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五十位的大姓，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四。�

寻根溯源 阎姓起源有四：1、太泰伯曾孙仲奕封于阎乡说。据《姓氏起源》等所载，黄帝有裔孙后稷，后稷十二世孙为古公�父，史称太王，太王欲废长立幼，而长子太泰伯和次子仲雍已有意让贤，遂徙居荆蛮（今江苏无锡一带），周武王时，封太泰伯曾孙仲奕于阎乡（今山西安邑），后人以封邑为氏。2、周昭王小儿子封于阎城说。据《通志·氏族略》所载，周昭王姬瑕的小儿子出生后，手心有一“阎”字。于是昭王之父康王封其孙于阎城（今陕西北部一带），后世子孙以地为氏。3、晋成公的儿子懿采邑于阎说。据《通志·氏族略》所载，春秋时，晋成公的儿子被封于阎（今山西安邑），后被晋国所灭，子孙以地为氏。以上三种均为阎姓出自姬姓说。4、其他民族改姓。如满洲布雅穆齐氏改姓阎，达斡尔族亚尔兹氏改姓阎，其他如蒙、回有此姓。

得姓始祖 仲奕。阎姓出自姬姓，商末时，周族首领古公�父（又称太王）有三个儿子：太（泰）伯、仲雍和季历。小儿子季历颇有才干，且生一子姬昌（即周文王），颇得太王欢心，并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泰伯和次子仲雍为了让父亲的愿望实现，就逃避于三吴一带。周武王灭商后，除了把仲雍之后封于吴外，又把太泰伯的曾孙仲奕封在阎乡，至此仲奕的后代就以封邑为氏，奉仲奕为阎姓的得姓始祖。

繁衍播迁 晋成公的儿子懿被封于阎，后来被晋国所灭，懿的子孙后代于是大都散处于河洛（即黄河与洛水一带），结合前面所述，阎姓的发祥地所能确定的至少应有三处，即今河南、陕西、山西等省，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有大夫名阎敖，可见阎姓此时已落籍湖北。秦汉时，有阎姓人迁甘肃、湖南、山东、河北等地，西汉末年，有尚书令阎章居荥阳，其子阎畅长子为阎显，阎显被封为长社（今属河南）侯，后阎显参予皇室更迭被诛，其子阎穆为避难徙居于巴西之安汉（今属四川），是为阎姓入川之始。阎穆有孙名阎甫，被魏武帝封为平乐侯，复居河南新安。甫子阎璞，因西晋一统而仕宦��太守（今属广西、贵州一带）并定居当地。阎璞有子瓒为汉中太守而定居陕西汉中，瓒有子亨，为辽西太守，亨生子名阎鼎因仕宦而迁居今北京一带，后死于刘聪之难。阎鼎子阎昌逃奔马邑（今山西朔州），后其孙阎满一支徙居河南，又从中派生出甘肃天水、敦煌等支派。阎满之孙有阎善，因仕宦云中镇将而徙居云州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后五胡乱华，阎姓被迫大举南迁，再经过隋唐，阎姓在江南的分布更广，盛唐时，阎姓在太原发展成一大望族。宋元时，夷人南侵，使原本散居江南的阎姓进一步向华中、华南、西南播迁。明时，作为洪洞大槐树的迁民姓氏之一，太原阎姓亦有迁今山东、河南、陕西、北京、天津等地者。至此阎姓已分布于全国各地，并有阎姓人徙居海外。如今，阎姓分布广泛，尤以河南、山东、河北等省多此姓，上述三省阎姓约占全国汉族阎姓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七。

郡望堂号 阎姓郡望主要有：1、天水郡，治所在平襄（今甘肃通渭西北）；2、河南郡，治所在雒阳（今河南洛阳）；3、太原郡，治所在晋阳（今山西太原）。

堂号：“天水”、“河南”、“丹青”、“右相”等。�

宗族特征 1、各支阎姓之间并没有形成严格界限。阎姓尽管所出不同，但都因受封于阎乡而得姓，一些由阎姓人自己编修的家谱也不能正确区分自己出自何支，这说明阎姓的早期历史并不可考。2、阎姓发源于我国北方，历代也主要繁衍于我国北方广大地区，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北方姓氏。3、阎姓家乘牒谱分支甚多而精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有典籍佐证，记述阎姓起源最详细的古籍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洋洋洒洒数千字来记述之，为他姓所罕见。

名人精粹 阎姬：汉代河南荥阳女子，于东汉安帝时贵为皇后，统御六宫。安帝驾崩后，与其弟阎显废立太子，她临朝听政，其兄阎显任车骑将军，共掌国家大权，不久事败而被诛。阎元明：安邑（今山西夏县）人，南北朝时，北魏随郡太守。阎立德：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代画家、工程家，与其父毗皆擅工艺、绘画，驰名隋唐间。阎立本：阎立德之弟，唐代最著名的画家，他继承家学，并师法张僧繇、郑法士，而能变古象今，擅画人物，尤精写真，兼能书法，存世《历代帝王》、《步辇》、《职贡》等图。阎次平：宋代画家，其擅画山水、人物，尤工画牛，颇为生动，评者谓其“仿佛李唐，而迹不逮意”。存世作品有《牧牛图》等。阎承翰：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宋时名臣，曾凿渠引唐河水百余里，既通航运输，又灌溉农田，利国利民。阎尔梅：明末江苏沛县人，明亡后积极参加抗清复明活动，工诗词，其诗多感怀时事，格调苍凉，有《白耷山人集》。阎若璩：山西太原人，清代著名的学者、考据家，他曾参加《大清一统志》的编写，长于考据，确证了东晋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为伪书。有《日知补正录》等。阎敬铭：陕西人，清代名臣，曾历任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要职。因反对修建圆明园而被革职，以善理财著称。阎书勤：农民出身，习“红拳”，精刀术，为“十八魁”之一，后拜赵三多为师，聚众达三千人，反对洋教，攻打教堂，仇杀教士，一九零零年八月，于犁园屯战役中被俘，在临清被清政府处死。阎红彦：陕西安定（今子长）人，红军将领，一九二七年清涧起义后历担重任，一九五五年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阎锡山：山西五台（今属定襄）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辛亥革命后任山西都督，盘踞山西近四十年，国民党逃到台湾后，曾任“国防部长”，一九六零年在台北病故，终年七十七岁。</

孔子

孔子（前551－前479） 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 春秋 》，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而成。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68（鲁哀公二十七年）

《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代表作品是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2019年2月报导，从海昏侯墓出土简牍5200余枚，专家释读后发现包括《春秋》在内的儒家经典及其训传。

基本介绍 作品名称 ：春秋 作品别名 ：春秋经、《麟经》、《麟史》 创作年代 ：春秋 文学体裁 ：史书 作者 ：相传孔子 类别 ：儒经 简介,创作背景,作品性质,后世影响,春秋三传,同期史书,考古发现, 简介 至迟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记载国家大事； 《春秋》是由鲁国史官记录大量当时本国诸侯，大夫，国人等失礼非礼之事；鲁国史官也会收集其他诸侯国公侯大夫等失礼非礼之事，会记录诸侯国公侯间大夫等间书信内容，比如晋叔向与郑国子产关于铸刑书的书信，其中记录了齐国史官因为保持真实记录而被杀掉的事件等等； 在每一季的开始，一般要写“春”到“冬”四季的季节。古时历法先有春秋，后分冬夏二时。因此把国史记载叫做《春秋》，这可能是“春秋”作为史书名的来由罢。现存《春秋》，从鲁隐公记述到鲁哀公，历十二代君主，计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传》和《谷梁传》载至哀公十四年止，为二百四十二年，《左传》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鲁国史书的原文。 相传《春秋》之书出于孔子之手，旧时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说。 但后世亦有不同说法，清人袁谷芳《春秋书法论》说：《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也说：《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 春秋公羊传 虽然春秋之作者有争议，但其经过孔子之手修而改之，则无大异。事实上，春秋作为一鲁国的史书，其作用早已超出史书范围，春秋用词遣句“字字针砭”成为独特的文风，被称为春秋笔法，为历代文代史家奉为经典。 《春秋》所记，是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各国大事，现所存全文，不过一万六千多字，但据曹魏时的张晏和晚唐时人徐彦引《春秋说》，都说是一万八千字（张说见《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说见《公羊传·昭公十二年疏》引），可见《春秋》原文，从三国以后脱露了一千多字。很多大事漏记。 创作背景 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余（太史公）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司马迁对《春秋》极为推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学术界对于《春秋》的史学价值存在质疑。胡适认为：“《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后来的史家把《春秋》当作作史的模范，便大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实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实事的评判。”徐复观先生也说：“可以断定孔子修《春秋》的动机、目的，不在今日所谓‘史学’，而是发挥古代良史，以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的庄严使命。可以说，这是史学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经而不是史。” 然而史料记载中并没有对《春秋》的历史记载产生怀疑。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序》中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朱熹说：“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春秋》记史的笔法与《史记》不同。司马迁明确指出：”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但《春秋》的“微言大义”并不意味着其“言”是失实的。张京华有这样的评价：“如果说‘良史’、‘实录’代表了古代史学的基本原则，‘微言大义’则是代表了古代史学的最高境界。”也许正因如此，《左传》才会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作品性质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蕴涵著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著作，这是从先秦孟、荀到两汉马、班诸家一致的看法。两汉以后，今文经学衰微，学者多受古文经学门户之见的影响，开始视《春秋》为历史学著作，并由此引发了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春秋》性质之争。 围绕《春秋》是历史学著作还是政治学著作这一问题，千余年来先后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 传统今文经学家的观点，即以《春秋》为政治学著作，持此说者如清人皮锡瑞，近人徐复观、吕思勉、胡适等； 古文经学家及近代“古史辨”派学者的观点，即认为《春秋》是历史学著作，古文经学家如晋人杜预，近人钱玄同、顾颉刚、刘节等人坚持这种看法； 调和说，即认为《春秋》“亦经亦史”，持此说者如钱穆、雷戈。就“亦经亦史”的说法，钱穆认为《春秋》是一部“亦经亦史的一家言”，理由是古无经、史的区别，经、史之分是后代才有的观念， “若我们定要说《春秋》是经非史，这实在只见其为后代人意见，据之以争古代之著作，未免搔不著痛痒”。然而关于“经史不分”之说这点，钟肇鹏先生曾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一文中专门加以辨析，并阐明了中国古代经史有别、史先于经的观点。 后世影响 无论从哪方面考量，《春秋》的开创之功都是无可争辩的。 它的编年体例，为史学三大体例之一，“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垂范千秋，继之者众，《资治通鉴》最称出类拔萃。 它的私修性质，打破了官方对史学的垄断，成为诸子百家争鸣的先声。而“二十六史”中，私修者多达三分之一，亦可说是受其引领所致。 它的春秋笔法，姑且不论有多少后人穿凿附会之处，但其本身所彰显的史学精神却勿庸置疑，那便是勇敢无畏，刚直无私。中国史脉能绵延至今而不断，与孔子当初所赋予的那股坚韧之气息息相关。 圣人其萎，而《春秋》不老。爱读《春秋》者，代不乏人。最为民间所熟悉的，恐怕就是三国那位与孔圣人齐名的关圣人关羽了。君不闻一幅对联有云： 孔夫子，关夫子，万世两夫子； 修春秋，读春秋，千古一春秋。 何妨一学关帝，挑灯清夜读《春秋》！ 春秋三传 《春秋》因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春秋公羊传》，谷梁赤《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列入儒家经典。现《春秋》原文一般合编入《左传》作为“经”，《左传》新增内容作为“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为春秋作传者共5家： 《左传》30卷； 《公羊传》11卷； 《谷梁传》11篇； 《邹氏传》11卷； 春秋谷梁传 《夹氏传》11卷。 其中后两种已经不存。公羊传和谷梁传成书于西汉初年，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所写，称为今文。左传有两种，一种出于孔子旧居的墙壁之中，使用秦朝以前的古代字型写的，称为古文；一种是从战国时期的荀卿流传下来的。 “春秋三传”的侧重是有区别的。《谷梁》、《公羊》两传侧重阐发《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左传》则侧重历史细节的补充。 李学勤先生坦承：“要找‘春秋大义’的话，要找《公羊》、《谷梁》。我个人认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一点，今天还必须承认，因为《公羊》、《谷梁》的研究肯定会提供我们对于儒家很多重要观点的认识，这一点可能是《左传》反而做不到的。” 同期史书 《孟子·离娄》说：“《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当时(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史书一般都叫《春秋》，“只是鲁国就叫《春秋》，没有加个专名，而晋国、楚国自己加了专名。······《春秋》就是个共名。” 考古发现 2019年2月报导，从海昏侯墓出土简牍5200余枚，专家释读后发现包括《春秋》在内的儒家经典及其训传。海昏简本《春秋》现存100余枚。西汉流传对《春秋经》进行注释的有《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研究人员根据文字较清晰的20余枚竹简初步判断可知，简文内容多同见于今本《公羊传》和《谷梁传》，也有仅见于《公羊传》者。其内容文句与今本有出入，也有不见于今本者。海昏简本《春秋》与《春秋公羊传》关系密切，汉代公羊学盛行，甚至在一段时间内作为治国基本原则，海昏简本《春秋》的发现是春秋经传在出土文献中的首次发现，提供了《春秋》经的最早实物，为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人物生平

韩简： 姬 姓， 韩 氏，名 简 ，谥 定 ，又称 韩定伯 ，韩万之孙，韩赇伯的儿子。生卒年不详，生活于前645年前后。晋国大夫。是晋国韩氏家族的领袖之一，为韩氏第三任领袖，承袭父亲韩赇伯担任韩氏家族领袖。韩简死后，儿子韩舆继位。

韩原之战

前645年，秦穆公统帅军队进攻晋国，晋军一路败退到韩原，晋惠公任命家仆徒为车右，步扬为御戎，任命梁由靡担任韩简的御戎，虢射担任韩简的车右，跟在晋惠公的战车后面。

战前-侦查秦军

将要与秦军开战之前，晋惠公派韩简侦查秦军。韩简回来答复说：“敌军人数比我军少，但是愿意奋战的人却是我军的一倍。”晋惠公问：“这是什么原因？”韩简说：“国君逃离晋国的时候是依靠着秦国的帮助，回国继承君位烦劳过秦国的宠信，我国饥荒时又吃过秦国卖的粟米，秦国三次给予的恩惠都没有报答，所以他们才发兵入侵。如今又将迎击他们，秦军没人不愤怒的，晋军没人不懈怠的，他们的斗士何止多我们一倍。”晋惠公说：“不错，但我现在不出击，回去以后，秦国一定会经常来犯。一个人尚且还不能经受这种习惯性的侮辱，何况是国家呢？”晋惠公于是命令韩简向秦军约战。此后的记载《左传》和《国语》有差异。

《左传》记载韩简代表晋惠公说：“寡人不才，还有能力 部下而不让他们离散，秦军如果不回国，我将无所回避。”秦穆公派公孙枝回答说：“当初晋君还没回国时，我为他忧惧。晋君回去君位未定时，我仍为他担心。晋君如果君位已定，我怎么敢不接受作战的命令？”韩简退出后说：“这次我能被俘囚禁就是走运了。”

而《国语》则记载韩简代表晋惠公说：“过去秦君的恩惠，我不敢忘记，我有众多将士，能 他们不使之离散。秦君如果回国，是我所希望的，秦君如果不回国，我将无所逃避。”秦穆公横握着雕花的戈出来迎见韩简，说：“当初晋君还没回国时，我为他担忧，晋君回国后君位未定，我仍然牵挂于心。如今晋君君位已定，军队已成列，就请晋君修整战列，我要亲自见见他。”

交战-救载晋惠公

九月十四日，秦晋两军展开韩原之战，晋惠公的小驷马陷在烂泥中盘旋不出，他向庆郑求救，庆郑因为晋惠公不采纳自己的劝谏不去救助晋惠公。此时梁由靡为韩简驾驭的战车正迎战秦穆公，就快要擒获秦穆公了，庆郑叫他们去救援晋惠公，秦穆公因此逃走，晋惠公也没被救出来，被秦军俘虏。

晋国的大夫们披头散发，拔出军营跟着晋惠公。秦穆公派使者辞谢说：“诸位何必如此忧愁？我跟随晋君西去，只不过是实现五年前的那个妖梦，难道敢做得过分吗？”晋国的大夫们三拜叩头说：“国君您脚踩后土，头顶皇天，皇天后土都听到了您的话，臣等谨在下边听候吩咐。”

晋惠公的姐姐穆姬听说晋惠公被俘后，以自己和儿女自焚相威胁，秦穆公于是把晋惠公拘留在灵台。

战后-进谏

前655年，晋献公为将女儿穆姬嫁到秦国的时候曾经卜筮，得到《归妹》变成《睽》的卦象，史苏占卦说：“不吉利。卦辞说：‘男人宰羊，不见血浆；女子拿筐，也无实赏。西邻责备，不可补偿。《归妹》变《睽》，无人相帮。’《震》变成《离》，也就是《离》变成《震》。‘又是雷又是火，为嬴姓击败姬姓。车子脱离车轴，大火焚烧军旗，不利于出师，在宗丘大败。《归妹》嫁女，《睽》离单孤，敌寇的木弓将要舒张。侄子跟着姑姑，六年出亡，抛弃夫人，逃归己邦。次年，死在高梁的废墟。’”

晋惠公被拘留在秦国后说：“先君如果听从了史苏的占卦，我不会到这个地步！”韩简当时随侍在晋惠公身旁，他说：“龟甲是形象；筮草是数字。事物生长以后才有形象，有形象以后才能滋长，滋长以后才有数字。先君所败坏的道德，难道可以数得完吗？史苏的占卦，即使听从了，又有什么好处？《诗经》说：‘百姓遭受的灾孽，不是从天而降。当面附和，背后毁谤，主要都由于人的行为不端。’”

史籍记载 关于韩简出身

《史记索隐·卷四十五·韩世家第十五》：索隐系本云：“万生赇伯，赇伯生定伯简，简生舆，舆生献子厥。”。

《全注全译史记·卷四十五·韩世家第十五》：《正义》：“<世本>云：桓叔生子万，万生伯胜，伯胜生定伯简，简生舆，舆生献子厥。”。

《国语注·卷九·晋语三》：韩简，晋卿韩万之孙。

《春秋经传集解·僖公十五年》：韩简，晋大夫韩万之孙。

《春秋左传注·僖公十五年》：韩世家引世本云：“万生赇伯（韩万为曲沃桓叔之子），赇伯生定伯简”，故杜注云：“韩简，晋大夫韩万之孙”。宣十二年传亦引世本，缺定伯简一代，误。

《春秋左传注·宣公十二年》：韩世家索隐引世本云：“韩万是曲沃桓叔之子。万生赇伯，赇伯生定伯简，简生舆，舆生献子厥。”则韩厥为万之玄孙。孔疏引世本脱去定伯简一代，因谓“厥是万之曾孙”，误。

关于韩之战

《左传·僖公十五年》

三败及韩。……

九月，晋侯逆秦师，使韩简视师，复曰：“师少于我，斗士倍我。”公曰：“何故？”对曰：“出因其资，入用其宠，饥食其粟，三施而无报，是以来也。今又击之，我怠秦奋，倍犹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国乎。”遂使请战，曰：“寡人不佞，能合其众而不能离也，君若不还，无所逃命。”秦伯使公孙枝对曰：“君之未入，寡人惧之，入而未定列，犹吾忧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韩简退曰：“吾幸而得囚。”

戌，战于韩原，晋戎马还泞而止。公号庆郑。庆郑曰：“愎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韩简，虢射为右，辂秦伯，将止之。郑以救公误之，遂失秦伯。秦获晋侯以归。晋大夫反首拔舍之。秦伯使辞焉，曰：“二三子何其戚也？寡人之君而西也，亦晋之妖梦是践，岂敢以至。”晋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实闻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风。”

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三之《睽》三。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羊，亦无亡也。女承筐，亦无贶也。西邻责言，不可偿也。《归妹》之《睽》，犹无相也。’《震》之《离》，亦《离》之《震》，为雷为火。为嬴败姬，车说问其，火焚其旗，不利行师，败于宗丘。《归妹》《睽》孤，寇张之弧，侄其姑，六年其逋，逃归其国，而弃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虚。”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史苏之占，吾不及此夫。”韩简侍，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先君之败德，乃可数乎？史苏是占，勿何益？《诗》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沓背憎，职竞由人。’”

《国语·卷九·晋语三》

六年，秦岁定，帅师侵晋，至于韩。公谓庆郑曰：“秦寇深矣，奈何？”庆郑曰：“君深其怨，能浅其寇乎？非郑之所知也，君其讯射也。”公曰：“舅所病也？”卜右，庆郑吉。公曰：“郑也不逊。”以家仆徒为右，步扬御戎；梁由靡御韩简，虢射为右，以承公。

公御秦师，令韩简视师，曰：“师少于我，斗士众。”公曰：“何故？”简曰：“以君之出也处己，入也烦己，饥食其籴，三施而无报，故来。今又击之，秦莫不愠，晋莫不怠，斗士是故众。公曰：“然。今我不击，归必狃。一夫不可狃，而况国乎！”公令韩简挑战，曰：“昔君之惠也，寡人未之敢忘。寡人有众，能合之弗能离也。君若还，寡人之愿也。君若不还，寡人将无所避。”穆公衡雕戈出见使者，曰：“昔君之未入，寡人之忧也。君入而列未成，寡人未敢忘。今君既定而列成，君其整列，寡人将亲见。”

客还，公孙枝进谏曰：……晋师溃，戎马泞而止。公号庆郑曰：“载我！”庆郑曰：“忘善而背德，又废吉卜，何我之载？郑之车不足以辱君避也！”梁由靡御韩简，辂秦公，将止之，庆郑曰：“释来救君！”亦不克救，遂止于秦。

春秋是中国历史阶段之一。关于这一时期的起讫，一般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是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一种说法认为是公元前770－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智氏；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是公元前770－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鲁国史官把当时各国报导的重大事件，按年、季、月、日记录下来，一年分春、夏、秋、冬四季记录，简括起来就把这部编年史名为“春秋

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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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 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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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3

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4

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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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枫川陈氏族史》《中国吴氏通书》等。

在内容与谱例上，新修家谱也有不少变化。如传统的家谱是以父系世系为轴心的，而新修家谱中比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儿也能入谱，如果是独生子女，女儿也作为世系传人记录。另外，在编撰体例上，部分新修家谱开始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诸如组织机构、医疗卫生等内容在家谱中也有出现。

名家 代表人物有邓析子、尹文子、惠子、公孙龙子。

　 解释：

　　(1)先秦时期以辩论名实问题为中心的一个思想派别,重视“名”(概念)和“实”(事)的关系的研究。

　　(2) 在某种学术或技能方面有特殊贡献的著名人物。

　　(3)名门。

　　详解

　　(1) 战国时诸子百家之一。以正名辨义为主，主要代表为邓析 、惠施 、公孙龙等。《庄子·天下》有名家辩辞的记录。《史记·太史公自序》：“名家苛察缴绕……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汉书·艺文志》：“名家者流，盖出於礼官。” 梁启超 《论诸家之派别》：“名家言起於郑之邓析 ，而宋之惠施及赵之公孙龙大昌之。”

我国古代的儒家典籍《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

一、简介《春秋》

《春秋》，又称《麟经》（《麟史》）。是鲁国的编年史，经过了孔子的修订。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是古代中国的儒家典籍，被列为“五经”之一。《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据传是由孔子修订的。书中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

二、《春秋》作品性质之争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蕴涵着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著作，这是从先秦孟、荀史书到两汉马、班诸家一致的正确看法。两汉以后，今文经学衰微，学者多受古文经学门户之见的影响，错误地视《春秋》为历史学著作，并由此引发了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春秋》性质之争。

围绕《春秋》是历史学著作还是政治学著作这一问题，千余年来先后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一、传统今文经学家的正确观点，即以《春秋》为政治学著作，持此说者如清人皮锡瑞，近人徐复观、吕思勉、胡适等;二、古文经学家及近代"古史辨"派学者的观点，即认为《春秋》是历史学著作，古文经学家如晋人杜预，近人钱玄同、顾颉刚、刘节等人坚持这种看法;三、调和说，即认为《春秋》"亦经亦史"，持此说者如钱穆、雷戈。就"亦经亦史"的说法，钱穆认为《春秋》是一部"亦经亦史的一家言"，理由是古无经、史的区别，经、史之分是后代才有的观念，"若我们定要说《春秋》是经非史，这实在只见其为后代人意见，据之以争古代之著作，未免搔不着痛痒"。然而关于"经史不分"之说这点，钟肇鹏先生曾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一文中专门加以辨析，并阐明了中国古代经史有别、史先于经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