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紫禁城御道上的黄龙旗倔强而不甘的倒下，溥仪颁布退位诏书，初生的民国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身为掌舵人的袁世凯开始彷徨。身后是群雄割据的原始角斗场，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深沉灾难，却向往着最现代化的庙堂结构，袁世凯终于明白，亡清只是刚刚开始，阳光并未穿透黑暗的苦难。

袁世凯悲哀的发现，清朝倾覆后，问题反而更加复杂，民智未开并不应该是大清的遮羞布，也不应该是其不作为的挡箭牌，但是戾气与武力将会是最棘手的问题。袁世凯的两难之地在于不结束南方军、武汉新军、北洋军阀内部各自为政的乱局，各种举措的落实就无法上通下达，所谓的光明只是镜中之花。而欲使上通下达，运作有序，就必须集聚权柄，这又将授人以“独夫”的口实，困惑与茫然中，袁世凯想到了自己的老大哥徐世昌。

作为镇守大清龙兴之地的东三省的第一任总督，徐世昌曾是清末出洋考察的五位大臣之一，肩负清廷主动开眼看世界的重任，历任邮传部尚书、内阁协办大臣等中枢要职，清朝倾覆后，跑到了青岛做起了寓公。据说是食君俸禄，不侍二主，不愿意在民国做官。袁世凯却不以为意，几十年的交情，他太过了解徐世昌，作为在翰林院坐了近十年冷板凳的老翰林，即使日后平步青云，睥睨朝堂上下，徐世昌身上也都逃脱不了翰林的俗气，那就是好名。

因此即使交情摆在这里，徐世昌也断然不会直接在民国任职，最起码也需要迂回一下。所以当袁世凯派人去请徐世昌任职时，徐世昌果断拒绝选择避而不见，只留下一张字条给袁世凯，上书：“杀君马者，道旁儿。”意思浅显易懂，也就是一匹好马跑的很快，旁人不断给它鼓掌，兴奋中的良驹不断加速，最后在不知不觉中累死。

字条上的这句话，也是徐世昌对袁世凯的善意提醒。内外的热切拥护，只是所谓的表象，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本身就是一步死棋。三千年未有的变局中，形势会让任何英豪妥协，袁世凯注定成为殉道者，启蒙也好，救亡也罢，在民初的乱局中，不若是官贵们分了好处，文人过了嘴瘾，普罗苍生还是在苦难中挣扎。徐世昌过于谨小慎微，与其卷入洪流面对身败名裂的风险，不如做个寄情山水的富家翁名利双收。

三年后的袁世凯，最终走上洪宪帝制的不归路，本可留名青史的一代枭雄，一场不足百日的闹剧，身败名裂，抑郁而亡。在弥留之际的托孤之人，就是曾经给他留下那张字条的徐世昌，两人曾一起走过波澜诡谲的时代大潮，如今的袁世凯却只有气息微弱的呜咽，他拉着徐世昌的手，喃喃叙说着：“咎由自取，不必怨人。”望着跪了一地的袁家人，作为老大哥的徐世昌不知道该去怪谁，只想起三年前留给袁世凯的那张字条：“杀君马者，道旁儿。”

在新华路和睦南道的交口处，还有一座引人注目的住宅，那就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旧居。

徐世昌，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府府城曹营街寓所（今河南省卫辉市）。1918年当选国民政府大总统，1922年被直系军阀赶下台，下野后回到天津，在这所房子里居住了17年。为了表示解甲归田和对国事的厌倦。在宅内设一匾牌，取名为：“退耕堂”。抗战期间，日伪官员纷纷劝说徐世昌，让他东山再起，做华北地区的领袖。徐世昌决心退出军政舞台，闭门不见，直到1939年6月5日病死在天津，享年85岁。

此外，睦南道上还有中国近代外交家颜惠庆旧居，天津八大家“李善人”的后代李叔福旧居，等等。每一个建筑都蕴藏着一段故事，都记述着时代的风雨和历史的变迁。

过继不可能，一个姓杜的人过继过来必须得改姓汪啊，我觉得可能是改姓或者家谱搞错了，你可以问问家里的老人啊。据说，咱们杜姓的老祖宗是发明酒的杜康——“仓颉造字，杜康造酒”嘛！史料上记载，咱们的老祖宗是周代封在杜的诸侯杜伯（伯爵）。

1我们家原也姓杜，按族谱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47代后裔，老家原属湖南湘乡。后因家父搞地下党，按规矩需改名换姓，才改姓了我曾祖母的姓。我家的族谱上晋代最有名的，应该是当年连杜甫也引以为自豪的（今人可能不太清楚），在统一“三国”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镇南大将军、晋代当朝驸马、当阳县侯，并且是明朝之前唯一一个同时进入文庙和武庙的历史人物、被誉为“杜武库”杜预了（我曾祖父杜俞也曾被民国大总统徐世昌题赠“武库长才”用的就是这个典故）。再往前，在汉代还有好几个侯呢，“悔教男儿觅封侯”，汉代姓刘，异姓封到侯已经非常不简单了，韩信那么大的功劳，最后不也才是个淮阴侯嘛！在族谱里没看见汪姓的事儿啊！

2过继是同姓，而且得是亲兄弟或堂兄弟之间，一个兄弟没有儿子，另一个给过去的儿子才叫过继；或者一个兄弟死之前没有子嗣，也可以兼祧（即一个儿子兼祧两家），但还是姓同一个姓。我觉得你说的情况，有可能是入赘的，因为按很多地方，尤其是南方的传统，上门女婿的儿子必须跟女家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