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莲教最初称摩尼教。本是波斯人摩尼所创，唐武则天时传入中土。因教义崇尚光明，又称明教。历代民间起事，借白莲教为组织基础的。北宋方腊、南宋钟相 杨幺、元末韩山童 刘福通、明代赵全 徐鸿儒，俱是此教中人。是以白莲教三字，在朝廷眼中，几乎便是反叛的同意词。元朝统一中国后，白莲教受到朝廷承认和奖掖，进入短暂的全盛时期，后来朱元璋借助白莲教中明教的力量夺取政权之后，在《明律》中明确取缔“左道邪术”，白莲教从此势落。乾隆三十九年，山东教徒王伦起事反清，白莲教又一次震惊朝野。

白莲教是北宋至近代流传的民间宗教。渊源于佛教的净土宗。相传净土宗始祖东晋释慧远（334～416？）在庐山东林寺与刘遗民等结白莲社共同念佛，后世信徒以为楷模。北宋时净土念佛结社盛行，多称白莲社或莲社，主持者既有僧侣，也有在家信徒。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僧人茅子元（法名慈照）在流行的净土结社的基础上创建新教门，称白莲宗，即白莲教。

早期的白莲教崇奉阿弥陀佛，提倡念佛持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不妄语、不饮酒，合称五戒）以求往生西方净土，教义与净土宗大致相同。茅子元采用天台宗教理，绘制《圆融四土三观选佛图》，用佛像、图形和比喻来解说佛土的高低；简化并统一前人制作的念佛修忏仪式，制定《白莲晨朝忏仪》。先前的净土结社，参加者之间只是松弛的社友关系，社与社互不相属，茅子元将其改为师徒传授、宗门相属。他在昆山淀山湖建白莲忏堂，自称导师，坐受众拜，又规定徒众以“普觉妙道”四字命名，从而建立了一个比较定型的教门。

白莲教产生之初曾遭到官方禁止，茅子元被流放到江州（今江西九江）。但因教义浅显、修行简便而得以传播。到南宋后期，虽仍被一些地方官府和以正统自居的佛教僧侣视为“事魔邪党”，但已到处有人传习，甚至远播到蒙古族统治下的北方。元朝统一中国后，白莲教受到朝廷承认和奖掖，进入全盛时期。庐山东林寺和淀山湖白莲堂是当时白莲教的两个中心。

白莲教以“普化在家清信之士”为号召，形成一大批有家室的职业教徒，称白莲道人。因为他们“在家出家”，不剃发，不穿僧衣，又被称为不剃染道人或有发僧。元代由白莲道人组成的堂庵遍布南北各地，聚徒多者千百，少者数十，规模堪与佛寺道观相比。堂庵供奉阿弥陀佛、观音、大势至（合称弥陀三圣）等佛像，上为皇家祝福祈寿，下为地方主办佛事，也有一些修路筑桥之类的善举。堂庵多拥有田地资产，主持者往往父死子继，世代相传，堂庵的财产实际上是主持者世传的家产。有些头面道人勾通官府，交结豪强，成为地方一霸。

经过长期流传，白莲教的组织和教义在元代起了变化，戒律松懈，宗派林立。一部分教派改奉弥勒佛，宣扬“弥勒下生”这一本属弥勒净土法门的宗教谶言。有的教徒夜聚明散，集众滋事，间或武装反抗元廷统治。至大元年（1308），朝廷忌白莲教势力过大，下令禁止。经庐山东林寺白莲堂主僧普度奔走营救，白莲教才在仁宗即位（1311年）后恢复合法地位。及至至治二年（1322），其活动又被限制。此后许多地方的白莲教组织对官府抱敌对态度，外加其信徒多为下层群众，故当元末社会矛盾激化时，一些白莲教组织率先武装反元。红巾起义***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邹普胜等都是白莲教徒，他们以明王（即阿弥陀佛）出世和弥勒下生的谶言鼓动群众，产生很大影响。

明初严禁白莲教。洪武、永乐年间，川、鄂、赣、鲁等地多次发生白莲教徒武装暴动，有的还建号称帝，均被镇压。明中叶以后，民间宗教名目繁多，有金禅、无为、龙华、悟空、还源、圆顿、弘阳、弥勒、净空、大成、三阳、混源、闻香、罗道等数十种，有的一教数名。它们各不相属，教义、仪轨颇多歧异，信奉的神■极为繁杂，有天宫的玉皇、地狱的阎王、人间的圣贤等等，最受崇奉的是弥勒佛。从正德年间开始，出现了对无生老母的崇拜，又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所谓八字真言。据称，无生老母是上天无生无灭的古佛，她要度化尘世的儿女返归天界，免遭劫难，这个天界便是真空家乡。各教派撰有自己的经卷，称为宝卷。统治者认为这些不同的教派实际上仍是白莲教，民间也笼统地称它们为白莲教。

中国民间宗教 。 流行于元明清三代 。 南宋绍兴三年（1133），江苏吴郡沙门茅子元创立白莲宗，初为佛教一支，教义源于净土宗，崇奉阿弥陀佛（无量寿佛）。该教信徒因“谨葱乳，不杀不饮酒”，被称为白莲菜。到了元代，该教渗入了其他宗教观念，主要是弥勒下生说，逐渐转为崇奉弥勒佛，改称白莲教。

在南宋 ， 由于白莲教在总体上还未脱离正统佛教窠臼，因此还为统治者所容纳。元代，由于教内各阶层人群所处的地位不同，追求目标也就发生了明显的分歧。一派以茅子元正宗流裔自居，在宗教学说及其实践上，继承茅子元的衣钵，政治上和元统治者合作；另一派则完全背叛茅子元倡教宗旨，与下层民众运动相契合，走上了反抗元政权的道路。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元朝政府强征民夫堵塞黄河失口，引发了全国规模的白莲教大起义。起义军以“弥勒下生，明王出世 ” 相号召 ，受到不堪元朝统治的广大民众的积极响应，迅速席卷全国。至正二十八年八月，明军攻入大都（今北京）推翻了元王朝。朱元璋深知白莲教造反的意义，在自诩“大明王”登基称帝后，立即颁布取缔白莲教的禁令。但是，白莲教却并未因此而全然敛迹，经过明前期的南北融合之后，反而出现了暗地流传的盛况。明建国后，白莲教徒起事造反几乎接连不断。清进关入主中原后，白莲教徒往往多以民族利益为重，倡言“日月复来”，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从而遭到清廷严刑峻法的禁止。但是，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及乾隆初期的一个世纪内，白莲教的反清复明活动，始终没有间断过。

白莲教的经卷繁多，主要有《金锁洪阳大策》、《玄娘圣母经》、《镇国定世三阳历》、《弥勒颂》和《应劫经》等。

白莲教起义

清嘉庆元年(1796年)至九年(1804年)，湖北、四川、陕西三省，以白莲教为组织形式的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起义。1786年人口3亿9110万人，起义失败后，人口为2亿7566万人，相互屠杀损失了1亿1千万人口。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九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州县达二百零四个，抗击了清政府从十六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歼灭了大量清军，击毙副将以下将弁四百余名，提镇等一、二品大员二十余名，清政府耗费军费二亿两，相当于四年的财政收入。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此后清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

乾隆后期，白莲教在楚、川、陕三省迅速发展，清廷下令逮捕教中骨干，要求“全教拿获，毋使一名漏网”。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十月，各地教首除刘之协等少数人逃脱外，大多被捕。地方官吏乘机勒索，不遂所欲即以邪教治罪；加之为镇压湘、贵苗民起义，徭赋极重，致使大批农民破产，无法生活。刘之协等遂以“官逼民反”为号召，与各地教首约定嘉庆元年三月十日同时起义。因事泄，宜都、枝江张正谟等提前于正月初七日发动，长阳、长乐(今五峰)林之华、覃加耀接踵而起，当阳、来风、竹山、孝感等地亦有人继起响应，并占领当阳，攻破竹山、保康二城。二月初二日，襄阳张汉朝(即张富国)起义于黄龙，姚之富、王聪儿起义于夹河州，河南邓州高均德起义于高家湾。此三支义军于三月间集中于襄阳以北吕堰、双沟地区，迅速发展至数万人。所有起义队伍，不论男女，“都以白布缠头作记认”。清廷为之震惊，急由陕西、广西、山东调兵7000人，会同湖北及四川清军共万余人，由都统水保及湖广总督毕沅等指挥，实行分区围攻。各地白巾军修筑寨垒，据险防守。清军兵少，分散，进攻多受挫。四月，清廷又增调直隶(今河北)、山西兵各2000人，同时命永保统一指挥各军。经两月激战，六月，参将傅成明部在孝感被襄阳白巾军以伏击战全歼。至此，清军“先后征兵数千，皆全军覆没”。清廷再增调湖南苗疆兵2万人来援，形势开始逆转。八月，竹山、当阳、枝江各地白巾军寨垒多被攻破。最早起义之张正漠部亦在灌脑湾被歼。仅林之华部仍活动于长阳滋丘一带，襄阳白巾军活动于襄阳北及随州、钟祥一带。清军重兵多在湖北南部，姚之富等遂向北扩展，进至河南唐县(今唐河)一带。清廷又增调山东、直隶及京师健锐、火器营兵6000人来援。

正当清军集中兵力会攻襄阳白巾军时，四川达县徐天德率众数千人，于九月十五日起义于亭子铺；东乡(今宣汉)冷天禄、王三槐起义于莲池沟，巴州(今巴中)罗其清、通江冉文俦等先后响应，共有义军十余支，各有众数千，“概以白巾裹首”，分别占据山区险要，筑垒防守。署四川总督英善及成都将军勒礼善率兵进击东乡，在娘娘庙老营湾两次受挫被歼数千，此时白巾军已遍布川东、川北。清军兵力既少，两次被歼后士气又极低。但白巾军既未能相互联合，又未能扩张战果，仍分散守寨，各自为战。四川形势未有更大发展。

襄阳白巾军先在陈家河(襄阳北)以伏击战击败追击清军，后又击败河南巡抚景安所率4000人清军于魏家集(今邓县南)，迫其退守南阳。嘉庆帝将永保治罪，改令惠龄统一指挥各军。二年正月，湖南苗疆暂时平定，镇压苗民起义之清军万余人，转用于进攻白巾军，徐天德、王三槐部在金峨寺、香炉坪一带，遭清军重兵围攻，损失严重，仅余2000余人。襄阳白巾军在清军围攻下，亦损失甚重；遂改据守寨垒及硬拚战法为流动游击战法，分三路经河南、陕西向四川作战略性转移。沿途“不迎战，不走平原，唯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伺机以伏击、突袭等战术，痛击追击清军。途经秦岭，大批流民加入，队伍日益壮大，经四月转战，六月二十三日到达东乡，与四川白巾军徐、王部会师。嘉庆帝切责各统兵大臣，再次更换统帅，命陕西总督宜绵取代惠龄统一指挥各军。七月间，清军集中于川东、川北，对白巾军形成包围态势。当地人口稀少，义军数万人食粮难以筹集。襄阳白巾军留一部兵力由李全率领，协同四川白巾军作战，主力分两个梯队重返湖北。姚之富、王聪儿部为一梯队，由奉节出川，在白帝城与阻击清军激战3昼夜，进入巴东、归州(今秭归)地区，乘虚攻下兴山，经保康、南漳向襄阳前进；高均德等部为二梯队，出川后经当阳、远安向荆州(今江陵)前进。清军急调重兵加强荆、襄防务。襄阳白巾军突然回师房县、竹山。八月，在郧西大败明亮部，杀护军统领惠伦及丰伸布。尔后北进陕西。九月，李全部亦至安康。

襄阳白巾军回师荆襄，调动清军主力集中于湖北，四川白巾军压力遂减轻。大批群众加入四川义军，攻占巴州、达州地区许多城镇，声势复振。十一月，襄阳白巾军翻越大巴山，再度进入川北。俟清军集中至通江、太平一带时，再返陕西。清军堵、追均无成效，陷于被动。嘉庆帝第三次易帅，命湖广总督勒保统一指挥各军。三年二月，襄阳白巾军姚之富部进攻郡县(今眉县)不克，李全部经盏厔(今周至)进逼西安，在焦家镇与总兵王文雄部激战失利。两部遂分路向湖北转进。三月，姚之富部在山阳之石河铺、宽坪等处连遭挫折，至三岔河(今陕西镇安东南与郧西交界处)被清军及乡勇包围。激战终日，转战至郧西之却花坡，矢尽援绝，突围未成，全军覆没，姚之富、王聪儿跳崖自杀。李全、高均德两部在两河关(今旬阳西北)、茅坪(今洋县北)等地亦屡次失利，遂西进凤县，经略阳、宁羌(今宁强)入川，五月至仪陇，与罗其清、冉文俦部会合。白巾军全部入川，清廷集中5万兵力，三路进击。在川白巾军，仍多依险筑垒，固守硬拚，遭很大损失。罗其清、冉文俦先后被杀，王三槐被诱俘，仅冷天禄等数部，转移至梁山、忠州及川东地区。四年初，嘉庆帝亲政，总结三年战争教训，在政治、军事上进行调整：撤换作战不力的惠龄、宜绵、景安、秦承恩等领兵大臣；任勒保为经略大臣，统一指挥川、陕、楚、豫、甘五省军队；大力推行乡勇、团练，保甲制度，筑堡团守，坚壁清野，同时采用“剿抚并用”方针，宣传“若能悔罪投诚”，“不咎既往”。白巾军亦接受三年战争教训，放弃固守寨垒战术，改用分散出击与流动作战相结合的战术，开始分路向川西、甘南及陕、楚作大范围的往返流动，以便于保存自己、筹集军粮、扩充人员、争取主动及伺机歼敌。白巾军的多路流动作战，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主动，部队日益壮大，清统兵大臣福宁上奏：“贼以胁从而日增……新起之贼实多于剿除之数”；清军疲于奔命，大量减员。清领兵大臣明亮上奏：“臣自去秋至今，日夜追贼，往返五省，所领兵3000……仅存干余”。嘉庆帝于七月再次更换统帅，将上任仅半年之勒保“逮问治罪”，八月改任额勒登保为经略大臣。额勒登保任经略后，采取“驱各路之贼逼归川北”，然后“聚而歼旃”的作战方针，同时大力推行团练、寨堡及坚壁清野政策。九十月间，张汉朝战死、高均德被俘，徐天德部略有斩获，唯冉文俦之侄冉天元一年来多次击败清军，部队又发展至万余人，活动于大竹地区。十二月间，川北各部白巾军北进陕南，一部由略阳强渡嘉陵江进入甘肃秦州、巩昌地区。清军主力尾随白巾军进入甘陕，冉天元乘虚趋定远，于五年正月十五元宵节抢渡嘉陵江进入川西，进攻蓬溪县城。四川总督魁伦命总兵朱射斗，率兵3000人驰援，冉天元围城打援，于十九日在老虎岩以伏击战全歼清军，杀朱射斗。部队迅速发展为5万余人，声势大振。德楞泰急从广元、昭化南下增援。冉天元再以后退诱敌、设伏聚歼战术，在江油包围了清军温春、赛冲阿两部，予以歼灭性打击。三月，该部在马蹄岗与清军激战三昼夜，德楞泰仅余亲兵数十人，行将就歼，都司罗思举突率乡勇来援，冉天元被俘，清军反败为胜。冉部万·余，由张子聪等率领，南下太和镇(今射洪)，渡过潼河，进入川西富庶地区。成都戒严。嘉庆帝逮魁伦入京，令其自杀，重任勒保为四川总督。

活动于甘肃之高天升、马学理等部白巾军，由阶州(今武都)进入龙安。闰四月，在竹子山口击败清军，杀总兵施缙后再返甘肃；八月间，夜袭陕甘总督长麟于徽县伏家镇，杀将军富成及游击台清阿等官兵千余；九月，进至陕西，在略阳、沔县(今勉县)，杀总兵札勒杭阿，在西乡法宝山杀提督王文雄、副将鲍贵等。

活动于湖北之徐天德、樊人杰等部白巾军，转战鄂西北，六月间在南漳马家营击败明亮部，杀总兵王凯等；十月，在远安牛鹿坡击败追击清军，杀总兵李绍祖、参将沈庆春等。

白巾军虽然仍获多次作战胜利，但自身损失很大。自五年夏起，清廷“筑寨团练”及“坚壁清野”等措施逐渐生效，使白巾军在战略上开始转入被动，不仅粮源、兵源日渐减少，而且行动经常受阻，难以进行大范围的流动作战，而主要在川、陕、楚边境地区进行出击及流动。六年正月至七月间，在清军连续进击下，各部白巾军仅剩干余或数百、数十人，基本上被限制在南山老林之中。实力较强者，尚有苟文明、樊人杰及蒲景等少数几部。至七年七月时，此三部亦先后被清军歼灭。十二月，额勒登保上报嘉庆帝“大功底成，川、陕、楚著名首逆全数肃清”，实际上尚有多部小支白巾军活动于南山老林进行游击作战。八年二月，清骁将、提督穆克登布深入老林追击，为少数伏击战士格杀。八月，被清廷解散之部分乡勇，参加白巾军，不时向老林以外出击。九月，在西乡附近击败堵击的清军，杀副将朱槐。白巾军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又坚持战斗1年余，直至九年九月，最后一位白巾军首领苟文润被叛徒杀害，历时9年的白巾军(白莲教)大起义方告结束。以川、楚、陕白巾军大起义为转折点，清朝开始由盛世走向衰落。

点评:修堡筑寨、固守一地与硬拚的作战指导，是白巾军起义初期被清军各个击破的主要原因；大踏步前进、后退，实施流动作战，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获得了战争主动权，粉碎了清军聚而歼之的战略企图，但由于没有建立根据地，当清军实施筑寨团练及坚壁清野时，即完全丧失了主动权，是白巾军后期终于失败的主要原因；教、军合一的组织形式和封建家长制的管理制度，致内部派系林立，战争中缺乏统一领导、计划及各部不能密切协同，亦为白巾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1786年人口3亿9110万人，起义失败后，人口为2亿7566万人，相互屠杀损失了1亿1千万人口。

这一点存疑，虽然数字出于清朝的官方户籍档案

因为白莲教起义发生的地区实际上相当小，涉及的不过是湖北西部，四川东部，陕西南部，河南西南部。该地区的总人口估计仅为3000－4000万左右

　　白莲教的渊源与王伦起义2008-03-13 下午 08:10简述白莲教是北宋至近代流传的民间宗教。渊源于佛教的净土宗。相传净土宗始祖东晋释慧远（334～416？）在庐山东林寺与刘遗民等结白莲社共同念佛，后世信徒以为楷模。北宋时净土念佛结社盛行，多称白莲社或莲社，主持者既有僧侣，也有在家信徒。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僧人茅子元（法名慈照）在流行的净土结社的基础上创建新教门，称白莲宗，即白莲教。元、明、清三代在民间流行，农民军往往借白莲教的名义起义。

　　白莲教的经卷繁多，主要有《金锁洪阳大策》、《玄娘圣母经》、《镇国定世三阳历》、《弥勒颂》和《应劫经》等。

　　“白莲”名字由来东晋时，净土宗始祖慧远在江西庐山邀集十八高贤，于东林寺结社念佛，立誓死后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们还凿池种植白莲花。将念佛之地取名为白莲社。名士陶渊明、谢灵运亦时来游玩酬唱，东林寺遂成为僧俗雅集之地。清道光十八年（1838），宝光寺方丈妙胜禅师仿效慧远这段故事，在寺后紫霞山西侧凿池种白莲花，建白莲社。诗僧含澈有诗纪之：“白云一坞屋之间，拜佛逃禅傍紫山；又在远公莲社外，招他陶谢喜欢颜”。 清同治二年（1863），妙胜禅师的弟子自信禅师见白莲社地方太小，便改建白莲社于极乐堂后。这是一座环境清幽的四合庭院，正中为念佛堂，堂前有一莲花状的水池，池中长满白色的子午莲。此花淡雅馨香，惹人喜爱。在莲池栏杆外，经常围满游人，他们将金属币一枚一枚地投在池中，沉底了唉声叹息，浮起了兴高采烈，那是因为“浮起”和“福气”谐音的关系。

　　白莲教的成立与发展南宋绍兴三年（1133），江苏吴郡沙门茅子元创立白莲宗，初为佛教一支，教义源于净土宗，崇奉阿弥陀佛（无量寿佛）。该教信徒因“谨葱乳，不杀不饮酒”，被称为白莲菜。到了元代，该教渗入了其他宗教观念，主要是弥勒下生说，逐渐转为崇奉弥勒佛，改称白莲教。早期的白莲教崇奉阿弥陀佛，提倡念佛持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不妄语、不饮酒，合称五戒）以求往生西方净土，教义与净土宗大致相同。茅子元采用天台宗教理，绘制《圆融四土三观选佛图》，用佛像、图形和比喻来解说佛土的高低；简化并统一前人制作的念佛修忏仪式，制定《白莲晨朝忏仪》。先前的净土结社，参加者之间只是松弛的社友关系，社与社互不相属，茅子元将其改为师徒传授、宗门相属。他在昆山淀山湖建白莲忏堂，自称导师，坐受众拜，又规定徒众以“普觉妙道”四字命名，从而建立了一个比较定型的教门。

　　元末韩山童、刘福通，明代赵全、徐鸿儒，俱是此教中人。是以白莲教三字，在朝廷眼中，几乎便是反叛的同意词。元朝统一中国后，白莲教受到朝廷承认和奖掖，进入短暂的全盛时期，后来朱元璋借助白莲教中明教的力量夺取政权之后，在《明律》中明确取缔“左道邪术”，白莲教从此势落。乾隆三十九年，山东教徒王伦起事反清，白莲教又一次震惊朝野。

　　白莲教产生之初曾遭到官方禁止，茅子元被流放到江州（今江西九江）。但因教义浅显、修行简便而得以传播。到南宋后期，虽仍被一些地方官府和以正统自居的佛教僧侣视为“事魔邪党”，但已到处有人传习，甚至远播到蒙古族统治下的北方。元朝统一中国后，白莲教受到朝廷承认和奖掖，进入全盛时期。庐山东林寺和淀山湖白莲堂是当时白莲教的两个中心。

　　白莲教以“普化在家清信之士”为号召，形成一大批有家室的职业教徒，称白莲道人。因为他们“在家出家”，不剃发，不穿僧衣，又被称为不剃染道人或有发僧。元代由白莲道人组成的堂庵遍布南北各地，聚徒多者千百，少者数十，规模堪与佛寺道观相比。堂庵供奉阿弥陀佛、观音、大势至（合称弥陀三圣）等佛像，上为皇家祝福祈寿，下为地方主办佛事，也有一些修路筑桥之类的善举。堂庵多拥有田地资产，主持者往往父死子继，世代相传，堂庵的财产实际上是主持者世传的家产。有些头面道人勾通官府，交结豪强，成为地方一霸。

　　经过长期流传，白莲教的组织和教义在元代起了变化，戒律松懈，宗派林立。一部分教派改奉弥勒佛，宣扬“弥勒下生”这一本属弥勒净土法门的宗教谶言。有的教徒夜聚明散，集众滋事，间或武装反抗元廷统治。至大元年（1308），朝廷忌白莲教势力过大，下令禁止。经庐山东林寺白莲堂主僧普度奔走营救，白莲教才在仁宗即位（1311年）后恢复合法地位。及至至治二年（1322），其活动又被限制。此后许多地方的白莲教组织对官府抱敌对态度，外加其信徒多为下层群众，故当元末社会矛盾激化时，一些白莲教组织率先武装反元。红巾起义***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邹普胜等都是白莲教徒，他们以明王（即阿弥陀佛）出世和弥勒下生的谶言鼓动群众，产生很大影响。

　　明初严禁白莲教。洪武、永乐年间，川、鄂、赣、鲁等地多次发生白莲教徒武装暴动，有的还建号称帝，均被镇压。明中叶以后，民间宗教名目繁多，有金禅、无为、龙华、悟空、还源、圆顿、弘阳、弥勒、净空、大成、三阳、混源、闻香、罗道等数十种，有的一教数名。它们各不相属，教义、仪轨颇多歧异，信奉的神极为繁杂，有天宫的玉皇、地狱的阎王、人间的圣贤等等，最受崇奉的是弥勒佛。从正德年间开始，出现了对无生老母的崇拜，又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所谓八字真言。据称，无生老母是上天无生无灭的古佛，她要度化尘世的儿女返归天界，免遭劫难，这个天界便是真空家乡。各教派撰有自己的经卷，称为宝卷。统治者认为这些不同的教派实际上仍是白莲教，民间也笼统地称它们为白莲教。

　　在南宋 ， 由于白莲教在总体上还未脱离正统佛教窠臼，因此还为统治者所容纳。元代，由于教内各阶层人群所处的地位不同，追求目标也就发生了明显的分歧。一派以茅子元正宗流裔自居，在宗教学说及其实践上，继承茅子元的衣钵，政治上和元统治者合作；另一派则完全背叛茅子元倡教宗旨，与下层民众运动相契合，走上了反抗元政权的道路。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元朝政府强征民夫堵塞黄河失口，引发了全国规模的白莲教大起义。起义军以“弥勒下生，明王出世 ” 相号召 ，受到不堪元朝统治的广大民众的积极响应，迅速席卷全国。至正二十八年八月，明军攻入大都（今北京）推翻了元王朝。朱元璋深知白莲教造反的意义，在自诩“大明王”登基称帝后，立即颁布取缔白莲教的禁令。但是，白莲教却并未因此而全然敛迹，经过明前期的南北融合之后，反而出现了暗地流传的盛况。明建国后，白莲教徒起事造反几乎接连不断。清进关入主中原后，白莲教徒往往多以民族利益为重，倡言“日月复来”，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从而遭到清廷严刑峻法的禁止。但是，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及乾隆初期的一个世纪内，白莲教的反清复明活动，始终没有间断过。

　　白莲教的经卷繁多，主要有《金锁洪阳大策》、《玄娘圣母经》、《镇国定世三阳历》、《弥勒颂》和《应劫经》等。

　　白莲教与王伦之死

　　两百多年前的1774年，正是乾隆三十九年间。

　　这一年和珅在历史上还渺无踪迹，《四库全书》馆开张一年有余，一切看来依例海内升平；直到这年秋天，康乾盛世的完美幻相出现了一丝裂纹，这道微小却致命的裂纹被认为拉开了帝国衰败的大幕。

　　是年八月二十三日，山东寿张农民王伦带领四千民众起义，这帮白莲教男女一路浩浩荡荡，杀死临近三个县的地方官员，聚集了上万之众，甚至占领了重要城市临清。随后，和大部分起义一样，随着内部领袖的意见分歧，清廷赢得机会镇压，王伦等人自焚而死。

　　咋眼看上去，王伦的故事并不特别出奇，毕竟山东等地在康熙年间就开始有不少白莲教叛乱。不过，细细深究下来，以往我们习惯分析农民起义的压迫、剥削等等常规思路来看，则可能很难解释这个故事：1774年，当地并没有严重的天灾，不存在饥荒，造反无疑缺乏群众基础；同时王伦的父母官日后被判乱者也认定“是一名好官”，事发后王伦起义军也与其他白莲教联系松散，是什么使得年过四旬、五短身材、家境殷实的王伦放弃日常安稳生活，依然选择一种在今天看来有些飞蛾扑火的爆发行为 ？

　　或许是抱着相同的疑问，来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韩书瑞试图在《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给我们勾勒出一些新的图景。与中国历史学者不同，韩书瑞更为强调从历史场景解释地方动乱。在深入王伦自身和他的教派组织之前，她强调关注焦点在山东西部特别是寿张的环境，力图从地方史的角度考察出推动王伦起义的社会结构与区域生态来解释，这与裴宜理等西方学者路径相同。

　　寿张属于山东西部地区，位于大运河和卫河之间，在历史上此前一直名不见经传，在历史上取得功名的人数也较其他县少得多，使得寿张疏离于正统意识形态与精英权利之外。无形之中，白莲教的观点与组织成为一种替代品，充满诱惑力，为个人提供分享价值观的机会，使得当地民众产生前所未有群体感与成就感，韩书瑞认为起义也许来自信仰，而非社会危机。

　　“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神仙护体，刀枪不入”，近千年来，白莲教的故事一直在中国历史书卷中隐约出没，不过总是一闪而过。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知名女学者，韩书瑞与中国邂逅却源于与历史关系不大的文学家赛珍珠，而她在台湾的游学经历使她成为最早利用清朝档案的美国学者之一，她在研究中发现两个现象：“第一，没有人研究宗教；第二，宗教在中国社会不重要。”

　　冥冥之中，一切都把她推向研究白莲教等中国宗教的神秘大门，她的博士论文就是《中国的千禧年叛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她最终选择了通用宗教来研究中国社会，这样的视角再加上她对历史材料的挖掘，使得她占有中国研究一席之地，成为魏斐德与孔飞力等人之后的大家。

　　韩书瑞一向被认为擅长利用材料讲故事，这本书中她也充分调动诸多材料，从目击者的叙述、叛乱者的口供及官方奏报等多方面进行历史还原。大师陈寅恪曾言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对韩书瑞而言，她无疑能够运用新材料，也力图讲出新问题，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不同于既定思维下的思考范式，虽然这本书被人认为有些笼统不连贯，但或许正来自问题本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是头领的领袖气质号召追随者？还是白莲教给予了寿张农民以进入正统的诱惑？抑或秘密教派中的“末劫”思想引发滔天激愤？……当我们越回溯历史的源泉与本质，就难免越加困惑。掩卷沉思，这场一触即发的群体运动仍旧暮霭重重，这或许源于中国白莲教现象背后驳杂百态，王伦的“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的命运也如是。

　　《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江苏人民出版 2008-09-01

1、白莲教，一个民间宗教组织，据传说，公元1133年，由茅子元创立佛教分支白莲宗，因教徒“谨葱乳，不杀不饮酒”，故又名白莲菜，后逐渐演化为民间社群组织白莲教。

2、“这朵美丽的白莲花摇曳南海上，她雍容迷人风华是我们的骄傲，这朵盛开的白莲花向全世界绽放，她不怕风，她更不怕雨，在母亲怀抱里茁壮。”这首刘德华演唱的《澳门之歌》歌词，就写在曹梦洁《白莲花》集邮册的扉页上。“歌词里把澳门比喻成白莲花，我觉得生动形象，恰如其分，所以把澳门题材的集邮册就命名为‘白莲花’。”

白莲教：一种民间宗教，因依托佛教的一个宗派白莲宗而得名。元、明、清三代在民间流行，农民军往往借白莲教的名义起义。 南宋绍兴三年（1133），江苏吴郡沙门茅子元创立白莲宗，初为佛教一支，教义源于净土宗，崇奉阿弥陀佛（无量寿佛）。该教信徒因“谨葱乳，不杀不饮酒”，被称为白莲菜。到了元代，该教渗入了其他宗教观念，主要是弥勒下生说，逐渐转为崇奉弥勒佛，改称白莲教。 元末韩山童、刘福通，明代赵全、徐鸿儒，俱是此教中人。是以白莲教三字，在朝廷眼中，几乎便是反叛的同意词。元朝统一中国后，白莲教受到朝廷承认和奖掖，进入短暂的全盛时期，后来朱元璋借助白莲教中明教的力量夺取政权之后，在《明律》中明确取缔“左道邪术”，白莲教从此势落。乾隆三十九年，山东教徒王伦起事反清，白莲教又一次震惊朝野。 白莲教是北宋至近代流传的民间宗教。渊源于佛教的净土宗。相传净土宗始祖东晋释慧远（334～416？）在庐山东林寺与刘遗民等结白莲社共同念佛，后世信徒以为楷模。北宋时净土念佛结社盛行，多称白莲社或莲社，主持者既有僧侣，也有在家信徒。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僧人茅子元（法名慈照）在流行的净土结社的基础上创建新教门，称白莲宗，即白莲教。 早期的白莲教崇奉阿弥陀佛，提倡念佛持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不妄语、不饮酒，合称五戒）以求往生西方净土，教义与净土宗大致相同。茅子元采用天台宗教理，绘制《圆融四土三观选佛图》，用佛像、图形和比喻来解说佛土的高低；简化并统一前人制作的念佛修忏仪式，制定《白莲晨朝忏仪》。先前的净土结社，参加者之间只是松弛的社友关系，社与社互不相属，茅子元将其改为师徒传授、宗门相属。他在昆山淀山湖建白莲忏堂，自称导师，坐受众拜，又规定徒众以“普觉妙道”四字命名，从而建立了一个比较定型的教门。 白莲教产生之初曾遭到官方禁止，茅子元被流放到江州（今江西九江）。但因教义浅显、修行简便而得以传播。到南宋后期，虽仍被一些地方官府和以正统自居的佛教僧侣视为“事魔邪党”，但已到处有人传习，甚至远播到蒙古族统治下的北方。元朝统一中国后，白莲教受到朝廷承认和奖掖，进入全盛时期。庐山东林寺和淀山湖白莲堂是当时白莲教的两个中心。 白莲教以“普化在家清信之士”为号召，形成一大批有家室的职业教徒，称白莲道人。因为他们“在家出家”，不剃发，不穿僧衣，又被称为不剃染道人或有发僧。元代由白莲道人组成的堂庵遍布南北各地，聚徒多者千百，少者数十，规模堪与佛寺道观相比。堂庵供奉阿弥陀佛、观音、大势至（合称弥陀三圣）等佛像，上为皇家祝福祈寿，下为地方主办佛事，也有一些修路筑桥之类的善举。堂庵多拥有田地资产，主持者往往父死子继，世代相传，堂庵的财产实际上是主持者世传的家产。有些头面道人勾通官府，交结豪强，成为地方一霸。 经过长期流传，白莲教的组织和教义在元代起了变化，戒律松懈，宗派林立。一部分教派改奉弥勒佛，宣扬“弥勒下生”这一本属弥勒净土法门的宗教谶言。有的教徒夜聚明散，集众滋事，间或武装反抗元廷统治。至大元年（1308），朝廷忌白莲教势力过大，下令禁止。经庐山东林寺白莲堂主僧普度奔走营救，白莲教才在仁宗即位（1311年）后恢复合法地位。及至至治二年（1322），其活动又被限制。此后许多地方的白莲教组织对官府抱敌对态度，外加其信徒多为下层群众，故当元末社会矛盾激化时，一些白莲教组织率先武装反元。红巾起义***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邹普胜等都是白莲教徒，他们以明王（即阿弥陀佛）出世和弥勒下生的谶言鼓动群众，产生很大影响。 明初严禁白莲教。洪武、永乐年间，川、鄂、赣、鲁等地多次发生白莲教徒武装暴动，有的还建号称帝，均被镇压。明中叶以后，民间宗教名目繁多，有金禅、无为、龙华、悟空、还源、圆顿、弘阳、弥勒、净空、大成、三阳、混源、闻香、罗道等数十种，有的一教数名。它们各不相属，教义、仪轨颇多歧异，信奉的神极为繁杂，有天宫的玉皇、地狱的阎王、人间的圣贤等等，最受崇奉的是弥勒佛。从正德年间开始，出现了对无生老母的崇拜，又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所谓八字真言。据称，无生老母是上天无生无灭的古佛，她要度化尘世的儿女返归天界，免遭劫难，这个天界便是真空家乡。各教派撰有自己的经卷，称为宝卷。统治者认为这些不同的教派实际上仍是白莲教，民间也笼统地称它们为白莲教。 在南宋 ， 由于白莲教在总体上还未脱离正统佛教窠臼，因此还为统治者所容纳。元代，由于教内各阶层人群所处的地位不同，追求目标也就发生了明显的分歧。一派以茅子元正宗流裔自居，在宗教学说及其实践上，继承茅子元的衣钵，政治上和元统治者合作；另一派则完全背叛茅子元倡教宗旨，与下层民众运动相契合，走上了反抗元政权的道路。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元朝政府强征民夫堵塞黄河失口，引发了全国规模的白莲教大起义。起义军以“弥勒下生，明王出世 ” 相号召 ，受到不堪元朝统治的广大民众的积极响应，迅速席卷全国。至正二十八年八月，明军攻入大都（今北京）推翻了元王朝。朱元璋深知白莲教造反的意义，在自诩“大明王”登基称帝后，立即颁布取缔白莲教的禁令。但是，白莲教却并未因此而全然敛迹，经过明前期的南北融合之后，反而出现了暗地流传的盛况。明建国后，白莲教徒起事造反几乎接连不断。清进关入主中原后，白莲教徒往往多以民族利益为重，倡言“日月复来”，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从而遭到清廷严刑峻法的禁止。但是，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及乾隆初期的一个世纪内，白莲教的反清复明活动，始终没有间断过。 白莲教的经卷繁多，主要有《金锁洪阳大策》、《玄娘圣母经》、《镇国定世三阳历》、《弥勒颂》和《应劫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