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儋州大千符氏家族族谱为唐将符璘后人。符姓，在北方是一个不常见的姓氏，但在南方，尤其是在海南，却是一个大姓。说到源头，北方则是符氏的根基所在，尤其是山东。海南符氏是较早迁琼的姓氏之一，从唐末到元末，先后有5位渡琼始祖，他们的后裔现已分布全岛各地，并以海南为原点，迁居欧洲、北美、澳洲和东南亚多国。琼州符氏的5位渡琼祖中，有4位源自同一先祖———中唐名将———符璘。符璘忠于唐朝，骁勇善战，多次平乱，被封为义阳郡王，其后代引以为荣，大都以义阳作为堂号，即使侨居异国，也仍沿用。

三槐堂王氏源流考辨安徽省滁州市 王珏“两晋家声久，三槐世泽长”。这是三槐堂王氏家族传世的对联。凡是三槐王氏的子孙后裔，或居于望地；或远走他乡；或漂泊海外，但他们都永远不会忘记“三槐王氏祖”王佑在庭前手植三槐的故事。之一：王氏出自姬姓。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其子宗敬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这是太原、琅琊、江左、咸阳、固始、三槐、余姚等王氏后裔一致公认的。至八世孙王错，自宗敬之后，琅琊、临沂的王氏家谱按次序分别列为：王森--王斌-王升-王昱-王硕-王错，而笔者所见的某太原王氏家谱分别列为：王仕蠲--王智-王恙--王亢-王颖-王荣--王错。该谱的主修者曾致信庐陵欧阳修，连这位文学大师也答复“山城无史籍资料”。所以也难以考证和确定。在欧阳修和宋祁编修的《唐书》中，欧阳文忠只能从八世孙王错述起，由此可见，欧阳修对文字是十分严谨的，不知道就不写，而不能滥写而延误后人。山东省莘县政协副主席杨巨源先生，浩然大作《三槐王氏源流初探》，他列举了《》，是这样记载的：第九世：王渝（谕），王错之长子，仕秦，为上将军。而某地的《王氏家谱》记载：错，生绩（左足、下同），字子明，封大夫，拜待中，娶陆氏。十一世：绩，生愦；十二世：愦，生息；十三世：息，生恢。以下王翦、王贲、王离在《史记》中均有文字记载，这一点相信也是准确无误的。但是以上存疑的地方是以国史为准呢？还是以某一家谱为准，这有待于热心于研究的学者、专家、同宗同仁在今后的王氏家谱研究中进一步探讨和商榷。之二：“三槐王氏”祖王言的以上世系究竟是谁？一说是由太原世系延伸而来，又一说是琅琊世系迁徒而来。由此看来,大有收藏价值

宋鸣梧，字泰侯，号泰斗，临沂市苍山县向城镇印王山村人，生于万历四年（1576年）九月十七日，病逝于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二日。 宋鸣梧不满二十岁就得中秀才，二十四岁考取举人。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七月，七试不第的父亲（宋日乾），在北京参加完由万历皇帝主持的“廷试”后，不幸突发眼疾病逝在河北新城县（今高碑店市）的一个小旅馆里。他赤足千里将父亲接回后，守墓三年，后继母去世，他再次守墓三年。

万历四十三年（1618年）三月，继母的守孝期刚过不久，宋鸣梧便参加了当年由皇帝主持的“廷试”，并以优良的成绩得中进士。随后，他便被安排在刑部实习。1620年初，被授予行人司行人。

天启（熹宗）二年（1622年），宋鸣梧接受朝廷的命令，赴凉州执行平乱任务。

天启四年（1624年）春，凉州叛乱平息后，宋鸣梧被授“行人”衔。

天启四年（1624年）十一月，在断然回绝了魏忠贤等人的拉拢和腐蚀后，宋鸣梧回到了自已阔别五年之久的故乡临沂。

天启八年（1627年）春，宋鸣梧在休假长达两年多之后，回到了京城。当他听说了杨涟、缪昌期和左光斗的悲惨遭遇后，失声痛哭，义愤填膺，当即决定上书弹劾。在宋鸣梧对魏客一伙的斑斑劣迹，当庭慷慨陈词和执意上奏时，气的天启皇帝怒不可遏，顺手抓起龙案上的御砚便向其砸去,但侥幸竟被其接住。随后，不久便被魏忠贤一伙以主持乡试为名，将其派往万里之遥的贵州。并在乡试结束后的回京途中，又直接勒令其回乡休养，伺机予以处治。

天启八年（1627年）的八月二十二日，熹宗朱由校在乾清宫懋德殿病逝后，思宗朱由检（崇祯）在皇极殿即位。宋鸣梧在朋友的推荐下，也同一大批遭魏阉一伙迫害，而被削职和流放的官员一起被召回，并由行人司行人改任兵科给事中，诰封征士郎，不久又被提拔为兵垣（都给事中）一职，并在对魏阉一党的“彻底清查”中，专门负责魏忠贤家产的清查和处理事务。因其在查抄中，清正廉洁，一丝不苟，深得崇祯皇帝的赏识。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下旬，于奉天（今沈阳）称帝的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怀着一统天下的豪情壮志南侵，作为守城的统领，宋鸣梧深知自己肩负的重任。他首先与镇远侯顾肇迹并肩在城墙上指挥作战，号召将士们严把死守德胜门。战斗中，他临危不惧，指挥若定；间歇时，他运筹帷幄，及时向朝廷建言献策，并紧急制定了攻守防御的“十项策略”，敬献崇祯皇帝。崇祯极为重视，先后两次在紫禁城的平台召开御前会议，听取宋鸣梧的守御方略，并与内阁大学士何吾刍，翰林侍读姚希孟、丁进、文震孟等，专门进行商讨和研究，随后予以采纳和实施，战事结束后被加奖服俸一级。随后，便被派往安徽持节封藩，回后再次被升为吏科左给事中和独掌本科大印的都给事中。

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针对当时内忧外患、清军不断侵袭和军队人心不稳的状况，宋鸣梧被派往内阁首辅大臣周延儒的军队中做监军，协助周延儒整顿军纪，鼓舞士气，以御外患。来到军队后，他首先组织将士们，利用关外山高路险的有利地形，不断在山间峰口派兵设伏，连连打得来犯清兵，丢盔弃甲，狼狈逃窜。通过几次漂亮的伏击战，宋鸣梧带领明军便有力地打击了清兵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军队的士气。但通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接触，他慢慢地发现周延儒这个颇受崇祯皇帝恩宠的朝廷重臣，竟然也是一个专横跋扈、贪污枉法与大清关系暧昧的奸滑之徒。他一时痛心疾首，伤心万分，当即决定密奏朝廷，予以弹劾。但不知怎么，竟被周延儒察觉。气急败坏的周延儒，暴跳如雷，当即指使手下人反咬一口，并利用朝廷内外的死党和手中的权利，无中生有地对宋鸣梧进行栽赃和责难。崇祯也一时难分事非，面对重权在握的周延儒，为了顾全大局，只有一纸诏令将宋鸣梧贬为河南按察司照磨（文书一类的职务，从八品），调离京城。

崇祯六年（1633年）三月，当时与周延儒同样专权乱政的内阁次辅温体仁，为了争得首辅的权利，而唆使刑科给事中陈赞化，以周延儒“招权纳贿”和污蔑皇帝是“羲皇上”（伏羲氏以前的远古部落的一位平庸无能的领袖）为名，上书弹劾周延儒，并找出了众多的证人作证，致使周延儒无法抵赖。被迫提出辞职，十分狼狈地回到了他的老家——江苏宜兴其后，在温体仁垮台八年后，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九月，再次被起用，崇祯十六年（1643年），被赐自缢而死，并被锦衣卫用铁钉钉住脑门，得到了他应得的下场。

周延儒垮台两年后，已在南京升任尚宝司卿（正五品）的宋鸣梧被再次召回北京，于1635年3月，授予都察院协理院事和左佥都御史（正四品），同时被诰封为中顺大夫。

上任新职后，面对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实际状况，宋鸣梧先后提出了各种重塑朝廷威望和形象、彻底纠正和消除魏忠贤和周延儒之流的恶劣影响、尽快恢复经济和百姓信心等一系列主张和措施，并严格掌握各种舆论导向，大力弘扬清正廉洁和忠心报国的典型事例，彻底改变和纠正了百姓对朝廷的误解和认识。这在国家百废待兴和社会动荡不安的崇祯初年，无疑起到了不小的凝聚和稳定作用。也充分展示了他的工作才能和大公无私、为国为民不遗余力的人格魅力，从而赢得了朝廷内外的一致赞誉。

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二日，宋鸣梧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于北京府邸，享年只有六十岁。

宋鸣梧逝世后，齐鲁大地的官员和绅士，无不敬仰他的品德和行为，纷纷联名上书，恳求朝廷予以旌表，并请求为其修庙祭祀。

当时，众多的文人墨客和同僚挚友，更无不对宋鸣梧的逝世深表痛惜，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和形式表达自己对一位“忠孝两全”之士的敬仰和怀念。一时，众多的以吟咏和歌颂宋鸣梧的“忠孝两全“为题材的诗歌和文章，纷纷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一部分后被收录在由时任吏部尚书和武英殿大学士的费县人张四知写序的《咏忠孝录》一书中（已失传），但有一部分收录在《琅琊宋氏家谱》中的作品，被保存了下来。其中便有时任吏部考功郎中、后任吏部尚书的徐石麒；时任刑部右侍郎、后升左侍郎的张承诏；时任大理寺卿和南京工部右侍郎、后升任刑部尚书和明代著名文学家、艺术家、画家和诗人的甄淑；时任南京吏部文选司主事、政论家和诗人，后在家乡上海抗清保家的战斗中壮烈牺牲的侯峒曾；明代著名婉约词的代表人物、历任光禄寺少卿的俞彦和日照人曲靖府知府焦润生等人的诗词和文章。而俞彦的一首《余夙承公忘分之雅情见乎》五言诗，还被收录在《临沂县志·艺文》中。随后，宋鸣梧被崇祯皇帝追封为正义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正三品）、恩准其“神牌”安放在“乡贤祠”（官办的祠堂）中予以祭拜，并赐“玉祭一坛”和“清修介节”匾额一块，以褒扬里门。

之后不久，宋鸣梧的“神牌”和塑像，又被安放在临沂城中新建的“忠孝祠”中，与王祥、王览、颜杲卿、颜真卿和曾子并称“贤人”，同祠供奉。

崇祯七年（1634年）就任沂州太守的王崇显，也在其后所撰写的《改建忠孝祠升三贤记》（《沂州志·艺文》）中，对宋鸣梧作了很高的评价。

宋鸣梧知识渊博，特别是古文造诣颇深，他的古文作品，大都写得瑰丽多彩，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和同时代的文学家李攀龙齐名，他的作品多数以抒怀为主，而且感情真挚，由感而发，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如现存《沂州志》和《临沂县志》中的《琅琊文社序》、《重修官桥记》、《观察沈公平乱记》、《张宋两氏新创大冶义仓碑记》、《琅琊生祠记》等，共有九篇之多，是临沂史志中古人作品被选编最多的人。

宋鸣梧的作品颇丰，不仅有诗集《琅琊集》还有《家传纂言》（今藏于国家图书馆古文库，共四卷〈刻本〉）、《羲易集成》、《四里纂言》、《漫录纂言》、《诸子》等文集，并在当时都曾被刻版印刷，广泛流传于世，只是现今大都失传。另外，他还有好多文章散见于其他史集中。

宋鸣梧的“忠孝”思想和非凡行为，对他的子孙和后代们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他的子孙中，不仅出现了儿子辈的宋之普同样为其赤足千里守孝三年、宋之韩为母(在台州朵避战乱时去逝）赤足千里的惊人之举，而孙子辈的宋念祖宋之普长子，（清）直隶知州、宋瞻祖、宋成立（清）江苏宝应县令、宋名立（清）四川达州知州等，也都是些清正纯孝、名声不错的官吏；而且还有更晚辈的宋澍（清）江南道、京几道监察御史、宋潢（清）司洊擢郎中，兼军需局钱法堂、现审处则例馆、宋开勋（清）河南郾城县令、宋献章（清）扬州知府等，也都各有千秋，有口皆碑，造福一方。其在《沂州志》和《临沂县志》中均有记载。 宋之普，字则甫，号今础，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贾庄乡长新桥村人，临沂明末五贤之一的贤人、东林党重要成员和古文家——宋鸣梧（《临沂县志》、《沂州志》和《临沂市志》均有记载）之长子，崇祯丁卯举人、戊辰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佥都副都御史、户部左侍郎、南明“监国”政权朱以海的首辅大臣和内阁大学士，后降清，被授常州太守，诰封中宪大夫。

宋之普生于万历壬寅（1601年）正月二十三日寅时，卒于康熙已酉（1669年）十一月三十日午时，享年六十八岁。

宋之普少年时，便胸怀大志，勤奋好学，19岁入学，26岁中举人，第二年便中进士，随后选入“词垣”，由庶吉士授礼科给谏，历兵刑二科，晋升到都给事中，后升为太仆寺少卿、都察院检都御史和户部左侍郎。因其深受父亲宋鸣梧的影响，一直是一个行善积德、上行下孝之人。特别是父亲在京去世时，他悲痛欲绝，哭得口吐鲜血，连水都不能下咽，但因母亲邵氏还在，唯恐母亲伤心过度，只好强忍着悲痛。在扶着灵柩回家时，从北京到临沂，千里迢迢，但他像父亲对待祖父一样，赤足跋涉，一路豪哭，无不令路人憾动。把父亲接回家后，为了尽孝，他“泣不见齿，寝不入室，蔬食饘粥”，整整在墓旁为父亲守孝三年。在升任户部左侍郎之后，因看到母亲邵氏年事已高，时常生病，又不能迎接到京城去赡养，他便毅然决然地辞职回乡，在临沂城北的家中学习古人专心孝道。

这时，正是明朝末年，战事不断，大批逃难者纷纷涌到临沂城，宋之普慨然在临沂城南关支起大锅施舍粥饭，以此搭救了无数条生命。而平时受其接济者更是不计其数。

宋之普暮年，虽身处“户庭，而心时时怀利济”，每年都会捐钱捐粮，救济灾民。据记载：“乙亥之秋（1659年），大兵南出，公上豆三千石……戊甲六月（1668年），地适大震，沂州雉堞尽颓，公捐万工粮以助修筑……己酉春（1669年）复出米六百石以赈灾……”而对待乡邻亲戚，他也是“……鲜弗诚敬备至，尤笃首足之爱，而抚兄弟子有如己子，且仁慈为心，视万物为一体……” 因此，被王崇简称之为：“渊才弘茂、雅度亮节、恣性贞实、显允令德、才优底慎、绩著循良、悬车乐道、为善于乡……”

宋之普去世后，沂州不论是官员绅士还是平民百姓，更无不悲痛和惋惜，纷纷向政府请求，将公的神牌供俸在乡贤祠中，随时供人们予以祭拜。 宋日就，字克明，号警铭，山东省苍山县贾庄乡印王山村人，是沂州隐君宋梯的长子，约生于明万历年间，卒于崇祯二年（1629年）九月十七日。宋日就一生身体力行，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兄弟们舍身取义，乐于种田，勤俭持家，赡养父母，从不送礼行贿谋求功名，而在教育子孙方面，却不遗余力，目标远大，尽心竭力地为他们招揽名师，使兄弟们能够丰衣足食，专心致志地完成学业。有时老师不在时，他还以自己的博识多才，亲自给学生们讲课，若见他们之中哪一个不专心学习，不惜用棍棒教训。

宋日就自幼年勤奋好学，脚踏实地，不到二十岁，就能写诗作文，颇有文声，被选拔为“替补博士”，在学校众多“生员”中名噪一时，大家还竞相推举他为艺林领袖。

他自万历乙酉（1609）年乡试中举后又来连续考了几次，但都没有中得进士。

当时，他的父亲梯公年事已高，宋日就觉得：“父亲已经岁数大了，我为什么就不能考它个一官半职，用俸禄来赡养他老人家呢？”。于是他决意做官，接受了陕西省西安府富平县令的职务。

当时的富平县，是关中最难治理的一个地方，有众多的疑案，几任县令都没能解决。他到任以后，很快便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很快便把富平县治理的井井有条。后来，整个富平县还专门为他绘制了图像，供百姓祭拜。

由于宋日就廉洁自律，不巧取百姓一分钱，他更不畏强暴，对地方的种种弊病大力整治，彻底清除了贪官污吏和地痞流氓对富平的危害，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他嫉恶如仇，爱民如子，深得富平百姓的拥护和爱戴，无不将其奉为神明，视作依靠。

宋日就的政绩上报后，按照惯例本应得到朝廷的重用，但因他秉性耿直，不会趋炎附势，没能得到上司的青睐，仅仅升了个河南龙门别驾（通判）。

宋日就离开富平令时，百姓一个个拉着车辕，躺在路上的车辙沟里，扶老携幼，徒步跋涉，依依相送。退养家乡富平的国相孙公丕扬，也慨然挥笔为其撰写了“德政碑文”，予以褒扬。

宋日就升任龙门别驾后，虽属无足轻重的官职，但他仍没有一丝的懈怠，其爱国爱民之心就像任富平县令时一样。后来他终于被晋升为任王府长史。但此时，宋日就却已对做官和官场中的种种丑恶现象早已心生倦意，因此抽身而退。辞职时，他只坐着一辆两匹瘦马拉的车子，不声不响地悄然回到自己的家乡。一进家门，他就指着自己的行李对迎上来的子弟们说：“你们都可以去检点一下我的行李，可别指望叫我做官带回一大笔金钱来，否则我死后怎能到老林里去见祖宗呢？！”

宋日就回来的时候，正好赶上父亲梯公去世，他悲痛欲绝，百般尽孝。父亲丧期过后，他便招收学生和门徒，凡是出自公之门下的人，个个都是成才以后才离开。四面八方的乡邻学子，从不用分什么高低贵贱，只要好学便可投在他的门下。

宋日就去世后，四周乡邻无不怀念他。他的牌位也被放在了乡贤祠里，以供人们祭拜。

宋日就著有《自淑集》流传于世。 宋鸣珂（？-1645），字泰茹，晚号“碧溪居士”，今苍山县向城镇黎丘村人，因其为当时的沂州守卫杨肇基成功平息暴乱“敬献三策”，而被授予莱州府知府。

《临沂县志列传》记其“生具异禀，有泉石癖，岁必远游，游必尽山水之胜，而后返尝。三游苏，五游浙，所交多当时名士”等语。

甲申（1644）年间，改朝换代，民心不归，烽烟四起，宋鸣珂却致力于在自己所管辖的地方，竭力率众抗清。其战报传到京师后，清廷派降将洪承畴率兵入鲁清剿。因洪氏早闻他“忠贞、固执”，随授意部下欲将其活捉。但他临危不惧，一面与南逃的鲁王（太祖十世孙朱以海）联系，一面率众与兵临城下的清军厮杀，但终因寡不敌众和朱明王朝的大势已去，在相貌颇似他的家仆曹节的掩护下逃离莱州城（见《临沂县志曹节传》）。

回到到家乡后，宋鸣珂再次归隐“碧溪”，但每每想起曹节时便激动不已，朝夕希望以死相报，并随即撰书一联“清风无情偏吹我，明月有意不照人”，以此发泄自己对清人的满腹愤懑和怨恨。但却不知怎么被浙江有名的道学先生吕留良得之，他觉得联中太露锋芒，便随意改写成“清风虽细能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的诗句。然而，就是这一改，竟使他于雍正七年（1729）被告发，致使其去世几十年后，仍酿成了被祸灭九族和扒坟戮尸的千古奇冤。

《临沂县志列传》还记述了“闻福王尚在，随杜门扫辙，独居一楼，首不剃发，足不履地，有李、王二夫人皆江南宣城籍，善造纸笔，鸣珂工书画日课数纸，纸尽再将字纸造新纸，故使笔墨皆无光，纸作淡黑色比当世。”等语。

顺治二年（1645）六月，南明“弘光”小朝廷彻底垮台，宋鸣珂大失所望，他发誓要做伯夷叔齐，“宁死不食周粟”，拒绝在清朝的统治下生存。他不许家人送水送饭，否则即厉声喝斥。他视死如归，几天几夜水米不进，生生饿死。

然而，在大清国随后二百五十多年的统治里，却没有人敢去赞美和宣扬他这种坚贞和壮烈。因此，在此后的“志书”和“家乘”中，都没有去记载他的这段历史。直到近代所修篡的《临沂县志》，才说他与同邑翰林院检讨孙一脉等人，为“明室未造也节之士……庶碧血丹心不至永埋地下云。”等等。

关于他的著述和遗迹，现在大都已失传和被毁，仅有其亲笔手书的七律《与友人秋别——二首》诗稿一篇和部分书画作品留存于世。 宋之韩，字奇玉，号莲仙，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二月十八日，病逝于康熙八年（1669年）六月二十四日，葬于山东省苍山县大仲村镇寨子村东；明末一代圣贤文人、古文家、都察院佥都御史宋鸣梧次子，崇祯御史大夫、户部侍郎、南明内阁大学士首辅宋之普之胞弟；廪贡生，授东昌学博，因其博学多才深受清康熙皇帝的“才堪效用，力可宣猷”之赏识，而特被敕授为四川泸州通判。

宋之韩与清朝大诗人宋琬交往甚密，并有诗证（分别被收录在宋琬的《安雅堂集）和宋之韩的《海沂诗集》中），但其一生清心寡欲，陶醉自然，虽年少时与兄宋之普一起历经坎坷，但走向仕途后却没有经历太多的大起大落，因此其作品缺乏宋琬式的社会震撼力。但宋之韩一生诗兴执著，作品颇丰，从少年到老年几十载笔耕不辍，先后一共写下了两千多首诗（今保存下来的只有八百余首），不仅内容丰富，题材多变，而且诗体不拘，多彩多姿，是一份难得的明末清初的齐鲁、江浙、川陕等其涉足之地的历史画卷，而在咏物抒情上，更是拥有无数的妙语佳句，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感染力，实属难得的好诗。

其代表作有《野老歌》、《万凤窝即事》、《北林墓望东山》、《寿玉叔司农》、《鱼翁》、《望岳》、《苏州道中》、《栈道行》、《再过浣花溪》等。

其清嘉庆版《海沂诗集》今被收藏在国内和日本、美国、台湾等十几家知名的大型图书馆和博物馆中。 宋之郊（1609-1674）年，字万生，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向城镇梧桐村人，明朝崇祯壬午（1642年)举人，曾任沂州府署法曹，后迁任江西省乐平县令；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卒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祖父向高，庠生，父亲宋鸣阳，为廪监生，勒赠文林郎。母亲孙氏，同邑横山（山东省苍山县横山乡横山村）人，廪膳生孙绳之女，崇祯庚辰（1640）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孙一脉胞姐。

宋之郊“少受家训，品学兼优”，“以才名动乡里”，《〈临沂县志〉宋之韩传》中说：“从弟之郊……在官有惠政”。

宋之郊在赣三十年，到清康熙十年（1672年）年前后才告疾归里，乐邑之民皆称“宋青天”。他曾于《家报》中写道：“我做官囊无分文，又怎得汝等之困尔”。他一离任，为后继知县程某，即尽搜刮民脂民膏云能事，逼得县民日不聊生，流离失所者年不下数千人。故邑有歌谣曰“走了个宋青天，来了个连锅端”，以证公民望之重。故在闻宋之郊告归之日，乐民皆求留任。

宋之郊在官期间，先后变卖了自家于南北洛（村名，在峄县境内）土地十余顷为公所用。致使乐民得知后合赠《熙时良牧》、《华封霖雨》等大字牌匾，不远万里送到他的家乡苍山县向城镇梧桐村。

宋之郊善能诗书，少年即被堂兄宋之韩爱重，故存诗多有唱和。如宋之韩题有《家万生兄戊戌〈1658年〉年计偕南归，诗以讯之》一诗句云：“可怜望断苍生眼，何事阿兄著画灰。”似在呼唤他们这些为地方官的兄弟们，应以救民水火为己任。

宋之郊的诗，今存不到二十首，皆状物抒怀，寄以深邃，特别是《和西山舅氏咏鹤》诸作，令人神往。所谓“西山舅氏”即其舅父孙一脉自号“西山居士”。而孙一脉当时于明末甲申（1644年）年国变后，流落异乡，后闻南明小朝廷垮台，毅然投水殉节，如此高风，对他影响颇深。

宋之郊现存笔帖、《家报》等遗墨，其风格草行兼杂，飘逸潇洒，较之“钟王”过之。 宋念祖，字际庭，号敬思，山东省苍山县贾庄乡长新桥村人，明朝崇祯佥都御使宋鸣梧之孙，同朝户部侍郎、南明监国首辅宋之普长子；生于崇祯壬午年（1642年）九月二十三日辰时，卒于康熙丁酉年（1717年）二月二十二日未时，享年七十六岁。

宋念祖天生英伟丰颐，白面美髯，少年即文才洒脱，豪爽风雅，举手投足磊落不凡，气度高致。

宋念祖是由官生授河北安肃县令。安肃地近京师，满汉游民杂处，境内素称难治，宋念祖生性倔强，不畏强权，他到任后以清廉自矢，执法如山照章办事，不仅除掉长期横行霸道的祸害，而且还杜绝了请客送礼拉关系的恶习，为众多的被冤枉者平了反，昭了雪，使安肃县成了当时有名的“平安县、模范县”。宋念祖也由此受到了当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

康熙二十九年（1690）七月，皇帝御驾亲征噶尔丹，其奉委办理军需物品，因勤劳任事，成绩显著，为皇上所知，随升广东儋州牧（今属海南省），后皇帝认为其才貌俱佳，可以重用，特晋升其为管理“河工”事务的官员，但因其为官几年中从噶尔丹到广东儋州，千里迢迢，历尽艰辛，积劳成疾，被迫辞职还乡。

宋念祖还乡后谢绝嚣尘，隐居村落，终年不入城市与邻村户外，闲暇则以丝竹怡悦，及至足疾不能履行，只能由几人抬着木车出入家庭中。有时他酒酣兴发，豪论风生，念念不忘当年的豪情壮志。1716年秋，弟弟宋瞻祖自京师归来，他听说后高兴的不得了，瞻祖赶来问候他，但他却只能卧床与兄弟握手言欢，之后便一病不能起，于次年二月二十二日谢世。 宋瞻祖，字绍庭，号缄斋，山东省苍山县贾庄乡长新桥村人，明朝崇祯佥都御使宋鸣梧之孙，同朝户部侍郎、南明内阁大学士首辅宋之普次子；生于康熙癸卯（1643年）十月二十日寅时，卒于雍正十年（1732年)十二月初十日酉时，享年七十岁。宋瞻祖由太学生选授詹事府主簿，转任太常寺典簿，再升光禄寺署正，后遇万寿覃恩，授承德郎，升任大理寺寺正，再升刑部浙江司员外郎，丁内艰服阕补刑部山西司员外郎，后监督富新仓，因看破官场的黑暗和丑恶愤而辞职，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宋瞻祖七岁丧父，由生母余安人一手抚养成人，十几岁便能支撑门户，操办家务，后因受贪官沂州牧陷害入狱，平反昭雪后，在母亲余安人的鼓励下于四十五岁时才走向仕途进京为官。六十岁时辞官归乡后，宋瞻祖每日里“优游林下，隐迹中村，耕田植树，不入城市”，从没有清闲的时候。他救急救难，为地方和百姓做了不少善事、好事。

宋瞻祖一生好学，尤其沉迷于中华历史文化的研究，就在去世时还在熟读“通鉴”，随书坠地而逝。

宋瞻祖历官五任，于仕途十五年，恪守祖父中丞宋鸣梧家训：“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被后世称为一代清吏。同期史官湖北天门县人唐建中和山西潞安府知府左文言分别为其撰写了传记，详实客观地介绍和评价了他的生平和政绩，现被收录在《琅琊宋氏家谱》中。其详细记录宋瞻祖生平的《缄斋府君年谱》，现被珍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内。 宋名立，字令闻，号补斋，今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卞庄镇纸坊村人 ，岁贡生，诰授奉直大夫，历任河南裕州、汝州知州，四川达州直隶州牧署，顺庆府知府；生于康熙戊寅十二月十八日寅时，卒于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戌时；配胡氏，诰封宜人；侧李氏，勒封孺人。

宋名立为官清正，所到之处口碑颇佳，政绩卓著，史书多有记载。

宋名立好学上进，知识渊博，不仅能文善书，还先后组织主持编修了《汝州全志》、《裕州志》六卷、《达州志》等地方志书。其所亲撰手书的“汝州全志序”、“达州志序”和“琅琊宋氏二修家谱序”等，更是文采斐然，字体洒脱，颇具大家风范。 宋澍，字沛青，号小坡，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车辋镇车辋村人；生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辛未十一月二十七日，卒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丁卯十一月十三日，享年五十七岁；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辛丑科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改任吏部主事，擢升郎中,又历任刑科给事中和江南道、京畿道、监察御史，乾隆六十年(1795年)，充任湖南乡试正考官，后任陕甘学政；后因病辞职回归故里，其子孙多有仕宦。

宋澍自为官以来“一典试、三分校、一督学、两查仓、两巡城……”政绩卓著，深得朝廷信任和百姓称颂。

宋澍一生博学多才，嗜学如命，好购书籍，注重收藏，古文诗词无一不精，特别是在《周易》研究领域颇有建树，所精心撰著的《易图汇纂》等专著，极具权威，风靡一时。

宋澍去世后，被嘉庆皇帝敕封为中宪大夫，文武百官无不致函或到沂州祭拜。兵部尚书初彭龄更是特为其亲笔撰写了长达两千多字的传文，现藏于《琅琊宋氏家谱》中。 宋献章，字文舫，号蕴亭，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大仲村镇车庄村人,由贡生授光禄寺署正，历任江宁府督粮同知、扬州府知府、诰授奉直大夫、晋封中宪大夫。他生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十三日子时，卒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九月初七日午时；享年56岁。

道光四年（1824年），宋献章补任四川石柱厅同知，因同他人对调获任江苏江宁府同知，到任后兴修水利、处理积案，政绩斐然。道光七年（1827年），宋献章升任扬州府知府，在任期间他办理乡试、负责供给，工作认真，事无巨细,深受学子的欢迎和上司的称赞。道光十五年（1835年），江淮先涝后汗，百姓危机，宋献章奉旨采购粮食，救济灾民，日夜来往于山东济宁、滕州等地，时间长达数月之久。因天气炎热和过度劳累，他不慎中暑，回到江南后，因医治无效，不幸病逝于府衙内。

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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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 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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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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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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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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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枫川陈氏族史》《中国吴氏通书》等。

在内容与谱例上，新修家谱也有不少变化。如传统的家谱是以父系世系为轴心的，而新修家谱中比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儿也能入谱，如果是独生子女，女儿也作为世系传人记录。另外，在编撰体例上，部分新修家谱开始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诸如组织机构、医疗卫生等内容在家谱中也有出现。

符（fú）

符姓是中国知名姓氏之一，符（fú）姓源流单纯，出自姬姓，周族始祖后稷的后代，以官名为氏。据《元和姓纂》记载：“鲁倾公孙公雅，为秦符玺令，因为氏琅琊。”又据《姓氏急救篇》上说：“符氏，鲁倾公之孙雅，为秦符令，因氏焉。” 以上文献说明，符氏得姓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宋版《百家姓》中排名第251位。

符，本义信也。古代称为符信，是出入关门的凭证，也是朝廷传达命令、调动兵将的凭证。最早的符乃是虎形，战国时期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兵符就是虎形的。唐初改为鲤鱼形，武则天登基后则改为龟形。符最早为竹制，以后有金制、铜制、玉制多种，但不管用什么质制，都是一分为二，双方各执一半，合之以验真假。因此，引申有符合之义。进而形成一种有权力的官职。符氏族应是世袭此官职的家族，符人以符为氏族原始图腾和族徽，最终出现符姓。

扩展资料：

符（Fú）姓源流单纯，源出有一： 

出自姬姓，周族始祖后稷的后代，以官名为氏。据 《元和姓纂》记载：“鲁倾公孙公雅，为秦符玺令，因为氏 琅琊。”又据《姓氏急救篇》上说：“符氏，鲁倾公之孙雅，为秦符令，因氏焉。” 以上文献说明，符氏 德姓是在 春秋战国时期，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所谓符，是古代朝中传达命令、调遣名将所用的凭证，先用金、玉、铜、竹或木制成某种形状，再从中间剖成两半，君王的使者和被调遣者各持一半，传令时相合，以检验真假。

战国时，鲁国被楚国灭掉以后，末代君王鲁国倾公有个孙子叫公雅，后来在 秦国担任符玺令，其后人便以符为姓。符姓发祥之地，根据学者考证，在今河南省 淮阳县一带。公雅的子孙，目前遍布全国各地的符姓人家，追根究源，他们的老家是在河南。望族居 琅琊郡（今山东省 诸城县）。 

得姓始祖：公雅。符姓追根溯源，是远古黄帝的后裔。相传黄帝降生在一条称做“姬”的河边，他的后代便姓姬。据《元和姓纂》和《姓氏急就篇》载，符氏是姓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残暴的商朝末期， 周文王姬昌和 周武王姬发，打败商朝建立 周王朝。

周文王的儿子 姬旦和孙子姬 伯禽的封国就是东方的鲁国，在鲁国传位三十多代，至 鲁顷公。顷公的孙子公雅任秦国的符玺令，他的子孙便以祖之官名符为姓。因此说符氏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是真正意义上的黄帝后代。故符氏后人奉公雅为符姓的得姓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