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姚鼐是显赫的吴兴姚氏的后裔，其一世祖居麻溪（今枞阳钱桥河南岸姚王集），五世祖姚旭明景泰年间迁居桐城城里。至姚鼐，其家族居桐城县城已300余年。姚鼐1731年十二月二十日（1732年1月17日）出生于桐城南门的一个官宦书香人家。其祖先姚旭为明云南布政司右参政、姚之兰为江州府知府加按察副使衔，皆载入《明史循吏传》；姚孙曾以“五里三进士(姚孙、龙鲤门、许鲤跃)隔河两状元(刘若宰、龙汝言)”而闻名遐迩，高祖姚文然，康熙时任刑部尚书；曾祖姚士基，曾任湖北罗田知县，均贤良清廉，辞世皆享名宦祠祀。伯父姚范，进士及第后为翰林院编修，著有《援鹑堂文集-诗集》，学贯经史，与桐城派祖师之一的刘大情深意笃，使姚鼐得以跟其伯父受经学，跟刘大学文。其祖父姚孔瑛二十六岁时即去世，父淑终生为一介布衣。姚鼐出生时，家庭已衰落， 鼐幼嗜学，伯父姚范授以经文，又从刘大学习古文，刘大对姚鼐特别器重，称其“时甫冠带，已具垂天翼”，“后来居上待子耳”。乾隆十五年（1750），他二十岁考中举人后，经过五次礼部会试均名落孙山，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三十岁第六次应礼部试，才中进士，授庶吉士，3年以后，散馆改主事，分属兵部；旋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后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和刑部广东司郎中等职。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开四库全书馆，姚鼐被荐入馆充纂修官。此职本应翰林方可充任，独鼐与休宁戴东源、兴化伍大椿、歙县程晋芳等8人破格当选。《四库全书》成，鼐乞养归里，不入仕途，时年44岁。大学士于敏中、梁国治先后动以高官厚禄，均被辞却。

自乾隆四十二（1777）年起，姚鼐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 书院、南京钟山书院，致力于教育，因而他的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其中最著名的有本邑的方东树、姚莹、刘开；上元梅曾亮、管同；宜兴吴德旋；阳湖李兆洛；娄县姚椿；新城鲁九皋和他的外甥陈用光等。这些学生都是笃守师说，遵桐城家法的文人，对桐城派的传播作用甚大。桐城派古文之传，自方苞以文章称海内，上接震川，同邑刘大继之益振，传至姚鼐则集大成。因此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风作韵，南极湘桂，北被燕赵”之说。历城周书昌说：“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

乾隆四十四（1779）年，八十二岁的刘大去世。姚鼐毫无疑义的成为了桐城派的核心。他耗尽心血编纂的《古文辞类纂》终于完成，共75卷，是古文辞赋选本，按照文章的应用分分十三类：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所入选的作品以战国策、两汉散文、唐宋八大家，以及归有光、方苞、刘大等为主，表明了桐城派推崇古文的传统，为桐城派树立了散文史的“正宗”的地位，体现了姚鼐的文学主张。这本集子很受人们喜爱，至今有很大的影响。

乾隆四十九年（1784），姚鼐辞去官职。他希望腾出时间来提倡桐城派主张，开始了他四十余年的讲学生涯。姚鼐先后在江宁、扬州、徽州、安庆先后主持锺山、梅花、 、敬敷书院，“士子得以及门为幸”。他的门下有很多后来成为了桐城派的著名作家，如有名的姚门“四大弟子”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以及刘开等，他们使桐城派声势更高。有很多籍贯不是桐城的作家也自认为桐城派嘉庆十五年(1815）九月十三日（10月15日），85岁的姚鼐卒于南京钟山书院，归葬桐城杨树湾。此时的桐城派在古文上的地位已无可撼动。道光咸丰年间，桐城派在曾国藩及曾门弟子手中又呈一时之盛，一直延续到严复、林纾和新文学的诞生。

姚鼐与创始人方苞、刘大并称为“桐城三祖”，被盛誉为“中国古文第一人”、“中国古文的高峰”。其在继方、刘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倡文章要“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相互为用。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这些主张充实了散文的写作内容，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和发展。在美学上，提出用 “阳刚”、“阴柔”区别文章的风格。“阳刚”就是豪放，“阴柔"就 是婉约。两大风格相互配合，．相互调剂，就产生出多样的风格。 同时，又发展了刘大的“拟古”主张，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文章八要。学习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声、色)，进而是重视精神(神、理、气、味)，才能达到高的境界。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姚鼐著有《惜抱轩全集》，所编《古文辞类纂》风行一时，有力地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鼐对传统文论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提出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对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是一次重大突破。他认为，“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文章阴阳刚柔的变化，乃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鼐在发展前辈的文学思想上，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来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散文的风格特点，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姚鼐提出文章的核心在于“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的统一，这有其时代的原因。姚鼐在乾隆年间走上文坛。清代的考据风气也在这时开始盛行。人们称这种考据的功夫为“汉学”，与之相对的是势力较弱的“宋学”。学界多推崇汉学，对宋明理学比较厌弃，这往往导致文章的思想性降低。姚鼐不赞成排斥宋学的倾向，同时又针对汉学家、宋学家对文学的轻视态度，提出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不可偏废的主张。这成为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纲领。

“义理”，是指当时的理学思想，主要来自宋学；“考据”，是指文章要有实据，避免空泛，主要来自汉学；“辞章”，是指文章还要有结构、文字、音韵上的文学之美。姚鼐认为三者的统一才是最高最美的境界，“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继；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当然，三者有轻有重，考据要为义理服务。姚鼐想调和汉宋，融贯三者，认为作家能兼三者之长的为好作家。这种主张实际上成为了桐城派的文学纲领。姚鼐自己也身体力行，乾隆三十九年（1774），在朝廷任职的姚鼐来到山东，登上了东岳泰山，后来就有了著名的《登泰山记》一文。全篇仅数百字，内容十分丰富，是融考证与辞章的典范。文章从泰山南北的汶水、济水写起，内容涉及天门、岱祠等诸多古迹，辞章优美。如写登上泰山之后“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来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

“义理、考据、辞章”对当时和后世都影响巨大。一方面，姚鼐实际上是站在维护理学的立场上，企图调和汉宋的争论，兼采考据的长处，以考据充实理学的空疏，从而提高桐城派古文的价值。一方面，这一主张如果推而广之，那麽可以看作是对文章基本的要求。在今天同样有重要意义：“义理”要求言之有物，有思想性；“考据”要求立论扎实，有说服力；“辞章”要求字通句顺，有艺术性。

姚鼐以宋儒之学为治学之本，故指斥考据的汉学家为舍本逐末；但他也不废弃汉儒治经之长。姚鼐“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源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词近于方，理深于刘”(《清史稿·文苑·姚鼐传》)。其为文“以神、韵为宗”(方宗诚《桐城文录序》)，形成一种迂徐深婉，一唱三叹，而又耐人寻味，意蕴无穷的风格。近代学者章太炎谓之“谨”，刘师培称之“丰韵”，都是对其文风的富于韵味、言简意丰的高度评价。姚鼐的诗歌早年模仿明“七子”学唐诗，晚年兼取宋人，格意俱高，在当时俨然为一大家，故后人称“惜抱诗精深博大，足为正宗”(程秉剑《国朝名人集题词》)。姚鼐的书法造诣很深，包世臣推邓石如、刘石庵及姚鼐为清代书法之冠，将姚鼐的行草书列为妙品，故姚鼐非独特文美，其翰墨亦为世重。鼐著有《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老子章义》1卷、《庄子章义》10卷、《惜抱轩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诗集》10卷、《法帖题跋》1卷、《笔记》10卷、《书录》4卷、《尺牍》10卷、《古文辞类纂》75卷、《五七言今体诗钞》18卷。《登泰山记》是姚鼐的代表作，主要描绘泰山风雪初霁的壮丽景色。写作特点:首先是以时间为顺序，以游踪为线索，依次记叙了作者游泰山的历程和所见到的景色，剪裁得体，详略分明。桐城派主张的“雅洁"和反对“冗辞”，从这里可见一斑。

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选庶吉士，改礼部主事，官刑部广东司郎中，历任山东、湖南乡试考官、会试同考官，四库馆开，出任纂修官，曾撰写书录91篇，于道光十二年（1832）汇为《惜抱轩书录》4卷，为其藏书跋尾题记之属。有《惜抱轩四库馆校录书题》1册。历主江宁、扬州等地书院凡40年。治学以经学为主，兼及子史、诗文，曾受业于刘大，论者称他辞近方苞，理深于刘大，三人均为桐城籍，世称“桐城派”。家有藏书楼名“惜抱轩”，藏古文、经、史、字画居多，藏书印有“鼐”、“大季氏”、“惜抱轩藏书印”等。著有《惜抱轩文集》。选辑有《古今辞类纂》、《五七言今体诗抄》。

《登泰山记》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当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最高日观峰，在长城南十五里。

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是月丁未，与知府朱孝纯子颍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绕泰安城下，郦道元所谓环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巅。古时登山，循东谷入，道有天门。东谷者，古谓之天门溪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当道者，也皆谓之天门云。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

戊申晦，五鼓，与子颍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樗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驳色，而皆若偻。

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宫在碧霞元君祠东。是日，观道中石刻，自唐显庆以来，其远古刻尽漫失。僻不当道者，皆不及往。

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圆。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

桐城姚鼐记。

DD选自《四部丛刊》本《惜抱轩文集》

泰山的南面，汶水向西流去，泰山的北面，济水往东流去。山南面的山谷里的水都流进汶水，山北面的山谷里的水都注入济水。在阳谷和阴谷分界的地方，是古长城。最高的日观峰，位于古长城南面十五里的地方。

我在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从京城冒着风雪起程，经过齐河县、长清县，穿过泰山西北部的山谷，越过古长城的界限，抵达泰安府。这个月的丁未那一天，我和知府朱孝纯（子颍）一起从南面山脚登山。四十五里的山路全是用石板砌成的，台阶有七千多级。泰山正南面有三个山谷，中间山谷中的水绕过泰安城下，这就是郦道元所说的“环水”。我们开始顺着中谷进去，路走了一小半，翻过中岭，再顺着西边的山谷走，就到了山巅。古时候登泰山，沿着东面的山谷进去，路上有天门。东边的那道山谷，古时候把它叫作天门溪水，我们没有到达。这次经过中岭到山顶，也有象门户一样的山崖横立在路上，一般人都管它们叫天门。一路上云雾迷漫，有冰很滑，石级几乎不能攀登。等到登上了山顶，只见深青色的山驮着白雪，明亮地照耀着南方的天空。远望夕阳映照下的泰安城，汶水、徂徕山如同图画一样，而半山腰里停留着的云雾象一条带子似的。

戊申这天是月底，五更的时候，我和子颍一起坐在日观亭上，等待着日出。大风卷起积雪扑打在脸上。日观亭东面从脚下起全是迷漫的云雾。隐隐约约地看到在云雾中有几十颗象白色的骰子一样的东西站立着，那是一些山峰。在天的尽头，云层中有一线奇特的色彩，片刻之间，变成了五光十色的彩霞，太阳升起，颜色纯红象p砂，底下有一片晃动的红光托着它。有人说，这就是东海。回头看日观峰以西的山峰，有的被日光照着，有的没有照着，有的红，有的白，颜色错杂，都象弯腰曲背的样子。

日观亭的西面有岱祠，还有碧霞元君祠。皇帝的行宫在碧霞元君祠的东面。这天，观赏了沿途的各种石刻，都是唐高宗显庆年间以后的，那些年代更久远的石刻，全都磨灭缺损了。偏僻而不在路边的石刻，都来不及去看。

泰山上石头多，泥土少。石头是青黑色的，大多方正有棱角，很少有圆形的。杂树少，松树多，生长在石缝里，都是平顶的。到处是冰雪，没有瀑布，也没有鸟兽的声音和踪迹。到日观峰的几里内没有树，而积雪深到人的膝盖。

桐城人姚鼐记。

桐城派 ，即桐城文派，又称：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均系安徽省桐城市人，故名。

　　桐城文派是清代文坛最大散文流派，其作家多、播布地域广、绵延时间久，文学史所罕见。

桐城派 ，即桐城文派，又称：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均系安徽省桐城市人，故名。

　　桐城文派是清代文坛最大散文流派，其作家多、播布地域广、绵延时间久，文学史所罕见。

“桐城派”奠基人---戴名世(1653～1713);方 苞(1668～1749)。

　　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三祖”。

　　“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

　　桐城派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 鼐，姚 莹，曾国藩，吴汝纶，马其昶。

　　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魁、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

[编辑本段]发展历程

　　方苞，44岁因受乡先辈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案牵连而入狱。方苞以文章道德名于当世，继承归有光“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主张。“义”指中心即正统的基本观点；“法”指表达中心或基本观点的形式技巧，包括结构、条理、修辞等。“义”与“法”之间为一经一纬，相辅相成，即内容与形式必须统一。倡语言“雅洁“，淘杂质，反对俚俗和繁芜，造清真雅谨朴质文体。对唐宋以来古文运动创作经验总结，在文学批评史上有积极意义。“义法”论创立，为桐城文派发展奠定了基础。

　　桐城派刘大魁、沈彤、沈庭芳等弟子，尤刘大魁有建树，为桐城文派承前启后的中坚人物。 刘大魁，擅文辞。青年游学京城，拜方苞门下，著作颇丰。补充发展了方苞“义法”论，重于古文艺术。其指出文字“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重视艺术体现。提出“神气”“音节”“字句”理论。“气”指语言气势，“神”是“气之精处”，是最本质独特的风格、性格特征的艺术体现，总结了我国诗歌韵律学说中的理论，用到散文领域。“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是桐城古文秘诀。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字姬传，室名惜抱轩，弟子称惜抱先生。乾隆三十八年入四库全书馆任任篆修官。他强调“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就是要以“词章”为手段，以“考据”为凭借，来阐发儒家的“义理”，使桐城派文论具有更完整的体系和周密的理论性。提出了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是古代散文审美理论、风格特征的重大命题。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解释文章风格来源、散文风格特点，是创举。选辑《古文辞类篆》。

　　姚鼐后，有“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曾国藩及“曾门四弟子”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以及林纾、姚永朴、姚永概等卓立文坛。“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生，桐城派亡。林纾仍鼓吹“尊孔读经”，斥为“桐城谬种”。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不能以其末流之堕落，归咎于作始”。

桐城派源流

初创时期

时间为清康熙、乾隆年间，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櫆。明代中叶以后，桐城学术兴起，士人多结社讲学，“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明末清初，方以智、钱澄之等人致力于古文振兴，开桐城派先河。方以智的《文章薪火》，推崇左(传)、国(语)、庄(子)、司(马迁)为文章嫡传，反映了当时桐城学者的主要倾向。钱澄之“屏弃俗学八股文,专治经书古文”，文章“精洁”、“典雅”，“使读者为之目明而心开”，为桐城派作了示范。 戴名世是桐城派孕育过程的继往开来者，他以时文和古文创作名重于世，并针对明末故作艰深、虚矫的文风，提出了“言有物”、“修辞立其诚”的见解，主张为文道法辞兼备，精气神合一，实为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先驱。

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王朝入关后，为巩固其封建统治地位，采取尊崇儒家理学的策略，以软硬两手迫使知识分子就范，宣扬“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给宣扬儒家道统的文学带来了发展良机。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及其古文流派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方苞早在青年时代，就有以唐宋八家之文，载程、朱之道的志向。25岁时，他在京师与姜西溟、王昆绳论“行身祈向”时就曾说过“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序》)。以后，他在《读史记八书》、《书史记十表后》中提出了“义法”主张。及至从《南山集》案中解脱后，“义法”说得到了进一步明确和完备，雍正十一年(1733)，方苞任翰林院侍讲学士，替和硕果亲王编成《古文约选》，便为“义法”说提供了一部示范书。在此书“序例”中，他阐述了道统与文统统一的问题，揭示了“助流政教之本志”。《古文约选》当即“刊授成均诸生”。乾隆之初，又“诏颁各学官”，成为官方的古文教材。方苞所写倡导“义法”的“序例”，也就具备了“钦颁”的权威性。自此，“义法”之说，受到士林的普遍重视。方苞授徒数十年，弟子甚众，他们在道学、经学、义理等方面各有侧重，后多成为推动桐城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其中主要有县人叶酉、张尹，宁化雷鋐，吴江沈彤，天津王又朴，仁和沈庭芳，大兴王兆符，歙县程崟等。县人刘大櫆长于古文，辞如欧苏，文气富丽，虽与方苞异趣，无师承关系，但他对方苞极为敬服，方亦对他的散文极推重。

刘大櫆文学活动，主要在乾隆时期。他蹇于仕途，一生致力于教学和著述。在继承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神气”说。其弟子以桐城姚鼐、王灼，歙县吴定、程晋芳，常州钱鲁斯等最为著名，在刘大櫆诸弟子中，姚鼐学宗方、刘，由欧王入左史，其文纡徐卓荦，风格雅洁醇正，为桐城古文正传。钱鲁斯、王灼又以师说诵于阳湖恽敬、武进张惠言。恽、张遂弃考据、骈俪之学，从事古文写作与研究。恽文廉悍，张文渊雅。其徒有阳湖陆继辂、董估成、董祜诚，武进董士锡、张琦，谢士元、汤春帆，无锡秦小岘，山阴杨绍文，钱塘戴熙等数十人，自成体系，世系“阳湖派”。其所传均方、刘家法，实为桐城派初创期的别支 。

兴盛时期

时间为乾隆年间至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代表人物是姚鼐。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人物。乾隆四十二(1777)，他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正式亮出了桐城派的旗号。在此文中，他引用吏部主事程晋芳、编修周永年所云：“为文者有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治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此文还阐述了方苞、刘大櫆以及姚鼐之间的理论继承关系，揭示桐城古文形成派系的端绪。此后桐城派之名遂显于世。

姚鼐初受业于古文家、伯父姚范，继师事刘大櫆，充《四库全书》馆编修官。中年称疾归里，先后主讲钟山、梅花、紫阳、敬敷书院四十余年，传授古文法，培养写作人才。姚鼐为文修洁雅醇，气质较方苞恣肆，较刘大櫆严谨，涉猎汉、宋诸学，兼及考据、训诂。为文提倡“考据、义理、辞章”兼备。其所编《古文辞类纂》，世人称为古文读本最精赅之书。桐城派至姚鼐，文章风气始遍及全国，形成所谓“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姚氏门下以上元梅曾亮、管同和桐城方东树、姚莹影响较大，世称“姚门四杰”。其次桐城刘开、新城陈用光、娄县姚椿、宝山毛岳生等亦在高足之列。他们又转相传授，徒友日众。方东树在文坛上成就卓著，其弟子有桐城戴钧衡、苏敦元、方宗诚、陈澹然等；姚莹长于经济，其弟子有武进卜起元，合肥徐子岑等；陈用光弟子有寿阳祁春浦；姚椿弟子有平湖顾广誉和吴江沈曰富、陈寿熊等。此外，宜兴吴德旋既师事姚鼐，又师承张惠言，得桐城、阳湖两家之法，为文清曲澹雅，其弟子永福吕璜秉承师学，晚年回归乡里，倡导后进，开粤西古文之学，为世人所重，此为桐城派又一别支。 姚鼐卒后，其弟子梅曾亮声誉最高，有继主文坛之势。他主讲京师，高徒云集：有广西临桂朱琦、龙启瑞，平南彭昱尧；江西新城陈学受、陈溥，南丰吴嘉宾；湖南新化邓显鹤，湘阴郭嵩焘，善化孙鼎臣，湘潭欧阳勋，溆浦舒焘，江苏金匮张端甫，武进杨彝珍，无锡秦澹如，山阳鲁一同；浙江仁和邵懿辰，瑞安孙衣言，诸暨余坤，山西代州冯志沂，平定张穆等。南北诸省，皆有桐城派传人，形成了一个声势颇大的古文流派。

末流时期

时间为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这一时期，桐城派的威望和影响虽不及乾、嘉时期，但流行区域广，人数多。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补遗载桐城派作家1200余人(内女士2人，日本人2人)，其中多数为桐城派末流作家。鸦片战争后，中国已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文章与世变相因”。遵循封建道统、文统的桐城派，面临着“世变”的挑战。梅曾亮、方东树固守阵地，不遗余力，但桐城派的壁垒仍然开始动摇。此时，湘乡曾国藩出来重振桐城派旗鼓，以其政治上的实力和才干，网罗了一批桐城派文人，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将古文运动继续推向前进。曾氏自称私淑姚鼐，论文于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强调“经济致用”，文体为之一变，以刚毅雄辩见长，世称：“湘乡派”，实为桐城派的变体。曾国藩弟子以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遵义黎庶昌、无锡薛福成名重一时，有“曾门四大弟子”之称。张、吴立教燕、冀，弟子多达数百人。师事张氏的主要有荣城孙葆田，南通张謇等；师事吴氏的主要有冀州赵衡，南宫李刚己等。同时师事张、吴二氏的有武强贺涛，通州范当世，新城王晋卿，，桐城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以及吴汝纶之子吴闿生等。不在弟子之列而膺服于桐城派的有侯官严复、林纾、陈衍、吴宗祺等，时称“侯官派”，实为桐城派末期又一支流。 继曾国藩“四大弟子”之后，马其昶声誉最高，有桐城派“殿军”之称。但此时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复杂，坚持程、朱道统的桐城派已远远落后于时代潮流。兼之末流作家拘泥桐城“义法”，索之一字一句，抱残守缺，以为格律，有悖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以致于逐渐消沉衰亡。这是历史的必然。但这一时期，大多数桐城派作家都能坚持爱国主义立场，他们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思想在政治活动和创作活动中都有所反映。方东树的《病榻罪言》、梅曾亮的《与陆立夫书》、王拯的《王刚节公家传跋尾》、鲁一同的《关忠节公家传》等文章以及姚莹、张裕钊、马其昶等人部分作品多抒发了爱国情怀，或表现了悲壮之志。姚莹还身体力行，在台湾兵备道任上坚持抗英，且屡战屡胜。他有关记载战事的散文，爱国之情溢于言表。此外，薛福成主张振兴工商经济，吴汝纶力倡创办新学，林纾、严复大量翻译西方名著，以求社会改良，也都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色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桐城派从他的产生到衰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时间为乾隆年间至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代表人物是姚鼐，以及其弟子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刘开。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者。他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提出出了桐城派的旗号，阐述了方苞、刘大櫆以及姚鼐之间理论继承关系，揭示桐城古文形成。姚鼐中、晚年先后主讲钟山、梅花、紫阳、敬敷书院四十余年，传授古文法，培养写作人才。为文提倡“考据、义理、辞章”兼备，编《古文辞类纂》。世人称为古文读本最精赅之书。桐城派至姚鼐，文章风气始遍及全国，形成所谓“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姚氏门下以上元梅曾亮、管同和桐城方东树、姚莹影响较大，世称“姚门四杰”。其次桐城刘开、新城陈用光、娄县姚椿、宝山毛岳生等亦在高足之列。弟子再传弟子，以致南北诸省，皆有桐城派传人，形成了一个声势颇大的古文流派。

桐城派是在姚鼐手中壮大的。除了自己的古文实践和为桐城派提出理论主张，姚鼐还将更多的心血花在桐城派古文的提倡上。这主要包括《古文辞类纂》的编纂和他四十余年讲学生涯。 时间为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代表人物曾国藩及“曾门四大弟子”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补遗载桐城派作奉1200余人(其中女士2人，日本人2人)，其中多数为桐城派末流作家。文章与世变相同。曾氏自称私淑姚鼐，世称：“湘乡派”，实为桐城派的变体。曾国藩弟子以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遵义黎庶昌、无锡薛福名重，有“曾门四大弟子”之称。张、吴立教燕、冀，弟子多达数百人。师事张氏的主要有荣城孙葆田，南通张謇等；师事吴氏的主要有冀州赵衡，南宫李刚己等。同时师事张、吴二氏的有武强贺涛，通州范当世，新城王晋卿，桐城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以及吴汝纶之子吴闿生等。不在弟子之列而膺服于桐城派的有侯官严复、林纾、陈衍、吴宗祺等，时称“侯官派”，实为桐城派末期又一支流。 继曾国藩“四大弟子”之后，马其昶声誉最高，有桐城派“殿军”之称。但此时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复杂，坚持程、朱道统的桐城派已远远落后于时代潮流。兼之末流作家拘泥桐城“义法”，索之一字一句，抱残守缺，以为格律，有悖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以致于逐渐消沉衰亡。这是历史的必然。但这一时期，大多数桐城派作家都能坚持爱国主义立场，他们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思想在政治活动和创作活动中都有所反映。方东树的《病榻罪言》、梅曾亮的《与陆立夫书》、王拯的《王刚节公家传跋尾》、鲁一同的《关忠节公家传》等文章以及姚莹、张裕钊、马其昶等人部分作品多抒发了爱国情怀，或表现了悲壮之志。姚莹还身体力行，在台湾兵备道任上坚持抗英，且屡战屡胜。他有关记载战事的散文，爱国之情溢于言表。此外，薛福成主张振兴工商经济，吴汝纶力倡创办新学，林纾、严复大量翻译西方名著，以求社会改良，也都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色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姚莹治边思想的历史地位   

本文通过清代历史人物姚莹对边疆形势与世界史地的考察与研究，揭示姚莹治边思想的积极作用和局限性，从而实事求是地评价姚莹治边思想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姚莹；治边思想；历史地位  

姚莹（1785-1853），字石甫，号明叔，又号展和，晚年因以“十幸”名斋，又自称幸翁。安徽桐城人。鸦片战争前后，随着列强利用各种手段加紧对中国边疆的渗透，边境不断告急，边疆危机日趋严重。一批有识之士感于国家的安危，开始关注实事、考察边疆形势，探讨御敌之策。作为一名有志青年，姚莹从嘉庆年间就开始关注边疆问题，了解海外情事，并以亲身实践，留下了一些成果。在广东的幕客生活和长期的为官经历使得姚莹的认识和理解不断深化，他积极投入边疆形势与世界史地的考察与研究之中，敏锐地觉察出边疆问题的严峻性，并前瞻性的提出御敌之计。可贵的是，姚莹不仅有经略边疆的思想，更有经略边疆的实践。他把一套治边的思想运用于解决边疆内乱和发展边疆经济以及抵御周边国家和外国列强对我国的侵略上面，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在近现代治边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透过姚莹经略边疆的实践和思想，不难看出，姚莹既是鸦片战争前后的一位爱国官员，还是一位知名学者；既是一位睁开眼睛开世界的先进中国人，更是一位在抵抗外侮与团结边疆兄弟民族方面取得了辉煌胜利、做出了重大成就的经边政治家，他和李兆洛、徐松、逃壵等人一起，是清代最早关注边疆问题的学者之一，而在中国近代学术史、思想史、政治史上颇具代表性，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姚莹以自身的实践，书写并丰富了清代的治边思想。总体而言，姚莹的边疆经略既是清朝传统治边理念的体现，又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使清朝治边思想在传承中得以创新，在我国学术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地位。  

一、姚莹治边思想的积极影响  

作为关心民瘼、有志改革时弊的有识之士，姚莹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边疆史地研究及思潮，具有鲜明的爱国性和进步性，对中国近代社会和近代思想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早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的魏源《圣武记》刻本，就在关于 史地的三篇《国朝抚绥 记》、《 后记》、《乾隆征廓尔喀记》的篇末，附录了姚莹《康輶纪行》的有关内容；光绪十二年（1886）刊行的黄沛翘《 图考》中，也收录了姚莹绘制的《乍雅图》；光绪二十一年（1895）刊行的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也收录了姚莹“乍雅使事始末”纲目。可见，姚莹的治边思想实践和边疆史地研究，对中国近代社会和近代思想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表现在：  

第一，出于“边徼多事”之秋，姚莹关注边事，防备边患，不顾个人利益，以民族利益为重，置身边陲，实地考察，悉心研究边疆史地与现状，并以亲身实践打败外国侵略，其爱国主义思想感情贯穿始终。可见，姚莹不是一个只懂空谈的思想家，而是一个符合他所说的“能入”、“能出”的经世学者，既是一员可以纸上谈兵的理论家，又是一位能够披挂上阵的干员。  

第二，姚莹了解外情，筹备海防与陆防，反对侵略，期以制夷。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相呼应，姚莹多次提出“要当随时咨访以求抚驭之宜”,是反对外国侵略思想的明确表示。他提倡开眼看世界的趋势，一定程度上的学习西方，从而架起了从传统思想走向近代思想的一座桥梁。这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睁眼看世界”的层面，而是有上升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高度；至于姚莹的《康輶纪行》，与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一起，开启了中国早期近代思想启蒙的先河。  

第三，姚莹敢于面对现实，揭露积弊，抨击时政，批判顽固守旧、食古不化的陈腐观念，宣扬变易、进化思想，倡言“更法”与“改革”,这就给“万马齐喑”的思想界带来清新空气，具有启蒙意义。  

第四，姚莹面对英、俄等的侵藏野心，进行了揭露与大场疾呼，是清末统治集团中最早提出 边防隐忧的有识之士之一。姚莹关注边政时局，对边疆地区，尤其是干戈叠起的东南边疆、危机暗蕴的西南边疆情况，一直十分留意，而且洞悉先机，在英人侵藏之前三十多年，已经提出周密的防备计划。联系到后来1877-1886年四川总督丁宝桢的一系列筹藏、御外言行，以及1888年、1903年英国的两次武装侵略 ，姚莹的呼吁无疑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尤为可贵。  

第五，姚莹多次提出，英、意、德等国了解我国的情况，而我国却对外国缺乏了解：“中国地利人事，彼日夕控习者已数十年，无不知之，而吾中国曾无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革之交，而胜负之数已较矣”[1]他对此十分痛心，但是，只要我国睁眼看世界，了解西方国家的情况，那么，抵御外来的干涉与侵略是毫无疑义的，魏源曾引用《瀛寰志略》说：英吉利藑然三岛，不过西海一卷石，揆其幅员虽与闽广之台湾州相若，即使尽其活土，而地力之产能几何？“[2],姚莹更是指出英国”地不及吾二十之一，人不及吾百之一……，苟能知其虚实与要领，何难筹制驭之方略乎“[3],表现出必胜的民族自信心。  

第六，姚莹等兴起的经世致用作为近代出现最早的社会思潮，对整个19世纪我国历史的演化产生着极在影响，它为西学在中国大传播架起了桥梁，并且为相继兴起的洋务维新思潮准备了虽不丰富但却十分必要的思想资料。[4]  

二、姚莹治边思想的局限性  

当然，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影响，姚莹等人的边疆史地研究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认识性错误和知识性错误）。表现在：  

第一，经世派人物虽然促进了夷夏观念的大演变，但是，在他们意识里，华夷观念仍然浓厚，面对那些”化外诸夷“,仍然自诩为天朝上国，对自己视之过高，自大之情溢于言词，而对外来诸夷，则一概贬之若犬羊，对于其国名、人名、船舰名一概加口字旁以示警告和蔑视，这是不足取的。  

第二，他们揭露社会的弊端，不是为了从根本上推翻这个社会，而是谋求改革，使这个社会长治久安，至少使它不至于灭亡。指导他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传统的儒家经典，包括《易经》的变易观，《孟子》的民本思想等。其本质仍是一种封建的思想体系，”药方只贩古医“[5],并没有跳出封建思想大樊篱。鸦片战争后”开眼看世界“的趋势虽然是它染上某种程度近代色彩，但它反映的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志趣和愿望，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应变武器的一种积极努力，也是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最初尝试。[6]  

第三，姚莹的边疆史地研究，既有维护国家 的领土完整的一面，又有防范人民的一面，总体上是封闭自守的。尤其是晚年参加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是很有争议的。对于边疆的治理，也忽视了某些重要的方面，过分强调维持既存制度精神而忽略了从根本上解决边疆内部矛盾的某些方面，如对经济的考虑，对边疆的开发也少有见解。  

第四，经世派的边疆史地研究是在外侮 的 下被动地将目光投向世界的，毕竟，由于多方面原因的影响，中国人认识世界经历了一个艰辛与曲折的漫长过程。因此，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有的甚至是错误的。如，鸦片战争初期，林则徐对英国的认识是很肤浅的，对于美国，则更是知之甚少，甚至误认为土耳其是美国的属地（实际上，林则徐的西方知道也不多，在其同时致英王的信中仍相信当时颇为流行的大黄、茶叶制夷论）；魏源在介绍美国时，不仅误认为美国”富且强，不横凌小国，不桀骜中国，遇义愤，请效施驱“[7],是友谊之邦，看不到其侵略野心，等等。同样，姚莹在鸦片战争中而对道光帝对英国的发问，姚莹对自己的回答并不满意，”俄罗斯距英地远近，莫能明焉，深以为恨“  

尽管这样，从本质和主流看，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徐松、姚莹等兴起的经世致用的边疆史地研究思潮以各种形式体现在了社会各个阶层，引起了学术、政治、风气的变革，对以后的社会历史进程起到推动的作用，是爱国的、进步的、维护祖国统一的潮流，而姚莹以自身最大努力为边疆民族的安定团结和揭露抵御外国列强的侵略图谋做出了贡献，是值得肯定和推崇的。  

参考文献：  

[1]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八[M]文海出版社，770  

[2]魏源海国图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346  

[3]姚莹康輶纪行：卷12[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Z]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3488  

[4]郭汉民晚清社会思潮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0  

[5]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513  

[6]郭汉民晚清社会思潮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6-38  

[7]魏源海国图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369

明初诗文三大家：高启、刘基、宋濂

明末公安派诗文代表人物：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

清代中国散文家、桐城派创始人----方苞

清代中国散文家、桐城派代表人物----刘大魁

清代中国散文家、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

清代中国散文家、桐城派代表人物----戴名世

清代中国散文家、桐城派代表人物----方东树

清代中国散文家、桐城派代表人物----姚莹

清代中国散文家、桐城派后期代表----吴汝纶

所谓唐宋八大家,是指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他们的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其文章不但震撼唐宋文坛, 而且是后世散文的楷模,彪炳于文学之林

韩愈,柳宗元提倡" 古文运动 ",以革新六朝以来华而不实的文风宋代的欧,曾,王,苏等文家,继承这一传统,更拓展了散文创作的领域,因此可说"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作品,代表着唐宋散文的最高成就

一,唐宋八大家

1,古文运动

2,从韩愈到王安石

唐宋八大家——韩愈

韩愈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他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其代表作有《原道》,《师说》韩愈等

唐宋八大家——柳宗元

柳宗元,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散文家他要求文章反映现实,"不平则鸣",富于革除时弊的批判精神他的"永州八记"已成为我国古代山水游记名作这些优美的山水游记,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感受,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从而确立了山水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唐宋八大家——欧阳修

欧阳修,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在散文诗词创作,史传编纂,诗文评论等方面都有极高成就他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著名代表作有《醉翁亭记》等他自称"六一居士",即藏书一万卷,集古录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加上老翁一人

唐宋八大家——苏轼

苏轼,号东坡居士北宋文学家,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他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认为作文应达到 " 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的艺术境界其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

唐宋八大家——苏辙

苏辙,北宋文学家,苏轼之弟他早期的文章议论风发,晚期风格趋于澹泊沉静,善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他擅长各类文体,以策论为最有《栾城集》等他提出了独到的"文气说",强调生活体验对创作的重要性,其散文以其独特的风貌卓然自成一家,人称"苏文定公"

唐宋八大家——苏洵

苏洵,号老泉,北宋文学家,苏轼,苏辙之父苏洵工古文,长于论辩,内容宏博,笔力雄健所作《权书》,《衡论》,《机策》等文章,深得翰林学士欧阳修和宰相韩琦的称赏人称其文"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见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着;烦能不乱,肆能不流"

唐宋八大家——王安石

王安石,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

唐宋八大家——曾巩

曾巩,北宋散文家出自欧阳修门下,完全接受了欧阳修先道而后文的古文创作主张,而且比欧阳修更着重于道因此,曾巩的散文在八大家中是情致和文采都较少的一家但曾文长于议论,他的政论文,语言质朴,立论精辟,说理曲折尽意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两代八大散文名家的并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明初朱右选此八家古文为《八先生文集》，是此八人并称之始。明中叶唐顺之所纂《文编》中，于唐宋人除八家外，一律不取。明末茅坤承二人之说，辑录八家之文成《唐宋八大家文钞》一百四十四卷，此选本流传甚广，“唐宋八大家”之名也随之广泛流行，相沿至今。中国的古文从《尚书》以及先秦诸子百家开始，经两汉而发扬光大，至唐宋则诸体兼备，集其大成，八大家散文无疑是古文全盛时期的精华，故自明人标举唐宋八家后，治古文者皆以八家为宗。至今学者论及古文，亦推重唐宋八大家。他们在各自的历史条件下，为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他们流传千古各具风采的文字，使唐宋散文成为后世一切开笔作文的典范。本书专为喜读八大家文章，研究八大家生平作品的人而编。广泛搜讨宋代至清代所编八大家年谱共计二十八种，辑为一编。其中韩愈九种：计有宋·吕大防编《韩吏部文公集年谱》、宋·程俱编《韩文公历官记》、宋·洪兴祖编《韩子年谱》、宋·樊汝霖编《韩文公年谱》、宋·方崧卿编《韩文年表》，以上五种均为民国元年（1912）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本，还有宋·林云铭编《韩文公年谱》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晋安林氏挹奎楼刻《韩文起》本、清·顾嗣立编《昌黎先生年谱》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长洲顾氏秀野草堂刻《昌黎先生诗集注》本、清·黄钺编《昌黎先生年谱》清咸丰七年（1857）四明鲍氏二客轩刻《昌黎先生诗增注证讹》本、清·方成珪编《昌黎先生诗文年谱》民国十五年（1926）瑞安陈氏湫漻斋铅印《韩集笺正》本。柳宗元一种：宋·文安礼编《柳先生年谱》清光绪元年（1875）翻刻雍正七年（1729）广陵马氏小玲珑山馆刻《韩文类谱》本。欧阳修三种：宋·胡柯编《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民国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本、清·华孳亨编《增订欧阳文忠公年谱》清道光十四年（1834）吴江沈氏世楷堂刻《昭代丛书》本、清·杨希闵编《欧阳文忠公年谱》清光绪四年（1878）新城杨氏福州刻《豫章先贤六家年谱》本。苏洵一种：宋·何抡编《眉阳三苏先生年谱》日本蓬左文库藏旧抄本（残本）。曾巩五种：清·姚范编《南丰年谱》清道光十六年（1836）桐城姚莹淮南监制官署刻《援鹑堂笔记》本、清·孙葆田编《曾南丰年谱》清抄本、清·杨希闵编《曾文定公年谱》清光绪四年（1878）刻《豫章先贤九家年谱》本、周明泰编《曾子固年谱稿》民国二十一年（1932）文岚簃古宋印书局铅印《三曾年谱》本、王焕镳编《曾南丰先生年谱》民国二十年（1931）公孚印书局铅印本。王安石两种：清·顾栋高编《王荆国文公年谱》民国间南林刘氏刻《求恕斋丛书》本、清·蔡上翔编《王荆公年谱考略》清嘉庆九年（1804）金溪蔡氏存是楼木活字本。苏轼五种：宋·施宿编《东坡先生年谱》日本蓬左文库藏旧抄本及日本仓田淳之助等编《苏诗译注》旧抄本，据王水照先生考证，上述两个本子同出一源，所据乃同一祖本，从笔迹上看亦应出自同一抄手。后者即苏诗本，前有陆游序、施宿序，后有施宿跋、日僧未云叟跋，但正文部分有缺叶；而前者即左蓬文库本却为完帙，只是前有“苏轼简明年表”五叶、傅藻《东坡纪年录》卷首、陆游“注东坡先生诗序”、施宿序，正文中间混有宋·何抡编《眉阳三苏先生年谱》及宋·王宗稷编《东坡先生年谱》的部分文字。故两个本子一并收入，供读者参考。此外还收有宋·傅藻编《东坡纪年录》明刻《东坡先生诗集注》本、宋·王宗稷编《东坡先生年谱》明天启元年（1621）刻《东坡诗选》本、宋·王宗稷编，清·查慎行补注《东坡先生年表》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海宁查氏香雨斋刻《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本。苏辙两种：宋·孙汝听编《苏颍滨年表》明《永乐大典》本及清光绪宣统间江阴缪氏刻《藕香零拾》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