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王，很牛！因为太原乃龙兴之地，能当上晋王的，一般是皇帝极为放心的人。晋乃军事重地，所以晋王手下的兵马也是各王中数一数二的。历史上先后有45人被封为“晋王”。天官者，吏部尚书，百官之首。宋时皇帝钦赐的官也叫天官。

首先，姓李，晋王，一定是在李唐时期或是在乱世。因为唐为李姓天下，才能有李姓的晋王。乱世非皇姓也可被封王或自立为王。所以这个晋王一定是在唐朝或乱世。这样查找范围就大大缩小了。

晋王之孙，这个晋王不能是皇帝，因为那样就不是晋王之孙，而是帝王之孙了。但唐朝的晋王是要当皇帝的，多不符合条件。而且这个晋王必须有儿子，夭折的晋王不算。

符合条件的晋王可以排出来了，只有两个：

李克用：沙陀人，唐末战乱，黄巢率农民起义军杀入长安，旋即被李克用等人追过来打了个大败。对唐王朝有续命之功，因此，李克用被封晋王。后来，朱温代唐称帝，李克用以复兴唐朝为名，又和朱温斗了一辈子，后病死。

李定国：南明时的晋王，也是最后一个晋王。本是贫苦农民的孩子，明末张献忠起义，收留李定国为养子，改姓张，随张献忠南征北战。后李定国归顺南明政权，举起反清大旗，在今西南边陲一带大破清军。后世云南人仍然视李定国为滇中的脊梁，晚清革命党人起义，蔡锷等仍以李定国为榜样。章炳麟曾说：“愿吾滇人，毋忘李定国！”

五代十国的天官都是谁无可考证，但李克用是朱温的死对头，他的孙子根本不可能当朱温的吏部尚书。但有可能在后唐或更后一些时候做吏部尚书。但不会在宋，因为宋建立时，李克用的孙子怎么也有70到100多岁了，不大可能再当官了。李克用有十三太保，一个亲生，十二个义子。亲生子李存勖当了皇帝，绝对不是他，否则就不是晋王之孙，而是皇帝之子了。义子的可能性也不大。也有种说法是李克用有八个儿子。但不管怎么说，李克用的儿子们骁勇善战，非常牛，而五代十国也没有什么出名的天官，乱世天官也不是一件多么光耀的事。既然说是晋王之孙，李天官，却没有说很牛的父亲，没有说很牛的家世，没有说到皇室背景，不合常理。那么是李克用的可能性不太大。

李定国是最后一个晋王，生于1621年。清朝前期李姓天官只有一个——李光地。李光地出生于1642年，并不是李定国的孙子，而李光地的爷爷也不是晋王。李光地虽然当过天官，但他最高做到为文渊阁大学士，称呼应是宰相，而不是天官。

所以，这个晋王，也许是个追封的晋王，有可能没有记载。这个天官也不一定是吏部尚书，可能是别的尚书，因为别的尚书有时也敬称天官。这个范围就大了。

　　摘录的“湖广填四川”，希望有用：

　　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

　　在今天的四川汉族地区，如果你去访问一些老人，问他祖籍何在，十有八九会是同样的回答:"我家祖辈是湖广填四川迁进来的。如继续问:"你是否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祖辈会有湖广填四川的行动呢"往往还是同样的回答:"八大王剿四川嘛!"由此可知，大多四川人都认为境内的汉族人的祖辈都不是四川土著，而是从湖广迁入的。而迁入的原因又是因为八大王即明末农民战争时张献忠（张献忠起义不久，即以八大王为称）剿四川。这种说法的影响很广很深。

　　所谓"湖广"，是指湖广行省。元初时管辖今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海南六省区和四川局部；元末时辖今湖南、贵州、广西、海南四省区和湖北、四川、广东三省局部；明朝时辖今湖北、湖南两省。

　　唐代的巴蜀地区在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居于最前列。到了宋代，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之中，特别是南宋时期，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可是其财赋收入却占整个南宋1/3，供应的军粮也占1/3，是南宋坚持抗战的主要经济基地，乃至有"蜀亡则宋亡"之叹。

　　四川历史上历经七次大移民。第一次是在秦灭蜀、巴之后，秦移民万家入蜀，约四、五万人；第二次是从西晋末年开始，全国性的北方人口南迁，在此期间，邻近四川的陕西、甘肃移民大量从秦岭进入四川；第三次在北宋初年，又发生了全国性的北民南迁，在这个时候，陕、甘移民入川；第四次是元末明初，以湖北省为主的南方移民入蜀；第五次是清代前期十余个省的移民入川，这次以湖北、湖南（当时行政区叫“湖广省”，还辖广西一部份）移民最多，移民人口达100多万，而今民间传说的“湖广填四川”，是在老川人血泪快要流尽的时候发生的大移民，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即指这次前后长达一百多年大移民。第六次是抗日战争前期到全国解放，有不少人逃难或“南下干部”定居四川；第七次是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三峡大移民，有许多人落户四川。

　　那么，为什么会有"湖广填四川"呢？

　　（一）、长期的大规模战争

　　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

　　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岁入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元末明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四川人十之八、九不是老川人，多半是湖广移民的后代南宋时四川近一千万人，至1234年蒙古人入侵到宋亡，人口耗减大半，1282年全川只剩60万。1362年随州明玉珍在重庆开创夏国，不少楚民入川，1371年明军灭夏后，继续大量移民，到1401年才接近尾声，明末四川约有400万人。

　　在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一场大浩劫。在这个地域上，长期处于大规模的战争之中：1639年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起事入川，1644年第二次入蜀后建立大西政权，地主武装、清军、南明军一起攻向起义军，次年十一月，张献忠在西充阵亡，使川人死亡过半；1647至此650年，明军内部争权夺利，战火不断；1650至1659年，张献忠余部孙可望、刘文秀进入四川，在川北与清军激战；1660至1664年，清军镇压义军，搜捕明军残余分子；1673至1680年清军平西王吴三贵叛乱，攻入四川，其叛军与清军的“三藩之乱”历时七年。这些战争持续达三十多年，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杀得鸡犬不留”。

　　（二）、瘟疫、灾害接踵而至

　　在大规模的战争中，不断地轮番拉锯撕杀，尸横遍地，瘟疫随战乱接踵而至，“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等瘟疫使许多人病死，“死者朽卧床塌，无人掩埋”，“人皆徙散，数百里无烟”。顺治初年，大旱、大饥、大疫席卷四川，“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大荒，饿死者日无计数”。不仅如此，又遇虎灾，“数年段绝人烟，虎豹生殖转盛，昼夜群游……”，“川南死者十二、三……”；“……川北死者十一、二……”。

　　(三)、人口锐减

　　康熙初年，由广元入蜀的巡抚张德地写道“沿途瞻望，举目荆榛，一、二孑遗，鹑衣菜色”，“在川省镜内行数十里……居民不过数十人，穷赤数人而已”，在顺庆(今南充)、重庆看到“舟行数日，寂无人声，仅存空山远麓……”，它反映了当时四川“民无遗类，地尽抛荒”的惨景。据有关史料记载，经过“三藩之乱”，四川官府所掌握的税户仅9万人；《营山县志》载：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存粮花户仅143户，819人。四川真正是“土满人稀”了。

　　（四）、政府鼓励

　　清王朝取得全国政权后，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采取“安民、惠民、安帮定国”的思想，实行“招辑流移，各令复业”，“凡各处逃亡民人，……广加招徕，编入甲保”，“永准为业”，“开垦水旱田地，三年起科，五年升科”，“奇荒田耕种，六年起科，荒地耕种，十年起科”，“零星地土听民开垦，永免升科”，同时，官府给以耕牛、种子、口粮等帮助。

　　由于中央政府大力倡导、各个地方官员努力推行的招民垦荒、南方诸省的战争破坏，形成了移民的大气候、大环境，从而形成前后分三个阶段，持续达一百多年的“湖广填四川”。

　　初期阶段大体是顺治十六年至康熙二十一年。顺治十六年（1659），清军攻克成都，并控制全川，大规模的战争结束，招民垦荒提上议事日程。从陕西临近移民入蜀的垦荒者，遇到许多困难，而政府政策不配套，又遇“吴三贵之乱”，时达七年，他们多死于战乱，致使这一时期的移民受到很大挫折。康熙年间，多半是奉旨入川。所以民间盛传自己的祖先都是一队队由官府把双手反解在背上，捆着上路入蜀的，途中要小便时，由官差松开双手才方便，所以川人把解小便称为“解手”，走路习惯把手背在背上（它会遗传吗？）。

　　第二阶段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乾隆六十年(1795)。

　　清政府吸取过去教训，制定并完善了移民的有关政策，以“安民为本”，使移民大潮一浪接一浪，持续达一个多世纪。又据《营山县志》记载：雍正六年(1728)，全县民户3897，人口22533，乾隆年间，县内增加楚民17户，到乾隆六十年(1795)民户3914，人口22669，由此可见，营山是在1728年达到移民高潮。

　　第三阶段是嘉庆元年(1796)至同治年间。

　　这—时期，清政府对移民采取不禁而止，听其自然的态度，而这时四川白莲教起义，战火又起，因而，只有小量的移民入川。

　　我所知道的冷氏家族的历史!以四川居多1、出自姬姓，是春秋时期卫国开国君主康叔的后代，是一个用封地作为姓氏的姓。康叔名封，开始被封于康，所以历史上也有将他称为康叔封的。武庚叛乱被平反以后，周国公把原来商朝的土地封给他，建立卫国。康叔的后代有被封于冷水的，他们用封地作为姓氏，称为冷氏。

　　2、源于上古，以技艺为姓，是泠氏所改。相传黄帝有一个乐官叫做泠伦，是我国古代音律的发明者。黄帝让他制定音律，他从大夏的西边一直走道昆仑山北，才在山后发现了一种适宜于做律管的竹子，他采伐了一些笔直而且厚薄均匀的竹子，先做成一根根三寸九分长的管，将它吹出的声音定为黄钟律。然后按比例制作了十二根长短不同的管，带到昆仑山下，根据凤凰的叫声来进行矫正。据说，公凤凰能叫出六种声音，雌凤凰能叫出另外六种声音。这十二种声音正好与他制作的十二根管子吹出的声音相同。泠伦将十二乐律的奇数音叫做“律”，偶数各音叫做“吕”。和起来就叫做律吕。十二律正好是一个八度的音程。接着泠伦又制作了是二口编钟，使他们同宫、商、角、征、羽相配合。这些完成以后，便于仲春二月乙卯的那一天，当太阳出现在奎方位的时候，由泠伦指挥，演出一场盛大的乐舞。乐舞的名字叫《咸池》。并赐他以名为姓，称为泠氏。泠又写做冷。所以世世代代的掌管宫廷音乐的人称为“伶人”。后来又成为演员的名称。泠伦的后代子孙称为泠氏，后来写错，误传为冷，成为冷氏。

　　3、出自小数民族中有冷姓。宋代羌族、现代苗族、土家族、彝族、满族、蒙古族、回族等民族均有冷姓。

　　迁徙：

　　姓准确发源地难以考证，但在今陕西境内应无疑义。春秋时有冷州鸠、冷至分别仕于周(都今洛阳)和秦，表明先秦时冷姓已在豫陕一带繁衍。

　　际，冷姓人在今河南新蔡、陕西西安一带形成大的聚落。西汉末鸿嘉元年冷广被封为驷望忠侯，食邑一千八百户，冷广死后，其子冷何齐承袭，到新莽时失去爵位，子孙在今陕西西安附近散居开来。

　　时冷姓名人有尚书侍郎冷宏以及汉末与华佗同时代的冷寿光，因为后者有一套独特的健身方法，而享寿一百五六十岁，最后死于江陵(今属湖北)，冷寿光当为较早徙居江南的冷姓人。魏晋南北朝时期，冷姓在今河南新蔡，陕西西安一带发展兴旺，并最终昌盛为冷姓新蔡郡望和京兆郡望。东晋时，上述郡望之冷姓有迁居江东者，其中一支在今浙江杭州一带定居，经数代繁衍，至隋唐时昌盛为冷姓历史上的第三大郡望——临安。

　　隋唐时，冷姓除继续繁衍于陕西、河南、浙江外，还在今北方之山西、河北、山东，南方之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四川等省份定居。在唐宪宗时代有冷朝阳，进士出身，有名诗人，他有九个儿子，除长房早逝外，其余八个儿子分别移居到贵州、四川和湖北麻城孝感落业。

　　宋元时，冷姓居住地进一步扩大，今福建、广东、广西均有冷姓人入迁。北宋时有先人冷孤揆迁移到江西九江府德安县，其孙冷玉光为宋监察御史；六代孙冷学仁于元世祖十一年（公元1274年）从江西道瑞州府上高县斜山保移居湖南永州府东安县大竹山石磊庙落业。康熙年，十五代孙冷一志七个儿子中有四个移居四川，宣宗年李氏带四儿子和宁宗之子落业到今安岳县八庙乡，守宗之子兄弟三人落业灌阳县。

　　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有冷筠阳二十六日奉旨填川，从湖北麻城孝感乡凤山观离开祖业，到重庆时分别，将途中做饭吃的铁锅甩碎七块，各执一块为记，见谱用传不忘。分别落业于铜梁、简阳、嘉定（乐山）、资阳、眉山、仁寿、镇子汤、乾乐锦。冷筠阳始插标于合川、泸州最终落业于大竹县石桥铺。曾孙冷朝佑字世光，何江府御史，官封至正三品，冷朝祖将大竹祖业卖于胞兄冷世光，迁于成都华阳落业。

　　我老家的这支冷氏家族是、最先是四川的。在明末清初，因为张献忠乱四川，而从四川遂宁的老篷溪县何边场八里乡迁移到贵州龙泉县，在雍正年在迁移到遂宁市篷溪县蓬莱镇联合乡冷家沟，离何边八里才30多里路，但是人很少，我记得辈分一些，我有家谱在家，没拿来，所以记不到那么多，如下：爱方依学见，文维四可同，举开登胜茂，朝廷绍熙隆，后面的不大清楚了，但是大家可以去可能我的空间，我只是没写我们这支的，上面写的是，我们最早是明朝洪武年冲湖北孝感乡凤山观奉旨来四，是以冷钧阳为老大的七兄弟，先到了重庆，而后把随身所带的做饭吃的铁锅摔碎为7块，一个手执一块，用传家谱不忘。就是所谓的锅铁冷的有来！

　　目前我们的字派是：爱方依学见，文维世可通，举开登胜茂，朝廷绍熙隆，永安思泰爵，长光惠泽宏，兴远和天运，仁义尽孝忠。最后加上了4句是：治国先家齐，良正启民庸，应怀祖恩阳，富贵万代同。

　　还有就是在明中叶，冷地之冷姓迁居关外。明末张献忠屠川，致川地冷姓避居云贵，此后的湖广填四川，又使两湖之冷姓入迁今四川、重庆。清康乾年间及其以后，有冀鲁豫地之百姓闯关东谋生。如今，冷姓在全国分布较广，尤以湖南、四川、辽宁等省为多。目前冷姓人口列全国第二百五十五位。

　　湖广填四川时，有的从湖南用后府东安县和零陵县宝庆府新宁县以及贵州遵义移居四川落业于四川安岳、乐至、仁寿、大足。

　　郡望：

　　新蔡郡 晋置，治新蔡，辖境相当今河南新蔡、息县、临滨、安徽临泉等地。

　　京兆郡 汉置，治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辖境相当今陕西西安至华县一带。

　　临安县 秦为余杭县，晋改临安，治钱塘(今浙江杭州)。

　　堂号堂号：律吕堂

　　化民堂 宋代冷世修，为官注重教化。有兄弟互讼，便教育他们：“骨肉相争不是美事，如果把你们中任何一人法办了，你们就永远不得团聚！”兄弟感悟，和好如初。

　　其它堂号：①郡望堂号：新蔡、京兆、临安。②自立堂号：律吕、春山等。

　　字辈：

　　湖南某支冷氏字辈：金思孟仲圣，进仕必昌隆，班位先荣显，朝宗合向东，德立贤相佑，名高道自崇，绍修千载上，发达启家风。

　　安徽太湖冷氏字辈：宝清真友永，从志怀荣本，尚一继正朝，邦家声炳挺，世德启宏昌，文明开运景，良善绍先贤，纯修端士品。

　　安徽九江冷氏字辈：明宋公府德，十清分文丛，家兴衡念典，宋登文昌世，廷思正春天，大明崇祯碧，光风立忠继，清朝福祖堂，子新德万年。

　　吉林长春冷氏字辈：焕显兴荣俊，福德兆佩祥，广昭英永延，洪庆有元光。

　　贵州凤冈冷氏字辈：登从。碧新金朝胜，文开凤在廷，明良喜启仕，万国庆平成，春云昭极泰，青河发光全。

　　四川达县冷氏字辈：始智春长美，朝宗冷隶芳，时天希世德，国志景文祥。

　　山东苍山冷氏字辈：保玉相承严家传，何及出辽月有圆，志付从此连远尔，十起义目后人然。

　　山东平度冷氏字辈：云南湖北尽同传，复至青齐意万年，敦叙三支联远迩，贤和雍睦久无间。

　　四川字派

　　伶伦后裔各支脉先用字派和共议字派，伶伦后裔一志支脉（安岳、乐至、遂宁）现用字派

　　国兴启宏纲，臣忠顶祯祥，君政维嘉兆，世代永荣昌（用完昌后接用共议字派——佑）

　　伶伦后裔令良翼支脉现用字派（八庙乡红湖冷家河边）

　　万年春忠孝，传家政祯祥，君全维嘉兆，世代永荣昌（用完昌后接用共议字派——佑）

　　伶伦后裔安岳石羊支脉现用字派

　　庆庚自光，天开文运，宗绍吉祥，世有仁德，淑衍泽长，其承传继，克明大常，咸新斯宇，福寿荣昌（用完昌后接用共议字派——贵）

　　伶伦后裔成都华阳太平乡支脉现用字派

　　鸣仕世登，贤山万映，洪国春蔚，起载锡其，光克赞祖，武立达芳，馨庆际良，明升平昭（用完昭后接用共议字派——蕙）

　　伶伦梧桐寺长房现用字派

　　鸣仕春登，王阳天映，洪国华蔚，起载锡其，光克赞祖，武立达芳，馨庆际良，明升平昭（用完昭后接用共议字派——蕙）

　　伶伦梧桐寺二房现用字派

　　鸣仕春登，乾之修化，成君仁守，义大儒高，超克全德，性积久铭，际庆遇荣，显英俊昭（用完昭后接用共议字派——蕙）

　　伶伦梧桐寺三房现用字派

　　鸣仕春登，元世怀朝，正大华蔚，起载锡其，光克赞祖，武立达芳，馨庆际良，明升平昭（用完昭后接用共议字派——蕙）

　　北斗镇族氏现用字派

　　正金春应，世于登洪，学成善行，天汝文章，光克绍尧，舜范列彝，纳庆著邦，家仪代昭（用完昭后接用共议字派——蕙）用完昭后接用共议字派——蕙）

　　伶伦后裔重庆市大足支脉现用字派

　　学天仕国远，经济其德长，耀祖光宗大，传家世泽芳（用完芳后接用共议字派——乾）

　　伶伦后裔安岳兴隆支脉现用字派

　　士两崎曰绍，兴召登年春，国正之时顺，俊秀世代光，思念重逢启，文开胜吉昌，荣华再通泰，学道广安邦（用完邦后接用共议字派——富）

　　伶伦后裔安岳天宝支脉现用字派

　　启光朝仕玉，正大占文明，世代登显耀，福寿用康宁（用完宁后接用共议字派——佑）

　　共议字派：

　　佑烈乾坤上，万书发蕙强，和睦续富贵，能高育贤才，功勋颂佳锦，英雄尉孝彰，勤俭值金银，帆船驰三江，喜乐旭平宽，谦哲廉辉煌，秉节凯建伟，勇言恒义庞，秦晋守信卓，升宾皆玉堂，思厚柱武豪，先利雪芳香，松柏青鲜茂，晓焕族全旺

　　4、冷氏家族名人：

　　西汉时有溜川太守冷丰。

　　东汉末年有术士冷寿光，老寿星，享年165岁，须发皆白，而肤如三四十岁时。

　　南燕时临溜有名士冷平。

　　宋代常熟有殿中侍御史冷世光，光禄卿冷延叟，以诗酒终，与黄庭坚为友，广州知府冷应澄。

　　冷曦：字景炀，新易人。明朝洪武年间御史。刚直不阿，弹劾了一些有权势的高官，震动了当时的朝廷上下。人称“冷铁面”。

　　冷谦：字启敬，道号龙阳子。明朝时期武林人。洪武初年的时候，因为擅长于音律而被任命为太常协律郎。元朝末年的时候他以近百岁，在看过李将军作画后很感兴趣，于是学画。永乐年间出去远游，后来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清顺治初有列内大臣冷憎机，累封一等伯。

　　冷融：字杰生，四川大邑人。清朝光绪二十一年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科。民国十三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32年担任国民蒙藏委员、常务委员达十余年之久。1934年任西康委员兼民政厅厅长。1943年，在从重庆国民党训练团结业返回西康的途中被击毙。时年48岁。

　　冷枚：清代画家，字吉臣，胶州人。擅长于画人物，尤其精通画仕女。

　　冷遹：字御秋（1882-1959），江苏省人。江苏水陆警备司令，曾任第一军第三师师长，大总统孙中山授予中将军衔。历任江苏临时参议院长，江苏副省长，XXXXX，民建江苏主任等，在南京逝世。

　　冷欣：陆军中将（1900-1987），原陆军参谋长，黄埔一期，江苏人，台北死。

　　冷宽：海军中将，原海军副政委兼纪委书记，后任人大华侨副主任等，河北人。

　　冷克：陆军少将，组长，辽沈战役被俘虏，辽宁人。

　　冷世光：字宾王，宋朝时期常熟人，绍兴进士，曾经担任过宁国、龙游等县知县。南宋著名的教育家朱熹很赏识他，经常委他以重任。后来做过监察御史、中侍御史。他为官清廉公正，为了正义，不惜得罪高官重权，当时的人称之为冷面御史。著有《奏议弹章》、《东堂类稿》等书。

　　冷天禄，清朝嘉庆年间四川省东乡农民起义首领，东乡（今宜汉）人。嘉庆元年（1796年），他率众起义，四年后，在岳池的激战中，中箭牺牲。

　　冷鹏飞陆军少将，战斗英雄。湖北浠水人。1954年加入中国。195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任排、连、营长。1969年3月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当苏军以六辆装甲车配合步兵发起第一次冲击时，他一面命令所部消灭装甲车上的步兵，一面带领火箭筒组近战，击毁装甲车两辆。苏军又以正面五辆装甲车、侧面四辆坦克发起第二次冲击，至我阵地80米时，他指挥各种火力齐射，给敌以重大杀伤。自己左臂中弹负伤，仍坚持指挥战斗，立一等功。同年7月，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后任团长、副军长、师长。是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冷承槐：解放军少将，总参军训和兵种部长。

　　冷韶昭：解放军少将，二炮工程学院副院长；哈军工校友（西安地区）联谊会名誉会长。

历史究竟是怎样的，这显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下定论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于已有的记载、对于鲁迅先生的观点也可以大胆地质疑。我们并不是一定要否认张献忠在成都、在四川杀了人，其实他杀的人也不少。给张献忠平反，显然是矫枉过正了。我们只是认为，明末清初，四川及成都发生的人口荒漠的现象，把全部责任推在张献忠一人身上是不合理的。张献忠转战湖广，西进四川，其用意在于借四川这一风水宝地为根基，力图干一番大事业。1664年阴历三月十七日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到阴历八月初九，张献忠攻陷了成都。起初成都城墙坚固，久攻不下，于是张献忠命令部队在城外隐秘处打隧道，在城墙根埋入火药，又以竹竿捅穿竹节，竿竿相连，内装极长的导火索，一气炸塌城墙，才攻进成都。其后张建立大西政权。

一个新的政权建立后，首要的就是清除异己，巩固统治，杀害前明在成都的官员是必然的，下令屠城三日也是可能的。三日之后，每日一小杀，这正是欧洲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二人所著《圣教入川记》所描写的内容。然而我们不认为张献忠的屠杀是疯狂而毫无目的的。秦始皇坑杀赵兵是担心他们造反，蒙古人杀汉人是为了削弱汉族。通过杀人来树立威望，防止敌人的反扑，这是人类历史上血腥的事实。后来的青羊宫杀士，同样是这一道理。“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四川自古文化思想发达，人们自我意识和反抗意识较强。张献忠正是认识到知识分子对其政权的威胁，于是重演了一出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惨剧。

可以说，张献忠杀人是为了巩固政权而采取的暴力手段，但是这并不等同于屠城。然而，历史是残酷的。在朝代更迭之际，常常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作为常识，造成人口大量减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首先是自然灾害的破坏，往往一次大规模的水灾或者旱灾可以造成几十甚至几百万人死亡；其次是战争，明朝末年战火连绵，不论是军队还是百姓都是战争的牺牲品，几十年的战争造成几百万人死亡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再次是瘟疫，往往发生在大的自然灾害和战争之中或之后，爆发速度快，死亡人数更会急剧增加。

综上所述，造成明末清初成都十室九空的惨状，战争是首要原因，自然灾害的因素也存在，瘟疫作为战争的附属品，更是难以避免。人为屠杀，绝对不是主要原因。将这一切都归结为张献忠的屠杀，显然是不公允的。真相应该是多个军事集团连年混战、天灾、瘟疫、饥饿等多重的打击，才使得美丽富饶的天府之国变成了人间地狱。

参考文献：http://ayisha19981998spacesl

莫姓简介 莫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九十七位的姓氏，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零九四。 （06年） 姓氏源流 莫（Mò）姓源出有八： 1、出自高阳氏，是颛顼之后。据《三郡记》和《姓氏考略》所载，上古帝颛顼造“[莫阝]阳城”，其支庶子孙有定居[莫阝]阳城者，后人去邑为莫，以地名为姓（[莫阝]阳城故地在今河北省任丘县、平乡县，古钜鹿郡地）。 2、出自芈姓，以官名为姓。据《广韵》所载，春秋时，楚国有莫敖（官名）之职，其后世子孙以官职命氏，称莫姓。古诗人屈原的家族便世居此官职，故莫氏也有一部分是屈氏的分支改姓。而芈姓为祝融八姓之一，亦出自颛顼。 3、据《通志·氏族略》文，莫即幕省文，望出钜鹿、江陵，乃上古圣君虞舜之祖——幕的后代。也就是说，莫和幕同源，莫只是幕的省略书写文字。此说法可能是1和2说法的综合。 4、广西壮族的创世史诗《布洛陀》第十一章《分姓》记叙：远古之时，壮族人无名无姓，彼此相称十分不便。布洛陀请卜黄为众人分姓，卜黄为此而累病。部族里的人关心卜黄，纷纷送礼物给他，卜黄由此便生出安姓的办法来。凡送李子的，就安他姓李”；牵牛来探病的，就安他姓“莫”（壮语黄牛叫莫）；送篮子的，就安他姓“蓝”……。从此，壮族人也就有“莫”等姓氏。广西忻城县有莫土司衙署，占地总面积38．9万平方米,其中建筑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被誉为“壮乡故宫”。莫姓土司官职世袭，统治该地区近五百年，**《刘三姐》中的“莫老爷”就是这种世袭之土司。 5、唐五代后建立西夏王朝的党顼人，也有姓莫氏者。 6、北魏时柔然有莫姓。 7、西南少数民族布依族、侗族、瑶族也有以莫为姓者。如贵州独山人莫与俦、莫友芝、莫庭芝三父子，皆为布依族人，此莫氏建立的“影山文化学派”对西南地区影响深远（莫友芝一族之族源有争议，莫友芝等自称为江南汉人，然现代专家考证，莫友芝居地为传统莫姓布依族的居地，莫可能为了参加科举考试才自称为汉人。本人较支持莫友芝为汉人，因清代为少数民族政权，随汉姓并无多大优势，且西南少数民族不得参加科举只是清初雍正年间之事，而莫却是清末同治年间人，并无虚报必要。另，莫友芝为“西南巨儒”，精研经学，旁及金石文字书画，虚报有损其道德操守，今暂从专家之说）。专家认为西南少数民族是上古三苗族的后裔，也就是上古蚩尤部族的后裔，如此则西南少数民族原居中原，与中原各大姓氏实是同根。 8、出自他族改姓。据《魏书·官氏志》所载： ① 南北朝时期，北魏少数民族邢莫氏、莫那娄氏改姓莫。 ② 北方满族人那莫氏，其汉姓也有改单姓莫为姓的。 得姓始祖 颛顼。昌意子，黄帝孙，炎黄联盟重要首领之一。号高阳氏，下分八个民族。活动据点在帝丘（今河南省濮阳西南），曾在夺权斗争中击败共工氏。他重视人事治理，努力发展农业，曾命南正重、火正黎“绝天地通”，实行人神分职，标志着原始宗教向神权的过渡。后世莫姓主源均出自颛顼，于是莫姓子孙便奉颛顼为莫姓的得姓始祖。 迁徙分布 莫姓主源两支，一支发源于今河北省任丘，一支发源于古时的楚国。两汉以前莫姓仅有两名入载史册，他们是春秋时的吴国人莫邪和汉代学者莫元珍。但多数莫姓在此际继续繁衍于其发祥地，并缓慢地向周边播迁。魏晋南北朝时，五胡乱华，几支来华定居的外族也改为莫姓，使北方莫姓家族日益庞大起来，原本在河间郡、巨鹿郡就已很是兴旺的莫姓家族得此新鲜血液的注入，自然兴盛为莫姓河间郡望、巨鹿郡望。另外，南方的江陵郡古为楚国腹地，一直以来为莫姓世居之地，在此际愈加昌盛。隋唐时期，莫姓分布之地渐广，有资料表明，在今河南、河北、山西、甘肃、山东、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等地均有莫姓人定居，并且已有莫姓徙居广东。黄巢起义后，有北方之莫姓避居四川。五代十国至两宋，莫姓在江南各地愈加壮大起来，而北方的莫姓却由于夷族的入侵而沉寂下去。此际始有莫姓入迁福建，而莫俦因罪被流放今广东潮州。宋末元初，蒙古铁骑南下，兴盛于今浙江、江苏等地的莫姓为避兵火，大批涌入今广东、广西。明初，山西莫姓作为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今河北、河南、湖北等地。明末张献忠屠川，造成川地人口锐减。清初，清政府移两湖之百姓入川，史称湖广填四川，两湖之莫姓亦由此入居今四川、重庆。清中叶之后，沿海之莫姓有渡海赴台，扬帆南洋者。如今，莫姓在全国分布较广，尤以广西、四川、广东等省多此姓，上述三省莫姓约占全国汉族莫姓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五。 历史名人 莫邪：春秋时期吴国人。吴王命令干将铸剑，铁汁不下，于是妻子莫邪问：“铁汁不下，怎么办？”干将回答说：“古时候的铸剑大师欧冶铸剑，铁汁不下，于是让女人担任炉神，很快就成功了。”莫邪听到这，立即窜入火中，铁汁流出，于是铸成两把利剑。雄的叫干将，雌的叫莫邪。后人经常用干将、莫邪来比喻锋利精美的剑。 莫含：东汉左将军，穆帝很赏识他的才能，经常让他参与讨论军事机密、国家大事。后来被封为关中侯。 莫云：莫含孙，北魏大臣。兄莫云好学善射，道武帝时，赐爵关内侯。太武帝时以功进爵安定公，迁镇西大将军。 莫题：莫含孙，莫云弟，道武帝时以功赐爵东宛侯。因侍宴不敬获罪，黜为济阳太守。后令其监造平城。因久而懈怠，赐死。 莫琮：宋代的官吏，字叔方。仁和人。历经明、福两州官。他的品行相当高尚，并且教子有方。他有五个儿子元忠、若晦、似之、若拙、若冲俱登科。当时人们把他们比作是“燕山五宝”。 莫蒙：湖州人，宋代官吏、学者。在太学读书时，以文鸣京师。就特科出仕，由县丞累官至通化军知府。工诗，词尤婉丽。有《卧驼集》。 莫胜：松江府华亭（今属上海）人，明代书画家。曾任虎贲左卫经历。工书画，善绘鱼。 莫藏：浙江海盐人，字用行，号素轩，明代学者、书画家。其博涉经史，能诗，工书画。有《素轩稿》、《五音字书辨讹》等。 莫骏：广西省平乐人，明代官吏。举人出身，官至南京户部员外郎。做官二十余年，人称廉洁。 莫矜：广西省融水永乐人。1938年加入中国***，后来任中共融县支部书记，融县特支副书记，抗日挺进队政治指导员，中共桂黔边区工委书记，桂黔边区人民保卫团政委兼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柳北总队政委兼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任柳州专署副专员、自治区统战部副部长、自治区冶金局副局长等职务。 莫修符：唐朝文人。光化二年任融州刺使。他所写的《桂林风土记》，很有文化价值，文才也很好。世传的佳作。 莫宣卿：字仲节，号片玉。广东省封开人。广东的第一个状元。幼年时他的生父病逝，遂与母亲随继父生活。由于继父的家境较富裕，他得以入学堂读书。相传莫七岁时已学会吟诗写对联，12岁时即参加科举考试并中秀才，被乡人称誉为“神童”。唐大中五年（851年），17岁的莫宣卿赴京城参加廷试获中制科状元，从而成为广东历史上科举考试的第一个状元，并是始隋唐以科举取士以来年龄最小的状元。莫宣卿考取状元后，被任为翰林书院修撰。其后他还乡省亲，因母亲不愿随其北上定居，莫遂上书朝廷请求改委他在南方任职以奉养母亲。唐文宗允准，改委他浙江台州别驾（刺史的副职）。他即奉母携眷往台州上任，但未到台州却病逝于途中。莫宣卿的生平业迹不显，存世的诗作也仅三首半，但由于是广东历史上的第一个状元，他的传奇式事迹及影响仍在岭南文化史上占有不容忽略的地位，为后人所尊崇。 莫君陈：湖州归安（今浙江省湖州）人，北宋官吏。仁宗时进士。神宗熙宁年间新置科，中首选，为王安石所倚重。有《月河所闻集》。 莫伯镕：湖州归安（今浙江省湖州）人，少有超乎世俗之志，年五十即归休，请名师教诲其子。子三人皆登科，时号“三莫”。长子莫济后又中博学鸿词科，居官给事中时，因反对外戚张说被罢职，后仕至司农少卿。次子莫汲曾为国子监正，因得罪秦桧被贬化州知府。三子莫冲亦曾中博学鸿词科，官任明州长史，以循良称。 莫如忠：松江府华亭人，明代官吏、学者。嘉靖年间进士，累官浙江布政使。善草书、诗文有体要。有《崇兰馆集》。 莫如足：广州府新会人，明代大臣。嘉靖年间进士。由庶吉士擢御史，曾经弹劾仇鸾，有直声。官至大理左丞，数伸冤狱。 莫友芝：清朝时期道光举人，独山人。少年时期就很喜欢读书精通苍雅故训六艺名物制度，旁及金石目录家言。工于诗，他的书法也很好，在当时与遵义的郑珍齐名，当时号称“郑莫”。著作有：《声韵考略》、《遵义府制》、《过庭碎》、《唐本说文木部芊异》。 莫是龙：明代画家，字云卿，华亭人。后来更字廷韩，号秋水，又号后明。十岁就能写诗作对。擅长于书画，著有《石秀斋集》、《画说》等。 莫我愚：湖南省善化（今长沙）人，清代书画家。工诗，不喜为时文。于真、行、草书、指头书、筋头书，皆不学而能。工法山水，尤善写照，所绘莫不神态毕肖。 莫与俦：贵州省独山人，清代官吏、学者。嘉庆四年进士，曾任盐源知县，后改遵义府学教授。有《贞定先生遗集》。 莫仕睽：清朝广西平南人。参加太平军，清咸丰六年为刑部尚书。咸丰十一年升迁为开朝王宗殿前忠诚伍天将，任藩镇统官。曾处理外交事务，后来封为补王。同治三年发觉李秀成的妻舅宋永祺在天京阴谋叛乱，与浙江的巡抚曾国荃暗中勾结，于是他当面指责李秀成，并带领军队将宋永祺从忠王府中抓获逮捕。天京陷落以后，他回家乡平南。逝世的时候有70岁。 莫荣新：字日初，广西省桂平人，莫宣卿之孙莫平米后裔，行武出身。早年跟从陆荣廷坐镇梧州，担任广西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民国四年（1915年）担任桂平镇守使。民国五年参加护国战争，升为第三军军长。后来转任广东省广惠镇守使。民国六年任广东督军。后参加护法战争，曾经担任护法军政府代理总裁兼陆军部长。民国九年被陈炯亮所逐，败回广西。

张献忠血洗四川这个历史基本上是属实的，但是如果说他从一开始入城就打定主意要血洗四川，不留活口，这样的说法也是不准确的。

其实从张献忠经营四川的第一年来看，“屠蜀”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张献忠避而入川的本意是“以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既然是抱着这个目的，再下令屠城也就不是很合理了。所以早期入川的时候，比较注意团结当地局面，打击的对象只局限于与大西政权为敌的官绅，并不是滥杀无辜，在遇到顽强抵抗者如重庆、成都士兵们，则下令“割耳鼻、断一手”，以一儆百，以便瓦解四川明军。

攻下城池以后，也并没有开始实施大屠杀，根据一些当时的传教士的记载，早期大西政权中还有很多人就是来自于四川。无论怎样都得承认，“大西军占领四川的初期，各地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地主豪绅既有攀龙附凤之心，又慑于大西政权的兵威，阶级冲突并不十分尖锐。

然而，这种还算比较太平的状况在1645年明总兵曾英击败大西军攻占重庆之后就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因为重庆的失守对于张献忠来讲不仅仅是一次军事上的失败，鉴于明朝将领据有綦江、黎雅、叙州（宜宾）等重镇，四川南部沦为弘光政权伙同四川官绅地主颠覆大西政权的重要基地。

当时为了防范奸细，推行了严格的户籍、城禁以及特务制度。大西军别的粮食也是通过没收等暴力方式获得。对于大西政权来讲，当地最主要的敌对势力就是官绅，所以张献忠在1645年的时候就举行了“特科”，来成都参加考试的各府县生员约5000多人全部杀光。

在听说自己委派的官员被当地人杀害之后，怒不可遏，派军队对当地居民、僧道、医卜、阴阳诸流以及流民等等实施屠杀。之后就开启了杀人机器，因为怀疑叛乱分子潜藏在称重里应外合，就做出了“除城尽剿”的决定分遣军队到所属州县搜杀百姓，连西京成都也不放过，《圣教入川记》中，详细记载了西方传教士目睹张献忠下令将成都“城内居民一律杀绝”的残酷情形。

何时清白——张献忠，满清诬蔑栽赃的英雄

前几日,在成都的某施工现场挖出了成百上千的人骨据考证是明末清初大屠杀的遇难者于是就有人又在批判张献忠屠蜀论然而实施果真如此么记得早年已经有定论,满清是屠蜀的真凶然而近年来翻案风盛行,连尚可喜都成了促进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楷模,还得了一座纪念馆所以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出于种种目的又翻出了张献忠屠蜀论,实在是令人愤怒!

明末清初，在四川发生了大屠杀，人口急剧减少。清朝期间所编撰的“史料”以及一些“记录”等都把大屠杀的责任归于张献忠。由于清朝的统治延续了两百七十多年，以至绝大多数人都对此深信不疑。连鲁迅先生也曾批判过张献忠是“专在‘为杀人而杀人’”。

影响最大的是一本过了近百年后才出的名叫《蜀碧》的书。因该书详细地描述了张献忠是如何的杀人不眨眼，所以连鲁迅都对书中的“记述”深信不疑而对“流贼”痛恨不已。鲁迅说“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只不过鲁迅“后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见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病后杂谈之余》）

《蜀碧》一书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6年）的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可说是满清政府的官员，是一个御用文人，所以他的书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很值得人怀疑。

明末清初时期的张献忠没有像李自成那样善待中小地主和知识分子，反倒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所以清军侵入四川时支持张献忠的人不多因此引起张献忠愤怒的可能不是没有。而且张献忠在看到大明王朝被李自成推翻，清兵又乘机入关，并很快占了大半个中国之后，明白了天下已属满清再也轮不到他自己，因此而自暴自弃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但如果把造成四川“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大屠杀都归于张献忠，则实难苟同。因为这并非张献忠所为，而是清兵自己所干的好事。最后还赖到早已死亡的张献忠头上。

其实，只要仔细查看一下清兵侵入四川的那段历史，真相不难知晓。

1646年，也即满清入关后第三个年头，满清即宣布张献忠已被战死，并宣称“破一白三十余营。平四川”，即宣布四川平定。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满清攻陷渝城（重庆），是在★十三年后★的1659年。

因此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即不论是“张贼”，还是无辜的平民，一律斩杀。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这是1649年满清贴出的公告！！！！！！

这种残忍的镇压方式，在四川竟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为了隐瞒真相、欺骗中国人，满清居然把他们自己干的这些大屠杀全部栽赃给张献忠！

试想，假如张献忠真如满清鞑虏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疯狂的杀人魔王。四川交通可达的人烟稠密之处，差不多被他杀绝”，那麽，几乎没有人烟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

已经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何需“劳驾”鞑虏们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

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嘛。

四川人民的反清活动被残忍地镇压后，的确是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清廷不得不迁移湖广的人口至四川（即有名的以湖广填四川）。造成这种惨状的不正是鞑虏们吗？可见当时的鞑虏们不仅穷凶极恶、而且栽赃的手法也卑鄙至极。

当然越是夸张和宣传张献忠的“屠杀”，就越能证明真正的刽子手们的行为是“正义”的。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满清统治了两百多年，战败一方的记录早就被毁灭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于自己的“记录”和当时的宣传，这样的“历史”代代相传，两百年后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

不过，如上面的例子，还是可以从满清自己的记录里找到矛盾的地方，从而还回历史的真面目。也有后来的出土文物戳穿了当时满清所制造的、流传两百多年的谎言。

例如，有一个栽赃的著名例子：满清的“七杀碑”传说。满清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

『天生万物以养人

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但后来，在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出土了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上却是：

『天生万物与人

人无一物与天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即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杀气。

满清的御用文人们，把前段留下，居然把后一句改成了七个“杀”字以宣传张献忠的“残暴”和满清的“正义”！

当然，张献忠在四川时的确也做了很多坏事，但绝对没有像自满清征服全中国后所流传的那样，四川人都是被他杀光的。制造“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惨剧的决不是张献忠，而是当时的满清军队。

四川大屠杀究竟是谁干的

- 南乡子 -

关于我对张献忠是否真如自满清开始统治起流传至今的那些“史料”所声称的，在四川进行过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以至于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的疑问，有些网友以一些史料为依据进行了反论。但总觉得这些反论还是没有直接解开拙文中的那些疑问，而且所列举的这些史料也有不少让人疑惑之处。

例如，如果四川人被张献忠杀的所剩无几的话，何以能在张死后抵抗清兵那麽长时间？兵源来自何方？

倘若张献忠果真如此滥杀无辜，又如何能召集军队来反叛明朝？一般来说，除非反乱军得人心，否则老百姓不会舍下性命去跟着反叛政府。张献忠在觉得大势已去之前，如果其军纪不严，如果不受老百姓支持，如何能长期与明朝政府大军对抗？

张献忠是在1644年，即清兵入关的那一年入四川建立“大西国”。而清廷派兵入四川则是在1646年。既然在四川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当然是想经营四川，可一“建国”就在自己的“国家”内部开始灭绝性的大屠杀的话，又如何经营他自己的“国家”？建国的意义又何在？

所以张献忠的部队守纪律、善待百姓的确不难想象。而且如果张献忠真是为“杀人而杀人”在清兵到来之前就把四川百姓杀的所剩无几的话，那麽谁来缴纳税金养活张献忠本人及其军队？难道要这些军队自己去开荒种地？

所以倘若真有大屠杀，那麽唯一可能的是他已判明清兵基本上控制住了全国的局势，因此感得自己无法与清兵抗衡才会自暴自弃而大开杀戒。这只有在李自成军队被消灭，且清兵渡过了长江并消灭了南明军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可是，清军攻陷南京是在1645年，李自成自杀也在这一年的六月。而且清兵仍然要对付南明的残余抵抗力量，例如清兵到了1646年还在绍兴与鲁王的部队作战。作为带兵打仗，且建立了“大西国”、又尚未和清军进行过大规模战斗的张献忠应该有侥幸之心，因此很难想象他一边建国，一边又大肆屠杀而自毁长城。因为若真把百姓杀光了的话，恐怕连他自己的军队的兵源补充和给养都成了大问题。作为“大西国王”的他，这一点不会想不到。

而且，清廷在1646年正月就已发出征讨张献忠的诏书并派兵入川。在大军压境、自己的生存都难有保障的情形下，他不去抓住一切机会抗击清军，反倒有时间去屠杀散居在四川各地的平民百姓，这，可能吗？

况且张献忠在同年11月在与清兵的战斗中即被杀。连他本人都亲自上阵且战死，可见他和他的部队都是在全力防止清兵入侵而不是全力在杀百姓。

所以说他毫无理由就连无辜士兵都杀了的“史料”的真实性实在很令人怀疑（不排除小规模的处罚不满分子，但这是在任何军队里都可能发生的事情）。

再者，清兵攻陷重庆是在他死了13年之后（1659年）。假如四川人几乎被张献忠杀光了的话，那就根本不用花如此长的时间。就算张献忠真在四川进行过大屠，那麽可以想象侥幸活下来的老百姓对他应该是恨之入骨，那麽对前来剿灭他的清军肯定早就有敞开大门，欣喜若狂地把清兵当作把自己从恶魔中解放出来的王师对待之心了。就像清兵击败李自成进入北京城时受到北京民众欢迎的那样。

有网友认为四川百姓抵抗清兵和张无关，因为他们抵抗的是异族入侵。可是好不容易才躲过张献忠的“大屠杀”的四川百姓即使不像北京城的百姓那样欢迎清兵，但也应该明白这些清军是来剿灭曾屠杀过他们的亲人、且还在屠杀他们的恶魔，是把他们从这群恶魔中解救出来的“及时雨”吧。再退一步，即使不把清兵看成“及时雨”，即使处于对夷狄的仇恨，那也应该知道他们面对的是击败了“凶恶的”张献忠，且对抵抗者格杀勿论的强大的清军，因此也很清楚假如抵抗这样的军队的话，无异于以卵击石。何况能活过张献忠的大屠杀（如果真发生过的话）的人早已没有了几个，究竟会有多少人拿起武器才能抵抗清军长达十多年的呢？

而且，对于没有像有知识的文人那样长期受过“华夷思想”熏陶的大多数百姓来说，千百年来不都是只要日子比从前过得好的话，谁来当政都不在乎的吗？何况面对的又是这样的情形！

因此，假如张献忠真是那样残酷地对待过四川老百姓，那麽就算还有不少老百姓躲过了张献忠的“屠刀”，可又有谁会相信在张死后，他们居然能不要命地“顽固拒绝”前来“解救他们”的“正义之师”长达十多年？

现在，对小生的“如果四川人被张献忠杀的所剩无几的话，何以能在张死后抵抗清兵那麽长时间？兵源来自何方？”疑问，有网友也承认“献忠并未杀尽川人”，并把张献忠的“四川大屠杀”局限为“主要指川西和川北地区”而并非整个四川。可这也无法解释“四川人几乎被张献忠杀光”这句流传了三百多年的话。而且这样一来就等于承认了“史料”中所指控的造成“四川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乃是张献忠的大屠杀这一说法的确有很大的夸张。

对此，愚人网友解释说四川人口都集中在川西一带，“重庆规模尚不能和成都比，重庆直到蒋迁都陪都以前，人口一直都小于成都，而且重庆周围的人口在当时也远小于川西平原",张献忠的屠杀使得“川西平原杳无人迹，成都空城一座。据称，清官吏走马上任的一些县只剩有几户人家”。可是，如果人口众多的川西真被张献忠杀得杳无人迹的话，那还是不能解释人口本来就很稀少的其他地方在张死后为何仍能有抵抗强大的清兵长达十余年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一问题。

愚人网友现在也承认了张献忠初入四川时，“部队纪律还算严明，，军人头缠红巾，一队一队顺大道田坎到各乡，晓谕乡民安居乐业”的事实。但又引用史料说之所以张后来会大屠杀，是因为张受了一应试举人的污辱而把赶考的举人都杀了因此引起了川西民极大愤怒。就算这是事实，但在封建时代，比他残忍的一“国”之君多的是，以杀举人来证明张的“残暴”似乎有些勉强。

而杀举人就能激起整个川西民众的愤怒，就能使得广大民众从而响应已退守到川南嘉定(今四川乐山)的残余明军的号召，纷纷拒向献忠军纳粮，为此还“开始筑堡、坞、寨自保”之类的“史料记载”，则更难令人置信。首先，当时的通信条件和今天不能相比，再加上各村各乡甚至各族各户千百年来过的都是自给自足、老死不相往来（无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想来往也不容易）的生活乃是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何能於如此短的时间内就传遍了“四乡乡民”？其次，素来不好斗、只要不是自己活不下去就绝不会反抗的中国老百姓怎麽会因为一位举人被杀就愤怒到了能轻易响应已退守川南的明军的号召而纷纷拒向献忠军纳粮、为此老百姓甚至还能筑堡、坞、寨，用武力来抗衡的地步？此外，当时既无电话，也无电报，更无互联网络的情况下，也已退守川南的明朝官兵又是如何躲过敌对的张献忠部队而潜入到献忠所控制的那些地区去号召那麽多的老百姓去和张献忠对抗的？

愚人网友引用“史料”说张献忠和那数百万的民宗展开了“逐堡逐寨战争”，那麽这的确就是战争了，而且规模还相当大。

还有一点：战争中的死亡以及堡寨陷落后对那些顽强抵抗的堡寨中的敌人予以报复乃是古代战争中常见之事。这和“无故大肆屠杀平民百姓”有很大的不同。

另外，既然愚人网友说四川的人口是集中在这些需要“逐堡逐寨战争”才能攻陷的川西、川北地区。那麽这两地区的人口好歹有个好几百万吧？攻破这好几百万人的堡、寨，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张献忠的部队又有多少？战死的官兵有多少？张献忠又是如何及时补充兵员的？又如何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就能把这些武装起来了的好几百万人统统杀掉？所以这“史料”本身有不能自圆其说、自相矛盾之处。再者，既然说“因为这里已经是一片丘墟了，后二十多年，清或南明军都未驻过成都和川西”，那为何又会有后面的“清人所谓平定四川没有一年，南明军在孙李的率领下，再进四川，并占领了川西、川北”说法？这与前句话不是有着明显的矛盾？

就算“后二十多年，清或南明军都未驻过成都和川西”这句话是愚人网友的笔误，可是，人都早已被张献忠杀光了的川西、川北，那麽这些地方就是既无人提供粮草、也找不到人来补充兵员的地方，再加上又是不利于作战的平原，南明军为何还要去占领？这不是也很清楚地说明了清朝时期的这些“史料”其实

上是有着不少相互的矛盾，有着经不起推敲的地方的？所以绝不能盲信胜利者一方的史料。

有网友还以外国传教士留下关于张献忠杀人的记录为例进行反论。对此我还是有疑惑：既然张献忠杀人不眨眼，为何还让老外活了下来，且还让他留下了详细的杀人记录？我一直没有否认张献忠杀过人而是认为自暴自弃后是可能杀了人。问题是：究竟是谁使四川人口急剧下降到了“千里无人烟”的地步？另外，打败仗后，军队变得不成军队，官兵们争先恐后逃命的现象肯定会有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严肃军纪处决一些溃败的官兵不是没有可能。而处决时正好被外国传教士目睹而记录下来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即使是有外国传教士留下了记录，那麽这是否也只是他个人、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所见？一两个人就能看到整个四川杀人的情况？能把整座城市的被杀的官兵、百姓人数都整理出来吗？现代的法庭也是不会凭一两个“见证人”的记录，就断定有过“大屠杀”的。

还有，在张献忠“大屠杀”之前，四川的总人口为多少？应该不下数百万吧？觉得大势已去的张献忠部队，应该说如丧家之犬，可以想象其组织力和战斗力应该是非常低下。而且部队人数究竟有多少也是一个问题。而若不是士气正旺、且又保持着有效的组织能力和拥有战斗能力的部队，如何能把分散居住在辽阔的四川大地的众多百姓杀得没剩下几人？屠杀这麽多分散居住的百姓，需要多长时间？

所以说，当时所谓“见证人”所写的、且在清朝统治两百七十年间都还能保存下来、直到今天还能让今人看到的那些“大屠杀”的“史料”，究竟有多少的可信程度，实在令人怀疑。况且不少文人历来就有对“流寇”极端鄙视的“正统观念”，有对自己所痛恨的事物、人物极力抹黑和丑化的不良传统！

此外，清廷所编的史料说张献忠屠杀了六万万男女，即六亿人，这一看就知道是弥天大谎。有人说那是笔误，应该是600万，即使是如此，如上所述，仍然是一个让人怀疑是否渗入了大量水分的数字。在官方的史实记录里都如此夸张，那麽清廷极力丑化张献忠的行为不难想象。而且，清廷早已稳定了全国，张献忠本人及其残部也早被消灭，即使照实记录、甚至稍有夸张，也不至于影响到清廷政权的稳固。那麽为什麽还要这样做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使得四川“千里无人烟”的真正凶手就是清廷自己。因为这大屠杀的规模太大、死者太多，以至于不得不从湖广一带大批移民到四川，所以无法掩盖，所以就必须把责任推给早已死去了的人，以免其统治下的国人知道真相而影响其政权安定。

这也是《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记》两百多年都被作为禁书严厉禁止的原因。幸好这些记载了明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