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尚良运衍，仁秀世荣昌洪中如天永，崇隆启梦光。后面还有20个字。共40个字,后面20个字是有来源的，相传那是在80年代，我张氏与王氏发生家族官司，原因中是我张氏祖先所在的风水很好，（我张氏祖先在上面、而王氏在我祖先下方挖了一个洞想把他们的死人放到我张氏祖先之下，当然我张氏是什么家族？是全国大姓。当然不服，每一个家族都去了代表。有1000多人，当时的政府怕引发大面积的家族战争，所以以调和的方试解决，最终王氏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这支是张鹤卿之后，现埋葬在彭水金鸡尾，他个人的后人就有20000人（现活着的）现在主要分布在酉阳的“黑水镇张家坝, 小坝洞子沱， 米旺， 小铺寨，秀山族，贵州族，湖南族等分布，关于些事还有很多故事，在族普中的记录，就不一一讲说，

正尚良运衍，仁秀世荣昌洪中如天永，崇隆启梦光。后面还有20个字。共40个字,后面20个字是有来源的，相传那是在80年代，我张氏与王氏发生家族官司，原因中是我张氏祖先所在的风水很好，（我张氏祖先在上面、而王氏在我祖先下方挖了一个洞想把他们的死人放到我张氏祖先之下，当然我张氏是什么家族？是全国大姓。当然不服，每一个家族都去了代表。有1000多人，当时的政府怕引发大面积的家族战争，所以以调和的方试解决，最终王氏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这支是张鹤卿之后，现埋葬在彭水金鸡尾，他个人的后人就有20000人（现活着的）现在主要分布在酉阳的“黑水镇张家坝, 小坝洞子沱， 米旺， 小铺寨，秀山族，贵州族，湖南族等分布，关于些事还有很多故事，在族普中的记录，就不一一讲说，

黎庶昌的文章多经世之言，其出使外国纪游之作，尤寄深意。黎庶昌使日期间，曾搜罗典籍，刻《古逸丛书》26种共200卷；为家乡购南藏本佛经全帙6771卷；又与日本友人以诗文唱和，刻《日东文讌集》3编，于保存典籍和中日文化交流颇有贡献。黎庶昌在文化方面的贡献，主要是编印了《古逸丛书》。这部书共二十六种计二百卷，系黎庶昌在日本利用外交事务之余，将我国早已散佚而流存日本的唐、宋、元、明珍贵古籍，以高级纸张影印编辑而成。其中包含了唐本《玉篇》零本三卷半、《文馆词林》十三卷半、宋本《史略》六卷、《太平寰宇记补阙》五卷半等。这对我国古汉语、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都是极为有用的。

一生著述达20多种。已刊行者有《拙尊园丛稿》（6卷）、《西洋杂志》（8卷）、《丁亥入都纪程》（2卷）、《海行录》（1卷）、《遵义沙滩黎氏家谱》（1卷）、《黎氏家集》（40卷）、《黎星使宴集合编》（6册）、《曾文正公年谱》（12卷）、《全黔国故颂》 （24卷）、《续古文辞类篡》（28卷）、《古逸丛书》（200卷）、《古逸丛书叙目》（1卷）、《宋本〈广韵〉校札》、《春秋左传杜注校刊记》（1卷）、《青浦县志》（33卷）（此志由青浦人熊其英编纂，而创议修志并筹集经费者是黎庶昌）。另有未刊书稿多种，多已散佚。

将[将，读音作jiāng(ㄐㄧㄤ)]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嬴姓，出自春秋时期秦国公族后裔的封地，属于以国名为氏。

据史籍《史记·秦本纪》中记载：“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分衍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

将梁，亦单称梁，即今河南省汝州地区，在西周初期为西戎之地。

据传，嬴姓伯益的后裔有个叫非子的人，非常善于养马，于是周孝王便让他负责养马，结果养马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周孝王很高兴，就封秦邑给他，被称为秦嬴。非子的曾孙秦仲，是周宣王时期的大夫，奉命征讨西戎，不幸被西戎所杀。后秦仲的五个儿子率兵继续攻打西戎，他们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终于打败西戎，收复了将梁之地。秦仲的小儿子被封在将梁，他建立了梁国，史称梁康伯。

梁康伯以后的君主称梁伯，他十分喜欢建造华丽的宫殿，时常大兴土木，人民不堪其苦，纷纷外逃。后来秦穆公干脆就灭了梁国，改称其国之地为少梁。

亡国后，梁国子孙中的大部分逃到了晋国，他们大多以原来的国名为姓，就是梁氏，亦有以“将梁”为姓氏者，称将梁氏，意为复国。

将梁氏族人后有省文简化为单姓将氏者，这在史籍《姓苑》中有记载：“石赵常山太守将容”，即出将梁氏之后。

第二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卫国君主卫灵公裔孙姬弥牟，属于以先祖名号为氏。

据典籍《礼记·檀弓疏》引《世本》记载：“灵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木，文子生简子瑕，瑕生卫将军文氏。”在史籍《古今姓氏书辨证》中也引《世本》记载“郢生文子弥牟，为将军氏。”

姬弥牟时为卫国大将军，世人称之为将军氏，其后裔以先祖名号为姓氏，称将军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将氏。

第三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郑国君主郑穆公之子偃子游，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汉朝学者王符在史籍《潜夫论·志氏姓》中记载：“郑穆公之子，各以其字为姓，有丰将氏。”据史籍《左传》记载：“郑穆公子偃子游，其后为游氏。”

公子偃，字子游。在春秋时期，“游”与“将”二字通假，因此公子偃又称子将。子将的后裔有分封在丰邑(今江苏沛县)者，遂把邑名合以先祖名字为姓氏，称丰将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将氏。

第四个渊源：源于毋将氏，属于以君理名言为氏。

史籍《公羊传》中记载：“君亲无将，将而必诛”。就是后来的“人臣无将，将而必诛焉”，也就是“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

在古代，“将”字，就是“逆乱”之义，含有凶妄之意。“人臣无将，将而必诛焉”，就是说为人臣子者，不得叛乱谋反，若要逆乱，就是无赦死罪，必得诛杀。

例如，在历代朝廷对庭下以及外驻军队首领的诏令之中都有这样一条极令：“大将在外，必命文臣监。若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一当斩！人臣之罪，莫大欺君；如奏报尽欺罔，杀降人难民冒功，二当斩！人臣无将，将则必诛！”

“毋将”，就是“无将”，即告戒不要背叛朝廷。

毋将氏，就是取“人臣无将，将则必诛”这句警世名言而为姓氏，多为军旅首脑之后裔，后有省文简化为单姓将氏者。

二历史名人：

将慰孙：(公元1926～今)，上海人。著名过程控制学专家。

九三社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上海市第八届人大代表、第七届政协常委。1989年度上海市劳动模范。

现任华东理工大学自动化研究所名誉所长，是我国过程控制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其主持的过程动态数学模型、过程智能控制与调度等项目，先后获国家和部委科技进步奖十余次。

发表论文四百余篇，著作十余种，其中《过程控制工程》获全国优秀教材奖。

将　葵：(公元1933～今)，安徽霍山人。著名地方集邮爱好者。

高经济师，任职于潜山县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

系县集邮协会常务理事。主集邮票邮品，专题有奥运会、名人、古典文学邮票，藏品颇丰。1989年，参加《北方集邮》征文获三等奖。

将道正：(公元1937～今)，四川巴中人。

中国当代文学函大毕业。在四川省商业学校龙泉分部任中学校长二十余年，中国城市诗歌艺术研究所高级创研员，中国未来研究会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等多家特约研究员。

有较强的管理、教学、研究、写作能力。任职期，学校整体、分项工作多次获地、县、区、党政、业务部门表奖。

个人教学工作多名列全市前茅，成功地探索了歌诀数学、科学记忆、多向思维训练、写实作文教学等新经。总结的经验论文获中央、省、市奖励。

出版有《心灵跃动的音符》、《格言联点评》、《教学歌诀》等专著。撰区志十五万字，参编理论巨著《课程导学与思维训练研究成果集锦》九十八卷。发表理论、文学作品二百余多篇，楹联二百多副。

作品被选入三十多部集子，在中央、省、市级获奖五十多次，十余篇文章被转载、在京展出、国家级学术会上交流、中国当代作家代表作陈列馆收藏。

论文入国家级的理论巨著有《“民族英雄”说》、《素质教育需全面彻底转变观念》、《史先生之结论亦非金科玉律》入《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成果荟萃》；《智力杂组》入《中国知识经济文选》；《用左手画开发右脑利弊谈》入《世界学术文库》；《评史铁出的一个文学例题～～兼论作家的机遇》入《中国世纪发展议论大系》；《智力摭谈》；《论当前儿少作文之通病》入《中华新论》；《精要读书法浅解》等入《万向新世纪的中国》。另有多篇论文入选大学、省级巨著中。

传略已入中外二十多部专家、学者、名人大典、光盘、国内和全球华人专家网络系统。

将庆玲：(公元1939～今)，女；河北唐山人。著名基础教育家。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华岩园社会体育指导站站长，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她热爱体育事业，在全民健身活动中处处起模范带头作。

1996年用自己积攒的两千多元退休金组织了“庆玲健身操舞邀请赛”，连外区爱好者也赶来参加。她平时自己省吃俭用。为全队制作服装五十四米布料，却不舍得花五元钱“打的”，六十岁的她走一段，歇一段，扛回家。她自己裁剪、制作，有时要忙到深夜一两点钟。

1998年，她又拿出六千多元钱，请人作曲、编舞、排演了具有唐山地方特色的皮影舞“俏夕阳”，率全队自费去石家庄参赛，获省一等奖，并受到省领导接见，还推荐她们参加12月在上海举行的全国比赛。因此，她被评为唐山市路北区老年体育先进工作者。

将矢林：(公元1950～今)，河北邱县人。著名地方公安干警。

河北省邱县公安局副局长、交警大队长，党支部书记。

在部队服役时，年年受到部队的表扬、奖励，并荣立三等功一次。

任县公安局副局长、交警大队长后，对工作兢兢业业，以顽强拼搏的精神、加大交警工作改革力度，推出“五个一交通安全”工程，对驾驶员推行“十对星级管理”新机制。使邱县交警大队连续五年分别被县、市授予先进标兵单位、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红旗大队、安全文明单位、治理公路三乱先进单位、创建省级文明卫生城功勋单位称号。

他对工作认真负责，开拓进取、团结务实，成绩突出，被县委、县 、市委、市 授予先进个人、模范干部、形象工程先进个人、精神文明先进个人、优秀人民警察、先进党务工作者等称号。1998年被邯郸市委、市 评为十佳军队转业干部，被评为全国优秀基层转业退伍军人。

将菊细英：(公元1957～今)，女；江苏南京人。著名基础教育家。

江苏省南京市实验小学校长，中学高级教师。

她自任校长以后，先后攻读了《教育管理》、《教育学》、《心理学》等书籍，她还抽空参加了全国刊授中心学习，将学到的理论应用到教育教学的实践，使教学秩序步入正轨。在此基础上，她开始搞教研课题，搞教改实践。在国家教委《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胶未颁发之前，西郊中心小学已红红火火地井展了“教师、学生、家长行为规范”、“落实行为规范，培养一代新人”等课题的研究，成立了家庭、社区教育委员会，将小学教育与家庭、社会沟通，走出了一条使小学生明理一立标一示范一训练一反馈的教育模式。

开展小学生人格培养研究的课题，充分发挥少年儿童的主动性、积极性，在养成教育中培养健康的人格、学校出现了蓬勃向上的新气象，学生在课内课外一个样，校内校外一个样，受到家长及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学校的这一课题被列为省级课题，其经验先后在江苏省中心小学政治思想研讨会、全国少先队劳动劳拉操作现场会、全国高等院校政治思想研讨会上介绍。学校也成了观摩现场，香港、广东、内蒙古等上万名教育界人士和中宣部、国家教委有关领导来校参观、视察。

1991年，国家教委委托中国广播电视师范大学拍摄的西郊中心小学的道德教育专题片，通过卫星向亚太地区作了转播。1995年国家教委、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委托省教委拍摄《严格要求，培养一代新人》的电视录像片成为我国远距离教育目标实施项目之一。

学校先后被评为省德育教育先进学校、省模范小学，她本人也于1989～1992年连续被评为无锡市、江阴市优秀科技工作者、中青年科技拔尖人才，1994年被评为江苏省教育科研先进个人，198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她撰写的《加强规范教育，培养一代新人》等十多篇论文分别在省级以上的教育杂志上发表，并先后两次获省级论文三等奖。

将红军：(公元1963～今)，吉林公主岭人。著名基础教育家。

吉林省通化煤矿技工学校校长助理。

在教学工作中，深化技工教育改革，突出学生技能水平，开创性地工作，推动了全校实习教学工作，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以严细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严格的制度管理相结合，使所带的班级连年被评为先进班级。

他善于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经验。1993年撰写的《实行专业课与生产实习一体化教学是提高学生操作技能的有效形式》一文，在全省技工教育改革工作会议上作为经验材料交流。1996年撰写的《产教结合在煤炭技工教育中的思考》被评为吉林省煤炭技校系统论文一等奖，同年撰写的《浅谈生产实习中的课堂化教学》被评为全国煤炭技校系统论文一等奖。

在担任校长助理以后，注意理顺和协调好实习教学与实习工厂生产间的关系，狠抓实习基地的基础建设，为发展生产、促进教学作了大量的工作。

1993年被吉林省人民 授予省优秀教师称号，1995年被通化矿务局评为“八五”期间先进科技工作者，1997年8月被国家劳动部命名为“全国技工学校优秀教师”。

将力生：(公元1963～今)，江西人。著名中医古籍专家。

副教授，硕士导师。现任江西中医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江西中医学院医古文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中医药学会全国医古文研究会理事及全国中医文献学研究会理事、江西省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领导小组成员、江西省语言学会理事、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

主要从事中医古籍文献整理、中医文化及道教医学研究。

十七岁开始学《易》，始得《易经旁训》本，后得读《四库》及《道藏》所收《易》书。发表论文有《 “卦时”学说是六经辩证的理论渊源》等数篇，论著有《周易纲要》，主编有《中国养生文献全书》、《中国历代名食辞典》、《中国道教经典丛书》及《中国道教医药丛书》等，并著有《中国道教医学概论》、《中国道教房中术》。主持及独自校理的古籍有《医学入门校注》、《云笈七签校注》、《道框校注》等数十种。

广西区：贺州黎氏族谱一卷、梧州黎氏族谱一卷。

　　江苏省：句容黎氏家谱、江都黎氏家乘二卷

　　浙江省：兰溪黎氏宗谱七卷、象山石浦黎氏宗谱一卷

　　江西省：清江版城黎氏八修族谱不分卷

　　安徽省：广德广阳黎氏宗谱八卷

　　湖北省：新洲黎氏宗谱十八卷首二卷不同的地区和氏族所采用的辈分排名是不一样的。

古史杂识之 不可鄙薄司马迁

菜九段

葛剑雄先生《货殖何罪》（《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九期）纵横恣肆，古今事例信手点化，可谓文理俱佳，令人获益匪浅。但说“深感太史公的远见卓识，不仅在一般学者之上，也比当代某些史家高明”，很有模拟不当的意味。司马迁何止比现在某些史家高明。关于为史一道，司马迁无人可及大概已是古今共识。再往宽泛处看，司马迁身后还没有任何学人能在对历史、社会、人事诸多方面的综合把握上可与之比肩，这恐怕也不算妄言

司马迁说过：“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诏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向来将其著述之举视为同《春秋》等量齐观的事业，这一点应该说也做到了。恕笔者孤陋，似乎还没看到什么人对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自许说三道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应该算是完成了圣人般的事业。既然司马迁功同《春秋》，他是否享有过哪怕片刻，如同孔圣人般的社会崇敬呢？答案是，从来没有。于是，司马迁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命题：为何写出过“圣人级”专着的作者，得不到圣人级的待遇？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葛先生的上述句式，绝不会转换成“才深感孔夫子的远见卓识……也比当代的某些……高明”。而且从古至今，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转换句式。

其实，司马迁留下的这个命题，他自己已先行破解过，他说：“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报任安书》）原来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资格。所以，司马迁又说：“虽累百世，垢弥甚耳。”看来司马迁椎心疾首还不仅仅是因为尘世间的屈辱以腐刑为最，更重要的是经此一创，其人其书再也不会被后人视为圣人圣物。果不其然，不仅后世学人每每发出“史迁不察”之类的词句，即使高明如葛先生者，也不自觉地将他所不值之人以司马迁这杆大秤掂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的伟大不仅在于能打理前史，也在于其能预见其身后之事。当人们为司马迁惊天地泣鬼神般的文思欷嘘不已的同时，又免不了堕入其生前已存在、身后仍延绵不去的世俗观念中去，从而不会以虔诚的崇敬面对司马迁。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司马迁已先行预见了两千年之后的世态，但也无法料定自己的命运。或许会有人说，司马迁受宫刑是咎由自取。这种认识无疑是指责司马迁烧糊过洗脚水，完全是厚颜无耻地替统治者的残暴张目。且不说司马迁受刑时李陵降否不明，即使坐实，两国交兵，叛来降去，在汉代也是寻常之事，至少在司马迁时代还不是当局用以定罪的名目。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就记有一个赵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未闻失侯夺爵。所以对司马迁的受刑原由还应当遵从他本人的说法，即“上以为仆沮贰师”，也就是蒙受了莫须有的腹诽罪。因此，可以断言，两千年前司马迁蒙受的冤屈，是的罪过。

当然，葛先生丝毫没有认为司马迁是罪有应得。这可以从文章处处表现出来的对统治的厌恶及对司马迁的崇敬之情上得出结论。但葛先生的无意识还是受了世俗观念的影响，以至于他把自己不以为然的人和现象与司马迁扯到了一起。须知，不论对什么人来说，只要能与司马迁放在一处较高下，都是一种抬举，而不是相反。另外，有关货殖问题，胡适先生曾有过与葛先生类似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原载《读书》1997年3期刊发时有删节，现全文刊布）

古史杂识之 皇帝的家谱

菜九段

菜九读《史记》成痴，也不知不觉接受了司马迁的主张，以为但凡立了大功的人，其后世或者不会默默无闻。按这个逻辑，像司马迁本人及李广家族因蒙受了不小的屈辱，其后世就没有理由不发达起来。在李广家族，自有李唐皇室自承为其后人，而司马迁的后人就无声无息。菜九对此心有不甘，决心从皇帝的家谱中找到有利于菜九痴迷的证据。本来古代正史就被后世诮为帝王之家谱嘛。或者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从司马氏皇室及李氏皇室的家谱从看出若干破绽。

先来看看司马皇室的家谱。《晋书·宣帝纪》将世系一直上溯到秦末汉初司马昂，其曰：宣皇帝讳懿，字仲达，河内温县孝敬里人，姓司马氏。其先出自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历唐、虞、夏、商，世序其职。及周，以夏官为司马。其后程伯休父，周宣王时，以世官克平徐方，锡以官族，因而为氏。楚汉间，司马昂为赵将，与诸侯伐秦。秦亡，立为殷王，都河内。汉以其地为郡，子孙遂家焉。自司马昂八世，生征西将军钧，字叔平。钧生豫章太守量，字公度。量生颍川太守隽，隽生京兆尹防，字建公。帝即防之第二子也。

而在《三国志·魏志》司马懿之兄司马朗的传记里，仅仅说了个河内温人也。裴松之注引司马彪序传曰：朗祖父隽字符异……父防，字建公。司马彪本人就是司马懿的侄子，他就没有把司马氏的族谱上溯到《晋书》提到的那么远。而与司马懿是同时代人的陈寿，也没提到过司马氏有如此显赫的祖先，那么，这个显赫祖先说法显然是后出的。大概司马氏后人觉得自家的皇帝之位是从曹氏手中不那么光彩地夺得，面子上不那么好看，为了强调自己的高贵血统，就把家谱上溯到司马昂。但比较一下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就可以看出，两者的一脉相承之处。在司马迁的笔下，重黎及程伯休甫都是提到的，但后者的情况就与司马皇室的说法有异，司马迁说程伯休甫在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然后分为在卫在赵在秦的三支，司马迁本人是从在秦一支延续下来的，而司马昂这一支则是从在赵一支延续下来的。但司马皇室的家谱没说的那么详细，从其续家谱的出现距司马迁数百年时间跨度来看，多半是抄袭了司马迁的家谱。于是问题来了，其上溯到司马昂或为冒认，或为有所讳，或者兼而有之。说其冒认，是因为其没讲清楚是从司马昂以下哪一支衍生而来，因为据《汉书·高帝纪》的说法，司马昂死得不明不白，其是否有子嗣传下来就很可疑。如果有子嗣传下来，又是其哪一子，没交代，看来是因为不知道，所以说不清。司马迁序家谱，自司马错而下，总能还出几个名字；而皇室的家谱，司马昂上面光秃秃，下面也是光秃秃，到了八世后才突然冒出了个司马钧，这个连司马彪都没有提到的记录，其可信程度如何不言而喻。可以这样说，只有被司马迁提到的人才出现在皇室的家谱中，而司马迁没提到的人，皇室家谱也还不出来，这就摆明了是照抄太史公的家谱。

联想到司马迁所说的“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的说法，会不会因为司马皇族与司马迁有什么瓜葛，觉得没什么面子，有意略去这一节不说，而将家谱挂靠到司马昂那一支名下？联系到李唐皇室的作法，这种可能是有的。从司马昌到司马迁传了四代也不过百年的光景，而从司马昂传到所谓的司马钧仅仅八代就传了三百年，好象不那么谐调。司马迁有外孙杨恽，其有女儿是肯定的，没有司马迁儿子的记载，但《汉书·司马迁传》称王莽时封司马迁之后为史通子，则其族香火未息也是可以肯定的。按司马迁家族的传承速度，从司马迁往下两百年，则有传八世的可能。这样的推测可能过于大胆了，但如果两者没有一点关系，司马皇族抄司马迁的家谱干什么？总不能因为所谓的司马昂家并没有家谱传下来，就只好到司马迁那里去抄。而真要抄的话，至少前面应该抄抄对，却偏偏抄个错的，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其家谱是刻意做出来的。所以菜九总存了这样一个念头，即司马皇室的家谱是冒认司马昂为祖先，他们甚至可能就是司马迁的后人。这个连史学大家、司马皇室后人司马光都没议过的问题可能太匪夷所思了，但至少可能对一半，即《晋书》的提法不可信。

说来也怪，李唐皇室的家谱也是出自《晋书》。在《晋书》卷八十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是这样记载的：武昭王讳暠，字玄盛，小字长生，陇西成纪人，姓李氏，汉前将军广之十六世孙也。广曾祖仲翔，汉初为将军，讨叛羌于素昌，素昌即狄道也，众寡不敌，死之。仲翔子伯考奔丧，因葬于狄道之东川，遂家焉。世为西州右姓。

但《史记》所记的李氏家谱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记载可靠程度如何，写史者或出于某种造假目的而未考虑到情理的严密性，但不妨让我们这些心怀疑虑者替他们扳扳指头算计一下。司马迁记李广之先为秦将李信，即抓燕太子丹的那个人。李广本人于汉孝文帝十四年从军。在此之前，汉立国刘邦十二年减五得七年，惠帝七年，吕太后八年，至孝文帝十四年，共三十六年。李广的曾祖似没有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生下第四代成年名将。考《史》《汉》二书，那个时期似无与西方作战的历史记载。这个曾祖仲翔的来历就有点莫名其妙了。须知，司马迁本人与李广一家三代关系都好，他是李广或李敢的老部下，李广与其子李敢都做过郎中令，司马迁在成年前应该在宫中为郎，李陵的父亲李当户，也在宫中服役，应该与司马迁照过面。他们的家谱，应该以司马迁所说为准。至于其它人的话，要么是胡说八道，要么是别有用心。

那么，是不是李唐与李广没有任何关系，菜九也不这么看。菜九以为他是故意把水搅浑，以扰乱视听。因为李唐皇室已将他们的祖先上溯到老子李耳，如果李广与他毫无关系，他用不着生拉硬套这层关系，授人以柄，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太有关系，且有难言之隐。比如，他就没有说自己是李广的哪一支所传就很令人起疑。由此联想到李太白叙家世，称其隋末一支，窜入碎叶云云，故意语焉不详，原因是有难言之隐。比如有人指认李白是唐初玄武门事变死难的李建成或李元吉之后，因在李世民后人当权的时代，这个身份还是不暴露为好，所以才这么说。而李唐皇室的难言之隐，可能是与李陵有关。李陵的作战下场与《晋书》家谱中的曾祖相类。而且李广有三个儿子都有名有姓，为什么到了李唐皇室这里，就连有名有姓的记录也弃之不顾，这就奇了。司马皇室抄《史记》的家谱，连司马昂子孙的姓名也还不出来，是因为司马迁没说过，他们也不便生造。而李广三子李当户、李椒、李敢清清楚楚，完全可以说得更明白透彻。为什么不说，大概认为不便说。如果是李椒、李敢，就没什么需要回避的，而如果是李当户，则其后为李陵，就有点不好说了。为什么不好说？原来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中说，自李陵一家被汉朝廷屠灭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以为耻”。或许这个引以为耻的情形延续了很长时间，所以李唐皇室发达以后，可能就不愿意提那些容易引起人们不快联想的旧事，所以就将他们奉为老祖宗李广的家谱都改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晋书》是唐太宗时由房玄龄等人主持修撰的，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审了一点稿，没准就是李世民授意房氏做了手脚。早年菜九看过一篇文章说胡有九种，其中有一种称之为李陵胡。说明李陵留在汉地的家小被灭绝后，其在匈奴所繁衍之子子孙孙蔚为大观。而李陵在匈奴所娶托跋氏所生子，即北魏太武帝之祖先。当年崔浩将拓跋皇族血脉上续到李陵，被唐人刘知己斥为无稽之谈，但刘知己的说法亦不足以服众。如网友独孤如愿于2004�10�15�1:52:57在天涯社区的煮酒论史栏目里称：“刘盼遂的三篇《李唐为蕃姓考》和王桐龄的《杨隋李唐先世系统考》，经过一再论证，认定李氏出自拓跋族。其主要理由是：一，据释彦悰《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记载，李氏自言高祖李渊七世祖为西凉武昭王李暠，唐僧人法琳曾冒丧生之险，当着李世民的面加以驳斥：‘琳闻拓跋达阇，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陇西之流也。’认为李氏是拓跋达阇的苗裔，自称陇西大族李氏之后，实属假冒。显然，法琳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决不敢口出狂言。”照这个说法，李唐一脉出自胡地、出自拓跋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法琳斥李氏与李广无关的说法也站不住脚，毕竟拓跋氏与李陵有这样那样的牵连。

最后的看法是，司马皇室与李唐皇室的不实家谱都是在《晋书》中搞出来的。按说李唐不应该替司马皇室遮掩，但为什么两个明显站不住脚的家谱都留存了下来，这确实是个费解的谜。

回到菜九的初衷上来，还可以引用清人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八《李广遗裔之蕃昌》作结。其曰：“司马迁与李陵善。陵生降，堕其家声。故《史记》于其祖李广之有功不侯，三致意焉。后人遂以广杀降致族灭之报。其实广之十六世孙暠，在晋，霸有秦凉。及薨，国人谥曰武昭王。又七世，至唐高祖，遂有天下，子孙相传三百年，国祚与汉相等。陵之子孙，至唐为黠斯称可汗，君于漠北，亦垂百年。是广遗裔之蓖盛昌炽，远胜卫、霍。杜甫诗，李广无功缘数奇。奇于生前，而昌于身后。广固无遗憾。迁亦不必代抱不平矣。” 倘事情真如上文所料中，则菜九也无须抱不平矣。题外话是，司马迁一生，大概就是在李陵问题上没说老实话，他说自己与李陵没什么关系，其实不然。他与李家三代有如此渊源，又印象如此之好，怎么会不偏袒李陵呢。只是他的倾向在当时是允许的，就是没有想到由此得罪了皇帝。

周人古公亶父迁都岐山之后，就开始部署“剪商”计划，历史上“泰伯奔吴”即是在江汉流域埋下一枚棋子。季历在位时，形成了周羌联盟，确立了在商朝西部的大国地位，甚至势力一度发展到河南西部，引起商朝文丁惊恐，于是设计杀死季历。

周文王姬昌继位之后，《古本竹书记年》中有“帝乙处殷。二年（公元前1100年）， 周人伐商”的记载，周国公然造反挑战商朝，惨遭失败之后进一步转向西北与江汉流域扩张，到了晚年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开始正式称王，与纣王平起平坐，勃勃野心显露无疑。

更为重要的是，周文王还做了一件挑战纣王底线的大事，灭掉了商王国境内的黎国，即“西伯勘黎”，《尚书》、《史记·周本纪》中都有明确记载。然而，宋朝之后学者质疑，商纣王还是天子，作为臣子的周文王如果伐灭王国境内的黎国，算是公然地向天子挑衅，这就打破了儒家树立的周文王的“至忠、至德”形象，因此否定周文王伐黎。那么，事实真相如何？海外一批战国竹简，洗刷了周文王冤屈！

根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周文王受命称王之后，立即掀起新一轮灭商高潮，其中就包括黎国。《周本纪》：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黎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

周文王伐犬戎、密须时，殷商并无反应，但败耆国之后，却是“殷之祖伊闻之，惧”，引起剧烈反应。那么，为何灭掉一个诸侯国，却引起殷商高层这么剧烈反应？

一，黎国来历非同一般，据子姓黎氏家谱记载，商代盘庚迁都于殷，庚封其堂叔文魁于山西的西南，建立地方国家——黎国，这是殷商的核心附属国，铁杆同盟。

二，《经义述闻·卷士》记载“黎者，众也，多也”，可见黎国在商纣时期，人口众多，国力强大。正因如此，甚至周人认为纵然克纣，也难以克黎。

三，黎国大约位于今山西长治县西南，距离河南安阳只有150公里左右，属于殷商的畿内诸侯之国，“西伯戡黎”就如一把尖刀插向了商纣的心脏，对殷商形成了极大的战略威胁和心理震慑。

2008年，清华校友在海外发现一批战国竹简，拍下之后赠送给了清华大学，一共约2500枚，这就是“清华简”。竹简上记录的“经、史”类书，大多数前所未见，曾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的李学勤教授评价说，“这将极大地改变中国古史研究的面貌，价值难以估计”。

在清华简中，《耆夜》揭开了“西伯戡黎”的真相。所谓《耆夜》，是现代专家根据内容提炼的名称，其文第一句话就揭开了真相：“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

周武王八年，即孟津观兵前一年，武王伐纣前二年，周武王率军征讨黎国，并对黎国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杀戮。《诗·大雅·桑柔》曰：“民靡有黎，具祸以烬”，可知周武王几乎将黎国杀得鸡犬不留。众所周知，儒家一直歌颂周武王，认为他是仁义之王，率领仁义之师，但从3000多年前黎国遭遇来看，周武王也是一个被儒家包装的残暴君主。

灭掉黎国之后，周武王非常高兴，招呼召公、周公、姜子牙一起喝酒，在酒桌上作起乐诗助兴，周公举杯唱和，两人你来我往，一共作了五首乐诗。

王举爵酬毕公，作歌一终曰《乐乐旨酒》：乐乐旨酒，宴以二公，任仁兄弟，庶民和同。方壮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饮，后爵乃从。乐诗虽然重要，但周武王心情大好的作诗和这些乐诗保存下来，显然透露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信号，从侧面佐证了黎国对殷商的重要性：灭掉黎国，等于去掉殷商一条重要膀臂，灭商大业唾手可得。

也就是说，周武王继位之后，在“剪商”大业上动作频频，最典型的就是除掉黎国。黎国被灭之后，殷商铁杆同盟近乎丧尽，且周国武力可以直逼殷商核心地带，取得了重大战略优势，周武王彻底奠定了伐纣灭商大业基本格局，接下来只是找对时间摘果子而已，此时纣王已经无力回天了。果然，一年之后周武王孟津观兵，二年之后武王伐纣，经过牧野之战大败纣王，成功灭掉了商朝，建立了周朝800年江山。

总而言之，清华简的《耆夜》出世，推翻了《史记》中的“西伯戡黎”记载，证实周武王才是灭掉黎国的真凶，洗刷了周文王的冤屈。宋朝学者对这一段历史的质疑，本意是维护儒家树立的周文王形象，却意外地符合历史真相，只能说是一个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