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澄清一点：

学界对「夏朝」的质疑，并非由于考古没有发现「夏朝」的遗迹，而是直接来自中国文献的内证。

「质疑（否定）夏朝」的想法本来就挂在清代学术的逻辑链上，这是清代学术发展的必然产物。我当年看清代今文学派著作的时候就开始考虑「唐虞夏」的真实性了，而我也曾对夏朝的质疑嗤之以鼻。所以质疑夏朝实在是非常自然的想法，绝非二三学者故作惊人之语，更无关「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论。至于后来西方考古学介入，则又是另一回事了。

这个问题之所以稍显复杂，是因为所谓「否定夏朝」中的「夏朝」经常指代不明：是禹建立的夏朝？是商灭掉的那个夏朝？还是指商朝以前的某个文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虽然会交叉，但实质是两码事，不应该混淆。人们常把几个问题杂糅起来讨论，有时还夹杂着民族情绪，当然得不到任何有意义的结论。

《史记》里的夏朝至少得分为三段看，一是禹，二是启至于少康，三是后期包括汤灭夏，乃至周朝的杞曾诸国。前两段神话气息较重，拼凑痕迹明显，第三段可能则有事实遗存，但目前没有发现直接的对应。

本文可能会多次引用下面这篇回答：

大家相信尧舜禹传说中近乎童话的「禅让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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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繁复，下文提到此回答时，皆简称《禅让制》。

〇《史记》记载

按例先复述一下《史记》的记载。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

……

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

……

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

……

太康崩，弟中康立，是为帝中康。

……

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帝予崩，子帝槐立。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廑立。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为帝孔甲。

……

孔甲崩，子帝皋立。帝皋崩，子帝发立。帝发崩，子帝履癸立，是为桀。

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桀谓人曰：「吾悔不遂杀汤於夏台，使至此。」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汤封夏之後，至周封於杞也。

《史记·夏本纪》

《史记》中的夏是一个和商周并称的朝代，所谓「三代之记」。先祖维禹，以治水有功，帝舜禅为天子。厥后禹子启即位，传十五帝至于帝桀。帝桀愆德，成汤伐之，遂失其命。周初，封其后于杞。

（没啥好讲的……(￣∇￣)

一「禹」

我在《禅让制》一文中已述及：禹本为天神形象，亦不与「夏」相关，至春秋末左右降格为人王。所以这里只拣其要讲一下，具体细节可参看彼文。

ps再强调一下，以下是叙述不是论证，中学生们不要拿着「天命」杠。

现在最早关于禹的记载来自西周末的「豳公盨」：

天命禹敷土，隳山，浚川。《豳公盨》

禹在这里是一个天降的创世神形象。

其次是目前断为西周文献的《清华简·厚父》：

……闻禹……川，乃降之民，建夏邦。启为后，帝亦弗恐启之经德少，命皋陶下为之卿士。《清华简·厚父》

竹简有残，文意大概是说：天帝命禹治水，然后建立「夏邦」，并立「启」为君后。这里虽然同时出现了「禹」和「夏」，但「命禹治水」、「建立夏邦」的主语都是上帝，是禹平完水土后，上帝命启作人间夏邦的王。禹既不是夏的国君，启也不是禹的儿子。「禹」和「夏」实际上还没有产生直接关联。

至于为什么这里的「天」和「帝」都指「上帝」，可参看这个回答：

请问一下为什么周朝君主称「王」，汉朝君主称「帝」，唐、宋君主称「宗」呢？另外封号尊号谥号有何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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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说法不能不视为《史记》记载的前身，于是在后期的传说里，禹成了夏朝的始祖，并做了人间的王。所以禹和夏扯上关联，本是后世传说的融合，那么简单的逻辑问题来了：「禹不存在」能推出「夏不存在」吗？——不能。

「禹」和「夏」本是两个问题，现在得把他们先剥离开。

附带提一下禹传说的来源问题，与本文主线无关，读者可自行跳过。(￣∇￣)

汉朝对禹的记载都一致指向西羌，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大禹出於西羌。《新语》

故禹兴於西羌。《史记·六国年表》

皇甫諡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是也。《史记集解》

大禹出西羌。《后汉书·逸民列传》

禹父鲧者，帝颛顼之後。鲧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胁而产高密。家于西羌，地曰石纽。《吴越春秋》

禹的功绩除治水外，还有一项「征有苗」。

分北三苗。《尚书·尧典》

何迁乎有苗。《尚书·皋陶谟》

苗顽弗即工。《尚书·皋陶谟》

三苗丕叙。《尚书·禹贡》

禹曰：「济济有群，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禹誓》

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於庙，犬哭乎巿，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袛，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後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墨子》

《尚书·吕刑》的作者是西周的吕王，叙述了一个「上帝遏绝苗民」的传说：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尚书·吕刑》

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无辞于罚，乃绝厥世。《尚书·吕刑》

又云：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家殖嘉谷。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尚书·吕刑》

所谓天降「三后」：伯夷、禹、稷。伯夷是姜姓的祖先，《史记》云：「姜姓，伯夷之後也。」稷亦出自姜原，都是西羌的祖神。吕氏本出于西羌，这自是吕王讲述西羌的传说，并称的禹自然也与西羌关系密切。

《后汉书》云：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后汉书·西羌传》

所以禹当为西羌的神，故和西羌灭苗的传说关联。

另外，禹平水土，制画九州，《书·禹贡》序云「禹别九州」，又云「九州攸同」，「九州」一词与禹自来联系颇密。但古人意识里的「九州」，却不一定像今天一样指「中国」。《左传》云：

晋籍谈、荀躒，帅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帅，以纳王于王城。《左传·昭22》

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左传·哀4》

晋地有所谓「九州之戎」，「九州」自是一地之称。「九州之戎」即「陆浑之戎」[1]，又名「允姓之戎」[2]，本居瓜州[3]，范宣子称之「姜戎氏」者[4]，可知亦出自西羌。

禹在古书中亦多称「戎禹」，故可推测所谓「九州」本指一区划而言，禹则为其地居戎之宗神。之后禹渐变为天下之共神，「九州」亦扩大为天下的代称[5]。而「九州」确指哪九个，自是后来附会上去的，所以当然从来都没有确切的说法。

至于禹的父亲鲧治水被诛、鲧化黄熊、鲧的肚子剖开生禹这些故事，则又是另外一些不同层次的传说的糅合。不想写了，还是说「夏」的问题吧……(￣∇￣)

二「夏」

质疑夏朝的文献动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文献中的「夏后」，一个是文献中「夏」所指代的疆域。因为这些事情细究起来，其实都不太正常。

在讨论前，先明晰一下概念。当我们提到文献中「夏」的时候，它一般有两种指代：一个是指与「商」「周」并称的「夏朝」，一个是「夏朝」所辖的区域。

1「夏后」

「夏」如果是和「商」「周」同为朝代名，就应该和「商」「周」一样，但称「夏」即可。但事实上，文献中「夏」和「商」「周」并举时，常常称「夏后」或「夏后氏」，而不言「夏」，这其实很奇怪。传说中「夏」之前的「虞代」，也从来没这个毛病。

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论语》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孟子》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孟子》

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孟子》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墻置翣。《礼记》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牺象，周尊也。《礼记》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舆。《周礼》

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国语》

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数百岁矣。《墨子》

这样的文例非常多，不烦枚举，皆以「夏后」、「夏后氏」与「殷」「周」并称，这个现象并不正常。

一般认为，这是因为夏朝称王为「后」，所以「夏」可以称「夏后」。但这个解释其实相当糊弄，文献中商王亦称后，但绝无「商后」、「殷后」的叫法。而且用「夏王」这样的词和「商」「周」朝代并举又是几个意思？《史记》中还有「夏后帝启」、「夏后帝相」、「夏后帝少康」的说法，「后」与「帝」并举，竟不避赘复。这只能说明「夏后」为一连语。

所以「夏后」的叫法需要一个解释，并不能简单当一个朝代名处理。

2「夏」的疆域

「夏」所指代的区域实际有两个，一个是后来的晋地，一个几乎泛指整个中国[6]。

《左传》所谓「夏虚」者，实为古唐国所在，亦是周初晋国初封之地：

命以唐诰，而封於夏虚。《左传》

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左传》

另一方面，「夏」的指代范围又极广：

文献中有「诸夏」：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

诸夏亲暱，不可弃也。《左传》

诸夏从戎，非败而何。《国语》

有「华夏」：

楚失华夏。《左传》

有「区夏」：

用肇造我区夏。《尚书》

有「东夏」：

闻君将靖东夏。《左传》

抚征东夏。《左传》

实谗败楚，使不规东夏。《国语》

「商」「周」并非后世的大一统王朝，实际控制疆域不能覆被中国，但「夏」指代的区域极广，中国地域皆可称「夏」，后来也常作为与「蛮夷」相对的概念出现。如果「商」之前有一个叫「夏」的朝代，其区域绝不当如此之广。「诸夏」的叫法就更奇怪了，一个国族名前加「诸」，是在暗示有多个「夏国」不成？

反证法：

现在我们假设「夏朝」存在，并忽略「诸夏」这种称呼的诡异之处，那么要么这两种区域指代有关，要么无关。

如果有关，我们需要解释这种关联，比较自然的猜测是：「夏」本是一个立都于晋地的朝代，但后世悠远，逐渐认为这个「夏」的疆域覆盖极广，所以又用「夏」指代中国。那么这样首先就承认了「夏朝」至少在疆域上是有构拟的成分，其次也会出现难以解释的问题：文献中提到「夏虚」的时候，似乎只是在叙述一个建都于此的国家，并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大统一王朝对待过，这样两个概念实际出现了割裂。而且「区夏」、「诸夏」这样的概念出现得相当早，远早于「大一统」思想的出现，那个时候既没有国家曾经有过统一的事实，也没有统一的征兆，所以对一个事实存在过的王朝进行这样的构拟是很不自然的，但同时期也没有相似的概念产生。

如果认为无关，也同样让人难以接受。「夏」同时指代一个朝代和中国，概念上有极大的交叉，却又彼此独立，互不相关，这实在不是一个好的解释。

这自然指向了「夏朝」可能不存在，并启发人寻找新的解释。

3周人自称「夏」

除了以上两点，还有一个稍显奇异的现象。

周人在《尚书》里对「夏」的记述实际也有两种，一方面把「夏」当作「商」之前的朝代，一方面又把自己叫作「夏」，比如《周书》常自称「我有夏」。

传统的解释倒也很合理，说周人自认为是夏的后裔，故自称夏，也没毛病。这种解释确实非常通顺，不过其中有一个例子是周王自称「夏后」，这就又稍显奇怪了。

今本《尚书·顾命》云：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用克达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训，无敢昏逾。

「在後之侗」一句古文本作「在夏后之詷」[7] ，审前后文可知这里的「夏后」指的就是周王。今本这句的「夏后」被改为「後」，只能说明后人不理解为什么周王可以称「夏后」，所以对文本进行了篡改。

4「夏」==「下」

以上诸现象并非完全不能解释，比如将「夏后」拆解为「夏王」，比如「夏」广阔的地域指代是对「夏朝」的疆域构拟来的，比如认为周是夏人后裔，故可自称「夏」，周王亦可称「夏后」。但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统一而简单的解释？

我们可以把上古史的构拟视为一个建立模型的过程，文献是其数据。这个模型不能太复杂，随文释义是总能附会出一个解释的，但这明显容易过拟合。我们希望找到的是一个简单正则、解释力又强的模型。



好的模型



过于复杂的模型，对于已有数据能完美解释，但预测效果极差（过拟合）。



过于简陋的模型，已有的数据都不能解释（欠拟合）。

a夏国

回到《清华简·厚父》：

……闻禹……川，乃降之民，建夏邦。启为后，帝亦弗恐启之经德少，命皋陶下为之卿士。《清华简·厚父》

文中说，上帝命启为夏邦之后（姨，这不就是「夏后」吗？）。古文献「邦」今本常作「国」，「夏邦」即「下国」，而「下国」乃《诗经》常用语：

奄有下国、俾民稼穑。《閟宫》

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长发》

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厖。《长发》

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殷武》

皆言「下界（人间）之国」，常与「上帝」对举，所以这里的「夏邦」当与《诗经》同，理解为「下国」更合理。出土的秦公器也能为之佐证。

秦公钟：

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造有下国，十有二公不堕在下。

秦公簋：

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迹，十有二公在帝之坏。

在同样的格式里，一作「禹迹」，一作「下国」，所以「禹迹」和「下国」实际上是对等的概念。「禹迹」即禹平水土后的世界（见《禅让制》），联系《厚父》所载：上帝命禹平水土后，建立「夏邦」，命启为后。两相对比，这里的「夏邦」就是「下国」，实指「下界之国」。

b夏民

文献中「夏」「下」混用的现象很多，「下阳」或作「夏阳」，「下邑」或作「夏邑」。《山海经》云：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大荒西经》

「夏后开」即夏启，言夏启上天界得《九辩》与《九歌》之乐后回到下国。《离骚》云：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

王引之即引《山海经》的故事，读此句为「下康娱以自纵」。因为在早期传说里，夏启并不是一个正面的形象，《墨子》云：

於武观曰：「启乃*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大，天用弗式。」

夏启「*溢康乐」的定位和他上天窃取《九辩》《九歌》，《离骚》所谓「康娱自纵」的形象其实是一致的。

《山海经》又云：

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海内经》

云上帝命羿降于下国，治恤民难。而《天问》云：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

联系《山海经》所载，此处「夏民」即「下民」，言「下界之民」。「下民」亦《诗经》常用语：

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万邦之方、下民之王。

上帝板板、下民卒瘅。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

捋采其刘、瘼此下民。

天命降监、下民有严。

「下民」亦常与「上帝」对举。

c夏都

《山海经》云：

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

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巖。

颇疑所谓「夏都」即「帝之下都」。

第二条提到羿，亦当为羿与夏朝故事的神话背景。

所以「夏邦」即「下国」，「夏民」即「下民」，「夏都」即「下都」，皆指「下界」而言，与「上帝」相对。文献中「后」亦常与「上帝」对举，杨宽先生因而指出：「因疑「夏后」即「下后」，为「上帝」之对待名称，而夏代之名即由此出。」[8]

故「下后」原指「下国之王」。神话中夏启是上帝命为下界的王，故能名「夏后启」，《厚父》所谓「建夏邦，启为后。」者正用此义，这也是为什么周王也能自称「夏后」的原因。因凡人间皆为「禹迹」（见《禅让制》），实为「下国」，当然哪里都可以称「夏」，以故「夏」的指代区域能如此之广。人间万国皆为「下国」，自然也能称之「诸夏」。于是上文所说的三个现象都可以得到统一的解释。

由于这种传说和「禹」的传说似出一源，所以「夏」亦常指「西方」，前文「东夏」犹言「东西」。

三「夏朝」

继续整理一下逻辑，前文提到过，「夏」所指一是时间线上历时的朝代，一是一小一大的地域指代。

文章第一段把「禹」从时间线上拿出去，第二段解释了朝代名「夏后」、并将「启」从夏朝的时间线上剥离开，同时解释了「夏」的地域指代中大的那一部分。现在还需要解释朝代中启以后的部分和地域指代中小的那一部分。

1夏朝前期

夏启后面有太康、中康、少康，其间还掺杂着后羿夺位的阴谋故事，这个故事细究起来非常混乱。首先「三康」的名字非常齐整，与后面诸夏王的名字不类，其中涉及的各种名字在不同书里说法都不太一样，后羿也有好的坏的两种形象，解释为一个部族中时代不同的两个后羿太过牵强。

总之这里真是乱成一锅粥[9]，我实在不想写了。但看看这些故事似乎都和夏启的神话有关系，所以我决定把这一段夏史和夏启打包在一起丢掉，那么我们开心的发现，只用解释夏朝后期的故事了。

2夏朝后期

但这其实并不让人开心，因为没啥好的解释。

《史记》中夏代的世系是有的，我们目前做的是把前面一段（从夏禹到少康）视为神话，从信史里踢开，但后面那些夏王名字还在那里，总不能都丢到神话里吧？实际应该解释的也不止于夏桀，周初封建的杞国也应该算到夏的历史里考虑。

陈梦家有一个想法，认为夏世系是从商世系中分化出来的[10]。但这个解释不好，有点强行，而且在的地下资料，印象里没有什么支持的证据。

所以我决定把这一段世系和还剩下没解决的那个「地域指代中小的那一部分的夏」的问题裹在一起处理。即在后世晋国的那个地方，确实有个国家，也不知道为什么那里就叫「夏国」了。

这个国家的迁徙不太清楚，王城岗，大师姑，偃师，东下冯，二里头等等不知是否有关，这些遗址在考古上可以看到其中的传承演变。也可能就是《夏本纪》里后一段的世系，包括商诛夏桀的事情都是这个国家。

《商颂》称颂商汤功绩的时候，实际灭了四个平行的国家：

韦顾既伐、昆吾夏桀。《长发》

即韦国、顾国、昆吾和夏桀，这里也并没有给人一种夏是宗主国、大王朝的感觉。

而周初封夏的后裔于杞，也是这个国家的后人。

四总结

好像把挖的坑填完了……( ´▽｀)

总结一下吧：

1禹本为西羌的创世神。

2「夏国」来源于「下国」，「夏后」来源于「下后」，皆出自上帝命启为下后的传说，夏朝前期的「史事」都与这段神话有关。「区夏」、「诸夏」等广泛的地域指代亦源于此。

3禹和夏后启的故事后来发生了融合，禹成了启的爹，启的形象也从昏君变成了明君，共同成为夏朝的先王。

4夏朝后期的史事可能来源于山西那边的一个小国，后来辗转迁徙，不知和王城岗，大师姑，偃师，东下冯，及二里头等等有无关系。再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这个小国的故事和禹启的传说拼接起来了，共同成为了现在意义上的记载的「夏朝」。

五「二里头」

说一下「二里头」吧。

先考虑一个问题，在「二里头遗址」被发现后，且其中没有与夏朝任何直接相关的证据的前提下，「夏朝存在」的概率会不会因为「二里头遗址」而增大？

用  表示概率，由贝叶斯定理：



注：其中  表示在A事件发生的条件下，B事件发生的概率。

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二里头」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文化」的概率大不大？

太大了。

不管是从地望来说，还是现在对其的考古发现来说，这里出现一个这样的遗址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那在夏朝存在的前提下，二里头这里存在一个遗址的概率大吗？当然也大。所以  这一项能得出它远大于1的结论吗？不能。

所以我们并不能在「二里头这里存在一个遗址」的前提下，得到「夏朝存在」的概率  比单纯考虑「夏朝存在」的概率  大很多的结论。

这个概率相当于什么呢，比如我家谱说我的祖先是商汤，现在挖出来一具生活在亳地的尸体，验一下DNA发现真的可能是我祖先，于是我高兴地拿出家谱宣称 ：「这就是商汤啊！」有人质疑我，我就说：「你敢质疑我没有祖先？难道我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吗？」

荒谬的点在哪呢？该质疑的不是尸体，不是DNA检验，更不是我有没有祖先。我能在今天出生，我有个祖先这tm是废话，问题在于我的祖先是不是商汤，也就是说最应该质疑的是我的家谱是不是真实的。

现在相当于我们国家的家谱中写着祖先是「夏朝」，所以质疑的点并不在于商朝之前是不是有文化，商朝发达的文明当然有继承，不是凭空产生的，这毋庸置疑。问题在于这前面的东西，是不是就是文献中记载的「夏」。

我们需要在考古中找到一个真正能和「夏朝」对应的东西，这才能证明「夏朝」的存在。就像殷墟出土的东西，是完全能和商朝的记载对上。现在常说甲骨文里没有「夏」[11]字，其实就算有「夏」字也没鸟用，因为他和文献中的「夏朝」还隔着十座南山必胜客。同理，把「陶寺文化」说成「尧都」，也没有任何的证据，更没有丝毫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最后基于前文的分析给个猜测，禹、启及夏代前期的东西要找到基本是没戏的，后期的东西还有可能，但需要坚实的证据，而不是拉郎配。

我也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真正的「夏」啊……(⌒▽⌒)

六一些琐语

我在以往评论区，总看到有人宣称「疑古」已经被现代考古啪啪打脸的，这真是看了些考古记录片，读了些公号浮夸文，竟不知天高地厚了。「疑古」是一种科学研究的精神和方法，裘锡圭先生云：「如果说「走出疑古时代」意味着有了新的资料，应该不要再受到「疑古」学派一些不正确的具体看法的束缚，我是完全同意的。但如果是从「疑古」变成「信古」，我就完全不同意了。这是一个根本的态度问题。」林沄先生更是直截了当：「我们根本无须走出疑古时代。」

还总有人操心，觉得否定了夏朝，中华民族就失去了向心力。难道我们热爱中华是因为我们有夏朝？

请好好学习「四个自信」。(￣∇￣)

参考

^《左传》杜预注：「九州戎，在晋隂地陆浑者。」

^《左传》杜预注：「允姓之戎，居陆浑，在秦晋西北二国，诱而徙之伊川，遂从戎号，至今为陆浑县也。」

^《左传·昭9》：「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以来，使逼我诸姬。」

^《左传·襄·14》：「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

^顾颉刚《九州之戎与戎禹》

^文中「中国」与「中原」不加区分。

^《说文解字》：「《周书》曰：「在夏后之詷。」」

^杨宽《夏后解》

^可参考顾颉刚《夏史三论》

^陈梦家《夏世即商世说》

^甲骨文里可能是有「夏」字的

六七签 中平 古人占验：李元霸称雄

人虽勇力不能当，莫恃英雄独冠场；可挟泰山超北海，身心犹贵重存亡。

附注：

人虽有勇力。不可自恃。李元霸称第一英雄。能做得世间极难之事。能挟泰山以超北海。其身也要保重。虑其存而易亡。此心要持守。不可亡而不存也。求得此签者。必要存一点善心。凡事和霭。不以身犯险。自无不吉矣。

白话浅释

李元霸，隋唐时的第一号风云人物，年少力勇，武功盖世，为唐朝的建立，打下基础。可惜，英雄寿短，牺牲沙场。此签有提醒凡事不可锋芒毕露，搏得太尽，容易残。签语云：李元霸这人，虽然能力不可挡，但是，不要自恃年少气盛，到处耀武扬威，即使有力拔泰山、翻江倒海的力量，也应该顾及自己的生命。

做人不能一味靠恶、靠蛮力。

流年：表面无事，但潜伏著危机。

事业：不能光凭一股冲劲，凡事要多动脑筋。

财富：放弃“大鸡不食细米”的方针，求财宜在小处著眼。

自身：要谨言慎行，勿与人争斗。

家庭：欲求家宅平安，先要收敛自己的脾气。

姻缘：情侣间会有大争吵，勿因一时冲动而结婚。

移居：转换环境，亦是好事，要与邻舍和睦共处。

名誉：不要强出风头，做了事，勿贪功。

健康：出入小心，提防意外，令四肢受损。

友谊：待人要和蔼、诚恳，否则知己难求。

六二签 中平 古人占验：孔子不仕

美玉於斯韫匮藏，休求善价费商量；沽之亦可随相持，此物何须自看常。

附注：

美玉藏之於柜。必要有人来问。如肯出高价钱。然后发卖。不可为求人买。将自己看低。而贱价售之也。若求得此签。凡事不必心急。必须要待时机。而后方可动。如若自己看低自己。枉道求合。究不如守旧为高也。凡事平稳。无甚阻滞。渐见光明矣。

白话浅释：

孔子，圣人也。无论学识、道德、思想，都是万世师表，但是，他的仕途官运都不好，唯将毕生精神都放在教化学生和著书立说的学问工夫中。这支签，是说：一个人的才学，就像一块美玉，应该好好珍惜，收藏在柜中，并不是等待有好的价钱，然后出卖。而是要看机缘，假如遇上有眼光，真正欣赏自己的识货之人，那又是另一回事。怀才不遇的人，又何必常常顾影自怜呢？

流年：本身是有大运的，可惜时辰未到。

事业：您在未有别人垂青之前，仍宜守旧修身。

财富：未到行大财运之年，要开源节流。

自身：平安，但不要放纵自己。

家庭：家宅大吉，您可以助家人成功。

姻缘：蜜运不佳，暂且勿须考虑结婚。

移居：搬迁后的环境，一定会比现在的好。

名誉：不要看低自己，要胸怀大志。

健康：要养精蓄锐，身体健康是未来的资本。

友谊：勿与品格下贱之人来往。

三七签 上吉 古人占验：苏东坡游赤壁

月夜秋江下钓鳌，鱼形恰似四腮鲈；家藏旧酿堪盈斗，与友飞觞尽倒壼。

附注：

苏东坡月夜与友泛舟游於赤壁。钓得四腮鲈鱼。有一斗家藏旧酒。与好友共斟同饮。此乃快乐优游之景象也。若求得此签者。所谋顺遂。百事皆吉。处处顺利。

白话浅释

苏东坡虽然官运并不太好，但胜在名士风流，交游广阔，寄情于山水之间，对著良辰美景，与知己诗酒唱酬，亦人生一乐事。苏东坡游赤壁，写下了传诵千古的《大江东去》一词。这支签，记述苏东坡游赤壁的赏心乐事：秋月照在江水，与好朋友泛舟垂钓，居然钓到极品“四腮胪”，于是，把家藏的旧酒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共度这段欢乐时光。

流年：有天时、地利、人和、可以乐观。

事业：常有意外的收获，最宜与人合作。

财富：既要懂得赚钱，也要懂得享受人生。

自身：快快乐乐，无忧无愁。

家庭：家运兴隆，但要鼓励后辈学业。

姻缘：今秋结婚是个好主意。移居：迁居运势很强，到新地方有更好环境。

名誉：最好能保持谦逊、随和。

健康：无病无痛，但莫饮过量之酒。

友谊：在旅行时会结识有趣的新朋友。

说起明朝的大奸臣严嵩，大家的第一印象肯定都是很负面的，严嵩在政治上确实是一位误国奸佞，阿谀奉承，欺上瞒下，祸乱朝纲，结党营私。可以说一位奸臣该有的恶习他全都有，但是这样一个我们所认为的坏人，也有着温情的一面，他对他的结发妻子极好，一生都没有纳妾，只宠爱他的妻子一人。下面就和我一起来看看这个大奸臣另外的一面吧。

提起严嵩，人们自然而然会想起秦桧，原因很简单，他们都是大奸臣。人们印象里的严嵩，大概是集中了中国历代奸臣的所有缺点：陷害忠良、卖官鬻爵、疯狂敛财、纵容儿子和手下为非作歹

在他死之后，人们就给他戴上了一顶“明代第一奸臣”的帽子，一直遗臭了四百余年。

但是，一直为后室诟病的他也留下了一段佳话。

那就是他一生只有一个妻子，没有纳妾，夫妻两人20岁左右结婚，感情深厚，一直恩爱相处了60余年。

严嵩的妻子名叫欧阳淑端，和严嵩是同乡，因此，严嵩和欧阳淑端是青梅竹马，这也是之后两人感情深厚持久的基础。

欧阳和严嵩的父亲是世交，只不过他走得是商路，因为善于经营，故此，成了富甲一方的大土豪。若非欧阳淑端坚持要嫁，严嵩根本娶不到她这样的白富美。

呃，也不一定是白富美。据说，欧阳淑端长得并不好看，脸上因为小时侯的天花一直留着小麻点。

不过娶妻娶贤，严嵩娶欧阳淑端的好处很快开始显现。她善于持家经营，故而严嵩可以不为养家糊口劳神，而是一心向学，刻苦攻读，最终在25岁的时候，考中乙丑科进，并被选为庶吉士，后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之职。

在严嵩亲人离世、仕途不顺、家境清贫的时候，妻子一直陪伴在他身边，鼓励严嵩努力学习，他们的家谱上评价她说“助公食贫力学，比贵不失素风，与公白首相敬”。

可是正当严嵩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场大病袭来，他的进仕之路彻底停摆了。欧阳淑端请来最好的郎中，买来最好的药，从死神手里，夺回了他的性命。

等到严嵩位高权重，欧阳淑端也随他来到北京，被封为了一品诰命夫人。

在明朝，官员三妻四妾是十分正常的，一定地位的大官不纳几个小妾，反而会显得格格不入。但是严嵩即使坐上了内阁首辅之位，也依然没有纳妾，与妻子恩爱如旧，有人送美女到府上，他也会给送回去。

茫茫人海，我只取一瓢饮——这句话说得大概就是严嵩。

清官海瑞一生九娶，三个夫人，六个小妾，70多岁还娶17岁的小妾;而奸臣严嵩，一生一世一双人，与夫人白头偕老。

历史，有时候也有不同的侧面。

戊戌变法是民族危机下的急就产物，它过早的登上了历史的前台，失败也是历史的必然。

（一）

自从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以来，中国的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严重，到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强占租借地，国土大面积被割占，而此时软弱的清政府却任凭帝国主义列强宰割。正在此时，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指出：“瓜分大祸，迫在眉睫，必须当机立断，迅速维新变法，否则皇上与诸臣求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1）哀求光绪帝行新政，光绪鉴于民族危机也不的不考虑如何使中国富强进而抵抗外国侵略，免除亡国灭种的危机。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一场变法运动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 历史证明，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需要有一定的雄厚的经济及阶级来支持，但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薄弱，阶级力量弱小，戊戌变法却缺乏雄厚的经济及阶级来支持，中国当时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外国资本主义经济 、地主经济、小农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其中最弱小的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中国在明朝中后期便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由于中国的封建势力以及阶级力量和政治势力十分强大，中国的资本主义一直都没有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新兴的经济及阶级力量，鸦片战争的爆发，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经济被扼杀，只有在洋务运动兴起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才逐渐兴起。但是他们的力量一直都很弱小，根据统计，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前，中国总共只拥有商办企业100多家，其中有50家是1895年甲午战争后才建立的。（2）页这100多家商办企业虽然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但是在一个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经济大国中，只能是九牛一毛而已，况且还有50家企业是甲午战争后才建立的，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它的力量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是可以想象到的。再者，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据资料统计，1895年到1900年创办的资本万元以上的企业共有104家，资本总额估计为2300 万元。这6年兴办的厂矿数相当于甲午战前20年的总和， 其资本总额已超过了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企业，占据了我国工业的主要地。（3）但自19世纪70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以来，他们备受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为了生存他们不的不或者依附帝国主义或者攀附本国的封建势力，这就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一产生便带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具有反侵略、反封建性，具有革命的要求；另一方面，它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封建势力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缺乏彻底的反侵略，反封建的精神，具有妥协性，如果让带有双重性的资本主义力量来对抗强大的牢固的封建体制，失败是一种必然，如果我们把时间向后推移到二十实际初，我们再看一下中国民族资主义的发展状况，“1901到1911年，民间设厂矿386家，资本总额为8。8348亿元。十年间超过此前三十年的设立的厂矿、资本额总数二倍以上。”（4）到这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才真正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二）

戊戌维新的***基本上是一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他们大多饱读诗书，忧国忧民，学问渊博，具有政治热情抱负，却缺少谋略和政治经验及才干。先看一下戊戌变法***康有为。

康有为生于广东南海“世以理学传家”（5）的官僚地主家庭。幼年随其祖父学习四书五经，后来师从于广东理学家朱次琦，1879年结识编修张鼎华，“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道咸同三朝掌故”，（6）开阔了眼界。康有为生活的年代，正当清王朝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际，作为一名有强烈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发起和领导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他在七次上书和几十道奏折以及当时的著作中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变法维新的思想。 1888年，康有为第二次到北京应乡试，极感时事多艰，他发愤上书万言，“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这是他第一次上书，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强调只要“变成法”，“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属地而雪耻不难矣”。（7）这是康有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发表其维新变法思想，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关心时政的要求。 甲午战败以后，1895年4月， 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此时，康有为正在参加会试。得讯后，非常激愤，他与弟子梁启超等联合各省在京会试的举人联名上书，反对卖国条约，这是第二次上书，即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上书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这次上书虽未能上达，但对于当时的一切爱国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为戊戌思潮发韧的起点。 不久，他又将“公车上书”中有关变法部分以个人名义单独上书，提出“富国、举民、教士、练兵”之策，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保护民族工商业。光绪帝看到这次上书后，表示赞许。之后，他又上第四书，正式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在不改变清朝统治的条件下，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这次上书由于顽固派的阻递，未能上呈。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听到消息后，再度进京上书，指出：“外国蔑视，海内离心，职忧愤迫切，谬陈大计及时变法，……如再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事机，则外患内讧，间不容发……”（8）他提出了“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的三点具体计划，希望光绪帝能“下发愤之诏”，“一意维新”。但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光绪帝未能及时看到这个上书。 1898年1月，康有为奉命上第六书，即《应诏统筹全书折》。 在这次上书中，康全面阐述了变法的建议和主张，强调依靠光绪帝的权力来推行新政，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他指出：“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9）并提出设立制度局的主张，认为制度局是实行变法的重要步骤。不久，他又最后一次上书，提出“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彼得。”（10）从他的出身、经历、地位尤其是他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在向西方寻求真理进而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时，必将直根于中华民族文化深厚土壤中，受到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素质、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所以，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在理论指导上有局限性。康有为借发挥孔子政治思想，利用传统的儒学权威来宣传变法的道理，他的两部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满怀进取精神提倡尽可能平等思想观念，康有为等人从维护封建制度的传统思想中寻找理论依据来反对封建制度，没有完全抛弃儒家的传统理论。充分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两部书都没有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不用说守旧派反对，当时的一些开明人士也不赞成。维新派某些激进的宣传也增加社会阻力。另外，康有为是开明的地主富商要求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带言人，是介于顽固派和革命派的半封建资本主义政治团体的代表人物。从康有为的阶级属性来分析他正处在从地主阶级转化的过程中，他的思想也正处在从传统的封建思想向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转化的过程中，他主张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因此他们害怕群众甚至敌视群众。他们主张变法，但却反对革命。康有为认为“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他把革命描写得十分残暴吓人；“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11）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在戊戍变法以后还死抱住保皇的主张不放，坚决反对革命，最后成了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

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既想实行一些改革，又极端害怕人民，因此，他们虽然常把“民权”挂到嘴上，但这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至于民权的实现在梁启超等人看来那是很遥远的事。他说：“西国之所以能立民政者，以民智既开，民力既厚也。人人有自主之权，虽属公议，然当孩提之是时，则不难不籍父母之保护。今中国尚孩提也，孩提而强使自主，是曰助长，非徒无益，将又害之。故今日倡民政于中国，徒取乱耳。”基于这种认识，梁启超和整个改良派所倡导的变法，就是要依靠皇帝，依靠王公大臣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谭嗣同很有信心，以为“国事大有可为”。其实他想错了。正当他们不辞辛劳锐意变革的时候，顽固派也在磨刀霍霍，准备利用10月在天津阅兵的机会，废掉光绪皇帝，彻底摧垮变法运动。形势越来越紧迫，9月，光绪皇帝在给康有为、谭嗣同的密诏中说：“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谭嗣同等跪读诏书，不禁失声痛哭，但又一筹莫展。最后想到袁世凯，想利用袁世凯编练的新军来援救皇帝。他们建议皇帝召见袁世凯并赏以官职，以便拉拢。9月18日夜，谭嗣同只身前往袁的住所法华寺，劝袁运用手中的兵力，杀掉那拉氏的亲信荣禄，保护光绪皇帝。 康有为等人以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象就能无事不成，其实，光绪皇帝只不过是个空架子，实权完全掌握在顽固派那拉氏等人手里。光绪皇帝采纳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图强主张，颁发了“明定国是”诏书，积极策划新政。那拉氏也急忙部署政变，破坏变法运动。正当康有为等踌躇满志的时候，顽固派一个反扑，就把改良派打了下去。光绪皇帝被囚禁，谭嗣同等人被杀，康有为、染启超逃亡国外。戊戍变法运动，前后不过百天，就这样失败了。

（三）

百余年前的戊戌维新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有意识地进行制度变革、因应现代化挑战的尝试。但这次措施并不“过激”的改革，却以流血的悲剧结束，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严重受挫。这次失败自有许多复杂深刻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文化传统的作用。 这次维新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国际背景，而最直接的原因则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由于历史上日本长期学习中国文化，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人一直视日本为“蕞尔岛国”、“东夷小国”。但在历时近十个月的甲午战争中，中国却惨败于向为国人小觑的日本，号称“东方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十万中国军队溃不成军，日军侵入中国本土，肆意烧杀掳掠，清政府最终签下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敌乞和。 甲午战争的失败后，一些先进的有识之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等痛定思痛，开始探索新的救国之道。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岖小岛”战胜老大中华帝国，就在于向西方学习，变衣冠，改正朔，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所以中国的救亡强国之路就是要向敌人———日本学习。日本因学习西方由弱而强，中国要生存、要强大，应该而且也只能像日本那样变法维新，学习西方。1895年5月，康有为在北京发动著名的“公车上书”，公开提出只有学习日本变法才能强国的主张。在论证了变法强国的必要性之后，他提醒说：“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12）在以后两份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他一再提出要向日本学习：“以日之小，能更化则骤强如彼，岂非明效大验哉？”（13）日本维新说明现在“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另无他图。”（14）梁启超在风靡一时的《变法通议》一文中也对日本赞不绝口：日本在维新以前曾“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 他们对敌人的夸赞、要向强敌学习的疾呼，使朝野为之一震。有的表示赞同，有的坚决反对，认为是大逆不道。支持维新的光绪皇帝则深为所动，在“百日维新”开始不久就命康有为进呈所著《日本变政考》。从1898年6月21日起，康有为将自己所著15万言、十二卷本《日本变政考》陆续进呈。《日本变政考》以编年的形式，对明治维新的内容、经过和经验作了详细的介绍、评说和总结，并结合中国情况向光绪帝提出变法的具体建议。在这本书中，他响亮地喊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口号；强调“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把定典章宪法作为变法的“总摄”，确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他在书后的“跋”中总结说，明治维新“其条理虽多，其大端则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他斩钉截铁地断言：“我朝变法，但采于日本，一切已足。”康氏的《日本变政考》对光绪皇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百日维新”中发布的许多上谕、变法的主要内容都来自此书。 在中国被日本打败、举国同仇敌慨之时，同样热血沸腾的维新派却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敌人的谴责、痛斥阶段，更不是简单地否定侵略者包括体制在内的种种优长之处，而是冷静地提醒人们看到敌人的长处，提出要向敌人学习，确实难能可贵。因为这既需要高人一筹的识见，对世界大势、国际格局、国内形势有理性、清醒的认识，更要有过人的勇气。面对群情激愤，他们提出“以强敌为师资”往往会被斥为“媚敌卖国”、“数典忘祖”，会受千夫所指、举世痛责、身败名裂。而维新派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分析仇敌的优点，进而提出向仇敌学习，盖因其对国家之爱至真至诚至深，正如梁启超所说：“今天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尤当为之。”（15）此种爱国，才是更纯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负责、更有效、更值得敬重和提倡的爱国主义。 他们这种勇气之所以令人敬重，还因为文化守旧观念之强大。作为观念、文化变革的先驱，他们实居孤立无援之境。戊戌政变后，慈禧对光绪的一段怒斥颇能说明问题。政变发生当天，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召集重臣跪于案右，光绪皇帝跪于案左，对光绪疾声厉色地问道：“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愦，不肖乃尔！”“变乱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愦至此？”光绪战战兢兢地回答：“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太后又大声怒斥：“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光绪本已魂飞齿震，此时“竟不知所对” （16）一句“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的质问便使光绪皇帝无言以对，足见其效力之强，如有“神功”。 祖宗崇拜和“华夏中心”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祖宗崇拜将祖先、祖制神圣化，使任何改革都非常困难，总被视为“数典忘祖”。“华夏中心”论认为，中国是居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只有中国文化最优秀，其他民族、国家、文化都是“狄”、“夷”、“蛮”、“番”，并以距离中国的远近为标准，把“化外”的“狄夷”或“蛮夷”划分为“生番”和“熟番”，对其他文化实际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排斥和歧视。“祖宗崇拜”与“华夏中心”结合在一起，使学习、参考外国的任何改革都被斥为“以夷变夏”的大逆不道，因而更加困难。 近代以来，“天朝上国”第一次遇到了一种更强的先进的文化的挑战。但当林则徐、魏源等提出要了解敌人、进而提出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时，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反对，被指责为“溃夷夏之防”。主张“中体西用”、学习西方船坚炮利、引进大机器生产的洋务运动，也被顽固派攻击为扰乱人心，是“乱阶之倡”，是“变夷”、“媚外”、“崇洋”、“卖国”。维新派进而提出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更被骂为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是“认贼作父”、“认敌为师”。近代中国备受西方欺凌，处于国难频仍的民族危机之中，这无疑是非常严重、极有煽动性的指责。 在近代变革与守旧的理论斗争和文化冲突中，主变者一直没有建立起系统的变革理论体系，没有真正突破传统话语，所以只能一直居于守势，往往只有招架之功。由于传统话语仍居主导地位，所以守旧者掌握着传统话语的解释权，并依靠这种话语优势使自己居于道德、政治的优势地位而使变革者居于道德、政治的劣势位置和否定性境地，以此剥夺、起码是严重削弱了变革的合法性，这也是中国近代变革之路曲折多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应当承认，与洋务派相比，维新派相当重视意识形态建构，他们从古今中外变法图强的历史中为变革寻找合理性，特别是引入达尔文的进化论，成为有力的思想武器。但在戊戌时期，这种意识形态的建构工作才刚刚开始，影响只限于少数“读书人”和个别官员，变法的“合理性”远未深入人心，未获广泛支持，这也是变法失败的重要之处。虽然如此，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图谱，却是从戊戌时期开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为今后的变革提供了思想基础，这也是维新运动更深远的意义所在。

（四）

守旧派势力强大，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维新派手中，而紧握在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手中。几位掌实权的显赫人物恭亲王、庆亲王，刚毅几乎无例外地守旧。维新派只少数几个人，而且在朝中没有实权，康有为只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行走（外交秘书），他的7次上书大多被压下了；康有为组织学会也受到压制，遭到封闭解散的命运。办报受到遏制，《强学报》出了3期就被停刊。 西太后对变法的态度是八个字：容忍：她想把变法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同意废八股、改策论、发展商业、开办工厂、用新式武器武装军队等；控制：西太后对维新派采取两个措施，一是将翁同龢开缺，去掉光绪身边的参谋；二是让荣禄到天津担任直隶总督，控制北京及其周围的军权；观察：看看光绪要干什么。动手：只要变法触及到清廷王公贵族利益，她就动手镇压。的必要。但是，就在维新伊始，百废待兴的关键时刻，以慈嬉、荣绿为代表的愚蠢腐朽的保守派势力，却在密谋着一场无耻的宫廷政变。晚清光绪时代朝廷内实际上分成为两大党派，以慈嬉太后和她的侄子，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兵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崇礼，等等这些满清贵族、皇亲国戚勾结得宠西后的太监小人李连英形成“后党”；而以光绪皇帝和他的老师，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和，御使杨深秀、大学士徐志清与工部主事、维新派代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形成“帝党”。维新前后，由于改革触及了皇权贵族们的直接利益，使改革与保守两派自始致终进行着殊死决斗。“帝与翁(同和)一面谋改革，太后与荣(禄)一面谋废立”。在光绪下“明定国是”诏书的当天，太后为了打压帝�就令光绪下旨免除改革派重臣、户部尚书翁同和的职务，令其退职回了老家。对开制度局和官制改革，后党攻击道：“意在夺枢密院之权归制度局，夺六部之权归十二分局，夺督抚将军之权归各道民政局----朝论哗然，此局一开百官皆坐废矣”。所以，当维新进行到最后关键的政治改革时，一场罪恶的宫廷阴谋也在同时酝酿，后党一面对改革敷衍塞责，一面狂揽朝廷军政大权，布下天罗地网。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1898年9月21日)，慈嬉太后调兵三千，关闭京师九城门，停运京津铁路，下令逮捕康有为、康广仁兄弟。步兵统领崇礼率兵三百包围南海会馆，当场拘捕康广仁。九月十八日，慈嬉将改革派重臣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史称“六君子”，在菜市口斩首示众。光绪皇帝曾试问太后何故如此，慈嬉怒斥：“变乱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吾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慵至此？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慈嬉担心“维新剧变，恐失人心”随囚禁光绪皇帝于瀛台，宣布重新“垂帘听政”，这场宫廷政变就是臭名昭著的“戊戌政变”。

改革不同于革命，她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很漫长，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个众人信服的理论作指导，一个坚实的阶级基础等，这样变法才能成功，而戊戌变法却一条也不具备，纠其原因是因为当时没有出现一个使变法成功的环境，以及与相联系的强大促进改革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他们只是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来不及等社会条件成熟，就被推上历史的舞台。由于他们的理论和阶级力量都很薄弱，在强大的封建势力前显得很弱小，变法者几乎没有做任何抵抗，变法就失败了，正如李侃 总结：“变法开始以前，思想上、准备上都很不充分，但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使他们仓促上阵，因此难免遭到失败的命运。”

回答者： 乐乐6868 - 高级经理 七级 12-4 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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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采取改良的办法，并对封建反动势力和列强寄于幻想，远离了民众，又害怕民众，因而也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归于失败。同时顽固派非常强大，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希望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于是，中外反动势力共同绞杀了维新运动。归根到底是由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决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经济基础还很薄弱，资产阶级力量弱小。资产阶级力量不足以同封建势力相抗衡，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戊戌变法失败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与中国社会当时的环境息息相关，也与与康有为认主不清、缺乏相当的政治经验、单纯依靠光绪皇帝，甚至想把皇帝和太后分开是息息相关的。但历史发展不是后人看清后再评价的，当时人有当时的想法做法。我们今天来看已发生的历史，免不了会发现一些历史人物所存在的局限性，也可以说所有的历史人物都具有局限性。但作为历史人物在当时的所作所为都是他在那种历史环境下所最应该采取的做法也是最为正确的做法。再回首看戊戌变法：从整个中国社会来看，当时最为紧要的就是制度的缺失与改革，这点康有为是看到了，而且提了出来。这就是康有为这个人最大的历史意义。 主要是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采取改良的办法，并对封建反动势力和列强寄于幻想，远离了民众，又害怕民众，因而也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归于失败。同时顽固派非常强大，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希望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于是，中外反动势力共同绞杀了维新运动。归根到底是由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决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经济基础还很薄弱，资产阶级力量弱小。资产阶级力量不足以同封建势力相抗衡，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