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如下：

重庆开县许氏字辈：“太宗一国士朝思礼帝明为学承世泽必定起万年克绍家芳远宏开正光前本敦得以茂继之永长延”。

河北许氏一支字辈：“朝廷国政天星大怀文学仕佐明君立志宏开光前德宗泽世术自永兴”。

辽南许氏一支字辈：“景运际光天家传德丕先成基贵善启世泽庆延年福厚钟之永兴朝普乃昌鸿勋增盛久祥瑞照忠良”。

河南沁阳许氏字辈：“泰世宗一允千图达九天广闻贞传继昭来庆毓颜梦丙多应曙钱汉功成林”。

相关信息：

据考古及基因研究显示，中国人的起源存在多地区多起源的趋势，南方沿海是人类起源地之一，即许氏以及其它姓氏多发源于南方沿海一带。

基因研究表明中国人的祖先先是到达了中国南方，在那里繁衍，此后再进入黄河流域。这一结论，颠覆了学术界认为史前亚洲人由北往南迁徙的主流观点。

许氏本宗历代修订族谱及尊祖敬宗事迹简介

翻开华夏五千年文明史，朝代更迭风云变换，国运家史一脉相通。可鉴:传承家族文化之创建族谱难,续修族谱亦艰难。我族现存“老谱”、《许氏族谱》（续编）、《许氏谱书重修卷》等书卷资料，均系我族历代志士仁人经千辛历万苦，耗钱财费精力，为尊祖敬宗，启迪后人作出的不朽贡献。

康熙五年（公元一六六六年）岁次丙午正月朔，考元孙儒学生员许胤泰（ID54）字太宗，为老谱书“维”，全文见“资料”栏。系我族尊祖敬宗之先驱楷模。

嘉庆七年（公元一八O二年）许昆（ID401）字玉生，号临溪。例赠修职郎，敕封圣府斋奏厅斋奏，晋封奉直大夫。不辞风涛之苦航海南归扫墓、立志碑、买祭田、招守墓，访求世袭，着手修谱，历经十四世许景卿、十五世许文运，十六世许际闰四代相继编修，于清光绪三年（公元一八七七年）成书，历时七十四年。虽未尽善，宜为后人续修族谱奠定伟业之基。

嘉庆八年（公元一八O三年）岁次癸亥十二月望日奉府儒学廪膳生员许景卿（ID655）谨志述：“嘉庆五年弘德公（即许弘德ID48）携来族谱云:’其家旧谱纸腐虫伤，请人代抄抄过即焚’，此抄谱名次配氏俱各明晰。传旧谱名次甚繁，嫌其字满截取半幅，事不必真。”并“族谱序”中首次题二十字许氏命名:景运际光天，家传德丕先，成基贵善启，世泽庆延年。

道光十二年（公元一八三二年）岁次壬辰十二月望日奉天岫邑处士许文运（ID1033）为族谱书“序”，“记”

许文运长子许际开（ID1659）与继子许泽光（ID2089）在庄河南尖常隆屯择地建宅（许氏祠堂）两处：一名《树德堂》，一名《谦德堂》。

许际闰（ID1666）“族谱序”谨序：“许氏有谱自前明洪武二年序起，前明按时修辑，并嘱谱书三十年一修，迄今岂止三十年未修。”在“老谱”中题族谱“凡例”、又续后二十字命名：福厚钟之永，兴朝普乃昌，鸿勋增盛久，祥瑞照忠良；囊括许氏总记地域。

公元一九九三年许氏族谱编辑小组筹委会与辽宁省庄河市南尖镇成立。组长：许丕恩（ID4521）南尖镇政府助理员，副组长：许振德（ID4351）南尖镇大圈村支部书记，主编：许天振（ID6947）退休干部，副编(兼出纳)：许寰家（ID5172）退休干部 、许天祥（ID ）退休干部、许乃家（ID5528）、许传文（ID4638），记帐：许传凤（ID6994） 。倡议书云：光绪丁丑（公元一八七七年）修订族谱成卷，原定每三十年修整一次，迄今已一百一十五载未能实现，又历十世人丁。立志重修族谱于一九九七年成书,时隔整整一百二十年。

许令家（ID2797）一九九五年三月为《许氏族谱》（续编）篆“重修族谱序”：明前有谱未能传世，明代有谱被帮贼抄没，清代修谱定上限明朝洪武二年（公元一三六九年），下限清光绪三年（公元一八七七年）。族谱包拥许氏十八世，二百七十八支（际字辈），五百零八年的族史。

许天振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为“重修族谱赠言”缅怀前辈，鞭策后继族人，倾尽肺腑之言（见资料栏）。

许传生（ID3157）一九九五年八月述《许氏谱书重修卷》编填格式：一至十世许胤振（ID57）辈往下分开本支编至第十四世景字辈居椅子圈的族人，将际字辈按支分开填编，并将“丕”字命名改为“胜”、“晓”、“利”。许传忠（ID）参与编填谱卷。

许斌（传字辈）（ID3135）二OO三年农历八月初一，得其父许千家（ID2848）借许传生家藏族谱两册，复印研读后，先是尽其所及所能填补本系遗漏族人，汇成文稿资料逐一发放留存。并与同年十一月开始，利用电脑网络等高科技手段，在北京“网同” http://cnnetorcom网站上始建：“许氏纪念园”（园区号221）、“许氏族谱”（族谱号953）、“纪念馆（31417）”若干( http://cnnetorcom/m/yuanqu/yq/2003/31431/indexaspam=221)。( http://www51xungencom/)倾尽全力将相关族谱资料实现数据化网络化，为海内外、族内外客人浏览观顾提供便捷，为实现族人沟通和拢络失散族人建立起一个方便快捷的网络平台。将网站园区管理长久世袭下去。许氏族谱网络化数据化的时代业已开始-------------------

许天(天字辈)（ID ）2005年4月根据家藏手抄本谱书 http://wwwrushancomcn/xushihtm（1803年的版本，比南尖老谱早70年）着手整理族谱的电子版本，以扫描或数码拍照方式将老谱也做成电子谱 。另外在“网易”上建了个信箱：xushizupu@163com,又建个许氏QQ群10881715，把这里当作许姓沟通联络的“集散地”，和许斌分工维护“电子版本”和“网络版本”许氏族谱，或者共同维护力求相互呼应达到同步性，并且确保管理维护的后继有人，不断发展壮大。

许姓家谱书在全国各地各支是不一样的。山东文登许姓1许家、才院、许家埠、二王家、出林庄、范家店等村许姓字辈派字：彦俊秉天才，商文应从士。万国嘉仁德，吉廷兆凤翔。先正重纲常，熙朝广善良。兴宗新丕绪，万世荷同堂 。

2东许家：淑建亭（末）文。板桥：淑。牟村：维祖（末）。石头河：维。

3乳山、文登、三庄、东水道许氏字辈：兴运继光天，家传德丕迁。

4 荣成、鞠北庄、姜家窑、许家屯、从家产、许家产、岭上孙家许氏字辈：文德心善，修道志成。

5威海、出林庄、集后许氏字辈：全振兆凤翔。

变法背景编辑

国际局势

经济

19世纪下半叶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阶段。这个时期，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促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开始向垄断阶段过渡。美、德、英、法等早已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位居世界前列，而原本相对落后的俄国、日本，在发展了资本主义之后，也迅速强大起来。在这种局势下，变革旧的制度和旧的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世界潮流。[2]

政治

19世纪后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议会改革等，使更多的民众获得了选举权和参政权，政治民主化进一步扩大。英、美等国实现了文官制度改革，整顿了吏治，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从而保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长期的发展中日趋完善。这些国家都为中国人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示范。[2]

国内局势

社会背景

民族危机的加深。19世纪末，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法，美，德、意、日、俄和葡萄牙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因此加紧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侵略，西方列强趁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偌大的中国被分割成了一块块列强的“势力范围”，整个国家已呈豆剖瓜分之势。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危机；《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再次遭受割地、赔款，以及大量主权进—步丧失的厄运。甲午战争的惨败更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迫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3] [4] [2]

经济基础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5] 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初步发展的原因有三：一是帝国主义的入侵所带来的刺激。《马关条约》中允许列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列强纷纷加紧资本输出，中国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进一步破坏。这在客观上促使中国城乡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二是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打着“自强”、“求富”的口号，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引导和刺激作用；三是因为一些觉醒的国人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抵制洋商洋厂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们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利用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民族工业。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为资产阶级开展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经济基础。[3] [2]

阶级基础

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他们开始谋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符的政治权利。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阶级基础。[2]

思想基础

近代以来新思想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封建统治的危机也一步步加深，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思考要通过何种道路来挽救中国的问题。林则徐、魏源等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成为学习西方的先声。但是他们的思想由于受到种种限制，并没有付诸实践。洋务派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付诸行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主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希望以此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是甲午战争的惨败却表明靠洋务运动并不能救中国。 [3] [2]

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萌芽

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中的很多人亲身参加了洋务运动的实践。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后，他们认为洋务运动仅将“制器”作为学习的重点是不够的，中国真正要学习的是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早期维新派主要针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改革方案，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们只进行一 些理论上的宣传，很少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有很大的局限性。尽管如此，他们掀起的维新思潮仍然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对康、梁维新思想的产生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 [2]

维新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康有为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来宣传变法。他之所以要借用孔子的名义来宣传西方的政治制度，康有为的思想在当时极具震撼力， 为维新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体现了他对封建顽固势力的妥协。[2]

梁启超将维新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在当时的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中产生了较大反响，大大增强了维新变法的声势。[2]

严复认为要挽救中国，必须维新，要维新，必须大侣“西学”。他通过发表文章和翻译西方著作，无情抨击了封建顽固思想，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维新主张。严复虽然没有参加维新运动的实践，但是他对西学的介绍和宣传却对近代早期知识分子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也为酝酿中的戊戌变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2]

维新派与顽固派的论战

三个“要不要”的论战，即要不要实行维新变法，要不要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要不要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一种新思想的产生，必然会遭到保守思想的反对，维新派和顽固派的论战不可避免。这是一场维新与守旧、变法与反变法的争论，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维新派利用这次机会使自己的思想广泛传播开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更多的人倒向了维新阵营。[6] [2]

2主要人物编辑

康有为

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

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次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

梁启超

梁启超出生于小地主家庭，其父以塾师为生。梁启超自幼在家接受启蒙教育。11岁至广州应学院试，中秀才。后在“学海堂”就读，于经史子集无不涉猎，17岁中举人。18岁购得《瀛环志略》，从此开始接触西学。不久，以弟子礼拜见康有为，并于1891年受业于万木草堂，其“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1895年，中日甲午战败，遂随其师康有为并各省1300名举人联名上书，此即著名的清末“公车上书”。从此开始了他鼓吹变法，高倡改革的政治活动。

1896年，任上海《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为传播变法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当时知名的风云人物。

1897年11月，赴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教学中积极宣传变法思想，培养出蔡松坡等高材生。

1898年，入京协助康有为等促成“百日维新”。其间，梁启超活跃非凡，为变法事业鞠躬尽瘁，显示了卓越的宣传和组织才能。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等地，耳闻目睹西方之学，思想又有新变。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继续鼓吹变法维新。

从1901年至1903年短短的三年间，撰写了近百篇文章，广泛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其人物涉及霍布士、斯宾诺莎、卢梭、培根、笛卡儿、达尔文、盂德斯鸠、康德等、其领域遍及历史地理、教育、政治，名人等各个方面，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被誉为“舆论界骄子”。

1905年以后，国内革命形势继续发展，但梁启超对清廷心存幻想，思想逐渐落后于时代，成为保皇立宪的积极鼓吹者和参与者。

袁世凯

袁世凯在1896年4月受到监察御史胡景桂的弹劾，指他在小站练兵时犯下“嗜杀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等多条罪状，荣禄当时视察新军，为新军军容所动，力保袁世凯，袁世凯才得以留任，1896年9月20日袁世凯抵达天津，1896年9月21日晚袁世凯听到杨崇伊从北京带来的政变消息，以为密谋已经泄露，为避免自己被牵扯上叛逆罪，于是将情况告知荣禄，结果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帝失去朝廷政权并遭软禁。[7]

3经过编辑

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的组织发动下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上书因顽固派的阻挠没有送到光绪帝的手中，史称“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失败后，

强学会旧址

维新派积极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著书立说，介绍外国变法经验教训，在各地创办了许多报刊、学会、学堂，为变法制造舆论，培养人才。维新变法运动逐渐在全国兴起。

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纪闻》，鼓吹变法；组织强学会。[8]

1896年8月，为了宣传变法而制造舆论中心，《时务报》在上海创刊。[8]

1897年冬，严复在天津主编《国闻报》，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在北方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8]

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学会，创办了《湘报》。在康、梁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8]

1897年冬，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引发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在严重民族危机的激发下，维新变法运动迅速高涨。康有为上书光绪帝，指出形势迫在眉睫，如果再不变法，不但国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老百姓都要做不成了。[8] 后来，光绪帝接见康有为，表示不做“亡国之君”，让康有为全面筹划变法。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6] [8]

1898年4月，康有为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6]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变法正式开始。变法期间，光绪帝先后发布上百道变法诏令，除旧布新。[6]

1898年6月16日，慈禧太后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

变法开始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不能容忍变法运动的开展。[9] 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劻、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甚至宫廷内外传言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6]

1898年7月30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6]

1898年9月1日，礼部主事王照疏请光绪帝游历日本等国，以考察各国情况。怀塔布、许应骙不肯代送。王照弹劾他并到堂亲递，怀塔布不得已允许其代奏。许应骙则上奏弹劾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挟制。”

1898年9月4日，光绪下令将怀塔布、许应骙、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阻碍变法的礼部六堂官革职。王照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怀塔布老婆与慈禧太后有亲戚关系，遂向太后哭诉。

1898年9月5日，光绪召见谭嗣同，并命谭与刘光第、杨锐、林旭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1898年9月11日，光绪帝召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来京陛见。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

1898年9月13日，光绪帝拟开懋勤殿，设顾问官，慈禧太后不允。光绪帝手谕杨锐以变法之难，命康有为等详细筹议。

1898年9月14日，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抵北京。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经天津抵京。

1898年9月16日，光绪在颐和园召见统率新建陆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毕永年与谭嗣同议软禁太后事。

1898年9月17日，光绪帝再召见袁世凯，命与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光绪命康有为即离京赴上海督办官报局，传通过杨锐带给康有为密诏。

1898年9月18日，御史杨崇伊上书慈禧，称大同学会蛊惑士心，紊乱朝政，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萌。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后谭嗣同于9月18日去法华寺夜访袁世凯，透露慈禧联同荣禄，要废除光绪；并说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住的颐和园。两日后（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也有一种说法是，袁世凯离京前密告给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

1898年9月19日，傍晚慈禧突然离开颐和园，返回大内。光绪帝自是日起迁居瀛台。 康有为访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请英国公使相助，不成；又访伊藤博文，请游说慈禧太后。当晚黄绍箕劝康有为迅速离京。深夜，梁启超、康广仁等恳求康尽快出走。

1898年9月19日，慈禧回宫。

1898年9月20日，凌晨康有为携仆人李唐离京。光绪皇帝第三次召见袁世凯，之后袁回天津。光绪皇帝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亲密交谈。太后垂帘旁听，极为不满，当天深夜又接到荣禄密报，说光绪帝欲软禁太后。康有为离开北京。

1898年9月21日，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变法”失败。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

1898年9月24日，刚毅奉太后谕令开始搜捕四军机章京等变法份子。杨锐、林旭当日被捕。刘光第投案自首。杨深秀因诘问慈禧太后为何罢黜光绪帝，在闻喜会馆住处被捕。

1898年9月25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

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都被废止。[6]

4主要内容编辑

政治方面

（1）开放言路。光绪皇帝下诏，允许报纸“指陈利弊”，“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又下诏，凡院、部司员欲条陈意见，可以上书，通过本衙门的“堂官”（首长）代传。普通百姓可以到都察院呈递；[10-11] [3] [6]

（2）精减机构。撤销詹事府（主管皇后、太子家事）、通政司（主管内外章奏）等六个衙门，各省也要做相应精减；[12-13] [11] [3] [6]

（3）任用新人。维新派杨锐、刘光第、谭嗣同都被光绪任命为“军机衙门章京上行走”（秘书），参与新政。[3] [6]

（4）仿效康熙、乾隆时的旧制，在紫禁城内开“懋勤殿”，使之实际上成为皇帝与维新派讨论制度改革的机构（未能实行）。[11] [3] [6] [14]

经济建设

康有为强调中国必须以工商立国，才能富国养民；[15] 另因为官办企业多弊病，故也着重鼓励民办企业、设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并在各省设分局、广泛开设农会，刊印农报，购买农具，订立奖励学艺、农业程序，编译外国农学书籍，采用中西各法切实开垦、颁发制器及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在各地设立工厂、在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商务，推广口岸商埠、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16] 名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倡办实业，促进生产、鼓励私人开办工矿企业。[17] [3] [6] [14]

教育改革

举办京师大学堂所有书院、祠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各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鼓励私人开办学堂设立翻译、医学、农务、商学、路、矿、茶务、蚕桑速成学堂；派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废八股、乡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及定期举行经济特科设译书局颁发著书及发明给奖章程，保荐格致人才。[18-19] [3] [6] [14]

军事方面

改用西洋军事训练；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须支，实行团练，裁减绿营，举办民兵；颁发兴造枪炮特赏章程；筹设武备大学堂；武科停试弓箭骑剑，改试枪炮。[13] [3] [6] [14]

5目的编辑

目的：在保护清政府的前提下，使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摆脱民族危机。

①两大政治目标：挽救民族危亡 ；发展资本主义

②救国方案：主张采取不流血的和平手段，自上而下地改革，兴民权、设议院，走君主立宪道路，改革内政，抵御外侮，将古老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6结果编辑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4]

7失败原因编辑

根本原因

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过于弱小，即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直接原因

其一，守旧派势力强大，当时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光绪皇帝手中，而为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所掌握。维新派只有少数几个人，没有实权。西太后最初曾指示“今宜专讲西学”，但是，当她感到变法触及到她自己的权力和清廷王公贵族的利益时，就动手遏制、镇压。

其二，维新派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指责西汉的古文经书全系刘歆伪造，《孔子改制考》将孔子打扮为“改制立法”的祖师爷。两书都没有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不用说守旧派反对，当时的一些开明人士也不赞成。此外，维新派某些激进的宣传也增加了社会阻力。

其三，维新派及光绪皇帝在实施变法上的某些冒进措施。变法一开始，光绪皇帝就因不满自己的老师、军机重臣翁同龢的持重、顶撞，将其开缺回籍。大量裁减冗官，仅京师一地，涉及闲散衙门十多处，失去职务者近万人，但是又没有安排出路。因王照上书被阻而一下子罢免六个部长级大员，也操之过急，并且失之过重。[14]

其四，变法手段单一：采取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和平”“合法”方式。

8影响编辑

戊戌变法虽告失败，但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被慈禧幽禁在三面环水的南海瀛台。康有为逃至香港，后转至加拿大，在1899年7月20日组织保皇会，又名中国维新会，颂扬光绪皇帝，鼓吹君主立宪，而梁启超则逃至日本，创刊《清议报》，丑诋慈禧太后。

在康梁两人出逃的时候，宫内传来康有为毒杀光绪皇帝的消息，后来又传光绪久病，由太后训政。民间议论纷纷，中外盛传光绪皇帝已不在人世。两江总督刘坤一警告道：“人情危惧，强邻环视，难免借起兵端。”时任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亦称假若光绪皇帝去世，将为各国所不谅。结果大内允许法国使馆医生入宫中诊治光绪，云无大碍。

守旧派大臣恐光绪怨于将来，纷纷怂恿慈禧太后废掉光绪，但议论未决。各国公使听闻消息后，于元旦入觐诘问理由。慈禧太后恐引起列强干涉，为测试列强态度，遂依荣禄建议，于1900年1月24日，以光绪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诞育子嗣，乃立端郡王载漪之子，15岁的溥俊为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

不过该诏书一出，随即令天下哗然，1900年1月27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通电要求光绪皇帝“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签名者有叶瀚、马裕藻、章炳麟、汪贻年、丁惠康、沈荩，唐才常、经亨颐、蔡元培、黄炎培等1231人。同时发表《布告各省公启》，要求各省共同力争，“如朝廷不理，则请我诸工商通行罢市集议”。各国公使认为立储事件影响中国形势稳定，随之提出警告，拒绝入贺。慈禧太后对列强怨恨甚深，在守旧派大臣怂恿下，对义和团采放任态度，终酿成八国联军入侵的大祸。

一开始维新党人在清朝体制内寻求政治革新的方法，戊戌政变后他们却成了被官府缉捕的罪犯。戊戌政变使得这批人与革命党人在日本相会，当时宫崎滔天、犬养毅、以及其他热心支那问题的日本浪人，皆努力撮合同在日本的“兴中会”（孙文）与“维新派”（康有为），希望两党能携手一同造反。 戊戌政变直接导致1900年夏维新派与革命党尝试合作，趁义和团事件及八国联军时发动自立军起义。此维新起义失败后，代之而起的是主张推翻满清，激烈变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后清朝亦画上句号。

臣是谦称，代替自已人称代词，代之自己。例如：是臣之大荣也，臣又何耻乎？

许应骙（1832—1903）字德昌，号筠庵，广东番禺（广州）人，清末大臣。官至礼部尚书，闽浙总督。与李鸿章等清末名臣同朝为官。

跪奏是偏正短语，即跪着上奏。例如：大鸿胪跪奏:“请朝贺。“

　　鼓浪屿公共租界亦称鼓浪屿公共地界。“租界”和“地界”的涵义，中英文草约中曾发生过歧异，单就章程的标题，就有很大不同。中文是《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英文是《Land Regulations For the Settlement of Kualangsu Amoy》，译成中文是：《厦门鼓浪屿租界土地章程》。另外,鼓浪屿还有“万国租界”、“万国公地”、“外人租界”等名称。鼓浪屿沦为公共租界前，英国、德国、日本、美国等列强都曾经妄图占有鼓浪屿，彼此间有过激烈的争夺，由于势均力敌，谁都无法独吞。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划分势力范围时，美国领事巴詹声按照美国“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对华政策，联合驻厦各国领事共同策划所谓“鼓浪屿万国公地”，并亲自到福州拜访闽督许应骙，献策说：“如果把鼓浪屿划作公共租界，既可杜绝日本独占的野心，又可以兼护厦门，一举两得。”许欣然同意，随即派省洋务局委员按照通商条约面议章程，并电示兴泉永道与美国领事“妥商办理”。

　　光绪二十七年，美国领事巴詹声因任满回国时，妥商公共租界事转手由日本领事、英国领事接办。同年九月初三日，清廷委派5名委员与英国领事在驻厦领事馆进行一次讨论具体细节的会议。英国领事强调鼓浪屿既然要作为外国的租界，中国政府就无权干涉岛上的事务。清廷委员之一的兴泉永道延年则按许应骙的原意，认为“公共地界”应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在内，中国且是东道主，更不应被排斥在外而不过问岛上的事务。双方发生争执。在“租界”、“公地”这两个不同涵义的名称上纠缠不能解决。最后，由许应骙和洋务总局复电延年说：“鼓浪屿或作公地，或作租界，均无不可，惟必须加入第十五条款‘兼护厦门’，以鼓浪屿作公地，各国官商，均在界内居住。厦门为华洋行栈所在，商务尤重，应由中外各国一体保护，以杜东邻(日本)觊觎，如无此节，即作罢论。”这样，兴泉永道率同各委员和各国领事再次会议时，对“公地”或“租界”就不再争论，而把重点放在《土地章程》的条款上。各国领事认为，“兼护厦门”一节，须请示驻京公使而后决定，其他各款则均无异议。遂于十二月初一在日本领事馆举行《土地章程》签字仪式。会上提出中文、英文的章程草案六册。然而中、英文本不论标题、内容，都有明显差异：中文本的标题是《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英文本的标题译成中文是《厦门鼓浪屿租界土地章程》；中文本第十五款内容是“鼓浪屿改作公地，各国官商均在界内居住，厦门为华洋行栈所在，商务尤重，应由中外各国一体互相保护”，而英文本仅写“候驻京公使核定”。在签押前经洋务委员杨荣忠核对，竟认为中、英文本无讹，双方代表就此签押。清廷参加签字的是以兴泉永道台延年为首的4位委员，外国参加签字的有日本、英国、美国、荷兰、德国、法国的领事与代理领事以及西班牙和丹麦的代表领事等。

　　许应骙接到兴泉永道签押章程草案的报告后，于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六日上奏：“自台湾外属之后，厦门地当要冲，民心极为浮动，镇抚维艰，税务商情，关系繁重，所议各款，虽领事办事之议无偏重，惟局董既可酌派华人，定章仍须彼此批准，骙以公地之议，大致尚属相符，且厦门均一体保护，实于地方有裨益，亦不致失自主之权。”

　　在上奏的同时，许应骙把《章程》中文本送外务部核查。日本领事上野专一也将英文本送驻京公使团转咨外务部核批。外务部接到中、英文本后，发现中、英文本互相歧异，电嘱许应骙查复。许接电后即饬兴泉永道向各国驻厦领事质辩。当时各国领事都已换人，只有日本领事上野还在。上野对《章程》第十五款坚持依照英文本，不同意中文本的表述。兴泉永道延年复电请许应骙咨请外务部与驻京各国公使协商。驻京公使团领衔公使美国人康格致外务部照会说：“鼓浪屿公界章程，各国兼护厦门一事，各使臣认为仅限于鼓浪屿之租界合同，不能言及兼护厦门土地，各国领事实无此权，即各使臣非奉本国之嘱，亦复无此权力。合同内立此条款，系属无用，请按照前章程办理。”

　　同年九月十七日，许应骙上呈外务部：“鼓浪屿草约合同第十五条兼护厦门一节，各领事以此条洋文候各国驻京公使复电，现各公使既称领事无权，则此间无从商协。惟华洋合同未便两歧，请饬外务部与各国公使仍照华文填写，或给以华文为凭。此项草约本已声明必须候朝廷批准，方能遵行；倘各使不允，尽可将前约作废。”

　　外务部转奏光绪帝(是时西太后听政)，提出：“厦门地当要冲，实为闽省屏藩，该督议订鼓浪屿租界章程，拟订各国一体兼护，意在预防他国专横窥伺，不为无见。惟厦门为中国地方，本非外人所能干预，若明订约章，强令各国互相兼护，轻失自主之权，于义无取，若因各国不允保护，遽议前约作废，无论各使未必允许，即令就我范围，窃恐名既不正，言又不顺，亦将重贻列邦讪笑。臣等同商酌，不如将原订中文章程第十五条保护厦门一节，径行删除较为简净。查该督咨送地界章程共十七款，删去第十五条款外，其余十六款于公地之议尚属相符，自应请旨准行，以符原约，而敦辑睦。”

　　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外务部奉旨“依议”，于是通知驻京公使团转电驻厦领事团。

　　经各国驻厦领事商定于光绪二十九年初组成工部局。同年四月初五，对鼓浪屿开始实行租界统治。民国30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鼓浪屿，公共租界为日本所独占。民国32年2月，中美、中英分别签订新约，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及一切特权，并明确指出英、美两国“在上海、厦门公共租界内之行政与管理辖权归还中国”。于是，汪伪政权在日本帝国主义授意下，于同年5月举行“鼓浪屿租界行政权移交式”和成立日伪“厦门市政府鼓浪屿办事处及鼓浪屿警察署”的仪式，导演了一出“收回”租界的丑剧。民国34年8月日本投降，国民政府于同年10月3日接收鼓浪屿，结束鼓浪屿作为公共租界的耻辱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