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今人口排行第五十位的大姓，人口众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04%。

■姓氏源流

阎（闫 Yán 阎）姓今多简写作“闫”字，源出有五：

1、出自姬姓，为黄帝裔孙后稷之后，以封地名为氏。据《姓氏起源》等所载，相传有裔孙后稷，承袭姬姓，北周人尊为始祖。12世孙古公亶父又称太王。他有三子：太伯、仲雍和季历。周武王时，封太伯的曾孙仲奕于阎乡（今山西省安邑）。仲奕的后代遂以封地阎作为姓氏。

2、出自姬姓，为周康王之后，亦以封地名为氏。据《通志·氏族略》所载，周昭王姬瑕的小儿子手心上有一个“阎”字。于是，康王封他于阎城（今陕西省北部一带），其后子孙以封地为姓。

3、出自姬姓，为唐叔虞之后，也以封地名为氏。据《通志·氏族略》所载，春秋时，晋成公的儿子懿，被封于阎，后被晋国所灭。懿的后代散处于河洛，汉末居荥阳，其子孙以封地名为氏。

4、出自其他民族改姓。如满洲布雅穆齐氏改姓阎，达斡尔族亚尔兹氏改姓阎，其他如蒙、回有此姓。

5、阎姓今多简写作“闫”字。又有闫姓为阎姓的别支说。据《姓谱》分闫、阎二姓。又据《五音集韵》载，闫“同阎义，俗用”。因闫、阎二姓同出一源，都是黄帝族的后代，龙的传人，故闫姓和阎姓人家的堂号都是太原，古代他们的望族居住地都是太原郡（一说闫姓望族居天水）。由于阎姓被“俗用”成闫，就产生了阎、闫二姓，所以在《百家姓》里，两姓并存。

得姓始祖：仲奕。阎姓出自姬姓，商末时，周族首领古公�父（又称太王）有三个儿子：太（泰）伯、仲雍和季历。小儿子季历颇有才干，且生一子姬昌（即周文王），颇得太王欢心，并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泰伯和次子仲雍为了让父亲的愿望实现，就逃避于三吴一带。周武王灭商后，除了把仲雍之后封于吴外，又把太泰伯的曾孙仲奕封在阎乡，至此仲奕的后代就以封邑为氏，奉仲奕为阎姓的得姓始祖。

■迁徙分布

晋成公的儿子懿被封于阎，后来被晋国所灭，懿的子孙后代于是大都散处于河洛（即黄河与洛水一带），结合前面所述，阎姓的发祥地所能确定的至少应有三处，即今河南、陕西、山西等省，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有大夫名阎敖，可见阎姓此时已落籍湖北。秦汉时，有阎姓人迁甘肃、湖南、山东、河北等地，西汉末年，有尚书令阎章居荥阳，其子阎畅长子为阎显，阎显被封为长社（今属河南省）侯，后阎显参予皇室更迭被诛，其子阎穆为避难徙居于巴西之安汉（今属四川省），是为阎姓入川之始。阎穆有孙名阎甫，被魏武帝封为平乐侯，复居河南新安。甫子阎璞，因西晋一统而仕宦象郡太守（今属广西、贵州一带）并定居当地。阎璞有子瓒为汉中太守而定居陕西汉中，瓒有子亨，为辽西太守，亨生子名阎鼎因仕宦而迁居今北京一带，后死于刘聪之难。阎鼎子阎昌逃奔马邑（今山西省朔州），后其孙阎满一支徙居河南，又从中派生出甘肃天水、敦煌等支派。阎满之孙有阎善，因仕宦云中镇将而徙居云州盛乐（今内蒙自治区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后五胡乱华，阎姓被迫大举南迁，再经过隋唐，阎姓在江南的分布更广，盛唐时，阎姓在太原发展成一大望族。宋元时，夷人南侵，使原本散居江南的阎姓进一步向华中、华南、西南播迁。明时，作为洪洞大槐树的迁民姓氏之一，太原阎姓亦有迁今山东、河南、陕西、北京、天津等地者。至此阎姓已分布于全国各地，并有阎姓人徙居海外。如今，阎姓分布广泛，尤以河南、山东、河北等省多此姓，上述三省阎姓约占全国汉族阎姓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七。阎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五十位的大姓，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四。

■历史名人

阎姬：汉代河南荥阳女子，于东汉安帝时贵为皇后，统御六宫。安帝驾崩后，与其弟阎显废立太子，她临朝听政，其兄阎显任车骑将军，共掌国家大权，不久事败而被诛。

阎元明：安邑（今山西省夏县）人，南北朝时，北魏随郡太守。

阎立德：雍州万年（今陕西省西安）人，唐代画家、工程家，与其父毗皆擅工艺、绘画，驰名隋唐间。

阎立本：阎立德之弟，唐代最著名的画家，他继承家学，并师法张僧繇、郑法士，而能变古象今，擅画人物，尤精写真，兼能书法，存世《历代帝王》、《步辇》、《职贡》等图。

阎次平：宋代画家，其擅画山水、人物，尤工画牛，颇为生动，评者谓其“仿佛李唐，而迹不逮意”。存世作品有《牧牛图》等。

阎承翰：真定（今河北省正定）人，宋时名臣，曾凿渠引唐河水百余里，既通航运输，又灌溉农田，利国利民。

阎尔梅：明末江苏沛县人，明亡后积极参加抗清复明活动，工诗词，其诗多感怀时事，格调苍凉，有《白耷山人集》。

阎若璩：山西太原人，清代著名的学者、考据家，他曾参加《大清一统志》的编写，长于考据，确证了东晋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为伪书。有《日知补正录》等。

阎敬铭：陕西人，清代名臣，曾历任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要职。因反对修建圆明园而被革职，以善理财著称。

阎书勤：农民出身，习“红拳”，精刀术，为“十八魁”之一，后拜赵三多为师，聚众达三千人，反对洋教，攻打教堂，仇杀教士，1900年8月，于犁园屯战役中被俘，在临清被清政府处死。

阎红彦：陕西省安定（今子长）人，红军将领，1927年清涧起义后历担重任，1955年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

阎锡山：山西五台（今属定襄）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辛亥革命后任山西都督，盘踞山西近四十年，国民党逃到台湾后，曾任“国防部长”，1960年在台北病故，终年77岁。

■郡望堂号

1、郡望

天水郡：西汉元鼎三年置郡。此支阎氏，大概出自周康王之后。

河南郡：汉高帝二年改秦三川郡置郡。此支阎氏，应为唐叔虞之后。

太原郡：战国秦庄襄王四年置郡。此支阎氏，应为唐叔虞之后。

2、堂号

右相堂：唐朝阎立本善丹青，拜右丞相。当时姜恪因战功封左丞相。时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之赞叹。

日月堂：江苏省沛县、丰县阎氏宗祠堂号为“日月堂”，含有阎尔梅及其后裔不扶清，反清复明之意。

此外，阎姓的主要堂号还有：“天水堂”、“河南堂”、“丹青堂”等。

■宗族特点

1、各支阎姓之间并没有形成严格界限。阎姓尽管所出不同，但都因受封于阎乡而得姓，一些由阎姓人自己编修的家谱也不能正确区分自己出自何支，这说明阎姓的早期历史并不可考。

2、阎姓发源于我国北方，历代也主要繁衍于我国北方广大地区，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北方姓氏。

3、阎姓家乘牒谱分支甚多而精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有典籍佐证，记述阎姓起源最详细的古籍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洋洋洒洒数千字来记述之，为他姓所罕见。

1、耿三七

演员 孙涛

孤儿，阜平六郎镇人，从小被在保定经营山货的康百草收留。曾经跟随师父进山采药，练就一身绝壁攀爬的好本事和野外生存的丰富经验。师父也曾带着他送货去过北平，下过天津卫，出过(张家)口等大城市。这都为他日后无论是进山打游击还是进城搞地工都奠定了坚实基础。

2、江岱云

演员 齐芳

六朗镇人，耿三七儿童时期的小玩伴。抗战前便参加地下党，丈夫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抗战战争爆发后，她被派到耿三七的抗日游击军任政委。江岱云虽然年轻，但经历过残酷的对敌斗争，是一个具有丰富经验的***员。

3、赵燕

演员 徐飒

燕京大学物理系进步学生，抗日锄奸团成员。耿三七被汉奸侯景太绑架到北平的后，巧遇耿三七。后担任电报专家英国人林迈可的翻译和助手随耿三七来到晋察冀边区。耿三七曾两次救了她的性命。

4、侯景魁

演员 王强

国民党营长，国民党军队从河北山西溃退之后，他不甘心当亡国奴，召集溃散官兵，带着堂弟侯景太拉起一支抗日武装“七路军”，自封司令。日军收买了侯景太之后一直想招降他，耿三七和岱云代表八路军也一直在团结他共同抗敌。

5、侯景太

演员 杜旭东

六郎镇侯家二少爷，国民党李服膺部某师刘师长警卫连长，李服膺被阎锡山枪毙后，他跟着堂哥侯景魁竖起“七路军”的抗日旗号，自称副司令。后投降日军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成为军统在华北的骨干。

　　缘情而生 因情而灭

　　作为“新月双璧”之一的徐志摩，其短暂的文学生涯同短暂而富传奇色彩的人生一样，充满谜一样的意蕴。多角度分析徐志摩的生活经历，特别是爱情遭遇，不难发现徐志摩文学创作的发生及衰竭之因，即其爱情生活的发生衰竭是其文学艺术创作发生、衰竭的根源，二者为伴生关系。

　　缘情而生,因情而灭：试析徐志摩文学创作发生、衰竭之因（片断）

　　陈伟华（湖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2）

　　1、私语——创作萌芽期

　　私语三秋的情诗情事／情语情节／临了轻轻的将他拂在秋水秋波的秋晕里／一涡半／转/跟着秋流去。//这秋雨的私语，三秋的情思情事／情诗情节，也掉落在转引秋水秋波的秋晕里一涡半／转／跟着秋流去。（《私语》）

　　目前可见最早的徐志摩文学创作是诗《草上的露珠儿》。据徐志摩回忆，他在康桥曾有好些诗作，然而现在都无法见到。可以说，1922年以前这个时期他的文学创作仅仅是属于对某个人私语，极具隐蔽性。他的文学细胞也象那草上的露珠儿，刚刚折射出一点点太阳的亮辉。对于诗，徐志摩说：“诗是写给爱人的，故精制而秀美”。明确表明了这一时期徐志摩诗作的私语性质。 1920年，徐志摩在英国遇上了年仅16岁的林徽因，从此被她吸引。吕家乡在《个性解放的追求和幻灭————徐志摩诗歌的思想倾向》中论述到：“徐志摩把爱情看作是‘性灵美’的集中体现，而没有认识到它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因此，他往往孤立的就爱情写爱情，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他这个说法，刚好反正证了徐志摩创作的为情而生。因为他本来是为爱情而创作，他没有必要拉大旗作虎皮，在咏叹着人类最本质的情感时，拉进诸如劳工神圣的神圣主题来装点门面，升华情趣。对此，林徽因后来在《纪念徐志摩逝世四十周年》中也谈了这样的看法。她说：“朋友，你写诗的动机是坦白不自主的，你写诗的态度是诚实，勇敢而倔强的。”

　　他写诗的目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徐志摩在1923年致梁启超的信中说：“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之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胡适在《追悼志摩》也中谈到，徐志摩是一个有着爱、美、自由的单纯信仰观。也就是说，他作诗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唯一之灵魂伴侣。对于徐志摩跟文学的缘分，他自己认为：“我查过我的家谱，从永乐以来我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以传诵的诗句。”当然，这种观点是值得怀疑的。不过在徐，倒透露了他的心声：他作诗,纯粹是出于偶然，是因为那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当然，从唯物主义的角度看，我们不能说他有了心仪的女性，就有了他光焰万丈的文学。但可以这么说，她是他文学创作的催化剂，是他心语的倾听者，是他灵魂的寄托。可以这么假设，倘没有她，他定会沉浸在作中国的“汉密尔顿”的理想中。而以她前妻家族的显赫地位，他成为金融界的名流也未尝不能。

　　但事实偏偏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徐志摩后来回忆说，“我敢说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叫我睁开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他又在 1922年8月7日致傅来仪[注：傅来仪为英国艺术家]的信中说：“我一直认为，自己最大的机缘是得遇狄更生先生。是因着他，我才能进康桥享受这些快乐的日子。而我对文学艺术的志趣，就这样的固定成形了。

　　确实因狄更生的脸面，徐志摩才得以进入康桥学习，但如果就此认为是狄更生使徐拜倒在缪斯石榴裙下，那显然是中了徐的诡计了。其实徐在这两段话中很机智的使用了模糊语，狄更生也好，康桥也好，只是徐兴趣转移的充分条件，他有意隐去了必要条件，使人产生美丽的误读。

　　这个必要条件是什么呢？他后来在1931年所作《猛虎集序文》中泄漏了全部的秘密。他说：“但生命的把戏是不可思议的，整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

　　这“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到底是什么呢陆耀东认为：“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是隐语，徐志摩抵英后，与威尔斯、魏雷、卡因等英国著名作家诗人交往，开始对文学产生极大兴趣。与此同时， 他结识了一位随父逗留在伦敦的美丽少女林徽因，并疯狂的向他求爱。也正在此时，他开始写诗。据此，可以肯定他所谓的“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决不只是指自然界的风月。（陆耀东《徐志摩评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另一《徐志摩评传》的作者刘炎生则认为：“则显然是指他与林徽音相恋对他产生的影响而言的。”（《徐志摩评传》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观二人的说法，陆的说法比较含糊，而刘的说法失之片面。笔者认为，“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是康桥的文化氛围和那美丽女性的合力。其中控制着风的方向的是作者对他的情爱力度。可以这么说，生性浪漫不羁的徐志摩心中诗魔的潘多纳的盒子是她给打开的。他的诗情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迅速进入情感泛滥期。打一个浪漫的比方，康桥就是温床，具备适宜的温度湿度以及阳光等一切生长的要素，美丽可人的她便是那充满旺盛生命力的种子。一不小心置入了徐志摩的心怀，便疯狂的不可遏止的长出茂盛的诗文的苗来。“只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有些象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猛虎集·序文》这最早写诗的那半年，即刚结识林徽因的那半年。这“伟大力量”显然指情爱的力量。他又接着说，“我在短时期内写了很多，但几乎全都是见不得人的，”到底是什么诗见不得人呢？这确乎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现在我们能读到的他1922年以前的诗作只有唯一的一首《草上的露珠儿》（1921年11月23日作）。

　　总的说来，这个时期，由于情爱的作用，使徐志摩的志向发生根本转变，并且，由于情爱的作用，使他把心中的那种情欲发酵为诗情发泄出来。

　　2、月下待杜鹃不来——创作旺盛期

　　看一回凝静的桥影/数一数螺细的波纹，/我倚暖了石阑的青苔。/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月儿你休学新娘羞/把脊背掩盖你的光焰首，你昨宵也在此勾留。可听她允许今夜来否？//听远村寺塔的钟声/像梦里的清涛吐复收，省心海念潮的涨歇/依稀漂泊踉跄的孤舟。//水粼粼，夜冥冥，思悠悠，//何处是我恋的多情友？/风飕飕/柳飘飘/榆钱斗斗。/令人长忆伤春的歌喉。（《月下待杜鹃不来》）

　　1922—1924年6月是这一时期的时限。代表作有：诗集《志摩的诗》，集外诗有《情死》、《私语》、《清风吹断春潮梦》、《你是谁呀》、《悲思》等20 余首，及《春痕》等小说，《泰山日出》等散文。以及翻译诗数首。对于这一时期的创作。他在《猛虎集序》中说：“我的第一集诗——《志摩的诗》是我1922年回国后两年内写成的，在这集子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灭，但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

　　从徐的叙述中，我们又一次找到了其文学创作是为情而生的明证。

　　下面简单回顾徐志摩这一时期的活动历程。

　　这里先讨论两个问题，第一，1922年8月，徐为什么要抛开洋博士的迷人头衔，毅然回国。

　　第二，徐的原配夫人张幼仪才貌双全，与她的结合，徐一开始并未提出异议，留学英伦伊始，还迫不及待要求张为其伴读。何以在他产后不久便要求离婚？

　　对于第一个问题，有观点认为，在徐志摩，拯救整个中国社会正要从改革社会政治制度开始，但是，这种明显带有青年热血特征的生命冲动，在诗人进入典雅保守的康桥以后，就逐渐的消蜕了，此时他已经淡化直接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生命意识。开始试图从更广义的“人”的角度来寻找、印证他的生命经验欲望。实际上，他从未完全停止过政治活动，1923年11月28日在《努力周报》上发表《就是打破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支持北大校长蔡元培不与北洋军阀合作的立场。1923年冬，张君劢组织理想会，徐应约作《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表明了他的政治思想。1924年3月成立新月社，4、5月间陪伴泰戈尔游中国，建议阎锡山在山西建立农村建设试验基地。5月29日陪泰戈尔访日。9月写散文诗《婴儿》、《白旗光》、《毒药》。

　　他办新月社的目的，他在《给新月》（1924年1月24日,《晨报副刊》）谈到：“这躺沙发决不是结社的宗旨，吃好饭菜也不是我们的目的。几个爱做梦的人，一点子创作的能力，一点子不服输的傻气，合在一起什么朝代推不翻，什么事业做不成？……我们并没有展露我们的菱角。”

　　由此看来，康桥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的头衔对他还是颇有吸引力的，但他终于抛弃了，其原因就在于，“一九二二年秋，徐志摩倾心的少女随父回国，他也无心在英伦逗留，遂乘船东行。”

　　正如胡适所说，徐志摩是一个有着单纯的爱美自由理想信仰的人，为了自己的追求，可以抛开一切。因此他做出此番惊世骇俗之举也在情理中。也正应了拜伦那句话：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实际上，在英伦留学期间，他受拜伦的影响颇大。由此对于第二个问题的解答也就有了一些眉目。对此，徐志摩自己的解释是：“我之甘冒世之大不韪，非特求免凶残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他甚至认为与张的离婚是“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是彼此重现生命之曙光的不世之荣业”。（《致梁启超信》）

　　当然，他的自我辩解有一点点成立，但无法掩饰自我矫饰的成分，“既求良心之安顿，”又为何在张幼仪初产之时便弃其母子而去。说是“转地狱为天堂”则更为大谬，当初徐求学英伦时要求张为之伴读，言辞是何等切切。既自甘坠入地狱，又怎能怨别人？

　　这里真实的原因是，“1921年秋天，徐志摩在英国求学期间认识了林徽因……志摩为之倾倒，但她提出必须与原夫人离婚，方能考虑婚嫁之事。”。上述一大段文字，似乎与徐志摩的文学创作毫无牵连。但实际不然。由上述可看出，他对他所心仪的女子已痴迷到了可抛弃一切的地步。但是他又不是那么轻易能得到。于是那种情感救在他心中郁积。弗洛伊德理论中认为，在本能诸特性中，本能为了减轻紧张而采用的对象和手段最容易发生变化。在不能获得第一对象时，能量可以转移到另一能够获得的对象上。这种从一个对象向另一个对象的能量转移就称为移位。这里，为了缓解压力，徐志摩下意识的是用了，移位的方法，将能量发泄到文学创作上来。弗洛伊德认为，文学创作的动因是里比多，即性欲。艺术家从事创作并不基于他接触生活，观察生活，进而体验生活而获得丰富经历，而是基于人的本能欲望，这些欲望最强烈并最容易冲动的就是里比多，因为人的欲望长期受到压抑而的不到满足，致使他们郁郁寡欢。为了满足这些压抑的欲望，他们便在艺术创作中寻找欢乐。这纯属他们的性冲动。

　　徐曾经说过：“世上再没有比写诗更惨的事。”林徽因给它的注脚是：“我看一个人一生为着一个愚诚的倾向，把感受到的复杂的情绪尝味到的生活，放到自己理想和信仰的锅炉里烧炼几句悠扬锉铿的语言……来满足他自己本能的艺术冲动。”

　　这愚诚的倾向，复杂的情绪具体是什么，林没有明说，但我们可以感受的出来。笔者认为，愚诚的倾向实指徐“要在茫茫人海中寻找灵魂之唯一伴侣。”复杂的情绪，指的是二人交往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多样的情感体验。这在徐的诗歌中有明显的体现。“满足他本能的艺术冲动”则一语道破他诗歌为情而生的天机。

　　徐林的爱情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一开始就甜涩交加。他同时也不时的在与自己的良心作斗争。他于1922年5、6、7月间分别写了《情死》、《私语》、《夜清风吹断春潮梦》等诗来发泄自己的情感。陆机认为“诗缘情而绮靡”在《情死》中，他以玫瑰喻爱人，表达了一种为爱情而献生的疯狂的痴迷，“玫瑰！我顾不得你玉碎香消，我爱你”。《情死》作於1922年2月4日。（原载1923年《努力周报》）他又在《清风吹断春潮梦》中诉说好梦难圆的悠怨惆怅，“清风！你来自清林幽谷，/……/一似狼藉春阴的玫瑰/一似杜鹃黎明的幽叹/韵断香散，仰望天高云远，/梦翅双飞，一逝不复返。/此诗作于1922年8月3日，我们注意到，1922年6月，林长民携爱女归国。此诗当是此事的反映。徐志摩对康桥是十分留恋的，但是他要访他灵魂中唯一之伴侣就必须离开。这种欲走还留的情感在他心中焦灼，遂升华成他的1922年8月10 日的脍炙人口的《康桥再会吧》。8月7日他毅然启程回国。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24年梁思成偕林徽音赴美求学，徐志摩从此断了对林的追求。他的文学创作也就不可避免的随着他的情感的失矢进入徘徊期。尽管行动上徐志摩停止了对林的追求，但事实上她一直是他梦英魂绕的女性。特别是后来与陆小曼发生情感危机以后，这种情绪更强烈。在这种情丝的煎熬下，产生了《云游》、《火车擒住轨》等力透纸背的诗作。在《云游》中，他以“一涧流水”自喻表达了对理想中的女性的化身的“云”的爱恨交加的感情。涧水对云的情意在“忧愁”、“消瘦”、“盼望”等词中淋漓尽致表现出来。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读者极易产生强烈共鸣。1931年7月19 日作的《火车擒住轨》表达一种对不可把握命运的无可奈何。火车是那样的依恋轨，然而他的方向是既定的，他根本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驶向自己想去的地方。可以这样说，对林的情结一直是徐创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即使在他最苦闷，最感文思衰竭的时候，一想起她。就马上获得了艺术生命。例如《火车擒住轨》的产生。

　　3、为要寻一个明星——创作徘徊迷惘期

　　我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向着黑夜里加鞭；——/向着黑夜里加鞭，/我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我冲入这绵绵的昏夜，/为要寻一颗明星；——/为要寻一颗明星，我冲入这茫茫的荒野。//累坏了，累坏了我跨下的牲口，/那明星还不出现，/累坏了累坏了我马鞍上的身手。//这回天上头除了水晶似的光明，/荒野里到这一只牲口，/黑夜里躺着一具尸首，——/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为要寻一个明星》）

　　心仪的人飞走了，灵魂的伴侣暂逝失去了落，心中的情爱无法释怀。主人公的心就象那匹拐腿的瞎马，累坏了，他的躯体也成了黑夜里躺着的一具尸首。从人的心理角度看，心中的目标突然失落，必然带来心理的巨大失衡。此时他很可能一蹶不振。而在徐志摩，那情爱就是他创作的全部秘密，他的灵魂，他的源泉。如今失去了。他的创作也就是去了依傍。从1924年6月到1924年秋结识陆小曼他的创作共有译泰戈尔作品(讲演稿)10篇，诗作《留别日本》、《沙扬娜拉》(18)首、《毒药》、《白旗》、《婴儿》、《白杨树上》等，及悼文—《悼沈叔薇》。色调灰暗，透露着极端失望情绪。

　　正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所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所揭示的那样：人的生理需要是人的最基本最原始也是最强烈的需要。对徐志摩同样不例外，由于那种需要的不到满足，于是产生一系列的失望、自责、悔恨、迷惘的情绪。并由此滋生对一切都不感兴趣的心境。对徐志摩的总题为“一首不成形的咒祖的忏悔的想望的”包括《毒药》、《白旗》、《婴儿》共三首的散文诗。一般研究者认为是单纯的政治诗，并且还据此对徐的政治立场立论。认真解读。发现透露的更多的还是一种失恋后的痛苦情绪。“相信我，我的思想是恶毒的，因为这是世界是恶毒的。我的灵魂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经灭绝了光彩。”（《毒药》）其描写由现实而及灵魂，单纯客观的政治现状的感悟显然无此穿透力。“我们要盼望一个伟大的事实出现。我们要守候一个馨香的婴儿出世。”（《婴儿》）后多人把《婴儿》当作徐的政治理想，但实际上，在徐志摩归国以后，尽管他有时应朋友之邀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办新月社也不乏引起政治轰动的愿望，但实绩在文学。实际上，他已经绝少谈政治了，他的诗作他的社会活动也几乎政治无关。

　　在徐志摩的作品中,，有一部分是与一个叫凌叔华的女子有关的。《问谁》、《为要寻一个明星》就曾出现在给她的信中。但由于他们之间所有的只是一种介乎朋友之间的情绪。因而没有发酵出更多的文学的灵感来，从这一时期的创作内容及艺术感染力可看出。我们所称道的，还是那些带有明显的情爱印记的作品。《月下待杜鹃不来》、《私语》等诗作纯情欲滴，艺术并非炉火纯青，但却最为人所称道。

　　纵观徐志摩在失去林邂逅陆之前的作品，总觉感情苦涩、意境凝滞。其原因就是那种促使他产生创作的情爱此时不在。就在这年冬天，陆小曼进入她的视野，二人如水交融，一拍即合。徐志摩的创作也随着他的情感进入浓得化不开的全盛期。

　　4、浓得化不开——创作全盛期

　　山的起伏，海的起伏，光的起伏；山的颜色，水的颜色，光的颜色——形成一种不可比况的空灵，一种不可比况的节奏，一种不可比况的谐和，一方宝石，一球纯晶，一颗珠，一个水泡。（《浓得化不开之香港》）

　　后来，陆小曼移情别恋。又日益堕落，徐乃假文学这一武器予以拯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徐志摩于1928年6月15日再度外游。欧游期间，徐每天写一封信给陆，这后来也成为他文学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后来徐陆之间的情爱之火终究还是熄灭了。徐志摩的文学生命也就不可避免进入沦沉衰竭期。

　　5、我不知道风,在那个方向吹——创作迷惘沦落期

　　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清波里依洄——//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她的温存/我的迷醉//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甜蜜是梦的光辉//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她的负心，我伤悲//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悲哀里心碎//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暗淡是梦的光辉。（《我不知道风，在哪一个方向吹》）

　　这首诗可以说是徐陆情爱的心路历程。徐志摩的梦幻里彷徨，遇到可人的她，体验到她迷醉的温存，那时候，所有的记忆只有甜蜜。到后来，她负心了，只留下毫无光泽的回忆。他于是迷失了感觉的方向。

　　这风，到底是指什么呢？徐志摩曾在《猛虎集·序文》中说，整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由此而诗兴大发。两处“风”所指当相同。此时,他再也弄不清风是向呢一个方向吹，他的创作也就自然陷入迷惘。他后来在《猛虎集·序文》中反思道，最近这几年生活，不仅是极平凡，简直是到了枯窘的深处。跟着诗的产量也尽向瘦小里耗……我信，竟可以消耗到几乎完全没有。

说起乾隆皇帝，这是清朝时期最风流也是最贪玩的一位皇帝了。乾隆皇帝在位时曾七下江南，也可以说是访遍了中国名山大川了。有一次乾隆皇帝在一座寺庙里得到了一把宝剑，长约五尺，锋利无比，但剑中透露透着一股寒气。身边的相士认为，这是一把来自阴间的宝剑，碰过它的人，非死既伤，命运凄惨。

乾隆皇帝哈哈一笑：朕乃天子，一身浩然正气，何愁镇不住此剑。昔日的卢马妨主，但刘备却能驾驭它，今日区区一把剑又能奈我何？回到北京后，乾隆又命人重新打造了一番，对剑鞘进行了重新改造加长，上边绣了9条金龙，象征着大清国九九归一，皇权永存。剑鞘更是不得了，用名贵的鲨鱼皮制作，上面嵌满了红宝蓝石和金刚钻，可以说是名贵无比。

乾隆皇帝对这把剑自然是爱不释手，去世前专门交代必须把剑放在棺材里，成为镇棺之宝。乾隆皇帝是一个贪财的主，他的陵墓中放了不少金银财宝。有不少盗墓贼都打上了他的主意，但都没有成功。

1928年7月2日，孙殿英以剿匪的名义，把东陵附近清了场，声称要在附近搞一场军事演习。随着轰隆一声巨响，乾隆和慈禧太后的坟墓就被炸开了。里边无数的金银财宝都被孙殿英装了几十车拉走了，这把九龙宝剑自然也不能幸免。

当时住在天津日租界的溥仪听到这个消息后哭得昏天黑地，发誓与孙殿英势不两立。他马上致电南京政府，要求蒋介石惩办孙殿英。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派戴笠前往北平处理这件事。

无法无天的孙殿英这才发现闯了大祸，身边的谋士送他了4个字破财免灾。孙殿英就把乾隆生前佩戴的最大的两颗朱红朝珠送给了戴笠，把慈禧太后的翡翠西瓜送给了宋子文，把慈禧太后口中的夜明珠送给了宋美龄，乾隆龙靴上的两串宝石送给了孔祥熙，阎锡山也得到了价值50万的黄金。于是形势马上逆转了，孙殿英暂避风头后马上就要高升了，被关进大牢的盗墓贼官复原职。

乾隆的这把九龙宝剑作为最宝贵的物品，孙殿英原本是想委托戴笠转交蒋介石，但却被军统北平站的马汉三据为己有。七七抗战爆发后，马汉三就落到了日本特高科的手中，为了救自己的一条小命，这把九龙宝剑就被送到了川岛芳子的手中。

抗战结束后，马汉三又以军统大佬的身份重新在北京耀武扬威，他重新从川岛芳子的手中拿回了那把九龙宝剑。他为了向戴笠证明自己的忠心，就把这把宝剑送给了戴笠，希望他不要追究自己叛变的事。

戴笠对这把剑也是喜爱有加，但他没有下定决心是留在自己手上，还是送给蒋介石。结果就在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坐飞机从青岛回南京的途中机毁人亡。

根据国民党军统的大特务沈醉的回忆，他当时奉命去收敛戴笠的尸体，剑鞘和剑柄早已被烧的灰飞烟灭，就连剑身也变成了一个狭长的铁片。沈醉把这些东西全部收拾完，都放进了戴笠的棺材中。

1951年，戴笠的坟墓被夷为平地。当时在灵谷寺派出所工作的刘维才老人曾经参与了这项工作。他回忆说，先花了半个月的时间用铁镐把水泥结合缝打开，才看到红楠漆木棺材。棺材里除了遗骨外，还清晰可见的就是一把在飞机坠毁事故中烧得不像样子的左轮手枪，另外就是一个破铁片，应该就是传说中的九龙宝剑。

接触这把九龙宝剑的人果然都没有好下场，就连乾隆皇帝的坟墓也被孙殿英给盗了。在解放战争中孙殿英被俘，因鸦片瘾犯最终病死。马汉三和川岛芳子都在1948年被秘密枪决，戴笠也因为飞机失事一命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