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云楼”藏书的前世今生

汉青的马甲

2015-02-18

“过云楼”是江南著名的私家藏书楼，位于苏州市干将路，世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之称，现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经过六代人150年的传承，其藏书集宋元古椠、精写旧抄、明清佳刻、碑帖印谱800余种。在1993年干将路建设工程中，过云楼得到了照原样全面的复原和修缮。楼前庭院除叠筑假山花坛外，还种植名贵花木，保持了硬山重檐，门窗古雅、雕刻精细的建筑风貌。　

过云楼以收藏名贵书画著称，享有“江南第一家”之美誉。但是顾氏却对家藏善本书籍秘而不宣。为何这样，今人无从知道。但也就是这样的一条家规，使顾氏藏书大部分得以流传至今。从这一点来说，顾家的藏书是幸运的。

最有趣的是，民国时期，顾鹤逸的朋友傅增湘先生曾要求借阅藏书，主人碍于情面，同意其在楼内观书，但附加了一个十分苛刻的条件，看书时不能带纸砚抄写。于是傅氏每天观书数种，归而记其书目，写成《顾鹤逸藏书目》，发表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五卷第六号上。传说过云楼里面有一个密室，顾家的古籍善本就是放在这个密室里的。　

顾氏保存的善本都极为完好，整洁如新，宋本纸张洁白，字大悦目，确实是艺术珍品，重要的文化遗产。在2005年春季嘉德全国古籍善本拍卖会上，过云楼所藏近500册流传有序、保存完好的珍贵古籍，包括40册流传800年罕见的海内孤本宋刻《锦绣万花谷》，以2310万元的价格被一神秘买家整体买下。苏州图书馆也曾设想使该批古籍重返苏州，可是最后由于经费难以筹集，只能放弃。　

苏州私家藏书聚散无常，但流传有序。所谓“物聚必散，久散复聚。”即多个藏书家的藏书散出后，由一个当地藏书家获得。顾氏所藏古籍，大多来自苏州藏书家散出的图书。上世纪七十年代版本目录学专家谢国桢曾看过顾氏部分善本，他认为过云楼有相当一部分藏书来自莫友芝的家藏。同时，据顾氏现存书籍中印鉴考索，有吴平斋、潘志万、沈树镛、刘履芬、史蓉庄等人的藏书散出，被顾氏整批接收，纳入过云楼收藏。　

考察顾氏藏书，应追溯到顾文彬。顾文彬雅好书画收藏，又喜收藏乡邦文献，在他的《过云楼书画记》中就记录有明祝枝山的《正德兴宁县志》稿本以及东林五君子的诗札手迹等。他希望这些家藏旧抄能“益吾世世子孙之学”并“后世志经籍者采择焉”。祖上几代人收藏不辍，流风绵延，至顾鹤逸而发扬光大。《吴县志》云其“好版本之学”，“宋元旧椠及老辈遗著，悉悬金求之。”　

1872年，顾文彬嘱咐儿子顾承花重金买下了唐代书法家遂良摹写的《兰亭集序》。他告诉儿子顾承，只管“放胆购之”，而且切不可走漏风声，“假设为李鸿裔（苏州另一大收藏家）所知，他也拼出重价，两家抢买，售主必更居奇”，他还颇为得意地说，《释智永真草千文》和《褚摹兰亭序》同时在手，便是当之无愧的江南第一收藏家了。

1873年，时任浙江宁绍道台的顾文彬看中了尚书巷的一处废墟，把过云楼盖了起来。1875年，顾文彬辞官回乡，一心搜罗名画珍藏。那时的过云楼更应被叫作“藏画楼”。顾家本有字画收藏，“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江南不少私家藏品流散开来，顾文彬大量买进，大大丰富了过云楼的收藏，其中有不少名家名作。楼名取为“过云”，意寓“过眼云烟”，表示“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虽然说得很轻巧，但顾文彬对于楼里的收藏实际是宝贝得不得了。他制定了14不准悬挂在“过云楼”的门楣上：霾天；污秽；灯下；酒边；映摹；强借；拙工印；凡手题；徇名遗实；重画轻书；改装因失旧观；耽异误诊赝品；惯习钻营之市侩；妄摘瑕病之恶宾。这也是顾家世代子孙默记于心的藏书家规。

文彬公之后，到祖父顾麒士（1865-1930）一代，在继承文彬公家第三代传人顾鹤逸留遗的三分之一藏画基础上，又在进一步的扩充。祖公麒士自己是一位精通书法绘画的艺术家，尤其所作山水画清逸蕴藉，名重于世。凭藉他博厚的艺术素养和睿敏的眼光，广取博采，将书画收藏充盈至千余幅之巨，达到过云楼藏画的全盛时期。麒士公于收藏方面化费的心力和取得的成功，可在编撰的《过云楼续书画记》中得以窥见。

自古以来，创业艰难，而守业更难。历史上曾有多少雄视一代的大收藏家，如明项子京、清安仪周、梁清标等，收藏之富都曾辉煌一时，然而，或因后世的奢侈挥霍、争产夺业，或经社会动乱、时代变迁，或遭水火灾祸，皆不能世代相守，以致散失损毁，有负先人的苦诣。

过云楼真正成为藏书楼，还是由于顾麟士的大力搜罗购置。顾麟士之孙顾笃璜现仍居苏州，他听闻过祖父藏书的故事。清末时局动荡，当时著名藏书家杨以增、莫友芝、潘祖荫的藏书楼被毁，书也大量流出。当时曾有藏书家后人放出一大批书，顾家那时饶有资产，顾麟士便趁机全部买下，大约有三四千册，其中就有很多宋元版本的古籍，这些书成为过云楼藏书的主要来源，这桩买卖也令顾麟士颇为自得。同时，据顾氏现存书籍中印鉴考索，有吴平斋、潘志万、沈树镛等藏家的藏书散出，被顾氏整批接收。

过云楼藏书常被认为“秘不示人”。顾笃璜否定了这个说法(顾笃璜1928年生于朱家园，那时过云楼的藏品已因为分家而跟随顾麟士迁至醋库巷西津别墅，后来顾麟士四子又分家，顾麟士对藏品也作了分割，铜器分给顾公可，字画给了顾公雄和顾公柔，古籍给了顾公硕，也就是顾笃璜之父)，过云楼也允许外人登楼看书，只是因为古籍珍贵而易受损，所以看书“首要一条是要有学问”。顾笃璜说，著名藏书家傅增湘登楼看书就是例证，顾麟士当时还予礼遇，留饭留宿。只是后来傅增湘私抄书目，未经顾麟士同意便公开发表，令顾麟士“有些想法”。

顾家碍于情面也接待一些附庸风雅的达官贵人，只不过备有一套专门的书画聊以应付。这套书画质量一般，但五颜六色很好看。还有一些人，虽然有学问有名声，但顾家也是“恕不接待”的。顾笃璜回忆，康有为曾想来拜访登楼，被顾麟士婉言回绝，因为他“有文人的清高，不想与政治沾边。”顾笃璜还记得，当时有一个叫孙伯渊的人，专门负责管理藏品、接待客人，后来也成了收藏家。

虽然傅增湘发表的《顾鹤逸藏书目》令顾麟士颇有微辞，但对于版本目录学的研究者来说却是件好事，得以知晓过云楼的藏书情况。据其记载，过云楼当时所藏宋元旧椠50种，精写旧抄本165种，明板书籍149种，清朝精印本175种，总计539种、5000余册。加上未入册的普通线装书，过云楼藏书当在万卷以上。

实际上，过云楼藏书并不以数量多取胜，而是以宋元版本见长，收藏界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说，宋版书堪称是古代藏书家的“最高追求”。而过云楼的宋元版本，也就是现在的“国家一级文物”，有50种之多，尤其是在藏书界颇负盛名的《锦绣万花谷》，这是一部共40册的完整的宋版书，连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陈先行也说：“上海图书馆藏的宋版书不下200部，但像这么一部相对完整的宋刻孤本，恐怕还拿不出来。”

从清末到“文革”结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动荡的一段岁月，众多的藏书楼也就是在此期间一夜倾覆不复存在，而过云楼的大批旧藏珍品相对完整地流传到现在，实属难能可贵。

“文革”结束后，顾公硕家被抄物资发还，但还是有不少缺失。1992年，南京图书馆向顾家购得藏书541种、3000余册，顾家接受了30多万的书款，并且提出希望在图书馆内专辟过云楼藏书室，后来不了了之。当时顾氏家属中有人不同意出让藏书，还留下了一部分，是此次拍卖会上过云楼藏书的来历。这批古籍有179种，包括1种宋刻孤本，4种元刻本。另有顾公柔的80余件旧藏文物，现暂存苏州博物馆。

百余年风雨飘摇，如今的过云楼格局尚存，只是早已人去楼空。主楼现为苏州市地下管线管理所所用，楼前一排办公平房原是顾文彬的书房艮庵。过云楼北一墙之隔即为当时的顾氏私家园林怡园，原本是相连的，后来因为解放后曾改作大杂院，遂用墙隔了起来。

顾氏后人不少移居海外，顾笃璜仍驻留苏州，潜心于昆曲事业，过着“江南最后一位名士”的隐逸生活。但让他“稍有未安”的是，过云楼现在作为三轮车管理公司等办公场所“实在有点浪费”。时至今日，“过云楼陈列馆”可能是顾笃璜关于过云楼的最后一个念想。

http://baikebaiducom/view/33803htm这个网站 以下摘抄顾姓家谱 一、概览 《乐安顾氏宗谱》（清道光三年木活字本） 《暨阳顾氏宗谱》（民国14年绳武堂木活字本） 《暨阳平阔厚丰顾氏宗谱》（民国16年植嘉堂木活字本） 《靖江顾氏宗谱》（民国22年经畲堂木活字本） 《南通顾氏宗谱》（民国20年南通翰墨林铅印本） 《舶口阜顾氏宗谱》（顾庄等纂修 清光绪十三年刻本） 《吴江顾氏族谱》（明顾绍业、顾绍龄纂修 民国7年柳弃疾南社丛刻红格钞本） 《上海顾氏家乘》（顾德溥等纂修 清乾隆十年刻本） 《上虞西华顾氏宗谱》（顾霁等纂修 清宣统三年格思堂木活字本） 《宜兴阡塘顾氏宗谱》（庄拱辰纂修 民国31年永寺堂木活字本） 《无锡顾氏大宗世谱》（清同治十三年佑敦堂木活字本） 《无锡南河顾氏宗谱》（清·顾璋清等纂修 清光绪元年木活字本）

《乐安顾氏宗谱》(清道光三年木活字本)

《暨阳顾氏宗谱》(民国14年绳武堂木活字本)

《暨阳平阔厚丰顾氏宗谱》(民国16年植嘉堂木活字本)

《靖江顾氏宗谱》(民国22年经畲堂木活字本)

《南通顾氏宗谱》(民国20年南通翰墨林铅印本)

《舶口阜顾氏宗谱》(顾庄等纂修 清光绪十三年刻本)

《吴江顾氏族谱》(明顾绍业、顾绍龄纂修 民国7年柳弃疾南社丛刻红格钞本)

《上海顾氏家乘》(顾德溥等纂修 清乾隆十年刻本)

《上虞西华顾氏宗谱》(顾霁等纂修 清宣统三年格思堂木活字本)

《宜兴阡塘顾氏宗谱》(庄拱辰纂修 民国31年永寺堂木活字本)

《无锡顾氏大宗世谱》(清同治十三年佑敦堂木活字本)

《无锡南河顾氏宗谱》(清·顾璋清等纂修 清光绪元年木活字本)

——顾——

顾出自己姓（民间有记载为巳姓、妃姓等，但是本姓不变），为夏王朝时昆吾氏之后，属于以国名为姓氏。在典籍《诗·商颂》中记载：“韦顾旣伐，昆吾夏桀。”在史籍《传》中记载：“有韦国者，有顾国者。顾、昆吾，皆己姓。”

据史籍《元和姓纂》和《唐书·宰相世系表》等的记载，帝颛顼有曾孙子叫吴回，在帝喾时为火正祝融黎之弟，也为祝融。吴回的儿子陆终娶鬼方氏的女儿女嬇为妻，生有六个儿子，其中大儿子名樊，赐己姓，封在昆吾国（今河南许昌），后代便是昆吾氏。夏王朝时昆吾氏有子孙被封于顾国（今河南范县），世称顾伯（顾伯即顾氏始祖），是夏的重要同盟国之一。

在唐朝史籍《元和郡县志》、宋朝史籍《太平寰宇记》和某些早期顾氏家谱中，都记载有古顾国，地望在今天河南范县东十五公里的顾城，在著名的东周历史文献《左传·哀公二十一年》中，记载有鲁哀公在周元王姬仁三年（公元前 473 年）与齐侯、邾子在顾国会盟。

《通志·氏族略》所云：“顾氏，己姓，伯爵，夏、商之诸侯，今濮州范县东南二十八里有故顾城，是其地也，子孙以封地为姓氏。

——郡望——

“武陵郡”：即湖南省常德市。常德历史悠久，30 万年前，常德地区就有原始人群在沅、澧二水流域的平原山川生活、聚居。澧县澧南乡、张公庙镇、津市市窑坡乡、石门渫水下游一带以及鼎城区灌溪镇岗市等处有旧石器时期的遗迹四十多处，经挖掘出土的石器有石片、石锤、石球、尖状器、砍砸器等。原始人利用这些简陋的原始工具采集果实，猎取野兽。秦昭襄王三十年（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 277 年），秦国蜀郡太守张若“伐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在今常德城东筑程以守。常德有城，自此开始，迄今两千二百余年历史。史称武陵、朗州、鼎城，曾是七朝郡治、七朝军府、七代藩封之地，辖区远及湘西北、鄂西南、黔东北、桂东北地区，素有“西楚唇齿”、“黔川咽喉”之称。秦朝时期，常德属黔中郡，郡衙设临沅县。西汉高祖时取“止戈为武，高平为陵”之意，改黔中郡为武陵郡，隶属荆州刺史部。东汉光武帝时期恢复武陵郡，汉建武二十六年（庚戌，公元 50 年）郡治从义陵（今湖南淑浦）又迁往临沅县。汉顺帝阳嘉三年（甲戌，公元 134 年），荆州刺史部移治于索县（今湖南常德鼎城区断港头城址村）。三国时期，常德归吴国管辖，仍名武陵郡，隶属荆州。西晋，常德市分属武陵、天门、南平三郡。唐朝时期，武陵、澧州隶属江南西道。北宋，改朗州为鼎州，改澧州为澧阳军州，均隶属荆湖北路。宋徽宗政和七年（丁酉，公元 1117 年），升鼎州团练为常德军节度使。“常德”取孔颖达《诗经·大雅·常武疏》：“言命谴将帅，修戎兵戎，无所暴虐，民得就业，此事可常为法，是有常德也”，“常德”之名始于此。南宋乾道元年（乙酉，公元 1165 年），鼎州升为常德府。元朝时期，常德府、澧阳军州分别改为常德路、澧阳路，隶属湖广行中书省江南北道。明朝初期，恢复常德府，澧阳路改为澧阳府，皆隶属湖广布政司分守上荆南道。明洪武九年（丙辰，公元 1376 年），将澧阳府降为澧州。清朝雍正七年（己酉，公元 1729 年），升澧州为直隶州，常德府、直隶澧州同隶属于岳常澧道。至清朝末期，常德府辖武陵、桃源、龙阳、沅江四县；直隶澧州辖石门、慈利、安乡、安福、永定五县。

——堂号——

武陵堂，以望立堂；

三绝堂；

至善堂；

泼机堂（云南镇雄泼机顾山）；

姓源、初祖、始祖、远年世系和联宗合谱 楼主

清代以前，人们编写家谱，叙述家族历史，往往讲述家族姓氏的由来，所以谱书多有得姓源流的内容，而且一追溯就追到黄帝、帝王、名臣、圣人、贤人那里，就以后世尊为楷模的欧阳修和苏洵分别制作的家谱讲，都有姓源的内容，分别推到越王勾践和祝融氏。清人继承了前人的观念，多数人认为写姓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有人提出异议。《四库全书》的总纂纪昀家族修谱，不讲姓源，纪昀说，汉将军纪成与晋司徒纪瞻不是一系，纪少瑜是吴姓，与中原纪氏无涉，因此纪姓之人虽都姓纪，但不是出于一个祖宗，是所谓“流合源殊”，因此修谱“不述姓源，慎也”。道光间江苏海门王氏修谱，处家馆的施桢为作序文，发表了王氏姓源非一的见解。他说，一般人认为王氏有三个地望，为太原、琅琊，系周灵王太子晋之后，另一为京兆，出信陵君，是以这三望之王均被说成是姬姓后裔，然而几乎同时还有吴国王犯、晋国王良、秦国王稽、齐国王驩，难道都出于姬氏？表示相当程度的怀疑。他又含蓄地批评儒家大贤韩愈，说韩愈写王仲舒神道碑，将所有王氏视作三者后裔，这是应当斟酌的。据此，他不主张写作姓源，及为此制作图谱：“总之，世系在千百载以前，代远难稽，作谱者但略着其梗概，以示数典不忘祖足矣，不当扭合为图，丛生纰缪”。他主要批评姓源不实，以帝王为荣而误认祖先。创修于光绪四年（1878）、成书于宣统三年（1911）的甘肃《武威段氏族谱》，就段氏姓源问题，在《凡例》上说，有的人说段氏是共叔段之后，有的说是老子李聃遗胤，还有说是战国时魏人段干木的后裔，“诸说纷纭，莫衷一是”，何况“古今姓氏之学，不足征信也久矣”，所以不必考姓源，“以免附会”。看来不写姓源的主要是两个原因，即姓氏可能是多元的，而流传久远，资料有限，一个家族很难考证清楚；考辨不清，强作附会，仍是不明祖宗是谁，倒贻笑大方。

反对在家谱中考证姓源的，在修谱人中是少数，多数人还是视为大事，以为非写不可。雍乾时期官员曹一士讲修谱有二“道”，一是“慎而谱之”，凡是不知道的事情就不写，以免附会疑误；二是“考姓氏，溯时代，由我之从生以及乎初生，毋敢有率略放佚焉，此追而谱之也”。主张考论姓氏源流、始生之祖（初祖），只是在做法上采取谨慎态度，阙疑存信。乾隆十一年（1746）江苏盐城李氏修谱，李成章序云：“窃怪今之为谱者，不慎考其所自始，详细其所自生，每排张其门地，影响附会，冒不可知之祖而尸祝焉，殂豆焉”。他批评人们将精力放在附会冒认上，而不下力气考证姓氏源流和始祖，可知他希望弄清姓源。咸丰间广东南海朱次琦修谱，强调学习纪昀谱法，但在姓源问题上看法相左，他说“姓氏源流，不可不考”，纪氏家谱为慎重而不写源流，不符合古人谱法义理。他叙述姓源的理由不外两条：不述姓源，是数典忘祖；记述是继承古人谱法传统。

纪昀谱法为许多人所尊重模仿，朱次琦谱法晚出，也产生不小的影响，他们在写不写姓源问题上的争论，反映清人修谱在族姓源流、初祖、始祖问题方面遇到难以处理的实际问题：不写不好，写则很难弄得清，为免出谬误，还是不写为好，这是不得已做法；也知道难写，故取慎重态度，但应竭力而为之。两种态度，两种做法。这都要表示谨慎从事，愿望都是不忘本根，不犯数典忘祖的误失。

关于家族的远年世系，许多族谱有著录，对于其真实性，怀疑者、批评者实在不少。康雍之世的李绂为江西南丰傅氏族谱作序，见谱上列有自商代传说开始的六十三代人的世系表，因而说“世次详明若此，岂别有所据耶”？明着说不知其制表的材料来源，实际露出怀疑其真实性的态度。又给江西新建赵氏作谱序，指出前此的赵氏谱书，所记述的始迁祖赵抃事迹，与苏轼所写的神道碑不合，家谱上载有朱熹的序言，可是《朱子大全》上并没有此文，这都是误失，靠这次修谱改正过来了。为李绂所赏识的全祖望讲到浙江鄞县西厢董氏族谱的世系表，在明初以来的人员准确，而在这以前的，与正史和志书皆对不上茬，真是“漫无依据，任心附会”，因而询问董氏修谱人，回答说是抄录的旧谱，对此也有怀疑，但是先人的东西不敢改，并表示愿意做得精确，于是全祖望为之作出改订。纪昀修谱不讲姓源，但作世系源流，“谱首上溯始祖，而中间六世，阙所不知”。制作远年世系，然而极其谨慎，不清楚的人物就不作纪录。特别指出，谱系人物，“但存其可考，无牵合附会剿说氏族之书，以贻君子之讥者，是皆可作谱者法”，告诫人们不要抄袭姓氏、谱牒之书的成说，以免牵强附会，给他人提供说笑的资料。开启近世经世文编之作的陆燿 对此更其严格，批评欠缺严肃的家谱，“世次统系，冒滥相沿，甚者至引远代君王将相为始祖”，接着指明汉末以来江左著姓陆氏、顾氏后人的一些家谱世系不实的情形，说陆氏的各个支派，“世历千年，屡经变革，承传次第，安保无不可深信之处”？而所寓目的几种顾氏族谱，“大抵非两汉六朝显荣赫奕之人，耻以为祖”。他为避免陆、顾二氏修谱所出现的远年世系不确的弊病，所作之谱是十一世以来的“近谱”，十一世以前不予著录。安徽泾县包世臣的家族自称是俗传“包青天”包拯的后人，谓其祖先包辉是包拯第四子的孙子，赠封吏部尚书，包世臣对此颇有疑问，因为他查阅史书，知道包拯只传一子，哪里来第四个儿子？包辉赠封的事，显然是后人依据明朝的制度推测的，不足为据。批评族人世代相传的讹传，具有相当的勇气。道光元年（1821）江苏海门王氏纂谱，对老谱卷首的两个世系图，“考信无征”，然而先人留下的，又不便取消，只好写个跋语，使族人知其不实的情况。光绪末年，安徽祁门程氏纂辑家谱，发现明朝中叶自徽州迁出的程敏政所著程氏统宗世谱，将善和程氏仁山门下增添二代，后人不察，历次修谱，仍因其旧，至此次编纂，发现他的错误，予以改正，并在《世系谱图》附载程敏政的世系图，以及专门的辩驳文章。

关于远年世系的讨论，要点大致在下述四个方面：第一个是勉强作远年世系，意图尊重祖先而实际上是误认祖宗。如李兆洛所说，“有谱而其世系乃益不明”，反而制造了混乱。全祖望说得更深刻：“夫数典而忘祖，不可为也；攀援华胄而无祖，尤不可为也”。忘祖不好，诬祖更坏。第二是不要迷信老谱，以为前人所作，照抄过来就行，或者明知有误，但因系祖宗所传，不敢改动，这就是纪昀及道光元年海门王氏、光绪末年祁门程氏纂谱者所指出的，应从实际出发作出更正。第三个是详近略远，与己身较近，知道确切的就书写，远年不清楚的就从略，即世系从可知之世开始写，系谱就准确了，所以恽敬说：“夫以远为不尽信，以近为可信，则谱信矣”。第四是采取阙疑的态度和办法，世系中传疑的人物宁可不记载，而不将疑似的收录进去。

关于联宗合谱，谨慎者严格认定同宗，趋利者冒认求合，辨别不清者分合无常，实出无奈。同治间编著的江西《萍乡县志》，说当地人重视谱系，经常纂修家谱，对于“同姓异宗，必严辨之”，意即在同宗的情形下才能联合修谱。河间纪昀家族所在地，还有北杨村、小河、王家庄的纪姓，与纪昀家族仅仅是同姓，并不同宗，纪昀修谱，特在谱名上冠以“景城”地望，表示与北杨村等地的纪氏不是一个家族，自然更不会联合修谱。乾隆间江苏武进的奔牛、辋川里两个姚姓家族联合修谱，到道光间，奔牛姚氏续谱，找辋川里姚氏合修，辋川里的姚煦信等人经过细心考订，得知这两家人所尊奉的始祖并非一人，也即并不同宗，拒绝合作，并自行编纂辋川里姚氏宗谱，这种求实态度得到名流的称赞，为之作序，其他“乡先

辈见者，谓敦本睦族，崇实黜华，焕焉炳焉，洵家藏之至宝矣”。可见明辨宗派，为有识者所特加留意。

从现有资料看，奔牛姚氏道光间仍欲与辋川里姚氏合谱，倒并非有意作伪，而是辨别不清是否真正同宗，但是有些家族则是明知故犯了。如同李兆洛所批评的：“攀援华胄，合宗联谱，以为夸耀，诬祖忘本，抑又甚焉。”这是微寒之族，攀附望族，以图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江苏嘉定、宝山的黄氏都出了名人，道光间崇海的黄氏修谱，找到嘉定黄宗起的祖父，要求合谱，遭到拒绝，但是光绪间黄宗起修谱，寻觅家族史资料，发现崇海黄氏的谱书竟有本家族名贤的名讳，可知崇海黄氏盗用嘉定与宝山黄氏族望。苏州吴县洞庭安仁里严氏是大族，祖先有以“伯”字为辈字的，与同县王家泾、后山严望里严姓并非同宗，可是嘉庆十四年（1809）在祖坟边上冒出两个坟头，刻碑云“安仁里始祖之墓”，并书两个“伯”字辈的人名，引起安仁里严氏的警觉，进行交涉，对方同意铲去“安仁里”字样，可知同姓不同宗的严姓，羡慕安仁里严氏的盛名，加以冒附，而本主则严行制止。武城曾氏因系圣裔，享有优免的待遇，冒附的人自会不少，所以宗谱特作规定“严查混冒，杜紊宗也”。

处在一个地方的同姓之人，由于年代久远，是否同宗，有时分辨不清，修谱的分合不定，成为并不乏见的现象，前述武进两个姚氏的情形就是显例。先迁崇明，后又部分迁徙海门的王氏，向有太原、琅琊二望的岐说，可是又弄不清楚，因此族谱合而分，分而合，“其间得失未可深言，即后来续修诸谱，或远绍多收而适成附会，或衍讹踵缪而绝少折衷”。

是故意的同姓不同宗合谱，还是分辨不清而误合，都违背笃信“一本”共祖的家族宗法原则，也失去修谱合族的本意，李兆洛分析得至为深刻：“夫谱以辨昭穆，非其祖之昭穆何辨焉；谱以收族属，非其祖之族属何收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