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叶氏族谱》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30浏览：2收藏

读《叶氏族谱》,第1张

如题，写一篇读后感，有感于最近读的一本书，引言为：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

断断续续读了有几个月，起初也没看多长，拿起Kindle来就看会，读到后半部分却读出很多值得深思的东西，昨晚撑着眼皮把最后的10%读完，又搜了会书评，要睡了依旧感慨不已。

章节起初的故事多以普通叙事为主，像是在放一部年代久远的纪录片，讲述叶家祖上如何接受教育，参加科举，如何建功立业，荫及子孙。看到快一半以为也就是本史书，权当给人查史料用，但讲到民国阶段后叙事变得非常详细，大到战火纷飞，小到很多人的思维习惯都写的异常详细。叶家自始至终都家大业大，子孙很多，作者开始有意的将国共时期的叶家人和高祖们做对比，从国家，社会，制度等多个方面去总结，讨论他们怎么对待教育，怎么面对灾难，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又怎么维系叶家根基。

先说叶家祖上叶坤厚，叶家飞升的起点，说是起点也有点过，其实从叶坤厚往前三百年叶家人几乎都世代为官（从14世纪末开始），只是叶坤厚仕途更为耀眼点而已。当时正值太平天国动乱时期，生长在安徽的叶家人不得不举家搬迁到河南，这和我们理解的举家可不一样，一大家子上上下下得有上百人，家产细软全部都要搬走，带着老弱妇孺一路躲避乱军飞贼，艰辛不已。但不管中间发生多少变故，叶家人始终都待在一起，从上到下分工明确，有管家有仆人，家中女性长者也在迁徙的统筹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朝廷为官的叶坤厚，叶伯英父子二人一边辗转于各地就任的奔袭中，治水断案之余又组织群众武装操练，平定乱军。最终两位叶家高祖凭借治乱有功官场发迹，成为叶家光辉的起点，叶伯英的顶头上司就是近年很火的曾国藩本藩，也可以说是万人之上了。

叶崇质是叶伯英之孙，1911年生，书看到这里大约40%的内容，留下60%的篇章去讲一个世纪发生的事，而且还是中华大地上最为震荡的100年，也难怪后半部分看起来这么给力了。

从叶崇质开始叶家的官宦之路终止，因为叶崇质的堂兄反对袁世凯被枪决，直接导致叶崇质弃官从商，得益于叶家命脉幸运流转，生意也做的很大，到后来定居天津只做银行的生意时，膝下共有12个子女。

到叶崇质这一代，家里的族群关系，生活习惯，一律和祖上没什么区别，从他本人来说，家里装了电灯依然点煤油灯看书，同事开车他坚持坐四人抬的轿子。一共娶了三房姨太，大房管事，足不出户相夫教子，也会顾奶妈，请长工，延续着上千年的传统生活方式。教育依然是只准男孩上私塾，长大了送往当时最好的南开中学，女孩只教礼仪和女工，受教育程度比男孩要差很多。婚姻方面更为保守，讲究门当户对，说媒成亲，事实上叶家的大部分孩子长大依旧维持了这种关系，但是随着新中国大地上越来越多的事情发生，军阀混战，内忧外患，流传几十代人的很多思维模式渐渐都被打破，随着叶崇质心脏病突然离世，这个处于传统和新潮的节点骤然断开，叶家几乎分崩离析，作为叶家下一代的主体，12个孩子们最终都走上了和先辈完全不同道路。

无与伦比的韧劲，永远不放弃

家底殷实对教育的影响

教育对一个家族的影响

传承对于后代的影响

极为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源自哪里？

思维领先于整个时代

族谱、传承的重要性

近六百年传承为什么不如一代枭雄毛泽东，他们缺乏什么？

女儿招夫入赘之后，生出的儿子就是自己的孙子，这在宗法制度里是被完全认可的。因此很多只有女儿的人家，就通过招夫入赘来延续自己的香火。

这种方式在民间用得挺好，但对于皇家来说就出现了很多问题，而且解决起来还挺棘手。

皇位的传承，不是父母把三间破瓦房给谁，那可是头等的大事。直接把皇位传给孙子，那不是瞒着锅台上炕嘛！

我书读得少，在我见过的史料里面，还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记载，把皇太子撇在一边直接传位给皇太孙。

朱元璋直接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孙子，那也是在太子死了的情况下。就算太子死了，绝大多数还是要再立太子的，直接传位给孙子的还是少数。

直接绕过太子传位给太孙，那就是在给自己制造难题。太孙继位后就是皇帝了，那太子又应该摆在什么位置上呢？

老皇帝被人架出去崩了，小皇帝继位后，上面还顶着一个太上皇。老皇帝即使再昏庸，也不会这么给自己的子孙找别扭吧！

所以历来皇位的传承，除了兄终弟及之外，都是一代一代地往下传。隔代往下传承的极其少见，儿子健在隔代传承的就别提了。

立一个儿子为太子，什么问题都没有。女儿招夫入赘生个皇太孙，问题就跟着来了——这个女儿的身份怎么定位？

这个女儿算不算是太子，还是什么都不是只为要一个皇太孙？皇太孙直接继位成为皇帝后，那这个女儿又要摆在什么位置上呢？

这种事儿如果让那些儒生们去解决，肯定会想出一个完美了解决方案。但是你真要让儒生们解决，他们肯定会异口同声让你从同宗里面过继个儿子来。

女儿和儿子都拥有皇家的血统，为什么长久以来都是传位给儿子呢？原因就是传位给女儿，不仅麻烦太多，而且隐患也是太多。

皇位的传承大多都是传嫡，这除了保证皇室血统之外，就是为了极大地限制觊觎皇位的人数。因为皇帝的很多儿子，根本就没有继承皇位的那个资格。

女儿如果也可以继承皇位，那些出嫁了的女儿也会回来争夺皇位。要知道那些嫁出去的公主，除了孩子跟自己丈夫姓之外，其它方面和招夫入赘也没有什么区别。

凭什么她能继承皇位，我就不能？这些嫁出去的公主，凭借着夫家的庞大势力，竞争能力可远比待在宫中的女儿要大得多。

千万不要小瞧女人的这句“凭什么”！胡亥杀掉自己的兄长可以理解，为什么还要杀掉自己的姐姐。当然是胡亥觉得姐姐对自己有威胁。

女人不是不能做皇帝，武则天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但是女人做皇帝，却只有武则天一个孤例。

按照一般常情来说，前面只要有了这么一例，后面就会跟着不断地出现。但是现实却是，很多女人已经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却依然只是个太后，一直没有坐到皇帝的那个宝座之上。

后和帝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却是有着天壤之别。皇帝有一个标配，那就是拥有一个庞大的后宫。

武则天登基称帝之后，不见得就是生理需要，更多地还是心理需要，她需要享受皇帝的这个标配。

后宫的女人们，不过就是争风吃醋，所做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争宠，最大的政治野心也不过是让儿子登上皇帝的宝座。

但是你别指望后宫的男人们，会老老实实地聚在一起下棋打扑克。男人们如果在性的方面无法得到宣泄，那精力可就全用在事业上了。

根据历史上皇帝们的寿命，女儿继位时很多都是处在生育期。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避孕措施，面对着那么一个庞大的后宫，女皇帝的尴尬来了。

女皇帝自己的子女，居然无法分出嫡庶来。无法分出嫡庶，那将来传位给谁？好在人数也不会太多，那就立贤吧，看起来也挺好。

中国历来讲究血统明晰，最早那些有身份的体面人，都是有着姓和氏的。姓是来自于母亲一族，氏是来自于父亲那一族。后来虽然姓氏不分了，但是一个人的父系和母系还是明晰的。

在长久流传下来的观念里，父系和母系有一支不清楚，那就是野种。这对于将来继位的新皇帝来说呢，恐怕比女皇帝还要尴尬。

秦始皇只不过才三个爸爸，就已经让秦始皇抓狂了。而这个新皇帝，却要面对着一大堆的爸爸，这让皇家的体面何在啊？

如果女儿招夫入赘只为了生个皇太孙，将来绕过女儿直接传位给皇太孙。那这个女儿怎么解决，直接升级为太上皇，还是将她赐死？

汉武帝立了太子后，立了将其母钩弋夫人赐死。但那是赐死一个妃子，自己的女儿就那么容易下得去手？

既然麻烦和隐患如此之多，那就还不如从同宗过继个儿子。

我喜欢以连续的眼光看待历史上的节点。

在父系社会，父为子纲，夫为妇纲，是不承认女儿的继承权的，更不会发生招女婿继承或者外孙继承的事情。

与皇帝而言，皇帝的位置也不完全是皇帝个人的，更是皇室家族的，也就是皇族的，皇帝只是皇族中选的代表而已。一般情况皇位是父死子继，没有儿子的情况下就是兄终弟及，没有亲兄弟就继续往上找，越亲近越优先。皇位根本不可能有女儿、女婿和外孙什么事儿。

招赘的女婿要改女方姓，不能认自己的父亲为父（不养），也不能认自己的儿子为子（不随己姓），是违背人伦的，不是万不得已，没有人愿意入赘的。

就算在民间，招赘的女婿与同族的其他男性也有不同，在宗族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招赘的女婿不能入族谱，甚至在岳父岳母百年之后也不能完全继承女方的财产,还必须与族人进行分割。至于子女是否能入族谱，与其他男性同样待遇，也是需要协商。更多的入赘女婿，在岳父岳母百年之后选择认祖归宗，恢复本姓。

与招女婿相比，中国还有招养子或义子的情况，而且养子和义子是有继承权的，在唐末和五代十国的时候，就有养子继承皇位的情况，甚至是老皇帝有亲儿子的情况下，将皇位传给养子。

比如魏明帝曹睿就是将皇位传给养子曹芳，当然曹芳本来也是曹家的子孙，传给曹芳并不是传给外姓。

后梁皇帝朱温试图将皇位传给养子朱友文，引起他的亲儿子的不满，导致被杀。

后周皇帝郭威，是有女婿也有养子的情况下，将皇位传给了养子郭荣（柴荣），而没有选择传给女婿，当然这个女婿并不是上门女婿。

女婿上位的情况也有，比如西辽最后的皇帝屈出律，屈出律本来是蒙古乃蛮部的王子，被成吉思汗战败后逃入西辽，被西辽皇帝耶律直古鲁招为女婿。后来屈出律召集旧部、联合花剌子模进攻西辽，西辽打不过决定投降。屈出律却声称不敢当，以女婿身份当了西辽国王，并尊岳父为太上皇。当然这种女婿是强行上位的，岳父j及家族的意见可以忽略不计了！

首先皇帝的兄弟、侄子不同意，他们无论如何也比外孙的血统更正。有嫡立嫡，无嫡立长，要是都没有，就只能宗室里最近支系选。汉朝昌邑王刘贺和汉宣帝刘询就是这么被选上，还有宋朝宋英宗、宋徽宗、宋孝宗、宋理宗、明朝嘉靖、崇祯、鞑靼的光绪、溥仪……都不是上任皇帝的儿子。最接近题主说的情况，历史上只有一次，就是郭威妻儿都被小昏君杀了，驾崩后，他的女婿是有机会也有企图的，不过妻子柴氏的侄子柴荣更有能力和威望，女婿终究不能上位。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上门女婿并不少见。上门女婿也被称之为“赘婿”，男方需要住到女方家里。男方既不需要承担彩礼钱，也不需要盖房子、买房子。

上门女婿实际上就是“嫁给”女方，生出来的孩子也要跟女方姓。上门女婿在古代法律和宗法上，也是被允许的行为。即使时代发展到了现在，上门女婿也依然比较常见。

有些地方，上门女婿结婚的时候，和娶媳妇不太一样。个别地区，上门女婿甚至要穿婚纱。上门女婿结了婚之后，等于是女方家的人，在不少地区需要上女方家的族谱。

一些上门女婿结婚之后，需要住到女方家里，也可以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比如，可以获得女方家的祖产，也拥有继承财产的资格。

无论是一般家庭还是达官贵人，都不乏上门女婿。古代许多历史名人也曾经当过上门女婿，比如李白、努尔哈赤、左宗棠等人都是上门女婿。努尔哈赤和左宗棠成名之后，他们的子孙后代并没有随母姓。

中国古代并不缺乏达官贵人招上门女婿，但是却很少见到皇帝招上门女婿。不少皇帝因为没有儿子，而出现皇位偏移。有的皇帝不仅没有儿子，而且没有女儿；有的皇帝则有女儿没有儿子。

魏明帝曹睿有儿子也有女儿。曹睿的儿子全部都早死，女儿却活到了成年。曹睿没有招上门女婿，而是收养了曹芳、曹奂等养子。最终曹芳成为曹魏下一任皇帝。

宋高宗本来有五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五个女儿都被金人俘虏，一个儿子早亡。没有后代的宋高宗过继了赵昚和赵璩。后来赵昚即位，是为宋孝宗。

宋仁宗赵祯有三个儿子和十几个女儿。宋仁宗的三个儿子均早亡，有些女儿寿命却很长。宋仁宗收养了宋英宗为义子，并将皇位传给了他。

宋哲宗赵煦只有一个儿子和四个女儿。一个儿子早亡，两个女儿活到了成年。宋哲宗去世之后，由弟弟赵佶继任皇位，是为宋徽宗。

中国古代没有儿子的皇帝非常多，有的皇帝收养儿子，最后由养子继承皇位；有的皇帝去世之后由弟弟、堂弟继承皇位或者其他人继承皇位。

曹睿、宋仁宗、宋高宗等人的皇位由养子继承，宋哲宗、明熹宗的皇位由弟弟继承，明武宗的皇位由堂弟继承，汉昭帝的皇位由宗室继承，唐武宗的皇位由叔叔继承。

无论是养子继承还是弟弟继承皇位，都不是皇帝的外孙继承。公主也不会招上门女婿，都是下嫁给驸马。

如果皇帝招上门女婿，公主所生的儿子会姓皇帝的姓氏，等于是皇帝的孙子。皇帝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孙子”，也合情合理。根据宗法制度，上门女婿生出来的儿子也是合法继承人。

没有儿子的皇帝既然可以将皇位传给养子，也可以将皇位传给弟弟或者叔叔，为什么不招上门女婿，然后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孙子”呢？

皇族不是一般的家庭，皇族的产业也不像一般的贵族。一般贵族的产业也就是局限于自己的家产，皇族的产业既有家产也国产。古代大家庭可能有不少儿子。儿子们成年之后，嫡长子继承大部分家产，其他儿子也可以分得一份家产独立门户。

一般贵族家庭如果没有儿子，招一个上门女婿，由自己的“孙子”承继祖业也很正常。普通家庭家小业薄，产业由“外人”继承，其他族人也没有多少意见。

皇族的产业非常大，皇位对每个人都具有非凡的吸引力。不知道多少人为了皇位而出现兄弟相残的情况，不知道多少人为了皇位而付出了卿卿性命。

皇位的吸引力特别大，皇族的“产业”又无比巨大。无论是皇帝还是其他皇族，都不允许皇族产业外流。虽然上门女婿的儿子跟着皇帝的姓氏，从根本上说这个“孙子”还是外人。

一旦出现皇帝没有儿子的情况，所有皇族成员都会盯着皇帝宝座。皇帝没有儿子，所有皇族都有“逐鹿中原”的机会。皇帝上门女婿的儿子，根本不再皇族之列。即使皇帝已经将其写入族谱，其他皇族也容不下这样的“皇孙”。

古代有严格的宗法制度。无论是皇族还是普通家庭，都严格遵守宗法制度。普通家庭宗法制度相对简单，主要局限于家庭内部。皇族的宗法制度既适用于皇族内部，也适用于整个国家。

一般家庭找个上门女婿，倒也符合家庭宗法制度。皇族招个上门女婿，符合家庭宗法制度，却与国家的宗法制度不符合。皇族的宗法制度更加严格，操作起来也更加复杂。上门女婿能否得到皇族宗法制度的认可就不得而知了。

皇位传承有严格的继承制度，总结起来就是嫡长子继承制。在嫡长子继承制度下，最有资格继承皇位之人为嫡长子。

唐朝以后，嫡长子最有资格继承皇位，其次是嫡长孙，再次是嫡长子的其他嫡子，第四是其他嫡子，第五是长子，第六是其他皇子，最后是其他皇族成员。

皇位继承有严格的制度。嫡长子是皇后所生的儿子，皇子也是皇帝的儿子。公主所生的儿子肯定不能进入嫡长子行列，也不在其他皇位继承顺序之列，自然无法获得继承皇位的资格。

一般皇帝根本无法破除皇位继承制度，也不敢轻易将皇位传给一个“外姓人”。在古代宗法制度下，江山和皇位不仅是皇帝的皇位，更是太祖的天下。

既然皇位是太祖的天下，皇位就只能传给太祖的子孙后代。整个皇族都是太祖的子孙后代，都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皇帝如果没有儿子，就应该由太祖的其他男性后代继承皇位。

没有儿子的皇帝可能会选择过继养子。皇帝过继的养子，也都是从皇族中选择。曹睿的养子曹芳是曹操的后代。曹芳为曹彰之孙、曹楷之子。宋英宗赵曙是宋太宗赵光义的重孙，赵元份的孙子，赵允让的第十三子。宋孝宗赵昚是赵匡胤的后代。

皇帝将皇位传给过继的儿子，等于继续由太祖（太宗）的后代继承皇位。现任皇帝没有儿子，可能需要由上门女婿的儿子传宗接代。太祖则有的是后代，他的留下的皇位应该由自己后代继承，而不是某一位皇帝的上门女婿。

如果皇帝将皇位传给上门女婿的后代，等于将太祖的江山让给“外姓人”。整个皇族自然不会答应，皇族的宗法制度也不会答应。

如果皇帝一意孤行，强行将皇位传给上门女婿的儿子，新皇帝的合法性也会受到质疑。古代讲究名正言顺，只有名正言顺才具有合法性。

汉文帝刘恒、汉宣帝刘询、明成祖朱棣等皇帝一辈子都在解决皇位合法性问题。这三位皇位都是太祖的后代，只不过不是皇位的第一继承人。他们都需要解决皇位合法性问题，更不用说上门女婿的儿子。

血统不对，在宗法森严的男权社会是不认同女儿的血统的，不认同女儿生的孩子具有继承权。特别是皇家，皇位继承人不是只有一个，皇帝的兄弟、侄子都有权继承，人家都是老皇帝的儿子、孙子。甚至皇帝的叔叔的儿子、孙子也可以继承，人家是老老皇帝的儿子、孙子，这就是所谓的宗室。江山是祖宗打下来的，大家都有份，都是合法继承人，你没儿子了，别人有呀！你没儿子传，可以传给其他兄弟的儿子呀！

女婿是外人，即使招赘上门的女婿也是外人，女婿的孩子流的就是外人的血，因此传给女儿的儿子等于传统了女婿。普通老百姓可以不再乎，可皇家不行，皇帝的家产是整个国家，所有宗室的男人都瞪着眼瞅着，绝不会让你传给一个外人。

其实普通老百姓也在乎，因此古代过继侄子当儿子的多，招上门女婿少。特别是有些大户人家，纳妾众多，总有一个能生出男的。即使没有，也是从兄弟们那里过继个儿子，很少有招女婿的。不信大家不妨看一下《家谱》，上面有不少过继儿，却见不到上门女婿及所生的孩子。

只有极个别的人家会招上门女婿，这些人家往往是几世单传，很少有兄弟子侄，无奈之下才招女婿。在旧社会，上门女婿说白了就是当长工的，在家里没有一点话语权，在社会上也没有一点地位，连自己生的儿子也会看不起你。因此没有那个男人不是迫不得己，是不会愿意当上门女婿的。

再说了，你直接传位给女儿的儿子，那么女儿和女婿该当如何安排，是当“太上皇”？朱元璋不传儿子传孙子，结果你引起起儿子谋反，就这还是亲孙子呢！武则天是女皇，权力极大，而且还改国号为周，可她宁可将皇位传给侄子武三思，也不愿传给女儿太平公主，要然就可以把她的周朝一直保留下去，就没唐朝啥事了。

如果是在一般的家庭，招个赘婿，以后让外孙继承家业，还是有微乎其微的可能性，但在皇室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

我们首先要明白，在封建社会时期，皇帝只是一个政权的代理人，他从来不代表绝对的权威，政权，国家也不是皇帝一个人的，而是整个皇室的。

虽然在我们今天的理解上来看，外孙也是一家人，但在古代，外嫁的女儿，外孙他们都不享有家族财产的继承权，一个家庭也只有在无兄无弟，为了传宗接代这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去招赘婿。

不过这种情况放到皇室中就不成立了，因为除了皇帝这一支血脉，往往还有其他宗室的血脉，他们一样属于皇族，皇帝无子嗣的情况下，选择继承人也是宗室成员中，从血亲关系最近的一支选择，通常秉承着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原则，而公主，驸马，外孙都没有皇位继承权。

这种继承制度的目的，与宗法制中嫡长子继承制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避免争夺财产，权位而导致的内斗，家族中发生这样的内斗，会导致家族衰落，争夺皇权发生内斗则会威胁政权稳固，社会稳定。

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家族中只有男性成员才会携带Y染色体，女性成员只有X染色体，而外孙所携带的Y染色体来源的是另外一个家族，如果皇帝招赘，并将皇位传给外孙，这之后的皇帝和原本的皇族，血缘上的关系只会越来越疏远。

不过在历史上却有皇帝传位于养子的案例，比如五代十国时期，后周太祖郭威传位给自己的养子（内侄）柴荣，郭威原本有两个儿子，没有兄弟，他的两个儿子都被汉隐帝害死了，柴荣还在是少年时就来投奔了郭威，郭威很喜欢他，将其视为己出，也是在这种背景下，郭威才会传位给柴荣。

郭威也是有女儿的，但从郭威传位给柴荣来看，虽然同为外人，也没有血缘关系，但女婿的地位甚至比不上养子，不过在乱世中，传位也不能光考虑血缘的亲疏，能力，实力也是重要的参考指标。

在大多数情况下，皇帝没有子嗣时，继承人都是从宗室成员中选择，比如宋高宗赵构，他就一个儿子，还早夭了，他就在宗室成员中选择了赵昚（宋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收为养子，最后传位给赵昚，这个血缘关系算是比较远的，赵构主要考虑的是以后不会被宋钦宗赵桓要挟，虽然赵桓至死也没能归国。

赵构

明武宗朱厚照没有子嗣，亲兄弟早夭，他就传位给堂弟朱厚熜，朱厚熜和朱厚照都是明宪宗朱见深的孙子，血缘关系上就比较近了。

如果是开国皇帝，这个可能性还有，毕竟江山是自己打下来的，想给谁都可以。但是如果自己不是开国皇帝，现任皇帝也只是继承的祖产，替祖宗守江山，如果传给女儿外孙，那些开国皇帝的其他子孙肯定不能接受，祖宗的江山社稷，怎么能让你给了外姓，他们肯定会造反，一呼百应，自己肯定死定了。

你提的问题好弱智！不知道你是不是我们中国人，还是你受西方影响太过！我们中国封建社会是妥妥的父系男权社会，家族传承，血脉繁衍都是以男性为尊，一个家庭如果没有男孩，最次也要以旁支近脉续系香火，平民百姓都是如此，更何况注重黄嗣正统血脉的帝王之家？如果要公主招赘所生子嗣继承江山社稷，那就属于血脉断绝，后嗣无人，江山易主了，这件事不但皇帝本人不会做，就算满朝文武也不会同意招赘子嗣继承皇权王道！这在封建社会是不可能去做，更不可能会认同的！

古代的皇位继承，一般来说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父死子继，最为常见，属于第一选项。

二、兄死弟继，也很常见。属于第二选项。例如宋太祖死后，弟弟宋太宗继位。唐朝时，敬宗、文宗、武宗是三兄弟。

三、堂兄弟或子辈继承。皇帝死了，没有儿子，也没有亲兄弟，或者他们令权臣不满意，这时经常会从堂兄弟或兄弟的儿子中选一个。这与民间，某户无子，从兄弟子辈中选一个过继为子类似。例如宋高宗赵构不育，选择了宋太祖的后代，侄子辈的宋孝宗继位。

四、孙子继承，一般是皇帝太长寿了，熬死了太子，只有孙子继承了。例如明太祖传位孙子建文帝

五、叔叔跨辈继承，例如唐武宗死后，叔叔继位，是为唐宣宗。建文帝被推翻，明成祖上位。

六、养子继承。一般是皇帝无子，养子才有机会。例如，后周太祖郭威，几个儿子都被杀害，因而兵变夺得皇位，立柴皇后的侄儿柴荣为养子，继承皇位。柴荣不是以妻侄的身份，而是养子的身份继位的。养子能继位，要有出众的能力。后唐时，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勗建国，死于兵乱后，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继位，干了八年。李嗣源死，亲子李从厚继位，又被李嗣源的养子李从坷推翻。

古人重视血统宗亲观念，绝对不会釆取招女婿入赘这种方式培养继承人。事实上也从来没有。

首先这个女婿，你肯定选一个有本事的，而且他年富力强，给他掌权，翅膀硬了，可能威胁到皇位。历朝历代，外戚专权，不胜枚举。入赘女婿，势力可能比外戚更大。

其次，外孙当上皇帝后，可能改随父姓。柴荣就是先例。柴荣当郭威养子，改名郭荣。当上皇帝后，恢复本姓为柴荣。那郭家，不是绝后了？

第三，皇帝无子，招女婿入赘，皇帝的兄弟、侄儿等一定不服，造成动乱。

第四，皇帝很少没有儿子的。一般成年皇帝，后宫佳丽很多，总是会有儿子的。没有儿子的皇帝，多数都是幼童，当不了家，作不了主。例如，东汉前四位皇帝，刘秀，刘庄，刘炟、刘肇，都是明君，合计80年，造东汉盛世。刘肇的儿子继位时才100天不到，不满周岁就挂了。选谁继承，都是别人作主。

招赘婿？你知道赘婿等级有多低吗？赘婿，刑徒都是充军劳役第一人选！万喜良就是赘婿！还有江山不光是皇帝的！吕后想吕家和刘家捆绑！最后满门抄斩！皇权血统不是儿戏！政治不是儿戏！

家族的祖坟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某一世刚刚国家文物局拨款维修了，还有某一世的墓已经被考古，修了博物馆。于是每年清明扫墓都要买门票！于是家族里有宗亲组织者每年都联名写投诉信。直到前年被批准家族组团来扫墓不用门票，但一年不能超过两次。

晏阳初

中国平民教育家。又名兴复（1890-1990）、遇春、云霖。四川巴中人。1913年就读于香港圣保罗书院（香港大学前身），后转美耶鲁大学，主修政治经济，1918年毕业，获学士学位。1919年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攻历史学，获硕士学位。1944-1945年，美国锡拉丘兹等三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晏阳初大学毕业后，立志献身平民教育。1923-1949年长期担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总干事。1926年在河北定县（今定州市）开始乡村平民教育实验。1940年创办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后名乡村建设学院）任院长。1950年离台湾赴美国。50年代以后，协助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及加纳等国建立乡村改造促进会。60年代在菲律宾创办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任院长及该院理事会主席。晏阳初还曾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担任顾问。晏阳初早期开展平民教育运动时，认为中国的大患是民众的贫、愚、弱、私“四大病”，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对民众首先是农民，先教识字，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见乡村建设），并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著有《平民教育概论》、《平民教育的真义》、《农村运动的使命》等。后期为纪念他特上映同名**《晏阳初》。

晏福生

晏福生（1904-1984），原名晏国金。湖南省醴陵县人。1923年参加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曾任安源煤矿工人纠察队队长。1926年加入中国***。1928年参加醴陵暴动，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4年4月7日因病在广州逝世，终年80岁。

晏庆明

晏庆明（1900-19339），湖北省大悟县人。早年加入中国***。青年时代，靠替地主放牛和卖长工度日。1930年2月在大悟县河口参加赤卫队。

1930年2月后，历任大悟县赤卫队排长、队长等职，率领部队经常活动在红安、河口、刘集一带，打击地方民团的反动势力。1931年编入中国工农红军，任红4军团长。在攻打七里坪战斗中，亲自率领突击排，插入敌人的阵地直捣敌军老巢，给敌军以重创，并活捉了敌团长，为夺取整个战斗的胜利创造了条件。红四方面军西征后，留在鄂豫皖苏区坚持游击斗争。1933年9月，在红安大山寨战斗中，胯部受伤，寄住革命群众家中疗养。不久因国民党进攻，转移到刘集新屋咀养伤。由于医药缺乏致伤口恶化而去世，时年33岁。

晏维贵

晏维贵（1912-1936），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早年加入中国***。1928年参加革命。

1928年参加黄安县赤卫队，积极发展地方武装，参加惩治土豪劣绅等农民运动。1931年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红4军。193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入川后，根据中共党组织安排，留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同年转入红25军，任红25军游击师师长。1936年率部转战麻城，在一次与敌激战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4岁。

晏八风

晏八风（1905-1932），安徽省金寨县人。幼入私塾读书10余年，辍学后在家乡教书。1925年加入中国***。

大革命时期，1925年随周维炯、李升武等到武汉入东湖农民运动讲习所。后以教书为名进行革命活动。1927年春在家乡创办共进第五小学，和毛绍成等组织农民协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秘密组织有志青年结拜“三十六弟兄”，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立夏节，率领三十六弟兄在包畈宣布武装起义，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32师。同年冬奉调中共赤南县委任秘书。1931年夏调中共六安中心县委任组织委员兼军事委员。1932年春调中共固始县任组织部部长。同年秋升任中共固始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治委员。率部与敌作战时牺牲，时年27岁。

晏春山

晏春山（1893-19335），女，湖北省黄陂县人。出生在贫寒家庭。十几岁时被父母送到武汉纱厂做工，结识了忠厚淳朴的码头工人潘家年，在患难中结为夫妻。1927年底加入中国***。

家谱轴子可以长年挂。长年挂在墙上可以更好地提醒家族成员要珍惜这种传统文化，传承家族的价值观和精神信仰。传统的家谱轴子通常使用纸张或者绢布作为载体，这些材质相对轻便、柔软，可以被挂在墙上，不会对墙面造成损害。家谱轴子是对轻便、柔软，可以被挂在墙上，不会对墙面造成损害。

1 对生命的意义的理解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把文学的对象视为生命意志的理念。《红高粱》就是通过“我奶奶”戴凤莲和“我爷爷”余占鳌的故事，以时空错乱的顺序，借用意识流的表现方法，叙述了昔日发生在山东某乡村的一曲生命的颂歌。

在小说中“我奶奶”“我爷爷”，他们浑身上下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奶奶”年轻美丽，“走起路来双臂挥舞，身腰拨动，好似风中招飐的杨柳”。洋溢着生命活力，甚至有些放纵与风流。她16岁出嫁，渴望幸福美满的婚姻，“渴望躺在一个伟岸的男子怀抱里缓解消除孤寂”，谁知贪财的父亲把她嫁给了一个麻疯病人单扁郎，因为单家富甲一方，生命刚刚结出花蕾，就面临凋零。这时“爷爷”出场了，“奶奶”的美丽“唤醒了他心中伟大的创造新生活的灵感”，他劫走了三日后回娘家的“奶奶”，俩人以原始炽烈的生命热情，在红高粱地里翻云覆雨，共享生命的欢乐与灿烂，共播生命的种子。一切不复存在，只有赤裸的生命在疯狂，甚至可以说是放纵本能与情欲。“爷爷”杀了单家父子，终于和“奶奶”生活在一起，从此“奶奶”像鲜花一样饱满地开放了。日本人来了，他们的生命又和抗战联系在一起。管家刘罗汉大爷为保护“奶奶”和她家的财产被日本人剥皮杀害，“奶奶”端出纪念刘罗汉大爷的血酒，让已经成为民间武装（或曰土匪）司令的“爷爷”（余司令）喝下，去打日本人。战争是悲壮然而热烈的，“爷爷”带着儿子豆官（“我父亲”），扛着**，在日本兵的枪林弹雨中英勇厮杀。“奶奶”最终牺牲在战场上，临终前她仰望天空，为自己这样激情地走过一生而感谢上苍。在小说中“奶奶”“爷爷”完全不似以往的革命战争小说中的英雄形象，为了理想信念，为了国家民族去战斗去献身，而是在生命力的驱动下，去生活、恋爱、繁殖、杀人、越货、抗日、牺牲。他们为解放生命而活，又为生命解放而死，无“是”无“非”（在抗日这一民族大义上不含糊），敢做敢为，他们可以说是生命意识层面上的“英雄”。

莫言在《红高粱家族》前献词道：“谨以此书召唤那些激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他是为已经丧失原始、粗犷的生命活力，沉浸在功利中卑微地苟活着的人们而羞愧吧！

莫言小说有着丰富的主题内涵。在他的作品中，既有对传统价值观的质疑与反叛，对封建伦理观念深刻的剖析，也有对由于社会环境改变而导致的人性缺失和种族退化的感叹，对城市文明的批判……而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对生命意识的弘扬。20世纪80年代中期，作者受美国南方派作家威廉·福克纳的影响，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自己的故乡，着力营造“高密东北乡”这个艺术世界。他从主观体验出发，用自己的想像激活历史，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创造出有声有色的生活图景。在《红高粱家族》《老枪》《秋水》等作品中，作者有意塑造了“我”爷爷奶奶这一辈人物，刻画了余占鳌、戴凤莲、罗汉大爷等形象。这些人物是高密东北乡日月孕育的精华；男的剽悍勇猛，女的风流俊俏；他们嗜杀成性又视死如归，杀人越货又精忠报国；他们是自然生命的化身，体现了一种强悍的生命本能。他们敢恨敢爱，敢于直面生死荣辱；爱起来在高粱地里狂热野合，受到压抑时则啸聚山林，扯旗造反。这是一群朴野人性的代表，在他们对传统伦理观念的反叛中，人类的生命原欲得到了最为酣畅淋漓的宣泄与抒发。小说中，祖父母辈人物和他们充满生机的生活，构成了最有光彩的一部分，而父母一辈和“我”的同代人则显得麻木萎缩，他们被沉重的生活压弯了脊梁，生活之火几乎熄灭；他们善良勤劳又愚昧胆小，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只能在庸碌的生活中苟且度日。作者在几代人的对比中，鲜明地表现了对生命之力的崇敬、赞美和对种族退化的深深忧虑。

（选自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对战争的理解

《红高粱》的创新，首先表现在内容上，它以民间的角度，审视抗日战争。在小说中，重点描写的不是带有革命理想的英雄人物，而是生活在民间的普通大众：农民、工匠、土匪、地方武装，也有***人（其中的任副官可以说具有某种正统的英雄意味）。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或痛快淋漓快意恩仇，或苟且猥琐蝼蚁偷生，突然来了日本鬼子，于是不由自主地卷入抗战的时代洪流中，英勇着、战斗着、献身着，呈现一种原生态的悲壮和豪迈。

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讲述的一个抗日故事。这种民间立场首先体现在作品的情节框架和人物形象这两个方面。对于抗战故事的描写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并不少见，但《红高粱》与以往革命历史战争小说的不同就在于，它以虚拟家族回忆的形式把全部笔墨都用来描写由土匪司令余占鳌组织的民间武装，以及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个乡野世界中的各种野性故事。这部小说的情节是由两条故事线索交织而成的：主干写民间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的起因和过程，后者由余占鳌与戴凤莲在抗战前的爱情故事串起。余占鳌在戴凤莲出嫁时做轿夫，一路上试图与她调情，并率众杀了一个想劫花轿的土匪，随后他在戴凤莲回门时埋伏在路边，把她劫进高粱地里野合，两个人由此开始了激情迷荡的欢爱，接下来余占鳌杀死戴凤莲的麻疯病人丈夫，正式做了土匪，也正式地成为她的情人。我们不难看出在这条故事线索中，始终被突显出来的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民间激情，它包容了对性爱与暴力的迷醉，以狂野不羁的野性生命力为其根本。这显然逾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对民间世界给予一种直接的观照与自由的表达。前一条抗日的故事线索，从戴凤莲家的长工罗汉大爷被日本人命令残酷剥皮而死开始，到余占鳌愤而拉起土匪队伍在胶平公路边上伏击日本汽车队，于是发动了一场全部由土匪和村民参加的民间战争。整个战斗过程体现出一种民间自发的为生存而奋起反抗的暴力欲望，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历史战争所具有的政治色彩，将其还原成了一种自然主义式的生存斗争。概括地说，《红高粱》在情节构成上是依照了民间自身的主题模式，尽管它讲述的是抗日战争的故事，但其中所突现出来的主要都是民间世界中强悍生动的暴力与性爱内容。与此相关的是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除去了传统意识形态二元对立式的正反人物概念，比如把作为“我爷爷”出场的余占鳌写成身兼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的两重身份，并在他的性格中极力渲染出了一种粗野、狂暴而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的民间色彩。20世纪50—70年代现代历史小说中也出现过类似的草莽人物，但必须要在他身边再树立一个负载政治道德标准的正统英雄人物，以此传达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思想内容。但在《红高粱》中，余占鳌是惟一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他的草莽缺点和英雄气概都未经任何政治标准加以评判或校正，而是以其性格的真实还原出了民间的本色。这些特点也同样体现在对于“我奶奶”戴凤莲和罗汉大爷等人物的刻画中。比如“我奶奶”具有的那种温热、丰腴、泼辣、果断的女性的美，罗汉大爷的忠诚、坚韧、不屈不挠的农民秉性以及“我父亲”小豆官的莽撞冲动的脾气，都有一种民间的放纵和生气充盈其中。由于叙述者把这些人物都作为自己的家族长辈来写，就又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以前革命历史故事中少有的任性与平易之感。这就使得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感亲合方面，都非常鲜明地表达出了一种真正向民间价值尺度认同的倾向。正是建立在民间崇尚生命力与自由状态的价值取向上，作者描写“我爷爷”的杀人越货，写“我爷爷”和“我奶奶”的野地欢爱，以及其他人物种种粗野不驯的个性与行为，才能那样自然地创造出一种强劲与质朴的美。

《红高粱》在现代历史战争题材的创作中开辟出一个鲜活生动的民间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这部小说讲述的其实并非是历史战争，而是作家在民间话语空间里的某种寄托。叙述者在小说开头有一段充满激情的感叹，极力赞美他的故乡，赞美他的那些豪气盖天的先辈，并称先辈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的英勇悲壮“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这种感叹贯穿在整部小说中，而且愈加变得浓烈感人，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无疑是一种作家把民间作为理想的生存状态。民间是自由自在无法无天的所在，民间是生机盎然热情奔放的状态，民间是辉煌壮阔温柔淳厚的精神，这些都是人所憧憬的自由自在的魅力之源。叙述者以这样一种民间的理想状态来对比现实生活，却发现这种状态只是过去时态的存在，高密东北乡的英雄剧全都上演在已经逝去的时间中，这不能不令他感到遗憾，不能不令他屡屡发出文明进步隐含种性退化的感慨。这里显然引入了一种与政治意识形态及知识分子传统都全然无关的历史评判尺度：站在民间的立场上来看历史发展与社会现实境况，便暴露出某种生气流散与自由状态受到限制的趋向。而在《红高粱》中，这种遗憾与感慨反过来又强化了对曾经存在过的民间自在状态的理想化与赞美，从而使其呈现出了更为灿烂夺目的迷人色彩。

3对文化模式的促进

文化模式对小说的叙事影响是巨大的。小说不仅蕴含人类的原始文化积淀，作者对历史、社会、道德的认识和评介等诸多文化意识也包容其中，有时表露得非常鲜明。《红高粱》就代表了当代作家某种鲜明的文化倾向，有别于传统的革命战争小说。这样的文化意识，反映在内容和形式上，使小说既作为先行者取得某种创作上的突破，并引来诸多的模仿者，也带来种种是非的争论。

祖宗一词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崇拜祖宗的活动在中国非常普及、盛行：纵向上，从夏殷周三代到清代，祭祖仪式一直延续着，宗庙与社稷合一也一直没有实质性变化；横向上，皇家与民间普通的百姓家每年都要举行庄严的祭祖仪式，祖宗崇拜观念根深蒂固。与此相关，在我们这个农业大国里，几千年来，农村的天然基本单位是自然村庄。它们往往是由世代聚居的某个宗族或几个宗族的联合体组成，而家族普遍对记载祖先事迹与血缘谱系的家谱、族谱很重视……诸如此类的社会事实有力地支持了祖宗观念的世代相传。

另一方面，由祖宗崇拜、祭祖仪式培育的祖宗观念已渗透到了我们的民族精神中，广泛地表现在中国人生活的许多方面。比如，“炎黄子孙”的说法简直成了“中国人”的代名词，其实这是由祖宗观念无意识地生发出的一句口头禅。可以说，祖宗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象征着家族的存在、血缘的联系，因而意味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骂人时，咒他的祖宗是最狠毒的；在刑罚中，刨祖坟是最厉害的；而在荣誉中，没有什么能比光宗耀祖更能令人自豪的了。祖宗又标志着家族的权威。以祖宗为起点，可以依次确定家族成员的辈份关系，限定每个人的权利与义务。祖宗又是一种精神理想的化身，很容易染上崇高色彩，因而祖宗又常常与英雄为伍。在一个文化相对封闭的环境里，祖宗的经验、观念意味着后代的惟一精神起点，因而祖宗精神似乎具有永恒的价值。“言必称三代”“言必称尧舜”，现实的挫折、困惑会使人们去祈求祖宗指点迷津。儒学非常成功地将祖宗崇拜的原始文化精神融会到了自己的学科思想中。这一点就连明代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利马窦都感觉到了，他“认识到古老的敬祖思想是儒家哲学体系的一大支柱”。见Spence（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

实际上，古老的敬祖行为、敬祖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种族记忆”和“文化──审美心理”原型，在夏殷周三代形成后，经过儒学的肯定、发扬，家族社会的保护，已深深地潜藏于中国人的意识与潜意识中，在他们的价值观念、心理中积淀为一种情结，时常若隐若现地以种种方式流露出来。

情结(complex)是一种必然而又强烈的情感倾向。有个人的情结，“当我们说一个人有某种情结时，我们的意思是说，他的心灵为某种东西强烈地占据了，以至于他几乎不能去思考其他任何事”。见《荣格心理学纲要》第29页。更有民族的特定文化模式的情结。个人情结往往与后者联结着，甚至被它主宰着。文学的祖宗情结原型无疑与祭祖仪式、《诗经》中祭祖诗的仪式冲动有渊源关系。它是子孙后代对家族祖先的崇拜、怀念。这种情结有一种常见的宣泄方式，那就是满怀崇敬的心情，以子孙的口吻讲述祖先的英雄行为，或将祖先英雄化、美化；在与祖先的对比中，子孙的自我惭愧感往往激发起他们摹仿祖先的欲念，或者萌发出寻根心态。而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文化的某些转型时期，子孙的祖宗情结则往往表现得很复杂：钦慕、反思、批判、困惑、迷惘，或者兼而有之。

新时期的文化转型特征非常明显。由反思文革、改革开放带来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因素、情况等待着人们去识别、判断、选择，比如，选择异质文化的哪些成分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话、融合就令人困惑、烦恼。这个时代问题直接引发了80年代的文化寻根思潮，随即，沉寂于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深渊的祖宗情结在一些作家的脑海中趋于活跃。由于文化环境相对开放，作家们的文化参照、心态、动机就比较复杂，相应，他们在审美情感上对祖宗就有了多种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价值选择与心理企求，比如，莫言的《红高粱》(《人民文学》1986年第3期及莫言多种小说集)、方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上海文学》1990年第4期)、韩少功的《爸爸爸》(《人民文学》1985年第6期及韩少功多种小说集)都是比较明显地运用了祖宗情结原型，同时又有不同价值趋向的小说。这里以原型批评方法为依据，从叙事结构的角度，对这三篇小说作一些分析。

有必要先对名词“小说的叙事结构”作一点解释。小说的叙事结构受作者审美感情的制约，取决于叙述人与小说形象体系的关系，表现为从小说立意出发对叙事角度、态度的选择以及对小说形象体系的总体安排等等，贯穿于小说叙事过程的始终。它是决定小说叙事方式与主题的一个主要因素。

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因为同名**获得的巨大成功而早已为人熟知。小说以“我”，即孙子的口吻叙述爷爷、奶奶的故事，而且还以小男孩──“我父亲”的视角描绘所感受到的一切。《红高粱》不同于传统小说，它的情节十分简单，写一天凌晨，“我父亲”跟“我爷爷”去参加“我爷爷”他们组织的一场简单的伏击战──在如火如荼的红高粱地里伏击日寇的汽车。中间穿插了一系列的事件，如“我爷爷”余占鳌杀死单家父子，与“我奶奶”结合；在红高粱地里，罗汉大爷活活地被剐等等，最后详写了伏击战的场面。

已有的不少评论、赏析大多注意到了《红高粱》的故事并不新鲜，新鲜的是小说的童年视角与作者独特奇异的感觉。也有人就事论事地指出过莫言小说，包括《红高粱》的“祖宗崇拜”现象。本篇则认为，《红高粱》的叙事结构在当代中国小说中十分独特，但从原型的角度来说，用子孙“我”的口吻带着崇拜的心态来追忆爷爷、奶奶们的英雄业绩，却并不让人感到陌生。这种“祖宗──子孙”的小说叙事结构，其实就是《诗经》中祭祖诗“祖宗──子孙”话语方式的翻版。因此可以说，《红高粱》是作者怀着祭祀祖宗的仪式心态写出的，是我们民族一种古老的“种族记忆”的复活。当然，这种复活充满了时代气息。

莫言式的追忆激情充沛。他为祖先设置了两个背景：一是充盈着原始生命冲动的爱情，二是严酷的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战争。在子孙“我”的讲述中，祖宗“我爷爷”“我奶奶”们笼罩着迷人的光环，他们身上充溢着原始活力，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为了实现生命的自由，爷爷们剽悍勇敢、匪气十足、杀人越货、敢作敢为，他们敢于与比自己强大的日本鬼子血战，是因为鬼子妨碍了他们的自由生活，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利。他们的爱情更多地发自本能。为了女人，“我爷爷”宰了单家父子和土匪花脖子；“我奶奶”则毫无三从四德、畏畏缩缩的气息，她和爷爷高粱地里的野合为高密东北乡丰富多彩的历史“抹上了一道酥红”。总之，他们勇往直前、风流快活，与妨碍其自由的一切人和事争斗，至死不悔。

就这个小说本身来说，作者借助叙述人，孙子“我”的童年视角以及新奇独特的感觉，主要表达的是“我”对“我爷爷”“我奶奶”原始的、浪漫的生命活力的崇拜与赞颂。莫言对这种祖宗精神的发掘当然是有他现实用意的。1985年掀起的文化寻根思潮，既然叫嚷着要寻根，就必然带有一种对祖宗文化精神的追忆、回顾、反思。这正好深深吻合了莫言当时的心态：“我赞成寻‘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寻法，每个人都有自己对根的理解。我是在寻根过程中扎根。我的‘红高粱’是扎根文学。”(莫言《十年一觉高粱梦》，《中篇小说选刊》1986年第3期) 显然，《红高粱》中张扬的祖宗精神就是莫言所找到的祖宗之根。在小说“祖宗──子孙”对应叙事结构中，“我”的叙述愈是汪洋恣肆，“我”的激情愈是澎湃、感觉愈是新奇，读者，即广义上的子孙受到的心理震荡就越大，就越会受“我爷爷”“我奶奶”们的感染，汲取祖先的闪光精神以滋补子孙之元气的效果就愈好。很明显，作者在小说的立意上有潜在的、对当代文化的不满与批判，也有对我辈子孙的训谕，但叙事结构又决定了这篇小说的审美情感有极为传统的地方。《红高粱》仅仅是后来莫言的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中的一个章节。在这个长篇中，作者借助“祖宗──子孙”的叙事结构把《红高粱》中的潜在情感表达了出来，小说叙述人，孙子“我”代表着都市文化。“我逃离家乡十年”，便被“机智的上流社会”传染上“虚情假意”，“肉体”也被“肮脏的都市生活臭水浸泡得每个毛孔都散发着扑鼻恶臭”。“我”是“我爷爷”“我奶奶”的不孝子孙，“种的退化”的产物，因此，“我”企盼家族英雄祖先的亡灵指点迷津，在追忆反省中清洗自己的“肉体和灵魂”，“不惜一切努力”去寻找一株仅剩的“纯种红高粱”。这隐喻了作者重塑民族精神的强烈愿望，但“祖宗──子孙”的叙事结构却使小说自然地把祖宗与子孙两相对比，这时，崇拜祖先的仪式情感便引发了作者鄙视子孙的心理。总的说来，《红高粱》所崇尚的爷爷、奶奶精神带有很多的本能冲动成分。他们倾心追求的、“我”为之迷醉的浪漫自由固然叫人感到痛快，但倘若以此来训导子孙，嘲弄现代文化，则是明显地沉溺于一种美学谬误中了。

苏序出生于开宝六年(公元973)。从小性格比较顽皮,不喜读书，略知大意而已。长大后容貌英伟，为人慷慨，乐善好施，不求报答。苏序在乡下郊居时，田不多，全种稻谷。苏序拿米换稻，储藏起来，有三四千石之多。之后灾年，苏序就拿出自己的储藏，先给族人，然后给妻子娘家人，再给佃户和穷人，使他们都安全度过凶岁。

二十二岁的时候，李顺造反，攻打眉州。苏序每天拿着兵器守城，正这时父亲病没，而贼人（或者我们应该称为农民起义军？）围攻更加猛烈。城里人都相顾哭泣。而惟独苏序和太平时一样，按照礼节操办丧事。母亲忧心忡忡，苏序则安慰她说：朝廷不会抛弃我们，贼人很快就要灭亡了。

苏序娶妻史氏夫人，史家是眉州的大家族。史夫人慈仁宽厚，苏序的母亲宋夫人比较严厉，而史夫人则能得到她的欢心。苏序有三个儿子，苏澹，苏涣，苏洵。庆历的时候诏令在州郡设立学校，传言朝廷从中挑选人才，士人争着入学。苏序笑着说，这是好事情啊。告诫子孙，不要和别人争。官吏向来暴戾苛刻，因为这件事又产生不少纷争，苏序做诗嘲讽了这件事。苏序喜欢喝酒，常常和乡下人高歌狂饮。苏涣中考送来喜报时，苏序正喝得大醉，取出喜报宣读，然后把东西都放在布袋中，正吃的牛肉也放到布袋中，让村童背着，自己则骑着驴。城中人得知消息的，都出来围观大笑。

眉州供奉的神灵中有一个称为茅将军的，州里人给他盖了大庙，据说很灵验。苏序一日乘着酒醉带着二十来个村仆进庙，砸碎神像，扔到溪中，而后又拆了庙宇。三年后，苏涣登第，苏序到剑门迎接，在七家岭又看到一个大庙，题为茅将军。苏序正准备带人再拆，一个庙吏前来说，昨夜梦见神灵泣告，明日苏七君来，哀求他放过这座庙，让我受点香火。众人一起劝说，才放过。

苏序年老了才开始做诗。按照苏洵的说法，他做诗很快，能够写一些通俗的诗，几十年存下了几千首。诗写得虽然不算工整，但是可以从中看出他心胸开阔，表里如一。然而苏序的几千首诗一首也没有传下来，三苏也没有在诗文中引用过他的诗，可见苏序的诗相对其人的确比较业余。然而后来的好事者据此有“五苏”的说法，即苏序，苏涣、苏洵、苏轼、苏辙。

庆历七年(公元1047)五月十一日，苏序殁于家。多年后，苏东坡还常回忆起他的祖父。苏东坡的旷达、乐观、天真，似乎都脱胎于他的祖父。相对而言，苏序比苏轼少了文采，而苏轼则比苏序少了酒量。

苏序是苏杲九个儿子中唯一幸存者。字仲先，排行第七，人称苏七君。娶妻史氏，生子三人：苏澹、苏涣、苏洵。苏洵《族谱后录下篇》载：“先子（序）少孤，喜为善而不好读书。晚乃为诗，能白道，敏捷立成，凡数十年得数千篇，上自朝廷郡邑之事，下至乡闾子孙畋渔治生之意，皆见于诗。”曾巩《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序）墓志铭》：“为人疏达自信，持之以谦，轻财好施，急人之疾，孜孜若不急。”苏序因苏涣登朝赠大理评事，后累赠职方员外郎，夫人史氏，赠蓬莱县太君。庆历八年二月，葬于眉山县修文乡安道里先莹之侧。

有关苏序的资料，大致分布在苏洵的《苏氏家谱》，苏东坡的《苏廷评行状》，曾巩的《苏序墓志铭》，以前前面提到的《师友谈记》。遗憾的是，曾巩的文章没有找到，其他文章也都是从繁体网站上搜到，一并列在后面。

曾巩是应苏轼的请求为苏序作墓志铭的，苏东坡文集中有一篇给曾巩的信：

姓氏宗族文化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尤其是发达的大家族，族人们都以身为家族的一份子为荣，立志振兴家族，光宗耀祖。

但在湖北，有这样一个姓氏家族，因为内奸泄密，整个家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说这起内奸事故前，我们先来了解下这个家族的由来。

湖北利川李氏家族，源起于清朝乾隆年间1761年。本来湖南的李延龙、李延凤两兄弟，因为水灾逃往四川夔州府奉节县。

在一户黄姓人家从长工做起，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踏实肯干，做到了账房，后来又独自做起了盐业生意。

嘉靖时，李延龙去世，但李家已经攒下万贯家财，族人甚众，成为当地望族。

经历了一些事情变故，李氏建筑群也越修越大，达到了12000余平，并在2002年，被湖北省政府列为重要保护单位。

修建祠堂的前后，变故发生了。

李氏家族的财富声势在在当地十分出名。为了抵御可能的入侵，早就开始修建起家族建筑堡垒。

当时，建筑群内有一口水井，可以说是整个家族的命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