谱撰写的研究论文。)1931年南京国学图书馆馆长柳治徵撰《族谱研究举例》一文可视为对梁文的呼应，该文中有将太仓王氏与武进庄氏比较，分析人口的数量与增殖的例子，开了利用家谱资料进行人口问题研究的先例。利用谱牒资料对人口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还有潭其骧，其著《湖南人由来考》系根据氏族谱系资料对湖南7个县的人口来源作了考证。建国以前在谱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有潘光旦、罗香林等人。潘光旦从192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中国家谱学略史》以后，数年间陆续发表了《家谱与宗法》、《家谱还有些什么意义》、《说家谱作法》等论文，还就遗传与人才的问题进行研究，发表了《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近代苏州的人才》等；罗香林30年代起就重视家谱研究，1971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族谱研究》论文集，大多为早年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对谱学理论的普及与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热情是由史学领域的变革引起的。近代史学的显著特征是打破了以往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史学研究传统，将史学研究转为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关注。新史家们认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算完结，重要的是看见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梁启超语)史学研究的发展，必然要求突破仅从正史中寻找史料的传统局限，拓展史料收集的范围。因此这一时期的史学家们特别重视新史料的发现，包括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和异域发现的史料记载都是他们关注和搜集的目标。家谱作为在家族内部编撰的、不公开发行的史籍，又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史研究的史料价值，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史学观念的更新与史料范围的扩展是引发谱学研究的直接原因。

由于战乱等原因，建国前的谱学研究展开得并不充分。其中谱牒资料的缺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不得轻易示人的祖规家训的警戒厂，家谱资料的搜集比较困难，以北京图书馆为例，从1928年到1945年总共收集到家谱247种，仅占馆藏的十分之一。大图书馆尚且如此，一般研究机构要获得研究资料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了。

三 、解放以后，家谱作为封建残余受到人们的唾弃，对家谱的研究也理所当然地停顿下来。60年代出于对封建族权的批判，有人写了《封建家谱谈》，这是至今所见祖国大陆解放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唯一的一篇关于家谱的论文，家谱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但作为家谱的搜集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土地改革、批判封建宗族，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藏于深阁的家谱被作为封建残余扫地出门，从上海图书馆成为全国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来看，其家谱有许多来自造纸厂回收的废纸堆。这种情况也见于其他图书馆，比如北京图书馆，解放初统计为353种，到1985年清点馆藏已有2228种，大多为土改时期和文革时期所得。正是有识之士对这批历史遗产的保存，才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个宝藏，值得好好发掘。海外华人的寻根意识及对家谱文化的重视则对祖国大陆家谱研究的开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日益加强的文化背景下，中国家谱研究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当前，家谱研究呈现一派方兴末艾之势。经过10来年的研究，其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家谱资料的整理开发。80年代家谱研究的兴起首先是文献资料的成功开发，北京图书馆在1985年开始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经过数年时间，在完成编撰馆藏家谱目录和家谱提要2228种的基础上，成立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编辑出版家谱的二次文献、资料丛编。上海图书馆收藏有家谱原件 11200种、83000余册，为世界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目前已成立专门机构，加强馆藏家谱的开发、利用及其研究。除了图书馆加快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社会各界也从各个方面促进家谱资料的开发整理。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档案局二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联合编纂《中国族谱联合目录》共收家谱目录12000多种。

2关于家谱的研究。在家谱资料整理开发的基础上，学术界出现了不少家谱研究的论文。许多论文对家谱的源流、沿革及编撰体例、记事内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对一些重要姓氏宗族的家谱作了研究。比如家谱研究中有专文对古代人物白居易、曹雪芹、郑和，近现代人物洪秀全、傅斯年、鲁迅等人的家谱进行研究。在谱学史研究方面，不少学者对前人提出的并为学术界所接受的观点进行了挑战，比如对中国家谱起源的年代研究，前人一般都认为中国家谱起源于周代，而现在有学者根据周代以前的文字记录即甲骨文、金文等资料，以及大量的民族学、民俗学的资料得出中国家谱的起源远远早于周代的结论。关于家谱的形式，有的学者提出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将家谱的形式扩展到书写范围之外。还有对汉代谱学的理解，过去一般都认为“汉朝帝王将相出身草野，不知家世，故不需谱牒学，此为不兴时期。”现在有学者从司马迁、扬雄、班固等人的自叙家谱及现存的汉代石刻为依，提出汉代并不是谱学的消沉时期和静止时期，而是谱学的活跃时期和发展时期。尽管他们的研究结论还有待检验，但其勇于探讨的精神和扎实的研究方法却值得提倡。他们的研究对家谱研究朝纵深方向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3关于家谱应用的研究。从这段时期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书籍来看，家谱资料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无论是在人口学、民族学、人才学、社会学、经济史、华侨史、法制史、伦理学史等方面都有应用家谱资料进行研究的上乘之作。其中利用家谱资料最多，研究成果最大的是社会史的研究。社会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部分，属于微观史学研究范畴。过去史学界重视宏观研究，偏重于讨论社会、朝代发展更替的原因。现在随着家谱资料的重见天日，以家谱作为重要史料基础的社会史研究得到发展。以1996年社会史研究为例，有不少论著是以家谱作为史料基础的。如《中国古代的家》、《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中国的宗族社会》等。还有是姓氏学方面，利用家谱资料梳理血缘亲族的源流的著作有《中国姓氏通书》，详细介绍每一个血缘亲族的起源、演变、分支、迁徙、繁衍的历史，以及家族独特的风俗礼仪、家族文化等。

家谱

又称族谱、家乘、祖谱等。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

家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家谱的起源

关于家谱的起源，虽然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但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尽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

家谱的起始与士族门阀制度有重要的关系。自魏晋以后，谱牒之学大盛，一些士族门官都以此互为夸耀。但隋唐及其以前得到谱牒早已亡佚殆尽，宋、元及明朝的家谱也所存寥寥。现在能见到的，主要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家谱。家谱的名称很多，大体唐以前都称家谱、家传的，宋代又有宗谱或族谱之谓。到了明代，特别是清代以后，名称更多，如宗谱、世牒、世谱、家谱、家乘、家志、谱录等。

家谱的形式

家谱的形式有多种。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后来，人们有的用图表裱制垂挂于中堂的，也有的装订成册供家人翻阅的。历史上，官宦人家一般都是采用装订成册的家谱。而平民百姓、经商士绅、豪门则多为悬挂供后人供奉的图表式家谱。

家谱的内容和作用

上古时期的家谱，仅为君王诸侯和贵族所独有，家谱的作用仅为血统的证明，是为袭爵和继承财产服务的，其内容也比较单一，仅为世系的说明。

魏晋以后，选官、婚姻以至社会交往都要看门第，这样一来，家谱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就大大增强，家谱的内容也比以往有所增加。

到了宋代，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被打破，民间编撰家谱的风气更加兴盛，这时的家谱在政治生活中基本上不再发挥作用，其作用转移到尊祖、敬宗、睦族上。家谱经常被反复修撰，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

到了明清两代，家谱修撰的结构已基本定型，流传到现在的家谱也极为丰富。

家谱的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世系图，既某人的世系所承，属于何代、其父何人；第二部分是家谱正文，是按世系图中所列各人的先后次序编定的，分别介绍各人的字号、父讳、行次、时代、职官、封爵、享年、卒日、谥号、姻配等。这些介绍性的文字，长者50余字，短者仅二三字，实际是人物小传；第三部分为附录。

有些家谱，在立谱时，便确定了家族世系命名的辈分序列，而且事先标定字号，辈分清楚，乡间名之为“排辈”，实则是排资论辈的意思。由于历史上形成的重男轻女思想，男子在起“大名”时，必须以预定的某字作为名字的一部分。这个字要放在全名三字的中间或最末，各个辈数层次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有着约定俗成的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