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姓源出: < >有载，漫系河流名称，在河北故地以西，以水为姓。居住分布: 河南宝丰丶郏县，陕西西安，甘肃景泰丶玉门，山西忻州丶阳高丶神池丶古交丶河曲丶侯马丶洪洞丶文水，北京，湖北武汉，江苏昆山丶云南马关，台 北等地均有此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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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铸造工序流程（引自《中国上古金属技术》） 殷墟铸铜遗址从未发现炼炉和炼渣，表明冶炼和铸造工艺是分地进行的。因此，安阳的青铜生产工序不包括上图的左边第一个方框里的矿石开采和粗炼，但不排除有精炼的工序。由上图可见，在浇注开始之前，制备陶范的工序和熔炼合金的工序是同步进行的。以下我们概述各个环节的具体做法（铸型的制作部分详见即将发表于《考古》的《殷墟青铜礼器铸型制作工艺》，本文从简）。 （一） 铸型的制作1、造型材料的选取和制备 这一步骤即图1所示的泥料选取和泥料加工工序。 为了解殷墟时期造型材料的选择和制备工艺，必须对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进行科学检测。迄今为止，殷墟已发现的几处较大的铸铜遗址中，只有苗圃北地和孝民屯东南地出土的部分陶范做了较为详细的检测。检测结果表明：殷墟陶范采用当地的粘土，经淘洗、练泥、陈腐的工序进行处理，并添加河砂、蚌粉（或其它硅酸盐物质）、植物质等羼和料，主要是为增加陶范的耐热急变性能，改善铸造性能。相比而言，芯中含更多羼和料，以具有更好的耐热度和溃散性。陶范添加的羼和料的数量多于陶器，这可能与铸造性能的要求有关。陶范的分型面上有刷涂红色细泥浆或者烟熏的现象，可能是为提高表面质量所采取的举措。 必须指出，究竟使用何种粘土，是地下的生土，还是河流的沉积土，一直存在讨论。而使用化学方法进行分析，难以得出直接的结论。目前笔者正在与威斯康辛大学的Jim Stoltman教授合作，利用偏光显微镜分析陶范的物理结构，了解原材料的选择和孱和料的添加等工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做法更便于恢复历史的本真。先民们在对材料进行改性的时候，首先看到是它的物理性能的变化。比如淘洗，主要目的就是提高含泥量，虽然化学分析显示氧化钙有降低，但这不是古人的目的。换言之，可以通过氧化钙的降低的现象反证造型材料可能经过淘洗，特别是面料经过淘洗。 2 铸型的设计和制作 铸型通常是由范、芯以及芯撑组合而成的带有内部空腔的封闭实体，空腔即为待铸物体的形状。范形成器物的外表，芯则形成器物的内腔、孔以及某些中空部分。范与范的结合面谓之分型面。 殷墟铸型的做法是将陶土塑制成模，可能采用了类似陶器的制作工艺，模的形状是按照制范的需要设计的，因此较大器物的模一般是按照不同的部位分别制作，整体模型中不必要的部分会被省略，以节约材料和工时。模上花纹的制作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表面贴附泥片，上面雕刻花纹；一种是在模的表面塑制主体花纹的轮廓，再用朱砂描绘次一级花纹的线条。 用模翻范，在范上剔刻花纹的细部，有些花纹是直接在范上模印或刻制的，如�肩部的圆涡纹（如图9），这种做法可视作侯马时期模印法的先声。 安阳陶范有两种做法，即李永迪命名的I式范和II式范。前者分型面上没有榫卯，背部光滑，仅有一个水平或垂直的凸棱，较薄，可能主要在三家庄阶段和殷墟一期使用。I式范中有些花纹范，多为一组较窄的花纹，可能是嵌入外面的陶范使用的。II式范主要在殷墟二期以后使用，它的背部凹凸不平，为指窝按压的痕迹，分型面上有榫卯。 针对不同形状和种类的青铜器，一般是按照垂直和水平两个方向来分范，分范的形式比较复杂，这一问题将另文详述。使用复合范的办法制作高浮雕兽头，即在器物范上留下空腔，在凹槽内放置一块范泥，用活块兽头模压印出兽头，也有可能镶嵌小兽头范。 由于对耐火度、退让性和溃散性的高要求，芯很可能是单独制作的，而并非如石璋如所言是完全用模刮去铸件壁厚制成的，特别是一些大型器物的芯，往往是依托不同部位的范，使用粗砂泥夯筑而成。出土的芯一般呈砖红色，质地较为松散和粗糙，不同于质地细腻的模。足等部位的盲芯往往设有泥芯撑，用以同范配合。形成器物空腔的芯带有芯头，芯头侧面有榫，中心有凹窝，用以同底范配合。带有铭文的泥芯多半是由泥模翻印而来，翻印后的阳文还需经过刻制修整，在字的笔画旁边可见清晰的刻槽。其上顶面带有配合用的凸榫，用以镶嵌到器物泥芯上。 3 铸型的干燥、焙烧和装配 铸型制就的下一工序是干燥，组装之后整体焙烧还是分别焙烧之后组装，还存在不同意见。组装之后还要再次干燥(同时也是预热)，方能浇注。 范脱模后，需在背阴处自然干燥(阴干)，使水分缓慢而均匀地蒸发，这对控制范的变形，保证其严密性至关紧要。小型铸型可能是在烘范窑中焙烧的，窑形结构与小型陶窑相同。这一步骤的重点在于焙烧工艺，谭德睿曾认为陶范焙烧温度高于850度，笔者和刘歆益合作研究，初步认为焙烧温度可能只有600度左右，远远低于陶器的烧成温度。这也与万家保的复原实验的数据比较接近。 多数铸范都在分型面开设榫卯，用以配合组成铸型。在芯和范之间有时还需要设置金属芯撑。 大型器物需要使用底范，芯和底范是联接在一起的。有些大型器物直接在底面夯筑底范，比如孝民屯发现的大型圆形器物底范三足器通常在足的上方安放浇口范，其中一足作为浇口，另两足是出气孔，圈足器的浇口也设在足上，底范会做出浇道的部分。至此，整个铸型制作完成。 （二）合金的熔炼和配制 这个问题是整个铸造流程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基本上所有的步骤都是推测，并且存在争论。 1 关于熔铜器具的讨论 安阳苗圃北地和孝民屯铸铜遗址均出土大量经高温灼烧的陶质残片，有些表面有高温灼烧的裂痕（图2），有的表面已经釉质化，呈玻璃态，背面有泥条盘筑或者草拌泥的痕迹。以往的学者都认为这就是熔炉的残片，采用内燃式加热。对苗圃北地出土的残片分析显示，除1个样品的烧流层内有较多量的铜外，另外两个样品只有微量的铜，3个样品均有痕量的锡、铅等存在。 图2 孝民屯东南地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质残片（上：正面，下：背面） 笔者曾分析2片这种样品，发现有较高的二氧化硅含量和氧化钙含量，特别是背层，氧化钙含量更高。推测残片的原料很可能是在原生土内加入砂粒和蚌粉得到的。样品背层的烧失量较大，说明还另外加入了植物茎叶，也就是由草拌泥糊成。其中1块样品的焙烧温度高于900℃。有1块样品上附有很少一点铜渣，经检测，含铜、锡、铅三种元素 。 笔者在对安阳孝民屯铸铜遗址出土的大量这种“熔炉”残片进行整理的时候，发现绝大多数残片表面都没有附着金属，即使灼烧得很厉害，表面已接近釉质的样品，从外观上也看不到金属的遗迹，只有少量残片表面粘附有木炭和金属。但是，在苗圃北地和孝民屯铸铜遗址，普遍发现一种表面粘有铜液的残块，有粗砂硬陶和细砂泥质两种，出土时均为小片，不能复原(图3)。此类残片多数有数层衬面，每层衬面均粘有铜液，证明它多次修缮和使用。炉衬表面与铜液接触部分呈灰绿色，且多已烧成了小孔蜂窝状。背面多为较疏松的红烧土。刘屿霞曾多次提到许多红烧土碎片上有炼渣，可能就是这种遗迹 。苗圃北地的发掘者也认为它属于坩埚类的熔铜工具 。 图3 孝民屯东南地铸铜遗址出土坩埚残片（上：正面 下：背面） 这不禁使人产生一种疑问��遗址中的“熔炉”和“坩埚”残片到底与金属熔炼是何种关系？ 郑州南关外早商铸铜基址出土了一座熔炉的残底，炉的上部残失，只剩一直径约160-260米的近椭圆形凹坑，坑内填有铜渣、炉壁块、木炭屑、大口尊、坩埚片和红烧土块等。作者推测这是一座熔铜炉，熔铜的工序是先放木炭、次置坩埚、最后再燃火熔铜 。 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出土了近千块的“熔炉残片”，表面烧成龟裂甚至玻璃化，有的还粘有木炭和铜粒，背面有草拌泥的炉圈。但是锅底状的所谓“炉缸”，则内附铜渣两层，材质为红烧土，非常类似于上述的这种坩埚残片 。很难想象，这种不同质地的所谓“炉缸”和“炉圈”属于同一熔炉的不同部分。 北窑铸铜遗址还出土了两座烧窑，窑壁平整垂直，内壁烧结成流状，外壁为红烧土，窑顶封闭，平顶，窑顶中心偏北设一圆筒型烟道（图4）。虽然该窑还属于横穴形的升焰窑，但其燃烧室和烧成室的结构型配置已经接近于马蹄形半倒焰窑，具有较好的加热效果 。发掘报告中并未提及这个烧窑的用途，但很可能与熔炼金属有关，因为如果是烘范窑，通常仅烧到几百度，无法达到让窑壁都烧流的程度。 因此，荆志淳教授和Jim Stoltman教授提出：真正的熔铜器物可能是坩埚，而不是那种陶质熔炉，换言之，是坩埚直接接触金属液，而熔炉则是加热坩埚的器具，这样才能满足浇注时高达1200－1300℃的要求。巴纳先生曾经设想过这样的熔铜器具，陶窑内放置很大的外热式坩埚，埚壁出铜处做得很薄，有管道和窑壁相通，熔化时将管道堵住；铜水化得后，打开管道用棍捅破埚壁，铜水即泻出供浇注用（图5） 。华觉明曾置疑其坩埚的尺寸太大，不能保证合金的熔融，如果坩埚一捅即破，则很难保证其熔炼过程中不会熔穿。尽管存在上述疑问，笔者仍旧认为这种设想有相当大的可能性，因为其能够达到较高的温度，也能解释为何许多熔炉残片表面都没有粘附铜液，它们很可能是窑壁的残片。但是，由于陶质熔炉残片的烧流层也曾检测出多量的铜，因此还不能否认其作为熔炉的可能性。 为此，笔者和Stoltman教授分别提取了大量样品，欲对这两种残片的化学成分、显微结构和制作方法进行详细的分析，荆志淳和岳占伟在安阳着手进行复原实验，测算这种窑炉能够达到的最高温度，以期作进一步的讨论和深入研究。 图4 河南洛阳北窑地下升焰式横穴窑 图5 巴纳设想的熔铜窑炉图 2 鼓风 鼓风设施的应用和改进，对于冶金技术的发展至关紧要。 我们在安阳的所有铸铜遗址都发现了陶管（图6），少数陶管表面粘有铜渣，它与铜器铸造有关是勿庸置疑的，侯马铸铜遗址也曾出土类似的遗物，并认为是鼓风的工具 。在周原也有类似的发现。泰利科特的《冶金史》一书中有埃及金匠使用带陶风嘴的吹管的材料（约1460BC,如图7）。但是这种陶管的用法可能与这种埃及的吹管有所区别，具体如何使用，目前还不清楚。 图6 孝民屯东南地铸铜遗址出土陶管 图7 埃及金匠用陶吹管吹火助熔（转引自《中国古代金属技术》，326页，图8－20） “橐”这种风囊鼓风器，尽管并不知道确切始于何时，却在古书中多有记载。尽管在商代并未发现橐或其他鼓风器的遗存，但是《金文编》附录上11中有“ ” 字，此字一般出现在爵、觚、鼎上，形如皮囊，应为“橐”的古写，又《甲骨文编》中有“ ”字，如同用手提引皮橐，这些都可以作为商代使用皮风囊的佐证。 在清代刘�云《矿政辑略》中说，这种鼓风的皮囊，是使用一整张黑山羊的皮缝合，仅在腹部留出小孔，塞入竹筒，深约两三寸。使用的时候，将皮囊套在脚上用脚踩住，一手提住皮头，从上到下按压，则风就会从竹筒中喷出，可用于炊事或者冶炼。这种原始形式的皮风囊，至今仍在许多原始民族中使用，如民族学调查所见的藏族使用的皮囊（图8），由通风管、皮囊和闭合装置组成，操作者用手启闭控制鼓风 。印度也有类似的材料，与藏族使用的非常相似（图9）。这种工具对于小规模熔炼还是很适用的，便携，制作也方便。图8 藏族使用的皮囊（转引自王工硕士论文） 图9 印度使用的气囊 目前还无法确知安阳时期鼓风的器具和作用形式，但是据记载早在战国时期，即已使用多橐鼓风。以安阳当时熔炼合金的温度以及规模而论，很可能已经使用多橐鼓风，并且，商代的鼓风器可能比藏族使用的皮囊还要复杂。 3 合金的配制 商代青铜合金的配制是在专门的铸造场地或者作坊中进行的。到了晚商阶段，已经熟练掌握了铜－锡－铅三元合金的冶炼和熔化技术。当时的工匠对于青铜合金配比与机械性能的关系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认识，并且对于操作也有相当严格的控制，已经可以按照不同的用途来有意地采取不同配比的合金。同时，原料的供应是否丰厚，社会风气的变化以及等级身分的尊卑，都可能对青铜器的合金配比造成影响。 但是，迄今为止，殷墟青铜器的合金配制的工艺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苗圃北地铸铜遗址曾出土了一件长方形铜块，有学者推断其是作为铸造青铜器的备用料 。这块铜块究竟是人们有意生产的低锡合金锭？还是浇注锡青铜器时多余金属液的结块？此铜块中的锡是人为有意识加入的，还是冶炼含锡铜矿时带入的？仍有待判定。由于没有发现锡锭，故殷墟出土的大量锡青铜器是如何合金化的，尚需进一步研究。殷墟小屯村E16坑曾出土有2块铅锭。2块铅锭的金属部分含高纯量的铅及微量锌、砷 。铅锭的存在表明是用金属铅直接配制青铜合金的。。近年来安阳在一处商代水井中发现一件椭圆形的大金属块，对其进行分析检测，将对此问题有所帮助。 （三）浇注 浇注是将熔融的铜合金注入铸型型腔的过程。为了提高充型能力，可能采用了预热铸型、过热浇注和配制充型力强的合金等措施。 预热铸型是提高充型能力的措施之一，万家保在复原试铸商代青铜器时将铸型预热到300－400℃ ，冯富根等则预热至400－500℃，浇注时的铸型温度在200～300℃ ，均得到了较满意的结果。 无论是纯铜还是铜合金，液态温度越高，流动性越好，充型能力越强，反之则相反。因之，浇注温度要高于熔点。现代铸造工艺将这个温度差称之为过热温度 。殷商铸铜的浇注温度尚未见诸测定报告。万家保复原试铸时的熔化温度为1350℃ ，冯富根等试铸时的熔化温度为1200℃、浇注温度在1100~1200℃ 。根据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熔炉温度为1200～1250℃ ，可知冯富根等人的试铸更接近于真实情况。另外，过热温度越高，铜合金的吸气能力越大，易使铸件生成气孔。因此，过热温度的掌握应恰到好处。 小型器物当是用浇包来浇铸的，大型铜器则可能使用浇包和槽道浇注。苗圃北地铸铜遗址出土了一座半地穴式的工棚，底部安放有大型的长方形底范，如前图16所示，同时残存几条有流向的灰色发亮的流面，据推测是铜液流经的槽道。透过这些现象可以猜测，如果将浇包安放在当时的地面上，铸造时捅开，铜液即可由槽道而注入安于棚底的铸型 。孝民屯铸铜遗址出土的大型圆形器物底范也位于半地穴的F43内，说明这种猜测是有道理的。大型器物铸造时有可能已采用《天工开物》所载槽注法，采用四到八个浇包同时槽注。 （四）铸后加工 《荀子•疆国篇》称“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则莫邪已。 然而不剥脱，不砥厉，则不可以断绳。剥脱之，砥厉之，则蠡盘盂，刎牛马，忽然耳。”这一段话不仅特指铜剑铸作，于先秦青铜器制作亦有比较普遍的意义。他把器件铸作明确地分成铸造、铸后加工两阶段。 其中，前四句概括了古代青铜器冶铸工艺的四个要素，意为：铸型必须形制端正、尺寸准确，要用优质的铜锡配制合金，匠师具有熟练的技巧，合金的熔炼、浇注均要火候得当。这体现了先秦时期人们对于冶铸技术要诀的理解，为人们多所援引。但是，后一段被提及的比例远远低于前者，说明人们没有将铸后加工置于应有的重要地位。事实上，铸后加工对于器件的最终质量具有关键的作用，通常包括脱范、清理、磨砺等。脱范后有局部缺损的铸件还需补缀。 器物铸成冷却后，用力敲打即可去除铸范，泥芯因附着器内，较难去除，需要使用工具将其剔凿出来。然后使用锤击、锯截、錾凿和刮削等手法，以去除浇口、飞边、毛刺和多肉等。所用的工具包括一些金属器具，比如铜削、铜刻针等。 殷墟青铜器的补缀分为两种，一种是所谓熔补，即直接以熔融铜液倾倒在需补缀的孔洞或裂隙上；另一种是补铸，如果青铜器的一部分或附件，如足或�等，由于种种原因未铸成或断折，则需在残体上做范，再经浇注与器体熔接而成。 铸坯变为成品、具有较好的外观，磨砺起着重要的作用。许多青铜礼器上的磨痕现仍清晰可辨，应是用粗细砺石逐道加工而成。孝民屯铸铜遗址就出土了数千块磨石，大小、厚薄、形状不一，质料有粗、细砂岩两种，用之打磨修整铜器的表面，也说明该道工序的工作量之大。殷墟铸铜遗址中木炭往往与砺石同出，在磨光之后，有可能使用木炭在水中打磨器物，使铜器发亮 。 那么，铸后加工的工作量到底在铸作过程中占有多大的比重呢？由于缺少记载，仅凭出土实物和冶铸遗存的情况难以得到确证。华觉明根据史贻直、德成等于乾隆二十四年编纂的《钦定工部则例九十五卷》的记载进行了统计和计算，用拨蜡法制作爵、�等礼器，铸造阶段用工量仅为用工总量的420%～530%。如以铸造用工量为1，则前期准备的用工量是707～892，铸后用工的加工量高达1029～1509。即使除却镟里合口、年号镌刻、烧古诸项商周青铜器没有的工艺，仍然高达629～1018 。由此推测：商代青铜礼器形制复杂，又仅用铜质、石质工具进行操作，依器件复杂程度不同大概接近6～10的范畴，象司母戊鼎、司母辛鼎这样的大件，或者还需更多。 也许正因为铸后加工如此繁复，才迫使铸师们代复一代地想方设法改进工艺，殷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的发达、铸铜工序的严格可能与此不无干系。在一定条件下，不利因素之逼迫正是促进工艺更替的重要动因。理解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技术演进的本质及有关因素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1、印制书籍出现前的书籍生产方法

　　我国印制书籍大约起于唐，成于五代，盛于两宋，旁及辽、金、西夏，沿袭于元、明、清。但在唐以前，我国书籍的制作方法大概依书籍的制作材料而定，先后有过刀刻、铸造、笔写等不同的方法。

　　初期书籍之一的甲骨文书，从现存的甲骨文片看，其上面的文字都是用刀刻的。为什么非要用刀刻？这大概取决于这种材料的质地。我们知道，骨头是有一定硬度的，而吃墨的能力却不怎么强，如果用笔写，可能不会保存很久，因而只好用刀刻。用刀刻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刀刻的笔道纤细匀称。如果用笔写，那时有没有那么细的笔还是个问题。一块龟甲或一块兽骨，没有多大的平面。除掉占卜时形成的卜兆裂纹，能着字的地方所剩无几，如果笔尖稍粗，根本无法写下。这大概也是采用刀刻的原因之一。刀刻的字迹既能保持久远，又能笔道匀整，又适应甲骨仅有的空余平面，又有一定的硬度，所以我们见到的甲骨文书绝大多数都是用刀刻的。有的刻得十分纤细，像陕西周原地区出土的西周甲骨，其字迹要用五倍的放大镜才能看清，可见那时的微雕技术已经相当精湛了。

　　初期书籍之二的青铜器铭文，据现在所知道的，其上面的文字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凸出来的阳纹，一种是凹进去的阴纹。两种纹路不同，它们的制作方式也不同。凹进去的阴纹文字比较好理解，那就是在事先设计制作好的青铜器上，如果什么时候想在上面镌刻文件或事件，都可以随时请人操刀镌刻就是了。这种用刀在青铜器上直接镌刻阴纹文字，比在青铜器上铸字要方便得多，自由得多。在青铜器上铸字，事先就要有周密的计划。有的在设计时大概就不想当作器具用，而是想铸字，以文字意义为主的。例如郑国、晋国铸造的刑鼎，目的就是为了公布法律，晓谕全国。这类青铜器物上面的文字，在制造浇铸模子时就要考虑周详。一份文件，一个事件，一共有多少字，如何布局，乃至每个字的锼〔sou搜〕锓〔jian坚〕，都要精心设计，精心制作。而且模子内壁的阳阴纹字迹必须是凹进去或凸出的反字，浇铸出来的才是凸起或凹进的阳纹或阴纹正字。这就牵涉到模子内壁上阴阳纹反字究竟是怎么弄上去的问题。正写反贴双勾再锼锓，自然是我们现代人的思维。古人是不是这样做，不敢肯定。考古学界有人根据青铜器铭文中常用虚字的酷似，推测青铜器铸模内壁的阴阳纹反字，可能是一个一个事先做好的阳阴纹正字压挤出来的。这种推想十分大胆，假如这种推想能够成立，那就表明我们的祖先老早就懂得制造活字的原理了。当然这种活字尚不是为了排版印刷，而是为了铸造青铜器铭文。

　　初期书籍之三是石质文书。我国自周秦以来，以玉片、石片、石鼓、摩崖、碑、碣、套帖等形式刻、写的石质文书，也可以说是浩如烟海。归纳起来，往石质材料上着附文字，就现在所知也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书写，一种是刀刻。书写者见于侯马盟书。1965年在山西侯马春秋晚期晋国遗址出土的盟书，都是以朱色或墨色书写在玉片或石片上。其中最大的长32厘米，宽38厘米，上尖下方，形态规整。这种盟书为什么要用笔写而不用刀刻，道理说不清楚。也许因为侯马盟书是社会急剧变化的产物。在中国古代，大凡需要发誓定盟，总是事有急需，发于义愤。并且盟书要一式两份，一份留作证据，藏于盟府，以备查验；一份沉于河底或埋于地下，以示永不背盟。事急，又要两份，刀刻可能不适应，故采用手写。不过这只是推测，不能算是科学结论。除侯马盟书以外，传世的所有石质文书，包括摩崖石刻、碑、碣、历代所刻儒家石经、释家石经、道家石经等，全部都是用刀刻的。这些刀刻的石质文书，不同于侯马盟书的一份要藏于盟府，一份要沉于河底或埋于地下，而是要立在光天化日之下，或本来就是依山刻石，风吹日晒自是家常便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用笔在石质上写字而不是用刀在石质上刻字，时间一长，或经过雨水的冲洗，字迹就会模糊不清，甚至是字迹全无。所以古代的石质文书绝大多数都是用刀刻成的。

　　随着书籍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正规书籍的出现和发展，以前的甲骨、青铜器、玉、石材料等都不再适应需要，竹木简便广泛地被采用为书籍的制作材料。这种材料不同于以前的甲骨、青铜器和石头，究竟采取什么办法将文字着附在竹木简上，这是书籍生产方法上的重大课题。历来出土的大量竹木简，证明了竹木简书都是用笔写成的。过去有所谓“刀笔吏”的说法，说竹木简书是用刀刻成的，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刀、笔、墨、砚要预备齐全，才能书字于竹木简上。笔、墨、砚的功能不言而喻，谁都知道。唯有刀的用途，过去说法不一。一种说法，刀就是笔，用刀笔在竹木简上刻字。这早已为事实所推翻。还有一种说法，道破了刀的用途。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小学生，甚至包括初中学生，每天上学，他们的书包里所带的铅笔盒中，必带有铅笔、笔刀和橡皮。 目的是当写了错字时，就用橡皮将错字擦掉，而后改成正确的字。竹木简书盛行时期，之所以要把刀、笔、墨、砚同时备齐，同样是各有各的用途。其中的刀的用途就类乎今天中小学生所用的橡皮。当在竹木简上写了错字时，就及时用刀子刮去，然后再写上正确的文字。过去人将“刀笔”连读，解释为刀子笔，进而说竹木简书是用刀子刻的，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事实上竹木简书都是用笔写成的。

　　在竹木简书盛行的同时，丝织品中的缣帛也是书籍的制作材料之一。用这种材料制作书籍，就无法像甲骨、青铜器、玉石那样，其文字可以铸造，可以刀刻，而只能是用笔书写。这道理很简单，用刀在缣帛上刻字，那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像后世印制纸书那样，将文字印在缣帛上，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帛书只能是用笔书写而成，不可能用其他的办法将文字着附上去。事实上，历来出土的帛书，也确实都是用笔书写而成的。

　　纸张取代竹木简、缣帛而成为书籍的普遍制作材料之后，不但改变了竹木简笨重，缣帛贵重的弊病，而且由于纸张比竹木简、缣帛更易于着墨，所以自东汉至五代上千年的时间里，纸书多是用笔抄写而成。又由于纸张具有特殊的吸墨能力和柔软，所以又承担起自唐代开始的印制书籍的任务。雕版印制书籍中经五代的缓慢发展，至两宋而极盛，标志着书籍的生产方法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人类文明也跨进了新的历史时期。

　　(2)印制书籍的出现与发展

　　我国用雕版印刷的办法来印制书籍，大概在唐朝已经开始。这无论从文献记载或实物留存都能得到证实。但印书之始，绝不意味着雕版印刷的技术到唐朝才发明，反而表示这种技术在唐以前应该早已出现。到了能够印制整部的书籍，则应该是这种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了。但长期以来，参与讨论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问题的中外古今学者，却多以印书之始来论证雕版印刷术的发明，结果不是提前，就是靠后，始终得不出一致的意见和科学的结论。早的有东汉发明说，东晋咸和(公元326—334年)发明说，六朝(公元222—584年)发明说，隋朝(公元581—617年)发明说，唐朝(公元618—906年)发明说；晚的有五代(公元907—959年)发明说，北宋(公元960—1126年)发明说。时代跨度上千年。这些说法，有的因论据不足固然不能成立，有的以流存的实物为证，但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自然法则，因而也不能成立。好在我们这里不是讨论印刷术的发明，我们注意的是用这种技术来生产书籍在唐朝则是史不绝书了。

　　明朝有位史学家叫邵经邦(公元1491—1565年)，他写了一部历史著作叫《弘简录》。在《弘简录》卷四六记载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洛阳人，年仅36岁就不幸夭亡了，唐太宗很是悲痛。当宫女们将皇后生前所编纂的《女则》10篇呈献给皇帝时，唐太宗抚物生情，“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这里的“梓行”二字，指的就是雕版印行。这是迄今所知关于印制书籍的最早记载。长孙皇后卒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的六月，印行《女则》应当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或稍后一点。表明在7世纪的上半叶，中国已经懂得用雕版印刷的办法来生产书籍了。而且生产的第一部书就是妇女著作。

　　冯贽的《云仙散录》记载“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我们知道，唐玄奘到印度取经出发的那一年是贞观三年(公元629年)，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取经回国，前后经过了17年。再过19年，即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唐玄奘涅槃圆寂。所以他用回锋纸印刷普贤菩萨像，施于四众，应当在贞观十九年他取经回国，到麟德元年他涅槃圆寂之间。这件事情的发生，距雕印长孙皇后的《女则》仅10多年的时间，说明7世纪的上半叶，中国不仅懂得雕版印制书籍，也懂得雕版印制佛画了。

　　此后，关于唐代雕印历书、字书、韵书、文集、道书、阴阳杂记等书的记载，屡见不鲜。流传于世的实物也不只一两件。像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玠〔jie 介〕为父母祈福而雕造普施的《金刚经》、西川成都府樊赏家雕印的历书、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的梵文《陀罗尼经咒本》等，就都是至今还留存在世的雕版印刷品。特别是那件被斯坦因携走，现在庋〔gui 鬼〕藏于大英图书馆东方部的《金刚经》，可以说是世界上现存最早最完整而又相当成熟的印刷品。它用七张纸粘连而成，全长152尺，完整无损。卷首有释迦牟尼佛坐莲花座上，对长老须菩提等僧众说法的扉画。妙相庄严，栩栩传神。经文字体端庄凝重，刀法稳健。印纸精良，墨色精纯。古朴大方，赏心悦目。说明到9世纪中叶，我国的雕版印刷技术已经进入相当成熟的时期了。

　　进入五代之后，雕版印制书籍的方法已被政府正式采纳，并且用来印制儒家经典了。从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起，到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止，中原地区的四个不同朝代唐、晋、汉、周，在22年的时间里，由国子监连续不断地完成了《九经》的校勘和雕印工程。这是儒家经典第一次用雕版印刷的办法生产出来。或者说儒家经典的第一代版本，就是五代时期国子监出版的，监本之称也就开始于此。与此同时，《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以及解释儒家经典的《经典释文》，也先后被雕版印制出来。郓州须昌(今山东东平县)人和凝，不顾别人指责，自己主持雕版印制了自己的文集，开创了版本学史上“自刻本”的先河。后蜀宰相毋昭裔，不但主持雕刻了《蜀石经》，还主持雕版印制了《九经》，还让自己的门人句〔gou勾〕中正、孙逢吉主持雕版印制了《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地方政府以及民间雕印的佛经、佛画更多，道家的某些著作也被雕印出来。整个书籍的生产方法，已面临全面改革的前夜。

　　进入宋代以后，书籍的生产方法便以雕版印刷为主流了。南北两宋刻书之多，雕镂之广，规模之大，流通之宽，版印之精，都堪称前所未有，后世楷模。上自中央各殿、院、廊、司、局、监，下至地方各府、州、军、县，各路茶盐司、安抚司、提刑司、转运司、公使库，各府学、州学、军学、郡斋、郡庠、学宫、頖〔pan 盼〕宫、学舍，各县县学、县斋，各地书院，私宅、家塾、书棚、书坊、书肆、书籍铺，各地寺院、道观、祠堂等等，都竞相刻书，形成了广泛的刻书网络，使书籍生产出现了空前未有的高潮。两宋以后，迭经元、明、清，旁及辽、金、西夏，书籍的生产方法多是采用这种雕版印刷，为今天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文化典籍。

　　(3)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

　　雕版印制书籍，比起用手抄写书籍，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只要雕刻一套版，你想印多少，都可以随心所欲。但这种技术必须是每一种书籍雕一套版，每套版只能印一种书籍。它只能在部数上增加，不能在种数上生新。若要生新，就只能再雕一套版。这显然是工本极大，劳师费时。这种固有的弱点，在两宋雕版印制书籍充分发展的同时，也就充分暴露出来。能否克服这种弱点，使之既省工本，又能随意生新？这是摆在当时书籍生产者面前的新课题。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平民毕升用自己的天才和实践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图5)。

　　关于毕升发明泥活字印书法，北宋沈括在他所著《梦溪笔谈》卷十八中有翔实的记载。沈括说：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 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帖之，每韵为一帖，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升死，其印为余群众所得，至今保藏。

　　这段记载，从制字、排版、常用字的储备、生辟字的临时制作、不用时的收藏方法，以及不用木料制字的原因等，都说得清清楚楚。我们从中可以认识到，毕升发明的泥活字印书法，除了稍显原始古朴之外，其余关乎现代排字印刷的基本原理，那时几乎都已具备了。这是书籍生产方法上的又一次重大革新，闪现了现代书籍生产方法的最早火花，比德国人谷腾堡用活字排印书籍大约要早400年。可惜的是，毕升用这种泥活字排印过什么书，不见记载。实物更无流传。但按照毕升泥活字排版印书的原理，仿制泥活字，用它来实践印书，却是代有其人。周必大在南宋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根据沈括《梦溪笔谈》中的记载，在潭州(湖南长沙)仿制成了泥活字，用它排印了自己的《玉堂杂记》二十八事。这是现在所知关于用泥活字印书的最早记载。元朝定鼎前夕，忽必烈的谋士姚枢，在河南辉县教弟子杨古根据沈括的记载，也仿制了泥活字，排印《小学》、《近思录》、《经史论说》等书，用来化民成俗，提高百姓的文化水平。直到清朝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苏州人李瑶仍仿制出泥活字，并用它排印了《南疆绎史勘本》和《校补金石例四种》等书。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安徽泾县翟金生及其家人，经过30年的努力，仿制了10多万个泥活字，并用它排印了自己的集子《泥版试印初编》、家谱《水东翟氏宗谱》，以及他朋友黄爵滋的集子《仙屏书屋初集》等书。

在泥活字原理启发下，被毕升当年扬弃了的木活字，到元朝初期又由王桢试制成功。与此同时，还创制了转轮拣字法。王桢用自己创制的木活字，排印了自己主持纂修的大德《旌德县志》。比王桢晚20年，浙江奉化州官马称德，在任内也主持制作了10多万个木活字，并用它排印了《大学衍义》等书。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文的木活字也被制造出来，如回鹘文、西夏文木活字都已出现。至今还有西夏文木活字排印的佛经传世。新疆博物馆、敦煌艺术研究院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还分别收藏有回鹘文木活字的实物。回鹘文不同于汉语，每个词组的字母构成不同，词组的长短也不同，因而形成的木活字长短也就不同。这种长短不一的木活字，排版技术要比一样大小的汉字木活字复杂得多。可当时被忽必烈誉为神逸俊秀的回鹘人，居然能解决这样复杂的排版技术问题，不能不说是开了拼音文字活字排版技术的先声。这是我国少数民族为中国书籍史发展做出的一大贡献。

　　到了明朝，使用木活字印书的地区已普及到苏州、杭州、南京、福州、四川、云南等地。明朝用木活字印的书，有书名可考的，至今仍有百余种。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由于形势的需要，朝廷发布的邸报，也叫作朝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了。这可以说是开了报纸活字排印的先河。清朝，木活字已在全国通行。上至内府，下至各级衙署、书院、书局、书坊等，大都备有木活字。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陕西、甘肃等省，都曾用木活字印过书。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诏求天下遗书，复出内府秘籍，并校辑《永乐大典》所见佚书，开馆编纂《四库全书》。原先打算选择其中传世极罕，又足资考镜者，先行刊印流通。无奈工程太大，于是采纳金简的建议，刻了25万多个大小不等的木活字，用来排印上述的难得之书。乾隆皇帝以为称活字不雅，便赐名“聚珍”。又因为这项工程在武英殿进行，所以将用这批木活字所印的相同规格的书，就称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共收录图籍134种。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工程。

　　金属活字，包括铜活字、锡活字、铅活字等。其中铜活字应用较广，现知最早铜活字印书活动是在15世纪末，即明朝的弘治年间。当时江苏的无锡、常州、苏州一带都有用铜活字排印的书籍出现。最有名的是无锡的华家与安家。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华燧用铜活字摆印了《宋诸臣奏议》50册。因铜字难受水墨，印制出来的书叶，墨色浓淡极不均匀，但它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铜活字排印的书籍，因而显得十分珍贵。现知华燧以会通馆名义用铜活字先后排印过15种书。华燧的叔父华珵〔cheng成〕于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用铜活字排印过陆游的《渭南文集》和《剑南诗稿》。华燧的侄子华坚和华坚的儿子华镜，也用铜活字排印过《蔡中郎集》、《白氏文集》、《元氏长庆集》等。无锡除华氏外，尚有安国桂坡馆也用铜活字印书。安国字民泰，是无锡的巨富，有“安百万”之称。他用铜活字排印的书，可以考知者也有10余种。其中的正德《东光县志》，是国内现存最早用铜活字印制的地方史志。此外，福建建阳书商也用铜活字排印过《墨子》。清代，福建人林春祺，从18岁开始刻制铜活字，花了21年的时间，耗去白银20万两，制成大小铜活字40多万个，并用这套铜活字排印了顾炎武的《音论》、《诗本音》及军事丛书《水陆攻守战略秘书》等七种书籍。当然，规模最大的还要算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共一万卷，目录40卷。分六编32典，6109部。内容繁富，区分明晰，是我国著名的大型类书之一。这次铜活字印书活动，构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

　　锡活字，元朝人的著作中就有记载，但不见实践。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广东佛山镇有位姓唐的书商，出资一万元铸造锡活字20多万个。并于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用这套锡活字排印过马端临的《文献通考》348卷。铅活字，明朝人、清朝人都有记载，但不知印过什么书。

　　用活字排版来印制书籍，在我国出现很早，但发展却很缓慢。然而它毕竟是一种新生事物，较之雕板印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代表了书籍生产方法前进的方向，所以到了清朝晚期，随着西方铅字排印技术的传入，中国书籍的制作方法也就走上了世界铅字排印的共同道路。今天，激光照排、电脑打印等新方法不断涌现，书籍生产方法又面临一场伟大的革命，人类文明将要跨入新的历史时期。

彪[彪、彣、虩，读音作biāo(ㄅㄧㄠ)]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西周晚期毛叔之女彪氏孟姬，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据史籍《姓谱》记载：“彪，姓，出齐郡，周有卫大夫彪夫，宋有彪虎臣，今河南均州有彪氏。”

彪氏，出自周王朝时期毛叔之女彪氏，全称彪氏孟姬。“孟”，古时候是长女之意，长子称“伯”。

西周王朝初年，周武王姬发把胞弟姬叔郑(周文王第八子)分封于毛邑(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后建立毛国，为伯爵国，因此史称姬叔郑为毛伯郑或毛叔郑，简称毛叔。毛叔在周王室曾担任司空一职，因司空是三公之一，故又被称为毛公。

不过，据史籍《通志·氏族略》中的记载，是周文王的第九子姬伯聃(一作姬伯明)被兄长周武王封在毛邑，但毛邑不在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而是在河南宜阳东北一带。

西周时期，当女子出嫁时，父母常要为她专门制作陪嫁器物，即金文中自铭为“媵“者。在此类特意铸造的媵器中，妇名除称其姓外，还必须称其丈夫之国(氏)名。同时，由于妇女是娣侄从媵制，需要将兄弟姐妹的排行明确表示出来，伯(孟)仲叔季的排行，不仅是区别同辈兄弟姐妹的需要，也是宗法等级制度的需要。

在著名的周朝青铜器毛叔盘上，就铭刻着其为毛叔送给女儿彪氏孟姬作陪嫁的宝盘，希望她长寿，子孙后代永远享用该宝器：“毛叔媵彪氏孟姬宝盘。其万年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

毛叔郑是周成王的叔父，即史籍《尚书·顾命》中记载的毛公。毛叔郑彪氏孟姬就是毛叔郑之长女彪，嫁与卫国上卿姬彪夫，称孟姬。在毛叔盘铭文中未称其国名，而称其氏“彪”，故称“彪氏孟姬”。西周初期，子孙以母姓为氏是普遍现象，因而在彪氏孟姬的后裔子孙中，有以祖母之名为姓氏者，称彪氏，世代相传至今，史称彪氏正宗。

注：

毛叔，到底是姬叔郑还是姬伯聃？

本书认为，叔郑封于毛国之说较为可信并有根据，而伯聃封于毛邑之说则有待商榷或进一步考证。因为，伯聃在历史上是否有其人还有待考据，而叔郑则确然史有所载。

在史籍《逸周书·克殷解》中记载：“……百夫荷素质之旗于王前，叔振奏拜假。又陈常车，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王。泰颠、闳夭，皆执轻吕以奏王，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群臣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叔傅礼。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尹逸策曰：“殷末孙受德，迷先成汤之明，侮灭神祗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昊天上帝。”

《逸周书》，原名《周书》，亦称《周志》，又名《汲冢周书》，是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之一，记载了周王朝的史实和制度等。此书出自河南汲县(今河南卫辉)的魏王古墓，古已有之。

国学大师章太炎在他的《经学略说》中，对《逸周书》的历史文献价值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今观《逸周书》与《尚书》性质相同，价值亦略相等。正史之外，犹存别史(《史》、《汉》无别史，《后汉书》外有袁宏《后汉记》，其中所载事实、奏议，有与《后汉书》不同者，可备参考。《三国志》外有鱼豢之《魏略》、王沈之《魏书》，不可谓只《三国志》可信，余即不可信也)，安得皇古之书，可信如《逸周书》者，顾不重视乎？”

《逸周书·克殷解》的那段文字，汉朝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也作了引用，可见毛叔郑历史上确有其人。

在史籍《后汉书·古今人表》中记载：“毛叔郑，文王子”。

东汉学者应邵在《风俗通义·姓氏篇》中记载：“毛氏系周文乏第八子叔郑封于毛，即周大夫毛伯，其后代以国为氏。”

唐朝学者张九龄在《姓源韵谱》中记载：“毛氏以国名姓氏，源于姬姓，文王第八子封于毛，周大夫毛伯是也，后因氏。望：荥阳、西河。”

宋朝大文豪欧阳修在他的《集古录》中曾记载有 及 这一条目：“薛尚功释云：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宫。丁亥，王格于宣榭，毛伯内门立中廷佑祝郑。王呼内史册命弁阝，王曰：“弁阝，昔先王既命汝作邑，继五邑祝。今余惟疃京，乃命锡汝赤芾彤冕齐黄銮旂用事。”弁阝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休命，弁阝用作朕皇考龚伯尊敦。弁阝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右《毛伯古敦铭》。嘉祐中，原父以翰林学士侍读出为永兴军路安抚使，其治在长安。原父博学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能读古文铭识，考知其人事迹。而长安，秦汉故都，时时发掘所得，原父悉购而藏之。以予方集录古文，故每有所得，必摹其铭文以见遗。此敦，原父得其盖于扶风而有此铭。原父为予考按其事云：《史记》武王克商，尚父牵牲，毛叔郑奉明水。则此铭谓郑者，毛叔郑也。铭称伯者爵也，史称叔者字也。敦乃武王时器也。盖余《集录》最后得此铭，当作《录目序》时，但有《伯冏铭》“吉日癸巳”字最远，故叙言自周穆王以来叙已刻石，始得斯铭，乃武王时器也。其后二铭，一得盩厔，曰龚伯尊彝，其一亦得扶风，曰“伯庶父作舟姜尊敦”，皆不知为何人也。三器铭文皆完可识，具列如左。”

在欧阳修的札记中清楚地表明，《毛伯古敦铭》中的毛伯就是毛叔郑。诸多毛氏谱内谓之叔聃者是错误的，大概是因为在《左氏传》中记录了“鲁卫毛聃”，遂以为名聃。

毛伯郑是西周文王姬昌的儿子，周武王姬发的八弟，西周初年被封于毛，爵位为伯，故史书称其为姬叔郑、姬郑、毛叔郑或毛伯郑，四种称谓同为一人。

毛叔郑的后代因治国有方，周宣王姬静曾赐鼎奖励，世称毛公鼎。此鼎于清道光年间在岐山县贺家出土，铭文四百九十七字，为皇钜制，被郭沫若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其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

周人原为姬姓，武王灭商以后，除按照尊崇上古帝王的习俗，对炎帝、黄帝、尧、舜、禹等 “先古圣王”的后裔和功臣谋士如姜太公吕尚进行封赐外，一次就封“其兄弟之国十有五 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当时还把商纣之子(禄父)封为诸侯。让他仍居朝歌，治理商代遗民；同时分王畿之地为三部，命自己的三位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各领一部监视武庚，谓之“三监”。谁知武王死后因继位的成王年岁幼小，由其叔父周公旦摄行政事，引起三监的不满，勾结武庚和商朝旧属反周势力发动了叛乱。周公平息叛乱以后，深感保卫新生政权的急迫性，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此，周公回师以后，举行了又一次的大规模分封，“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周初两次封国一百多个，“封诸侯，建周姓”，把本族子弟和姻亲分封于当时叛乱者盘踞的地带和千里王畿线上，由这些亲族封国为周王室筑起一道坚固的屏障。

毛国系周朝姬姓国。毛国与鲁、卫诸国一样，是周公东征胜利后，为了巩固周王室统治而分封的诸侯。在史籍《左传定公四年》中记载：“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在史籍《荀子·儒效》中记载：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这些诸侯都是按照形势发展和需要而次第分封的，分封过程也不限于周武王、周成王时期，实际上在周康王、周宣王时期都在继续分封。

西周初期，周武王把胞弟叔郑封为毛(陕西岐山一带)伯。毛国之君，世代任周王室卿士，称“毛公”。叔郑在周成王姬诵时期任司空，位列三公之一，与召公、毕公齐名，具有极高的威望。例如，周穆王姬满外出巡游时，毛公与祭父等随行，曾与许国之君等一起在洧水之滨举行盛大的宴会活动。

姬叔郑为毛国开国之君，其后有姬班、姬庴、姬卫、姬得、姬过等。在史籍《左传》中提到的毛伯卫、毛伯得、毛伯过，就是指姬卫、姬得、姬过，均为周王室外卿士，子孙世袭伯爵。

毛伯(郑)不仅是毛国的首领，还在周王朝中担任司空之职，总管土木建筑工程等事务，他的伯爵爵位可以由其子孙世袭继承。毛伯是位很有军事才能的大臣，他不仅跟随武王伐纣建功立业，在武王逝世，成王继位后，还多次带兵(主要是毛姓部落)征战，见诸于史籍。

过去，一些史籍上流传是伯聃封于毛邑之说，应为误传。

在史籍《通志·氏族略》中称：周文王姬昌的第九子伯聃(一作明)，受封于毛邑(今河南宜阳)，爵位为伯，故世称伯聃(伯明)，他的后世子孙以其封地命姓，遂成毛氏。

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周文王姬昌的第九子并非叫伯明，而是康叔，就是卫叔康。在古典小说《封神榜》中倒有个姬叔明，但据说是周文王姬昌的第七十二子，史无记载有封地，更何况《封神榜》乃小说家言，不足以采信矣。

而在某些毛氏族谱中，将毛伯谓之叔聃，这大概就是因为在《左氏传》中记录有“鲁卫毛聃”，所以遂以为名聃，这是源出左丘明的《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中记载的“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刑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毛国最初的封地在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周宣王时的毛公鼎、毛伯敦盖等都出于陕西扶风，这证明了西周晚期在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存在着毛国。据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中的推测，毛公的采邑最早在陕西扶风，东迁后毛国也随之东迁于今河南籍水毛泉(今河南宜阳)。但此时的毛的封地已大为缩小，降为周王畿内的采邑。

在史籍《姓氏寻源·毛氏》中记载：“周采邑毛即河南籍水毛泉也。”在史籍《路史·国名纪戊》中记载：“毛，伯爵；河南籍水傍有毛泉，近上邦。”说明当时人所记载的毛伯所封之地已经转封在河南籍水的毛泉，这与后世所传的“伯聃封于毛邑说”一脉相承，互有所证。

因此，本书认为伯聃可能是毛伯的后裔，在周平王姬宜臼东迁洛邑后，毛国也随之东迁于河南宜阳。毛伯(郑)的伯爵爵位由他世袭继承，并继续在周王朝中担任司空之职，总管土木建筑工程等事务，食采于毛(今河南籍水毛泉)。

在后世所传的各种毛氏族谱中，均不见有将毛伯聃作为毛氏得姓之祖的说法，如：

在《韶山毛氏族谱·源流记》中记载：“吾姓系出周姬文王子毛伯郑之后，世为周卿，因国为氏……自宋工部尚书让，世居三衢……占籍吉之吉水龙城家焉。二十一世传至毛伯温公(以江西始祖毛让为一世)官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考据西江宗人执谱相访，实属西河嫡派。”

在广西《贺州毛氏族谱》中记载：大唐开元乙亥(公元735年)秘监贺州毛衷序：“我始祖周懿亲国也。按《左氏》载：封国十有六，而毛其一焉，叔郑封为毛伯，而子孙因以为氏。秦并天下，罢侯，置守其地，而子孙遂涣散四方焉。”

在北宋毛渐《清漾毛氏族谱》中记载：“武王克商而有天下，封建宗亲，以弟郑封于毛。逮至周衰而国亡，其地入于荥阳，子孙因以为姓焉。毛氏之始，其源于此也。”

目前，唯有在湖南《锦堂毛氏族谱》中，晋咸和元年(公元325年)州陵开国侯毛宝自序曰：“毛氏本姓姬也，乃文王第九子，讳叔郑，封于毛，是为毛伯，而为毛氏之始祖。”显然，该族谱将叔郑指为文王第九子，当为错误。

第二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卫国君主卫康叔后裔姬彪夫，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西周初期，卫康叔名姬封，公元前1045年，周成王姬诵时期，叔父周公姬旦平定武庚叛乱，封康叔于卫(今天河南淇县朝歌)，建立卫国。康叔在当地统治有方，很快就把商朝的殷都改成了西周王朝的一个诸侯国，成了卫国的始祖。

据史料记载，卫国本封于康(今河南禹州)，故姬封又称康叔。周公将黄河与岐河之间武庚的封地及遗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祺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给康叔，使这七族遗民成为卫国的臣民，康叔建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国号卫。

封康叔时，周公曾作文相诫，这就是著名的《康诰》。卫国在最强盛时疆土有今河北省南部，河南省北部以及山东省西部一小部分，与晋、宋、齐、鲁等国相邻。

卫国居于周王朝的北方，与狄为邻，常遭狄人入侵。春秋中期，卫懿公在位时喜好养鹅，且*乐奢侈。他养的鹅都有禄位，可以乘大夫一级的车出入宫门，大臣百姓非常不满。周惠王姬阆十七年(公元前660年)，狄人攻卫国，卫懿公让大家抵抗，国人却都说，鹅有禄位，让鹅去战斗吧。将士们全无斗志，全军覆灭。狄人攻入卫都，卫懿公被杀。后齐、宋援卫，立戴公于漕(今河南滑县旧城)，于是漕成为卫国的第二个国都。

周惠王十九年(公元前658年)，卫国在齐国的帮助下重新建国，都楚丘(今河南滑县)。卫国在楚丘时，卫文公姬辟疆当政。卫文公接受亡国教训，修明政事，奋发图强，重整军备，国力军力大增。

周襄王姬郑十年(公元前642年)，北方的邢国联合狄人再次攻卫国，遭到了卫国的强大反击。周襄王十七年(公元前635年)，卫国灭邢国。周襄王二十三年(公元前629年)，为避狄人，卫国又迁都帝丘(今河南濮阳)。

卫国虽为十二诸侯之一，但却是一个弱国，常受其他诸侯国的支配，进入战国后，国力更弱，无法抗拒七雄的进攻。

战国晚期，周郝王姬延五十三年(燕王喜元年，公元前254年)，魏国军队占领濮阳，卫国成为魏国的附庸国，但只有濮阳一地。秦始皇六年(公元前241年)，秦国攻下魏国的朝歌和濮阳，将濮阳作为秦国东郡的治所，迁卫君及其支属于野王(今河南沁阳)作为附庸。故而秦国在灭六国时并未触及卫国公室。

直到秦二世嬴胡亥元年(公元前209年)，秦二世才废卫君角为庶人，卫国灭亡。因此，卫国是西周所封十二诸侯当中除秦国之外最后一个灭亡的诸侯国家，也是立国时间最长的一个国家。

卫国自康叔公元前1045年开国至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废卫君角为庶人，共历四十二王，八百三十六年。

卫康叔的裔孙为姬彪夫，是卫国建国后第三任君主卫考伯指正时期的卿大夫，其妻就是毛叔郑彪氏孟姬，在姬彪夫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名字为姓氏者，称彪氏。

第三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卫国君主卫康叔后裔，属于避难改姓为氏。

卫康叔名姬封，公元前1055年，周公姬旦平定武庚叛乱，封康叔于卫(今天河南淇县朝歌)，建立卫国。康叔在当地统治有方，很快就把商朝的殷都改成了西周王朝的一个诸侯国，成了卫国的始祖。

卫国传三十七世后，于秦始皇六年(公元前241年)被秦国所灭，秦国大军攻破卫国都城濮阳(今河南濮阳)，俘虏卫元君，将其贬于野王(今河南沁阳)，其后裔子孙四处迁逃，其中有迁逃至古彪邑者。

古彪邑,就是今缅甸王国旧都城蒲甘，卫国王族后裔有以避邑名称为姓氏，称彪氏，属于避难改姓为氏。

第四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战国时期晋国君主晋平公姬彪后裔，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晋平公姬彪，为晋悼公姬周之子，公元前557～前532年在位，逝世后葬于今山西省侯马市西北新田。

晋平公执政时期，令著名的贤臣祁黄羊举荐人才，祁黄羊先后推荐了仇人解狐和自己的儿子祁午，留下传诵千古的“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美誉。晋平公曾在平阴大破齐军，在弭兵之会中与楚国平分霸权。

晋平公晚年好女色，因而有疾，在周景王姬贵四年(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曾求医于秦国。秦景公派遣医和往诊，医和诊病后告戒他说：“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

晋平公逝世后，其子姬夷即位，是为晋昭公。晋平公的庶支子孙中有以先祖名字为姓氏者，称彪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五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战国时期魏国君主魏襄王后裔，属于以音讹字为氏。

不氏，源出魏襄王后裔不雨氏。

魏襄王魏嗣，是魏惠王魏罃之子，公元前？～前296年在位，逝世后别谥为魏哀王、魏襄哀王。

周慎靓王姬定三年 (魏襄王元年，公元前318年)，魏襄王曾联合韩、赵、楚、燕诸国，以五国合纵进攻秦国，结果不克而返。后派遣大夫惠施为魏国出使楚国。

周郝王姬延十九年(公元前296年)，魏襄王病逝，其子魏昭王魏遫即位。

魏襄王的后裔子孙中有不雨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不氏。不氏古读音为biāo(ㄅㄧㄠ)，这在典籍《正字通》中有明确记载：“不姓之不，转注古音，音彪。”

有不氏子孙以古音为字讹，遂称彪氏，世代相传至今。

二 分布：

今陕西省的西安市、安康市、铜川市，河北省的礼县、保定市，重庆市的彭水县郁山镇，安徽省的宣城市，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省的台中市等地，均有彪氏族人分布。

三郡望：

齐　郡：西汉时期先为临淄郡，后改齐郡，治所在临淄(今山东淄博)，其时辖地在今山东淄博市和益都、广饶、临朐等县地。隋、唐两朝改为青州北海郡。

均　州：东汉光武帝四年(公元28年)，刘秀遣刘隆屯田武当，始建武当县城，后改为均州。唐朝嗣圣元年(公元684年)，武则天僭位，废唐中宗为庐陵王，农历4月迁均州。北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元)，设均州武当郡，领县武当、郧乡；后宋太宗把儿子楚王元佐削职为民，安置在均州。宋朝时期，名臣苏辙、尹诛、韩维、种谔、范纯粹、沈括等先后均有被贬官降职至均州的历史。明朝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守御千户李春续以修筑。明朝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知州胡成熙修竣砖石建筑。清朝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州人贾洪诏等呈请署总督郭中丞柏荫，筹拨公款七千余缗，重修筑均州城临江桥护城堤，长五十余丈。均州城东临汉水，南遥接武当山。一般说古均州城位于今湖北省丹江口市，其实真正的古均州原址是在丹江口市肖川县，均州古城因为1958年修建丹江水库大坝而被淹没，永远沉没在汉江河底。今大丹江水库是亚洲第一大人工水库，于1973年竣工，水域面积八百四十平方公里(一百二十六万亩)，蓄水总量达八十一亿立方米。现在，人们可以在武当山上净乐宫的位置看见若干从江底打捞出来的古均州遗骸。

刚[刚，读音作gāng(ㄍㄤ)]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战国时期齐国刚邑，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史籍《姓氏考略》中记载：“刚氏，乃以邑为氏。史记云：伐齐取刚寿。按，清有兵部尚书刚毅。”史籍《史记》中这样记载：“昭王三十六年，相国穰侯言客卿灶，欲伐齐取刚、寿，以广其陶邑。于是魏人范睢自谓张禄先生，讥穰侯之伐齐，乃越三晋以攻齐也，以此时奸说秦昭王。昭王于是用范睢……”

《史记》里所说的陶邑即今山东省定陶市、刚邑即今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堽城镇、寿邑即今山东省阳谷县寿张镇。

春秋战国之际，诸侯国之间争战纷纷，时人确有多以封地、邑地、城池名称为姓氏的历史事实。因此，刚氏之姓源出刚邑，以居邑地名为姓氏，当为可信之实。(见后第三栏“迁徙分布”)

第二个渊源：源于鲜卑族，出自北魏时期侯伏侯氏(胡引氏)人侯刚，属于以帝王赐名为氏。王族元叉死后，胡太后始追侯刚、刘腾等人的“乱廷之罪”。侯刚的儿子侯详、侯掌怕被祸及，便取侯刚之名，改本族侯氏子嗣的姓氏为“刚”，称刚氏，成为刚氏族人的一支。后在东魏时期，一部分刚氏族人恢复为侯氏。

第三个渊源：源于各民族变姓，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①蒙古族哈丹氏，蒙语意为“刚毅”，后有取义为汉化姓氏者，为刚氏。②满族一支原世居辽阳地区者，取汉字“刚”为姓氏，称刚氏。

二 分布

当代刚氏族人主要分布在山东、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