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史是村庄的一部完整的历史回顾和写照，其中溶入村民各自独特的经验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丰台沟村土族村民居多，村庄史的历史笔墨对其偏多。关于当地土族村民的来源，有多种多样的演绎版本。

祁姓是本村的大族，是村里最早的住户。

李姓土族是外来户，迁来的时间约三代人左右。李家是在清末从临近的互助五峰乡迁来，据说是家境贫困，投靠在丰台沟的阿舅家，后来素性定居下来。

王姓土族现有四户，也是外来投靠亲友，后来定居下来，至今已有三代人。

姜家是从互助沙棠川迁移而来，根子上是汉族，从叙述者(姜二爷， 70多岁)记事起曾听老人说过此事。姜氏还在三代之前确属汉族，后因家境贫困，兄弟二人流徙之此地，其父娶土族妇女为妻，生有四子，解放后改为土族。后代通婚都与土族结亲，精通土语。据说，丰台沟村的姜家还有家谱，与沙棠川姜家基本能衔接上。

比较有意思的是，同样根子上是汉族外来户的叶姓，虽与土族杂居，可是始终没有改变民族身份叶家在丰台沟上、下庄分布居住，有十几户，是村里的大族，仅次于祁姓。关于叶姓的来源，民间有如下传说：

据叶家老爷爷(八十多岁)讲，很久以前，有叶家兄弟二人从双树儿(今互助县双树乡)迁到班家湾。后来因为生计的缘故，兄弟之一到山后(今互助北山)谋生，娶妻藏族女子，家境从此逐渐好转，后在班家湾繁衍发展。

在青海地区的土族中有很大比例的汉族融入的现象。在他们的家族谱中记载着从哪里迁移而来的一些史事，很多是从南京、山西等地迁来。南京迁来的这些汉族大部分均为发配或流放、屯田驻戍；从山西迁来的部分移民是明清两代官方移民实边政策的后果，也有部分山西的客商来西北地区甘、青一带经商，后来与当地妇女通婚结亲而定居，其嗣后逐渐转为土族。因为汉族历来有修纂家谱的习惯，他们迁移到一个全新的区域后，也会续修家族谱以绵延家族历史，抑或凭着家族老人口述史的传承，由后人们重构本家族的渊源或记述族人迁徙的历史。

青海汉族来源传说中，较为普遍的是“南京珠玑巷”说。

传说在明朝洪武年间，有一年的元宵节灯会，一户人家在灯笼上画了骑着马的大脚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大西瓜，让路人猜测灯谜的意思。朱元璋一看不禁大为恼火，认为灯谜有意侮辱马皇后，一气之下拟了一道圣旨，将全巷子的居民发配到了地处边塞的青海。

元宵玩社火，因涉嫌讥讽马皇后而迁民到河湟的传说，是否确有其事人们认识不一。据查，《纲鉴总论·广注明朝篇·杀京民条》有注说：“帝(太祖，即朱元璋)以元宵节谜，画一夫人，手怀西瓜乘马，而马后脚甚大。上曰：彼以皇后为戏谑。盖言淮西妇马后脚大也。乃大杀京民之不守本分者。”又据余继登《典故纪闻》载，镇南卫造官船，擅伐民间树木，被控。朱元祖命斩为首者，其余被杖，“谪戍甘肃”云云。[3]据芈一之先生考证，朱元璋正妻马皇后，乃宿州人氏，非淮西妇女也。而且据史记载，马皇后未闻貌丑脚大，而且在传说发生之前的洪武十五年即已去世。鉴此，此说属无稽之谈。关于河湟地区一部汉族的先祖源自南京结论的形成，是有一定的原因：

明朝初年经过多年的战争和变乱，特别是在西北地区人的比较多，可谓十室九空，反映在经济上则较为萧条，于是大量向边疆地区移民屯垦或实边。当时的主要移民就是驻军，其来源之一就是珠玑巷。珠玑巷这一地点与明初的移民现象有关，当时在各地设有移民点，珠玑巷便是其中之一。很多人出去历经几代后不记得当初的祖源地，只记得当初派遣出发时的移民点，所以便有青海汉族祖源“南京珠玑巷”之说，此与许多山东人都记得祖源来自“山西洪桐县大槐树”的版本一样。

实际上，青海汉族移民的历史可以追溯得更早。秦汉时期，尤其是汉代，由中原向西北大规模的移民开始。汉武帝元狩2年(公元前121年)，大将霍去病出征河西走廊，有大量汉人徙居河湟流域。自西汉大臣赵充国湟中屯田以来，大量汉人进入河湟地区屯垦戍边。及至明王朝，从南方大量汉人移民到青海，到清代仍有汉人源源不断从中原、南方迁徙而来。青海、甘肃地区汉人徙居的历史和年代久远，他们在这一地区长期与当地的世居民族和频繁变动、流徙的各族体间不断接触、融合，使民族总体分布格局形成了杂糅相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这种格局极有利于族际交流和有效接触，使得民族之间的文化互渗和文化影响得以发生。各民族文化间发生文化因子的相互采借、吸纳的过程，也是文化认同逐渐发生转向的过程，族群融合和文化融合也不断得以发生。

重视民间家族历史记忆的口述史传承，可以从某一个侧面说明或补充正史记载的不详或不足，再辅之家族谱牒等为佐证，不失为考察群体迁徙史口述文本的方法之一。前述青海汉族家族来自南京的传说文本，虽具有一定的史事背景，但是，青海汉族中的多数应是明初“从征”屯戍西北诸卫所的将士，他们大多来自江淮一带，如洪武三年及其后，邓愈克河州，降西番；耿炳文经略青海湟中；冯胜经略河西等，他们起自淮泗，而且所统率的军士，尤以乡党为多， 10余万军户驻留河湟、洮岷、河西、安多、河州、乌思藏等地诸卫所，故有相沿传承的祖源“南京人”的传说和历史记忆。

如上所述，丰台沟村叶家与姜家原本同属汉族，但是姜家因与当地土族通婚，后代演变为地地道道的土族。叶家祖上曾与藏族结亲，但是后代却只与汉人通婚，所以其民族身份始终没有改变。当然，近年来上庄叶家也娶有下庄姜家的土族女子，其子代的身份也发生变化，成为土族。然而，这种因族际通婚而发生的民族身份改变的情况并没有普遍性。

此外，杂糅相处的居住格局也便利了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其结果，一部分汉人变为少数民族，而一部分少数民族变为汉人汉人是以华夏民族为主体，不断吸收、容纳其他少数民族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而华夏族本身，又是由各个少数民族互相同化、互相融合而形成的。任何事物都在不断变化中，包括民族成分的变化或族属身份的选择性改变都有可能，所以少数民族可以变为汉族，汉族也可以变为少数民族。类似的案例不仅在北方有，在中国的南方也时有发生。《隋书·地理志后叙》记载：

南郡、夷陵、竟陵、沔阳、沅陵、清江、襄阳、春陵，汉乐、安陆、永安、义阳、九江、江夏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其僻处山谷，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颇与巴渝同俗。

这一番描述，不但使人看到了一幅民族分布图，而且呈现出一张民族融合、民族同化的进程表。[4]汉人向四周发展，一方面促使少数民族汉化，另一方面也为汉人的少数民族化提供了便利。鉴此，地处偏乡僻壤的河湟地区大量的汉人融入当地少数民族 (如土族、藏族、回族、撒拉族、保安族、裕固、东乡族等)，也在情理之中，当然，也有少数民族被汉族同化的个案。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之间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彼此交融、杂糅的民族迁徙史和民族融合史，使得古代很多民族逐渐在历史的长河中消亡、消失，却又使得很多新的民族慢慢形成和逐渐壮大所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化间的相互涵化、文化认同的现实充分说明了族际接触与选择性交流、交往的史事

就东祁土司而言，本是蒙古族，在元朝时，始祖朵儿只失结为甘肃行省右丞，明洪武四年(1371年)授指挥佥事职；子端竹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袭职，赐姓祁；至十世孙祁秉忠以功提督蓟辽；至清代，秉忠之子祁国屏于顺治二年(1645年)归附，九年 (1652年)袭指挥同知职，以后住在乐都县北四里胜番沟，曾有土舍、土民一千多户，男女三千多人。其他如西祁土司、东祁土司、纳土司、汪土司等也与蒙古族有密切相关，只是在后来的历史演变中，逐渐与蒙古族分化而转为土族，其风俗、习惯、语言等一切习俗皆同土族，这种民族族属身份转变的历史，就是族际融合、民族同化的现实例证。

西祁土司，本是蒙古族，元朝时，其始祖祁贡哥星吉为甘肃省理问所官，明洪武元年(1368年)归附，封为副千户，世袭。

据考，汪土司(始祖南木哥，土人)世袭指挥佥事，辖11庄，家传19人；纳土司(始祖沙密，西番人)世袭指挥使，辖5庄，传19人。吉土司(始祖吉保，土人)世袭指挥佥事，辖6庄，传20人。冶土司 (始祖薛都尔丁，畏吾尔人)元时甘肃行省佥事，世袭指挥佥事，辖1庄，传18人。甘土司(始祖帖木录，土人)元时百户，世袭指挥佥事，辖2庄，传19人。朱土司(始祖虬铁木，土人)世袭指挥佥事，辖2庄，传17人。辛土司(始祖朵力虬，土人)世袭百户，辖3庄，传18人。喇土司(始祖哈喇反，土人)世袭指挥佥事，辖2庄，传15人。鲁土司(始祖巩卜失加，蒙古人)世袭指挥使，辖甘肃庄浪数十庄，传19人。[5]

一般而言，那些不同族群或民族的人群一旦有了接触，便会发生互相学习、互相通婚、互相融合、互相同化的现象，而在社会动荡时期或改朝换代期间，人们随意迁徙、流浪或移动，使得这种杂居糅合的局面更加易于发生。汉人向四方扩张，动乱时期流民蜂拥外迁的结果，彻底打破了原先的四夷、中原的纯地理概念，南蛮、北狄、西戎、东胡等族体概念也开始出现大的变化，总体上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即形成所谓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汉族和少数民族相互融入，使得一种生理学的种族概念解体，生理上、体质上的特点反而变得不很重要了。文化认同竟然一跃而成为区分彼此的标志和界限，地域认同观的改变，使得民族或族群的边界外延，也使得文化多元成为可能。语言借用和语言兼用的现象日益普遍，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区域的族际文化互渗和文化融合，进一步使得文化相互影响，文化传播、传布成为趋势，具体表现在宗教认同的多元、多源性特点进一步加强，如河湟地区藏传佛教的引入，原始宗教如苯教、萨满教的遗俗及汉传佛教、民间道教信仰等的共存，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四、结 语

根据族群认同(ethnic group identity)理论，民族身份的选择性改变与工具理性不无关系，即所谓的族群认同的工具论。地域认同的因素虽然也很重要，但是更加关键的是身份选择的一种利益博弈，即这种民族身份的选择性转换能否给选择者带来实惠或既得利益。所以，当村民面临身份认同的博弈时，譬如族际通婚等情境、国家的相关民族政策(如民族区域自治、提拔民族干部、学生升学适当照顾等)会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然而，此种民族身份认同还会涉及其它的因素，诸如地缘认同、民族间的居住格局、交往交流的程度等一些情感性元素。

河湟谷地与河西走廊其地理位置走向呈丁字形，自古以来，这一区域就是中外交通、民族混杂的地区，汉人以外，更多的是少数民族。青海、甘肃地区历来就是多民族共同生存、生息的地方，这一地区在历史上就是多民族不断迁徙、分离、汇聚、融合的民族走廊，许许多多的古代民族或族体在不断的迁徙、分化、融合、同化中渐渐消失，但也有新的民族或族体不断产生和形成、壮大。有些学者在研究土族的族源、来源时，过分强调一元论观点，认为一个民族必须要有一个族体成分占据主体位置，非此即彼，要么是以吐谷浑为主体，要么是以蒙古族为主。这种研究模式势必使我们的研究易于陷入困境，很难获得突破。其实，如果考察甘、青地区历史发展轨迹和历史地理演变史，从中可知，这一区域历来存在着多民族不断迁徙、分离、汇聚、再分化、融合、分裂、同化等一系列的演进过程，许许多多的民族或族体相互交融、杂糅相处，每一个民族当中都羼杂有别的民族或族体或多或少的成分，在完全意义上说，已经没有了纯粹的土族或其他民族，各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是在不断吸收、借鉴、融合了其他民族或族体的成分和文化的精华，才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再者，举凡中华民族本身的形成，就是一个在族体上多民族相互吸收、接纳的演进过程。在中国历史上生活在不同区域内的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族体上的相互吸纳和融合过程是一个由局部的区域演变史逐步走向整个区域的族群或族体演变史，抑或群体的认同变异史。这一过程不仅仅表现为中原汉族滚雪球式的发展扩张史，也表现为所处四夷的众多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吸纳和融入史。

追问：

你能帮我找到一些有关珠玑巷移民的史料吗？

有

资料

http://tiebabaiducom/fkz=109919067

朝鲜古代神话略考

文日焕

一、古神话的起源与原始文化

有关神的故事、有关以神的名义传下来的世界万事万物之起源的故事，可谓是神话的一个属性。神话用自己的故事解释着宇宙的诞生、国土的形成、天地间的区分、生与死的起源……等等。不容置疑，神话是人创造的。但是，这与神话是由神来创造、由神来传于世界的这一命题并不产生矛盾。因为，当人们创造出一个神话的时候，他们深信神应该是这个形象的。

我们不能认为神话只不过是原始人凭着自己的想象而虚构出来的东西而已。在现代人看来，神话如何荒唐无稽，如何怪诞不经，但是在原始人眼里这些都是极其当然的、可信的东西。因此，他们根据自己的所想所见所闻，造出了神话。可以说，神话里包含着一个民族的、人类最原始的文化原形。

由此可见，神话是原始人原始思维的最真实的反映，也是原始文化的产物。也就是说，神话体现了人类原始的文化精神和思想意识。朝鲜的古神话，以其性质，尤其是以神话主人公的出生背景来看，主要是以包含着原始信仰意识的天降文化、卵生文化、龙生文化、岩石文化、隧穴文化等诸文化为根源而发生、发展起来的。

1、卵生文化和神话

卵生文化首先与鸟崇拜意识有关。朝鲜的信仰、风俗，绝大部分都与鸟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考古学发掘的文物及民俗中可以看出，朝鲜原始人崇拜着鸡、喜鹊、鹰、鸽子等鸟类。如朝鲜北方的诸种族鸟夷人以鸟名来命名官名；南方的诸种族马韩人举行“苏都”仪式，辰韩人举行葬礼时贴鸟的翅膀等等。

笔者认为，这种信仰同原始时代的狩猎生活，同原始的自然力崇拜意识和敬天意识是分不开的。

原始人在低劣的经济条件下过着狩猎生活，因劳动工具过于原始，捕猎物很少，而又不断地受到猛兽的袭击。在这种威胁面前，他们感到恐惧，每当遭到野兽袭击时，他们幻想着自己能象鸟一样飞到天空去避免灾难。他们的生产工具、打猎工具是原始的，而山兔、狍子、狼等动物比人类敏捷，要追捕它们谈何容易。于是，他们就幻想着自己象鸟一样长出一对翅膀，飞到猎物前头去捕获它。但是，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能使这种愿望成为现实，只能成为幻想，他们只能凭借想象的力量征服自然，制服猛兽，捕获足够的狩猎物。因此，他们认为鸟是崇高的东西，从而崇拜鸟产下来的卵，把卵生的人当作有智慧、有才能的非凡的大力士来崇敬。

鸟崇拜信仰也同原始人的敬天意识有关。原始人的信仰来自自然现象，尤其是和他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能以人的力量左右的自然现象的恐怖和不可理解，如雨、雷、风、寒暑等，这些使他们更崇拜上天。他们深信上天统治着这一切，敬天意识也随之而生。随着敬天意识的产生，他们对天上的太阳，进而对形状如太阳般圆的东西加倍崇尚。而鸟在这样神圣的天上自由自在地飞翔，它的卵又象太阳一样圆，基于这样的心理形成了原始人对鸟卵及鸟的崇拜之心。

可见卵生文化是建立在原始人崇拜鸟的信仰之上的，这种信仰又成了卵生神话的根源。

朝鲜的卵生文化和鸟崇拜信仰是分为南北两个地域发生、发展起来的。北方指的是勃海湾沿海平原，南方主要是指南海沿海平原。北方的崇拜对象主要是鹰、鸽子、布谷鸟、燕子等，南方则是喜鹊、鸡等。

发展在韩地方的卵生文化是产生卵生神话的母体，如《赫居世神话》、《阏智神话》、《脱解神话》、《首露神话》等都是以卵生文化为母体而产生的。

2、天降文化和神话

朝鲜古代南北诸种族的习俗、神话有很多共同点。首先以原始信仰为例，他们都把上天视为崇高的、神圣的东西来崇拜的。

《三国志·秽传》有这样的记载：“常用十月节祭天，昼夜饮酒歌舞，名之谓舞天。”《三国志·夫余志》有这样的记载：“……以殷正月，祭天国中大会，连日饮酒歌舞，名曰迎鼓。”由此得知三国时代也有这样的民俗。

作者： 霛 2006-6-27 21:34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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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朝鲜古代神话略考

上述文献证明，秽族、貊族、韩族等南北方诸种族中，崇拜天神是一种普遍的习俗。在诸多神话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天神崇拜信仰。如在古朝鲜的檀君神话中，天神桓雄从天上下凡到太白山山顶神坛树下，创立一个神市世界，他与熊女所生的儿子檀君，在人间创建一个古朝鲜，成了朝鲜的始祖王。

天神神话及体现在神话中的天神信仰说明，在古代南北方诸种族中对天神的崇拜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信仰。天神信仰普及得如此广泛，可见这种信仰的渊源之长、之深。它的悠久性可以通过在朝鲜天降神话中所表现出来的人与天神的关系尚未超出自然界这一点来证明。祖先们按照自己的观念将自然力加以拟人化。在《檀君神话》中风、雨、云彩、树木等自然现象都以风神、雨神、云神、神坛的树木神等拟人化的形象出现。

朝鲜天降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萨满教的发生发展有其历史的关系。反映在朝鲜天降神话中的天神信仰，其根源虽然在于对超自然的精灵的崇拜上，但它是被发生发展在原始共同体瓦解时期的萨满教所继承和发展的，萨满视天神为至高无上的最高神来崇仰。

原始人的神话或思维终于把“上天”从自然中分离出来，赋予它社会的观念，把它奉为具有绝对权威的神祗。从而出现了上天这一代表社会诸力量的神祗，上天也就具有了社会属性。

3、龙神文化和神话

龙神文化是一种东方特有的文化，对龙的崇拜也如此。如朝鲜民族视龙为神圣的神祗来崇拜，龙主管着人世间的降雨，在水中世界里它又是水中万物的领将，也就是说象天上的天王一样，它是水中的大王。这种信仰到中世纪也相当普遍，各地都设有龙神龛拜龙神。

龙神信仰，在朝鲜是一种对水神的崇拜，只是将一种自然力加以拟人化罢了。在这方面它同中国的龙神崇拜有着本质上的差别，龙神可以与希腊神话中的波寒冬相比较。

龙神信仰在其发生初期，绝不象前面所说的那样具体、鲜明，它只不过是对自然和自然力的一种幻想的产物，也是对自然、自然力的一种神话而已。这种信仰之所以能够产生，与其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主要发生在生活在海岸、河川、湖水边的原始人之中，而生活在穷山僻壤或平原上的，即远离大海和江河的内陆地方的原始人当中是很难看到龙神信仰的。如秽族、貊族原始人中我们没有发现龙神信仰。一种信仰或神话是原始文化的一部分，它这样或那样反映着当代社会历史现实。要想知道龙神信仰的根源在哪里，首先应从生活在沿海地方的三韩诸种族中寻找，因为他们具有产生这个信仰的自然地理环境，更因为他们继承着很多有关龙神的神话遗产。

龙生神话是以在长期的历史时期中发生发展的龙神文化为基础而形成的，它是南方诸种族在长期的海上活动和捕捞活动中创造出来的原始艺术。

在研究龙神文化及以龙神文化为基础而形成的龙生神话时，应注意区分它们与熊、老虎或鸡、喜鹊等图腾之间的关系。龙神并不是图腾，龙不是具体的动物而是幻想的动物，所以龙神信仰是对超自然的精灵的信仰，即万物有灵论的表现。可以说水神信仰，即龙神信仰是图腾存在以前就发生、发展的一种原始信仰。

朝鲜的神话遗产中有两篇龙生神话，一篇是《脱解神话》，另一篇是《阏智神话》。这两篇神话在丰富朝鲜的神话遗产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神话在传承过程中受到了卵生神话、天降神话的因素以及崇拜鸡图腾、佛教、儒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被补充润色。但它基本上保存着原先的独立性，且具有研究价值。

4、隧穴文化和神话

隧穴文化是与隧穴信仰有密切关系的。

《三姓穴神话》的主人公良乙那、高乙那、夫乙那就是从称为毛兴穴的隧穴中迸出来的。因此，可以假设这个神话与隧穴信仰有关系。那么，朝鲜的民俗及其他方面有没有存在着隧穴信仰的痕迹呢？

○《檀君神话》——古时候，有一只熊和一只老虎同住在一个山洞里，它们每天祈祷上天赐予它们人身。

作者： 霛 2006-6-27 21:34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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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朝鲜古代神话略考

○《三国志》肃慎氏条——“夏则巢居，冬则穴处。”

○《三国志·韩传》——居处作草屋土室形如家，其户在上，举家共在中。

由此可见，《三国志·高句丽传》所说的隧神是与隧穴居住现象有关系的。《三国志·高句丽传》记载说：“其国东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国中大会，迎隧神还于国东上祭之、置水隧于神座。”很明显，隧穴居住同隧穴信仰是密切相关的，上面所引用的内容同样反映在《后汉书》、《旧唐书》、《通传》中。

高句丽人的隧穴信仰是相当虔诚的，祭隧神时国王亲自祭神。《旧唐书·高句丽传》记载“国城东有大穴，名神隧，皆以十月王自祭之。”从这一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是多么重视隧穴信仰的。从高句丽国王到下层庶民都把祭隧神的仪式当作是全国性的年中活动来进行。据《后汉书·高句丽传》记载，他们参加祭隧神仪式时“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启自饰”。

这种隧穴信仰，今天在济洲岛也可见一斑。居住在济洲岛汉拿山附近的居民每年到毛兴穴祭隧神。神话记载从毛兴穴中迸出了良乙那、高乙那、夫乙那三位神人。这种祭隧神活动是这一带居民每年进行的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其传统渊源流长。济洲岛是土地很少的地方，由此可见，隧穴信仰意识里还渗透着对土地的迷恋和崇敬之心。不容置疑，隧穴信仰是在洞穴居住条件下受到外在的，即自然条件的逼迫下产生的观念。隧穴信仰成了隧穴文化的根源，而隧穴文化又成了隧穴神话这一原始艺术的基础。

5．岩石文化和神话

《金蛙神话》虽与天降神话有一定的联系，但它具有独特的特性。朝鲜神活中的原始信仰集中表现在神话主人公的诞生背景上。从这一点来考察《金蛙神话》，就可以看出她所表现出来的信仰区别于其他神话的信仰。

《金蛙神话》中主人公诞生在岩石下面，其形状象金蛙。朝鲜民俗中常见的信仰之一是岩石崇拜。这种岩石崇拜思想与金蛙诞生在岩石下面这一故事有没有关系呢？

如上所述，朝鲜有崇拜岩石的习俗，到了中世纪乃至近代，民间里还有到有名的岩石处或其形状雄伟。奇异的岩石处祭拜的现象。

史料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如《三国志·韩传》辰韩条中说：“初生子，便以石押其头使扁。”《后汉书》、《晋书》、《梁书》中也有同样的记录。综合分析这些古文献的记录可以看出这是辰韩种族中普遍存在的习俗。《三国志·韩传》辰韩条中还有这样的记载：“儿生便以石压其头，欲其褊，今辰韩人皆褊头。”由此可见，这不仅是当时的习俗，而且是流传很久的传统习俗。这一习俗反映了辰韩人的美学观念，但其根源不一定仅在于此。

《三国志·高句丽传》记录着高句丽人埋葬死人的方式。史料中说“石积为封”。从考古学发掘出来的文物中也可以看出石坟中半屈身葬的痕迹，这是巨石文化时期的文物。当时死了人也可以土葬，而他们为什么不搞土葬而搞巨石葬呢？这是否与岩石信仰有关呢？当然，有关这个问题，一些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也许有与之不同的观点。为了得出一个较客观的答案，我们不妨考察一下古埃及人的巨石文化时代。

古埃及人认为人有灵魂，灵魂与肉体为一体，一旦灵魂离开肉体人就会死去。他们想，肉体要是腐烂了，灵魂就无法再回到肉体中来。因此，他们寻找防止肉体腐烂的方法，用巨石建立起金字塔式的建筑物来安葬死人。后来他们又发明了香油，把香油涂在尸体上制成木乃伊，把木乃伊装入石棺安放在金字塔中的石室里。古埃及的这种习俗很多流传到今天。

在埃及、苏丹等非洲北部国家发展的巨石文化与灵魂不灭的观念有密切的关系。朝鲜的巨石文化也不能不说与信仰毫无关系，这两者之间必有一定的关系。灵魂不灭的信仰在朝鲜古神话中有许多痕迹。

以上事实说明举行半屈身葬时给死人怀里放石头是因为怕死人复活，或者是防止死人复活的解释是没有根据的。可以说朝鲜的巨石文化也同非洲北部各国的习俗一样，是与灵魂不灭的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岩石不怕风雨的洗礼，干年万年基本保持原状，原始人崇拜岩石的这种威力。在他们的想象中岩石具有防止人类肉体的腐烂，保护灵魂的神通力。

作者： 霛 2006-6-27 21:34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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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朝鲜古代神话略考

由此可见，岩石文化的根源本质上是对幻想的、超自然的精灵的信仰。也就是说它的本质是万物有灵论。这种信仰创造出了《金蛙神话》中主人公诞生在石头下面，后来创立国家、登上王位的神话故事。因此，可以推断岩石神话《金蛙神话》的根源就在于岩石文化。

二、朝鲜古神话的特点

从文艺学角度讲，神话的本质是它反映了原始人生活的那个历史时期的自然和社会现实。

朝鲜神话的特点表现在神话的结构和神话的主人公形象及强烈的传说性上，也表现在神话的地域特征及历史政治特征上。

朝鲜神话大都篇幅很短。但是，场景复杂，内容丰富。场景的复杂性也表现在神话的结构上，神话的场景往往以天上世界，神、动物同住的世界及人间世界构成。

一般来讲，朝鲜神话都设有天上世界这一场景。天上世界的神是天神，天神具有人类所不及的威力和智慧，万事皆通。

朝鲜神话一开头展现的大都是天上世界，接下来是神、动物同住的世界。如《檀君神话》中天上的桓雄降到地上，与熊共同生活。但是，这里的地上世界完全区别于人间世界。

朝鲜神话中天上世界和神、动物同住的世界中间往往设有一座山，作为天神下降的地方，如《檀君神话》里桓雄下降的地方就是太白山山顶。

朝鲜神话中神、动物同住的世界与人间世界之间的区别不太明显，主要原因在于神、动物同住的世界也好，人类话动的世界也好都是在地上。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区别，《东明神话》、《朱蒙神话》、《阏智神话》、《脱解神话》等，都是有区别的。

朝鲜神话中极个别的神话只有两个场景。如《首露神话》展现的只是天上世界和人间世界；《三姓穴神话》里只有地下世界和地上世界；《脱解神话》里说的是水中世界和地上世界，又如《檀君神话》后篇展现的只是人间世界。

朝鲜神话的特点还表现在神话主人公形象的创造上。

朝鲜神话中的神祗形象没有神与英雄之间的区别，只有天神、动物神、水神及地神之分。如《檀君神话》中熊神和虎神隶属于天神桓雄；《东明神话》中猪、马、鱼、龟等动物神帮助天神之子东明神，这些动物只有在东明神存在的条件下有其存在的意义。

天神与水神之间也有区别。第一，水神不能战胜天神；第二，天神大都具有人的性格，以人的形象出现，死了以后大都复归为天神。解慕漱神、东明神、赫居世神亦如此。既使不能复归为天神，但终究复活为天神以外的其他神。例如《檀君神话》中檀君死了以后复活为山神；脱解复活为东岳神。但水神是绝对不能复活为天神的，它只能复归为原来的形象或山神。

希腊神话就与之不同。希腊神话中的神和英雄是严格区分的，在极个别情况下也有神变为英雄、英雄变为神的事例。如阿伽门农虽然是神，却成了英雄；阿斯克勒庇俄斯原来是英雄，后来成了神。但这并不是希腊神话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希腊神话中神是永生不死的，但英雄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

朝鲜神话中神的形象随时可变，从天上世界到神、动物同住的世界，再到人间世界，每经过一个世界，过着活动舞台的变化而变换其形象。如赫居世神、朱蒙神一开始是以天神的形象出现的，但到了人间，他们都以完整的人的形象出现，而死了以后又复归为天神。这样的例子在朝鲜神话中随处可见。但在希腊神话中绝大多数形象是一成不变的。中国古代神话《盘古神话》、《黄帝宝龙神话》也是如此，其神话形象从开头到结尾大都没有什么变化。

传说性强是朝鲜神话的另一个特点。因此，一些人认为，朝鲜神话可以称为建国神话，这个见解不无道理。《檀君神话》关系到古朝鲜的创立；《东明神话》与夫余国的建立有关；《赫居世神话》包含着新罗国的建国过程；《朱蒙神话》反映了高句丽的创建；《首露神话》说的是驾骆国的建立；《三姓穴神话》是探罗国……可见朝鲜的古神话无不例外都与古代国家的形成有直接的关系。

作者： 霛 2006-6-27 21:34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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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朝鲜古代神话略考

那么，朝鲜的神话为什么大都与建国历史有关呢？这是朝鲜古代神话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

神话虽然是原始人在集体劳动过程中创造的，但是在原始人以及还没有从神话世界观中解脱出来的以后时期的人类来说，神话仍然是崇高的、神圣的。所以，统治阶级在建立阶级国家的初期，以神话主人公的名称来命名新的王朝和第一代国王，或者把人们绝对信奉的传统神话同第一代国王融合在一起，以此来将自己的王朝神圣化，使人们服从于自己的统治，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如夫余的《东明神话》被高句丽统治者所利用；而百济统治阶级与高句丽争宗统，把《东明神话》当作百济的建国神话。檀君并不是高句丽、新罗、百济等种族国的始祖神，可是高丽王朝打破了后三国鼎立的局面以后，为了达到麻痹三国遗民的反抗意识，巩固王权、击退北方外夷的侵略，收复高句丽旧版图的目的，把檀君奉为唯一的始祖神，并把那些独立神话加以体系化。这足以说明朝鲜神话为何都和建国神话有关。

再看看新王朝的第一代国王与神话主人公的关系。如上所述，朝鲜神话遗产大部分被统治阶级所利用，以至于难于分辨其主人公是历史上实际存在过的真人还是被人创造出来的虚构形象。《檀君神话》中的檀君、《东明王篇》里的东明、《赫居世神话》中的赫居世等，如果他们是真实的人物，那么，传承下来的神话被利用是肯定无疑的。

历代的统治阶级利用神话神化了其统治，因而朝鲜古神话也就带有传说的色彩。

朝鲜的古代神话有很浓的传说色彩，还与神话的体系化有密切的关系。无论是哪个民族哪个国家，其神话的家谱化总是和那个民族或那个国家在历史变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和在社会的、政治的、民族的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诸多问题相联的。神话家谱化的原因是：诸种族不断迁徙、不断分裂、不断融合的结果；也是南北方诸种族的不同文化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相互接触，相互交流的结果；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为了把自己的祖先神圣化，为了创建统一的国家意识和民族精神，为了巩固其王权，将独立神话连接起来，使之体系化的结果

三、古神话的分类

神话可以以主题的构成、内容来分类，也可以以主人公的出生背景来分类。

首先，以主题的构成、以内容来看朝鲜神话的类型。

宇宙神话：宇宙神话指的是有关宇宙日月星辰的起源、变化的神话。朝鲜的宇宙神话只有一篇，即《延乌郎和细乌女》。此篇记载在《三国遗事》上，神话梗概如下：

延乌郎和细乌女是一对夫妻，他们生活在东海边上，有一天，丈夫延乌郎出海采海藻，突然有一岩石（又一说是一条鱼）出现在他面前，把他背到了日本。日本视延乌郎为非凡人物，推奉他为国王。细乌女在家等丈夫回来，左等右等总不见他人影，便到海上去找，她发现有一岩石上面放着丈夫的鞋。那岩石又把细乌女背到日本去了，日本人见到她感到很惊奇，便把她送到王宫里。于是，夫妻二人重逢，细乌女成了王妃。而这时，新罗国的日月失去了光芒，一大臣上奏国王说：“这是因为降临在我国的日月之精流到日本去的原故。”国王立即派两个使臣到日本，劝夫妻二人归国。但是，延乌郎说：“我到此地是上天之意，我岂能离开？这里有王妃亲自织的锦缎，你们把它带去以此祭天，日月会复明的。”随即赐予他们锦缎，使臣带它回国祭了天。果然，日月重放光芒。他们把那锦缎视为国宝保存在御库里，称御库为贵妃库，而祭天的地方叫迎日县或都祈野。（《三国遗事》卷一，延乌郎、细乌女）

朝鲜的宇宙神话为数极少，因此，上述神话成了宝贵的资料。

建国神话：这类神话与国家的创立有关，主要以君王的诞生及建国过程为主要内容，朝鲜神话中这类神话占很大的比重。其代表作有古朝鲜的《檀君神话》、高句丽的《朱蒙神话》、新罗的《赫居世神话》、驾骆国的《首露神话》、探罗国的《三姓穴神话》等。

作者： 霛 2006-6-27 21:34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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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朝鲜古代神话略考

始祖神话：指有关某姓氏或种族始祖的神话。这类神话往往与建国神话相联系，如上述的建国神话大都具有始祖神话的性质，但它又是普通姓氏或家族的神话。因此，这类神话中和家族的家谱、碑文等记录一起口头传承下来的也不少。例如《南平文氏族书》、《昌宁赵氏族谱》等，这些家谱中所介绍的始祖出生经过大多具有始祖神话的性质。下面看看南平文氏的始祖神话。

南平郡以东千丈绝壁下有一湖水。有一天君王游览到此地，见一巨石笼罩在白云之中。忽然，从那里传来婴儿的啼哭声，君王觉得蹊跷，令部下到那儿去看看究竟。部下利用绳索下到岩石处一看，原来岩石上有一男婴，面如冠王，神奇异常。君王收男婴为养子，男婴到了五岁，聪明伶俐、文武双全、万事皆通，故以文为姓氏，名为多省，字为明达，世人叫他文多省。因为他的才华如日月星辰，所以号为三光。（摘自南平文氏家谱）

部落神话：部落神话与供在部落神龛中的神有关，这类神话中叙事巫歌占很大的比重。《竹岭山神多子口婆婆》、《日月山黄氏夫人》等都是部落神话。但这些部落神话与其说是神话，还不如说是传说。

神话学里常用《英雄异常出生》说，这就告诉我们神话主人公的出生在古代神话的结构中处于重要的位置。因此，也有根据主人公的出生来分类的。尤其是就朝鲜古代神话的基本性质而言，以主人公的出生来分类是较为妥当的方法。用这个方法可分类为：

卵生神话：神话《朱蒙神话》、《赫居世神话》、《首露神话》等，主人公都是卵生的，而且这些主人公大都与各国的建国历史结合在一起成为该国的第一代国王。这类神话的共同点，主人公都是卵生的，个个智慧超群，才华非凡，个个创立自己的国家、个个成为第一代国王。这类神话甚至在神话的形式和结构上都有共同点。

天降神话；天降神话不同于卵生神话，主人公不是卵生的，而是从天而降的。如《檀君神话》中桓雄带领三千天神降到太白山山顶；《解慕漱神话》中解慕漱也带一百多天神到熊心山，他们在地上创建新的世界，建立国家。卵生神话和天降神话混在一起的现象形成了朝鲜古代神话的一个特点。

龙生神话；朝鲜古代神话中龙生神话为数不多，这类神话的主人公出生于龙所产下来的卵或出生于龙的胳肢窝，可以《脱解神话》、《智神话》为例。

隧穴神话：《三姓穴神话》中主人公是从隧穴中迸出来的，良乙那、高乙那、夫乙那进出于毛兴穴，他们创造人间世界、建立国家。象这样主人公出生于隧穴的神话，谓之为隧穴神话。

岩出神话《金蛙神话》中金蛙被马偶然发现，出生于岩石下面。文氏始祖也是出生于岩石之中的。在朝鲜民俗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现象。民俗中的这些岩石崇拜信仰，寻其根源也可能与巨石文化时期的原始信仰有一定的关系。

制酒历史悠久

　　满族人喜欢饮酒由来已久，满族先世在唐代就懂得造酒。据《魏书》载：“勿吉嚼糜酿酒，饮至能醉。”嚼糜酿酒，糜就是黄米，是当时酿酒的主要原料。辽金时，女真人已懂得用糜制酒，至清代，制酒更普及，主要品种为米儿酒和烧酒。米儿酒，满语称“詹冲努力”。据《扈从东巡日录》记载，其制法为“炊谷为糜，加以曲蘖，须臾成酒，朝酿而夕饮，味少甘，多饮不醉”。这种酒又称黄酒、秋酒。另一种酒为烧酒，是东北人最喜欢饮用的酒类，又称白干、老白干。制酒的原料多用高粱或荞麦。《大中华吉林地理志》载：吉林省“高粱专供造酒”。此酒纯真度高，味道好，度数大，饮后身体发热，有助于御寒，故此酒又有“水棉袄”之称。宁古塔所出的烧酒又叫汤子酒，质量最好，每斤需银4分。

　　烧酒虽有自家酿制者，但更多的是制酒作坊——烧锅酿造的。《黑龙江志稿》载：“烧酒则自伯都讷（今吉林省扶余）来，年不下数千万斤。到后来，各城镇乡屯营此（烧酒）业者益伙矣。”以至于某地初辟时，来此谋生者，不是耕种土地，而是设立烧锅造酒，致使该地名以某某烧锅或烧锅乡、烧锅屯命名。《额穆县志》载：本地“各处烧锅，酒不停烧，随售随罄”，足以说明当时烧酒销量之大。

嗜饮酒

　　满族先人嗜酒，史书早有记载。辽代女真人每逢婚嫁、节日、娱乐、祭祀，都要饮酒助兴，金代嗜酒之俗有增无减，从上到下，酗酒成风。金熙宗皇帝“荒于酒，与近宫饮，或继以夜，并酗酒妄杀”（《金史》卷一）。而众多的军户，更是“唯酒是务”。为此，金朝多次严令禁酒。海陵王时规定：“朝官饮酒，犯者死。”金世宗时，甚至实行酒曲国家专卖制度，不得私家酿造。尽管法令严苛，但收效甚微，直至金亡，也未能制止酗酒之风。

　　酒更为满族所酷爱。明人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曾记载，建州女真人“聚会为礼，人持烧酒一鱼泡，席地歌饮”。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以后，饮酒之风继续发展，并且酒的度数也有所提高，由原来的糜子酿的薄酒，改为高度数烈性酒。八旗贝勒们宴客所用的酒都是烧酒。由于饮酒过度，有导致酒精中毒而死者、酒后闹事触犯法令者，也有一些醉后不能自制而导致伤亡者，为此，努尔哈赤曾多次下令禁止过度饮酒。

　　满族民间嗜酒，与东北气候有直接关系。昔日东北极为寒冷，康熙年间，内阁大学士高士奇扈从康熙皇帝东巡，他在《扈从东巡日录》中对东北气候做了这样的描述：“三月之前，地冻未开，八月以来陨霜杀草。”“而冬季则是地裂盈尺，雪才到地即成坚冰，虽白日照灼不消。”东北各地也有民谚：“腊七腊八，冻掉下巴；腊八腊九，棒打不走。”“一九二九，在家死守；三九四九，棍打不走。”（《吉林纪略》）对于终年劳作、艰苦谋生的满族人民来说，要生存，要抵御严寒，酒是最好最方便的物品。所以，满族人给烧酒以“水棉袄”的美称，赞其御寒之效。在生产生活的实践中，人们发现，酒不仅可御寒、解忧、消除疲乏，还可以医治跌打损伤，活络筋骨，消肿化淤，这对缺医少药的东北民族是何等宝贵。更何况，在长期的山林生活中，酒精气味可使毒虫远避。酒的刺激，又可使人壮胆，增强勇气。因此，满族人对酒极具好感，酒对人极有吸引力，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之物。

酒为节礼用品

　　满族视酒为最高享用品，是奢侈品，因此，酒作为交际佳品，体现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在婚俗方面，满族求婚以酒为礼，婚礼中除劝酒外，还有各种节目来助兴佐酒。婚礼中饮酒的名目繁多，有提神酒、换盅酒、定亲酒、嫁妆酒、交杯酒、敬天酒、敬神酒、谢媒酒，又有接风酒、送行酒，还有上马杯、下马杯、进门盅、出门盅等，一举一动皆需酒，一招一式都有酒，每一环节、每一过程都少不了酒，随着盏起杯落，情绪也达到顶点。

　　在丧俗方面，吊唁者要向死者祭酒，出殡前，亲友们要向遗体祭酒，俗称“送灵酒”。参加送葬的人，都必须吃“回灵饭”，喝“回灵酒”。此风俗今日仍盛行。酒在这样的场合中，是凝重、肃穆、庄严的，它表达了人们对死者的依恋与惜别之情。

　　在岁时节俗方面，春节，满族人要在祖先堂、天地桌前供酒，祭祀祖先。除夕午夜，出门迎财神、喜神，要祭酒跪拜致礼。吉林满族风俗，午夜要饮消夜酒。三日后送神，要到十字路口焚纸祭酒。逢三月初三上巳节、清明、七月十五中元节、十月初一下元节、三月十六山神爷生日、五月初五端午节、八月十五中秋节、九月初九重阳节等节俗时，满族人都要以酒纪念或祭奠。

　　在东北各民族的祭祀活动中，满族祭祀活动最隆重，无论是家祭、族祭，也无论是祭祖、祭天、祭星、祭树、办家谱等，均离不开酒。这一点，在萨满的神词中有充分的反映，如关姓祭神词：“酿造了芳香黄酒，备好了醇醪白酒。”关姓“背灯”神词：“各置神俸献醇酒”等。酒是萨满跳神中不可缺少之物，缺了它，就缺少了过程与尊敬，缺少了隆重与庄严，就没有了人神沟通的中介。这在领牲仪式中看得最清楚，其做法：将白酒灌进猪耳朵，若耳动，说明神已批准此猪作为牺牲，即神已领牲，否则，还需反复向猪耳灌白酒，直到耳动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