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姓家谱与合姓由来浅论(一)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30浏览:1收藏

合姓家谱与合姓由来浅论(一),第1张

分类:  闲话

合姓家谱与合姓由来浅论(一)

合姓,不同于复姓。所谓合姓,即由二个或二个以上姓氏合并而成一个姓氏,其中以二个姓氏的合姓多见。由合姓现象所产生的家谱,姑且称之为“合姓家谱”!1999年版《辞海》把“家谱”解释为“旧时记载一姓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的谱籍”,但从合姓家谱来分析,所谓“记载一姓”的说法,不是十分严谨。

合姓的产生,跟姓氏起源一样,形式很多,大抵为外姓继承养父,女婿继嗣岳父等,而又不忍使自己的本宗“断了香火”,于是将数姓合并为一。如“陆费”,本姓“陆”,因“陆”姓之子养育于外家,继承其业,遂合外家“费”姓为“陆费”,清代有《四库全书》馆总校官陆费墀等。但大部分合姓家族的家谱尽管是二姓或数姓并存,但在日常使用中仍只保留其中一个姓氏,如晚清名臣赵启霖,家谱名为“伍赵氏”,但并没有称之为伍赵启霖。还有因避讳改姓再入赘而导致祧三姓的家族1,则比较少见。也有一些家族,为了增强族群力量,而寻求与其它姓结缘缔盟,以待有事之时,能够团结在一起对抗外来的欺侮或挑衅,也因此陆续产生了“烈山五姓”、“昭伦四姓”、“妫汭五姓”、“六桂联芳”、“张廖简”、“赖罗傅”、“何蓝韩”等诸多异姓联宗现象2,但真正能结盟合作到联修家谱地步的并不多。不过在《贾氏三修族谱》3序言中记载了一桩五姓合修家谱的事例:“宋末伯康公避金乱僻居陈留,及明初洪武戊午年商珍公乃由陈留迁于沅江,落业骑峡洲。此时(贾)杜、雷、李、黄五姓同止沅邑,因以故乡人迁同时居同地,而又念所自来,合姓巅末综而订之,曰《同乡谱》,各有以传于后,俾毋忘焉”。但此《同乡谱》现在未见传本。

山东省即墨县博物馆藏有一部由四姓合修的清宣统二年木刻活字印本4《山东即墨白梅安梁四氏合谱》六卷,由白光剑、梅泽汉、安保元、梁义礼纂修,可说极为罕见。除此之外,我亦藏四姓合修及三姓合修的家谱各一部,在下面要举例说到。

数姓合并而修谱的毕竟极少,合姓家谱主要还是以二姓家谱为主。

合姓家谱存世并不是很多,从一些已出版的家谱书目就可以了解大概。而且较之单一姓氏,内涵更有可究性。但就是这样一个稀有的品种,学界、藏界似乎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在收藏品市场上也往往能以平值买到。我至今已藏合姓家谱数十部,虽然说不上蔚为大观,也能算得初具规模。下面就跟据我本人所藏的合姓家谱来谈一谈合姓的种种来历,并祈请方家指正。

◆入赘承姓:入赘,男子就婚于女家并成为女方家庭成员的婚姻形式,俗称招婿。入赘得以延续的原因,或是女方需要劳动力,需要养老接代;或是男子家贫而无力娶妻,只能以身为质到女家完婚。秦汉时,入赘形式具有“赘婿服役”的性质。宋代以后,入赘变为“赘婿补代”、“赘婿养老”性质,女家没有男性子嗣,招婿上门接续宗祧,补充劳力,并赡养女家老人。赘婚有改为妻姓与不改姓两种形式。“入赘承姓”与下面要提到的“继子承姓”最为常见,合姓家谱存世也较多。

安徽桐城《陆叶氏宗谱》二十六卷首一卷末三卷,同治五年(1866)崇本堂木活字本,叶国文、叶秀实主修,三十册。

始祖正一,姓陆,祖居江西鄱阳湖瓦屑坝,元末迁南直凤阳府定远县西宝门。四世恩三,迁桐城日新乡汪仕岭,入赘叶文宗女。后因文宗公无嗣,遂承叶籍,爰为陆叶氏之始祖。

查《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美国亦藏相同版本一部。

湖北黄冈《韩傅宗谱》二十六卷首五卷末一卷,民国三十五年(1946)三公堂木活字本,傅士垣、傅其舜纂修,三十二册。

谱载,始祖受三,原系韩宗,旧传为宋宰相维公后裔。自明洪武初由江右徙居黄州之黄冈,不知何代承继外家,更为傅姓。故子孙立韩傅双姓宗祠。因明季之乱,旧谱无存,无从稽考,公之生卒失传。

安徽宿松《马朱氏宗谱》三卷首一卷,嘉庆九年(1804)敦本堂木活字本,三册。

始祖马宗尉,名文,江西星子籍。元末红巾作乱,大毒松滋。洪武己酉诏,徙鄱阳诸属郡民以实松土。公闻诏渡江,迁宿松之西陈汉庄马家坂而居。

至六世季昌,字兴发,生必龙、必华、必仁三公。必华公迁并浴,求其后不可得。惟必龙、必仁二公传。今马家坂所居集者,必龙公之遗留;其居朱家湾牸牛冲污池者,必仁公之后裔也。必仁,谱名垂裕,赘朱国孔之女,朱氏乏嗣,公丁其户、袭其业,遂为朱氏。此谱为必龙、必仁二支所修,必龙为马氏、必仁为朱氏,故合称为马朱氏。

湖南衡山、湘潭《丰张氏五修支谱》九卷,民国二十九年(1940)谷颂堂木活字本,丰光涤总修,九册。

始祖丰青铭,由浙江绍兴府山阴县迁金华府汤溪县六都黄塘,递衍一十八房,全德祖其一也。全德子三,长子仁悦于明嘉靖间迁楚之衡山,地名石湾,因家焉,为衡山丰氏始迁祖。孙四:礼试、礼记、礼训、礼认。礼试之后失考,礼记之后居衡山,礼训之后分居衡湘,礼认之后居湘潭,此即为记、训、认三房合修。唯礼训赘于张,遂蒙张姓,“故有丰张复姓之称,是丰姓之本末,而及于张姓者也,盖丰而缀以张,不背义也,张而冠以丰,不忘本也”。

这个合姓的来历,以上面所叙的《马朱氏》相同,是姓丰姓张的合修而来。

递修的光绪二十九年谷颂堂木活字本另藏一部,八卷八册。

湖南衡山《黄周氏八修族谱》十二卷首二卷末一卷,民国十二年(1923)和义堂木活字本,周伯棠等督修、周敏汇编,十八册。

始祖黄惟瑖,元时人,孙四,析为四房。第四房时广公为长碧冲周氏东床,遂以周为姓。此只及时广的第四房。

◆母姓为氏:相同于甥继舅嗣,这与入赘承姓有所区别,但所承之姓还是为外家。

湖北麻城《陆程宗谱》八卷首二卷,民国三十一年(1942)敦本堂木活字本,程运亨督修,程运镇协修,十册。

始祖陆春二,原籍江右赣州,万户总管陆隆兴次子,父见其智略过人,欲荫其职,公弃不受,游侠楚地亭州。程九万公之三世孙善之,以女赘。其子伯颜,遵父志不乐仕进,依母之姓,择居豹脑,于是家焉。故首陆以明所本,次程以示所宗。

安徽宿松《吴贺宗谱》五十二卷首一卷,民国三十五年(1946)木活字本,佚名修,五十二册。

谱以贺知章为始祖,首序云:“我族本儒宗,世第因年湮系缺,示敢饰疑,谱乃讬始于唐,以知章公为鼻祖,仍旧系,据实也。由是历传二十九世,而传(普)兴、(普)隆二公,遵之为一世者,因祖籍西江,迁松自二公始也。二公本贺氏,外祖氏吴。兴公,兄也,元末由进士出宰临淄,志载贺普兴,仍本姓也;隆公,弟也,明初出徵辟旬宣福建,志载吴普隆,丁外氏也。此吴贺复姓之自始”。

◆继子承姓:在古代,没有亲生男儿(或虽有女儿而没作招婿者),就会断了“香丁”,造成这一支系的绝代。所以,没有男儿的家庭,大多要收养他人男孩作儿子,称为养子。养子的权利与义务和亲生儿子一样,在宗族族谱中可以同样列入为第几世子孙(但必须注明,以保证家族的血统纯正)。有的人在世没有亲生儿子,也没收有养子,死后没人继嗣,其兄弟、堂兄弟有多子者,要拨出一人过继,使这一支系不至绝代。

继嗣一般采用以下四种方式:第一种是上面提到的招女婿,即入赘。第二种是拜干儿,但这种方式并不能彻底解决,一来不从其姓,也就谈不上续其宗,二来在经济上也只是偶然接济一下,不可能直接承担赡养责任。第三种是过继,一般选择同宗兄弟的儿子,通过族人认可,举行过继仪式,多要立字据,同中人一起画押。第四种是过继他姓的男子,这种继嗣的过程比之同姓的要麻烦得多,有些家族为了保证家族的纯正血统,也有立下族规不允许这样做。但有时候同宗中又挑选项不出合适的人选,只好从外姓过继。这里所说的,就是第四种。

湖南邵阳《邵陵苏张氏续修族谱》三卷首一卷末一卷,光绪三十一年(1905)敦伦堂木活字本,张开逮、张开运等纂修,四册。

始祖苏希辅,于明洪武末年由江右九江徙居邵阳西坪塘溪,生子与华、与相。因同时徙居邵东木林冲的姊丈张善礼无嗣,苏希辅以次子与相过户给张善礼为子,遂立户苏张,此为邵阳苏张氏之始。本谱仅为与相支下,长房苏与华支并没有合修。

湖南湘潭《伍赵氏五修族谱》六十一卷,民国十三年(1924)福田祠木活字,赵启霖、赵声煦纂修,六十册。

始祖伍醇,行七,官至福州长史,由福建汀州宁化县麻仓乡徙居江西吉安府安福县菏溪。始迁祖伍文英,由江西吉安徙湘潭,承祀赵氏,因复姓伍赵,其时为明初。

另又有递修的光绪二十一年四修本,六十一卷,六十册。

湖南邵阳《刘唐氏五修族谱》十卷首二卷,民国二十二年(1933)敬睦堂木活字本,刘唐景楫等纂修,十二册。

十九世孙紫峰在四修序中说:“吾族原姓刘,中更复姓刘唐,其原委削而不书……吾族中更复姓,其入继何人,复姓何时,先辈俱未细考……今春续修族谱……未几得老祠蚀碑读之,碑载四世智公入继唐……”。

湖北黄冈《库李宗谱》二十五卷首五卷,民国二十五年(1936)敦本堂木活字本,库仁黉编修,三十册。

始祖库义通,字道源,岁进士,公原籍江西饶州府乐平县泥儿塆瓦屑坝,于明洪武初奉父仲祥公、叔太叔祖万彝公、弟义益迁湖广黄州府。万彝公居广济县;公居黄冈县长乐村张店;义益公复迁麻城杨柳河;仲祥公复归江西。此为义通支下所修,谱以义通为一世祖。

义通生子以文,字鸿儒,享年二十八岁失传。立舅兄李茂容公三子为嗣,名以明,传库氏万万代宗支。

湖南湘乡《永丰朱刘氏族谱》二卷首二卷末一卷,民国二十年(1931)翼圣堂木活字本,朱庆翥主修,五册。

迁湘始祖朱士晟,字仁宇,号同峰,行元一,原籍山西平阳府襄陵县赵曲市草巷口,崇祯十年丁丑携家丁行盐于楚南上湘,清康熙五年始侨居于永丰市,乏嗣,抚长吉第五子光宗为嗣。长吉,姓刘氏,字祉开,号虹皋,生子六,五子光宗,嗣士晟为子,改名宗仲,字明台,号双源,清康熙九年生,为永丰朱刘氏一世祖。

湖南湘乡《上湘何周氏族谱》三卷首一卷上一卷,光绪二十六年(1900)敦本堂写本,周维曙等纂修,二册。

始祖正朝,原派名宗朝,字荣生,行一,湘西二都何公仲玉之子,康熙六年生,出抚湘乡城北周慧之(字象智)为子,故冒姓为周。

湖北黄冈《曹梁宗谱》十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六年(1917)刻本,曹昌典总裁,三册。

谱序云:沙河曹氏其本姓梁,宋末有讳思智者由江西临川随乱兵至湖北黄冈,逃入曹氏村,为文广公嗣子,至今子孙蕃衍,遂成巨族,当其后于曹也,中外翕服,不以冒宗为嫌,相承且六百余年,莫不笃一本之爱。

湖北黄冈《吕杨陈氏宗谱》十卷,光绪二十年(1894)务本堂木活字本,杨德邻、陈德润等编辑校对,十册。

始祖陈文泗于洪武初年由江右瓦屑坝迁居湖北黄冈上伍乡,当时一同迁涉的还有杨望与吕杜田。文泗公妣吕氏,即为吕杜田之妹,生三子,长玉珍,承本姓;次子一德,吕杜田因无嗣而抚之,甥为舅嗣,因姓吕;三子继宗,杨望抚之,盖杨望之妻为陈文泗祖母的侄孙妇,因亦无子息,是为杨氏。

而令人诧异的是,在这三姓之外,族中竟然还蕴涵第四个姓氏,在十七世孙陈德清所撰《来历引》中说到:“吕杨陈三姓何为而合族也?吾考实以应之曰,吕者,陈之外祖母家也;杨者,陈之戚属也。吕杨无嗣,均立陈之后,今之各姓其姓者,不没本也;而合族者,不忘宗也。虽为吕、杨、陈三姓,而咸归陈氏之后矣。或曰吕、杨、陈既知其义,敢问陈之阴姓黄者何?吾曰,我始祖文泗公原籍江西饶州府鄱阳县瓦屑坝,自元政不纲,义师四起,徐寿辉屯驻蕲、罗、黄、汉,千里蹂躏成墟,及明祖定鼎后我文泗公迁黄冈上伍乡青丘村,初居寨上,地主姓黄,我始祖殁后,因之殆,欲其安逸之意云,尔而后世尚依焉。

可知吕、杨、陈之外尚有一个“阴姓”黄姓。

安徽太湖《刘罗氏宗谱》七卷首一卷,民国二十六年(1937)天禄堂木活字本,刘罗族清、刘罗茂寿纂修,八册。

谱光绪三十年“合族裔孙敬撰”的“重修宗谱叙”中说:“我祖向居江右鄱阳之瓦屑坝刘罗庙,因以刘罗为氏”。但在同治八年“合族裔孙敬序”的“重修宗谱总序”中却是如此记载的:“至于刘罗双姓,盖先世以甥继舅,理 有固然”,则说明还是以承嗣而成为合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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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亦称族谱、宗谱、家乘、通谱、统谱、世谱、支谱、房谱等等,名称各异,其内涵是同一的,只是外延有所区别而已,现在一般统称家谱或族谱。家谱是系统记述某一同宗共祖的血缘集团世系人物或兼及其他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而姓氏是"某一同宗共祖血缘集团"的标识符号,家谱、族谱就是记录某一姓氏家族成员间的血缘关系的图册。



宗法式家族是一种血缘组织,内部的血缘关系必须十分清楚,这种组织才能维持和发展。即使旧的家族裂变成许多新家族后,以及新家族再裂变之后,各家族之间的血缘关系也必须十分清楚。一个家族的始祖及始祖母是谁?始祖如有几个妻子的话,谁是嫡?谁是庶?他们各有几个儿子,名叫什么?他们的妻又是谁,又各有几个儿子?家族的各支各房是怎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现在众多族人的父、祖、曾祖、高祖等等是谁?谁和谁是什么血缘关系?新家族始祖是从旧家族的哪一代分裂出来的?它又是怎样一代一代地传到现在?总之,家族成员之间的各种复杂的血统关系必须清楚。在没有文字的时候,血缘关系靠一代一代的口耳传授,储存在人们的记忆中。时间长了,记忆难免有差错。当文字产生以后,人们就用文字把这种血缘记录下来,这就是谱牒,是家谱、族谱的雏形。

谱牒源于何时?大概可以上溯到先秦时代。司马迁说的《谱牒》、《牒记》,都是周以后的东西,周代的《世本》,曾对司马迁创作纪传体通史有过参考作用,学术界公认为为中国家谱的开山之祖。战国时代的《春秋公子血脉谱》,启我国家族史籍以"谱"为名之先河。周代的《世本》,在于"奠系世,辨昭穆",它所奠的系世,是周宗室的帝王世系;所辨的昭穆,是尊卑贵贱的亲疏。完全是为推行宗法分封,巩固周王朝统治服务的。周代的宗法分封制度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已经"礼崩乐坏",趋于瓦解。到了汉高祖刘邦"徒步有天下",宗族组织由兴到衰,由破坏到重建,至东汉时已由世族宗族代替了,君统与宗统开始分离。两汉的家谱功能是为恢复、重建宗族和形成、巩固世族的统治服务。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势力极度膨胀,选用官吏实行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家",官之任用,"不考人才行业,空辨姓氏高下","有司选举,必稽谱牒","家之婚姻,必由谱系",此时的家谱,成了政府选举、士族出仕、门第婚姻的依据。与之适应的是修家谱之风极为盛行,国家设谱局,置谱官,"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同时,伪造世系门第的造假现象应运而生,由"尚官""尚姓"至于"尚诈"。唐朝初年,修谱继续为官府垄断。为了打击旧有的门阀势力,抬高李氏皇族社会地位,唐太宗李世民组织力量编纂《氏族志》,"以今日官爵为等级高下",旧有门阀势力受到重大打击。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庶族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出仕;"婚姻不问门阀",新兴的庶族地主、商人在社会上获得了应有的地位。以至宋代,家谱编纂方式由过去主要是官府修谱发展成私家修谱。家谱功能上也由过去主要是出仕、联姻的政治功能转变为"尊祖、敬宗、收族"的社会伦理道德的教化功能。明清以降,私修家谱之风盛行不衰,目前存世家谱、族谱绝大多数是清代以后撰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家谱被认为是封建宗族制度的产物,作为一种特有的封建文化自然在荡涤之列,民间的修谱活动几于绝迹。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政治环境的日渐宽松,政府采取的是一种不支持、不制止的宽容态度,纂修家谱过去被禁止的"封建宗族活动"又"沉渣泛起"、"死灰复燃"。社会各界对新修家谱看法不一,也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罢了。家谱的内容

明以前家谱所见极少,无以考察。明以后,一种新的家族制开始形成,它以尊祖、敬宗、睦族为宗旨,根据理学的伦理纲常制定宗规家法来约束族众。"尊祖"必叙谱牒,"敬宗"当建祠堂,"睦族"需赈济族人。修谱建祠,开办义学、义庄,耕种义田,管理祠产,家族活动自然多了起来。家谱的内容也逐渐由记载单一的血缘世系到比较全面记载家族的整体情况,内容愈来愈多,篇幅愈来愈大。不过,相对清代家谱而言,明代家谱的内容还是比较简单的。一般只有谱序、跋和世系图(表)。历史进入满清以后,家谱纂修数量骤增,内容不断增加。就总体情况而论,大致包含以下方面:

谱序。谱序是每部家谱不可或缺的部分,包括阖家或某几位族人撰写的序和当时名流写的赠序,以及跋语等。序跋的内容主要是介绍家族世系渊源、传承关系、修谱缘由和经过以及任事人员等,是熟悉、研究一部家谱的直接切入点,是了解该家族世系源流的重要资料。

谱例、谱论和目录。谱例又称凡例,用条文形式主要阐明族谱纂修原则和体例以及类目安排的理由。谱例强调家族血缘的纯洁性,维护以男子为中心的伦理纲常,表示遵循"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修谱原则。谱论一般是摘录前代硕学名儒论家谱之重要的语录,也有直接把皇帝的喻民榜、喻民诏刊载在谱前,以告诫族人。目录又称总目,说明该谱的卷数,每卷的主要内容。谱例和目录是识谱的入门指南,缘径方可探幽。

恩纶录。又称恩荣录、褒颂、诰勅、赐谕、告身等。主要登载历代皇帝和中央、地方两级政府官员对家族成员封赠、褒奖文字,举凡勅书、诰命、上谕、御制碑文、祭文、赐匾等,靡不备载。

传记。一般家谱都有先祖像赞、小传,把本族先祖中有显赫身份的人绘成遗像载诸谱端,并附像赞。大多数家谱不仅有先祖像赞,还有列传,对本族名望著世或德行懿范者列传志行,包括节妇、烈女,附载年谱、寿序、墓志铭、祭文、行述、碑铭等。

族规、家训。这是每部家谱必载的内容,要敬宗收族,没有一定的族规、家法不行。族规、家训的内容十分庞杂,除了传统的宗法内容外,还有诸如财产继承、婚姻纠纷、禁盗禁赌、封山禁林等。

典制。包括冠礼、笄礼、婚礼、祭礼等,有的谱以仪礼统之,含仪文、丧礼的图式、器具和祭品的制作。还有的谱把祠规、祠产、义学、祀田的管理条例和契据也放在典制之内。

墓图、墓志。墓图绘有所在地地名、方位、四址交界;墓志介绍墓主的生平和墓庐建置情况。湖南家谱特别重视墓图,不少家谱都将其单独列为一卷,有的甚至几卷、十几卷。

派语。又称辈份诗、班行诗等,没有统一的名称,登载族人排行字辈,有的谱派行或称班次多达八十辈、一百辈。派语在谱中占的份量极小,但却极重要,是一个家族男性成员取名的依据,直接反映出家族内部不同辈分成员之间纵向的、前后相继的关系,以及相同辈分成员之间横向的、平行配合的关系。

捐款、领谱名目。修谱是族人共同的事,必须大家捐资,是族人对修谱的认同和责任。领谱名目是族谱修完后发给各房各派的登记录。家谱是按房按派编号发放的,不能冒领。编号有的按"千字文",有的按八卦,有的按十二生肖,还有的以修谱宗旨编号,等等。

世系图。湖南家谱有很多称垂丝图,顾名思义,喻世系子孙绵延不绝,似垂柳丝丝。图实为表,多采欧式,以五世为一图,下五世格尽另起。称始祖为第一世或第一派祖,以此序列,清晰可考。有的谱分外世纪和内世纪。外世纪从受姓始祖至谱尊始祖(或始迁祖)止,内世纪则以始祖(或始迁祖)奉为一世祖或一派祖。

世系表。湖南多称齿录。按家族辈份、长幼序列,各具派名、字号、生卒年、官阶爵次、婚配、子女情况。

清及清以后家谱的内容大体上如前所述,但并非千篇一律,没有统一的类目设置要求,只是互相参照。因此,不同家谱内容上有增有减,有分有合,但世系图、世系表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不成其为"谱"了。

家谱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见证。家谱在过去是一种家族制度规范,能够规范人伦,是对社会法律和制度的一种重要补充。对于当代来说,传统文化经过了一个断代,修家谱可以为传统文化补课,重温先祖的优秀文化,这对建设和谐社会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建设和谐社会,就要建设和谐家庭,就需要和谐的人格,家谱可以补充法律制度所涉及不到的内容,通过家族、家规、家族的凝聚力来解决很多问题。比如希望工程,可以通过家族援助,如果每个家族都能自我解决,那么就不用到社会上寻求帮助了。家谱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具有文学、社会、史料价值。正史的记录毕竟是有限的,范围也太大,家谱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有利补充,而且更加生动。如果我们现在修好家谱,那么,也是将来子孙了解我们的一个范本。修家谱是敬祖先的表现,有人说中国人没有宗教,这是错误的,其实中国人有很朴素的祖先信仰,这就是朴素的宗教。不仅我国,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受我国传统文化影响比较大的国家,也都存在浓厚的祖先信仰。韩国保存了很多完好的家谱,他们的总统卢武铉、卢太愚都曾经到山东来认祖寻根。所以我们这代人更有责任和义务把老祖宗遗留下来的文明给继承发扬下去。不能让历史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出现断层。让我们一起努力吧!为我们的下一代做一个见证!

汉武帝以来崇尚儒术,官僚多以经术起家,至东汉时逐渐形成了累世公卿的状况。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逐步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豪强地主势力。东汉政权就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豪强地主在东汉王朝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渐成割据,逐渐成为名门大族。但此时门阀制度只是一种风气,尚未形成,《通典·选举四》里记载的“沈约认定两汉官吏之选拔、任用,仅是‘以智役愚’,尚未‘以贵役贱’”就是最有力的史证。士族地主即门阀地主,在东汉开始形成,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阶级、经济基础。

西晋建立后,司马氏为取得世家大地主的支持,对他们继续实行放纵和笼络的政策,从而初步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东晋时士族制度得到充分发展,进入鼎盛阶段,原因是东晋王朝依靠南北士族的支持才得以存在,王朝利益必要时必须服从这些士族利益。这一时期,士族在政治上高官厚禄,垄断政权;经济上封锢山泽,占有大片土地和劳动力;文化上崇尚清谈,大兴谱牒之学;社会上不与庶族通婚往来。为维护这种制度,东晋南朝时,士族非常重视编撰家谱,讲究士族世系源流,作为自己享有特权的凭证。

到了南朝时期,由于门阀世族自身的腐朽。丧失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统治能力;社会阶级矛盾的冲突和激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庶族地主乘机以军功崛起,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进而典掌机要,控制地方,统帅军队,以武功称帝,如刘裕、萧道成等,打破了门阀地主一统天下的局面。世族地主此时虽据高位,却已无实权,走向必然的灭亡。

门阀制度魏晋南北朝缓和虚弱中央力量与强大地方力量的政治统治手段,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维护了王朝的统治,为后来重新建立中央集权制起了过渡作用。

假的。房产证购房者通过交易,取得房屋的合法所有权,可依法对所购房屋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的证件。即《房屋所有权证》,是国家依法保护房屋所有权的合法凭证。房屋所有者凭证管理和使用自己的房屋。房产证包括房屋所有权证和房屋共有权证,在通常意义上,房产证是房屋所有权证的简称,是由不动产登记机关发放的证明房屋所有权归属的书面凭证。按照我国现行的房屋所有权登记制度,房屋登记是城镇房屋权利归属的法定公示方法。2011年8月下旬税务部门表示房产加名按房价一半征契税 。2013年4月,北京市住建委称,为防止虚假房屋买卖等行为,保障房屋交易安全,今后北京购房人拿到的房产证将可自愿并免费设立密码,房屋如需办理转让、变更、抵押等登记业务时,须提供密码才可办理。预计于2013年下半年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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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咱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这是流传于山东等地区的一首歌谣。据了解,河南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西部、中部、南部和皖北、苏北的许多地区的人们都传说他们的祖先是明初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徙而来的。

然而,在淮河南岸的安徽寿县、淮南等地老住民们却都认为他们的祖上是明初由山东甚至具体到由山东老鸹巷迁来的。

那么,这些老住民的祖先是从山西大槐树下老鸹窝迁来,还是从山东老鸹巷迁来的呢!他们又为什么抛亲别友,千里迢迢来到这举目无亲的异土他乡的呢?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努力寻找的答案。

一、明初移民之原因

蒙古灭金后,圈占广大土地作为牧场,有的竟至千顷以至万余顷;灭宋后,蒙古诸王、后妃、大臣、僧侣都以侵占或赏赐的方式占有大量土地。土地的高度集中,造成了广大农民和中小地主失去土地,或者被迫降为佃户,或者被迫逃亡他乡。元中期以后,政府经常入不敷出,便不断加重赋役。仁宗时,包银总数比元初增加了十倍;一般课税竟增加了五十倍,再加上天灾和瘟疫的袭击,使人民普遍陷于贫困。据统计,1329年,全国当时有户数1340万,人口数不到6000万,饥民、流民竟达843万人。由于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极度激化,各地不断发生武装起义。

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朝政府调集15万民夫修治黄河。民夫受到元兵的严密监督,又常被修河官吏克扣工、食钱,因此,十分怨恨。白莲教领袖刘福通利用这个时机,预先埋了个独眼石人在工地上,以使一直流传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谣应验,激起了广大农民的反元怒火。五月,刘福通攻占颍州(今阜阳)举事;八月,芝麻李(李二)等夺取徐州,十二月,王权(布王三)等占领邓州(今河南邓县)、南阳;十月,徐寿辉在蕲州(今湖北蕲春)揭竿,第二年二月,郭子兴在濠州起义,1353年,张士诚在江苏泰州造反……。

元政府为巩固其统治,调集精锐部队与各路起义军在黄淮大地上展开了殊死相搏。元军凶横酷虐、杀人如麻,多是“拔其地、屠其城”,使河南、河北、鲁西、皖北、苏北的百姓十亡七八。其中,刘福通奉韩林儿为小明王,前后据安丰(今寿县南、安丰塘北)为都约八年,寿县、淮南一带更是元军清剿的重点。

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安丰路所辖8县1州(寿春、安丰、下蔡、霍邱、蒙城、定远、怀远、钟离、濠州)仅有户17992,口97611,地旷远而人至稀。元末,此地又为战场,百姓再遭屠戮。明朝初年曾任河南左布正使的徐贲在《舟行经寿州》一诗中咏到:“问之古寿春,地经百战后,群孽当倡乱,受祸此为首。彼时土产民,十无一二有。田野满蒿莱,无复织田亩。” 《寿县志》载“寿县现有姓氏347,户族始祖多系明代初年徙来,土籍甚少。” 《颍上古今》也说:“元末,红巾军起义于江淮颍水之间,元军部署镇压,铁蹄所至,洗杀一空。民间流传:劫后县西仅有七户营(七户一个村庄);县北仅有七里叶(距谢桥七里);县东仅有藕塘陈姓一人,后蕃衍陈氏一族。”可见经过元末近二十年的战争,淮南地区人口已经减少到了什么程度。

洪武元年(1368年)面对破碎的山河,朱元璋发出了“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的感慨。为了促进生产,增加税收,就必须从人口多的地区向人口少的地区移民。而山西,东有太行山为屏障,在元末战争中竟然躲去了战火的袭扰,自然成为移民的首选之地。按“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的比例,从洪武六年至永乐十五年的近50年里,在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下共移民18次,达十万之多。

二、淮南移民来何处

濠州,元时本为安丰路所辖。因为是朱元璋的家乡,明初升为临濠府,洪武二年定为中都,六年改为中立府,七年更名为凤阳府,分巡凤颍泗道治所,领五州(颍州、亳州、泗州、寿州、宿州)辖十三县(临淮、怀远、定远、灵璧、阜阳、颍上、霍邱、涡阳、太和、蒙城、盱眙、天长、五河),可见现今的寿县、淮南、凤台、长丰、颍上,在明初都属于凤阳府的辖区。

朱元璋确定了移民政策,其家乡凤阳及所属州县自然成为移民的重点区域。据《明太祖实录》等记载,为充实人力,朱元璋于1367年剿除张士诚后,迁苏州富民到濠州;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民无业者四千户屯田临濠,;又移江南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富民14万户于凤阳;洪武九年(1376)十月,徙山西及真定(今河北正定一带)民无产者于凤阳屯田;洪武二十二年(1389)四月,以两浙人多地狭,命令杭州、湖州、温州、台州、苏州、松江等地无地农民迁往淮河以南各地耕种。对于这些屯田的移民,朝廷给以耕牛、种子和路费,并免赋三年。

然而,细心的同志就会发现,以上所引资料中竟然没有从山东移民的记载。淮南地区的移民来至何处呢?

《颍上古今》说:“《民族书 - 各大族概况一览表》调查记载了62姓,其中27姓来自山东,其次是福建、江苏、湖北和皖南徽州,土著者不多。”

据《寿县志 - 姓氏》所举16个大姓家族资料统计,于明初迁徙来的有11姓;这11姓中,从山东迁来的6姓,河南的2姓,徽州、杭州、江西瓦砾坝的各1姓。《颍上古今》与《寿县志》所载中,竟然没有一个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老鸹窝处来的!

如:《寿县志—姓氏》记载说:

寿县柴氏,于明洪武年间,自山东济宁老鸹巷徙来;

瓦埠徐氏,祖籍山东济宁老鸹巷;

迎河李氏,祖籍山东济宁老鸹巷,明初徙寿县。

寿州孙家,郡号乐安,洪武初徙自山东济宁州老官塘;

尹氏,族居山东济宁州老生塘;

韩姓,祖籍山东省南部,元末时逃难落户于寿州东南乡。

此外,寿县开荒张家、胡家、周姓、陈家、门氏、淮南地区蔡氏、八公山周姓、史院尹家、凤台陆氏、颍上县延陵吴氏等家族都认为自己的祖上从山东、山东老鸹巷迁徙而来。如:

寿县开荒张家认为:本族从山东老鸹巷迁徙到青莲(十字路)张罗城定居,始迁于明朝七世年间。(不知“七世”,是否为明初洪武七年之误。)

淮南《蔡氏宗谱》认为其迁始祖于明代初期由山东老鸹巷调卫来。

上窑鲍家自述其祖上夫妇二人于明初挑着两个放孩子的笆斗,从山东济南老鸹巷迁来。

凤台石家湾与寿县石集石家认为其祖上于山东兖州迁来。

颍上县延陵吴氏认为:自己的始迁祖在明洪武6年或9年从山东老鸹巷调蕃颍州颍上县的。

……

是这些住民的记忆有误吗?是他们把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老鸹窝处移民而来,错记为从山东、山东老鸹巷迁徙而来的吗?如果是一家、几家也再所难免。但是这么多家都记错,决不可能!问题出在何处呢?

三、山东移民之可能

根据许多的史料记载,元末的战火遍及整个太行山以东的河南、河北、山东,山东是战争的重灾区,也是山西移民的重要地区之一。

李存葆在所著《祖槐》中说:我乃山东五莲(县)人氏,……父亲总是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老家就在洪洞县的老槐树下,是洪武年间迁来的。

他说:不论是在宋江的家乡郓城、墨子的故里滕州,还是沂蒙大山皱褶里的小村落、中原腹地里的开封,谈及先祖何处,……大都说他们的先祖也在洪洞。前些年,我浏览过不少鲁北豫东农村的族谱、牒文、墓铭,大都记载其先祖是明初从洪洞老槐树下迁来的。……明初古槐下的移民,曾分布全国十几个省市,冀鲁豫一带半数以上的村庄是明初移民建立的。

山东既然也是山西移民迁徙的主要地区,它还有富余的人口向淮南地区迁移吗!我再次研读了明史专家吴晗所著的《朱元璋传》,希望能从中解决疑问。

据《朱元璋传》所载:1351年,颍州刘福通起义,1355年,迎立韩林儿为皇帝,号小明王,国号宋,建元龙凤;1356年秋,小明王军队分兵北征,东路攻克了山东北部;1357年刘福通分兵三路,其中毛贵一军由山东北上,攻破胶州、莱州、益都、滨州,尽占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直逼大都,受元朝援军的阻击,不得已退回山东,扩大疆土、稳定局面;1359年,山东小明王军内部分裂、毛贵被杀;1361年,元朝大将察罕帖木儿招降了小明王军中将领田丰等人,进围益都,刘福通统兵救援失败,益都陷落,元军平定山东;1367年,朱元璋夺取了除四川、云南以外的南方疆土,命大将徐达率军25万北伐。北伐军先取山东,所到之处,州县纷纷降附,名城如济南、益都等不战而降,有的守军则弃城逃走,前后三个多月,平定山东。

另,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五年徙山东登(登州府,今蓬莱)、莱(莱州府,今掖县)二府贫民5635户就耕于东昌(东昌府,今聊城);洪武二十八年,青(青州府,今益都)、兖(兖州府,今兖州市)、登、莱、济南五府民五丁以上及小民无田可耕者起赴东昌,编籍屯种,凡1051户,4666口,到二十八年十一月,东昌三府屯田迁民共58124户。

再联系李存葆所说,可见,山东受战乱影响、人口流失死亡最重的,是西北的东昌府(今聊城地区),总得来说,西部重、东部轻。有富余人口向外地迁徙的可能。

四、山东移民淮南之追寻

山东有富余人口向外地迁徙。为什么却没有山东向淮南地区移民的记载呢?还有没有其它形式的移民呢!

终于,努力寻找中,在《寿县志 - 姓氏》章节中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志书中写道:“尹氏 时际元末,群雄并起,于宋和靖处士尹焞之七世诸孙中,有兄弟三人:长世元,次世功,幼世位,族居山东济宁州老生塘,集丁壮三千余人,结寨自固,后从明大将徐达定山东、克大都有功,诏进世元为昭勇将军。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擢世元为长淮卫指挥使世袭卫千户,世功为长淮卫千户,世位为卫百户,兄弟三人遂率兵南下,屯田淮上,而安家于寿州南乡青莲寺,为南迁尹氏之祖。”

这段材料,至少反映了一条线索,即:有一支含有山东济宁人的军队到凤阳长淮卫屯田,即军屯!就象今天的新疆建设兵团,我们只能知道它是哪支军队去组成的,不可能知道它是由哪些省市的人去组成的一样。既然如此,当然在反映明初移民进行民屯的史料中找不到山东移民到淮南地区屯田的线索了。

为此,我又查找有关资料来进一步了解这支军队的情况。

1、它本是一支地方武装

由于元朝官府与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导致了农民对官府和地主的仇恨,因此,在元末的战争中,农民对地主毫不宽容,往往逮住就杀,并没收其财产。地主们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组织家人、雇工、同族、同村、邻村、临寨人员,组成“乡兵”,建立堡砦,抵抗农民军的进攻。其将领多为现任或退休的官吏、乡绅、儒生和军人。虽然这些乡兵各自为战,没有统一指挥和全面作战计划,军事力量也有大小强弱的不同,但因为数量多,分布广,作战顽强,就成为了反抗农民军的主要敌人。由于中原地区的战争更加激烈、残酷,地区更广、时间更久,这些乡兵大部分被农民军所消灭,另有一部分中小地主的武装因为势力孤单,兵力不敌,投降了农民军。从史料上分析,朱元璋军队的主力基本上是先后收降的地主武装。尹氏兄弟“集丁壮三千余人,结寨自固”,就是这样一支武装。既为族居,当为大户,既能组织一支三千余人的武装,可知尹氏兄弟至少也是中小地主出生。所集“丁壮三千余人”,这些人应当说基本上是“山东济宁州”的人氏。

2、卫所制与军屯

朱元璋所建立的军队为常备军。常备军在组织上分作卫、所。大体上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卫的长官为指挥使;卫下面分五个千户所,每千户所一千一百二十人,长官是千户;千户所下分十个百户所,每百户所一百一十二人,长官是百户;百户下有总旗二,小旗十,一个总旗领五个小旗,小旗领军士十人。全国共有卫329个,卫所军总数为120万人。

《寿县志 – 驻军》章说: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朱元璋据江淮称吴王,置安丰卫,军驻寿州。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改为寿州卫,卫署设在州城西。寿州卫置指挥16员,经历1员,镇抚1员。卫辖5所,置千户31员,百户58员,军士约五六千人。卫军平时驻防、屯田、运漕,战时应诏出征。

可能会有人提出,“长淮卫”不在寿州。是的,长淮卫本属凤阳,今为蚌埠市的一个镇。朱元璋拟定都凤阳,将长淮定为中都八卫之一,取其名为长淮卫,与当时的天津卫、威海卫统称全国三大卫。然而,“尹氏兄弟三人率兵南下,屯田淮上,而安家于寿州南乡青莲寺,为南迁尹氏之祖。” 尹氏兄弟为什么不安家于长淮卫或凤阳,而安家于寿州?为什么没听说凤阳以及长淮卫一带有多少迁徙于山东老鸹巷的人呢!我以为这支部队应当又调卫到了寿州。不然,又怎么来解释呢!淮南《蔡氏宗谱》不也认为其迁始祖于明代初期由山东老鸹巷调卫来吗 颍上县延陵吴氏不也认为自己的始迁祖在明洪武6年或9年从山东老鸹巷调蕃颍上县的吗

《寿县志 – 建置》章说:洪武二年,寿州为州治,领寿春、安丰、下蔡、霍邱、蒙城五县。洪武四年,省寿春、安丰、下蔡三县合并为寿州,领霍邱、蒙城二县。

这时寿州的属地范围包括今寿县、淮南、凤台,长丰的一部分与利辛的南部一带。寿州卫所辖五个千户所也应分布在寿州与霍邱、蒙城。尹氏兄弟当年率领的这支由山东济宁人组成的军队(应集中在一个千户所)当驻扎在今寿县境内,可能经历十几年的战争,济宁人氏所剩无多,如千把、几百人。

史料说,明初,明政府为开垦荒地,增加生产,充裕军食,节省运输费用,减轻财政负担,在各地卫所屯田,使官兵携带家属耕种,称为屯户。以每名军士受田50亩为一份,官给耕牛家具,开头几年免纳租税,到成为熟地后,每亩收税一斗。其田属于公产,准许世代传业,但不得私自买卖。规定边地守军,十分之三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十分之二守城,八分屯种,全国共有军屯田893000多顷(每顷100亩),相当于全国垦田总数的十分之一。

按明朝制度,军人都是世袭的。为了保障固定员额,军人必须娶妻,世代继承下去。每个军户的正丁在固定的卫所充当额军,正丁因老病死亡等原因减员,要由该军户的次丁、余丁依次递补。若本户绝嗣,要由同族人递补。

依此来说,如果一个军户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人(如长子)接替,其余两个儿子如无特殊原因,便落籍当地为民。如果长子再有三个儿子,一人接替,其余两个如无特殊原因也会落籍为民……

此后,明朝的军屯制度虽遭破坏,仍延续到明朝灭亡,直至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撤寿州各卫所,以其田归并于寿州,由州署征收田赋,军屯才转为民屯,这时候已经距明初三百年了,距今六百多年了,按一百年四代人计算,三百年十二代人,六百多年,也二十五代人以上了。

五、老鸹巷的甄别

关于老鸹巷在何处,诸位已在上面看出了,在山东、在山东济宁。

《史记·夏本纪》记述了夏朝禹至桀14世17帝。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家谱”。产生于夏,盛于魏晋南北朝,普及完善于宋。

欧阳修、苏洵所修族谱体例较完备,私修族谱普遍以其为典范,并进一步予以发展,形成了一套包括谱序、谱例、谱表、谱系、家训、家诫、家规、祠堂、坟地、义庄、仕谱、人物传记和艺文等内容的较完善的私修族谱的体例。

夏朝(约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中国原始社会逐步解体,进入了奴隶社会,确立了王位世袭制。随之产生了记述夏朝世系的家谱。至周朝(约公元前11世纪~前221年),家谱只是记述士大夫身份的一种特殊标志。秦朝(公元前221年~前206年),氏族宗法组织瓦解,抛弃了公侯子孙的贵族世统本系。至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族谱已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普遍崇尚的宗教文化。以后,随着封建门第制度法制化,官修世族大地主的合谱盛于魏晋南北朝(公元265年~589年)。隋唐两朝(公元581年~907元),推行科举制度,士族势力日渐衰弱。至唐朝中期,族谱由以前的官修合谱逐步转向私家修谱而兴盛起来。宋朝(960年~1279年)受“三纲五常”的宗法伦理思想支配,私修族谱逐步普及和完善。明、清至民国,宗族活动盛行,私修族谱有增无减。

中国族谱随奴隶社会王位世袭制的确立,产生于夏朝

中国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人们以血缘亲属关系结合在一起,居住在一地,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家族、氏族村落,形成氏族公社。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名称和徽号,以维持氏族成员的共同世系和区别于其他氏族。氏族内的重要事情,都按照一定的习惯和世系安排。

夏朝,中国原始社会瓦解,进入了奴隶社会,并确立了王位世袭制。为了明晰王族世系,子孙继位,产生了记述王族世系的“家谱”。《史记·夏本纪》记述了夏朝禹至桀14世17帝。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家谱”。

周朝,以氏族组织演变而来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即嫡长子继承制的建立,使嫡长子成为土地和权位的法定继承人。与之相应形成了“尊祖敬宗”的祖先崇拜,从而巩固了奴隶制的统治秩序。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家谱迅速发展。周朝家谱有自己的特点。

一是贵族出于尊祖敬宗和炫耀祖先,在鼎彝礼器上铭刻自己的家系。这些鼎彝铭文,先叙述祖先名字及其美德、功勋庆尝,最后为铸器人的名字。这类铭文鼎彝按辈份作为祭器陈列于宗庙,这就是周代的私修“家谱”。

二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设立史官,记录、整理、保管各贵族的家谱。周王朝中央设有小史掌管王族家谱,负责定位王族世系,区分王族成员的辈份和血缘关系,遇有祭祀,则告诉君王其先祖的死日、名字等。周王朝中央还设有太史、内史,记录、整理、掌管诸侯卿大夫的谱系资料。各诸侯国也设工、史之类的官,记录、管理谱系资料。http://wwwdoc88com/p-1146349882708html

三是出现了一批谱学著作。这些著作中要数《世本》的成就最大。《世本》记录了自三皇五帝一直到春秋战国时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流源、迁居本末、生前创制、死后名号以及其事迹,集各代、各家分散和世系于一书,使之流传后世。

中国族谱随封建门第制度法律化,世族大地主修谱盛于魏晋南北朝

秦统一中国后,建立中央集权统治,实施官僚制度。氏族宗法组织随之瓦解,但血缘宗法思想并没有削弱。特别是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君臣等级和血缘尊亲观念进一步得到增强。

东汉以来,地方豪族及地主势力发展,他们往往几代宗族不分居,结成强大的社会力量。他们还与大官僚、大商人纠合,结成集团,在政治上垄断政权,把持仕途,占据中央和地方要职,形成门阀。东汉后期,三公九卿太守州牧,多数由这些高门弟子担任,门第制度已成为世家大族垄断统治政权的基础;阶级矛盾激化,世族大家以保卫乡土、宗族为名,笼络人心,组织宗族武装,维护自己的势力;世族大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他们利用宗族关系控制大量劳动力,为其奴役。曹魏时期,推行九品中正制度,使门第制度法律化。当时中正品第人以家世、才干、品德三项标准并列。到西晋,世族地主专政,把家世提升为主要的甚至惟一的标准。上品高官全为世家大族垄断,寒门、中小地主被排斥在政权之外。家谱自然成为九品中正选择官吏的主要依据。世族大地主利用宗族血缘关系和宗族思想,笼络族众,组织宗族武装遍布全国。族谱也自然成为其有力的工具。当时赋役苛重,大批族人农民只好投奔同宗大地主,转为“私属”,供其奴役剥削。族谱自然成为维护这种局面的工具。为了适应这种需要,魏晋南北朝官府设立“谱局”,诏令专职修家谱。家谱也作为重要文献,保存在各级官府中,出现世族地主家谱的鼎盛。当时修谱以贾弼最有名,他广搜世族大地主的百家谱记,在东晋政府的支持下,撰定《百家谱》,共100帙,712卷。包括18州,116郡大族。

中国族谱随科举制度的推行,私修族谱盛于唐

隋唐两代,废除九品中正制度,推行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不再以族谱为依据。族谱的作用下降,但氏族门阀观念仍然很盛。唐太宗命修《氏族志》,收集全国的氏族家谱,考证其世系,定为9等。并提出“不须论数世之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把皇族列为第一等武则天时,又将《氏族志》改编为《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均以官职高下为标准。凡五品官以上者,皆升为士族。唐代中央政权编修的谱牒,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变化。

由于唐皇朝的倡导,并编修大量官谱,社会上私修族谱之风甚盛。不仅旧族“纪其先烈,贻厥后来”,就是那些百代无闻之族,一朝暴贵,也无不追求本系,妄承先哲。唐代中期以后,随着士族势力的衰退,逐步改变了过去绝大多数是官修百家姓氏渊源的合谱状况,私修家谱逐渐兴盛起来。可惜唐末乱世,世家大族家谱大都散失无存。

随“三纲五常”宗族伦理思想的奉行,“家自为说”私修族谱普及完善于宋

宋代以後,中国社会奉行“三纲五常”的宗法伦理思想为核心的程朱理学,宗法家长制的统治思想深入到封建社会的机体。以族谱选官和婚配的作用逐步消失,修谱的目的主要是敬宗收族。朝廷不再设“图谱局”,官府再不修谱牒。世族之家的修谱逐步减少,并转向一般官僚地主之家以至普及到百姓之家。私家修谱一般是本族人自己修,而且是挑选受过一定教育在本族有一定威望的人撰修。宋初,文学家欧阳修、苏洵主持修本族族谱,开创了宋代族谱的先河。其後,许多士大夫纷纷为自己的家族修谱。从此,族谱从过去的“奉敕修定”,转向“家自为说”私修,形成了私修族谱的盛行。欧阳修、苏洵所修族谱体例较完备,私修族谱普遍以其为典范,并进一步予以发展,形成了一套包括谱序、谱例、谱表、谱系、家训、家诫、家规、祠堂、坟地、义庄、仕谱、人物传记和艺文等内容的较完善的私修族谱的体例。  

中国族谱随宗族活动的盛行,明清修谱卷帙浩繁

明代,朝廷置宗人府,编修皇族谱牒,称玉牒。清代自顺治始,开设玉牒馆,由大学士、内阁学士、礼部尚书等主持修牒。时,玉牒为皇族成员发放俸禄、赐官封爵、指婚定名的基本依据。

明清两代,私修族谱更是卷帙浩繁。家谱、宗谱、族谱、支谱、世谱等名目繁多,并产生专记人物生平事绩的“年谱”。值得一提的是《孔子世家谱》,改变了唐及以前只收录直系长子长孙的做法。北宋至明清民国,合族修谱,支庶兼收,续修不断。明中期,规定每60年一大修,30年一小修。谱例规定严明,内容丰富。且随宗族活动的变化,修谱南方盛于北方,南方宗族聚居之风盛于北方,特别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很多商人借助宗族活动开展商业活动。海外华侨成立宗亲会,集合同姓人士,不论亲疏,不分派别,建立宗祠,共祀其受姓的始祖,以此联络感情,弘扬祖德,团结互助,发扬民族精神。这些宗亲活动直至民国时期仍有增无减。

家谱又称族谱、家乘、祖谱等。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家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在历史民族大融合中,各个民族中开始出现族谱。族谱也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

追溯最早家谱的产生为口述家谱,资料显示:“瞽蒙主诵诗,并诵世系”之说,家谱最初的功能就是辨析亲疏,凝聚族群,优化生育,即所谓“亲亲以相及”。此后万变不离其“别”与“聚”这两个基本功能,但随时代推移,社会制度不同,其具体内涵和所起作用也不一样。它的发展也是根据历史朝代的政治体制来进行兴衰交替的演变。现在就跟着小编来了解一下家谱的起源吧。

家谱发展及其功能嬗变的脉络,大致可分为周代、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五代以后几个阶段。

周代

周代的宗法分封制度,经过春秋战国战火的局面影响,特别是秦王扫除六合后,宗族组织由兴到衰,由破坏到重建,到东汉时已由世族和宗族代替。

周代行的是宗法封建制度。“族”本来只是 有血缘关系的群体,并无尊卑主从之别,但进入阶级社会,便有了“宗”,也就是在亲族之中奉一人以为主,主者为尊并享有特权,其死后则由宗子继承。这样,家谱“ 别亲疏、明统系”的功能便渗进了主从尊卑的阶级斗争里,其功能也是宗法封建政治服务的内容。

“辨昭穆者,帝系《世本》之中,皆自有昭穆亲疏,故须辨之云”。由此可见:周代的家谱《世本》之类,是属于以周 天子为首的周室宗族的,它所明的统系,是周宗室的帝王统系;所辨的亲疏,是尊卑贵贱的亲疏。所以,周代的家谱完全是为推行宗法分封,巩固周王朝统治服务的。

两汉时期

两汉时期基本是世族地主占统治地位,“命官以贤,诏爵以功”,君统与宗统开始分离。所以,两汉的家谱功能是为恢复、复建宗族和形成、巩固世族的统治服务。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的是士族政治、魏立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选官品人,婚姻嫁媾,士庶分明,尊卑严格,“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 姻,必由谱系”,因而维系门阀制度的家谱特别兴盛。

此时的家谱成了政府选举、士族出仕、门第婚姻的根据,同时也成为士族政治服务的工具。正因为家谱对于人 们的社会地位、发展前途、社交层次有如此重大的作用,造假的现象也泛滥起来,这也是利益驱动所致。

五代以后

由于北方战乱频繁,大量中原人口南迁,经济中心南移,特别是宋明清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城镇商业繁荣和商帮的出现,推动着社会权力的进一步下放,士族宗族也向平民宗族发展。五代以后家谱由于失去了以前的政治功能,也由官修变为私修,内容也就更加广泛丰富起来,它的功能也由政治功能向社会功能的方向发展。

具体地说,私修家谱通过姓氏原始、迁徙本末、世系渊源的展现,起着追踪溯源、联宗收族,维系和强化宗族的作用。尤其到了明清时期,家谱的作用已经上升到规范族人行为准则的一种约束力,其姓氏文化也得到大力的发展,为现在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提供了大量的民间史料。

总之,家谱在我国源远流长,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形成有独特内涵、浸润着民族情愫的谱牒文化,它已经成为历史学家探究真实历史的考证资料,它的文化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它的产生与发展,同社会群体氏族、家族、家庭相联系,它的功能是随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变化而改变,从社会功能至政治功能再回归到社会功能,自有文字家谱以来,总的发展趋势是由贵族到士族再到平民,维系和凝聚的人群也越来越广。它从家族史的角度来阐释、反映、印证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对我们今天弘扬民族文化,热爱祖国,增强民族凝聚力,以及研究社会学、人口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士族的形成过程如下:

1萌芽(东汉)

政治:自汉武帝以来崇尚儒术,官僚多以经术起家,至东汉时逐渐形成了累世公卿的状况。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使得世族地主能够凭借家世出身参与政权。

经济: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逐步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豪强地主势力。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豪强地主在东汉王朝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

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渐成割据,逐渐成为名门大族。士族地主(又称世族、门阀地主)在东汉开始形成,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阶级、经济基础。

2形成(曹魏、西晋)

士族制度的形成,是指统治阶级颁行各项法令,从制度上维护士族地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特权。曹魏政权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

3巩固(西晋)

西晋建立后,司马氏为取得世家大地主的支持,对他们继续实行放纵和笼络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

4鼎盛(东晋)

东晋时士族制度得到充分发展,进入鼎盛阶段。原因是东晋王朝依靠南北士族的支持才得以存在。

东晋政权是司马氏皇权和以王、庾、桓、谢诸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士族的挽歌》及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江南吴姓士族的联合专政,这种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东晋末年,长达一个世纪之久。

那时士族门阀的势力足以与皇权并立,甚至超越皇权,皇帝都要依赖士族的支持,门阀政治达到鼎盛。这一时期,士族在政治上高官厚禄,垄断政权,经济上封锢山泽,占有大片土地和劳动力,文化上崇尚清谈。

为维护这种制度,东晋南朝时,士族非常重视编撰家谱,讲究士族世系源流,作为自己享有特权的凭证,于是谱学勃兴,谱学专著成为吏部选官、维持士族特权地位的工具。

这一时期土族政治上拥有特权,清官要职被士族垄断;经济上拥有田庄,占有大量土地人口,还经常与官府争夺劳动力人口;文化上家学传承,占据垄断地位,还大兴谱牒之学,崇尚清谈玄学,擅长书法、绘画等艺术;社会上不与庶族通婚往来等。

士族把持大权,却不愿涉身实务,在优容奢侈中腐朽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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