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梅花诗

梅花易数

《梅花易数》是一本以数理为基础，运用卦象，结合三要十应断占的书籍。作为一本占卜类书籍，它de影响甚远，许多易学爱好者都是从这本书入的坑。但是究其历史，却给我们带来了xǔ多扑朔迷离的谜题。

康节观梅

梅花易数开卷，便讲述了邵雍得到《梅花易数》的原委。（故事在文章末尾处）

根据《梅花易数》所示，《梅花易数》确实是经邵雍的发展而来。但是当我们细究时却发现，在邵康节履历的文献中，却找不到关于《梅花易数》的资料。

邵雍，主要著作为：《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先天图》《渔樵问对》《伊川击壤集》《梅花诗》

而在《梅花易数》中对于邵雍的称谓，并非是第一人称，而是称之为“康节先生”。

康节是宋哲宗赐于邵雍的谥称，是其死后才使用的称谓。因此可以断定，《梅花易数》非邵雍所作。极有可能是其后人，或弟子所著。

究竟何人作著已经不得而知，但是一个新问题又出现了。

根据小编整理文献后认为，其实《梅花易数》只是邵康节所学的一部分而已。

其家以书授先生，先生阅之，乃《易》之文，并有诀例。推例演数，

邵康节所学，多精于数理，而《梅花易数》则是以象法推算。其中有关于数理的影子，只有qǐ卦方式和《借斧占》以及“震为鲤鱼”中可以看到。因此小编推测《梅花易数》只是邵康节所学的一部分而已。

邵子易数

有心人可以看《邵子易数》一书，其中讲述了大量关于策轨之数的运用。

策为先天，轨为后天。

断占方式更是使用元会运世，进行预测。这就于之前小biān发布的文章《皇极经世的历法》结合了起来。

那么我们所看到的《梅花易数》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

天地人三版梅花易数

如果深入学习过的朋友可以知道，《梅花易数》一书排序十分杂乱，参杂有风水，观hòu，测字等等，后半本索性通篇论述起了测字。

《三要十应篇》之后，又跟着来了篇《复明sān要十应》

甚至到了书中的半截，夹杂着一篇《观梅数决序》

《观梅数决》是一本怎样的书已经无缘看到，但是相信在《梅花易数》一书出世之前，一定是有诸多关于《梅花易数》的书。《梅花易数》的作者则是根据自己的见闻，将认为有用的部分杂糅在了一起。

关于梅花易数的别名有很多，种类也有很duō，甚至有的飘洋过海到了日本，又传回了中国。

邵康节心易梅花数

《梅花易数》世面流传版本

《康节先生心易梅花数》

《梅花心易掌中指南》（日本版）

《新刻增定康节先生梅花观梅折字数全集》（分天地人三册）

日本版梅花易数

邵康节

宋庆历中，康节邵先生隐处山林，冬不炉，夏不扇，盖心在于《易》，wàng乎其为寒暑也。犹以为未至，糊《易》于壁，心致而目玩焉。邃于《易》理，欲造《易》之数而未又征也。一日午睡，有鼠走而前，以所枕瓦枕投击之，鼠走而枕破。觉中有字，取视之：“此枕卖与贤人康节，某年月日某时，击鼠枕破。”先生怪而询之陶家，其陶枕者曰：“昔一人手执《周易》憩坐，举枕其书，必此老也。今不至久矣。吾能识其家。”先生偕陶往访焉，及门，则已不存矣，但遗书一册谓其家人曰：“某年某月某时，有yī秀士至吾家，可以此书授之，能终吾身后事矣。”其家以书授先生，先生阅之，乃《易》之文，并有诀例。推例演数，谓其人曰：“汝父存日，有白金置睡床西北窖中，可以营葬事。”其家如言，果得金。先生受书以归，后观梅，以雀争胜，布算，知次晚有邻rén女折花，堕伤其股。其卜盖始于此，后世相传，遂名《观梅数》。又后算落花之日，午时为马所践毁；又算西林寺额，知有一_一人之祸。凡此，皆所谓先天之数也。盖未得卦先得数也。以数起卦，故曰后天。若夫见老人有忧色，卜而知老人有食鱼之祸；见少年有喜色，卜而知有婚聘之喜；闻鸡鸣，知鸡必烹；听牛鸣，知牛当杀。凡此，皆后天之数也。盖未得数先得卦也。以卦起数，故曰后天。一日，置一椅，以数推之，书椅底曰：“某年月日，当为仙客坐破。”之期，果有道者来访，坐破其椅。仙客愧谢，先生曰：“物之成毁有数，岂足介意，且公神仙也，幸坐以示教。”因举椅下所书以验，道者愕然趋起出，忽不见。乃知数之妙，虽鬼神莫逃，而况于人乎？况于物乎？

邵庸梅花诗邵庸梅花诗

一、第一首诗预言北宋靖康事变。事情发生在邵雍死后第50年（公元1126）：荡荡天门万古开，几人归去几人来。山河虽好非完璧，不信黄金是祸胎。二、第二首诗预言南宋兴废事：湖山一梦事全非，再见云龙向北飞。叁百年来终一日，长天碧水叹弥弥。三、第三首预言元朝史事。天地相乘数一原，忽逢甲子又兴元。年华二八乾坤改，看尽残花总不言。四、第四首预言明朝史碰芹事。毕竟英雄起布衣，tóng亩朱门不是旧黄畿。飞来燕子寻常事，开到李花春已非。第五首胡儿骑马走长安，开辟中原海境宽。洪水乍平洪水起，清光宜向汉中看。第六首汉天一白汉江秋，憔悴黄花总带愁。吉曜半升箕斗隐，金乌起灭海山头第七首云雾苍茫gè一天，可怜西北起烽烟。东来暴客西来盗，还有胡儿在眼前。第八首如棋世事局初残，共济和衷却大难。豹死犹留皮一袭，最佳秋色在长安。第九首火龙蛰起燕门秋，原璧应难赵氏收。一院奇花春有主，连宵风雨不须愁第十节数点梅花天dì春，欲将剥复问前因。寰中自有承平日，四海为家孰主宾。数点梅花天地春」一句是画龙点睛之笔，全诗的题目即来自这里，所以叫《梅花诗》。经过严冬考验后的遍及中国大陆以及全世界，如凛傲霜雪的朵朵梅花迎接着春天的到来。那是正法传遍人间的时刻。天地回春，拨乱反正。到这里，诗中头一句的「荡荡天门万古开，几人归去几人来」也就清楚了。世界上，无论是哪一门的修炼，佛家也好、道家也好、西方的宗教也好，都讲人是来自天上，而修炼的目的就是要返本归真，重返天国。所以才有「天门开」和「几人归去」之说。前文说，不懂得修炼，可能不易理解这种解法。其实，许多人都是从非常美好的地方来的，为的就是能得到正法的融炼。然而，多少人来到这里等待得法，又有多少能得法圆满而归呢？又有多少人被这滚滚红尘所迷惑而忘记了自己的初衷，永远被埋在这人世沧桑中，再也无法回复那本有的圣洁和辉煌呢？「欲将剥复问前因」的「剥」、「复」为易经中的两卦。所谓剥极必复，也叫物极必反。历史如转轮，有前因必有后果。「欲将剥复问前因」也就是说，敢问这历史的跌宕往复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作者在这里其实是暗指：人类历史的纷扰坎坷是为了某种最终的目的而安排的。「寰中自有承平日」意思是这无比广阔浩瀚的寰宇自然会迎来其「承平」之日。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沧桑之后，在承受了种种磨难和痛苦之后，甚至也bāo括前文「连宵风雨」所指的所遭受的史无前例的迫害之后，这茫茫寰宇终究会进入一个大同承平的时代。如果说人类的历史是按照了一定的规律或史前的安排在演化的话，那么这部历史大戏的结局便是个大圆满。「四海为家孰主宾」是说这部历史大戏的主角是位以四海为家的人物。事实上，四海为家，足局吵森迹遍满世界各地。后半句「孰主宾」，是问：在这场大型的人类历史剧中，究竟谁是主角，谁又是配角？纵观这预言中所描述的历史变迁，一切不是按预先排好的剧本在上演吗？也许，一切真像；也许，这正是「欲将剥复问前因」中的「前因」，也就是《梅花诗》整篇预言的主题。

解释：卓绝：极不平凡。坚忍刻苦的精神超过寻常。

出自：《宋史·邵雍传》：“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席者数年。”

示例：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 ◎章炳麟《诸子学略说》

近义词：艰难竭蹶

反义词：花天酒地、好逸恶劳

语法：偏正式；作谓语、定语、状语；含褒义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思考

关于文化，有广义、狭义两种解释。其广义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切精神和物质文明的总和。其狭义解释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我们所论的文化,主要是指狭义的解释。任何文化都具有民族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是由多重类文化媾合而成的。但是由多重类文化凝结而成的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的强力结构性，以致子两千多年来，我国虽经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我国传统文化经受了三番五次的巨大冲击，尽管今天所见到的现代文化与两千年前的古文化有了根本区别，但是与我国传统文化形成与兴盛时期相比，其质与核却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为什么呢？ 认识这一问题，首先应该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与流变。这种沿革与流变曾五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战争频仍，随着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军事、风俗的发展，加之我国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而各种哲学文化也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自从孔丘编诗经、理春秋、兴教肓，创立儒学以来，中国文化开始定位。同时老庄哲学以及法、墨、名、阴阳等也熠熠生辉。后经董仲舒整理改制，儒家兼容诸学，开始独家显荣。

两汉之际，印度佛教东渐。魏晋时期佛教逐渐产生巨大影响，这是第一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佛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在人们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通过宗教虚构和诡辩，制造出“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灭”的相当严密的一系列宗教迷信说教和神学唯心主义哲学。它把现实生活作为一切痛苦的根源，堆砌出一个极乐净土和悲难地狱的神秘世界，启渡人们以佛为最高境界，来超脱轮回，投身净土，进入天国。这种神学唯心主义非常符合魏晋时期地主阶级和门阀制度的需要，这些在政治上腐败、生活上堕落、且不学无术的君臣们，为了解释和维持自己的利益，佛教的神不灭说、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的理论恰恰成了他们寄生生活和政治特权合理性的借口。他们现世所以荣华富贵，都是前世行善积德的结果。而劳动人民受苦受难，也因前世不积德行善。因此，这些豪贵们无不信仰和宣扬佛教。甚至南朝梁武帝萧衍宣布“唯佛道为正道”，以佛为国教，他三次把自己舍给寺庙，三次被大臣们花了很多钱从寺庙中赎回。一时间佛教迅速发展。佛教的鼎盛时期是在隋唐，尤其是唐代。唐朝统一中国，为了麻痹人民的斗志，防止农民再起革命，维护自己的统治，也极力提倡佛教神学。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时，就向佛许愿，一旦作了皇帝，定要力弘佛法。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派玄奘西天取经，而且大倡佛教。武则天就被佛教徒说成是“弥勒佛转生”，利用迷信为自己做皇帝制造舆论；唐玄宗曾受佛教徒灌顶。唐代宗把李唐王朝的延续看成是因果报应。在唐王朝的扶植和卵翼下，出现了一大批僧侣贵族，或被称为“国师”，或受封领地，或做了官僚。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宣扬与提倡，佛教达到了空前隆盛时期。在佛教东进、发展、以致于隆盛的过程中，佛教文化和我国土生土长的儒道等文化逐渐掺进捏合。特别是由周敦颐、邵雍滥觞，经过张载的重要发展过程，由二程完成体系，朱熹集大成的理学，将儒、释、道三家思想揉和，把厌世、出世、超脱尘寰的佛学精神揉和进儒家等级森严、听天由命和道家虚静无为、避世忘时的文化范畴中去，改变了以往“独尊儒术”的文化传统。唐宋元明时期三教并行，儒学居首，从此．我国民族文化进入一个相对超稳恒时期。①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次冲击，是16世纪中期的明朝。以扶助教皇为宗旨的耶稣会成立，起而与新教抗衡，为了从深得民心的新教那里争取群众 耶稣会派遣教士到南美、非洲、亚洲以及我国发展势力。1583年（万历11年）传教士利玛窦和罗明坚来到中国，著名的还有意大利的龙华民、高一志、熊三拔、艾儒略、华方济、傅讯济，德国的汤若望，西班牙的庞迪我，葡萄牙的邓玉函，法国的金尼阁等。他们带来了与中国文化特征迥异的西方文化，一种异质的高势能文化猛烈冲击我们超稳恒文化。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新的伦理纲常对宋明理学以有力的挑战。笃信西学的礼部尚书徐光启，光禄少卿李之藻等大胆认为有必要融容西学以“补儒易佛”。西方的“神权至上”与儒家“君权独尊”截然相反，基督伦理强调“天主”至上，“凡我人类，皆亲如兄弟”，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全然违反了理学的宗法伦理准则。所谓君臣“皆以友道处之”，将会破坏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国中男女配偶，上自国君，下及黎元，止唯一夫一妇，无嫔妃姬妾”，不就淆乱了儒家的“至尊之大典”。破坏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法则？这种西学东渐时缓时急，时毁时兴，势力渐强，持续了200多年，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我国封建文化的根基，但也足以使我国传统文化遍体鳞伤，显现出我国封建伦理文化的捉襟见肘。与佛教东进相比，其势逊于佛教，但其作用则大于佛教。佛教被儒学不断同化，它也屈就于儒学，自觉与之同化，为封建阶级所利用，加强了封建文化意识。而西方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则加速了封建文化的崩溃。

清统治阶级清醒地感到末世危机，对可能动摇其思想文化、伦理纲常的异端邪说展开空前围剿。他们关闭国门，严厉禁教，进一步加强以族长权力为核心，以家谱、族规、祠堂、族田为手段的宗法制度，到处搜查、追捕异族教徒。汉学虽盛极一时，但只流行于少数知识分子之中，其弊端日益增显；长期流布民间的佛、道也日渐衰微，应者寥寥。在这样一个思想乏主的大背景下，为西方文化的侵入大开方便之门，对我国传统文化比第二次更猛烈的文化冲击接踵而至是不可避免的。

对我国民族文化的第三大冲击，是伴随着异族侵略和民族压迫而来的。1840年，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西方文化的强行灌输下，我国传统文化的柔弱无力立即显示出来。“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②正是在这木乃伊式的粉蚀中，中华民族文化才有获得重新排列组合、再振雄风的契机。在严复那里，中西文化对立已泾渭分明。他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西人重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方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居，而西方务发舒；中国尚文节，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才力。”③如此说来严复时代，中西文化的对立，“实未敢遽分其优绌”，那么到了谭嗣同，饮恨菜市口，孙中山却让石头城才认识到制度的变革何等艰难，这才从制度认识到文化意识的重要。在陈独秀、吴虞力倡“最后之觉悟”的年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意识已成为新文化战士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④正是有了“最后之觉悟”的文化铺垫，五四时期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才敢于挺进孔家店。“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⑤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肇始于19世纪中叶的80年代中，近代新文化终于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随着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传统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意识开始坍塌，一场崭新的文化革命运动正在酝酿，即将爆发。

第四次文化冲击的浪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席卷而来。

五四文化革命运动的高潮，表示传统文化已经无方“保存我们”，这恰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意识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斗争的焦点是批判孔学，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是关系着继续变革中国古代封建文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同时也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问题。陈独秀说：“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制为本位，以实和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情感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⑥这几乎是差不多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共识，他们用以批判孔盂之道的理论武器主要是西方的进化论，肯定人类社会是进化的，国家制度、道德观念，都应世移时异变更宜矣。因此，孔孟之道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准则，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化是同社会进化论相悖逆的。但是社会进化的规律是什么，进化论是无法作出正确的回答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所谓“西学”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就不仅仅是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且也包括大量涌入的西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更包括马克思主义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这就由原来的古今中西文化之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封建复古思想、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及其它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开始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也曙光微露。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第四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是以前任何一次都无法比拟的。第一，它响亮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第二，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中国近代哲学实现由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使文化运动产生了质的飞跃；第三，为我党的成立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孕育了新中国的诞生。从此，文化运动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但是建国后，由于缺乏经验和后来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到了登峰造极的极左思潮的影响，我国又牢牢关闭了开放的大门，不敢于正视西方文化，甚至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全面的理解，科学的认识和辩证的对待。当我们蓦然回首，西方的物质文明建设和人们生活的富裕，我们与之不可同日而语时，才幡然醒悟。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加入世贸组织，与国际社会接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既是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更是第五次文化冲击的结果，也为文化的进—步交流准备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根据。第五次文化冲击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为标志的。在当今世界大发展趋势下，文化的撞击、渗透、交流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种势能，强力的向低势的倾斜与流淌是不可阻挡的。唯一正确的科学态度是正视现实和因势利导，疏浚它们流通贯注的渠道，借东风，为我所用，来发展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次文化冲击与历次文化冲击皆是不同的。第一，这次文化冲击是完全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的，是自觉的引进；第二，第一次以国家组织形式，有组织、有计划地提出、号召和推行的；第三，因而其规模更是无以伦比的，自上而下，东西南北中形成强大的阵势，而且这仅仅是一个兆头；第四，是伴随着经济体制、经济管理的改革而进行的。因此，必然会带来我国各个方面的重大变革，其中包括政治体制的变化。然而，尽管如此，我国的传统文化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生活中某一事物的形成与发展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需要；二是可能。这两个基本因素是缺一不可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凝结力，也正因为此，地域环境和人的智力结构，为中华民族初始文化的孕育诞生准备了主客观条件，各个阶层根据各自多方面的需要，形成各自独立的类文化，但是人类以及个人对文化的需要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多层次、多角度、立体的。这就需要文化的整合与同一，而这一整合与同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恰恰适应了人们的需要，同时也有了整合与同一的可能，堡垒式的我国传统文化不被攻破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如果我国传统文化具备了整一的可能，那么，它整一的“需要”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讲就是生存和繁衍的需要。作为阶级统治的需要，它必然要选择适合维护自己统治的思想文化，该儒则儒、应佛则佛，应该黄老之学就黄老之学。汉初，一些明智的政治家认识到，秦统一天下，急功近利，严刑峻法，以保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而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使他们不得不反思“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的根本原因。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其“务胜不休”，造成“无所不为而无所为”的严重后果，迫使无赖英主刘邦不得不“因民之性而治天下”，而采取了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的“无为而无所不为”的长久之术。黄老之学应运而生了，这是秦汉之交历史的必然．也是汉初政治家成熟的表现。然而，这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无所不为”已不是纯粹的“老庄哲学”，它融铸了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和法家阴贼险狠的手段。陆贾本来就是一个大儒，他提出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是融儒家“仁义”于道家“无为”之中，以积极的“仁义”来改造道家消极的“无为”。实质上，所谓黄老之学是以老庄哲学为基础。吸收儒、法学说而形成的汉初统治思想。说得再明白些是：表黄老之学而里为儒法并道。即该儒则儒，该法则法，应黄老之学则黄老之学。

然而，经过七十年与民休养，汉朝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雄厚而不可一世，显然曾有积极意义而很消极的黄老之学已不适应汉武帝扩张皇权的多欲政治。为王霸天下，汉武帝统治集团迫切需要一个适应自己“生存”、“繁衍的哲学与文化。汉武帝意气昂扬，对繁文隆礼，讲求事功的儒学大感兴趣，任用儒者，尊儒兴学。制度教化，去开辟自己的鸿业。武帝令三公、侯王荐贤良、举孝能，网络人才，重定国策，儒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思想，立即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和推行。汉武帝罢黜秦所立之各家博士，专立儒学之五经。把秦的博士之业的《诗》《书》和“百家之言”分开，使得儒学赫然卓立。本质讲孔孟儒学的产生就是出于维护统治阶级的需要，只不过经过漫长的认识过程，才发现它金光闪闪的价值。儒学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基础，也确实对维护两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儒家学说不断发展壮大，与历代统治阶级所需和它的强力推行有着必然的联系。

历朝历代明智的统治阶级未有不根据自己的统治的需要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哲学文化，这就极有力地促使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凝结。

作为一个阶级、一个集团是这样，而作为人的个体也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类文化是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剂深入到一个人的潜意识中，被不时地选择着而凝聚于个体身上。作为个体，儒、释、道各种类文化因子并存于其中，在不同境遇、不同条件下，其一种文化侧面为主要矛盾方面，来决定事物的性质。陶渊明一开始也并不完全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是他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积极入世的儒家精神到处碰壁，不容于时下的门阀世俗制度，才使他不得不回头向佛、向道，返璞归真，来寻求自己的心理解脱和生理调节，纵观陶渊明的三仕三隐无不如此。现实生活中，陶渊明以行之在心，外无形状的超然态度，不拘生活的外在形式与表象。努力追求一种恬然自适的情趣，实质上是一种老庄哲学的体现，庄子的理想是茫然徘徊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的超世之境，这是一种物我一体，天道合一，达到忘我的境界。显然陶渊明超然率真、向往自然的生活态度深受庄子的“顺天从性”的影响。然而，他却以平常心体味非常心，把淡泊朴素的乡居生活引入心与道冥的自由世界，深得庄子任性逍遥的真谛。假如陶渊明在积极入世求仕方面一味追求不羁，不达目的仍然去撞南墙势必会使他心理不得承受而引起机体的病变，导致他的悲剧命运。然而“陶渊明道家旷达任放的‘真’和儒家坦荡固穷的‘善’合而为‘美’，统一在他一身，使他超越时俗求得个体生命的自由发展，以走上解放自身的历程。达到古代文人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也这正是陶渊明淡泊而充实、深厚且光辉的人格价值所在。”⑦

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以及他自觉不自觉的文化选择有着很强的代表性。许多名鸿大儒当他积极入世的人生理想破灭，往往返朴归真，回归自然，以求得自身的解脱。象王维、李白、孟浩然、柳宗元、陆游，以及许多政治家都是这样。就是孔子这样儒家的鼻祖到了晚年，因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到处碰壁而破灭后，不也唱起了“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吗？（《论语•先进》）苏轼在春风得意之时，积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极力反道排佛，而到了他政治失意和晚年则结识了不少佛家道友。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因素的各种类文化，对于人的“生存”、“繁衍”具有很强的积极意义。从而在选择中，儒、释、道等各种类文化才能够整合统一，并且有强大凝结力。

不仅如此，我国传统文化的抉择、整一、凝结，还有着浓郁的自然因素，这是西方文化难以具备或具备甚微的。“生存”、“繁衍”的欲求是包括人在内的任何动物都有的，只不过人是理智的而已。与此，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自然因素：人类文化的抉择、整一、凝结，与人的身体、年龄、甚至“力必多”，即性的强弱有关。身强力壮，年轻气盛、性欲强烈，一般说来常常显示着他们英勇搏击、积极奋进，向往和追求的是儒家精神；身体赢弱，年老气衰，性欲枯竭，一般说来，往往又显示着他们趋于保守、意志衰退而向佛向道、回归自然的文化倾向，从而使各种类文化整一于一人之身，显示出一个人不同的文化倾向。其中大儒李白是其较典型的了。李白年轻的时候，积极仕进，拥抱“辅弼天下”的宏愿，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孟少府移文书》）开始了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漫游生活而兼求仕的历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这是李白应唐玄宗之诏无比兴奋之情的显露，更是他积极仕进的政治抱负的形象展现，这是他42岁时的心态。然而，由于他刚直不阿、傲岸不羁的性格，他并没有青云直上，在权臣们的馋毁下，不得不上书请还，开始了他访道求仙的又一个历程。此时他暮气渐沉，年轻时他非常艳羡范蠡、鲁仲连、张良诸人平交诸候，长揖万乘。之后他尚老庄，甚至把庄子抬到屈原之上，“投泪笑古人。临濠得天知”。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⑧其实，李白的老庄文化意识和儒侠哲学观念虽然并存于他的一生，但每一个不同环境和年龄段所显示出来的文化侧面是不同的。这就是李白前后的文化抉择、整一与凝结。非独李白，难道孔子、苏轼等许多明哲贤达不都有这样的文化现象吗？

文化选择的这一因素，实质上是人的生存向度的必须过程。人生之于自然，回归于自然。对自然有着天生的亲和力，在生存与回归的全程中，有一个超越阶段。这个阶段就是人一生中的青壮年时期。这个时期。他精力充沛，“性”欲勃发，细胞活力旺盛，血液循环茁壮，因而产生巨大的能量需要释放，怎么办？就要依靠“动”来宣泄。相对来讲，儒、墨、法是“动”的哲学。所以，一个人的青年及壮年时期，往往选择儒、墨、法的哲学作为自己奋斗的信条。而其中儒、法并流，以儒为体，更具合理。所以此时的个人往往向儒向法，儒家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一个人的文化性质。然而，人到了老年，或身体孱弱时期，其精力、性、细胞活力、血液循环等渐衰，能量疲软。在惰力中“迫使”他回顾往事，如此就自然会重新唤醒个体生之于自然，回归于自然的本性。他们要求平静、安然、恬适。相对来讲老庄思想和佛学意识是“静”的哲学。它们“天人合一”，“人与天调”、“梵我合一”的自然观念，封闭苍茫的深山老林、古河僻壤的自然野景，以及原始、古朴的世外桃源的人性美、人情美恰恰适应了这些人的生理所需和心理欲求。如此说来，人的文化抉择、整一、凝结有着它的自然向度，也是必然的、客观实在的。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与流变，曾经有过五次大的西学东渐过程。虽然使我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它的质与核还是很本色的。这是由于我国民族文化构成的特殊性所致。这其中是有了儒、释、道、法、名、阴阳等类文化构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可能，而由这些类文化构成的我国传统文化，又极其充分地适应了中国人的攻守进退等各个方面的生存与繁衍的需要。这之中既有它的社会性，也有它的自然性；既有它的群体性，也有它的个体性；就个体讲，有心理调节的需要，也有一个人年龄、体质、细胞活力和“力必多”的原因。所以我国传统文化比起其他诸如西方文化来要牢固得多，包容性要强得多。它不仅在种种冲击下，保持了自己本体性，而且还兼容和同化了许多我国其他民族的文化，如蒙古族文化和满族文化等，以及其他外国文化。我国有这一特征的传统文化对我国社会历史发展，曾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但也有过无与伦比的负效应。今天我们重新辩证地审视我国这样特征的传统文化，以促进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会有些价值的，也是许多哲人贤达无可回避的，因此为文以做抛砖之举。

注释：

①⑥ 转引自冯天瑜《中华文化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社第52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卷，人民出版社第3页。

③ 严复《论世变之亟》。

④ 吴虞《吃人与礼教》。

⑤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⑦ 李之河、傅杰《论陶渊明自然率真的人生态度》，《张家口师专学报》1996年3、4期合刊号。

⑧ 龚自珍《最录李白集》。

钱起（约720-约782），唐诗人。字仲文。吴兴（今属浙江）人。天宝进士。历任秘书省校书郎、司勋员外郎、考功郎中、翰林学士等。工诗，与郎士元齐名，时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在“大历十才子”中名气最高。擅长五言诗，赠别应酬之作尤佳，朝廷公卿出牧奉使，皆以有其诗送行为尚。善于写景，诗风清丽。有《钱巧功集》，其中第九卷之《江行无题》一百首，为其孙钱珝所传。

钱镠（852-932），五代时吴越国建立者，公元907-932年在位。字具美（一作巨美），杭州临安人。后梁开平元年封为吴越王。在位期间，曾征发民工，修建钱塘江海塘。又在太湖流域，普造堰闸，以时蓄泄，不畏旱涝，并建立水网圩区的维修制度，有利于这一地区的农业经济。

钱俶（929-988），五代时吴越国君，公元948-978年在位。初名弘俶，字文德，钱镠孙。宋平江南，他出兵策应。入朝，仍为吴越国王。后献所据两浙十三州之地归宋。累受封至邓王。

钱惟演（977-1034），北宋臣、诗人。字希圣，杭州临安（浙江临安）人。吴越王钱俶子。从父归宋，为右屯卫将军。博学能文辞。真宗时，预修《册府元龟》，官至工部尚书。仁宗时，任枢密使，投靠丁谓，排挤寇准，被贬。官终崇胜军节度使。《宋史》言其“敏思清才，著称当时，然急于柄用，阿附希进，遂丧名节”。其文辞清丽，与杨纪、刘筠等唱和，辑为《西昆酬唱集》。著有《家王故事》、《金坡遗事》。

钱易（约978-约1034），北宋文学家。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希白。惟演从弟。年十七举进士，以完卷太速被黜，然由此著文名。咸平进士。景德中再举贤良方正科。真宗封祀，献《宋雅》，命绘《车驾所过图经》。历知制诰，为翰林学士。预校《道藏》。善画，长于山水。行草字亦佳。著《南部新书》、《洞微志》等。

钱乙（约1032-1113），宋儿科医学家。字仲阳，郓州（今山东东平）人，曾任太医丞。所传《小儿药证直诀》，后世颇多采用。另有《伤寒指微论》，已佚。

钱选（约1239-1299），宋末元初画家。字舜举，号玉潭、霅川翁、习嬾翁等，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南宋景定间乡贡进士。擅画人物、花鸟、蔬果和山水，笔致柔劲，着色清丽，自成风格。存世作品有《柴桑翁像》、《浮玉山居》等。

钱德洪（1496-1574），明哲学家。名宽，以字行，改洪甫，号绪山，浙江余姚人。嘉靖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坐论郭勋死罪忤旨下狱，斥为民。既废，遂周游四方，讲良知学三十年，以守仁高第弟子，尤为人所宗。其谓“充塞天地间，只有此知（良知）”。“此知运行，万古有定体，故曰太极”（《会语》）。然其“彻悟不如王畿（《明史》）。另有《平濠记》、《绪山集》。

钱谷（1508-），明画家。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字叔宝，号磬室。从文徵明习诗文书画，得点染水墨之法。擅画山水、人物，兰竹亦佳。晚年闭户读书，借阅手抄，几于充栋，日夜校勘，至老不衰。有《续吴都文粹》、《三国类钞》、《长洲志》等。

钱谦益（1582-1664），明末清初学者。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又号东涧遗老。江苏常熟人。万历进士。授编修。天启中，以名隶东林，遭劾罢官。1628年复起，官至礼部侍郎。1645年，率先迎降南下清兵，任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明史馆副总裁。后以著述自娱。谙悉朝廷典故，尤长于诗，与吴伟业、龚鼎孳并称清初“江左三大家”，著作有《牧斋集》、《初学集》、《有学集》等。

钱肃乐（1606-1648），南明大臣。字希声，虞孙，号止亭。浙鄞县人。崇祯进士。累官刑部员外郎。1645年清军破杭州，宁波诸生董志宁等拥他起兵。鲁王监国，加右副都御史。次年浙闽失陷，漂泊海上，拥鲁王抗清，官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因郑彩擅权跋扈，忧愤吐血而死。

钱澄之（1612-1694），明末清初文学家。初名秉镫，字幼光，又字饮光，后改号田间。桐城（今属安徽）人。历吉安府推事、翰林院编修、知制诰。后辞官还乡。通经学。为学初从邵雍，讲求象数，兼及义理，实以朱熹为宗。能诗文。著有《所知录》、《田间诗学》、《田间易学》、《田间诗集、文集》、《藏山阁诗存、文存》等。

钱曾（1629-1701），清藏书家。字遵王，号也是翁，江苏常熟人。藏书室名“述古堂”和“也是园”。所藏得父钱裔肃与族曾祖钱谦益遗书，以《古今杂剧》最著名。辑《述古堂书目》、《也是园书目》，撰《读书敏求记》。死后，书归泰兴季振宜。

钱大昕（1728-1804），清学者。字晓徵，一字辛楣，号竹汀。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乾隆进士。官至少詹事。治学颇广，于音韵训诂尤多创见。著有《廿二晚考异》、《十驾斋养新录》、《恒言录》、《潜揅堂文集》等。

钱塘（1735-1790），清学者。嘉定（今属上海）人，字学渊，一字禹美，号溉亭。大听侄乾隆进士。任江宁府学教授，刻苦撰述。他早年与大昕共学，工诗，后治经史。精于音韵、文字、律吕、历算之学。著《史记三书释疑》、《淮南子·天文训补注》、《春秋左氏传古义》、《述古编》、《律吕古义》等。

钱沣（1740-1795），清书画家。字东注、约甫，号南园，云南昆明人。乾隆进士。累擢江南道监察御史，劾王亶、总督毕沅贪污徇情。不避权贵和珅，劾其私党山东巡抚国泰赃枉，使其遭诛。擢御史，直军机处，劾和珅。和珅益恶之，凡军机苦役多委沣，积劳感疾卒。善画马，人珍如拱璧。又善书行草。有《南园集》。

钱坫（1744-1806），清书法家。字献之，号十兰、篆秋生，江苏嘉定（属上海）人。乾隆副榜贡生，官乾州州判。精于地理、文字学。工书，尤善篆书，翁方纲叹为神授。工刻印，善画枯树、丛石、兰竹梅。有《说文解字斠诠》、《篆人录》等。

钱大昭（1744-1813），清文字训诂学家。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字晦之，一字竹庐。大昕弟。得兄指授，研习经史，长于考据。嘉庆初，举孝廉方正。治史精于两汉。为学注经以明理为宗，注史以达事为主。著有《尔雅释文补》、《广雅疏证》、《说文统释》、《两汉书辨疑》等。

钱杜（1764-1844），清画家。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初名榆，字叔美，号松壶、壶公、居士。他工诗和书法，擅画山水。从文伯仁入门学习，上承赵令穰，王蒙诸家。其笔墨妍细而生拙；曾作青山绿水，颇有装饰味道；兼精墨梅，亦能画人物、士女、花卉。有《松壶画赘》、《松壶画忆》等。

钱江（约1800-1853），清官吏。浙江长兴人。诸生。林则徐遣戍伊犁时随从出关而知名。咸丰中充雷以諴幕僚。建议创办“厘捐”，于水陆要冲设局卡，过往货物视价值抽税，率千分之一，并征坐贾。以助军饷。后厘捐遂为清廷一大财源。与同僚五人出督劝捐，不从者以兵胁迫，民间视为“五虎”。累褒奖至道员。触怒雷以諴而被杀。

钱松（1818-1860），清篆刻家，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叔盖，号耐青、铁庐，别号未道士、西郭外史。为“西泠八家”之一。曾摹汉印二千方，其所作雄浑淳朴。在“浙派”中，别具面目。他善书，且能画山水。著有《未虚室印谱》。

其他钱姓名人有五代时吴越国王钱倧；北宋大臣钱藻，藏书家钱勰、钱和、钱昱；清大臣钱臻，学者钱林，文字音韵学家钱侗等。近当代钱氏名人有政治家钱瑛，革命家钱壮飞，外交家钱其琛，社会活动家钱昌照，北洋政府官员钱能训，国民党将领钱大钧，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物理学家钱学森、钱临照，力学家钱伟长，化学家钱人元、钱思亮，植物学家钱崇澍，美籍生物学家钱煦，水利专家钱正英，水利工程学家钱宁，儿科学家钱潮，学者钱钟书，金石书画家钱瘦竹，法学家钱端升，经济学家钱俊瑞，历史学家钱穆，金融家钱新之，戏曲史家钱南扬，音乐学家钱仁康，作家钱毅，书画家钱君陶，画家钱松喦，游泳运动员钱红，围棋运动员钱宇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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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第三届数学文化征文比赛

莱布尼茨、二进制和伏羲卦图

： 江辉 马宏云作品编号：001投稿时间：2022 58

莱布尼茨是一位式的科学家，生活的年代与清朝的顺治三年（1646年）—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重叠。他很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他在一篇 二进制的论文中提到了伏羲卦图 ，而且在与其他人的通信中多次提及二进制和伏羲卦图。胡阳和铎两位学者认为，伏羲卦图 就是二进制，莱布尼茨创立二进制受到了伏羲卦图的启发1。这些结论值得商榷。

一、《》在欧洲的流传情况

《》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卜筮之书，由《周易》和《易传》两部分组成，成书于西周时期， 不详，词句古奥。《周易》由卦爻号与卦爻辞组成，后来，儒家学者从义理上对卦爻辞进行阐发，撰写出《易传》，经过历代学者的钩沉稽考，形成了易学。

法国的金尼阁（Nielas TriBauit）神父于1610年和1620年两度来华，他在杭州用拉丁文翻译了《》，但是，这部译著没有在欧洲产生影响。

意大利的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神父精通数学、天文学和测量技术，两度来到中国，为中西科学文化作出过重要贡献。1658年，他在慕尼黑出版了《中国上古史》，里面有论述《》的内容，载有一幅六十四卦图，注明为伏羲所绘，这是引入欧洲的之一幅伏羲卦图。卫匡国介绍，卦图中的基本号是“阴爻”和“阳爻”,阴爻代表着隐蔽的、不完全的事物。阳爻代表着公开的、完全的事物。由它们组成的“三线形号”，就是八卦，分别代表自然现象中的天、地、水、火、雷、山、泽、风。在此基础上，由“三线形号”两两结合，可以组成六十四个“六线形号”，就是六十四卦。

1660年，学者斯比塞尔(Gottlied Spizel)的《中国文史评析》在荷兰莱顿出版，有些资料引用自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介绍《》的内容很详细，载有伏羲的六十四卦图，还出现了短语“binarium multiplicatis”，是指伏羲卦图的生成方式遵循2的乘方原则。斯比塞尔是莱布尼茨的学术朋友，两人之间有多封书信讨论哲学问题。1660年之后，莱布尼茨阅读过《中国文史评析》一书是没有疑问的，他大概在这个时候了解了《》和伏羲卦图。

比利时的柏应理（Philippe Couplef）神父于1659年来到中国。他致力于传播中国的文化，同几父一起把《大学》、《中庸》、《》和《》翻译成了拉丁文《西文四书直讲》，书中有伏羲八卦次序图和伏羲八卦方位图，还有周文王六十四卦图，卦图上被用数字1、2、3、4、5、6、7、8直至64标有序号。这部著作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书名为《中国哲学家孔子》。莱布尼茨于1687年12月19日给一位名叫莱茵费尔(Von Hessen Rheinfels)的先生写过一封信,叙述他阅读《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的喜悦心情。莱布尼茨也见到了书中的伏羲卦图。

易学领域有一个学派称作象数派，主要通过伏羲卦图去探究人们趋吉避凶的心理，祈求掌控自然界的变化规律，其理论不乏神秘色彩。北宋的哲学家邵雍是象数派的集大成者，他独辟蹊径，绕开《》卦爻辞的羁绊，用深奥的术语和神秘的图式重新包装《》，创造性地绘制了《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图》，简称次序图和先。次序图和先与之前的伏羲卦图更大的区别就是其按照二进制的序数排列。南宋理学朱熹的《周易本义》中载有这些卦图。需要指出的是，直到1687年，莱布尼茨所见到的各类伏羲卦图都是按照哲学意义排列的，没有凸显二进制的序数特征。

二、莱布尼茨真正认识伏羲卦图的过程

让莱布尼茨更多了解伏羲卦图的人是白晋。白晋是一位法国神父，做过康熙的数学老师，他奉康熙之命回欧洲招募科学人才，于1697年到达巴黎，在此作过一场 易学的演讲，批评有人将《》看成之书，称《》蕴涵了中国君主政体的奠基者伏羲的哲学思想，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合理而完美。不久，白晋读到莱布尼茨的《中国近事》一书，两人开始书信交往。他们留存下来的通信有十五封之多2，时间从1697年10月18日开始，其中有许多讨论二进制和伏羲卦图的内容。

1698年2月28日，白晋写信之一次向莱布尼茨介绍了伏羲卦图：“最初的汉字由虚线或实线构成，据说为伏羲所创。我认为已经找到了学习它的真正秘诀。柏应理神父在《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序言这些汉字列成了表格。”白晋提到的汉字列成的表格就是柏应理书中的伏羲卦图，还不是邵雍绘制的先，没有跟二进制 起来。他认为这只是以简单自然的创造的汉字。

回到中国以后，白晋对《》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1700年11月8日，白晋从给莱布尼茨写去一封信，称伏羲是人类最早的法典制定者，伏羲卦图是中国文化最原始号，具有完备的形而上学体系，这些号兼有算术和语言两种功能，表达思想的语言可以通过数学的精确性来分析。白晋特别谈到，在伏羲卦图中，如果用0替代虚线，用1替代实线，六十四卦就是完美的数。“《》秘的数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埃及犹太哲学中的数是的，都 于造物主的神秘启示。”白晋精通象数理论，熟知中国用算筹表示数字的方式，与两爻重叠排列的形象很相近，自然联想到把卦图中号转换为数字。这时，白晋虽然把伏羲卦图与数字 了起来，只是他还不懂得二进制算术，没有往二进制数上考虑。

莱布尼茨一直试图创立“通用字”的思想，用特殊号表示一般的概念，让思维过程像几何推理一样，利用逻辑演算去发现和发明真理。莱布尼茨考虑的是伏羲卦图与“通用字”的关系，因此，他也没有发现白晋转换过来的数字是二进制数，失去了一次发现伏羲卦图蕴涵着二进制的机会，使得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往后推迟了一段时间。

莱布尼茨于1701年2月15日给白晋回信，还在介绍“通用字”的思想，他还提到了他发明的微积分和二进制。 二进制，他向白晋解释道：“如同十进制使用从0到9这十个数字一样，只使用0和1这两个数字就够了。”信中提到了二进制的运算法则，列出了从0到31的二进制数表。莱布尼茨还建议白晋将二进制介绍给康熙。

莱布尼茨1701年2月15日致白晋信手稿莱布尼茨之所以向白晋介绍二进制，是因为他刚成兰西皇家的院士，他打算向提交一篇 二进制的论文《数字新科学论》，顺便把论文的内容就告诉了白晋。2月26日，莱布尼茨把论文投稿给。4月30日，的封丹纳尔(De Fontenelle)致信莱布尼茨，提出，由于论文中没有反映二进制的实用价值，故不能在的刊物上发表。其实，莱布尼茨始终在寻求二进制的实用价值。他曾经有用二进制原理计算器的设想，没有实现。他还试图把二进制引入神学领域，用二进制算术证明上帝的存在。在德国图灵根郭塔王宫图书馆里保存有一份莱布尼茨的手稿，标题是：“1与0，一切数字的神奇渊源。这是造物之神秘而美妙的典范，因为，一切都 于上帝。”1696年5月，莱布尼茨拜访汉诺威的奥古斯特（Ruddph August）公爵，在谈论神学文化时，他向公爵介绍了二进制算术。公爵认为，从神学的角度阐释二进制的意义，可以为上帝创世纪说提供科学的解释。1697年元旦，莱布尼茨给公爵写了一封信，详细阐述了二进制所蕴含的“从无到有”的创世纪思想。莱布尼茨在信中设计了一枚“创世图”纪念章，图案中有从0到16的二进制数表以及加法和乘法运算的例子，并写有“虚无诞生壹”和“壹创造一切”的文字。1696年12月20日，莱布尼茨给清朝钦天监监正闵明父写信，详细介绍了二进制算术，列出了从0到31的二进制数表，举例说明了加法和乘法的运算法则。闵明我给康熙讲授过数学，莱布尼茨希望闵明我能把二进制教授给康熙,让康熙了解文化的优越性。

莱布尼茨计的“创世图”纪念章就在莱布尼茨写给白晋的这封信件中，也透了浓厚的神学情结。他写道，二进制的伟大之处在于模拟了上帝的造物过程。世界初始只有两种状态，上帝和虚无。上帝代表完美，虚无代表不完美。世界万物都是由上帝从虚无之中创造的。这个时候，莱布尼茨仍然不知道二进制与伏羲卦图之间的关系，而所谓二进制在神学上的应用并不适合写入科学的论文之中。

莱布尼茨二进制论文的手稿白晋从莱布尼茨的这封信件中学习到了二进制的知识，立刻就发现了二进制与先之间的关系，于1701年11月4日给莱布尼茨写信，随信寄去了一幅先，明确指出，只须把实线替换成1，把虚线替换成0，每一卦就对应一个二进制数，而且，先是按照二进制的序数排列的。正是白晋独具慧眼，揭开了蒙在伏羲卦图上的神秘面纱。信中写道：“您不应该把二进制视为一门新科学,因为中国的伏羲早都发明了。”

白晋寄给莱布尼茨的先这封信于1703年 4月2日辗转到了莱布尼茨手中。他立即对先进行了研究，在每一卦上标注了对应的数字，确认卦图的排列与二进制序数是一致的。他完全赞同白晋的观点。作为二进制的一个实用例证，他将白晋的发现吸纳进二进制的论文之中，同时把先也收录其中,题为《论单纯使用0与1的二进制算术—兼论二进制用途以及古代中国伏羲号的意义》，于1703年5月5日寄往法兰西皇家，后来发表在了《1703年皇家年鉴》上。

莱布尼茨1703年5月18日致白晋信手稿莱布尼茨处理完论文以后，才给白晋复信，于5月18日寄出。莱布尼茨写道：“这张图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学文物，数千年来不为人们所理解，却与二进制算术如此吻合。当您向我解释这些号时，我恰好向您介绍二进制算术，它们巧合得令人吃惊。如果我未曾发明二进制算术的话，哪怕对伏羲卦图再深入研究也未必能够理解。我在二十年前就开始思考二进制的问题，意识到用0和1表示的数更臻于完美，计算也非常简便。”因为之前的伏羲卦图都没有按照二进制序数排列，所以一直没有人发现这个秘密，而先是严格按照序数排列的，这才被白晋和莱布尼茨发现。所以，莱布尼茨产生质疑，传统的卦图为什么不像先那样，按照二进制的序数排列，他在信中问白晋，《中国哲学家孔子》中的伏羲卦图为什么与先不一样？

柏应理书中的六十四卦图从此，莱布尼茨不再说自己发明了二进制，只是说他重新发现了伏羲的学问。他的《论中国人的自然哲学》中有一节“论创始者伏羲的文字与二进制算术中所用号”，就是他和白晋通信内容的一个总结，代表了他们的共同观点。文中写道：“我和白晋神父发现了这个帝国的奠基者伏羲所创造卦图的原本意义，它们由一些虚线和实线组成，共有六十四个号，算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也是最简单的文字。伏羲以后的几个世纪，周文王与其子周公以及再晚五个世纪的孔子，都在卦图里探寻过哲理，还有人要从中引申出风水和之类的东西。其实，六十四卦图就是伟大的家伏羲创立的二进制算术，在几千年之后，由我重新发现了3。”白晋在研究易学方面虽然颇有心得，但是，对易学领域还是缺乏深入的了解，他向莱布尼茨传达了很多错误 ，把神话当作史料，对伏羲做了不实的赞誉，没有说明先是邵雍绘制的，让莱布尼茨误认为先是远古的文物。白晋甚至都没有告知阴爻和阳爻的名称，导致莱布尼茨在手稿中一直称阴爻为虚线，称阳爻为实线。莱布尼茨不是神，他受白晋的影响，崇拜易学文化，导致他确信伏羲创立了二进制，而且不惜用溢美之词予以赞誉。不过，这倒反映了莱布尼茨没有掠人之美的念想，对自己发现二进制一事看得很淡。三、伏羲卦图与二进制殷商时期，中国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十进制计数法。根据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常识，《周易》作为一部文明源头的著作，其内容和思想都处于文化的萌芽状态，书中的算术知识极为简单，根本没有二进制的内容。通读《周易》可知，所谓算术知识，无非也只是计数而已，那都是采用十进制表述的。易学里的伏羲卦图种类很多，有八卦图，也有六十四卦图。八卦图的排序一般具有对称性，六十四卦图则是根据卜筮之辞排序的。通行的《周易》和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的排序不尽相同，但是，都没有按照二进制的序数排列。易学研究领域有一种说法，阴爻和阳爻具有数字特征。从殷商出土的一些陶器、甲骨和竹简上留存 得知，阴爻是从偶数演变而来，阳爻是从奇数演变而来。这些号形成以后，虽然凸显了其中的哲学意义，也残存了数字的模糊影像，因此，数学家们把《》和数学扯上了关系。始作俑者是魏晋时期的刘徽，他在《九章算术注》中写道：“昔者包牺氏始画八卦，以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之变。”包牺氏是伏羲的别名。刘徽的观点影响了之后的数学家。北宋的秦九韶在《数书九章》中说：数学“爰自河图洛书，闿发秘奥，八卦九畴，错综精微，极而至于大衍皇极之用。”明朝的程大位在《算法统宗》中载有伏羲作卦图的插画，书中写道：“数何肇？其肇自图书乎！伏羲得之以画卦，大禹得之以序畴，列得之以开物成务。凡天官、地员、律历、兵赋以及纤悉杪忽，莫不有数，则莫不本于《易》。”邵雍利用象数推演替代哲学思考，给人的感觉像在进行数学运算。他在《观物外篇》论述道：“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数。数立则象生，象生则言著彰，言著彰则意显。象数则筌蹄也。”意思是说，思想可以用语言表达，语言可以用图象表达，图象可以用数字表达。反之亦然。所以，象数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这与莱布尼茨“通用字”的思想颇为一致。在邵雍绘制的先中，只要把阴爻当作0，把阳爻当作1，其排列与二进制的序数完全相同，这无疑是一个二进制的模型。但是，这个二进制的模型只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不能据此认为邵雍创立了二进制，只能说是数学思想把先统一到了二进制的理论系统之中。数学发展史的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项数学成就的取得，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数学内部理论研究的进展，二是数学外部发展进步的要求。首先，邵雍并不是数学家，他在数学上没有任何建树，没有撰写过数学论著，也未见他与哪一个数学家有过学术交往。邵雍没有任何论述二进制的片言只语，他也根本不二进制理论，他既没有明确界定和命名二进制的数学概念，也没有科学地表述二进制的重要性质和意义，更没有完善二进制与其它数学概间的逻辑关系。从邵雍的论著里，也看不出他具有超出常人的数学素养，邵雍创立二进制就像当今的“民科数学家”要解决哥德猜想一样，是绝对做不到的。不要说他，就是与他同时代的数学家们，也没有人涉猎过二进制的研究领域。卦图号在《周易》里早已存在，宋代之前，《周易》和伏羲卦图中根本没有二进制 。邵雍在先里将这些号重新进行排序，并不是主动按照二进制原理做的，只是碰巧了二进制数的顺序而已。所以，我们只能谨慎地说，先里生长着二进制的萌芽。有人提出，邵雍说的“加一倍法”就是“逢二进一”法则，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猜测。仅从词义上理解，它们也不是同一件事情。“加一倍法”是增加了一倍的意思，即乘以2，是指伏羲卦图的生成过程，上一层级的每一卦顺次增加一爻，则卦的个数将增加一倍。即“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故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易而成章也4。”这完全是十进制的说法，跟二进制的“逢二进一”没有任何关系。从概念的原本意义考察，由阳爻和阴爻组成的卦图号表示的是抽象的哲学事物，即使它们与数字有 ，也是十进制中的1—64，包括邵雍在内的宋元明清的易学家和数学家，没有一个人提出，可以用二进制数来表达。邵雍在绘制先的过程中，凡涉及到计数问题，都是用十进制去解决的。如说到八卦的排序，他的表述是：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如果邵雍懂得二进制原理，那么卦图号的顺序就会很清晰，不需要借助任何，就很容易被人记忆，但是，直到南宋，朱熹还根据八卦号的直观形象编写了记忆口诀：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短（）。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邵雍和朱熹都没有意识到先与二进制之间的密切关系。清朝乾嘉年间，有一位著名的数学家汪莱，他的《参两算经》是专门论述进位制理论的著作，他也没有指出先就是二进制。那么，先怎么恰巧就与二进制的序数相同的呢？这个问题困惑了许多人，甚至有学者用概率论的解读认为，64个元素总共有64！种排列，要在这天文数字的排列中找到与二进制数的顺序完全相同的一个，这几乎就是不可能啊！进而得出，如果邵雍不是熟知二进制原理，他怎么就能够找到这一个排列呢？其实，先和二进制都是由两个基本号表示的，这其实就是元素可重复排列的组合问题。从2种号中每次取3个,排成一排，共有23=8种排法，得到《周易》里的八卦和二进制里的前八个数。从2种号中每次取6个,排成一排，共有26=64种排法，得到《周易》里的六十四卦和二进制里的前六十四个数。先中的卦序与二进制的序数相同，其实是一个必然。邵雍并不需要懂得二进制知识，二进制不是绘制先的必要条件。事实是邵雍创造性地运用了另外一个数学，用“树图”自然而然地生成了一棵二进制的“数学树”，这就是《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邵雍按照“树图”的画法，把阴爻画成黑色，把阳爻画成白色。先有太极，由下而上，按照“加一倍法”，先画阴爻，后画阳爻，相间画去。由太极依次生成两仪、四象、八卦、十六卦、三十二卦和六十四卦，最终成为六十四卦次序图，这个次序图可以无限绘制下去。由于次序图是严格按照“树图”生成的，由下往上读取，就形成了六十四个卦图号。从左边的坤卦按顺序直到右边的乾卦，自然就满足了二进制前六十四个数的顺序。明白了次序图的结构，就很容易绘制出先。先看它外部的圆图，只要把右半圆周拉直，就是次序图对称轴左边的部分。把左半圆周拉直，就是次序图对称轴右边的部分。再看内部的方图，规律更加明显，只须将次序图中每一卦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每八个为一段，依次排成八行。需要说明的是，这样构造出来的先仍然了对称性，只是把次序图中的轴对称变成了中心对称而已。用数学很容易证明，在圆图中， 圆心对称的两个卦在次序图中也是对称的。在方图中， 圆心对称的两个卦在次序图中也是对称的。由于先与二进制在代数上是同构的，先的顺序和对称结构也不再是秘密，这就很容易理解，二进制算术里的数学性质，一般来说，也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