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的字幕:同学们，我叫王先霈，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师。我要给大家讲的总的题目叫做“中国文学叙事的发展轨迹和它的特点”。今天我们讲其中的第一个题目是“汉族古代为什么没有留下史诗”。 下面我们就开始来讲具体的内容了。 现代叙事学讲的叙事，它包括历史叙事、新闻叙事、 文学叙事， 还有“图像叙事”、 “网络叙事”， 乃至于“哲学叙事”、 “心理叙事”等等， 这是现代分得这样细致。 在古代，那是混为一体的， 历史叙事、新闻叙事、 文学叙事， 它融为一体，没有分开来。 世界上各个国家，它的文学叙事、历史叙事 和新闻叙事， 是什么时候来分开的， 分开以后， 各自在文学的整体里边， 文化的整体里边， 占什么样的位置， 占什么样的分量 ，是不一样的， 这就体现了各国文化的特点 和文学的特点。 中国文学叙事， 它的发展有自己特别的路径， 和世界上很多国家不一样， 那么这些特点，这种不一样， 就是我们今天研究的一个题目。 历史上这种不同， 对于今天的文学，今天的文化， 有些什么影响？ 还会起到什么作用？ 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 将近一百年以来， 有许多学者，有很多大学者， 都作过他们的回答， 他们个人的意见并不相同， 这些意见 今天也值得我们来重新讨论。 在中国古代文学叙事的历史上 和在西方文学叙事史上， 有两个学术难题， 对于西方来说， 叫做“荷马问题”。什么叫“荷马问题”？我们知道， 古希腊两大史诗， 说是荷马所作的， 两大史诗都是长篇巨制。荷马据说是一个盲诗人，在3000多年以前，一个盲诗人怎么能够独自一个人创作这两大史诗呢，他是怎么写出来，又怎么被人记录下来呢，这是一个问题，西方许多学者在研究。对于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大难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汉族，中国的一个主要的民族——汉族，为什么没有史诗，这个难题，也有许多学者加以研究，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能够被大家一致接受的定论，我们今天就需要来加以探讨。 中国这样一个大的文明古国，世界上大的文明古国之一，没有史诗，没有史诗这样一种文学样式，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奇怪的东西，一个令人奇怪的事情。那么对这个东西就需要来思考了。中国古代没有史诗，是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史诗，典型的、狭义的、严格意义上的史诗。史诗对于一个民族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黑格尔曾经说过，史诗是一个民族的族徽，它的徽章，这个民族的标志，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文化传统、人们的理想、理念，往往都蕴藏在史诗里面。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史诗，我们刚才说了希腊有两大史诗，《伊利昂记》、《奥德赛》，两个大史诗非常有名的。印度两大史诗也是非常有名的，就是《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德国有《尼伯龙根之歌》，俄罗斯有《伊戈尔远征记》，英国有《贝奥武甫》，西班牙有《熙德之歌》，法兰西有《罗兰之歌》。还有一些很小的国家，人数不多的民族，比如说亚美尼亚等等这些国家、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 中国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国家，人口众多的国家，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 怎么就没有自己的史诗呢？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当然也有人说，中国还是有史诗的。有的学者说，像我们古代《诗经》，《诗经·大雅》里边，有人举出五篇，有人举出六篇，说那是史诗，包括《公刘》、《生民》、《绵》、《皇矣》、《大明》这些篇。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恐怕有一点勉强。不说别的，史诗，大家公认的叫做长篇民间故事诗，就是说它的篇幅一定是很长的。亚里士多德，他的《诗学》里面讲过，悲剧它表现的时间是一天，一个白天，史诗表现的时间是没有限制的， 史诗往往写十年 甚至几十年的事情， 篇幅都会很长很长。 像希腊史诗， 《伊利亚特》， 有的翻译成《伊利昂记》，有24卷，15693行， 《奥德修记》 也是24卷，有12110行， 印度的史诗《罗摩衍那》 有48000行， 《摩诃婆罗多》有20多万行。 我们刚才说到的，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也有史诗， 那么《公刘》， 《公刘》这一首诗 一共只有三百多个字， 还有《生民》这一首诗， 只有四百多个字， 你要说它是史诗， 那就有一点勉强。 仅仅从篇幅这一点上来说， 也很难把它称为史诗， 当然它很有价值， 有很重要的文献价值。 但是，我们不好说它是史诗。 中国汉族古代没有留下史诗， 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 古人不觉得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提出来 ，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 ，它是20世纪的事情。不但说秦朝、汉朝、 唐宋元明清， 都没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到了20世纪初期 ，才有学者 把这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我们中国 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国家， 很少对外交流， 我们对于世界文学缺乏了解， 所以没有史诗， 大家觉得是个很平常的事情， 不知道，还有许多民族有史诗这样一种体裁，这样一种种类的文学作品存在， 所以自己就不觉得是一个问题了。到了20世纪，中外交流很密切了，知道了世界文学的许多情况， 但是最早，这个问题不是中国的学者，不是中国人提出来的，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间就说到，中国古代没有史诗，但是黑格尔解释的理由，我们今天看来，是有一点含糊其辞，不能够让我们满意，他说中国没有史诗是因为中国古代人观照的方式是散文性的。这个说法我们觉得似乎难以成立。中国古代，古人观照的方式怎么就是散文性的，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非常辉煌的诗歌的历史。另外他说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的人的宗教观念不适合于史诗的产生。这个他没有详细的解释，我们也很难理解，因为中国没有这个，自己本土过去还没有这种狭义的宗教，有一个道教，也不见得就跟史诗的创作产生什么冲突了。 那么真正提出这个问题并且作出了回答的，在我看到的是日本学者，日本学者提出来这个问题，并且，尝试作出他们的回答。在20世纪前期，中国有一些大的学者，也是文学家，他们看到了这些情况，也接触到了日本人，日本学者的观点。就对这个问题提出来，作出自己的解释。像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边《中国小说史略》的第二章，他就提到这个问题。像胡适，在他在的《白话文学史》里边也提到这个问题，作了解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它正式出版是1922年，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正式出版是1928年。但是他们都是先讲课，后成书，讲课的时间差不多，大概就是1921、1922年讲的课，所以就是20年代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然后茅盾在1929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中国神话研究ABC》，研究中国古代神话，那么他也提到这个问题，而且，作出了不同于鲁迅，不同于胡适，不同于日本学者的一些解释。 我们就来看看，这些他们的解释，我们今天哪些我们觉得很同意，哪些觉得可能需要修正、补充，或者我们认为，它是不能够成立的。鲁迅和胡适的意见，其实他们都是介绍日本人的意见。日本有一个学者叫盐谷温，盐谷温有一本书，很重要的书，叫《中国文学概论》，讲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其中就提到了中国古代没有史诗，中国古代的神话流传下来的，都比较零碎、零散，古代希腊的神话非常丰富，而且，有一个系统。神话的系统，希腊古代的神话，它主要有英雄传奇和历史故事两大类。它的神，它的英雄，都可以建立一个很庞大的谱系。中国古代也有神话，非常零碎，保存在《山海经》，一些古籍里边，都是很零碎的，不成系统。鲁迅、胡适、日本学者、西方学者也要解释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汉族没有史诗， 中国古代汉族的神话很零碎。他们介绍盐谷温的看法。盐谷温，他是当时受到法国文学理论家丹纳他这种理论的影响，“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是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文学它的存在发展的情况。当时认为中国，中华民族，汉族主要是在黄河流域 发展起来的。黄河流域，它气侯比较寒冷，土地，也不很肥沃，要古代人在生产力低下的时候，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艰苦劳作，收获还不丰硕。而希腊人，像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间，用一种文学的笔调，他来描述，爱琴海是一种海洋性的气侯，非常有利于植物、农作物的生长，他说古希腊人，可以躺在树底下，在那儿很悠闲，饿了的话，抬起身子伸伸手在树上摘一个果子吃吃，就能够差不多饱了，然后就有很多时间来玄思，来想象，来创作，所以希腊就有哲学也很发达，也有时间来创作史诗。而汉族在黄河流域，我们的祖先，脸朝黄土背朝天，非常艰苦地劳动，还食不果腹，吃不饱穿不暖，没有闲情逸致来创作这么长篇巨制的史诗。这一种说法由盐谷温提出来，胡适和鲁迅加以介绍，他们介绍，显然至少是部分地同意了，因为他们没有介绍别的观点。 今天我们看起来，这种说法恐怕是很难成立的，用地理环境来解释汉族没有留下史诗很难成立。我们只要举一个反例。冰岛，它有自己的史诗，还不只一部，冰岛有两部史诗，一部叫《萨迦》，一部叫《埃达》，是世界文学的精品，得到了全世界的重视。难道说黄河流域的地理条件、气侯，比冰岛还要恶劣吗？这是不能成立的。冰岛那个地方是非常寒冷的，它为什么也有自己的史诗呢？那么为什么汉族就没有史诗呢？所以用地理环境决定论，我总觉得这个解释是完全不能够说服人的，没有道理的。这是我们介绍的第一种观点，盐谷温的观点，鲁迅和胡适也重复了这样一种观点。 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茅盾，他1929年出版《中国神话研究ABC》的时候用的是一个笔名，玄珠，玄妙的“玄”，珠宝的“珠”，用玄珠这个笔名。他也提到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重复盐谷温的观点，他作出自己的解释，茅盾有两个解释。他第一个解释是说，史诗都是要描写大战，战争，大规模的战争，像我们知道，《荷马史诗》是描写特洛伊大战的，打了十年的战争，《伊戈尔远征记》也是写战争，史诗多半都是写战争的。茅盾说中国古代没有那种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就没有史诗。 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有一些牵强，中国古代怎么就没有战争呢？传说的黄帝蚩尤之战，那不也是一个大战吗，特洛伊战争也不见得规模特别大，中国古代许多部落之间，一些小的国家之间，也是经常打仗的，所以用这个来说明，也很难说服人。还有很多别的国家，更小的国家，那个战争的规模就更小了，它也有自己的史诗。 但是茅盾还提出了第二个解释，这个第二个解释。我个人觉得是相当深刻的很值得我们思考的。茅盾说中国古代，文化上有一个特色，有一个传统，一直以来是这样的，至少到清朝都是这样的，就是说统治者，他把神话传说历史化，又把历史神话化。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有一个续家谱的这么一个习惯、传统，现在我们家谱就找出一些名人，大人物，最早的始祖是什么样，是状元，是宰相，至少是个进士。那么皇帝，国王，他就不满足于这个，他要说他的祖宗，祖先，是一个神，天神，要造出一种神话来，把历史神话化。一个人当了皇帝， 他的祖宗就变成神了，皇帝叫做“天子”。天子是什么意思？就是天的子孙，他不是凡人所生的，所以他就有权统治所有的人民，你就应该服从他。这叫做把他自己的历史、家族的历史神话化，然后把神话历史化，神话中间的人物，变成了历史上的真人。本来是一个神，是一个神话，传说虚构的，可是，他拉过来作为他的祖宗，把它历史化。茅盾的这样一个解释，我认为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值得我们思考 ，值得我们今天来讨论，来充实它、修正它、补充它。 神话一被历史化了，它就缺乏文学性了，就成了非审美的、非艺术的、非文学的东西。同时，我们也不能说 它就是一个历史，一个信史，可以相信的历史，它是一个被歪曲的历史。特别是这种神话的历史化，它在几千年中间反复地进行，一些远古的，传说中间的人物就被后代的统治者不断地重新塑造，几千年中间不断地重新塑造。这个重新塑造、重写、改写这个过程，我觉得可能是造成史诗的缺失，神话的消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商辂和黄观

商辂为明朝唯一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中三元者，还有一人名叫黄观，也曾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中三元，但因得罪明成祖，被削去状元名誉。

商辂：

所谓“三元”，就是乡试的解元、会试的会元和殿试的状元三个第一名。明代，“三元”者只有商辂一人。

商辂，字弘载，淳安(属浙江)人。他的父亲是一名县吏，他出生的时候，知府看见吏员们住的“小区”里有光。第二天知府问他们最近谁家有事，商辂的父亲告说生了一个儿子。知府很惊讶，嘱咐他的父亲：“你要好好的抚养，这孩子将来必大贵”。

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商辂以浙江解元的身份进京参加会试和廷试，均取得第一名。其实严格地说，商辂算不上“连中三元”，他中解元的时间是宣德十年(1435)，之后会试失利，等正统十年再次参加会试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应届生”了，留过级，中间隔了十年，所以不是一气呵成的连中“三元”。

商辂生活在明代由盛至衰的转折时期，一生经历十分复杂。

一是在“土木之变”中他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正统十四年八月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土木之变”，明廷上下动荡不安，有主张抗战的，像兵部左侍郎于谦；有建议南迁的，如侍讲徐有贞；还有站在一旁观望的等等，人心不一。此时的商辂刚刚进入内阁参与朝廷大事的决策，他是主战的。他和于谦一齐力阻徐有贞等人的南迁之议，最终使监国的_王定下了固守京师、抵抗入侵的决心。

二是在英宗复位的过程中他不媚权臣。天顺元年(1457)，在总兵官石亨等人的主持下，被软禁了八年的太上皇英宗重新登上了皇位，于谦等一批景泰朝的“骨干”遭到查办。但对于商辂，英宗却网开一面，把他召进宫里，安慰了一番，并命他起草复位诏书。谁知就在起草诏书的时候，因为没有依照石亨的意思写而得罪了他，石在皇帝面前污蔑商辂与前朝余党有勾结。英宗信以为真，下令逮捕了商辂。太监兴安在皇帝面前替商辂求情，惹得皇帝更加生气，而兴安却丝毫不惧，说：“当初有人建议南迁，如果不是商辂等人，陛下现在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于是皇帝把商辂放了，但是不再让他做官了。

三是是非分明，力主恢复_王的帝号。商辂被英宗削职为民，在家一呆就是十多年。成化三年(1467)，皇帝将他召至京城，恢复官职。之后，成化帝想恢复_王的帝号(英宗复位，废掉了景泰皇帝的称号而重称_王)，但朝中赞成与反对的声音皆有，致使成化帝一直犹豫不决。商辂力排众议，他说_王在非常时期使朝廷转危为安，功劳应该得到肯定，恢复名号属情理之中。成化帝这才下定决心。恢复_王的位号是明代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肯定了景帝和于谦等人在“土木之变”中的巨大贡献。

四是不畏生死，力斥专权的宦官。西厂是宪宗于成化十三年增设的特务组织，无论是规模还是权力都超过了永乐年间设立的东厂，西厂的“厂长”(提督)是太监汪直。商辂与其他大学士一齐上书揭露汪直的胡作非为，建议皇帝尽快查办他，否则天下的安危就说不定了。皇帝很生气，说用一个宦官就能影响天下的安危吗？派太监怀恩严厉责问到底谁是主谋。

商辂对怀恩说：“朝臣没有大小，如果认为我们有罪，那就把我们全抓起来审问好了；汪直擅自查抄三品以上的京官；大同、宣府属边城要害，守备一刻也不能懈怠，而汪直一天之内就逮了很多人；还有南京，是朝廷的根据地，有留守的大臣，汪直说抓即抓，这样下去，天下会太平吗？”怀恩如实奏报，皇帝无奈，只好罢掉了西厂。

汪直虽然“下岗”，但依然被皇帝宠幸，他向皇帝谗言商辂曾经受过别人的贿赂。商辂心里很难受，而此时又有人在一旁为汪直歌功颂德，并叫嚣恢复西厂。在这种情况下，商辂觉得自己只有辞职了。也许是宪宗对他已经久存不满，就批准他回家了。商辂走后，再也没有人敢出来和汪直对抗了。

商辂赋闲在家，有“同事”曾去探望他，见他儿孙满堂，不禁感叹道：“我与你同朝为官十多年，从没见你错杀过一个人，这或许就是上天对你的报答吧！”

成化二十二年(1486)商辂去世，终年七十三岁。皇帝赠其为太傅，赐谥号文毅。《明史》本传赞曰：“辂为人，平粹简重，宽厚有容，至临大事，决大议，毅然莫能夺。”民间也有“我朝贤佐，商公第一”的赞誉。有明一代，状元升官最快的恐怕就是魏藻德：崇祯十三年(1640)中状元，授修撰，十五年被超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不到三年就从正六品骤升为正三品。“乱世出英雄”，这可是前辈状元们望尘莫及的呀！遗憾的是魏藻德做官为政一无建树，二无学术，他的存在与升迁只能加速帝国的崩溃，成为崇祯皇帝在用人上失误的重要见证。

魏藻德，顺天(今北京)通州人，崇祯十三年廷试的时候因为口才好，被皇帝相中，定为状元。皇帝当时问的问题是：目前内外交困，你有什么解决办法？魏答道：“知耻”。之后的两年间，还是因为嘴皮子麻溜，多次回答皇帝的提问很“到位”，于是崇祯认为魏藻德肯定有极大的抱负，破格提拔了他。

等到魏藻德任首辅的时候，明王朝已经在风雨中飘摇了。而这个巧舌如簧极善忽悠的天子门生，竟然像变了一个人，喜欢沉默了。典型的例子就是崇祯十七年三月，兵临城下的李自成提出了和谈请求，条件是割地西北、封其为王、其军不受朝廷节制，他则放弃围攻北京退守河南，并以劲旅抵御清兵、平定内乱。这个条件虽然有悖君臣大义，但不啻为一个缓和局面的良机。山穷水尽的崇祯心有所动，征求魏藻德的意见。这个时候，哪怕魏藻德稍稍表现出一点积极的姿态，明王朝的历史就可能重写，但魏藻德不愿承担责任，在崇祯三番五次的询问下，始终沉默，不敢表态。而一向刚愎自用的崇祯偏偏喜欢在这种节骨眼上优柔寡断，因为没有得到首辅的支持，他也拿不定主意，最终放弃和谈，能让王朝喘口气的一线机会丧失。所以《明史》本传称“藻德居位，一无建白，但倡议令百官捐助而已”，皇帝问计，他说不出来，只是建议朝廷下令让朝臣捐钱，这哪是首辅的作为呢？

京城陷落，像工部尚书范景文等一大批人死节，而我们的首辅魏藻德却投降了李自成。然而在农民军那里，他并没有受到优待。李自成责问他为什么不去殉死，这个曾经“知耻”的状元答道：“我正准备效力新朝，哪敢去死。”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指责其身为首辅而误国，魏藻德为自己辩解：“我本是书生一个，根本不懂得政事，加上崇祯无道，所以才亡了国。”刘宗敏听了大怒说，你从一介书生到状元，不到三年就做了宰相，崇祯哪点对不起你，你竟诋毁他。说罢，命人掌其嘴数十下。当时，农民军还强迫那些投降的明臣交钱，魏藻德也不例外，而且属阁臣，交钱不少于十万金。在酷刑之下，魏藻德拿出了一万金，而当初倡议朝臣捐钱的时候他仅仅掏出一百金。

刘宗敏嫌魏藻德出的钱太少，仍然把他夹着不放，整整五天，魏藻德脑裂而死。农民军又把他的儿子抓了起来继续索要钱财。其子说，家里啥也没有了，如果父亲活着，通过门生故吏也许还能筹到一点钱，现在死了，到哪儿弄去呀？

没钱，没钱拿命来！其子也被农民军杀掉了。

魏藻德是明朝倒数第二个状元。崇祯十六年，明廷进行了最后一场科举，选出的状元叫杨廷鉴，国变，先降李自成，后降清，任松江府学教授。可惜，也许是官职太小，在《清史列传》里这个人连个“贰臣”也没混上，当属庸碌无为之辈吧！“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对于这首《临江仙》大家不会陌生，《三国演义》开篇即是，或许人们会认为这首词是罗贯中所作，其实不然，此乃明代文学家杨慎的作品，是其《二十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在重批《三国演义》时将这首词添加在小说之首。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六年状元。传说上一届他就考中了状元了，但是因为发生了火灾，他的试卷被烧毁了，没有了“成绩单”，被吕_取而代之。但杨慎到底是人才，这一届倒运，下一届再考，状元还是他的，时年二十四岁，真可谓意气风发。杨慎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进士，他十一岁就能做诗，十二岁便仿照古人作《古战场文》、《过秦论》等。如此才华，可以排除杨慎是依靠父亲的关系中的状元。

嘉靖三年(1524)，杨慎的父亲、大学士杨廷和因“大礼仪”辞官回家，之后身为修撰的杨慎继续抗争。所谓大礼仪是指：正德十六年，武宗驾崩，无子，其堂弟继位，即后来的嘉靖帝明世宗。嘉靖即位不久，想追尊其生父兴献王为帝。大学士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大臣都认为不合法统，应该称正德的父亲孝宗为“皇考”，称生父兴献王为“皇伯考”。同时有一些人如桂萼、张璁等则奉迎皇上，主张称兴献帝为“皇考”。双方斗争激烈，杨廷和因此于嘉靖三年被迫辞官。之后世宗追尊其生父生母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接着又采张、桂言，去“本生”之称。朝臣二百余人跪于左顺门前力争，世宗发怒，将一百多人下狱，十多人遭廷杖而死。这就是对嘉靖朝政治影响极大的“大礼仪”。杨慎时任翰林学士，他率朝臣跪伏宫门力争，受到杖责，并被发配到云南永昌卫(今保山)。

杨慎在云南一呆就是三十多年，直到七十二岁去世，其间因为父亲生病和去世回过四川。七十岁的时候他想叶落归根，但是人还没有到家，就又被逮回去了，最后病死在戍所。

杨慎在云南的流放生活，是他的文学创作大放异彩的时期。在其所作的两千多首诗中，以思乡为主题的比较多。临终前他写了一首《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表达了自己不能归乡的遗恨，感人至深。

《明史》本传称杨慎：“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嘉靖帝死，隆庆帝(穆宗)继位，杨慎被平反，追赠其为光禄寺少卿，天启年间追谥文宪，这也算告慰了他的在天之灵吧！

黄观：黄观书法作品

黄观（1364—1402），字澜伯，又字尚宾，安徽省贵池县清江金墩人。莆田黄石清浦下墩校书郎黄远玄孙，儒士黄棣曾孙，贡生黄璋长孙，黄古子。因行贷至池州家贫不能归，其父黄古赘居贵池上清溪许家，遂从许姓。

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黄观以贡生入太学。同年八月，在南京应乡试，中解元，次年应会试，中会元。是年，黄观复参加由明太祖朱元璋亲发策问殿试。他在策论中极力主张“屯兵塞上，且耕且守，来则拒之，去则防之，则可中国元扰，边境元虞”。从而深得朱元璋的嘉许，取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乃明朝历史上第一位“连中三元”者。

他自幼勤奋、治学严谨，注重时论，不尚浮文。从秀才到状元，经过六次考试（县考、府考、院考、乡试、会试、殿试），均获第一名，时人赞誉他“三元天下有，六首世间无。”

洪武二十九年（1396），黄观升任礼部右侍郎（正二品）。经朝廷恩准遂复原姓。

建文元年（1399），建文帝朱允_改旧制，黄观任右侍中，参与重要国事奏议。是时，燕王朱棣自恃皇叔，态度傲慢，入朝不拜惠帝。群臣畏其权势，缄口不敢言，唯独黄观当面顶撞朱棣曰：“虎拜朝天，殿上行君臣之礼；龙颜垂地，宫中叙叔侄之情”，致使朱棣怀恨在心。

建文四年，朱棣以讨伐齐泰（赐名）、黄子澄为名，号称“靖难”，起兵北平府（今北京），直逼南京，并公布“文职奸臣”名单，黄观名列第六。其间，黄观在长江上游督促各地赴援，当船行至安庆下游罗刹矶时，得悉惠帝已死，燕王已即位，自知大势己去，乃投江自尽。

黄观死后，朱棣余怒未消，黄氏九族受诛，亲朋受监禁，谪戍者达百余人；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黄观始得昭雪，补谥“文贞”。在黄观的故居贵池上清溪建“黄公祠”，在县城复建状元坊；清末，在南京秦淮河畔建金墩黄公祠；据金墩清江黄观家谱载，翠屏山发现的黄观墓是黄观衣冠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