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袁义达说，在宋代以前，中国的家谱只能“官修”，也就是说，只有帝王将相、名臣才有资格修家谱。普通人如果要修家谱，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属于“犯上”。

　众多家谱上，都有个“亮闪闪”的名人是自己的先祖，或为帝王，或为名臣。

　比如，有的李氏称李唐皇帝为本族始祖，萧姓则号称自己这一支先祖为萧何，张氏则拉张良、张飞等为自己的祖宗……

　其实，“攀附”名人并非简单如阿Q般“我祖上比你阔多了”。这样做，除敬重祖先的思想外，老百姓也有自己迫不得已的原因。

　宋代以前家谱只能“官修”

　近日，河南商报记者采访了华夏姓氏源流研究中心主任袁义达。袁义达长期从事姓氏群体遗传学研究，曾任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室主任，出版过《中华姓氏大辞典》等著作。

　袁义达说，在宋代以前，中国的家谱只能“官修”，也就是说，只有帝王将相、名臣才有资格修家谱。普通人如果要修家谱，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属于“犯上”。

　宋代以后，民间言论开放，普通人才开始修家谱。因为中间多年文献断档，没有人知道自己的祖上到底是谁，只能根据自己大概来自哪里，和哪个同姓官员的某一支重合，就直接跳过去了连接上了。

　当然，老百姓们这么做，也是受了刘邦的启发。众所周知，刘邦做皇帝前仅仅是个小小的亭长，出身低微。他当了皇帝后，竟然拐弯抹角把自己的家谱续成了炎帝之后。老百姓一看，皇帝都这么干，大家当然可以效法。于是，几乎所有的家谱，往上数祖先必定是名人，因为普通人根本就没有家谱传下来。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登基后，曾有人要为他续家谱，想把宋代大理学家朱熹认成他祖先，但最终放弃。有人说，是因为年代太近，朱熹子孙尚在，朱元璋实在不好蒙混；也有人说，是朱元璋后来自己没同意，而是把自己讨饭的经历给写上了。

　家谱文化是一种信仰

　如果家谱是这么来的，那它还可信吗？袁义达说，家谱文化，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种信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保留几千年的家族文化。这种信仰，也是对祖宗的敬畏，让人有根有源，知道自己从哪儿来。

　实际上，对于家谱，前面是真实的，后面也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家谱前面多少代，因为有文献记载，是有据可依的；最近数代，牵涉自己的叔伯、爷爷、曾祖等，也是真实的。唯一的断层就是在文献缺失的那些年代。

　“曾经有人发现，一个县如果有5个进士，那么全县同姓的人都认这几个人为祖先，难道这几个进士就没有兄弟吗？其他人都去哪儿了？”袁义达说，这就像是一棵大树有众多分支，你本来属于第三支第五根，但是你认了第一根，中间的差别其实并不大。

　说到底，中国的家谱文化，就是整个民族的血脉信仰。

　袁义达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黑人开始寻根，由此带动了华人寻根。和他们不同的是，我们有家谱，追根溯源，就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不管中国的社会结构如何变化，只要姓氏文化不丢，我们的文化就能传承。

　姓氏轶事

　朱熹的“序”被多个姓冒用

　除了认名人当祖先，以前还有人喜欢假托名人作序。史料显示，朱熹作谱序的家谱多达十几个，有的是真的，有的则是伪作。

　他的一篇谱序，竟为周、黄、刘、戴、吴、洪等姓氏的家谱同采用，其中只姓氏一字之别，其余文字均雷同。

　明清时期，甚至有了职业“谱师”、“谱匠”，专为一些家族制作假冒伪劣家谱。

　如今，随着寻根和民间修谱的兴起，“谱师”这个职业又重出江湖，甚至有了专门的修谱公司。

　有学者说，这应了“盛世修谱”这句话，也跟“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的修谱传统有关。

　在南方一些城市，如今的“谱师”月入上万元，甚至上百万元。但有些“谱师”修出来的家谱并不靠谱。修家谱需要仔细考证，要把每个人诞生、工作、嫁娶的轨迹都找到，何时迁徙、埋葬在哪里等都要弄清楚。掌握好这全部的要素，并不是一件易事。

　刨根问底

　五百年前是一家？这事真不一定

　常常有两个同姓的人初次遇见，会笑称“五百年前是一家”。也有人会主动和名人搭关系，比如姓孔的就认为自己是孔子后代，姓关的认为自己是关羽后代。

　不过，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有学者解释称，一方面，同一姓氏最终追溯到老祖宗，不可能是一个人，而应该是一个家族。比如姓孔的，老祖宗可能是孔子，也可能是孔子的兄弟。再比如，中华民族所有姓氏追溯到头就是炎帝和黄帝，但不可能只有这两人，而是两个家族。

　更重要的是，在姓氏流传和演变过程中，会影响一个姓氏“血统”的纯正。大量的赐姓、改姓，还有姓氏避讳等，都使得“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说法难以成立。

　“岳”姓是怎么来的？

　近日，有岳姓读者打来电话咨询岳姓的来历。

　据袁义达、邱家儒主编的《中国四百大姓》，岳姓在姓氏排行榜中列第124位，总人口大约149万。

　“岳”和“山”有关，来源于先民对大山的崇拜。岳姓源出风姓，伏羲氏后代。相传在尧舜时期，有大臣羲和，掌天地四时之官，擅长观察天象，发明了日历，因此为尧执掌历法。他的后裔建立了羲、和两国，在今天河南登封、荥阳、巩义一带。

　岳姓血脉一直纯正，几乎没有混入过外族的血脉。南宋民族英雄岳飞遇害后，他的后代和族人有北上东北的，在辽宁定居，到明清时，和当地满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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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一直都是在中国社会中权重占比很大的管理制度。

如今，为了孩子升学买学区房，就是现代户籍制度的一个缩影。在明清时期也是一样，老百姓为了能参加科举，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户籍，还有田产。

朱元璋上任后，执行“里甲制”一百十户为一里，每10年编修一次。这个制度以保障部分公民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以个人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通过这种登记，老百姓的田产就得到了官府的认可。

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入籍。

入了籍，向朝廷纳了粮，等于行使了自己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于是，也就有了可以参加科考的权力。而那些流民们耕种的土地，由于自身无户籍，当然，就没有合法性了。户籍，如此之重要，所以，在各家的族谱中，都会“浓墨”的书写一番入籍的地位等等。

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有了户籍，才被认可是国家的“子民”，才能有去开发、利用土地的资格，以及可以参加科考的资格。

这里就有一个案例：

说的是蓝山的一个家族，从记载这个家族入籍祖以及土地纠纷案，就可以看出当时户籍制度的“强大”功能。《钟氏族谱·阖户宗祠》非常浓重地介绍了入籍祖，并将其和始迁祖并列，是“百世不祧之宗”。虽然，二人只差一代，但“入籍”的功劳却显得意义非凡。

再来看《钟氏族谱·阖户田租表》，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止，这位钟姓户祖的祭田数量排列第一，地位更是无人可撼动。根据族谱记载，开立户籍是在明初，祖先于元延祐间，从江西迁至湖南蓝山，并定居在黎家头。

因为，黎家从宋朝开始，就是当地的大户，到了元代中期，家族没落，到了钟家第三代时，黎家的很多家业，陆续归钟氏，钟家开始起家。就家业而言，第三代贡献更大些。但若是没有户祖的“开立户籍”，这里所有的一切，都不会得到官府的认可。

当然，他人也不会认可。

到了修谱的1936年，其家业已相当雄厚，山场的南北长度有三十来里。之后，也正是有了户籍，名下的所有产业，才得到了官府的认同。也因此，如果发生土地纠纷时，就会占据有利的一方。光绪十六年（1890年），钟家就发生过一起和雷家的土地纠纷。

根据族谱记载的官方判词，判雷姓族谱所写为假。因为，字迹不符是伪造的，所以，有争议的土地一概为钟姓管业。可见，两家为了争夺土地资源，都出具了族谱。甚至于，雷姓一家为了利益制作假的族谱。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族谱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除了记录先祖的事迹，还能成为证明“家业”的有利证据。

还有一个类似事件，是发生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钟姓和崔姓的一桩墓地纠纷。根据文字记载，崔土保兄弟立了一份契约，保证不在“坟山顶脑上开挖、栽种生理”，还请了公证人。虽然，崔家买的土地和钟家的墓地挨着，但未必一定会跑到隔壁墓地去开挖栽种。而钟家却认为这会坏了风水，要求崔家立下契约，否则，就会以此为据告官。

再来看看户籍和科考的关系。

根据《大明会典》，洪武十七年（1384年），朝廷规定：各府、州、县生员乡试前要“各具年甲、籍贯、三代”。

清代的规定更加详细，就是为了防止“冒籍”。如有违反者会有重罚，“生童有籍贯假冒者，尽行褫革，仍将廪保惩黜。”除此，还规定：祖上要入籍20年以上者，且名下的家业在官府有登记，才有考试的资格。

那么，为何科考如此重视户籍？

因为，有名额的竞争，今天亦是如此。以《蓝山县图志》记载的一个事件为例：在康熙年间，湖南蓝山、宁远二县，就出现了一桩户籍争端事件。

大慈乡四十六村原属于蓝山县，和宁远县距离较近，便到宁远县购置田产庄粮，向宁远县交纳钱粮。那时，新来了一位县令，“不查来历”，就将四十六村村民归了宁远县籍。但老百姓不愿意了，因为，当时每个县的科考名额是有规定的。根据该县的整体“文风高下”，以及缴纳钱粮人口的多少作为基准。

最终，四十六村的村民不仅回到了蓝山县，还为蓝山县令建祠树德政碑。

由此可见，户籍对于科举有多重要。

当然，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移民迁入，都会让和土地、科举密切关联的户籍地位越发重要。除了这些，如：身份认同、社会地位等，都和户籍有关系。即使放到现在，户籍依旧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

时至今日，户籍在我国的地位还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它贯穿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日常出行，大到结婚生子，买房买车等。试想，如果你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那将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这样的你，还怎样在现今的社会生活呢？简直是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