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的旅游景点很多，那么你知道山西的哪些景点才值得去吗，下面我为大家介绍关于山西旅游值得去的十大景区，欢迎大家阅读。

山西旅游值得去的十大景区

　1国内古战场之一 长平之战

　长平之战，是周赧王五十三年至周赧王五十五年，(一说是周赧王五十五年农历四月至九月间 ，又一说是周赧王五十四年年初至五十五年九月)，秦国名将白起率军在赵国的长平(今山西省高平市西北)一带同赵国的军队发生的战争。

　赵军最终战败，秦军获胜进占长平，并且坑杀赵国40万降兵。此战，是秦、赵之间的战略决战。

　战争中，赵王在战争指导上，昧于秦强赵弱的基本形势，急于求胜，错误地坚持进攻战略。中秦国离间之计，弃用名将廉颇，而起用纸上谈兵的赵括代替廉颇;赵括遵照赵王意图，急于求胜，变更了廉颇的防御部署及军规，更换将吏，组织进攻。

　白起针对赵括骄傲轻敌的弱点，采取了佯败后退、诱敌脱离阵地，进而分割包围、予以歼灭的作战方针，获得战争的胜利。赵国经此一战元气大伤，加速了秦国统一中国的进程。此战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最早、规模最大、最彻底的围歼战。

　2五大名山之一 恒山

　恒山，中国地名。作为大山，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城南10公里处，距大同市市区62公里。该山为道教主流全真派圣地，人称北岳，亦名“太恒山”，又名“元岳、紫岳”，与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并称为五岳，为中国地理标志，扬名海外。

　1982年，恒山以山西恒山风景名胜区的名义，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名单。曾名常山、恒宗、元岳、紫岳。其中，倒马关、紫荆关、平型关、雁门关、宁武关虎踞为险，是塞外高原通向冀中平原之咽喉要冲，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主峰天峰岭在浑源县城南，海拔20161米，被称为“人天北柱”，“绝塞名山”，“天下第二山”。

　3万里长城关口之一 娘子关

　娘子关为中国万里长城著名关隘，位于太行山脉西侧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西口，山西平定县东北的绵山山麓。娘子关原名“苇泽关”，因唐平阳公主曾率兵驻守于此，平阳公主的部队当时人称“娘子军”， 故得今名。

　娘子关 现存关城建于明代，民国时期修筑的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西入晋境太原的正太铁路和今天的315省道在此交汇相辅相成。娘子关有万里长城第九关之称，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古城堡依山傍水，居高临下，建有关门两座。东门为一般砖券城门，额题“直隶娘子关”，上有平台城保，似为检阅兵士和瞭望敌情之用。天然屏障。另有承天寨、老君洞、妒女门、烽火台、点将台、洗脸盆、避暑楼等十多处景点，传说为当年平阳公主驻防时所建。

　4中国四大古镇之一 平遥

　平遥县位于山西省中部，四周与介休、祁县、文水、汾阳、沁源等县市接壤。是中国境内保存完整的明清时期古代县城的原型。平遥古城拥有2700多年的历史，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世界文化遗产。

　平遥是山西省的文物大县，有300多处古迹。“汇通天下”的日升昌票号被誉为“中国现代银行的鼻祖”，双林寺被专家誉为“东方彩塑艺术宝库”，镇国寺万佛大殿是中国现存最早最珍贵的木构建筑之一。

　平遥县为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1997年12月3日平遥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与云南丽江古城、四川阆中古城、安徽歙县古城并称为中国现存最为完好的“四大古城”。

　5四大石窟之一 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位于中国北部山西省大同市西郊17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公里。存有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51000余躯，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

　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12月14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7年5月8日被国家旅游局评为首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

　6四大佛教名山之一 五台山

　五台山位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境内，位列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五台山位于山西省东北部，隶属忻州市五台县，西南距省会太原市230公里，与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四川峨眉山、共称“中国佛教四大名山”。素有“金五台、银峨眉、铜普陀、铁九华”之说，同时五台山与尼泊尔蓝毗尼花园、印度鹿野苑、菩提伽耶、拘尸那迦并称为世界五大佛教圣地。

　五台山所在的山西处于黄土高原，地旱树稀，视野里整整一个是土**的世界，可以称为金色世界。五台山属太行山系的北端，跨忻州市五台县、繁峙县、代县、原平市、定襄县，周五百余里，由一系列大山和群峰组成。其中五座高峰，山势雄伟，连绵环抱，方圆达250公里，总面积59288平方公里。

　7中国最古老的木塔 应县木塔

　释迦塔全称佛宫寺释迦塔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应县城西北佛宫寺内，俗称应县木塔。建于辽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金明昌六年(公元1195年)增修完毕。是中国现存最高最古的一座木构塔式建筑。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 ，国家AAAA级景点。与意大利比萨斜塔、巴黎埃菲尔铁塔并称“世界三大奇塔”。

　释迦塔塔高6731米，底层直径3027米，呈平面八角形。全塔耗材红松木料3000立方米，2600多吨，纯木结构、无钉无铆。塔内供奉着两颗释迦牟尼佛牙舍利。

　8黄河唯一瀑布 壶口瀑布

　壶口瀑布是中国黄河上的著名瀑布，其奔腾汹涌的气势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东濒山西省临汾市吉县壶口镇，西临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壶口乡。距太原大约5、6个小时车程;距西安大约2个多小时车程。

　黄河至此，两岸石壁峭立，河口收束狭如壶口，故名壶口瀑布。瀑布落差9米，蕴藏丰富的水力资源。

　壶口瀑布是中国第二大瀑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瀑布。

　9洪洞大槐树

　大槐树，又称洪洞大槐树，是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临汾市洪洞县城北二公里的贾村西侧的大槐树寻根祭祖园内，大槐树是移民史实的见证者，也是移民心目中的老家，每年有20余万人前往景区寻根祭祖，余亚飞诗云： “拔地巨槐冲碧汉，相承一脉密分枝;树身即使高千丈，落叶归根也有期” 。这里虽然没有什么宏伟的建筑，但是不论严寒的冬天，还是酷热的炎夏 寻根的游客络绎不绝，有的赋诗题词，抒发“饮水思源”之情，有的仰望古槐，盘桓眷恋，久久不肯离去。

　在中国北方地区，大量的民间家谱、碑文资料有详细记载，在地方志如《温县志》、《宝丰县志》、《宁阳县志》、《丹风县志》、《商南县志》、《山阳县志》等都明确记载了在山西洪洞大槐树下集中移民。至今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区仍流传着一句民谣：“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数百年来这首民谣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祖辈相传,妇幼皆知。

　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是闻名海内外的明代迁民遗址，是数亿计移民后裔寻根祭祖的圣地。600余年来，大槐树迁民遗址早已在炎黄子孙心中深深扎下了认祖归宗之根，被当作“家”，被称为“祖”，被看作“根”。

　10中国第一宰相村 闻喜县裴柏村

　素有“中华宰相村”之称的裴柏村是裴氏宗祠所在地，出自这里的声名显赫、威震华夏，以59位宰相、59位大将军著称于世的裴氏家族，自周秦绵延两千余年，其家族人物之盛、德业文章之隆，在中外历史上堪称绝无仅有。现在的裴柏村，裴氏家族的建筑、碑刻、墓葬等历史遗迹很多。现存裴氏祠堂、裴氏碑廊、裴氏墓冢等众多古迹。

　裴氏祠堂又称晋公(晋公裴度，字中立，为唐宪宗、穆家、敬宗、文宗四朝重臣，出将入相，爵封晋公。)祠，建于唐贞观三年(629年)，有前殿、后殿、状元坊、碑廊等，规模宏大，但屡遭兵燹，屡修屡毁。

在隋唐河东裴氏（在今山西闻喜县）是个大族，出了很多的名人，其中出名的有裴仁基，裴行俭父子，还有唐朝的四宰相，唐明皇开元年间的裴光庭；历事德宗、宪宗、敬宗、文宗4朝，以人德始终的裴度；导致元和年间较为安定社会环境的裴土；以及被誉为“太平宰相”的裴坦。总之裴氏出了很多人才的，

我国古代谱牒姓氏之学发达，相关书籍相当多。唐林宝撰《元和姓纂》。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的《通志·氏族略》。还有《世本》、《族姓记》，《三辅决录》以及《百家谱》、《英贤传》、《姓源韵谱》、《姓苑》等等。宋末元初的硕儒王应麟 ,撰写了 《姓氏急就篇》

我国古代谱牒姓氏之学发达，（"谱牒学"是一门专门研究家谱、族谱的学科。"家谱"是以表谱的形式记载家族世系繁衍和本族人员事迹的图书体裁。）相关书籍相当多。关于中国谱牒的产生过程，根据目前能见到的材料和研究状况，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小的阶段，即商代（公元前1500-1000年）的萌芽阶段与西周（公元前1000-800年）的形成阶段。商代已有一些简单的世系表，是家谱的雏型。较为完备、成熟的谱牒形成于西周。司马迁说的《谱牒》、《牒记》都是周以后的东西。到春秋时，谱牒相当盛行了，不过由于这种东西并非专门著作，小能强大雅之堂，传到今天的连一种也没有。

南宋著名史学家莆田人郑樵撰，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成书。《通志》为通史性的志书，共200卷，其中第一略《氏族略》为考辨、论述姓氏的专著，共收录姓氏2255个。

此外，郑樵还著有《氏族志》、《氏族源》及《氏族韵》等相关的姓氏学专著，是我国姓氏学研究中承前启后的著名学者。

《古今姓氏书辩正》40卷，邓名世撰，其子椿裒次之。此书搜集宋及宋以前历代姓氏文献，对当时所能见到的姓氏的起源、郡望、名人、流布作了或详或略的考证，为后人研究姓氏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堪称宋代姓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是我国古代姓氏谱牒学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邓名世因不满前人以及当时姓氏研究大多停留在记录姓氏的现状，而是以考证姓氏文献的真伪为己任，希望能清理以往姓氏研究的成果，在学术上有所创新。他从考辨以往姓氏书之误入手，以修撰一部古今姓氏全书为撰著宗旨，因此"长于辩论"成为此书的一大特点。《辩证》问世以后，颇为同时代学者所重，也对后世的姓氏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朱子语类》称赞邓名世"世学甚博，姓氏一部，考证甚详，盖不虚也"，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困学纪闻》等多引据邓著。清乾隆年间纂修《续通志》，其《氏族略》一篇更是多据《辩证》以补充之。在现存的姓氏谱牒文献中，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辩证》与《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鼎足而立，有着重要的地位。

《元和姓纂》是中国唐代谱牒姓氏之学的专著。原本10卷，今有10卷本、18卷本两种。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命林宝修撰，元和七年(812)成书。

谱牒在历史上曾经兴旺过一阵子，后来随着宗法式家族制度的瓦解而消亡了。东汉末年到魏晋之际（公元200-300年）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形成后，谱牒又再次盛行起来，不过从内容到形式都与西周春秋时的谱牒不同了。这时称之为“谱牒”的文献，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家传”，这是最初级的形式。一个家族之所以在一个地方兴旺发达起来，必有几个人对家族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或者做过朝廷要员，或者做过封疆大吏，他们的子孙就为他们立传，表彰他们的功绩，显示自己家族的身份。如：《荀氏家传》、《袁氏家传》（汝南）、《裴氏家传》（河东）、《褚氏家传》（阳翟）、《谢车骑家传》（陈郡）等。

谱牒的第二种形式是“家谱”，或叫单姓族谱，每姓每族一本。家传是传而不是谱，只能记载家族名人事迹，不能把所有族人都记上去，光有家传还是无法搞清家族所有人的血缘关系的，于是有人以家传为基础，以家族的世系为脉络，把包括名人和非名人的所有族众贯串起来，注明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这就是家谱了。如：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到的：《崔氏谱》（博陵）、《郭氏谱》（太原）、《陈氏谱》（颁川）、《稽氏谱》（谯郡）、《阮氏谱》（陈留）、《王氏谱》（太原）；《世说新语》注中引到的：《王氏世家》（琅琊）、《袁氏世纪》（汝南）、《王氏家谱》（东海）、《荀氏谱》（颍川）、《谢氏谱》（陈郡）、《羊氏谱》（泰山）、《顾氏谱》（吴郡）、《陆氏谱》（吴郡）等等，都是这样的家谱。

谱牒的第三种形式，也是最高最典型的形式是“簿状谱牒”，后来又叫作《百家谱》、《东南谱》、《十八州谱》、《天下望族谱》、某郡望族谱等等。家传、家谱都是私家撰述，不具法律效力，必须有一种得到朝廷认可的官撰的谱牒，才能据以确定谁是士族，谁是庶族．才能据以选官、论人和通婚。官修的谱牒不是某一姓的家谱，而是全国或某一郡所有士族家谱的汇编或选编，所以叫作“百家谱”（百指约数）等等。在这种官撰的谱牒中，把天下所有士族的姓氏、郡望都列进去，每姓士族又都详细列其成员的名字、官位及血缘关系，这就是簿状谱牒。所谓“考之簿世然后授任”（《太平御览》卷二一四引《晋阳秋》），“有司选举必稽谱籍”（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指这种官修的谱牒。官修谱牒不仅同士族的仕途性命攸关，而且是一项十分繁杂的工作，要对所有自认为是士族，并将其家谱上之于官的家族进行甄别、认定，还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修订与重撰，所以朝廷设立专门的常设机构图谱局主持撰修工作，置郎和令史等官来执掌（《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载沈约语），并汲收对谱牒有研究的学者参与其事。

东晋南北朝时门阀士族制度充分发展，士族、非士族要根据谱牒来确认，人们入仕做官要根据谱牒来认定门阀的高卑，所以谱牒之学就成了一种专门学问，有专门的人从事研究。天下那么大，士族那么多，它们之间的关系又那么复杂，每个家族的历史，近的兴起于魏晋之际，远的则要追溯到东汉中叶，少说也有几百年，要搞清楚他们内部和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如：血缘关系、名讳、官位、姻亲等等），确非易事。再加上许多新起的士族要求列名谱牒，而许多庶姓大族还采取冒名顶替、伪造家世等手段企图挤进谱牒，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谱牒修撰的艰巨性。东晋初年苏峻之乱，把原来的谱牒焚毁了，后来重修，称为“晋籍”，其分量之大竞有东西两库（《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这样繁杂的工作，没有专门学问，不作专门研究，的确是不行的。所以从西晋以后，到南北朝时，毕生研究谱牒的不乏其人，有的祖孙几代从事谱牒研究，从而出现许多著名的谱学家。

西晋（公元250-300年）的著名谱学家是挚虞。挚氏为京兆大族，虞父模曾任曹魏太仆卿。挚虞才学通博，著述不倦，认为汉末以来天下丧乱，许多世家大族，虽子孙已不能明其祖先的事迹，辨其家族的由来，于是撰《族姓昭穆》十卷，进于朝廷（《晋书》卷五一挚虞传）。此书早巳遗佚，我们不能确知其内容了。所谓“族姓”即指世家大族式家族，所谓“昭穆”即父子祖孙的血缘关系，这是现在所知道的当时第一部记载天下士族血缘关系的正式谱牒。因为它“定品违法”，大概是触动了一些显赫的大族，为人们弹劾。它有没有成为官书，我们也不得而知，从晋武奇特诏原谅其“违法”的过失来看，大约是被钦定为官修谱牒了。

东晋南朝（公元400-500年）的著名谱学家有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祖孙三人和王僧孺。贾氏为南渡的平阳大族。贾弼之在东晋太元年间由朝廷委任撰修谱牒，于是“广集众家，大搜群族”（《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撰成《十八州士族谱》百帙，共七百余卷，缮写抄定，藏在秘阁，另抄别本藏于左户。其子匪之，匪之子渊，世传其业。齐永明中，贾渊与王俭共同参撰《百家谱》，又撰《氏族要状》、《人名书》等谱牒，并行于世。谱牒研究成了贾氏世传的家学。王僧孺出身于东海王氏。他在梁代继续贾氏的研究，接成《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当是修订贾弼之之书）、《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此时的谱牒之学，到了王僧孺手中，算是集大成了。

北朝（公元350-550年）官修谱牒，大抵均属集体撰述，故不见研究谱牒之名家，如魏太和中，诏各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作为选士的依据，似乎还没有把全国士族的谱牒统到一起来。北齐的《类例》以甲门为士族，北周的《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士族，似乎是他们那个小国的统一的谱牒，除《类例》知道是浮屠昙刚所撰外，《建德氏族》也是集体撰修的，故未留下撰人姓氏。

唐代在太宗、高宗两次修谱。高士廉等修<氏族志>。高宗时修《姓氏录》。

唐初的著名谱学家中首先要介绍的是路敬淳。他是高宗、武后时人，勤学不倦，对于历代谱学素有研究，对于各个士族的门第姓望，能究其根源枝派，曾撰《著姓略记》十卷行于世。史称“唐初姓谱学唯敬淳名家”，其他各家“皆本之路氏”（《旧唐书》卷一八九路敬淳传）。另一名家是柳冲，他曾主持修撰《姓族系录》，“好学多研”，是路敬淳以后的第一人。唐代谱学为柳氏家学，后其族人柳芳著《氏族论》，是对魏晋以来的谱学进行理论上的总结的第一篇论文，为后世研究谱牒的人所必读（《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比柳冲稍后的有韦述，亦是唐代谱学名家。他雅好谱学，在秘阁见到柳冲等撰《姓族系录》，非常喜爱，乃于工作之余，亲手抄录，另撰成《开元谱》二十卷（大约是《姓录》的节本）（《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柳芳《氏族论》“唐兴，言谱者以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应是不假的。

唐初谱牒的形式也同魏晋南朝一样，分为私修的单姓族谱和官修的天下望族谱两种，前面说到的几次重修谱牒，即是指后一种。隋唐的单姓族谱，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中提到的许许多多某氏某姓家谱，我们至今只发现了两件原件的残片（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64，180-184页），都是用方框、线条、箭头表示的世系图表，详细注明每人的血缘关系、名讳、官职及配偶的姓氏名字等，图画清晰，抄字工整，人们看去，一目了然。官修的望族谱，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几种残卷，其中以题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的最为完整和典型。它的内容是按照唐代的政治区划，依道、州、郡的次序排列，每一郡列出该郡的望族姓氏，少者三姓（如凉州西平郡），多者四十姓（如雍州京兆郡）（参见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考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均载《蜡华山馆丛稿》）：多贺秋五郞：《中国宗谱的研究》上卷第一章。）。据我们看，这大约是官修谱牒的一种提纲，而不是修成的谱牒。因为光列每郡的几个望族姓氏，而不列出某一个人是不是属于这个望族，是起不到谱牒的作用的。

在山西省闻喜县东镇有一村落，叫裴村。裴村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还专门写了一篇《裴村记》赞之。《辞海》中注曰：“古地名，今山西闻喜东。”《闻喜县志》记有：“裴村，古为裴城，裴氏祖受封之地。”而欧阳修根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写道：“非子之支孙封裴乡，因以为氏，今闻喜裴城是也。”由此看来，裴村已经存在了2500多年。裴村的闻名是因为裴氏，裴氏在中国历史上曾先后出过59位宰相。在裴氏家族耀眼的光环下，人们常常遗忘了裴村的另一个望族——宁氏家族。裴氏家族自宋以后逐渐衰落，而宁氏家族自元以来逐渐兴起。据《宁氏家谱》记载，从明正统到清康熙年间，宁氏家族就出了进士11人、文举人21人、武举人5人、明经14人、例贡28人、武科2人，无怪乎康熙年闻喜知县沈光瑀感叹道：“宁氏不数传而文物蔚起，习弦诵者若而人，服先畴者若而人，子姓之繁衍，且耕且读，几偏裴村间，昔以名裴村者，今竟俨然为宁村！”宁氏家族何时居于裴村？众说纷纭。顺治年间的中州学使者李震成认为，“宁之先世为稷山人，唐时徙闻喜八裴村，盖晋公故里也。”清初，根据在裴村汤庙灌底景云宫出土的元代碑记记述来看，元时宁氏已族殷人繁。《宁氏家谱•源流考》记述，“余祖则自（稷山）钟楼巷徙闻喜之西裴村，占藉甘泉里三甲，亦以顺为户名。”宁氏自始祖宁景先居裴村，至清末，传二十世，其间人文蔚起，俊杰不绝，烂勋名于当代，流声施于奕礼，声名渐近裴氏。在闻喜县档案馆里保存着一套雍正六年（1728年）的《宁氏家谱》，家谱共四集，十卷，一集曰孝，二集曰弟，三集曰忠，四集曰信。“孝弟忠信”也正是宁氏的治家之本，也是宁氏成功的秘诀。宁氏家族有庭训十八条，如：身不可不修也，尊卑不可不辨也，孝思不可不永也，教子不可不严也，出仕不可不清也，邻里不可不睦也，输粮不可不先也，等等，不正是宁氏家族对“孝弟忠信”的最详实的注解吗？宁三翰，明万历丁未（1607年）科进士，初仕河南武安县知县，有异政，调陕西泾阳县知县，京兆有“青天”之颂。后以直言忤上官，遂挂冠而去。临行前，两地士民拥马前，号泣之声响彻天地。任山东布政使兵备霸州时，一年秋天，霸州发生蝗灾，蝗虫遮天蔽日。三翰公率领大家扑杀蝗虫，并规定，凡得蝗一斗者，予粟同蝗。很快，蝗虫灭净。皇帝嘉其能，赐之诰命，进阶通议大夫，赠其祖、父同其官，祖母、母、妻为淑人。宁七翰，明万历丙午（1606年）科乡试见进士。崇祯七年（1634年）至十四年（1641年），天下荒歉异常，人食人肉。七翰公闻而痛其心，捐粟数十车赈灾。看到邻里朋友家不举火，人人面似菜色，他就在门前架起锅，熬粥以果其腹。日就食者四十有九人，期间至者不计其数。大家送其牌匾旌奖之，曰“公之为人，富而能恭俭”。宁光野，清顺治戊戌（1658年）科进士。辛卯（1651年）冬，父文正公遇疾，光野侍汤药，数月有余，目不交睫。父殁，痛不欲生。葬父后，与弟宪野矢志力学，苦不少懈，先后中进士。凡此中人，数不胜数。宁氏就是靠着“孝弟忠信”四字经来平身齐家治天下的。宁氏家族的功绩也得到了历朝最高统治者的肯定，从明朝的泰昌帝光宗到清朝的雍正帝世宗的一百年间，六位皇帝给宁氏家族下的诰（敕）命就有26道。宁氏家族十分重视教育。清初，宁氏家族的书斋书院有“淇园”、“我园”、“暇园”、“谁楼”、“品斋”等。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卫蒿在《淇园记》中写道：“淇园也者，宁耀野先生读书训子之所居也。”宁氏的“品斋”更是广丈二有余，中堂左檐匾曰“修德”，右檐匾曰“讲学”，东廊檐匾曰“尊师”，西廊檐匾曰“亲友”，三屋对峙，形似“品”字，意为重“品”。宁氏族人多建书斋，以居内专心读书，辄晓大义。宁元胄在“淇园”里读诗书，每诵必百遍乃止，夜诵非三鼓不休。宁宪野在“暇园”里夜研经史，昼论天下。有一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闻喜廪生董象贤、张齐尹、杨莪呈山西学政的折牒，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儒士张国宠年仅十五岁的长女张氏嫁入宁家，做了四十二岁的宁奇翰的继妻。清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初一，宁奇翰病故，二十六岁的张氏强忍悲痛，把年仅六岁的儿子世珩送外延师受业。每每世珩回家，张氏必询以所为何事，所读何书。每晚织纺伴攻，稍懈，即切责之，以为负先君之遗命。由于张氏的严厉督教，世珩终中康熙丙子（1696年）科进士。县、府、道感其行，批示予以表扬。山西督学道刘梅的旌匾曰“柏舟永矢”，平阳府知府梁继祖的旌匾曰“操同水筠”，闻喜县知县王士美的旌匾曰“彤管芳徽”，闻喜县儒学教谕田茂、训导阎文炳的旌匾曰“苦节凌霜”。正是宁氏子弟的勤勉自强和宁氏长者的严格要求，才使的宁氏家族人才辈出，科甲蝉联，为祖上增添荣耀，替家族声播万世。从宁光野身上就可以看出宁氏是官宦之家、书香门第：光野的曾祖锦川为通奉大夫、山东右布政使，祖父为增生、遥授贡士冠带，父二翰为进士、刑部云南司主事，祖上三代皆从仕；光野兄希野为文林郎、河南开封府祀县知县，弟宪野为进士、内阁撰文中书候补府同知，而光野本人为进士、刑部浙江司员外郎，兄弟三人都为官。为官就要治学。光野任汾州府教授时，创建汾州府儒学；宪野任河南遂平县知县时，重修河南遂平儒学；其从兄凤翔为三晋书院文衡。光野有《文稿》、《义经近编》，宪野有《文稿》、《联捷真稿》，凤翔有《缄庵文集》。正是宁氏子弟的过人才学，才使抚院赞其“风雅渊博，人文蔚起”，监院赞其“才学兼优，西河再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