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都是选举的无非是看是什么人选，古希腊城邦都不一样的，雅典典型的民主城市，但不同时期体制不一样，也许是公民大会掌握权力也许是贵族寡头联合执政，斯巴达等国家则是有国王的。古罗马执政官？它是分共和国时期和帝国时期的，这里有转的帖子

古罗马政治体制

首先，为了搞清西方政体的起源，我们来好好研究一下三权分立是怎么出现的，折旧需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久以前久以前的古 罗马的故事了

将罗马所实施的政治制度看作是罗马强大的首要原因的希腊历史

家Polybius这样写到:"我们已经知道的政体有三种，那就是王政 、贵族政和民主政。如果有人问罗马人，你们国家的政体是什？恐怕没有罗马人能够回答吧。只看执政官的话，有点像王政；要是看看元老院的机能，那就一个撤头撤尾的贵族制。如果你视市民集会的作用的话，你大概会说罗马是民主政。……不过，罗马的制度正是这三种制度的混合体。"

不少人认为这样的混合体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

罗马的共和之初，将王制时代的王换成了两人执政官，而元老院

和市民集会则完全没有改变。随着罗马的发展，罗马按需要渐渐 增设了一些官职。无论是法律还是官职，罗马人比较喜欢到需要

时便增设的方式，而不是一开始就全面制定，这样，会更有灵活 性。实际上，罗马从公元前509年进入共和制以后，直到公元前67年的漫长的岁月里，一直在摸索之中。

希腊的史学家认为罗马的共和制到了高卢人入侵后的公元前390年 前后，其机能才渐渐发挥出来。比起重视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希腊人，罗马人相当现实。他们只是现实地判断每个事物的优劣，而不会 先将之分类，分成贵族制定的或是平民制定的，是民主的还是独裁 的。这种分类法我们见的着实不少，左派右派，造反派保皇派，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民主资本主义民主……作为政治制度的 根本的选举制度，共和制罗马全面继承了王制时期的制度。这个选举制度决定了罗马的性质不会是民主制而是寡头制。因为第一等级 所拥有的票数已经超过了半数。

作为罗马人的仕途，大概是以当选会计官为进入政界的龙门的吧： 会计官（Quaester）共和制初期的定员是两人，到了共和制末期增

加到四十人。任期一年，产生方式不明，有的说是选举产生，有人

讲是由执政官指名。年龄的下限是三十岁。会计官的任务是监视军

事财政，制止浪费军事开支的情况发生。按常理来说，这是要让一

个没有军权的人去对统兵作战的人进行财政的限制，非德高望重的

人是很难有说服力的。不过罗马有点不合常理地将年龄的下限定在

三十岁，这对希望从政的罗马青年来说，无疑是进入政界的门坎。

另外，让人年轻时就去批评别人、去学习如何批评别人也是件有趣

的事。能够圆满的完成这一工作的人便可以向上爬了，下个目标是

营造官： 营造官（aedile）任期一年，定员四人，贵族两人，平民两人。负 责粮食供给、道路和上下水道的修建和维修、公安警察，同时负责 招开各种竞技比赛大会、庆祝式典。看上去这是一个权威不高，琐 碎事不少，吃力不讨好的职位。不过，因为所管辖的都是与市民日 常生活相关的事物，所以很容易争取民众的支持。有些有从政志向的人有时甚至会自己掏腰包来举行一些可以博得市民欢心的活动。 如果能够令人满意地完成这些工作的话，便可以去竞选国务官：

国务官（Praetor）任期一年，最初只设一人，年龄下限为40岁。后

来，随着罗马的不断扩张，增加到16人。这种增员的现象不仅是国

务官，其他官职也一样。国务官最初是当执政官都去了战场时，留

在罗马代理执政官的其他日常事务的，后来成为司法的负责人。当

然执政官不在时仍要代理国家事务和防守任务的。 仕途如能顺

利到此，可以考虑坐坐监察官的交椅了：

监察官（censor）这原来是负责人口调查的官职，所以在共和制初

期是每五年选举一次，因为人口调查是五年进行一次的。任期为五

年，定员两人。罗马的人口调查不是调查人口总数，而是调查户主

的财政状态，根据这项调查结果来决定各市民今后五年的 伤 额和

兵役期限。监察官的实际权力相当大，有权起诉任何没有如实申报

自己财政状态的人，无论贵族还是平民。同时对国家的财政运作起

监察作用，街道、上下水道的建设也由监察官决定。等于是执掌国

家的经济命脉的人，就像财政部长一样，有钱就有权，什么时代都

一样。所以当监察官由本来就德高望众的人来担当时，其权威有时

甚至不差于执政官，因为监察官除了监察国家财政以外，还有权对

竞选公职的候选人进行人身调查，还有女人的贞操、子弟的教育等

等，都有权调查，隐私权对监察官来讲几乎是废话。监察官甚至有

权将不合适的元老院议员除名。共和罗马权力的顶峰当然是执政官

了：

执政官（Consul）共和制罗马的最高官职，定员两人，由市民集会

（全体市民参加）选举产生，经元老院批准后上任。这点与王制时

代的王的产生完全一样的，不同的是执政官的任期只有一年，不像

王那样是终身制，不过，可以连选连任。年龄上的限制是大于四十

岁。执政官通常都是贵族当选的多，因为，执政官要面对复杂困难

的政局和战争，没有相当的教养和历经长期的锻炼无法胜任，一般

的平民因自身环境和生活的原因，很难有很多人能达到出任执政官

的要求。另外，选举的过程也有利于贵族，除了上面讲的，罗马的

第一等级拥有过半数的票数之外，在选举的前夜通常还要算上一卦

，看看有没有“神不喜爱的”候选人。而算卦的是常常是元老院的

议员，对那些实在无法忍受的候选人，便以神的意志为由取消其候

选资格。当一切都准备停当后，候选人身着的纯白的衣袍出现在选

举会场。纯白的衣袍象征候选人的生活朴素严谨。有时会有候选人

撸起衣袖，露出战争中留下的疤痕，以争取选民的支持。当选的两

人将在每年的三月十五日开始行使正式的职权。两人执政官的地位

相同，如果对于同僚的想法和做法有不同意见，可以行使否决权。

也就是说，不经两人的同时认可，任何政策都无法得以实施。执政

官的主要任务有三：像王制时的王一样要主持各种宗教仪式，相当

于国家大主教；二是招集市民集会和元老院会议并担任议长，并依

会议的结果签发执行各种法令；这相当于现在的人大委员长兼国家

主席；有战事时要负起全面指挥和统兵作战的责任，这是现在的国

防部长兼三军总司令兼前敌总司令。可见执政官的职责之重。执政

官像王一样有十二人的先导卫队，这个卫队也像王的卫队一样手持

象征权威的法西斯。看见这阵势的人难免会恍惚地以为见到了罗马

王了，这也是为什么罗马历史家波里比阿（Polybius，BC200－BC1

18）会讲罗马有王制的特点的原因之了。两人执政官通常各统罗马

军的一半，如果对手不厉害，就只有一人的执政官带兵出战，另一

位则带另一半的兵力防守罗马兼理内政。如果敌人人多势众，两人

便分统全军迎敌。这时罗马的内政和防守任务便由国务官（Praetor）

来代行。战争总有伤亡，当一个执政官阵亡或被俘时，另一个便接

管全军。两人全部阵亡或被俘时元老院宣布五天的空位期，并任命

“临时王”来收 安芯 ，准备选举临时王的制度也是全面继承了

王制罗马时代的制度。“临时王”原文是interrex，意思是“两王

之间”，原来是在旧王死后新王继位前临时代理执掌国政的人。从

这点上看，执政官与王也是同性质的官职。战争也是不定期开始不

定期结束的，战争不保证绝对会在罗马的执政官任期内结束。但作

战中临时更换指挥官也是十分不聪明的办法。每当这时，罗马人便

会临时任命旧执政官为「前执政官」，并继续执行作战任务。同时

新的选举也会毫无阻碍地进行，选出新执政官接替旧执政官的其他

权力。到了共和制后期，罗马的势力扩张到了意大利之外，"前执政

官"渐渐变成专指派往海外各省做总督的人了。罗马共和时代说起执

政官，那是指这样很有权力和权威的人，不过，这个词现在变成了

住外使馆的领事的词源，真是沧海桑田了。当两人执政官无法共同

解决难题时，罗马便会任命独裁官：

独裁官（dictactor）比起变成领事的执政官一词，独裁官一词的

下场可不太公平，如今这是个彻头彻尾的贬意词，变成大家都厌恶

的“独裁者”了。不过在当时的罗马，独裁官是指国家处于危急情

况下临时就任的全权执政官，而普通的执政官因有两人分担，每人

实际上只有半权。罗马的其他官职都是选举产生的，只有这独裁官

是有两人执政官的一人指名，由元老院认可产生。这是罗马解决危

机和难题的法宝。任期六个月，独裁嘛，定员当然是一人。独裁官

有权随意任命自己的副官－骑兵队长。另外，两位执政官在指名独

裁官的瞬间开始便归于独裁官的命令之下。指名独裁官通常是在战

事危急之时，但也有例外。罗马虽然是寡头政，不像民主政那样众

说纷云，难以达成共识，但也是管家婆婆多，你看单是执政官就有

两人，现在的多民主的国家也没有俩大总统俩国家主席什么的。这

样的体制的最大缺点便是，当紧急情况发生时，难于迅速果断地做

出适当的决定。而独裁官制度便是罗马的危机管理系统。要想维护

一个体制，就要有勇气在必要的时候采取与这个体制的理念完全相

反的行动。如果怠慢了这个问题，那只会招来这个体制的崩溃。既

然是危机管理系统，罗马是不轻易指任独裁官的。元老院也从未利

用这个手段来滥用权力。事实上，从罗马建立共和制的公元前509年

到高卢人入侵时的公元前390年的119年间，虽然或有缺漏，后人只

知道罗马仅有过七个独裁官。连续五次当选独裁官的卡米勒斯是高

卢人入侵后，罗马陷入深刻的危机和迷混状态时的事，这也说明当

时罗马的状况是何等之恶劣，可以说是到了亡国的边缘了。

独裁官与执政官一样有卫队跟随，不过人数为两个执政官卫队之和，

二十四人。到了共和制末期，独裁官的内容渐渐发生了变化，凯撒

就曾担任终身独裁官，这样的独裁官便是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了。

以上的官职基本上都是贵族当选的多，特别是共初期。后来在平民

们的不断争取下，罗马又设立了只能由平民担任的保民官：

保民官（TheTribuneoftheplebs）前面已经多次提到过保民官的产

生和职责，这里从简。保民官定员最初是两人，后来增加到十人。

由平民会选举产生，任期一年。年龄的下限不明，似乎没有特别归

定。保民官有人身不可侵犯权，这是为了防止贵族里的哪个愣头青

一口气不顺，趁月黑风高时将这平民的代言人给捅了。保民官最主

要的职责是保护平民的权益。为此，保民官对政府的决定有否决权

。当然这否决权在战争时期不能使用。不过保民官既然是罗马公认

的国家干部，而且退职后还可以进入元老院，实际上就不会一味采

用过激的对抗手段，往往成为贵族和平民间的调和人。所以，罗马

并不是贵族党和平民党的两党执政制，实际上更接近于一党独裁，

党内各派轮流执政的体制。

奎里忒斯人 2007-10-25 15:59

罗马的市民有三种集会，库里亚会议，市民集会和平民集会。

库里亚会议，是罗莫路建罗马城的时候开始的最老的集会，只由贵

族参加。到了共和制初期，曾经起过选举执政官的重要作用，但其

机能渐渐地转给了市民集会，而自身则变成了一种家谱学会，只有

研究决定各个市民应该属于那个家族的功能了。

市民集会，又叫做百人队集会，是罗马的武装市民的集会，凡罗马

市民便可参加这个集会。罗马市民有不受拷打和向集会上诉的权力

。这个罗马市民权有效地保护了罗马人的权力。后来耶稣的弟子使

徒保罗在传道时被尤太人迫害，因为保罗有罗马市民权而受到当地

罗马住军的保护而免受鞭打。同时保罗拒绝了就地开庭审判，而提

出到罗马直接上诉。这个要求也被接受，因为这是罗马市民的合法

权力。保罗的罗马之行将基督教带到了罗马。而与保罗一样的传道

使徒彼得因没有罗马市民权，所受的待遇就远没这么幸运。后来两

人都被判有罪，保罗被斩首，而彼得则被倒钉十字架，痛苦而死。

市民集会会期不定，应执政官或保民官的一人的招集开会，没有立

法权，只有对政府的提案的表决权，投票方式是前面讲过的以百人

队为单位。当然这个市民集会基本上是第一等级操纵的。平民的意

志无法在市民集会上得以表达，他们在反复的斗争中争取到了自己

的合法组织，这就是平民集会。

平民集会，只由平民参加。与市民集会一样，平民集会也没有立法

权，只有表决权，但投票方式为一人一票，比起市民集会来要民主

的多。除了这几个集会，在罗马更重要的组织当然是元老院了。

元老院:罗马在公元前508年成立共和制后，无论是建立纪念碑还是

出安民告示，都会以为SPQR落款，这SPQR的意思是“元老院和罗马

人民”，有趣的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一千五百年的今天，罗马依

旧使用这个落款来张贴安民告示之类的东西。如果你在罗马市内看

到这样的告示：严禁随手丢拉圾SPQR再想想这SPQR的原意，或许会

感到有点滑稽，都什么年头了，还元老院呢。不过这也说明了当年

这元老院在罗马是一个多么有权威的机构了。罗马的元老院议员不

是经选举产生的，任期是终身的，却不是世袭。只要有能力，有见

识有责任的人都有机会进入元老院，当然审核是极为严格的。说到

终身制，也许会觉得元老院议员都是些老顽固，这倒是不必担心的

事。那时的医疗条件不会让一个老人成为老不死的老顽固，而罗马

的亚奴斯神殿的门也是常开不关，元老院议员战死沙场的事也好象

是家常便饭，如真有老朽不堪重任，罗马还有监察官

监察官:可以有权罢免不称职的议员，而这个监察官是选举产生的，

当然会反映民意。这是罗马的制约机制了。

一般重大的事务都是元老院决定的，当然元老院的决定要经过市民

集会或平民集会的表决任可才能生效。同时元老院要辅助执政官渡

过难关解决问题，也能对执政官和保民官起监督和抑制的作用。罗

马的元老院几乎不会滥用自己的权力。这并不是说罗马的元老院总

是道德和行为的典范，无暇可击。他们也会贪婪地搜夺被征服者的

土地财产，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也会无视正当的要求。他们不

是圣人，会失误、会动摇也有犹豫不决的时候。但是从全体看来，

罗马的元老院所表现出的政治智慧是空前绝后的，古今中外还没有

对手。元老院的议员大多出身政治家的世家，从小耳闻目睹，积累

了丰富的军事、司法、行政的经验。和平顺利时，难免呈现出傲慢

和贪婪的缺点，但是遇到困境和国家危难之时，往往因他们的坚毅

、忍耐和过人的献身精神而赢得最后的胜利。“罗马没有国王，但

元老院的数百议员每个人都是罗马的国王”，罗马的敌人不无恐惧

地这样评价罗马的元老院。

家谱（族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家谱又称宗谱、家传、家牒、世传、家乘、家记、家志、谱录、谱略等，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社会学、民俗学、人文地理学、遗传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均具有不可替代性。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 它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独特形式，流传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它起源于周朝，自汉以后，盛行于民间。比如从目前出土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历朝历代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一失传），清代收集编写的《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家谱总谱。目前收集家谱比较多的是美国犹他家谱学会

家谱的作用仅是为血统的证明，用来作为袭爵和继承财产服务的，其内容也比较单一，仅为世系的说明。魏晋时候氏族门阀制度大大促进家谱的发展，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开明文化鼎盛的宋代，允许私人修撰家谱，家谱的作用除了以前的表明世系，扩大到尊祖、敬宗、睦族、家庭教育、祭祀等。

　　追溯最早家谱的产生为口述家谱，资料显示：“瞽蒙主诵诗，并诵世系”之说，家谱最初的功能就是辨析亲疏，凝聚族群，优化生育，即所谓“亲亲以相及”。此后万变不离其“别”与“聚”这两个基本功能，但随时代推移，社会制度不同，其具体内涵和所起作用也不一样。它的发展也是根据历史朝代的政治体制来进行兴衰交替的演变。

　家谱又称族谱、宗谱等。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家族的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书。家谱是一种特殊的文献，就其内容而言，是中华文明史中具有平民特色的文献，记载的是同宗共祖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据研究表明，中华古姓来源于图腾崇拜，系氏族徽号或标志。家谱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经历了历朝历代的连年战乱和社会动荡，历史上传世的家谱几乎丧失殆尽，许多家族的世系也因此断了线、失了传。流传至今的古代家谱，大多是明清两代纂修。在我国明清时期，出现了专门替人伪造家谱世系的谱匠。

1547年1月19日，庄严肃穆的克里姆林宫乌斯宾大教堂正在举行隆重的加冕仪式，当满头银发的大主教马卡里把镶满珠宝的莫诺马赫皇冠郑重地戴在年仅十七岁的大公伊凡四世（又被称为伊凡雷帝）头上的时候，俄罗斯 历史 上新的一页开始了。

伊凡四世加冕成为俄国 历史 上的第一个沙皇，这决不仅仅意味着“称号”的改变，而是代表着一个民族帝国意识形态的形成。从这时起，到十九世纪末的仅仅四百年时间，沙皇俄国从一个地处欧亚平原一隅的、面积280万平方公里的小国，发展成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面积达2200万平方公里的大帝国，这是一种何等惊人的扩张速度！

从伊凡四世起，象征着沙皇统治的双鹰旗帜，就开始在北半球的上空猎猎飘扬。

那么，沙皇俄国为何如此扩张成性呢？它的内在驱动力和外部环境如何？扩张成功的因素是什么？它本身所具有的东方基因，又是如何形成和助长了它在东方的扩张？另外，沙皇除了他手中高举的军刀以外，他还拥有什么魔力和法宝，驱使那些好战的哥萨克分子，像决了堤的洪水，向广阔的欧亚平原没有遮拦地倾泄而去？这一系列看似简单实则颇费考究的向题，长期以来，引起了人们无限的兴趣。

一架没有栏杆的婴儿车

俄罗斯发祥于欧亚大平原。它的四周，都是一望无际的平川大地，既没有高山大川可凭，也没有雄关要隘可守。对于一个刚刚诞生的国家来说，欧亚大平原是一架没有栏杆的婴儿车，毫无安全可言。因此，它饱受过侵略和奴役之苦，那些神出鬼没的草原飞骑和金戈铁马的鞑靼军队，就曾是酷爱自由与独立的俄罗斯的大敌。在经过了长达两个半世纪之久的血与火的洗礼后，俄罗斯终于挣脱了鞑靼人奴役的枷锁，但是，就像胜利来之不易一样，要保卫胜利也是极不容易的。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不得不经常扩张边界，以防止他们的敌人接近他们。

这其实只是一种简单的生存规律，一种本能而已。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教授曾经指出：生存和安全是人的头等需要。一个民族的心理也是这样。俄罗斯咄咄逼人的扩张行为，也只是出自一个单纯的欲望——继续生存的本能，这是一种对地形所造成的危险的直接反映。

近代地理大发现认为，有没有出海口和领海，几乎成了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进入近代 社会 的重要标志。在这一方面，俄国也有着先天的缺陷。因为濒临俄国北部和东部的海洋，尽管海岸线很长，实际上却不能用于经济上的需要。唯一起着海上大门作用的是阿尔汉格尔斯克——白海上的一个港口，但它一年也有9个月的封冻期。

铁路时代出现前，一个国家没有出海口，就等于与世隔绝，它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将停滞不前，对外贸易也将仰人鼻息。因此，寻找出海口的愿望，也是助长俄国向外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到彼得一世时期，向海洋扩张的愿望就更为迫切了。马克思曾经评论说：“‘俄国需要有水域’这句话，成了彼得一生的座右铭。”

此外，人烟稀少的亚欧大平原，还使俄国远离当时世界上的商业和文化中心，这就导致了俄罗斯文化上的孤立，从而迫使它不断地寻求与西方的一些中心对话。

俄罗斯的这种地理环境，一方面赋予了它对外扩张的内在要求，另外，也提供了它对外扩张的客观条件。既然亚欧大平原只是一架没有栏杆的婴儿车，它没有山川河流作为屏障来保护一个弱小的俄国，同样，它也不会有障碍来阻挡一个野心勃勃而又日渐强大的俄国。遍布于亚欧平原上的横交错的河流网，四通八达的连水陆路，无疑助长了它向南到黑海、向西到波罗的海的大移动。再加上广阔的东部地区人烟稀少，这就给俄罗斯向东殖民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和空前的机会。

有关地理环境引起扩张的观点，在许多学者们看来也是成立的。尼古拉·伯狄阿耶夫在他的论文《论空间对俄国人精神的抑制》一文中，就清楚地写道：“我虽然不是从亚欧平原成长起来的俄罗斯国家的同情者，但我也认识到它是为控制广阔土地而斗争的产物。我认为是自卫迫使俄罗斯人赶走侵略者，并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坚定地保卫自己，但由于居住的地方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自然保护条件，他们就不得不经常扩张他们的边界·•••••”

从另外一个角度，比如说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尽管早期的俄罗斯就野心勃勃地极欲扩张它的版图，但它毕竟还面临着复杂的周边环境。

西面，与俄国毗邻的有立沃尼亚（约相当于今天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立沃尼亚以南是立陶宛大公国。俄国的西北方则为瑞典（其版图包括芬兰）。这些国家是俄国向西方扩张的严重障碍。特别是立沃尼亚位于俄国进入波罗的海的咽喉之地。立沃尼亚原为日耳曼骑士团的领地，后来成为独立国家。十六世纪时，立沃尼亚四分五裂，内战频仍，名义上是日耳曼帝国的组成部分，并受罗马教皇的庇护，实际上成为它的邻国瑞典、丹麦、波兰、立陶宛长期争夺的一块肥肉，俄国也想染指其间。至于波兰、立陶宛控制下的白俄罗斯、乌克兰，早就成了沙皇俄国觊觎的对象了。但是，和当时的东北欧强国瑞典、丹麦、波兰、立陶宛比起来，俄国还只是一只初生牛犊，尽管勇气可嘉，毕竟实力有限。不过，随着俄国实力的发展，这些国家也都纷纷成了它的俎上肉。

南面，与俄国连界的是从金帐汗国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克里米亚汗国，再往南是土耳其人。土耳其人的前身为突厥人，它们于1453年征服拜占庭后建立奥斯曼帝国，它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地跨欧亚非三洲，特别是控制着黑海与地中海相连结的咽喉要道——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克里米亚本身实力不强，但它得到了强大的土耳其的支持，不仅堵塞了俄国进入黑海的道路，而且还经常袭扰俄国。

东面，与俄国接壤的是位于伏尔加河中下游的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以东则是诺盖汗国，再往东就是失必儿汗国了，这些汗国都是从金帐汗国中分离出来的。伏尔加河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一向被俄国扩张主义者称为“天下胜地”。喀山汗国的首都喀山城是通向乌拉尔一带的必经之地，也是东欧、北欧同高加索、中亚地区贸易往来的冲要之道。如果俄国一旦占领喀山，即可获得东进和南下的基地。再加上喀山等诸汗国实力相对弱小，因而就成了俄国扩张主义者的首批祭品。

吉普赛式的斯拉夫人

如果说自然环境造就了俄罗斯的扩张主义的话，那么，这种扩张主义的早期特征则是斯拉夫民族对亚欧平原长达数世纪之久的移民过程。从许许多多生动的文学作品中，我们知道了一个喜欢迁徙的民族——吉普赛人。他们携儿带女，轻装简从，过着漂泊、流浪的生活。而俄罗斯人的祖先——东斯拉夫人，似乎也有着吉普赛人的习性，在广阔的亚欧平原上漂泊、游荡，艰难地繁衍着他们的生机和文化。

据编年史记载，斯拉夫人对亚欧平原自愿或非自愿的移民，比俄罗斯扩张主义的所有其它表现要早出现几个世纪。一般说来，斯拉夫农民的漂泊迁移，并不像吉普赛人那样浪漫，而是因为三个方面的原因被迫不断深入内地和向北或向东推进的：寻找没有游牧部落袭击危险的土地；获得自由土地的愿望；希望躲避国家那些贪得无厌的税吏和募兵官。早在六世纪东斯拉夫部落到第聂伯河起，他们就开始利用第聂伯河方便的交通条件来扩大他们的领域。他们顺利地向南移动，远达黑海南岸并且往北到达伏尔加河上游。

从十一世纪开始，斯拉夫人的移民进入第二个阶段。波洛伏齐游牧部落的蜂拥而至，使基辅周围的南部草原生活变得日益不稳定，于是许多斯拉夫人逐渐向东北方向移去，其中许多人的迁移完全超越了过去斯拉夫人的定居线。这批移民的到来，使附近地区的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日益强大起来。这个公国位于蒙古人控制的罗斯地区的中心地带，而后来的莫斯科公国，就恰好诞生在这里。

在蒙古人统治的时代，斯拉夫人的扩张主义和移民传统虽然被限定往北方发展，但决不能说它们移民的范围缩小了，恰恰相反，数千逃难的农民逃往卡累利阿以躲避蒙古人的恐怖，因而给诺夫哥罗德共和国提供了一个要求合并该地区的机会。

斯拉夫族迁徙的第四次浪潮是从十六世纪中期开始的，这时俄罗斯国家已经建立，这次迁徙的浪潮成了任何官方的政治合并的先声，并为俄罗斯后来的边界扩张奠定了基础。当时，立沃尼亚战争在进行，为了反抗无休止的战争加诸农民的横征暴敛和拉枫征兵，也由于响应回到南方肥沃土地去的多年梦想的召唤，数千莫斯科国的农民向南方迁徙，其中大半迁入顿河流域和顿涅茨克河流域渺无人烟的土地。随着最初的农民进一步向南移动，他们建立起一些新的哥萨克社区，这些社区正好处于莫斯科政府的代理人力所不及的地方。因此，俄罗斯向黑海扩张最早的事实就是半逃亡的农民偶然的推进，如果没有他们的先期移民，那么征服和兼并黑海地区的进程就会被大大地推迟了。农民成了俄罗斯扩张的先遣队。斯拉夫农民最后一次迁徙的浪潮发生在十六世纪后期和十七世纪初，这是对开垦拥有诱人的自由土地的西伯利亚的响应，也是再次为反对压在莫斯科国全体农民身上越来越重的横征暴敛的一次无声反抗。提起“西伯利亚”，一般人会感到毛骨悚然，在他们的想象中也许会涌现出沼泽密布、冰雪茫茫的蛮荒景象。人们也许还会认为这里除了偶尔出现几个原始的土著外，就是满山遍野的野狼，间或有几个手持火枪的哥萨克······当然，这只是一般人的想象而已。其实，在一代又一代的拓荒者看来，这里是一片绚丽多彩的土地，到处是美丽的自然风光，这里的生活充满艰辛也富有自由。无论是宁静夏日贝加尔湖阳光明媚的景致，或是西伯利亚土著居民的纯朴热情，都令许许多多的拓荒者们心向神往。

但是，无论怎么说，这最后一次农民迁徙的浪潮却大大地促进了政治的统一。这次迁徙严格说来是随着皮货商人之后的，可是，在政府推行它的殖民政策之前，农民迁徙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以商人和教士为代表的俄罗斯官方人士，而且总是在数量上大大超过由国家遣往的移民。十七世纪初，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后，由于农奴制度的强化，自发移居的农民的数量大大减少了。以后，沙皇政府又严格地规定了农民流入西伯利亚的比例，从此，斯拉夫农民的移民浪潮基本停止。

但是，回顾十七世纪以前的 历史 ，我们发现，俄罗斯农民几乎在一切情况下都是走在国家官吏之前的，因此，他们才是亚欧大草原上真正的拓荒者。为了寻求肥沃土地或为了免遭游牧民的袭击或为了逃避国家的兵税，冒险的俄罗斯农民以他们勇敢而不畏艰辛的行动，扩大了俄罗斯人对于自然界的不幸的是，他们勇敢的行动，反倒给他们力求逃避的那国家开辟了扩张的道路。他们越是走在政府的前头，他们就越是助长了俄罗斯扩张主义加快速度。

金钱的诱惑

在促使向外扩张的诸因素中，贸易是最恒久不变的因素。早在俄罗斯统一国家出现之前，这种商业与扩张互为推动的情况就已经出现了。北欧海盗出身的瓦良格人首先发现了斯拉夫人地区巨大的商业意义：他们的领土能够用来连接巴格达和君士坦丁堡的市场与加罗林帝国的市场之间的贸易路线。于是，瓦良格人南下征服斯拉夫人，建立起基辅罗斯，为了实现他们建立商业大帝国的梦想，最初的几个基辅大公执行着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在处理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方面，基辅把对外扩张作为对外贸易的补充，几次发动了对拜占庭帝国的战争。最终迫使后者接受屈辱的条约，为基辅罗斯的商品和奴隶贸易进入拜占庭市场打开了方便之门。

俄罗斯国家统一以后，莫斯科商人控制并且主持着罗斯地区的贸易事业，伊凡四世时，因为贸易冲突而引发的国际争端达到了严重的关头。1552年对“天下胜地”喀山的迅速征服被伪装成为一次反对伊斯兰教徒的基督教十字军，而1554年和1556年征服阿斯特拉罕时就公然以给莫斯科的贸易打开整个伏尔加河流域为目标。1558年，为了不使俄罗斯被排挤到欧洲贸易活动的外围，伊凡四世冒着极大的危险，发动了耗费巨大的立沃尼亚战争，以求在波罗的海海岸为莫斯科获得一个港口。因为在伊凡四世看来，只要他保有哪怕是最小的一个港口，这个战争就证明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但由于波兰、立陶宛和瑞典三方都反对伊凡插足波罗的海，因而伊凡四世最终一无所得。

在彼得以前莫斯科国领土扩张的最后阶段多半是为贸易事业推动。这种由于经济上的贪婪而引发的对外扩张在俄国征服西伯利亚的过程中达到了高峰。前面说过，西伯利亚的自然条件是艰辛的，但是那里也埋藏着淘金者的梦想。许许多多希望发财致富的商人和哥萨克分子，冒着生命危险，在西伯利亚寻找着发财的机会，他们中间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则长眠于此。

对于商人们的冒险和扩张，沙皇政府是完全同意的。它先是授予大商人斯特罗干诺夫家族一项政府专利权，允许他们在西伯利亚进行殖民掠夺。对于那些自发前往东方的人们，沙皇政府则通过一种纳贡效忠（以毛皮、牲畜等纳贡）的制度把他们管理起来。到1590年，沙皇政府又派出军队永久驻扎西伯利亚，用来镇压地方的起义。

沙皇政府与商人的紧密合作，不仅巩固了它在西伯利亚的势力，而且主持了不断向东寻求皮货的探险。这个殖民扩张进程于1648年达到了顶点，在这一年里，谢苗·迭日涅夫通过白令海峡自欧亚大陆的东北角到达了美洲大陆。

因为贸易的关系，沙皇政府除了在东方冒险外，还在西方与南方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在西方主要是争夺通往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在南方则是为了打通由黑海到地中海的商路，这一切都在证明，是金钱和贸易的巨大诱惑，促使沙皇政府进行着全方位的扩张战争。贸易与扩张，有一种极为密切的关系，用马克思的话说：“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在古代和新时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俄国的商人阶级也是这样，为了保证贸易道路、商业利润以及殖民掠夺，不断地支持和推动沙皇政府向外扩张。

正教的光辉

宗教原则虽然从来没有靠牺牲政治的利益而收到预期的效果，但它却常常成为一个有用的理论，因为它能掩盖扩张者为掠夺金银财富而发动战争的凡俗动机。从988年罗斯军队皈依罗斯人的生活方式，鼓舞和发展了他们个人的和公众的活动，更重要的是东正教赋予俄罗斯人一种世界观，使他们可以向其周围的人们－东面的伊斯兰教徒和西面的罗马天主教徒－定出自己的方针。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伊斯兰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都对他们的政治生存因而也对他们的宗教生存摆出了一种威胁姿态。

基辅和莫斯科公国反对信仰其他宗教的国家的大多数军事行动，都是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并且以十字军的形式出现：夺取新的领土以扩充东正教的边界。因此，我们除了看到由地理限制引起的咄咄逼人的扩张主义和经济欲望引起的贪婪外，我们还能看到俄罗斯扩张主义的另一方面，即由宗教的救世主义产生的热诚。既然俄罗斯被信仰其他宗教的列强长期包围，那么东正教在彼得以前俄罗斯的征服理论中就成了坚定不移的信仰。

伊凡四世征服喀山和阿斯特拉罕就是以宗教的名义完成的，有些为了追求商业利益的征服和扩张有时也假借宗教的名义。莫斯科特列基雅科夫画廊展出的著名圣像《教会的得胜》，就充分说明了伊凡四世是如何假借宗教的名义进行他的扩张事业的。这幅圣像表示沙皇伊凡与大天使米哈伊尔和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并列，表示在崇高的东正教征服者的神圣传统中，伊凡乃是神圣的后裔。当伊凡在劲头十足地与立沃尼亚人进行战争时，就把他们都当做是不信上帝的人。他还三番五次地把自己描绘成基督教的监护人，因而被赋予了统一基督教世界的任务，以便与他的伟大前辈康斯坦丁皇帝媲美。

就俄罗斯教会来说，它在配合莫斯科当局扩大边界方面也是毫不示弱的。从1328年俄罗斯的总主教移居莫斯科起，他们对莫斯科大公们日益增强的野心就更加给予道义上的支持。1453年，当东正教的中心君士坦丁堡陷落使莫斯科国成为唯一自治的东正教的政治体系时，教会在努力发展莫斯科国的帝国意识形态方面的呼声变得更响亮了。瓦西里三世时期，僧侣弗洛菲正式提出了“第三罗马”的理论。他在给瓦西里三世的文件中阐述了这一理论，他写道：

“至高至贵的君主，基督教正教的沙皇，大公陛下······您将取代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地位。

“第一个罗马因信奉异端而垮台，第二个罗马一君士坦丁堡的教堂之门也被伊斯兰教徒的战斧所劈开。现在这里是新的第三罗马，保持您的皇位以及神圣使徒的教会，使宇宙之内、普天之下，永远照耀着正教信仰的阳光。

“尊敬的沙皇啊！因为一切信仰基督教的王国将统一于您的王国，您也将成为普天之下基督教的沙皇。

“尊敬的沙皇，请自尊自爱吧！全部基督教王国将统一于您。两个罗马已经垮掉了。第三个罗马屹立着，而第四个罗马永不会有。”

这种呼声就是要莫斯科取代君士坦丁堡的地位，全世界的基督教王国要统一于沙皇俄国，而沙皇将成为全部东正教徒的沙皇。

虽然都主教和教士们在直接影响莫斯科国的领土野心方面并不成功，但他们能够把救世主和宗教使命的生气勃勃的 情感 灌输进莫斯科国的外交政策。到伊凡四世统治时，整个朝廷受到一种基督教优越感和自以为是的气氛的影响，这种气氛一方面增强了把新教徒赶出波罗的海的欲望，另一方面在东方穆斯林地区加强了基督教广泛殖民的政策。

在十七世纪初，当弗拉莱特总主教与他的儿子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沙皇共同统治时，教会有更多的机会指导莫斯科的外交政策。到1633年弗拉莱特死之前，他拟订了计划，以便有朝一日罗曼诺夫王朝的俄国能够进行反对波兰的战争，不仅要报复在混乱时期波兰的干涉，而且要使好战的东正教与好战的波兰天主教打仗。他这样做的时候得到了老百姓的有力支持，因为他们把波兰看成是反对基督的化身。随着1652年尼康总主教的就职，俄国更加转向信奉东正教的东方，并且拟就了解放那个地区信奉同一宗教的人们的计划。一旦波兰被迫宣布中立和东乌克兰被兼并，这种野心就与莫斯科现实主义的计划相吻合，即与土耳其打仗。从十四世纪以来，侵略成性的基督教君主的原则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世界野心已经结合起来，到1700年他们终于完全合拍了。这时，沙皇认为，俄罗斯强大到足以向土耳其人挑战了。巴尔干半岛的关键是信奉东正教的各族人民，这给俄罗斯提供了一个进入巴尔干地区的绝好口实－解放巴尔干。这最终使俄罗斯人的贸易有一个通过战略要津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出口。

沙皇－帝国意识的象征

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俄罗斯的统治者开始把自己说成是罗马皇帝的后裔和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甚至把自己描绘成金帐汗国的大汗继承人。这种努力把自己装扮成正统继承人的做法，在中国 历史 上也曾出现过，但这种情况在西方似乎更多。

就俄国 历史 来说，早在伊凡·卡利达时期，这位号称“钱袋”的大公在取得“弗拉基米尔大公”的称号后，就把它（指称号）扩大为“全俄罗斯之王”。伊凡在这样做的时候宣告说：我们是伟大的留里克家族的后裔，留里克王朝的世袭权起先确定在基辅，后来移往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尔，现在已经在莫斯科确立起来了。这种宣称自己为某一个伟大家族后裔的做法并不仅仅是为了一种表面上的虚荣，而是反映出莫斯科公国所逐渐形成起来的帝国意识形态。因为他们的所追求的目标是收回他们的“世袭领地”（遗产），也就是世世代代扩大领土的幻想。

1473年以后，伊凡大帝在许多场合都用“沙皇”这一称呼号，这是莫斯科公国在帝国意识形态方面采取的一个象征性步骤。“沙皇”一词来源于古罗马皇帝的称号“恺撒”，意思是“皇帝”。这个至高无上的称号原来是俄国人用来称呼拜占庭皇帝的，后来，俄国人也以此来称呼蒙古可汗。

伊凡大帝的这一举动，关系到下列的事实，即留里克家谱把莫斯科公国的家族上溯到古代罗马皇帝。为了给日耳曼皇帝（他也把自己当作罗马统治权的继承人）以深刻的印象，伊凡还使用了双头鹰的国徽（这原来是拜占庭帝国的国徽），对此，恩格斯曾经形象地指出：“当君士坦丁堡刚落入土耳其人之手，莫斯科大公就把拜占庭皇帝的双头鹰加入了自己的国徽，从而宣称自己是罗马皇帝的继承人和复仇者；大家都知道，从那时起俄国人就力求占领沙皇格勒即沙皇城（他们在自己的语言中是这样称呼君士坦丁堡的）。后来小俄罗斯的富饶平原又引起了他们吞并的欲望。”

1547年，伊凡四世正式加冕成为“沙皇”，这表明，他也成了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总之，莫斯科的统治者们采用和从战略意义上运用种种称号以及为这些称号附加上意识形态，这不仅想要表示与其他统治者平等，而且等于公开宣布了扩张主义计划，这对于莫斯科的一些敌对国家来说，还是起了一些作用的。

莫斯科在向东扩张的过程中，还日益觉得他们是金帐汗国的遗产继承者，并把金账汗国曾经拥有的全部领域作为俄罗斯帝国政策的一种最终目标。在俄罗斯统治者看来，只有它才最有资格提出在前宗主的区域内充当领导者的要求。在对伏尔加河中、下游的两汗国进行征服的过程中，尽管莫斯科曾策动信东正教的俄罗斯人作为一支基督教十字军而进行战斗，可是，莫斯科国的统治者却是以充当早先金帐汗国旧址的当然继承人来进行这次东方战役的。在俄罗斯的思想里，把沙皇的称号与罗马恺撒的概念联想起来以前，沙皇这个称号同“汗”这个称号早就是同义语了。在伊凡三世取得喀山战役胜利之后，他才第一次采用了“沙皇”的称号。当伊凡四世以“沙皇”之尊征服喀山和阿斯特拉罕时，他乃是作为金帐汗国的汗的真正继承人而这样做的。在向东征服的过程中，沙皇政府利用许多土耳其部落和蒙古部落把它当做可汗继承人的这种感觉，为它的征服活动创造了心理上的有利局面。直到十八和十九世纪，对于加尔梅克和布里亚特人来说，沙皇还是他们心目中的“白汗”。

这样，“沙皇”这一明显表露俄罗斯帝国心迹的称号，就成了一个万能的法宝。在向西方推进的时候，俄罗斯的统治者就把自己看作是罗马皇帝的后裔和拜占庭皇帝的神圣继承人；在向东方推进的时候，他又是金帐汗国的继承人了。东正教的俄罗斯尽管曾打着“维护正教信仰”的旗帜对外用兵，但它却是心甘情愿地承认伟大的穆斯林统治者的威望的。实际上，它只不过是利用了自己辉煌的过去——由基辅罗斯以及罗马帝国和蒙古帝国——所提供的一切可能的条件，为它的勃勃野心添上一层美丽的谎言罢了。但是，从俄罗斯发动的历次战争的动机来看，我们又几乎可以说，正是这种妄想至高无上的勃勃野心，构成了俄罗斯扩张主义的最大动力。

参考资料：

《俄国史》

　　家谱：又称族谱、宗谱等。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家族的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书。皇帝的家谱称玉牒，如新朝玉牒、皇宋玉牒。

　　家谱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由正史中的帝王本纪及王侯列传、年表等演变而来。家谱是一种特殊的文献，就其内容而言，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具有平民特色的文献，记载的是同宗共祖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家谱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关于中国家谱的起源问题，历来就有几种说法：一说起源于周代，一说起源于战国秦汉时期，一说起源于宋代，更有一说起源于周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家谱甚至更以前的口头家谱和结绳家谱。我们认为，根据历代文献记载和本世纪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考证，中国家谱起源于商、周时期比较可信。尊重家谱是尊敬祖先的表现，中国人有很朴素的祖先信仰，不仅中国，而且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比较大的国家，也都存在浓厚的祖先信仰。韩国保存了很多完好的家谱，他们的总统卢武铉、卢太愚都曾经到中国山东来认祖寻根。

意大利首都罗马建在7座山丘之上，被称作7丘之城，因此市内道路坡多，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西西里奴隶起义

公元前3至2世纪，罗马的奴隶制获得发展，奴隶和奴隶主阶级矛盾逐渐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奴隶主残酷压迫和剥削奴隶，激起奴隶起而反抗。从公元前2世纪初起，奴隶不断发动武装斗争。公元前198年，一些拉丁城市中的迦太基奴隶曾密谋暴动，后因叛徒出卖而失败，被处死者达500余人。公元前196年，伊达拉里亚发生了乡村奴隶和农民起义，波及全区，罗马派去一个军团才把起义镇压下去。公元前186年，南意大利的阿普利亚牧奴发动起义，起义者达7000余人，使该地区的道路和牧场都变成了危险地带。这些斗争预示着大规模起义风暴即将来临。半个世纪之后，西西里奴隶大起义便爆发了。

西西里土壤肥沃，素以粮仓而著称。在那里奴隶制大田庄产生较早，大田庄中聚集着成百上千个奴隶，大多数来自同一民族或地区，有利于反抗斗争的组织发动。恩那城的庄园主达莫披洛斯以虐待奴隶出名，他不仅不给奴隶起码的衣食，还打发奴隶抢劫过路的旅客，并要分赃一半。奴隶们忍无可忍，揭竿而起。公元前137年夏，在叙利亚籍奴隶攸努斯领导下，400名奴隶以锄头、镰刀、斧头、长竿、短棒为武器，冲进恩那城，得到城里奴隶的响应，占领了城市。起义队伍迅速壮大，在恩那城建立了政权，取名“新叙利亚王国”，攸努斯被推选为国王，取号“安条克”。在国王之下，还设立一个由足智多谋的奴隶组成的顾问院。恩那城建立起来的奴隶政权，固然带有东方王国的色彩，但它在本质上是作为与罗马奴隶主政权相对抗的一种独特的奴隶政权形式而出现的。

恩那城奴隶起义，得到西西里其他地区奴隶的积极响应。在该岛西南部阿格里根特，西里西亚籍奴隶克勒翁领导一支5000人的起义队伍，与攸努斯汇合起来。克勒翁尊重攸努斯，自愿当其副手。起义范围迅速扩大，西西里东部和中部许多城市如墨萨纳、托洛明尼亚、卡塔涅、列昂提尼等，先后落到起义者手中。起义者人数日益增多，据狄奥多拉记载，达到20万人之众。起义奴隶到处摧毁大庄园，杀死庄园主，但他们对小庄园特别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则加以保护，因而得到当地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同情和支持。

起义军屡败罗马军队。公元前134和133年又击败罗马两个执政官分别带领的罗马军团。公元前132年，罗马派遣大军前往镇压，攻陷起义军主要据点马尔干提纳和托洛明尼亚，最后围攻恩那城。在突围中，2万奴隶阵亡，克勒翁英勇牺牲，攸努斯被俘后死在狱中，起义被残酷镇压下去。

不久，西西里又爆发了第二次奴隶起义。这次起义的直接原因是由总督涅尔瓦停止释放奴隶而引起的。当时罗马在北非进行朱古达战争，又和北方入侵的日耳曼人作战，需要大量军队。但许多行省和同盟国的自由民因债务沦为奴隶，不能提供兵源。因此，元老院下令行省总督审查自由民出身的奴隶，予以释放。西西里总督涅尔瓦释放了800名奴隶，后因接受奴隶主的贿赂，停止了审查。于是，渴望自由的奴隶愤然举行起义。公元前104年，西西里西部赫拉克利城附近的奴隶在萨维阿斯领导下首先发动起义，后在卡普里恩山建立根据地，并击溃涅尔瓦派来的军队。不久，在利利贝附近又聚集了一支在阿铁尼奥领导之下的起义队伍。为了联合起来进行斗争，这两支起义队伍在特里奥卡拉城会师，并在该城建立政权，共推萨维阿斯为王，取号“特里丰”，阿铁尼奥为军事统帅。下设议事会，作为共商大计的机构。大批奴隶和农民投奔起义队伍，力量迅速壮大，挑选强壮的奴隶组成2万步兵和2000骑兵的起义军。公元前103和102年，起义军先后击败了两个执法官带领的罗马军队。这时，起义烽火燃遍西西里大部分地区。起义军分兵出击，四出活动，捣毁大庄园，袭击行省机构，毁坏驿站，切断城乡交通联系。

不久，起义者遇到了不利情况。萨维阿斯在公元前102年不幸死亡，使起义者失去了一位杰出领袖。粮食匮乏也使起义者面临困境。罗马在战胜日耳曼人后，便集中力量镇压奴隶起义。公元前101年，执政官阿克维里乌斯率领大批军队进攻起义军，在墨萨纳附近发生激战，阿铁尼奥英勇牺牲，起义军败退特里奥卡拉。不久特里奥卡拉陷落，许多奴隶被俘后都被钉死，剩下1000名奴隶坚持斗争，后来受骗归顺阿克维里乌斯，竟被卖为角斗士。他们发现受骗后，互相刺杀而死。

西西里两次奴隶起义，因历史条件和奴隶阶级本身的局限性，最终归于失败。但起义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起义奴隶曾建立自己的政权和军队，标志着罗马奴隶起义斗争发展到较高水平。西西里奴隶起义沉重地打击了罗马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揭开了共和后期大规模社会斗争的序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格拉古兄弟改革

第一次西西里奴隶起义烈火尚未完全扑灭，罗马城乡平民在格拉古兄弟领导下，掀起了一场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社会改革运动。当时罗马土地集中和农民破产已造成严重社会后果，失地农民迫切要求重新获得土地，而贵族中一些有识之士鉴于农民破产有损兵源和安定，也在筹划复兴小农的土地改革方案。格拉古兄弟出身名门望族，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循着罗马贵族的传统仕途先后担任神职和军职，在人民中颇有威望。他们根据形势发展，从奴隶主阶级长远利益出发，怀着富国强兵之志和忧国忧民之心，积极投身于社会改革运动。

公元前133年，在罗马平民和贵族改革派的支持和拥护下，提比略·格拉古就任保民官，随即提出土地改革法案。法案规定，每户家长占有公有地限于500犹格，如有儿子，则其子尚可各占250犹格，但每户占地总数不得超过1000犹格。所占公有地永久使用，免交租金。超占部分收归国有，划为30犹格的份地，分给无地农民。此种份地须要交纳少量租金，世袭使用，不得出卖或转让。肥沃的坎佩尼亚土地，不在此法案范围之内。提比略提出土地法案后，遭到元老贵族极力反对。他们唆使提比略的同僚保民官奥克塔维乌斯使用否决权阻止法案的通过。元老贵族的破坏和人民的拥护，都推动提比略采取激烈的措施，召集公民大会付诸表决，结果，奥克塔维乌斯被罢黜，并通过了土地法案。同时，选出提比略本人、他的岳父克劳狄乌斯和他的弟弟盖约三人组成委员会，负责处理收回和分配土地事宜。可是，法案的实施遇到许多实际困难，元老院拒不提供必要的经费。于是，提比略趁帕加马国王将其王国遗赠给罗马之际，提议把该王国金库作为贫穷农民的补助资金，并把该王国的处理权交给公民大会。这就和一向把持外交和财政大权的元老院发生严重冲突。为了实施土地法案，提比略竞选连任下一年保民官。元老贵族以连任保民官出乎常规为借口，乘机攻击提比略心怀叵测，欲施暴政。公民大会选举时，农民忙于夏收而无暇进城，贵族反对派策划阴谋，寻衅滋事。大祭司长纳西卡纠集一群元老、被保护人和奴隶，冲进会场，在混战中打死了提比略及其拥护者300余人，当晚把死难者尸体扔入第伯河。

提比略殉难后，改革运动并未停止。元老院不敢贸然取消土地法。三人土地委员会经改组后仍继续活动。据李维记载，公元前125年罗马公民人数约有395万人，比公元前131年增加75万人，一般认为这是失地农民分得份地而具有公民资格的结果。但是，土地分配日渐困难，大土地所有者百般隐瞒地产，产权纠纷也难以裁决，而且还牵涉到意大利同盟者的交界地区，引起同盟者的不满，他们也要求获得罗马公民权。因此，土地改革运动便在更加复杂的形势下高涨起来。

公元前133和132年，提比略之弟盖约在罗马平民的支持下连任两届保民官。任职之初，盖约即向反对改革的权贵发起进攻，提出法案禁止被人民罢免的高级官员和保民官再次任职，规定非经人民审理不得判处公民死刑，然后便转向社会和经济改革。他不仅恢复提比略的土地法案，而且还实行一些其他的重要法案。因为公有地分配已近枯竭，所以他提出殖民法作为土地法的补充，在南意大利建立了米奈维亚和奈普图尼亚等殖民地，甚至设想建立海外殖民地。为了防止粮荒，他实行了粮食法，由国家从海外购入谷物，储存于公共粮仓，以低于市价每月一次定量卖给公民。盖约还实施筑路法，亲自筹划修建一些大道，以改善交通运输，同时解决无业平民就业问题。又实施军事法，禁止征召17岁以下的人服役，由国家出资供给公民战士军装。为了争取骑士支持改革，盖约实行亚细亚行省包税法，规定该省采取包税方式征集什一税、关税和牧场税，由监察官把包税权拍卖给骑士。同时还制定审判法，打破了元老对法庭的垄断，使骑士获得担任法庭成员的权利，并惩处司法审判方面的腐败行为。此外，还颁布法律，规定元老院应在执政官选举前确定其卸任后担任哪一行省总督，以免以最好的行省私相授受。

元老贵族施展诡计，反对改革。他们利用盖约的同僚保民官德鲁苏提出法案，建议在意大利建立12个殖民地，每个殖民地移民3000人。在当时意大利已无可供殖民之地，德鲁苏的殖民法实属欺人之谈，旨在笼络人心，破坏改革。他还蛊惑人心地提出禁止鞭笞拉丁人的法案。针对反对派的阴谋，盖约借助同僚保民官卢布里乌斯提出新的殖民法，即在原迦太基领地上建立朱诺尼亚殖民地，安置6000人，一些意大利人可能也包括在内。公元前122年春，盖约到北非筹建殖民地，反对派乘机造谣惑众，破坏盖约的殖民计划。盖约返回罗马后，斗争进入决定性阶段。他采取坚决措施，毅然提出公民权法案，授予拉丁同盟者以罗马公民权，意大利同盟者以拉丁公民权。但是这一法案不仅遭到元老贵族的激烈反对，而且也引起那些不愿把公民权分给意大利人的公民强烈不满。而大批意大利同盟者在当时又被排斥于罗马城之外。因此，法案未能通过，盖约的威信随之下降。同年夏，盖约竞选第三任保民官失败。在他卸任后，反对派便进行报复。取消北非殖民地的法案被提到公民大会，集会时双方发生冲突。元老院借机镇压改革派，盖约及其支持者占领阿芬丁山进行抵抗。最后，盖约被追逼而死，3000余名支持者惨遭杀害，他们的尸体也被投入第伯河。

格拉古兄弟实行改革，企图通过限制占用公有地和分配土地给农民的立法，遏止土地兼并，保护小农经济，以维护罗马国家的社会基础和军事力量。但是，当时罗马处在城邦危机时期，小农的分化和破产已成历史发展必然趋势，已不可能维持小土地所有制。盖约死后不久，罗马又通过了允许出卖份地的法案，土地委员会也被取消。不过，格拉古兄弟改革在历史上仍有重要意义。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土地集中进程，改善了部分平民的生活条件。特别是盖约在形势推动下由单纯的土地改革发展到实行多方面的社会改革，沉重地打击了元老贵族势力，改进了国家行政和司法管理机能。这些都是符合当时罗马社会发展要求，在后来罗马历史发展过程中得到肯定和充实，因而具有明显的进步性。

马略军事改革 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后，罗马社会内部斗争继续发展，形成所谓民主派和贵族派，双方在朱古达战争（公元前111—105年）期间和战后展开激烈的斗争。当时，努米底亚王室发生内讧，朱古达占领塞尔塔城后，利用当地居民反罗马情绪，杀死了住在该城的罗马和意大利商人以及高利贷者。罗马于公元前111年向朱古达宣战。战争伊始，罗马贵族政治和军事制度的腐败暴露无遗，高级官员和军事指挥官接受贿赂，士兵为所欲为，军纪松弛，士气涣散，致使战争连连败北。公元前109年，执政官麦特鲁斯到达北非，整顿了军队，开始扭转局面，但未能迅速结束战争。骑士因其利益受到损害大为不满，加剧了他们与元老贵族的矛盾。

此时，军人出身的马略崭露头角。他和骑士有着密切关系，在平民中也有一定威信。在民主派的支持下，马略当选为公元前107年执政官，获得朱古达战争的指挥权，并在后几年中连任执政官，率军作战。在此期间，为了增强罗马军事力量，取得战争胜利，马略实行了军事改革。罗马原来实行公民兵制，公民须有一定财产资格才能参军服役。由于战争需要大量兵源，财产资格便逐渐降低，在布匿战争中最低财产资格曾降到4000阿司。同时在军队中也出现志愿兵，不过他们多半为服役期满的老兵。到公元前2世纪，特别是在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后，罗马兵源危机日趋严重。马略为了迅速征集军队，取消了财产资格限制，吸收无产者入伍，即以募兵制代替了公民兵制。实行这一制度，使他很快征集到补充北非军团所需的新兵，大约有5000—6000人。不过，马略采用募兵制后，公民兵制并未完全废除，在公元前1世纪，当招募志愿兵不能满足需要时，往往又强制征集公民参军。马略实行募兵制后，士兵除获得薪饷外，还可得到国家提供的武器给养，不再在军饷中扣除。服役期限也有明确规定，一般认为马略把士兵服役期限延至16年，服役期满的老兵可从国家分得一块份地作为补偿。随着财产资格的取消，罗马公民在军团中只当重装步兵，而骑兵和轻装步兵改为从同盟者和行省中征集。

马略军事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改革军团组织。为了加强军团的机动灵活性，马略在军团中推行联队制。联队是介于军团和连队之间的组织，配有600名重装步兵，能够单独执行战术任务，独立进行军事行动。每个军团有10个联队，每个联队辖3个连队（6个百人队）。联队制军团的作战阵式仍保持三列队法，前列配置4个联队，后两列各有3个联队，各列联队之间留有空隙，前后列联队交叉排开，以便插上和退却。马略还统一军队的武器装备，重装步兵一律配备投枪和短剑，并改进了投枪构造和运载工具。此外，马略对军队进行严格训练，把当时角斗学校训练方法引入军中，以提高士兵的战术技能。在训练中，注重锻炼军队适应艰辛的作战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