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姓淮氏家谱淮姓起源淮姓名人淮姓的来源淮姓简介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31浏览：3收藏

淮姓淮氏家谱淮姓起源淮姓名人淮姓的来源淮姓简介,第1张

淮[淮，读音作huái(ㄏㄨㄞˊ)]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风姓，出自夏、商、周王朝时期历代的伏羲氏后裔淮夷族巫祝，属于以氏族称谓为氏。

据史籍《逸周书·王会解》中的记载：“成周之会，墠上张赤帟阴羽，天子南面立，絻无繁露，朝服，八十物缙珽。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絻，亦无繁露，朝服，七十物，缙笏，旁天子而立于堂上。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尹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絻有繁露，朝服，五十物，皆缙笏。为诸侯之有疾病者，阼阶之南，祝淮氏、荣氏，次之慓瓒，次之皆西面，弥宗旁之。为诸侯有疾病者之医药所居。”

阼阶，就是朝堂大殿东面的站阶。站阶，是王朝臣子们上朝时被指定排站的地方。

西周灭亡后，在东周王朝重新建立之时，众臣在成周(西周东都，东周王都，又称洛邑，今河南洛阳王城公园)排班，站在阼阶靠南者，是周王朝的精神象征——巫者、庙祝。其中的淮氏，为当时的淮夷族人，是周王朝的巫祝(男巫师)，由此可见淮夷族人在周王朝中的政治地位。

清朝著名学者张澍(公元1776～1847年)在《姓苑》中分析：“当指水为姓，如河氏、淮氏、湖氏之类。”

祝淮氏，就是在周王朝中担任巫祝职务的淮夷族人，其后裔子孙，以先祖的氏族称谓为姓氏，称淮氏。

注：

淮夷族，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是最早融合于华夏族共同形成汉民族的氏族群体，也就是与华夏族并立的“夷族”，其在夏、商王朝时期称之为“夷”，西周时期，将其分为东夷和淮夷两个组成部分，最后在春秋时期彻底融入汉族。

中国科学院院士、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夏鼐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认为：“夷族，是东方的夷族和西方的华夏族两个文化系统的交替发展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

著名历史学家徐旭生在1943年所撰写《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认为：“远古的华夏集团、东夷集团与南蛮三大集团，是构成中华民族的主体，太昊是东夷集团的代表。”

著名的国学大师、北京大学的翦伯赞经考证后也在《中国史纲》中说：“中华民族早期的大融合，主要是以三个部族为核心的，他们是黄帝族、炎帝族和夷族。”

近有学者认为，称夷族为“羲黄子孙”，比称作“炎黄子孙”更恰当。

太昊，即伏羲氏，为六千四百余年前曾以“蛇”为图腾的氏族首领，他带领部落由甘肃天水迁至淮水以北的淮阳。之后，淮水流域乃至中国东部的以鸟、马、虎等为图腾的部落来归，伏羲氏融合了诸多氏族图腾，最终形成了以“龙”为图腾的东夷氏族，龙便是由虎头、鹰爪、牛耳、马脸、鹿角、鱼鳞、虾须和蛇身所组成的，其中，淮夷族人先祖的图腾就是“虎”。太昊伏羲氏定都于淮阳(古淮阴，今江苏楚州淮城镇)，隔着淮水与淮阴遥遥相望。

伏羲氏为“百王先”，他在古书中为三皇(伏羲、神农、黄帝)之先、五帝(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之首。中国古代史学家早就考证出，太昊伏羲的第十五代后裔是炎帝神农氏，神农氏之后五百年才有黄帝。

太昊伏羲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他首创了八卦，造书契，发明网，制琴、埙，制定婚娶的礼仪，并以“龙”命官名，把人民带进了文明社会，因此被称为“人文始祖”。他所创的八卦不但是中华科学“数、理、象”理论的集大成，也在公元十七世纪为西方“数学二进制”及计算机的发明作了启迪。

台湾学者李田井甚至认为，炎帝的事迹在史书中无多，而且还有黄帝屡次败绩于炎帝的记载，故而，说中华民族是“羲黄子孙”，比说“炎黄子孙”更为恰当、贴切。

第二个渊源：源于芈姓，出自汉朝淮南王刘安后裔，属于以为氏。

该支淮氏，据传是出自汉朝淮南王刘安。

大汉王朝的创立者汉高祖刘邦共生有八个儿子，刘安的父亲刘长是他最小的一个儿子。刘安：(公元前179～前122年)，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

楚汉之争的尾声即公元前202年，西楚霸王项羽败亡后，刘邦在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和燕王臧茶等诸侯王的“劝进”下，由“汉王”晋基而成了汉王朝的皇帝，完成了由秦到汉的历史性过渡。

汉王朝建立后，西汉中央政权与各诸侯王的矛盾很快便浮出水面，在激烈的利益冲突下，各诸侯王纷纷举兵叛乱。

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农历7月，淮南王英布首起率兵反汉，年老体弱的刘邦抱病亲率大军迎战，并最终将英布击败。此后，在一系列针对诸侯王的平叛战争中，刘邦得出了一条“经验教训”——各诸侯王之所以会与中央政权离心背德，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他们都不姓“刘”。

于是，刘邦开始将诸侯王分封给刘氏的宗室子弟，到他于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去世时，总共有九位刘氏子弟被封为诸侯王，其中的刘长接替了英布的藩封，被刘邦立为淮南王。淮南藩国共领有九江、衡山、庐江和豫章四郡，都城在寿春，即今江西省寿县。

不过后来历史的发展却表明，刘邦总结出的这条“经验教训”实在是荒唐透顶，被他亲自册封为诸侯王的刘氏子弟，随着羽翼的丰满和势力的膨胀，又很快走上了英布等异姓诸侯王的老路，他们不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甚至公然与朝廷分庭抗礼。

汉文帝即位没多久，济北王刘兴居便首先举兵反叛；公元前174年，被汉文帝刘恒“待以兄弟之礼”的淮南王刘长也起了叛心。

刘长的生母赵姬原是赵王张敖的姬妾，当年刘邦伐秦经过赵国时，赵王将赵姬献给了刘邦，赵姬在和刘邦一番巫山云雨之后竟有了身孕。后来张敖叛乱，赵姬受牵连被捕，她在生下刘长后愤而自杀。

由于有了这样的出身，刘长从小便养成了叛逆的心理，在被立为淮南王后，他更是将这种心理发展到了极致，平素为人傲慢，骄横无比。到汉文帝时，刘邦的儿子们大多已不在人世了，剩下的只有汉文帝和淮南王二人，因此，刘长做起事来更是骄纵妄法，无视朝廷的各种典章制度。比如他因为怨恨大臣辟阳侯当初没有替生母赵姬辩白，就寻机用袖中藏着的一把铁锥，亲手将辟阳侯杀死。

刘长不仅在淮南国内不用汉法，而且还自己任命起各级官员来，小小的淮南国，俨然成了不在汉王朝统治下的“世外桃源”。

公元前174年，刘长暗地里派人与太子刘奇等人勾结，并打算联合闽越人和匈奴人联手叛乱。但是，刘长的密谋很快便被朝廷发觉，他本人也被捉拿到了京城。

汉文帝八年(公元前172年)，刘长被废王位，汉文帝因念及兄弟之情，并未依法处刘长极刑，而是将他废爵流放到蜀郡。刘长在发配途中绝食而死，时年仅二十五岁，死后被谥为“淮南厉王”。

刘长死后，淮南国藩号被取消，收归中央管理。

两年后，汉文帝又想起了刘长这个自杀了的弟弟，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便下诏将刘长四个年仅七、八岁的儿子都封了侯；到汉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汉文帝把原来的淮南国一分为三，即淮南、衡山和庐江，封给了刘安兄弟三人，刘安以长子身份袭封为淮南王，时年十六岁。寄望于幼年便惨遭丧父之痛的刘安能对汉王朝忠心耿耿。

然而事实上，刘安的一生，始终就是在对朝廷的不满、怨恨和异心频起之中度过的。

刘安不同于自己骄横无比的父亲，他喜欢交游宾客，在做淮南王时，他招募的宾客和术士最多时竟达到了数千人。这些宾客在淮南王府不仅从事讲学、炼丹之事，而且还经常与他进行为政、治学以及做人的讨论。

刘安也不同于一般的皇室子弟，他从小就不太喜欢骑马、打猎，而是爱好读书、学艺、弹琴，尤其热衷于道家黄老之术。由于天资聪明，加上勤奋好学，到汉武帝时，刘安已“流誉天下”，成了国内颇有名气的学者，在各诸侯王中也享有很高的声誉。汉武帝对他这位才华出众的皇叔很是欣赏，曾专门召他来长安撰写《离骚传》。据说汉武帝清晨下达了诏令，刘安中午就把《离骚传》给写好了，汉武帝看过后连声称赞。

刘安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潜心治国安邦，著书立说。刘安爱贤若渴，礼贤下士，淮南国都寿春成了文人荟萃的文化中心。刘安和众门客著成《淮南子》(亦名《淮南鸿烈》)。

《淮南子》有《内篇》二十一篇、《外篇》三十三篇、《道训》两篇，共二十余万字。又著有诗歌《淮南王赋》八十二篇、《群臣赋》四十四篇、《淮南歌诗》四篇、《淮南杂星子》十九卷、《淮南万毕术》等，其内容涉及政治学、哲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学养生等领域，包罗万象。

在《淮南子》中，集中体现了道家思想。在《淮南万毕术》中就有“曾青得铁则化为铜”的记载。据考证，“曾青”就是指铜的化合物，有的科学工作者认为是铜绿，说法不一。

刘安好黄白之术，召集道士、儒士、郎中以及江湖方术之士炼丹制药，最著名的有苏非、李尚、田由、雷被、伍被、晋昌、毛被、左吴，号称“八公”，在寿春北山筑炉炼丹，偶成豆腐。刘安因之被尊为豆腐鼻祖，八公山也因此而得名。

刘安的治国思想是“无为而制”，对道家思想加以改进，不循先法，不守旧章，遵循自然规律制定了一系列轻刑薄赋、鼓励生产的政策，善用人才，体恤百姓，使淮南国出现了国泰民安的景象。

尽管刘安的治国政策得到百姓的拥护，可是在那独尊儒术的时代，他所奉行的道家思想却屡遭汉廷驳斥。因此，汉武帝虽然非常欣赏刘安的才情，但他强力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思想，却和刘安推崇的“无为而治”的道家学说南辕北辙，而父亲刘长之死更成了刘安心中的一个“死结”。因此，刘安在广置门客进行“学术研讨”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积蓄力量，为有朝一日的谋反做着准备。

不过，和自己的父亲一样，刘安的谋反还没有来得及实施，便由于门客雷被的告状，以及门客伍被、孙子刘建的告密而划上了句号。

在刘安招募的数千门客中，有八个人最具才华，他们分别是苏非、李尚、左吴、陈由、伍被、毛周、雷被和晋昌，这八个人号称是淮南王府上的“八公”。其中雷被是一位剑艺精湛的剑客，他在与淮南王太子刘迁的一次比试中，失手击中了刘迁，从此惹怒太子，后来更是被逼得在淮南国里待不下去了。雷被于是向刘安请求：跟随大将军卫青去打匈奴。没想到刘安听后，反倒认为雷被起了叛心，并将其免了职。心怀怨恨的雷被索性逃出淮南王府，跑到长安城状告起刘安来。根据汉律，凡阻挠执行天子诏令者，应被判弃市死罪。此时正忙着“削藩”的汉武帝，早已对刘安的所作所为有所耳闻，因此雷被这一状正好告对了时候，汉武帝顺水推舟，剥夺了刘安的封地。

“八公”中的另外一位门客伍被，在得知刘安准备谋反时，曾经多次进行劝阻，但刘安不仅不听，还总是拿出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成功的例子来反唇相讥。伍被见自己的谏言得不到采纳，也决定反戈一击，将刘安谋反一事密报给了朝廷。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刘安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的孙子刘建又跳了出来，朝自己爷爷的心窝上狠狠地“捅了一刀”。刘建的父亲刘不害因为是庶出，很少得到刘安的宠爱，长期心存怨言。因此，他那个“没长脑袋”的儿子刘建，竟然也跑到了长安城告起状来。刘建的目的原本是想陷害太子刘迁，让自己的父亲当上淮南王的继承人。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一状恰恰将自己的爷爷送上了黄泉路。

如此一来，雷被告状在前，伍被、刘建告发在后，汉武帝遂派有名的酷吏张汤前来办案，结果认定刘安谋反属实。汉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汉武帝以刘安“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叛逆事”等罪名，派兵进入淮南，从刘安家中搜出了准备用于谋反的攻战器械，和用来行诈而伪造的玉玺金印，自知罪无可赦的刘安自杀身亡，终年五十四岁；而与他串通一气的衡山王刘赐闻讯后，也自杀而亡。

刘安死后，汉武帝下旨严厉追究此事，因此而受牵连而被杀者多达数千人。此后，汉武帝又下诏废除了淮南国，将淮南故地改为九江郡，收归中央管辖，淮南王藩族至此覆亡。

后来，刘安一支中侥幸脱逃的族人，因祖上曾经是淮南王，故有将刘氏改为淮氏者，其后代延续至今。

第三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战国时期燕国钜燕，属于以为氏。

智淮氏，高丽文为“”，为箕氏朝鲜的国民姓氏，其来源于战国时期燕国遗民，在古朝鲜分为邵燕、钜燕二部。

智淮氏出于钜燕，钜燕，即巨燕，指今山东北部地区，古属燕国。

箕氏朝鲜第四十一代王箕准执政时期，正值秦末汉兴，刘邦、项羽二人逐鹿于中原，史称“楚汉相争”时期。中原齐、赵及燕地之民数万口因避战乱而亡命于准(箕氏朝鲜)，箕准辟其西地予以安置。“钜燕”，就是指秦汉之际避乱于源于箕氏朝鲜的山东燕国移民。

汉高祖刘邦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因汉燕王卢绾反汉，汉以樊哙、周勃伐燕，燕王卢绾亡命匈奴。时有燕国人卫满，乘卢绾亡命之机，聚党千余人，东渡浿水(今朝鲜大同江)投奔箕氏朝鲜。

卫满到箕氏朝鲜后，建议箕准开放其西界接纳中原亡命之人，以为朝鲜之屏藩。箕准采纳了卫满的建议，并拜卫满为博士，赐以圭，封之百里，命守西界。

后来，卫满谎称有十路汉军来伐，求入内宿卫，箕准稀哩糊涂地同意，开门辑虎，之后卫满联合党羽反叛箕准，箕准入海逃至韩地，自号韩王。箕氏朝鲜至此亡。卫满占据箕氏朝鲜后，以故燕、赵、齐诸国亡者，举卫满为王，立都于王险城，史称卫满朝鲜。

汉王朝定天下后，辽东太守即约卫满为外臣，负责“保塞外蛮夷，毋使盗边；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

到汉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原卫氏朝鲜的秽君南闾降汉，率二十八万口诣辽东内属。汉武帝以其地置海郡(今辽宁海城)，智淮氏随之内迁中原，后省文简化为单姓智氏、淮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四个渊源：源于满族，出自唐朝时期沙陀突厥族汪古氏部落，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满族洪衮氏，亦称洪果氏，是满族最古老的姓氏之一，满语卫Honggon Hala，汉义为“槐”，源出沙陀突厥汪古氏部落，出于金国时期的古姓黄帼氏，世居萨哈尔察(今吉林敦化)、吉林乌拉(今吉林永吉乌拉街至辉发河口、拉发河流域、双阳境。包括乌拉城、宜罕和林、金州、孙扎泰、俄漠、优哈尔、斐优等)等地，所冠汉姓为淮氏。

二分布：

山西省的运城市万荣县北薛朝村、荆淮村、中阳村，河北省的张家口市，陕西省的宝鸡市扶风县、沙河市淮庄，河南省的南阳市等地，均有淮氏族人分布。广东、广西、江西、福建等省地的淮氏族人今为客家人。

三郡望：

吴兴郡：周朝始置县，三国时期吴国宝鼎元年丙戌(公元266年)置郡，治所在乌程(今浙江吴兴)，取吴国兴盛之意，其时辖地在今浙江省临安至江苏省宜兴一带。东晋朝义熙初年(公元405年)移至吴兴(今浙江吴兴)，当时辖地在今浙江省临安市、湖州市、余姚市、杭州市、德清县一线西北、兼有江苏宜兴一带县地。隋朝仁寿二年壬戌(公元602年)因地濒太湖而改名湖州。唐朝时期亦曾改湖州为吴兴郡。

四历史名人：

淮　氏：(生卒年待考)，俗名待考，法名释善胄；瀛州人。著名唐朝西京净影寺高僧。

通敏易悟极闲谈激，机辩为心美誉闻彻。

于唐仁寿末年奉敕置塔。后护送舍利于梓州牛头山华林寺。淮氏严舆将达感猪八头。突到舆下从行至馆。驱逐乃走还来如故。渐至城治。黑蜂四枚形甚壮伟随舆旋绕数匝便去。即至州馆。夜放大光明彻屋上。如火焰发。食顷方灭。又掘塔基入深丈余。正当函处得古瓷瓶。无盖有水。清澄香美。乃用盛于函内。寺九层浮图。从西南角。第二级放光上照相轮。如五石瓮。黄赤如火。良久方隐。又堂内弥勒佛。亦放眉间紫光。并二菩萨亦放赤光。通照寺院。前后七度众人同见。

淮宏珍：(公元1946～今)，山西万荣人。著名地方环保技术专家。

1970年毕业于太原工业大学机械系。

1970～1973年任运城盐化局技术员；1974～1987年任运城行署环保局工程师。

1987年至今任运城行署计委投资科长，地区重点工程办公室副主任。山西省劳动模范。

多年从事经济技术开发研究，多次参加全国试点开发及跨省区开发等课题的组织和研究工作。

科研项目“硫化碱废水闭路循环干法排泥新技术”，获山西省1984年科学大会三等奖，1985年被国家环保局选人《全国环保科技成果汇编》；国家试点课题“山西省河津铝基地国土开发整治综合规划”，获山西省1989年科学技术进步一二等奖；“晋陕豫黄河三角经济协作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获陕西省渭南地区1990年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主要论文有《永济小麦受害考察报告》、《运城地区国土开发整治研究》、《关于建立晋陕豫黄河三角经济区的构想》、《晋陕豫黄河三角经济区有色工业开发前景研究》、《晋陕豫黄河三角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科技进步是企业振兴之本》。

1990年以后，作为副主编，先后编著出版了《市场营销奥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两本专著。

目前进行区域经济结构研究和生产力布局研究、区域经济中长期规划和重大项目管理。

　　本文主要论述东林学风的区域源流，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东林学风与明清苏南望族的教育及文化的关系。文中提出东林学风的核心是务实经世，当东林后人表达手段“灰色”化、逐渐放弃在野抗争的情况下，务实经世的特色却保持着，成为苏南社会近代变迁的一大特征。这一切可以从东林代表人物与苏南望族之间的关系上得到解释。关键词：东林学风；明清时期；苏南望族；家族教育；家族文化关于东林学风渊源、流变及其历史影响的研究，学术界历来多有成果。但是在东林学风和苏南望族关系的研究上，至今仍存在着一些空白点。这可能和我们以往重点关注东林党与新兴市民阶层间的关系有关。在学者们将很多主观期望或解释赋予东林党人的时候，难免会忽略它与望族这一“灰色”社会阶层间的联系。笔者期望通过本文为研究东林学派及其学风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以利寻求更全面的价值判断和历史启示。一、东林学风源流的区域背景与苏南望族东林学风其源深远，其流悠长，学术界对此久有研究，一般认为是宗奉程朱理学，或云出入王氏心学，而以程朱理学为归。还有学者考证，东林学派虽与张居正的新政时有矛盾，但在实学致用特点上是一样的，开了明清实学之先河。这些见解都是十分深刻的。但是应该注意的是，东林学风不仅具有全国性背景，也有其区域背景，笼统的“程朱理学”等未必能概括苏南区域的历史、社会和学术源流，而且在时间上也显得不够准确。东林学派学风渊源的区域背景，具体而言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其一，北宋初年苏南就有经世致用之风。早在北宋庆历年间范仲淹提出“天下”观，以及范仲淹、胡瑗当年在吴中地区实行“分斋教学”时，这一思潮就已形成了相当的社会基础。这应当是东林学风可考辨的最早区域渊源。前者指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这是人们所熟知的。所谓“分斋教学”，指的是由著名学者胡瑗所创行的一种教学制度，以培养经世人才为目的，针对科举制下学校教育萎缩、人才多不敷实用的积弊进行改革，以革除当时流行的诵经试帖的应举教学模式。胡瑗要求学生读儒经要能够“明体达用”，学知识要以“经世治事”为宗旨。范仲淹先是将该制度引入苏州、湖州府学（故又称“苏湖教法”），后又在庆历新政中将其引入太学教学中，一时颇为轰动。正如研治思想史的学者们所言，这种反映在教育中的思想是非常实际、作用也最深远的思想，对后来的历史进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样一种孕育于苏南的教学制度，这样一位生养、终老于苏南的政治家、思想家，尤其又是一位最早在家族内创立义庄、义学，被明清许多苏南望族视为效法典范的家族教育倡行人——范仲淹，其反映的思想比“程朱理学”更早（范、胡都早于程、朱）。东林学派主要领袖与骨干多出于斯地的望族，不可能不受影响。其二，明代时程朱理学与苏南的务实致用风气的融合。自杨时讲学锡、常诸地，经历长期战乱的影响后，已经很难分辨其传人为谁，也无人声称继承其学脉。但如明代毘陵唐氏、庄氏、薛氏等著名望族的代表人物（唐顺之、薛应旗等）倡导以经术用事、以文章应世的主张，又形成了新一代经世致用思想。唐顺之是明代嘉靖年间常州人，长于治经学。罢官回乡后，他又着重研治数学、地理、天文、历法、兵法和医学等实学，尤其精通三角术，是当时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其文学观也以载道应世而著称，主张在现代文人生活中重构古代智慧，与好友、昆山人归有光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与薛应旗相善，常一起致力于经世之学，同为常州经世之学的举旗人。庄氏也是常州的著名望族，盛产经学名家，与唐氏关系密切，在思想与学术上深受唐氏的影响。虽然很难找到与程、朱间的师承关系，但他们的思想与范、胡当年所倡行的经世之学以及变革实践，有着精神上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其中也融合了杨氏之学、即程朱理学的入世传统，从而具有超出笼统经学意义的文化价值。当然，这与逐渐形成的苏南不拘泥成规、务实重功之民风是不可割裂而视之的，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苏南，这也是一种很自然的精神产物。其三，“东林党祸”将东林学风导向了更加务实的轨道。东林党祸震惊了亲睹其惨烈景象的苏南人，也令东林党人、同情者及其后人对经世致用的形式作了多种反思。徐光启关于“党与二字，耗尽士大夫精神才力，而于国计民生毫无干涉”的观点便反映了这一点，他同情东林党、复社却不入“党争”，最终在农业科学实验中找到了归宿。东林党成员黄道周关于“（徐）霞客兄翱翔以来，俯视吾辈，真鸡鹜之在庖俎矣”的叹羡也是典型之例。徐霞客与徐光启殊途同归，黄道周的评论更耐人寻味，是对东林党祸后东林学风新动向的颇为准确的形容。无锡荡口华氏家族则在教导子弟“顾、高之乡可不勉乎”的同时，走上了研治实学、投身近代工商业和创办新式学校的道路。思想的武器何必与武器的思想争锋？经世之路很多，也很活，这应当是东林务实学风的新内涵。苏南后来不乏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经世形式，可是却极少有革命家、军事家。为什么东林志士的后人们一方面强调继承“顾、高之学”，一方面却在后来苏南的历史上描写出这样的特点？谜底在于对“东林党祸”的反思。这不啻是东林学风的实践渊源。当东林学风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和反思似乎变得“灰暗”时，恰恰是它发展的时候。以上所述，都清晰地反映了东林学风渊源和流变的区域性背景和趋势，辨明这一点，能为下文论述提供许多启示。同时，作为渊源的宋初经世之风是通过教育形式反映出来，通过书院讲学传播开去，又在苏南家族的教育和文化的传承中进一步发展的，这很自然就使握有教育优势的苏南望族成了影响这一学风的重要社会力量，并深深影响了相当长时间里东林学派为代表的苏南学风的流变。物质上的优势决定了教育上的发言和主导权，宋明以来苏南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二、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要理清东林学风与明清苏南望族的关系，必须了解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交往是基础，密切的交往背后必然存在某种内在的、思想上的联系。类似事例很多，这里列举一些最典型的例子。与毘陵唐氏的交往。东林书院创始人、东林学派主要领袖之一的顾宪成与毘陵唐氏有非常引人注目的密切关系。常州府志中唐顺之及其父亲唐瑶二人的传记都是东林领袖顾宪成写的，这两篇传记都被收入了《毘陵唐氏家谱》。顾宪成与唐顺之之子唐鹤征更是密友，唐鹤征曾“日与同郡龚道立、顾宪成辈讲学东林书院” ，是东林学派骨干成员之一。在顾宪成所著《泾皋藏书》中，还收有他为唐鹤征第三子唐效纯撰写的墓志铭。除唐鹤征外，唐鹤征的女婿孙慎行也是东林党人。东林骨干钱一本也与毘陵唐氏关系相当密切，唐氏家谱中就收录有钱一本为该族人物所撰写的传记。与毘陵薛氏的交往。顾宪成、顾允成兄弟与毘陵薛氏的关系更不同一般。据记载，顾氏兄弟少时曾“问业”于常州经世之学举旗人之一的薛应旗门下，与薛应旗之孙薛敷教有同窗之谊，薛敷教甚至在祖父撮合下，与顾氏兄弟缔有“兄弟交” 。顾宪成对此曾有记述，称“少受业于方山先师（即薛应旗）之门”，而且还受其子薛近鲁“引掖” 。顾氏兄弟问学于薛应旗，并与薛氏家族连续三代皆有密切的交往，这无疑说明常州经世之学与东林学风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不仅如此，薛敷教后来也“从东林讲学”，是东林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通过薛敷教，东林学派与毘陵薛氏的关系从学术渊源更升华成了盟友关系。东林学派另一位领袖人物高攀龙与毘陵薛氏的关系也相当密切。他与薛敷教同年中举，一度曾“无日不相过从，交相励勉”。薛敷教去世后，高攀龙为之撰写了墓志铭。7与无锡华氏的交往。华氏是无锡最著名望族之一，其中尤以荡口支华氏更突出。东林领袖高攀龙与荡口支华氏的关系非常深。华贞元曾从高攀龙受业，其族子华允谋、华允谊、华允诚三兄弟都曾“闻其教”，甚至还曾“立家会，邀高攀龙、吴桂森诸公公开讲席”，荡口支华氏由此“始兴起于学”。其中，进士出身的华允诚与高攀龙关系最密切。在其从学期间，高攀龙曾赞其“整齐严肃，怠若性成”。在投水自尽前，高攀龙曾写有《别允诚书》，“明以后死绝学之系属”。8 这是一份见证，也是一种殊遇。除高攀龙外，东林骨干之一的毘陵钱一本与荡口华氏也多有交往。华贞元、华允谊、华允诚等都先后从钱一本学《易经》9。与江阴梧塍徐氏的交往。梧塍徐氏是江阴望族，旅行探险家、地理学家徐霞客即出于该族。值得注意的是，在徐霞客为祝贺母亲八十寿诞而请人题赠、镌刻的《晴山堂石刻》上，收录了众多东林党著名人物的诗文作品，包括如高攀龙、钱一本、文震孟、孙慎行、黄道周、陈仁锡、钱谦益等的作品。其中高攀龙所题贺的《题秋圃晨机图》诗写道：“吾闻东海有贤母，不艺春园艺秋圃。凡木虽阴不耐霜，独爱离离豆花吐。菽水由来展孝思，于今更可添慈谱。白首晨兴课女工，勤俭为箴自千古。风前有子进霞觞，更挟文孙共斑舞。手授遗书禅冶工，杼声似写丸熊苦。异日昼锦煌煌辉形衣，亦知功自断机能作祖。”10 这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是东林领袖与徐氏家族交往的见证。诗中“菽水”里的“孝思”和“秋圃”间的“晨机”、“风前”的“霞觞”与“昼锦”下的“白首”相映成辉，展示了一种奇情异趣，更体现了东林领袖与徐霞客的某种精神交会。另据缪昌期曾孙回忆，徐霞客与东林骨干缪昌期也“以文章道义相交好”，还为子孙缔结了联姻关系。11婚姻是一种更深层的交往关系，传统的联姻往往能反映思想及学术授受，甚至反映了道义和政治的结盟。东林学派代表人物及子孙与苏南望族的联姻便是如此。常州的孙慎行、唐鹤征、薛敷教等都是东林骨干，他们不仅本身都出自当地著名望族，且都与本地或邻近望族有联姻关系，孙慎行娶于毘陵唐氏（唐鹤征女婿），唐鹤征的妹妹出嫁毘陵庄氏，薛敷教之女则入无锡华氏之门（华察之妻）。无锡高氏与邹氏、朱氏，顾氏与华氏、秦氏、杨氏，华氏与顾氏、朱氏之间的联姻也是如此。其中邹、华等族都有子弟录名东林，如邹氏家族中有邹期桢、邹期相兄弟二人，华氏家族中更有华允谋、华允谊、华允诚兄弟三人上榜，他们都有从顾宪成、高攀龙讲学东林的经历。这些联姻行为往往具有多次性、相对稳定的特点，从明代中期甚至延续到清代。无锡华氏与顾氏间的联姻便是如此，最为典型而感人的要数江阴梧塍徐氏徐霞客与江阴东兴缪氏缪昌期子孙间的联姻。如上文所述，徐霞客与许多东林党人关系密切，不过联姻关系则是后来缔结的。在党祸发生、缪昌期惨死后，为人极重情谊、生死不易的徐霞客却缔结了徐氏与缪昌期子孙连续数代的婚姻关系。徐霞客的长子徐屺妻室缪氏为“故翰院文贞公（即缪昌期）孙女”，徐霞客的两位曾孙女也嫁给了缪昌期的重孙。这种联姻显然更多的是出于道义目的了。从上述事例可见，东林领袖及骨干与苏南望族有着密切的交往，其中既渗透了学术和思想上的渊源授受，也体现了心灵上的交会和精神上的同气相求。三、东林学风和明清苏南望族的教育东林学派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源于苏南社会，又作用于苏南社会，且生生不息，这些都可以从望族教育体现出来，大致反映在三个层面上。首先，望族家训中的东林志节影响。东林学派精神财富中的一个很重要部分，是十分注重做人的志节。明末东林党人的志节感染了世人，也影响了许多苏南望族，强调做人志节成为明清时期苏南望族家训的特点之一。东林学派代表人物所在家族自然都是如此，《高忠宪公家训十九条》将“吾人立身天地间，只思量作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之语作为第一条，无锡顾氏家族《乾隆谱训约八条》也将“治家以清白为世守”列为第一条。缪昌期的后人还将此写进了训子诗：“满眼乌珠看汝身，文章切要着精神。残骸不似南山久，赖尔昂昂做个人。” 东林志节深深影响了那些与东林学派代表人物关系密切的望族，如毘陵唐氏就强调，“读书变化气质，即资性愚钝，多识几字，习他业亦觉高人一等” 。其他苏南家族，包括一些著名的工商家族也深受影响，如无锡《荣氏家训》“蒙养当豫”条写道：族中子弟接受教育，“他日不必就做秀才、做官，就是为农、为商、为工、为贾，亦不失为纯谨君子” 。所谓“变化气质”、“纯谨君子”和高、缪的“作得一个人”、“做个人”是同一个意思。东林志节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重视育人的传统在明清久已被科举所误、所废，重视人格教育也就显得格外可贵。这种志节对苏南望族和其他家族的追求影响深远，近代苏南的工商实业家族（如无锡荣氏、毘陵迁锡唐氏等）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意资助社会慈善和教育事业、保持爱国情操，与此不无关系。其次，望族教育中的东林学术传承。东林学风包含着许多进步的成分，有在野清议、抗争意识，有经世致用、强国富民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主张。在东林党祸之后其中有些成分（如在野清议、抗争等）逐渐边缘化、变得“灰暗”了，但客观地分析，那原本就属于手段、形式问题。作为东林学风核心的经世致用、强国富民及有关思想，经过历史的选择依旧保留了下来，在苏南望族教育中传承着、发展着。清代前期，无锡荡口支华氏家族内部曾出现过这样一段对话，父亲华汝修曾对儿子华希闵说：“前明一代理学，薛、胡开其始，顾、高集其成，顾、高之乡可不勉乎？” “顾”、“高”是众所周知的，“薛”则指薛瑄，“胡”就是胡居仁，几位都是明代以研治经学见长的学者，宗奉程朱理学。时多以程朱理学为经世之学，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学风为其集大成与发展，与王阳明心学有明显区分。很显然，无锡荡口华氏家族在教育中自觉地将东林经世学风作为家学传承了下来。还有许多不作声言，却将东林学风渗透教育、加以实践的许许多多苏南望族及至其他家族，如后来既产生学术大师，又涌现近代实业巨子的无锡钱氏（钱钟书家族）、薛氏（薛福成家族）、荣氏，毘陵唐氏（含唐顺之及迁锡支家族）、盛氏（盛宣怀家族）和庄氏（庄存与家族）等等。如毘陵庄受祺“每谓之学能见其大”的治学气度，钱钟书伯祖钱熙元“援古证今，有所取法”的学术理念，伯父钱基成精通经、史、地、兵、医学乃至“重力、汽机之学”的广博学养，无锡近代实业家唐骧廷祖父唐懋勋“不屑屑于章句之末”的价值倾向，等等，无不涌动着东林学风的活力。再次，书院实学氛围中的东林学风浸润。在明清苏南望族教育中有一种常见的模式，当子弟在结束族塾或家塾的学业后，往往就进入当地的书院深造。毘陵的庄氏，无锡的华氏、尤氏，吴县的潘氏、彭氏，以及常熟的翁氏家族等等，都有如此惯例。书院的学业对望族子弟来说是教育的关键阶段，通常决定着一生的发展方向。而明末以降苏南的书院充满了实学氛围，纷纷讲求经世之学。比如，乾隆时期的苏州书院，讲习时“于明理之外，务期实用，凡水利、农田、兵刑、备荒诸政必悉心讲求” ，光绪初年，江阴南菁书院更“专课经学古学，以补救时艺之偏”，在“古学”课考的内容中包括天文、算学、舆地、史论等实学内容。这种与科举教育全然不同的氛围，可以从顾亭林实学、常州学派作追溯，但追下去却必然溯及东林学风的影响。东林学派借助书院讲学来传播其经世学说与改革主张的形式，给苏南书院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苏南望族子弟在书院中受到的实学浸润，必然会影响苏南社会，清代尤其是近代以来苏南的实学人才优势与此不无关系。知识就是力量，但教育是力量之源，而强调育人、培育可用之人的教育，其力量才真正惊人。家族是社会的缩影，社会是家族的放大，苏南望族教育所受东林学风的影响为苏南的持续发展和近代领先积蓄了巨大的能量。四、东林学风和明清苏南望族的文化如上所述，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苏南望族关系密切（自身也出自其中），其学术也通过望族教育得以传承，因而对这些家族文化与学术的影响是很自然的。首先，促苏南望族的文化成就呈现辉煌。东林学派在汲取苏南文化养分的同时，又辐射社会和苏南望族的文化。徐霞客在科学探险和地理学上的杰出贡献，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徐霞客从对山水自然的好奇发展到以科学探险、地理考察为归宿，不能仅从家族影响下的个人选择去解释，东林学派的思想也从多个方面给了他影响和帮助。一种是精神上的鼓励，高攀龙诗中的“菽水孝思”、“风前霞觞”也好，黄道周的“乃欲搜剔穷真灵，不畏巉岩不避死”也罢，都表达了一种知音式的赞赏和鼓励。一种是具体指点和帮助，诸如陈仁锡为徐霞客指点自关外返京师的见闻和奇观、钱谦益力促刻印《徐霞客游记》等等。徐霞客的成就与东林学派的实学就这样联结到了一起。此外，荡口华氏家族在近代涌现出华蘅芳、华世芳兄弟数学家，并以强大的辐射力培养出徐寿、徐建寅父子化学家、钱穆与钱伟长叔侄等大师级人才，与东林学风传承的作用也是分不开的。其次，为苏南望族的学术整合提供灵魂。望族文化是东林学风的重要来源，而东林学风也为望族文化与学术注入了内涵和活力。华汝修对儿子所说的“顾、高之乡可不勉乎”之语，是荡口华氏家族对高攀龙“后死绝学之系属”嘱托的落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注脚。而常州学派学术体系的灵魂可以说就是来自东林学风。一方面东林学风是联结唐顺之、薛应旗经世之学与常州学派的纽带，另一方面它也是明后期以降常州文化的“灵魂”。顾宪成、顾允成、薛敷教、唐鹤征、孙慎行、钱一本等作为东林学派的代表人物和骨干成员，彼此之间诚有学术授受、联姻之谊，一旦入了东林、并活跃于其中，他们所代表的都已经不仅仅是原来的家族及其文化了。比如，唐顺之、薛应旗等的学术传统通过联姻扩大到了毘陵庄氏，而庄氏家族则对创立常州学派作出了重要贡献。清代中期的庄存与继承唐顺之“研经求世用”的学术宗旨，对数学、医学、天文、历法等实学也广泛研究，成为常州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庄存与等人这种对常州经世之学的重新整合与发展，其实就如同东林学风的“灵魂转世”，二者的精神是相一致的。其三，对苏南望族的价值取向产生作用。东林学风重视经世致用，主张发展工商业、强国富民，这一进步理念对明清时期苏南望族的价值取向影响很大。这包括两层含义，一层指的是对人生价值取向的影响。当许多地区依然盛行科举之风的时候，许多苏南望族受经世学风的影响，已经注意将实学视为更有价值的学问，把务实济世而不是科举中式视为人生的追求。明末江阴人徐霞客就是实践的这一人生追求。清代荡口华翼伦对儿子华蘅芳、华世芳兄弟实施的教育、为其选择的人生方向也是如此。毘陵唐氏家训“读书”条在“读书变化气质……”之语后面，又云“（读书）非止拾青紫、取荣名已也” ，这不只是对读书目的，也是对人生价值取向的一种解释。另一层指对职业价值取向的影响。毘陵迁锡唐氏、无锡城中薛氏、钱氏等族或出入儒贾、或致力工商实业，视如寻常之事，与徽商发迹后仍固执于科举的归宿迥然不同。这一现象可以从无锡《荣氏家训》（明后期）、武进《龙溪盛氏宗规》（清代）的“职业当勤”训条中“士农工商所业虽不同，皆是本职”的话语得到解释。很显然，它们出入儒贾，或以工商实业为归，都是得益于“四业皆是本职”职业价值取向的影响。苏南望族及其他家族在择业观上的机敏灵活特点与东林学风在精神上是相通的。这一突破的意义重大，打破了传统重农抑商的观念，为我们揭开苏南近代实业领先的谜底提供了一把钥匙。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内容。没有价值观的突破就不可能有实践的突破，苏南许多家族就是从这里起步向近代化迈进的。应当指出，在价值取向的两个层面中，前者是基础，而这正是东林学风的核心内容。可以说，正是东林学风为苏南人提供了近代腾飞的坚实基础。综上所述，东林学风的源流与苏南望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形成与发展更与苏南望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相得益彰。它在明清苏南望族文化中汲取了养分，又影响了苏南望族教育和文化，进而再辐射到更多苏南家族和整个苏南社会。而它之所以会具有那些“灰色”，那保守的伦理观，那后来的虽然务实、却进一步变“灰”（“政治抗争”亮色褪化）的趋势，或许也可从这一点找到一些解释。当然，“务实”才是东林学风最核心的内容，形式或手段的颜色不能改变这一点，否则就无法解读苏南近代化了。（作者系江南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原载于《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贺（hè）姓来源

　　1、出自姜姓，是为避帝王名讳所改的姓氏。春秋时，齐桓公（姜姓）有个孙子叫公孙庆克，她的儿子庆封以父名命氏，称为庆氏。庆封在齐灵公时任大夫，在庄公时与崔杼曾为上卿，执掌国政。后两人再升为左右相国。因崔杼家内发生内乱，庆封以弑君罪灭掉崔氏，独霸朝政。于是庆封把政事交给儿子庆舍处理，自己只管吃喝玩乐，引起了朝上朝下对庆氏的不满，后庆封的亲信卢蒲癸和王何，趁庆封外出之机，杀死了庆舍，庆封见势不妙，便逃到了吴国。吴王噶朱方封给庆封，庆氏宗族闻讯赶来相聚，从此，庆氏比在齐国时还要富裕。至西汉末，子孙徙会稽山阴，东汉时传至庆仪为汝阴令，其曾孙庆纯官拜侍中，为避汉安帝的父亲刘庆的名讳，"庆"字改为同义的"贺"字。庆纯改为贺纯。史称贺姓正宗。是为江苏贺氏。

　　2、出自他族改姓。据《魏书。官氏志》等所载，南北朝时后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实行汉化，将鲜卑族复姓贺兰氏、贺拔氏、贺狄氏、贺赖氏、贺敦氏皆改为汉字单姓贺氏。是为河南贺氏。

　　来源考

　　贺姓是因避讳而改成的姓。

　　贺氏原为庆氏。后因避讳而改为贺氏。据《通志·氏族略》记载：“庆氏，姜姓，齐桓公之子公子无亏之后也。无亏生庆克，亦谓之庆父，名字通用，是亦以字为氏者。”春秋时期，齐桓公有子无亏，后来无亏有子庆克。庆克的儿子名封，以父亲的字为姓氏，叫庆封，从此其子孙便相继以庆为姓氏，于是便有了庆氏。

　　据史书记载说，庆封在齐景公时任左相，因与右相崔杼有矛盾，于是乘崔杼家中发生内乱之机，指使人攻杀崔杼的儿子，灭了崔氏，后自任相国，独揽朝政。后来庆封把政事全权交给儿子庆舍处理，自己只管玩乐，因而引起其他大臣的不满。齐国的大族田、鲍、高、荣氏经过密谋，乘庆封外出之机，发动政变，攻杀庆氏宗族。庆封返回途中闻讯后，逃到了吴国。吴王收留了他，并把朱方（今江苏丹徒县）一带的土地赐给他。后来，在齐国政变中幸存下来的庆氏族人闻讯赶来相聚，于是庆氏就开始在南方繁衍。直到东汉安帝时，为避汉安帝父亲刘庆的名讳，庆封的裔孙才由庆姓改为意思相近的贺姓。此即《元和姓纂》所云：“庆封以罪奔吴，汉末徙会稽山阴，后汉庆仪为汝阴令，庆普之后也，曾孙纯避双安帝父讳，始改贺氏。”因为当时全国都避讳“庆”宇，所以凡姓庆者均改为贺氏。

　　贺氏还有一支是少数民族改姓为庆氏的，出自河南。北魏孝文帝自大同迁都洛阳后，将北方鲜卑族复姓贺赖、贺兰、贺拔、贺敦等姓氏都改为单姓贺氏，从而形成了河南郡望。

　　贺氏在发展过程中，以会稽贺氏和河南（今洛阳）贺氏最为族大人众，所以贺氏以会稽、河南为郡号。洛阳的贺氏以鲜卑族居多。

　　贺氏虽然只有 1800多年历史，但分布比较广泛，繁衍昌盛。在历史上，贺氏也有不少著名人物。例如，三国时的吴国大将军贺齐，贺齐的孙子贺劭任中书令，贺劭的儿子贺修在西晋任太子太傅，贺修的12世孙贺德仁为唐太子中书舍人，德仁的侄孙贺默为彭州刺史，而德仁的侄曾孙就是唐玄宗时秘书监贺知章。西晋名臣贺循，任太常、左光禄大夫等职，是支持司马睿的江南士族领袖之一。北魏有雍州刺史，关中大行台贺拔岳，为鲜卑族人。隋代名将贺若弼，曾大破陈军，以功进爵宋国公，官至右武侯大将军。唐朝著名诗人贺知章，少因文词知名，后以“清淡风流”为世人所颂慕，工书法，尤擅草隶，诗以七绝见长，通俗而时有新意，是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北宋著名词人贺公铸，曾任泗州、太平州通判，其词善于锤炼字句，又常运用古乐府及唐人诗句入词。明未有农民起义军将领贺一龙、贺锦。清代有文学家贺贻孙，坚决查禁鸦片的地方官贺长龄，和领导湖南邵阳人民反侵略的英雄贺金声。当代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贺龙，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等。

　　字辈排行：

　　贺龙家族字辈：“大廷良士文学兴邦光宗耀祖世代永昌”。注：贺龙本名贺文常，曾祖父贺廷宰，祖父贺良仕，父亲贺士道。

　　浙江嘉兴贺氏一支字辈：“启泰铉愚王召晟尚，开庆锡宸玉绍德。”

　　湖南湘阴贺氏字辈：“伯逢居均仕子庆大德原材必敬克荣魁添少洪祖千万汝膺”。

　　贺氏会稽堂字辈：祖房支旧序：“凤逢嘉登美贤良世际昌鸿绪期久远大德焕文章”，嵩支旧派：“中继绍友崇廷朝世仕同邦国人家永贤能福再宏”；嗣房旧序：“玉兴水弥龙师善必端宗贤良方正德诚信允存忠”；二大房合派旧序：“文章(人家)光上署道学幸时庸禩叶垂声远簪缨迈代隆”；新编派序：“人家光上署道学萃其时得遇升平际长赓作育诗声名宜益大功业定傅奇祥发先之泽因为远宜基”；迁潭始祖派序：“一派(汉)二派(志)三派(钧)四派□五派(允)六派(景)七派(惟)八派(正)国邦启世大开贤德厚高明永绍先承泽显达南湘光联甲第传纪万年家声克继”。

　　湖南益阳贺氏字辈：祖房嶐支旧序：“凤逢喜登美贤良世际昌鸿绪期久远大德焕文章”，祖房崇支旧序：“中继绍友崇廷朝世仕同邦国人家永贤能福再宏”，嗣房旧序：“玉兴水弥龙师善必端宗贤良方正德诚信允存忠”，嗣两房合序：“(嗣房文章，祁房人家)光上署道学萃其时”，续序：“得遇升平际长赓作育诗声名宜益大功业定传奇祥发先之泽因为远立基”。

简介

徐国是夏朝所封的诸侯国。周初，在江苏泗洪县一带为中心，建立徐国，在周穆王时期，才肯臣服于周朝。徐国在东夷中最为强大，春秋时为楚国所败，公元前512年为吴国所消灭。

详细介绍

《元和姓纂》及《通志氏族略》记载，徐氏为颛顼，皋陶的后代。禹时封伯益之子嬴若木于徐国。

夏禹时，伯益因辅佐治水有功，其子若木被封于徐(今山东郯城以北一带)，建徐国。其后，历夏、商、周三代，徐国都是诸侯国之一。从周公旦开始，周成王、周康王几代中，西周和徐的战争是最频繁的。徐国参与了以武庚为首的商殷残余贵族的叛乱，抵制周公的东征。徐国的驹王起兵直接攻周一直打到黄河边上，徐的后人为"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而自豪。鲁侯伯禽(周公旦的儿子)经常不断地与徐戎摩擦，《尚书·费誓》载:鲁与徐戎、淮夷有过激烈的战争，鲁国受到威胁很大，以至一度不敢打开国都的东门。至周穆王时，徐国之君徐偃王嬴诞在位，行仁义，结众心，颇得百姓拥护，四周有36个国家都派人向他朝贡。后来，他曾举兵进攻周朝都城，被周穆王打败后，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一带的山中隐居下来。周穆王别封他的子孙为徐子，继续管理徐国。此后，徐国一直延续数百年。吴王阖闾(公子光)刺杀吴王僚夺取王位之后，公元前512年夏，吴国派出使臣，责令徐国(今安徽泗县)和钟吾国交出领兵在外的公子掩余和烛庸(吴王僚的两个弟弟)。徐君为吴姬所出，与这两个公子为近亲，不愿意加害他们。二国依仗有强楚撑腰，拒不从命，并私自放走二公子，让他们去投奔楚国。楚昭王十分得意，立即派出大员隆重迎接二公子，并让二公子在养地(今河南沈丘县)暂时住。接着，又命令莠尹然、左司马沈尹戍重修养城，把养城东北边的城父、东南边的胡田两块地方封给二公子，企图利用二公子危害吴国。这正好给了吴王出兵的口实。同年冬，吴王派孙武、伍子胥兴师伐罪。徐国才被吴国灭掉。徐国在中国历史上存在1649年，共有44代君王。其区域先在鲁南郯城一带，后迁至泗县、泗洪。徐偃王时最为强盛，疆域扩大到整个苏北、皖中、鲁南等江淮广大地区。彭城因徐国而改名，成为九州之一的徐州。

徐在西周为东夷集团中最大的国家，《韩非子》说他地域五百里。《诗经·大雅·常武》篇说"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目前，在浩浩茫茫的历史文献资料中，很少见到徐国的具体经营状态，如经济、生产方面的文字。但是我们从出土文物，特别是青铜器铭文考古中，可以获得一些间接的东西。

历史沿革夏商历史

夏朝禹时，伯益因为辅佐禹治水有功，他的儿子嬴若木受封于"徐"(今邳郯地区)，建立了徐国。

后来，在夏朝、商朝、西周三代，徐国一直是强大的诸侯国之一。

西周历史

周穆王时，曾派兵讨伐徐国，想要令他臣服，没有成功。到春秋时期，徐偃王时，向他朝者的国家有32国(《韩非子》作36国)。

周公旦时期，到周成王、周康王时期，西周和徐的战争非常频繁。徐国参加以武庚为首的商朝残余贵族针对周朝叛乱，反抗周公的东征。徐驹王起兵直接攻打周朝一直打黄河边，徐人自豪于"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

周公旦的儿子鲁公伯禽的鲁国经常和徐国发生磨擦。

周穆王统治时期，贤能的徐偃王嬴诞在位，大行仁义，得到百姓拥护。在这一时期，有32个徐国的邻国向徐朝贡。国力强盛了之后，徐偃王大举进攻周朝首都，差点获胜。周穆王打败徐国以后，徐偃王于彭城(今江苏徐州)一带山林隐居。于是，周穆王封他的子孙为徐子，继续统治徐国。

在此之后，徐国有了数百年的太平时期。

春秋历史

请参见二公子事件

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三年)夏天的时候，吴国派出使臣，责令徐国和钟吾国交出领兵在外的公子掩余和烛庸。二国依仗有强大的楚国作后台，拒不从命，并私自放走二公子，让他们去楚国。楚昭王很高兴，立即派出重要官员隆重迎接，并让他们在"养地"(今河南沈丘县)暂住。接着，又命令莠尹然、左司马沈尹戍重修养城，把养城东北边的城父、东南边的胡田两块地方封给二公子，企图利用二公子危害吴国。

这给了吴王出兵的借口。前512年冬天，吴王派孙武、伍子胥讨伐徐国和钟吾国。

灭亡事件

徐国因为"二公子事件"，被吴国侵略，由于其军队不堪一击，结果被吴灭。

其实，也可以说是楚国和吴国不断蚕食他们的属国，所以灭亡。

灭亡之后

徐国亡国之后，其子孙以原国名"徐"为氏，是徐姓的起源之一。江西靖安被认为是徐国最后的家园。2007年1月6日，在靖安县水口乡李洲坳发现了一个东周古墓，根据考古专家徐长青等人对墓葬的分析研究，认为该古墓为春秋时期徐国最后一位君主章禹的妃嫔陪葬墓。该考古发现进一步佐证了江西靖安为徐国最后的据点。

徐国统计

徐国的国祚长达 1649年 ，共有 44 代君王。

徐国文化

古代青铜器出土文物，主要从商朝中、后期开始，到西周达鼎盛期。青铜器的制作标志著古代社会的生产和经济的发展。现已出土的西周青铜器有大量的铭文，极其丰富的证实和弥补了传统历史文献资料确切性及不足之处。西周金文中几次提到伐淮夷"孚吉金"的记录。"孚"相当于获取和掠夺的意思，"吉金"是优良的青铜器，徐戎是淮夷部族中最大的、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曾伯粟簋铭文载:"克逖淮夷，印燮繁汤(阳)，金道锡行"，表明当时(安徽)繁阳以南的淮夷地区盛产铜和锡。《兮甲盘》铭记载西周关市之征，对南淮夷和诸侯百姓的相应规定，铭文中说:"淮夷旧我帛晦(贿)人，毋敢不出帛、其积、其进人。""敢不用令(命令)，则即刑戴(扑)伐"，就是说淮夷必须向周王朝交纳吉金和财物，以及提供劳动力，否则就要讨伐。仅在周穆王时代，就发现十五器和淮夷有关的战争记录的铭文。(诗经·鲁颂·泮水)写鲁僖公征服淮夷，建造泮宫宴庆群僚的情况，以"憬彼淮夷，来献其琛(珍宝)。元(大)龟象齿，大赂(进献)南金(质优的青铜器制品)"为尾结之句。

徐国经济发达，是西周王朝赋税的主要提供地区，所以"征东夷""征东国"成为西周立国之后的主要战事，这在西周早期的许多青铜器铭文上也都有历史性的文字记载。

徐国有较多的青铜器出土文物。在廿世纪50年代之前，据资料就有廿四件之多，主要是日常生活、家庭、兵器等方面，例如:"徐王鼎"、"吮儿钟"、"徐髂尹钲"、"义楚钟"、"徐王义楚铺"、"王孙遗者钟"、"徐王庚儿钟"都是有铭文的。其他还有殷"徐伯鬲"、周"徐偃侯旨铭"、"徐偃王壶"、"豆形兽尊仪"、"徐宝蕴"、"大徐王寿铭"、"徐冠卑"、"环头大刀"之刀头。这些徐器大部分是徐国晚期(春秋时代)的东西，而徐国鼎盛期在西周，那时候的徐器想已在战乱中被掠夺、进献或散失，到目前为止尚不见批量出土、闻世、发现。

1965年，山东费县上冶镇台子沟村出土"徐子氽鼎"，高215厘米、口径22厘米、重32公斤，铭文:"徐子氽之鼎百岁用之"，系徐子"氽"随葬之品，同时出土的还有铜箭头等。1979年4月江西省靖安县出土三件青铜器都是徐国的遗物，其中有一件铭文18字"雁君之孙徐令尹者旨型，择其吉金，自作炉盘。"炉盆就如现在火盘，雁和偃同音，古文字可以通借。1982年在绍兴发掘一座春秋大型墓葬，出土的六件青铜器中有三件铸有铭文，这三件有铭文的铜器是鼎、炉、缶。缶的肩部有-周铭文因残损未能释读。炉的底部有铭文三行其中有"徐王之"的字样。鼎的器盖与器肩各有相同铭文44字，标明徐肴尹自作汤鼎。据考古学家考证，肴尹可能是管理祭祀的官。

关于青铜器，古代有"蚩尤作兵"的传说，东夷部落是蚩尤等的后裔，徐器制作曾经处于领先和承前启后的位置。徐器继承了商器的传统。例如:商器没有钟、只有铎，铎形状与钟已相同，但比钟小、口是向上的，有柄，执柄而敲鸣，如有铭文一般都刻在柄上。从西周开始才有口向下的钟出现，徐器"徐髂尹征"自名征城，就是考古中的句耀，句耀是铎的音变，在浙江绍兴出土有越器句镏，当系受徐器的影响。徐器也善于学习和模仿西周的青铜器制作，仰慕西周的礼制和文明。在安徽屯溪、江苏丹徒等地出土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不同于当时南方青铜器的制作风格，都带有棘刺类密集的变形动物纹及具有几何印纹、陶纹特点的细密花纹，徐器的中间过渡是难以否定的。

徐国的经济发展还可以从徐器铭文和徐姓家谱及杂史中得到一些印象。例如:绍兴出土的"徐肴尹汤鼎"，"肴尹"是商朝、徐国、楚国设有管理祭祀的官员。(逸周书·王会解)中有:"祝淮氏、荣氏"(注):"淮、荣二祝之氏也。"其中淮氏当系淮夷，居然当上了周王朝的巫祝，可见淮夷经济的发达带来文化的进步，不然，周王朝不可能把祭祀这一神圣的职务轻易地授给一个夷人。徐国是淮夷中代表性的国家，已经有十分明确的分工管理这方面的官员。

《诗经鲁颂·炯》是歌颂鲁国养马众多的篇章，相对来说淮夷地处江淮河网交错，航运事业占著优势。《英山徐氏宗谱》载:第三十八世祖先徐畅，"畅仕梦为司楫，主航运之事。周昭王南征，使畅操舟事之，行之汉泽，舟失其底，昭王死之，逸于南昌，报父仇也。""司辑"是管理航运和船舶的官员，联系早先出版的《中文大辞典》"徐偃王"条下注:"穆王时徐子治国，仁义着闻，欲舟行上国，乃导沟陈蔡之间……。"徐国居然想以航运的优势，开凿运河，其国力可想而知。

地理位置

徐国的区域最早在鲁南苏北以山东郯城为中心的区域，后迁移到徐州、泗县、泗洪。

徐偃王时最为强盛，疆域扩张到整个苏北、皖中、鲁南等江淮广大地区。

彭城因徐国而改名，后来成为九州之一的"徐州"(此时的"九州"与大禹治水时的"九州"不同，大禹时期"九州"中的徐州是指以山东鲁西鲁南为中心包括河北东部、江苏北部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