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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是一个家族的历史书，在这本历史书中，记载着家

族的起源，记载着家族的发展历史，记载着家族成

员的身份事迹，记载着与家族相关的各种内容。家

谱，是炎黄子孙的根之所系，是天涯游子的亲情纽

带，是你我人生的轨迹记录。然而，被誉为“家族

百科全书”的家谱，在很多人眼里却显得那么遥远、

陌生和森严。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近家谱，认识家

谱，体味祖先奋斗的历程，领略宗族文化的传奇，

感悟自己肩负的神圣职责，解读国人心中这一份永

远而神秘的牵挂 —家谱。

第壹章 “黄帝以来皆有年数”：家谱的源起与发展

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家谱的地位

血脉相承：家谱的发轫

门第守护神：魏晋隋唐时期家谱的兴盛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宋代以

来家谱的普及与平民化

走出“封建”的困境：改革开放时代家谱的

复苏和变革

第贰章 血脉的圣经：笼罩着神圣光环的家谱

家族的盛典：家谱的编修

秘不示人的圣物：家谱的收藏

揭开神秘的面纱：家谱的体例……

有问题再找我

三通学·郑樵与《通志》

《通志》二百卷，是我国古代继《史记》之后，又一部纪传体通史。

作者郑樵字渔仲，号溪西遗民，因其在夹漈山结庐读书、讲学30余年，故时人又称他为夹漈先生，他是福建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据近人考证，他生于北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59岁。他一生不事科举，专门读书。16岁丧父之后，更加远离人事，与堂兄郑厚筑室夹漈山，“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并认为，“如此一生则无遗恨”。(《夹漈遗稿》中《献皇帝书》)虽然，其堂兄郑厚中途弃学就仕，但这丝毫没有动摇郑樵读书的初衷，他一直在这里潜心用功了30来年。在这30来年中，他边读书边著述，名气越来越大。这时，他有感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恐君百岁后，泯灭人不闻。赖藏中秘书，百代无湮沦。”他把自己的著作抄写了一份，并写了一通《献皇帝书》，一齐上奏朝廷。他在《献皇帝书》中，详叙了他的治学和著述情况：

臣困穷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

十年为经旨之学。以其所得者，作《书考》，作 《书辨讹》，作 《诗传》，作 《诗辨妄》，作《春秋传》，作《春秋考》，作《诸经略》，作《刊谬正俗跋》。(按即唐颜师古《匡谬正俗》，宋避“匡” 字而改。)

三年为礼乐之学。以其所得者，作《谥法》，作《运祀仪》，作《乡饮礼》，作《乡饮驳议》，作《系声乐府》。

三年为文字之学。以其所得者，作 《象类书》，作《字始连环》，作《续汗简》，作《石鼓文考》，作 《梵书编》，作 《分音》 之类。

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以天文、地理之所得者，作《春秋地名》，作《百川源委图》，作 《春秋列国图》，作 《分野记》，作 《大象略》; 以虫鱼草木之所得者，作《尔雅注》，作《诗名物志》，作《本草成书》，作《本草外类》;以方书之所得者，作《鹤顶方》，作《食鉴》，作 《采冶录》，作 《畏恶录》。

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以讨论之所得者，作 《群书会纪》，作《校雠备论》，作《书目正讹》;以图谱之所得者，作 《图谱志》，作 《图书谱有无记》，作 《氏族源》; 以亡书之所得者，作《求书阙记》，作《求书外记》，作《集古系时录》，作《集古系地录》。此皆已成之书也。(见 《夹漈遗稿》卷二)

据上可知，郑樵在30年间，共完成了四十二种著作。他当时还有一些未完成的著作，他在《献皇帝书》中继续写道：

其未成之书，在礼乐，则有《器服图》;在文字，则有《字书》，有《音读》之书;在天文，则有《天文志》;在地理，则有《郡县迁革志》;在虫鱼草木，则有《动植志》; 在图谱，则有《氏族志》;在亡书，则有《亡书备载》。(同上)

这里提到了八种书，合已完成的四十二种，恰是五十种书。

据《宋史》卷四三六《郑樵传》，我们知道郑樵向朝廷献书是绍兴十九年(1149)的事，其时，郑樵46岁。由于其所上书，“诏藏秘府”，郑樵“益厉所学”(以上引文均见《宋史·郑樵传》)。他在继续完成未竟著作的同时，逐步产生了修一部“可为历代有国家者之纪纲规模”的史书的打算。(见《夹漈遗稿》卷二《寄方礼部书》)由于历史上的前车和现实处境，郑樵向朝廷提出了两点要求：①史书“非有朝廷之命，樵不敢私撰也”。(同上)②“庶沾寸禄，乃克修济”。(《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其实，郑樵的要求并不高，他只是希望朝廷援引对待陈烈、徐积与胡瑷的先例，“以一命，官本州学教授”;或者援引唐朝对待蒋乂、李雍的先例，“与集贤小职，亦可以校雠，亦可以博极群书”(《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郑樵所要求的，不过是要解决温饱和著述的笔札而已，元人修《宋史》，据此说郑樵“独切切于仕进”(《宋史·郑樵传》)，实在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无稽之谈。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由于侍讲王纶和贺允中的推荐，宋高宗赵构召见了郑樵，并授他为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这是朝廷较低级的文职官员。但由于遭人弹劾，郑樵连这个芝麻官都没有当成，最后“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所著《通志》”。(《宋史》卷436《郑樵传》)这时，他已55岁。回家以后，他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通志》的撰著和抄写，完稿后的次年春天，即绍兴32年(1162)三月，郑樵便与世长辞了。

《通志》共有本纪十八卷，世家三卷，列传一百十五卷，载记八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二卷。本书上起三皇五帝，但其下限全书并不一致。郑樵说：

《唐书》、《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议，故纪传讫隋。若礼乐政刑，务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通志·总序》)

《通志》的纪、传等部分，主要取资于宋及宋以前的正史，郑樵虽对旧的史文有所剪裁，但总的来看主要是因袭而缺乏新意。而其书的二十略则不同，二十略是郑樵用毕生精力研究的成果。二十略共包括： 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这二十略都源于郑樵相应的著作，郑樵在《上宰相书》中透露了这一信息，他说：

观《春秋地名》，则樵之《地理志》异乎诸史之《地理》;观《群书会记》，则知樵之《艺文志》异乎诸史之《艺文》;观樵《分野记》、《大象略》之类，则《天文志》可知;观樵《谥法》、《运祀议》、《乡饮礼》、《系声乐府》 之类，则《礼乐志》可知; 观樵《象类书》、《论梵书》之类，则知樵所作《字书》，非许慎之徒所得而闻;观樵之《分音类韵》、《字始连环》之类，则知樵所作韵书，非沈约之徒所得而闻; 观 《本草成书》、《尔雅》注、《诗名物志》之类，则知樵所识鸟兽草木之名，于陆机、郭璞之徒有一日之长;观《图书志》、《集古系时录》、《校雠备论》，则知樵校雠之集于刘向、虞世南之徒有一日之长。( 《夹漈遗稿》 卷三)

可以看出，《通志·二十略》，几乎都是郑樵已有著述的改易，或者说，其内容全部本之于郑樵的已有著述，而这些著述恰是郑樵30年潜心研读的结果，都是他的真知卓见。

对于这二十略，郑樵颇为自负，认为是“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通志·总序》)又说： “其五略(按指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同上)郑樵的话显然过于夸张，其实，在所谓“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的十五略中，天文、艺文以及灾祥，在郑樵以前的史籍中都有相应的“志”，尽管所记内容的范围、角度或有差别，但它们不属郑樵创造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礼略、谥略、器服略等，都在《通典》中属于《礼》典的内容，它们显然也不是郑樵所创造。但在二十略中，确有“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的内容，这就是郑樵所增益的都邑、氏族、六书、七音、校雠、金石、图谱、草木昆虫八略。不过，早在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即已提出，史书“盖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则氏族志，三曰方物志。”(《史通》卷三《书志》) 可见在这八略之中，其发明权也不都属郑樵。属于郑樵独创而又有较大影响的，是《校雠略》、《金石略》与《图谱略》。

以性质而论，《校雠略》应是我国第一部目录学研究的理论性著作，它探讨了文献的收辑、文献的分类和文献的著录等等问题。汉代刘向编制书目以前，必先进行校雠(即今天说的校勘)，这虽是简册时代的特殊情况，但郑樵仍守其遗制，视目录为校雠，《校雠略》 的取名盖本于此。

书有散佚，自古皆然，故孔子有 “文献不足”，“杞不足微”之叹。但从历史上考察，郑樵认为，不少亡书只是散在了民间而已，其实并没有亡。他说：

古之书籍，有上代所无，而出于今民间者。《古文尚书音》，唐世与宋朝并无，今出于漳州之吴氏。陆机《正训》，隋唐二志并无，今出于荆州之田氏。《三坟》 自是一种古书，至熙、丰间始出于野堂村校。按漳州《吴氏书目》，算术一家有数件古书，皆三馆四库所无者，臣已收入求书类矣。又《师春》二卷、甘氏《星经》二卷、《汉官典义》十卷、《京房易钞》一卷，今世之所传者，皆出吴氏。应知古书散落人间者可胜记哉! 求之之道未至耳。(《校雠略·亡书出于民间论一篇》)

他在《校雠略·收书之多论一篇》中，亦明确指出，堂堂的天府，不能尽有天下之图书，别无它因，“患不求耳”!“是求之道未至耳”!那么，怎么访求民间的遗书呢郑樵提出了八种方法，这就是：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求之公，六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

所谓即类以求，说通俗点，就是某些专业用书，向相应的专家去访求。郑樵举例说：“凡星历之书，求之灵台郎;乐律之书，求之太常乐工。灵台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星历者;太常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音律者……”，这就是即类以求。

所谓旁类以求，就是某些专业用书，和另一些行业的人有关系，可向这些相关的行业去求。如“凡性命道德之书，可以求之道家;小学文字之书，可以求之释氏……《周易》之书多藏于卜筮家，《洪范》之书多藏于五行家……”

所谓因地以求，是指地方文献，则在其地访求。如“《孟少主实录》，蜀中必有……《零陵先贤传》，零陵必有……”

所谓因家以求，即求之于某些文献作者的后代或家乡。郑樵举例说，如《钱氏庆系图》，即可求于忠懿王之家;《章氏家谱》，即可求之于申公之后。他说，徐寅的 《文赋》，今蒲田有之，以其家在蒲田;《潘佑文集》，今长乐有之，以其后居长乐。

所谓求之公，即求之于有关官府，这主要是指“礼仪之书、祠祀之书、断狱之书、官制之书、版图之书等，因这些书大都是官府必备必用之书，只要这些官府未经兵火洗劫，一般都会保存的。

所谓求之私，即面向民间，面向民间的私人藏书家。据郑樵说，这些私人藏书家向来都准备两个书目，其中一个书目是专门给别人看的，一般不载奇书秘籍;而另一个书目则是秘不示人的。郑樵说：“若非与人尽诚尽礼，彼肯出其所秘乎”足见向民间求书并不容易，但却是一条重要途径。

所谓因人以求，即因某人有名家之旧藏，迹其所从来，专追寻这些旧藏的下落。郑樵说：“乡人陈氏，尝为湖北监司，其家或有田氏之书，臣尝见其有《荆州田氏目录》。若迹其守官，知所由来，容或有焉。”

所谓因代而求，即是按其书时代的远近而求之。一般说来，“书之难求者，为其久远而不可迹也，若出近代人之手，何不可求之有”(以上引文均见《校雠略·求书之道有八论九篇》)

郑樵的求书八法，并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他一生求书的经验总结。他在《与景伟兄投宇文枢密书》中说：“家贫，无文籍，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去住曾不吝情。”(见《夹漈遗稿》卷二)因此，他熟知求书的途径和方法，这八法，应该说都是经过他实践证明而行之有效的。

郑樵同时指出，求书只凭个人之力是微乎其微的，因而他向朝廷提出了“求书遣使，校书久任”的建议。就是说，国家需要设立求书之官，派遣他们到民间去求书;国家还需要设立校雠之官，使他们久任专职，成为这方面的专门家，这将对搜天下遗书大有好处。郑樵说：“汉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久矣。至成帝时，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遂有《七略》之藏;隋开皇间，奇章公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后嘉则殿藏书三十七万卷;禄山之变，尺简无存，乃命苗发等使江淮括访，至文宗朝，遂有十二库之书;唐之季年，犹遣监察御史诸道搜求遗书。知古人求书欲广，必遣官焉，然后山林薮泽可以无遗。”(《校雠略·求书遣使校书久任论一篇》) 可见郑樵的求书遣使说，是从历史上总结而来的。至于校书久任，郑樵列举了司马迁父子、刘向父子等，以为“若欲图书之备，文物之兴，则校雠之官岂可不久其任哉!”(同上)久司其职则必学有专功，这对保存和整理文献当然是极重要的。他在《编书必谨类例论六篇》 中指出：

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

这里虽然强调的是“编书必谨类例”，即注重图书分类，但要对图书进行分类，就必须要“明书”，即了解有关图书的内容，而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学有专长。从这个逻辑关系上看，郑樵显然认为学有专长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其它都无从说起，这是与“校书久任” 的观点一脉相承的。

在具体著录图书方面，郑樵首先强调对图书进行分类，他认为：“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同上)把图书分类比喻作率领军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很恰当的，也很形象。试想军队若是没有队列，岂不成了乌合之众同样，图书如不进行分类，也便成了一堆乱书，无法利用。

对于著录图书，郑樵还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意见。

首先是著录图书时的“类书”与“类人”问题。所谓“类书”，即“以人类书”，著录时以书名为主，作者用小字系于书名之下;而所谓“类人”，即“以书类人”，著录时以人为主，作者在书名之前，都用同一大小的字书写。《新唐书·艺文志》就是采用的后一种办法。郑樵批评说：

《唐志》以人置于书之上，而不著注，大有相妨。如管辰作《管辂传》三卷，《唐》省文，例去 “作”字，则当曰“管辰管辂传”，是二人共传也; 如李邕作《狄仁杰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邕狄仁杰传”，是二人共传也。又如李翰作《张巡姚訚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翰张巡姚訚传”，是三人共传也……《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乃王睿撰，若从《唐志》之例，则当曰“王睿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是王睿复为注解之人矣。(《校雠略·不类书而类人论三篇》)

郑樵通过对《唐志》的批评，提出了著录图书必须“以人类书”的原则，就是著录时以书名为主，复注作者于其下。这一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它将避免不少不必要的混乱。

郑樵第二个意见是，著录图书时不要“见名不见书”，亦不要“看前不看后”揣测书的内容。郑樵举例说：

《尉缭子》兵书也，班固以为诸子类，置于杂家，此之谓见名不见书。隋唐因之，至《崇文目》始入兵书类。颜师古作《刊谬正俗》，乃杂记经史，惟第一篇说《论语》，而《崇文目》以为“论语类”。此之谓看前不看后……按《刊谬正俗》当入“经解类”。(《校雠略·见名不见书论二篇》)

郑樵在这里提出了著录图书必须认真核实内容的原则，不能掉以轻心、马虎从事。这一原则无疑是很重要的，它将保障著录图书，特别是在图书分类上少出错误。

郑樵的第三个意见是，编次书目不要失书。他说：

书之易亡，亦由校雠之人失职故也。盖编次之时，失其名帙。名帙既失，书安得不亡也

郑樵举例说，《唐书·艺文志》“天文类”有星书，但没有日月风云气候之书，郑樵反问：“岂有唐朝而无风云气候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又举宋《崇文总目》说，它倒是有风云气候书，却没有日月之书，“岂有宋朝而无日月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以上引文均见《校雠略·编次失书论五篇》)这一意见和前面的意见很有关联，但侧重点却不完全相同。因为很清楚，编次要做到不失书，除上条强调的要认真，不草率行事外，还需要有一个总体观念和全局的认识，靠这种认识来把握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这样才有可能保证著录全面，不使任何一方面偶或遗落。

郑樵最后一个意见是，“编次必记亡书”。著录已经亡佚的书，不是为了备篇幅，而是为了以后访求遗书提供依据和参考。

郑樵的 《校雠略》虽然只有《秦不绝儒学论二篇》等二十一题，为文不过几千言，远非皇皇巨制，但却字字甘苦，每一题都是自身实践的经验总结。他结合历史，把这些经验升华为理论，提出了一些卓有见地的看法，这正是《校雠略》的价值所在。

在《通志》二十略中，郑樵既设了《艺文略》，著录古今图书，又在《艺文略》之外，设了本可包容于《艺文略》的《图谱略》和《金石略》，其中的深意很值得研究。尤其是《图谱略》，不过区区一卷，著录图谱总计不足三百种。特别是其中的某些小类，如《孝经类》，仅收《应端图》一种; 《刑法类》亦仅路仁恕《五刑旁通图》一种;其《时令》、《算术》、《食货》三类，也是各著录一种图书。至于《论语类》，也不过 《井田义图》、《论语世谱》两种而已，其它如《易类》、《诗类》、《经学类》、《小学类》等，也都同此，大有强为立目之意。那么郑樵为什么非要立《图谱》一略呢 究其原因，大概有三：

(1)从学术上说，郑樵深诋刘、班。他说：“歆、向之罪上通于天。汉初典籍无纪，刘氏创意，总括群书，分为七略，只收书，不收图。《艺文》之目，递相因习，故天禄、兰台、三馆四库内外之藏，但闻有书而已”。(《图谱略·索象》)很清楚，郑樵把图谱不传的原因，全部归罪于刘向父子及班固等人。郑樵十分强调图谱的作用，他甚至说：“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同上)郑樵列举了两个实例，以说明图谱的重要：

张华晋人也，汉之宫室，千门万户，其应如响，时人服其博物。张华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见 《汉宫室图》焉。

武平一唐人也，问以鲁三桓、郑七穆春秋族系，无有遗者，时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于《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见《春秋世族谱》 焉。

使华不见图，虽读尽汉人之书，亦莫知前代宫室之出处;使平一不见谱，虽诵《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终。《图谱略·原学》

勿庸置疑，对某些问题，图谱的确有直观的效应，如器物形状、地理方位、宫室布局等，较之文字，图至少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特别是器物的形状、文字很难曲尽其妙，在这方面便非图莫属了。但图与文字不同，文字是人所共识、人所共用的，而画图则需要一定的技艺，因而较为难传。郑樵似没有看到这一点，只是力诋刘、班，这当是他立《图谱略》的原因之一。

(2)从时代背景上说，郑樵的一生，主要处于靖康之变以后、高宗中兴的时期。由于宋金战事的需要，具有军事价值的地形图显得十分重要，诚如郑樵所指出：“非图无以明关要。”(《图谱略·明用》)事实上，自从宋与辽、金南北对峙以来，宋便十分注重辽、金的地理形势。如北宋神宗熙宁间，沈括使辽，他便在道图其山川险易迂直，成《熙宁使契丹图抄》，上之朝廷。南宋张棣的《金虏图经》，顾名思义，其书原必有图，可惜图于今不传，而记述由宋至金的驿站里程文字，却完好地保存《三朝北盟会编》与《大金国志》之中。在《图谱略》中著录有：《大辽对境图》、《大金接境图》、《契丹地理图》、《西夏贺兰山图》等等，不用说，显然都具有重要的军事和实用价值。这应是郑樵立《图谱略》的又一个原因。

(3)从个人情怀上说，郑樵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一个一心想报效朝廷的志士。靖康之变，徽宗、钦宗被金人俘虏而北，这时，郑樵与他的堂兄郑厚给在朝显宦宇文虚中写了封信，他们在信中慷慨陈辞说：

然则厚也樵也何人也 沉寂人也，仁勇人也，古所谓能死义之士也。谓人生世间一死耳，得功而死，死无悔!得名而死，死无悔!得义而死，死无悔! 得知己而死，死无悔! 死固无难，恨未得死所耳。今天子蒙尘，苍生鼎沸，典午兴亡，卜在深源一人耳。厚兄弟用甘一死，以售功、售名、售义、售知己。故比见阁下，以求其所也。(《夹漈遗稿》卷三《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

字里行间充满了为功名、大义的献身精神。可惜的是，郑樵兄弟的愿望未能实现，更可惜的是，宋作为失败者，将淮河以北大片领土归属了金朝，连京城汴梁都成了金朝的南京，宋高宗只好避居杭州，更名临安，成了宋的都城。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宋朝臣民的故国乔木之思，《东京梦华录》等著述，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不过，文字毕竟是文字，不如《宋朝宫阙图》、《汴京图》等来得更直观。值得注意的是，《图谱略》首先著录的恰是这些宋宫阙图之类，其用意是不难理解的。这也应该是郑樵为什么要立《图谱略》原因之一。

从实际情况看，图和文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特别是图的直观作用，是文字很难取代的，因此，郑樵重视图的著录和流传显然是很有必要，也是很有意义的。

至于谱，则是文字表述的一种体裁，谱在一定的程度上把文字的表达与图表的直观结合了起来，对叙世系，年谱等都有很好的效果。魏晋南北朝时，注重门第，因而谱学兴盛。但“自唐末之乱，士族亡其家谱，今虽显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谱学由是而废绝。”这是欧阳修在《欧阳氏谱图序》中说的话，说明谱学在北宋时已经衰微。但自吕大防于元丰间写了《韩文公集年谱》、《杜工部年谱》，又把谱学引入了学术研究领域，谱学又以年谱这种形式再度兴起。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目录》，也是采用的谱表形式，以后刘恕的《疑年》、《略年》相继而出，都说明北宋后期谱表这种形式又开始在学术界勃兴，郑樵重视图谱，亦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金石学是宋代兴盛起来的一门科学。近代大师王国维说：“古器之出，盖无代而蔑有。隋唐以前，其出于郡国山川者虽颇见于史，然以识之者寡，而记之者复不详，故其文之略存于今者，唯美阳、仲山父二鼎与秦权莽量而已。赵宋以后，古器物愈出，秘阁太常既多藏器，士大夫如刘原父 (恕)、欧阳永叔(修)辈亦复搜罗古器、征求墨本;复有杨南仲辈为之考释，古文之学勃焉中兴。伯时与叔复图而释之，政宣之间流风益煽，《籀史》所载著录金文之书至三十余家，南渡后诸家之书犹多不与焉，可谓盛矣。”(《宋代金文著录表序》)金石是一种特殊文献，也就是其本身是带有文物价值的文献。郑樵十分重视这种文献，他以为“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金石略·序》) 又说：

今之方册所传者，已经数千万传之后，其去亲承之道远矣。惟有金石，所以垂不朽，今列而为略，庶几式瞻之道犹存焉。且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此道后学安得而舍诸 (同上)

这里，郑樵强调了具有文物价值的金石文献有方册不可比拟的特点。首先，方册在流传过程中不能不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讹误，而金石则大都是原物或原物拓本，没有或少有方册在流传过程中所造成的那些弊病。其次，方册是古人的“语言”，只闻声，不见其形，而金石文献则大都是古人原作，时代风貌具存。真可谓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而这正是金石文献的独家特点。

由于金石文献大部分同时又是文物，因此，它不是《艺文略》所完全包容得了的，因此《艺文略》不能著录器物、碑刻或造像等等。换言之，《艺术略》只著录“书”，而不著录书以外的文献。但是，金石文献又是极其珍贵的文献，如果说在宋以前，人们对这些文献的价值认识还有不足的话，那么宋人已完全认识了这些文献的价值，并开始大规模地临摹、著录、评论、考释这些文献，以至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即金石学。郑樵《金石略》的创立，敏锐地反映了这一事实，这是难能可贵的。

最后，我们还不能不提及，靖康之变以后，宋金划淮为界，不仅宋都汴京的大批金石收藏被金人席卷而北，而且，尤其为历代皇帝珍视的泰山及其山上的石刻，也都落入了金人之手。至于宋金石家的个人收藏，也因颠沛流离，损失惨重。因此，《金石略》的编撰，便不能不另有深意了。

郑樵的《通志》，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纪传体通史，但它的主要成就在于其中的“二十略”。宋末元初，《通志二十略》首先被单独刊行，很反映了人们对这一书的基本看法。当然，这不是说其纪传部分毫无价值，事实上，郑樵对正史史文的任何损益，都可反映出他对历史的看法，都是很有价值的。只是这些纪传文字，毕竟主要因袭旧史史文，故不大被人看重罢了。退一步说，即便 《通志》纪传部分的史文价值不大，但其体现出来的“会通”思想，也是在史学史上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的。

　　井姓的起源与中国古代天文学有关，井是二十八星宿之一，天文分野在陕北一带。所以早在上古三代就出现了有所成就的井姓人物。又如井姓，即神农氏后裔。在古史上出现很早。最早的姜姓井族很可能建立国家在河北邢台一带；西周时井姓望族大都分布陕西周原；而事实上在米脂县就有井姓人家因为族灭分而为五jing。jin;姓的传说[京景荆金靳]，那里也有山上的古迹叫“五分路”。事实上在“京景荆金靳”这五姓活跃的历史时期，而其本源之姓井却很难发现。我们不了解这个姓分出五姓之后到底隐藏的多久，但是至少也有一个朝代的历史之久，怎么恢复起来的，应该也有传奇的故事吧。在近代，结束清政权的人就是陕西同盟会领袖井勿幕，其胞兄井岳秀在20世纪30年代镇守陕西榆林号称"榆林王",是个一等一的“土皇帝”。现在的井姓多保留在陕西和辽宁,占井姓的五分之三。

　　井姓起源有：

　　一、出自姜姓，是炎帝的后代，取吉利的意思作为姓氏。井是《周易》六十四卦之一。有取之不尽的意思。

　　二、出自姬姓,周公四子邢侯之后见杨宽《西周史》周朝有大夫叫井利，就是用“井”作为姓氏。见《穆天子传》。

　　三、始于春秋，是以封地名作为姓氏的。春秋时，虞国有个大夫被封到井邑（今地不详），称为井伯。他的后代就用封邑名“井”作为自己的姓氏。

　　四、井姓与百里姓同宗。周代时，姜子牙建立了齐国，而姜子牙的后代中，又有人到虞国当了大官，被虞国国君封为井邑的首领。又封为伯爵，被人们称为井伯，井伯的子孙，有的姓井。井伯又有个后代，叫井奚，后来到秦国去做了大官，被秦穆公封为百里邑的首领，被人改称为百里奚。百里奚的后代，也以封地为姓，世代姓百里。所以井姓和百里姓的老祖宗是一个。见《姓源》。

　　五、和尔钦氏Hercin Hala 本蒙古姓氏, 见于《清朝通志·氏族略·附载蒙古八旗姓》,又作合答斤、哈塔斤、合底忻,成吉思汗十一世祖母阿兰豁阿的第三个儿子不忽合答吉,组成的部落,世居扬什木(又作阳石木，蒙古游牧地，博古罗特氏、和尔钦氏、喀克锡哩氏、锡尔弼氏、锡喇德氏世居地，辽宁省彰武西),后冠汉字姓井。

　　井姓典故

　　源自炎帝；望出扶风。南阳曾拒五王远权势1；为官三科称贤能2。 注释：1东汉太学生井丹，字大春，郿人。博通五经，生性清高，不结交权豪，曾拒五王之邀，闭门隐居，读书自乐。2明代给事中井田，字九畴，邢台人。任户、兵、刑三科给事中，以贤能著称。 六郎赞襄，政令维亲感戴3；五经博洽，京师传说纷纶4。 注释：3宋代官吏井纲的事典。 4东汉太学生井丹，博通五经。时有“五经纷纶井大春”之谚。

　　伤心痛哭几无泪；悲楚行吟尽是忧5。注释：5近代名人井勿幕自题联。井勿幕曾参加护国运动。 西北革命巨柱——井勿幕

　　井勿幕，初名泉，字文渊，陕西蒲城县三合乡人，生于1888年2月12日，是中国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在辛亥革命中，他积极奔走，以年轻的热血之躯奉献于祖国和人民，被孙中山誉为革命的“后起之秀”“西北革命巨柱”。井勿幕幼时聪敏好学、志向远大。1903年冬，15岁的井勿幕远渡重洋赴日留学，1905年8月20日加入了孙中山在东京创建的同盟会。同时，他很想陕西也尽快成立这个组织，遂向孙中山请求回国，孙中山被其年少志大所感动，便同意其回国的请求。回陕后，他便奔赴渭北各县，宣传同盟会纲领，秘密发展了30多名成员，成立了同盟会陕西支部。从此，反清的火种在三秦大地燃起！

　　辛亥革命前夕，陕西反清浪潮汹涌澎湃，这与井勿幕的精心策划、积极奔走是分不开的。 1906年夏秋之后的两三年间，他又曾两度赴日，除读书并筹建同盟会东京陕西分会外，他又于1907年2月回国并亲自去南方会见了黄兴和秋瑾，了解革命形式。后即赴日向同盟会东京总部负责人吴玉章做了汇报，这次在东京住了一年，一面研究国际国内形势和思潮，一面筹划陕西籍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夏声》杂志。他以“大无畏”、“侠魔”等笔名发表许多文章，揭露清政府的黑暗和腐朽，宣传民主共和思想，声援国内反清斗争。1908年秋，“蒲案”爆发，井勿幕遂在《夏声》杂志第八号发表了《蒲案感事》一文，揭露蒲城知县李体仁封闭学堂，毒打师生，违法滥刑，草菅人命的罪恶行径。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清政府最终将李体仁革职查办。1909年春，于右任因创办《民呼日报》宣传革命，被上海英租界捕房逮捕，井勿幕立即在《夏声》上发表文章揭露事件真相，呼吁社会舆论支持正义，引起国内外的震动，英方最终只好释放了于右任。尤其在1908年发表的长篇政论文章《二十世纪之新思潮》一文，盛赞社会主义理论，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以成“晚照斜阳，行将就没而黑云蔽空”，“冲天之大浪来者，即此社会主义新思潮也”。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全省乃至全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但最终被袁世夺了胜利果实。而此时同盟会内部也出现了分化，有的人倒向了袁世凯。但井勿幕始终坚持革命，坚决反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1915年12月，袁世凯阴谋称帝，反袁怒潮席卷全国，蔡锷将军首举义旗讨袁。井勿幕在上海同熊志武等人商定反袁，随即赴云南参加反袁斗争。历任参谋和前敌总指挥，转战四川沪洲、叙府一带。后来他策应陕西的反袁护国斗争，乔装商贩徒步回陕。此时袁世凯在全国的一片唾骂中忧惧而死，但陕西仍为皖系军阀段祺瑞的爪牙陈树藩控制。井勿幕十分气愤，旋既赴京联络革命志士，开展反对陈树藩的斗争。1917年12月，陕西国民党革命派响应孙中山广东军政府号召，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废弃《临时约法》，成立靖国军，打响了护法战争。于右任被陕西的国民党人士从上海请回，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分兵六路进攻陈军。陈树藩惊慌失措，请井勿幕以调解人身份去三原，企图借井之声望分化瓦解靖国军。井勿幕素孚众望，加之靖国军多系井之旧部，所以他一到三原就被推举为陕西靖国军总指挥，一时间士气大振，陈树藩更加恼火。 1918年10月，云南靖国军第八军军长叶荃率部援陕，到达第一路军郭坚驻防的凤翔县。11月中旬，井勿幕一行前往凤翔慰劳叶部，当井勿幕返回三原途经兴平时，忽然接到郭坚来信，约井勿幕于21日赴兴平南仁堡参加军事会议。井勿幕明知赴会有险，但他认为“只要对革命有好处，我是不怕牺牲的。”并如期赴约，结果他一到就被陈树藩勾结的靖国军内部败类郭坚部营长李栋材杀害，年仅31岁。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悲歌从天落，壮志未酬身先死。井勿幕的被害，使辛亥革命失去了北方的一面大旗。于右任当时致函国会众议院:“天乎何心，坏我长城!”“唯有誓灭国贼，慰我先烈。”广州孙中山护法大元帅府特赠井勿幕陆军中将，明令嘉奖抚恤。辛亥革命著名革命家章炳麟亲自为他撰写了墓志铭，予以高度评价，井勿幕的一生从事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业，勇往直前，奋不顾身，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井勿幕之死———民国初年的一桩公案

　　被孙中山先生誉为“西北革命巨柱”的陕西辛亥革命先驱井勿幕，于1918年11月在陕西兴平县南仁堡被人谋害。他的死，成为民国初年的一桩疑案。

　　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并欲恢复帝制。井勿幕奋起曰：“斯时不起，民国为无人”，协助孙中山、黄兴、蔡锷等发起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及反对段琪瑞的护法运动。井勿幕曾由越南潜入云南，参加反袁的护国战争，任护国军熊克武部前敌总指挥，转战川南。护法运动中，井任陕西靖国军总指挥，领导了陕西讨段反陈（陕督陈树藩）之役,从者数万。井并派人与广州护法军政府西南靖国军联帅唐继尧及熊克武等联系，由是川滇黔各军叶荃、但懋辛、王安澜、吕超等率军援陕讨陈。陕西靖国军因之声势大震，关中西部除户县、兴平，悉数被靖国军占领。

　　1918年11月20日，井勿幕西行凤翔慰劳云南叶荃援陕部队，归返三原途经兴平之际，接陕西靖国军第一路军司令郭坚专函，约井于次日同到附近南仁堡会商攻取西安计划。井勿幕乃带随从8人乘马前往践约。井抵南仁堡即被郭部营长李栋材迎入一厅房内，而井未见郭至，始觉有不测发生。井怒斥李并掷手中水烟袋击李，纷乱中忽有人自门外报告“郭司令到———”勿幕起身视门外，而在场的郭坚马弁任申娃、李新生从井身后开枪射击，井即仆地殒命，年仅31岁。

　　井被害后，随从除一人逃脱，均被射杀。李栋材用刀割下井勿幕首级，而后传令全营渡渭河南去西安。李部屯兵西关草阳村，献井首级给陕督陈树藩。井勿幕遽死，陕西护法运动局面“遂大坏”，西南援军亦因失去援手，不久退回四川去了。

　　井案发生后，舆论大哗。纷纷议论主谋者何人。时人谓首嫌是郭坚，以井勿幕因靖国军各部扰民，军纪不整，曾大力进行整顿。而郭坚第一路军军纪最差，井对郭多次批评。郭则素怀野心，难以驾驭。井对其整训，郭多有怀恨，因此想杀井后，再借献头之机图陈，一箭双雕。只因陈树藩有所防范，栋材未能得手。杀井凶手任、李两位皆郭之弁目，但非但未予追究，日后皆将二人升任连长。郭坚之外，又有人谓杀井主谋是陕督陈树藩，李栋材只是为陈收买的枪手而已。当时于右任有挽联曰：“我哭井勿幕，耿耿爱国热忱，不亚宋渔父（宋教仁）；谁言李栋材，明明杀人凶犯，就是陈树藩！”

　　井勿幕夫人马氏居西安，闻噩耗携女多次去督府讨说法，陕军田玉洁、云南援军叶荃及井之胞兄井岳秀亦纠责勿幕死因并缉凶手甚急。陈树藩慑于各方压力，乃先遣资二万元驱李栋材逃匿汉口租界，然后将井首级交还井旧将田玉洁。陈树藩而后又将李栋材逃匿处告知井岳秀，一为开脱自己，二也恃李栋材在汉口租界里岳秀奈何他不得。

　　先是，井被杀时逃脱的一随从警弁，当夜又潜回南仁堡，冒险负无头井尸身回到靖国军防地。田玉洁为安全计，派人将井遗体运至泾阳。至此，井尸身首得以保全。

　　于右任在井遇害后立即致函国会众议院：“天乎何心，坏我长城”，“惟有誓灭国贼，慰我先烈。”并以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名义，呈请广州护法军政府以陆军中将阵亡例追恤。但是当时军阀割据，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根本不能顾及此事。不得已，井的遗体由田玉洁将军从泾阳移至蒲城井之故乡，草草葬于县城东十二里的紫荆原南麓。于右任有诗哭井勿幕云：“十日才归先轸元，英雄遗憾复何言。渡河有恨收群贼，殉国无名哭九原。秋兴诗存难和韵，南仁村远莫招魂。还期破敌收功日，特起邱山拟宋园。”

　　话分两头，再说井岳秀知李栋材藏匿处后，誓欲手刃此獠以雪弟恨。他以重金买通湖北督军王占元，设计捕李。李在汉口觉察出有异，乃欲乘火车外逃。而乔装成商人的岳秀手枪队队长李福成等早有准备，于火车未发之际一举擒获李栋材。福成随即押解栋材乘火车抵太原，山西阎锡山与井岳秀关系密切，故全力相助。李栋材由太原起解后，施以双镣，阎派人节节护送，而井岳秀则令人每天给李栋材身上刺一大针，直至井之镇署榆林。

　　1919年中秋夜，井岳秀令将李栋材缚于镇署西花厅的葡萄架柱上，旁设勿幕灵堂，将李剖腹剜心致祭。李高声叫骂，声不绝口。岳秀杀李后，将其尸拖至校场，剥去其皮，蒙于马鞍上坐骑，以解心头之恨。但是，到底杀井的主凶是何人，仍无定论。此后世事推移，而天下局势无一日安宁，此一桩公案，无暇论及，逐渐为人淡忘了。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想起了这位已历27载旷野荒城，未封正冢的井勿幕先贤。乃经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由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立传，并由国民政府明令褒奖。同时决定择址长安南郊风光秀丽的少陵原清凉寺旁购地12亩，重建陵园。蒋介石为其墓题写了“追赠陆军上将井勿幕先生之墓”的巨型石牌坊。1945年井勿幕忌日这天，时任南京政府监察院长的于右任来陕主持了井勿幕迁葬事宜。

　　井勿幕死后27年得享哀荣，不料井案则又起风波。忽一日，勿幕昔日参谋、同盟会员华孝康具状陕西高等法院，告发杀井主凶为该省府新增委员马凌甫。原来这华孝康多年来暗中搜集井案证据，集结为《井案纪实》一书，秘不示人。那马凌甫曾追随郭坚与祸陕的刘镇华，素为陕人所不齿，故数十年未尝回陕。井勿幕安葬后。华孝康于偶然中得知陕西省政府改组，而新委员中有马凌甫，遂有具状告马之举。诉状言当年郭坚本不同意在兴平召开军事会议，但马凌甫以参谋长职权命郭坚随身副官张拟郭坚字体和名义擅发公函，诱杀井勿幕。华并出具张与当年郭坚随从心腹冯绍芳往来信件，证验其字与郭酷似，以为证据。华极力要求惩办主凶马凌甫，为井申冤。华还将其所录《井案纪实》公之于世。后法院以井案已逾三十年不予受理，但马凌甫因此而声名狼藉，不久弃职而去。井案似因此应有个眉目了，谁料在1946年9月18日，华孝康由户县乘轿车赴西安途中遭人暗杀，又再度使此事更添诸多诡秘。井勿幕被害一案终成了一件难以搞清的历史悬疑。马凌甫解放后才死，他谈及井案总是闪烁其辞，一直坚称为郭坚部营长李栋材所为。但世传马凌甫杀井原因系当年留日学生中，分为咸长（咸宁、长安）和渭北两派。而张凤岁羽、井勿幕则隐然为首。马虽为渭北人却加入咸长派，曾因事为渭北派所殴。马一直认为系井指使，由是怀恨。加之郭坚、马凌甫从小集团利益出发，认为井训戒本部队是排除异己，从而起图井之心。

　　井墓在“文革”期间曾遭彻底毁坏。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前夕，井墓陵园得以重修。井勿幕蒙难60多年后历经三次安葬，终在地下得以安息了。

　　钟楼

　　位于榆林城内大街中心。民国10年(1921)榆林绅士白伯英、郭维藩等在为井岳秀祝寿时倡议建“井公祠”，即在榆林大街原被火焚牌楼的旧址动工，次年落成，取名“长春楼”，后改为钟楼。

　　莲花池公园

　　莲花池公园，位于榆林市新二街西侧(体育场北侧)。清代俗称青草湖，北与文庙拌池相连。乾隆二十四年(1759)知府赵铨引普惠泉水流入，至此，湖池常满。民国7年(1918)春，井岳秀辟湖池从关中引进莲籽种植，并在湖池中建茅亭、架曲折木桥，四周种植柳树，置石桌、石鼓凳、备小船。每年6、7月间，莲花盛开满池，故人们称之为莲花池。

　　于右任题书"崧生公园"和"风归远挹陶长柳，遗爱常留召伯棠"楹联，分刻在大门额上及两侧，以褒奖井岳秀建园功绩。建国后，改称莲花池公园，增建喷泉、假山等。"文革"初，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玩乐场所，池中莲花被挖掉，改成养鱼池，园中设施尽遭破坏。1977年复种莲花。并增建门庭、画廊、花圃温室、八角楼亭、引种花草树木70余种，增加儿童乐园，配置游乐设备。现园占地93．3公顷，并成立莲花池管理所。1998年秋冬至1999春历时149天大旱，池中水干，莲花枯死。后用洒水车拉水屯池，有关方面着手再次引种莲花，恢复莲花胜景。

　　井岳秀

　　井岳秀（1871-1936）西北军的一位奇人，井字嵩生，排行十，人多称“井十”，原籍蒲城井家原，少年时武功高强，十八般武艺样样皆通，结交江湖游侠，在关中颇有名,早年中过武秀才,是张作霖的拜把子。1905年，受其弟井勿幕（同盟会创始人井勿幕，是陕西最早的同盟会员，孙中山的得力助手）的影响，加入同盟会，并一起创立同盟会陕西支部。他积极活动，先后参加了著名的“蒲案”、“西安起义”等反清运动。辛亥革命胜利，委以工兵独立营营长。1913年9月，首次北上榆林，妥善处理了“神团”反洋教、反产烟苗事件。1916年，升任陕西第三区警备司令，适逢陕北盗匪猖獗，他率部剿灭，沿途灭盗甚多，于同年再次到达榆林。1917年，大总统黎元洪任命他为陕北镇守使，此后一直镇守榆林，几经变更，先后由刘镇华委以骑兵旅长，吴佩孚委以西北路联军总司令。1925年段祺瑞执政府任命为陕西军务帮办。1927年由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驻陕副司令，兼第九路军总司令，后缩编任命为十八师师长。1931年，蒋介石改任为八十六师师长。

　　井岳秀在陕北也办过一些实业，先后筹措创立榆林女子师范学校、榆林职业中学；扩建高等小学、创办《上郡日报》，筹办陕北地方实业银行；鼓励民众合股办工厂。他本人也私设商号，合股经营“裕惠号”，“太原惠记军衣庄”，“榆林惠记工厂”，“神木官碱局”等。1936年农历1月20日，因手枪走火身亡。

　　井岳秀久镇西北，长期镇守榆林，人称“榆林王”。属于西北军中“一字并肩王”的地位。难得的是此人权力欲望不强，并不多扩张势力，杨虎城打不过北洋军的时候他曾经仗义收留，等杨作了十七路军总司令，井却依然是一个八十六师师长，他也恭执部下之礼，毫无骄檩之意。

　　外蒙宣布独立的时候，伊克昭七旗王公在苏联唆使下也准备叛国，井岳秀出兵河套，通过交友、赛马、拜把等方法，终于说服了这些蒙古上层人士，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功不可没。

　　井江——

　　引领昆明一二一数码城走出“差异化”市场

　　园西和赛博的各行其道，并不能证明园西和赛博在昆明电脑城竞争中就能占据有利地位，一二一数码城近期的出色’表现’也证明了其自身所具备的不凡实力。一二一数码城副总经理井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一二一现如今的经营状况一直按照我们预期所制定的目标有序的进行着。目前我们就是采取一种’差异化’的经营路子，所谓的’差异化’模式，简而言之，就是与其他电脑城的操作方式区别开，不走别的电脑城走过的路，我们所要作的就是建立一套适合一二一、属于一二一的经营模式。当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一二一数码城也会考虑向3C或者4C的经营模式靠拢。目前一二一数码城整个经营都是以数码为主，力求成为昆明本土一个相对专业化的电脑卖场。在管理方面，我们有着和赛博实力相当的企划管理队伍，而硬件设施上，一二一同样拥有本土数一数二的物业基础设施。拥有如此完善条件的电脑城如果再走出一条适合其自身条件的’差异化’经营道路，必将使一二一成为未来昆明IT界的一支生力军”。

　　那么，拥有如此实力的一二一数码城又会如何应对将来的发展呢？井江称：“一二一数码城目前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实力。只要我们能在未来的发展中使出更为丰富的炒作方式，保持产品线的齐全，合理的整合产品资源，并对产品消费起到引导作用，提供互动性较强的买卖空间，加强对外宣传力度，必定能使一二一数码城在将来得到更好的发展。

　　井在

　　〔清〕(约公元一六六二年前后在世)字存士，顺天文安人。生卒年均不详，约清圣祖康熙初前后在世。登顺治十六年（公元一六五九年）进士。初任平阳司李，精敏独特，决狱多平反。令永安时，除李唐宗与刘尽忠之谋逆。再迁兴县，因事罢归。归后，日以诗文自娱。在著有铁潭诗集六卷，文集二卷，合河署诗集一卷，簏潭集四卷，天文纂要八卷，讲约六谕解一卷，（均清史列传）并行于世。

　　井玉树

　　〔清〕雍正时（一七二三―一七三五）直隶（河北）文安人。字丹木，号柏亭。工八法，精篆、隶。善山水、法沈周，巨幅尤佳。每饮酒半酣，挥洒淋漓，若有神助。有柏亭铁戏印谱。《墨香居画识、广印人传、墨林今话》

起源主要有二：①出自姬姓，以国名为氏，黄帝裔孙后稷之后，远祖郑桓公，得姓始祖郑友。

《史记》记载，周宣王封弟姬友于郑，建立西周最后一个诸侯国，史称郑桓公。

幽王时任周司徒，掌管教化。

他见幽王宠幸褒姒、重用奸臣，预感将发生变乱，便问计太史公，把家属和重要财产安置在虢、郐之间名“京”之地，史称“虢郐寄孥”。

次年，西周王室发生“犬戎之乱”，桓公为国捐躯，子掘突袭位，是为郑武公。

后郑武公乘护送周平王东迁之机，先后灭虢、郐，建立新的郑国。

郑国于公元前375年为韩国所灭，子孙播于陈、宋间，以原国名为姓氏。

②出自少数民族。

中较有影响的郑姓人，出自明朝皇帝朱棣赐姓，主要是明代航海家郑和养子郑赐后代，原是来自西域的外族人，因同化改用汉族人通常所用姓氏。

土家、朝鲜、瑶、京、纳西、白、哈尼、裕固等民族均有郑姓。

[编辑本段]二、迁徙分布　　郑姓最早发源于今河南新郑。

战国时因被韩国所灭，便散迁于今河南东部及山东、安徽等地。

秦汉时期，郑姓族人首迁河南洛阳，郑袭成为洛阳始祖。

秦时，19世孙郑袭迁司州河南洛阳。

27世孙郑其举族迁回荥阳（位于开封城东开封县朱仙镇古城村）。

秦汉以后，郑姓已迁入邻近地区，主要以今山东、安徽、陕西、山西等境为其分布的主要地区。

其后29世孙郑宾居山东高密。

31世孙郑众之子安世迁居咸阳。

因汉武帝令"强宗大族，不得聚居"，有24世孙南迁至浙江会稽山阴。

后郑姓族人因怀念先祖勋业，举族迁回荥阳，并世代在此繁衍发展，使之成为早期郑姓繁衍的中心。

同时郑姓族人还进入邻近地区，从而使山东、安徽、陕西、山西也成为其主要分布地区。

郑姓大举南迁，始于西晋“永嘉之乱”，是“入闽八姓”之一，嗣后不断在此继续发展，并繁衍播迁于南方广大地区，形成了诸多的郡望。

郑氏族人在两晋之后的长期播迁过程中，还出现了诸多的名人与高官，地位均十分显赫。

到了南北朝时期，郑姓已发展成为著名姓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多领域享有特权，富贵满门。

隋唐五代时期，郑姓进入第二个重要发展阶段。

唐时的科举制度，使郑姓大族的政治地位受到抑制，但在文化上的优势却得以充分发挥，出现了大批科举名士，同时由于此期民族融合不断加强，郑姓也加入了新的力量，从而使郑姓在广大地区得以不断地繁衍发展。

到宋元时期，郑姓继承了先祖的优势，出现了很多望族与名人，还创立了一代学宗“永嘉学派”，同时因其浙江浦江的“九世同居”也使郑姓闻名于天下，再次成为宋元时期最为引人注目的家族，人口也不断增加。

到了明清时期，郑姓发展再度辉煌，在儒学、思想、文化、科技等领域独领 ，多有建树，名人高官大量涌现，形成了郑姓在江苏、湖南、河北、贵州、广东、安徽等地均有望族出现，族人远播于各省甚至海外的局面。

明清之际著名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先祖既是此次入闽的。

郑氏移居台湾，始于郑成功。

郑姓如今在我国分布比较广泛，尤其是在南方地区，以福建、浙江两省为最多。

郑氏播迁至海外，始于清，现分布于泰国、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加拿大、美国等国家。

目前郑姓人口列全国第二十三位。

三、郡望堂号　　堂号　　博经堂　东汉王朝时候，大历史学家郑玄博览群书，几千人从远方来拜他为师，当时的读书人大都专读一经，郑玄却独自博古通今。

通德堂　郑氏通德堂址在旧镇镇城里村，座东朝西，二进两庑一天井，每进三开间，土木抬梁结构，面积三百六十平方米。

始建於明嘉靖十三年(1564年)历朝有修葺，1982年重修。

西汉时期的读书人大都专治一经，郑玄却独自力主博通。

史称郑玄深受北海相孔融敬重，特意在其家乡高密县设立一个“郑公乡”，又扩建他的门闾以通车马，称之为“通德门”。

安远堂　汉宣帝时，郑吉为侍郎，那时外侮屡屡来犯，郑吉打败了车师，使日逐投降。

于是皇帝提他当司马。

为了西方国境的安全，又派他为西域都护，封安远侯。

其它堂号：①郡望堂号：荥阳、洛阳、高密、雍州、陇西、南阳、会稽。

②自立堂号：孝义、孔安、书带、复训、立本、锡类、翼经、奠邑、务本、著经等。

郡望　荥阳郡　三国时置郡，治所在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

洛阳郡　我国古都之一。

汉魏故城在今洛阳白马寺东汉水北岸。

高密郡　西汉时置郡，治所在高密(今山东高密西南)。

雍州郡　东汉时置郡，三国时治所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

陇西郡　战国时置郡，治所在狄道(今甘肃临洮南)。

郡治相当于今天甘肃东乡以东至临洮一带陇西地区。

南阳郡　战国秦置郡，治所在宛县(今河南南阳)。

西汉和东汉仍置南阳郡，辖境相当于河南熊耳山以南和湖北大湖山以北地区。

会稽郡　治所在吴县(今江苏苏州)，顺治时移治山阴(今浙江绍兴)。

四、家乘谱牒　答案补充

江苏：郑氏宗谱一卷、云阳郑氏宗谱二十卷、扶风郑氏宗谱四卷、兰陵郑氏宗谱三十卷、东山郑氏世谱八卷首一卷、萧山郑氏宗谱十二卷　浙江：镇北龙山郑氏宗谱十四卷首二卷末二卷、慈溪鞍山重视重修宗谱二十四卷、慈溪灌东郑氏宗谱十卷、兰溪郑氏宗谱十九卷　安徽：峰阳郑氏家谱不分卷、祁门奇峰郑氏本宗谱四卷、郑氏宗谱十三卷、桐城郑氏宗谱、桐西郑氏宗谱、礼仪堂郑氏宗谱、郑氏宗谱一卷　福建：南湖郑氏宗谱、石井本郑氏宗族谱、石井本宗族谱、郑氏世代谱、桃源郑氏族谱二卷、桃源郑氏族谱、四城郑氏家谱、荥阳堂郑氏家谱 荥阳郑氏宗谱、岩镇郑氏迁出宗谱一卷、郑氏传家谱、续修白华郑氏宗谱、郑氏族谱、郑氏宗谱不分卷、郑氏宗谱一卷。

修撰于不同时期的郑姓家谱，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一些人为的因素，大多未能保存下来。

家谱的持有者一般奉行秘不示人的家规，另外在新的家谱修撰完毕以后，旧的家谱除留下一两部保存在宗庙中外，其余都要全部销毁，以免外流和不肖子孙售与他人。

无疑，这是郑姓家谱在流传和保存过程中困难重重和不为人知的主要原因。

另外在一些郑姓人自己编订的族规家法中，也有一些关于保存家谱的规定。

如在西山郑氏《昌世堂条例》中，就明确规定“若有不肖鬻谱卖宗，除由绅耆鸣众责罚外，其昌宗者摒逐不准人祠、如己制有私谱，即须禀官追缴治罪”，对家谱的保存有较为严格的约束。

所以，尽管郑姓在历史上不断修谱和续谱，但真正能保存到今天的并不多，特别是为世人所知的十分有限。

据目前国内外图书馆和家谱资料收藏中心所收集到的历代郑姓家谱、以及保存在宗亲会、研究会或个人手中已为人知的家谱数量看，也仅仅只有50部左右，且绝大部分是明清和民国时期修撰的，这显然不足以反映郑姓家谱的全貌，与实际的郑姓家谱数量相去甚远。

目前已知的郑姓家谱，明代以前的都未能保存下来，能够见到的多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家谱。

但这些家谱中无不涉及到明代以前的内容，有些还是此前家谱的重修或续修，所以较多地保留了以前的内容。

如浦江义门《郑氏宗谱》，原是在南宋以前家谱的基础上修撰的，其中还有宋代硕儒欧阳修、朱熹等人的序，但至宋末元初时毁于战乱，直到元朝中叶时才得以重修。

后来在明清和民国时期又14次续修，成为一部内容完备的家乘谱牒。

这种不断修撰和增补的做法，在郑姓家谱中具有普遍意义。

今天保存在国内外不同机构和个人手中的郑姓家谱，从谱名和修撰时间上看，主要有明代的浦江《郑氏宗谱》、《石井本郑氏宗族谱》、《掌庵谱略》，清代的《包山郑氏族谱》、《云阳郑氏宗谱》、漂邑古瑶《义门郑氏宗谱》、《莆城郑氏宗谱》、《南湖郑氏大宗谱》、《郑氏大成谱》、《慈邑灌浦郑氏宗谱》、《太康郑氏族谱》、《偃师郑氏家谱》、《石马郑氏宗谱》，民国的《南湖郑氏族谱》、《通山郑氏家谱》、《虞山郑氏支谱》、《郑氏大统宗谱》、《如皋郑氏族谱》、《姚江烛溪郑氏宗谱》、《牌前郑氏宗谱》、《永春夹祭郑氏族谱》、《大里郑氏家谱》以及修撰时代待查的《西村郑氏族谱》、《白蒲郑氏族谱》、《沙市郑氏族谱》、《相城郑氏宗谱》、《山东郑氏世谱》、《相城郑氏宗谱》、《山东郑氏世谱》、《浦城郑氏宗谱》、《河山郑氏家谱》、《郑氏续修大统宗谱》、《岵山郑氏族谱》、《永春城关郑氏族谱》、《玉溪郑氏家谱》、《南京郑氏咸阳世家宗谱》等。

这些家谱的规模有大有小，卷数多寡不等，—多者30余卷，少者仅1卷，其内容也随之各有详略，各自代表了郑姓家谱的不同特点。

降[降，读音作lóng(ㄌㄨㄥˊ)，亦可读作jiàng(ㄐㄧㄤˋ)，但不可读作xiáng(ㄒㄧㄤˊ)]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颛顼帝高阳氏之子尨降，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高阳氏，又称颛顼或帝颛顼，是继黄帝以后又一个杰出首领，传统的记载说他是华夏族人的祖先。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国学大师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曾对高阳氏的出生地空桑山和墓葬地帝匠作了详细考证，认为空桑山在山东曲阜附近，帝匠在河南濮阳，因出生地、葬地均在东方，故为东夷族。

在古籍《五德志》、《左传·文公十八年》中记载：“高阳氏之世有才子八人，苍舒、隤凯、捣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天下之人谓之八凯。”

尨降的后裔以先祖名字为姓氏，称尨降氏，后分衍为尨氏、降氏两支，实为同宗同源，史称降氏正宗。

“降”，其字在在典籍《礼记·丧服小记》中有注：“‘不以贰降’，降，一本作‘隆’。”史学太公司马迁在史籍《史记·司马相如传》中记载：“业隆于襁褓”，汉书“隆”作“降”，著名的南宋朝史学家、目录学家郑樵注解：“隆，读如‘厖降’之‘降’。”著名明朝学者王铎也注按：“降，读为‘隆’。”即读音作lóng(ㄌㄨㄥˊ)。

第二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晋国子民，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周成王封唐叔姬虞于唐，其子为晋侯，周夷王姬燮继位后，晋侯迁国于晋水，改国号为晋，建都于晋水之阳安邑闻喜一带，其地晋国人称之为“隆”。

在春秋时期的古晋国，“隆”与“降”二字通假，因此又可称降城，秦始皇后来曾在该地焚书坑儒，并非今山西绛县。这在《潜夫论·志氏姓》中有记载。

晋国后来亡于贵胄后裔的韩、赵、魏“三家分晋”。有其降城国人以地名为姓氏，称降氏，读音作lóng(ㄌㄨㄥˊ)。

第三个渊源：源于朝鲜族，出自朝鲜半岛古高丽王朝王建后裔，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王建有后裔以“天降斯人而承天下”为得，取姓氏为天降氏(천강성←高丽文可能显示不出来)，明末清初有迁入中国东北地区、内蒙古地区者，按汉族习惯，将其姓氏省文简化为汉字单姓降氏(강성←高丽文可能显示不出来)，读音作jiàng(ㄐㄧㄤˋ)。

第四个渊源：源于各民族变姓，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壮族降氏，祖先原为汉族，明朝初期跟随沐国公沐英元帅平定西南，最后留守在西南边疆，后迁驻广西地区，和当地的壮族同胞通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