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布于田野乡间的古建筑群，依稀可见旧日的辉煌。

穿越千年的存在——江西的古村落一定可以承载你无处安放的灵魂。享有“千古第一村”美誉的流坑，走过十几个朝代辉煌的 历史 ，走过一千多年时间的沧桑，最后走向了我们;而在尚未被商业发掘的湖坪古村落，砖墙瓦缝中随处藏有明清时期的古老故事。这些古村，令多少人魂牵梦绕，又会带给你怎样的冲击？

江西乐安，这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不仅有着江西特色的红色文化，还有着遍布于修竹田园间的古代村落群——流坑，就是当中最为璀璨的一颗明珠。

黄昏村庄笼罩在一片淡淡的雾气中，河岸边新建的房子，将古建筑层层包围。

流坑古村，位于江西省抚州地区乐安县西南部，北距县城38公里，西距所属牛田镇8公里，四面青山葱郁，绿水环流，体现了中国古村落依山伴水的传统风水理念。

村口附近有大片枝干遒劲的古樟树林

古村始建于五代南唐年间(937年—943年)，为董氏单姓聚居的血缘村落，自北宋朝廷佑文轻武之机，董氏倾其资产兴建学馆，广育人才，从此科甲鼎盛，官宦如云。明代中期以后，董氏家族转而经商，控制了乌江的竹木商运，巨额财富的积累让流坑村再一次走向繁盛，直到清晚期逐渐衰败，流坑村曾经辉煌的 历史 造就了其“千古第一村”的美誉。

龙湖是村中的内湖，四周的古建筑倒影在水中。

初夏的一个黄昏，霏雨初霁，我们站在东华山上第一次俯览这座古村。“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清澈的乌江从远方逶迤而来，环抱这宁静的村落。被雨水滋润得绿油油的稻田生气勃勃，一座座黑色的马头墙鳞次栉比，井然有序，七个码头在乌江边一字排开，每个码头都正对着一个巷口。码头石阶上，小孩子们光着屁股打水;浣妇们穿着花花绿绿的服装说着长短话儿，敲打衣服的棒槌声回响在河面的上空。

龙湖上的廊桥是村里老人们文化活动中心，打牌的、剃头的，一条懒洋洋趴在地上打盹的狗作为前景，整个画面充满了农村特有的安静休闲的气氛。

雨滴滴答答敲在瓦背上，透过窗棂看到天空仍是墨黑一片，还未到五更，窗外的巷子里已经听到晨起人们的脚步声，横跨村口龙湖的廊桥上已是熙熙攘攘，挑着新鲜蔬菜瓜果的、拎着鸡鸭鱼肉的，讨价声、吆喝声充满乡土气息，不到六点，早市就散了，老人们摆开台凳，摊开牌局，一天的休闲生活开始了。

雨点飘落在湖面上，泛起阵阵涟漪。

清晨的龙湖上笼罩着一层淡淡的薄雾，雨点飘落在湖面上，泛起阵阵涟漪。作为村中的内湖，南北走向的龙湖将村子划分为东西两块，东部建筑是村庄的精华所在，房屋从南向北延伸，七条东西向的巷道与龙湖旁一条南北向的竖巷相联，形成七横一竖的梳子形状，而大巷又由许多小巷交叉相通，状若棋盘。而七条横巷，东建码头，西设望楼，即可接纳江风，又可防御外敌，布局非常之讲究。

下午廊桥桥头的猪肉档只剩下最后最后一块肉，卖肉的也已经跑到旁边打牌去了，一把明晃晃的杀猪刀显眼地横放在肉案上。

跨过龙湖来到东岸，这里的棋盘街浓缩了明清建筑的精髓，260多座青砖灰瓦、飞檐翘角的古建筑高低错落，高高的马头墙昂首朝天，与蓝天为伍，与清风为伴，默默俯视着小巷来来往往的过客和他们的故事。

龙湖畔的文馆倒影在湖水中，如梦如幻。

这些明清建筑群中，有古典别致的民居建筑，有宏伟大气的祠堂建筑，有精致小巧的庙宇建筑，还有牌坊、戏台、书院、桥梁、古井等各种蕴含丰富中国文化内涵的建筑物，琳琅满目，走过了流坑村就如同浏览了一部中国古建筑大全。

飞檐翘角的徽派建筑特色

从“里仁门”入口可以通往棋盘街

一狮一狗动作协调，相映成趣。

流坑村的民居皆为一层半的砖木结构，其格局多为二进三开间，一堂一厅，明代多前堂后厅，清代多前厅后堂，堂前均有较为狭小的天井，既供采光通风之用，又取四水归堂之意，也就是俗话说的肥水不流外人田，这种设计无形中把人与天衔接起来，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意境。

大宅院的门楣、屋檐依旧保存完好，村民们大多还在里面居住。

老宅老人老故事

据说流坑人还喜欢在天井内放养乌龟，乌龟经常在沟渠里活动，起到了天然疏通的效果，所以不管多大雨，天井里的水都能快速排出。

老宅子内是孩子们玩耍的天地

走在长长的小巷里，雨水把脚下的鹅卵石地面洗得发亮，墙角的鹅卵石缝间，一簇簇的小草和小花柔软了坚硬的卵石。村民说这些卵石不仅防滑而且能够脚底按摩，难怪村里的老人们个个都天庭饱满、红光满面。

雨水把脚下的鹅卵石地面洗得发亮

雨天的小巷并不寂寞，穿着蓑衣戴着斗笠的农夫扛着爬犁牵着牛儿从身边经过，背着书包欢呼跳跃的孩童们笑声回荡，走街串巷的妇女老人们大着嗓门聊着家常，浓浓的田园生活气息充斥在长街短巷的每一个角落里。

被雨水笼罩着的古村

巷道两旁房檐上滑落的水珠敲打着路边的青石板，青石板下是贯通全村规划统一的下水道，雨水和生活水经生物净化后一起汇入了龙湖，最后再汇入乌江下游。这些古村古镇的排水系统不仅美观大方，而且科学实用，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

荒草丛生的董氏大宗祠

建于南宋年间的董氏大宗祠曾经是村内最大的祠堂，可惜民国时期毁于北洋军阀的战火。如今大宗祠遗址内只剩下敦睦堂中的五根花岗石柱和一些残垣断壁矗立在荒草从中，低层的乌云下冷风呜咽，寒雨连绵，抚摸着柱身，仿佛可以听到萦绕在废墟中长长的叹息和哭泣声。

祠堂门口也是村民们聊天的最佳场所

远处，忽然飘来一阵阵鼓乐声，循声而至，原来是村内的古戏台正在上演着传统的傩戏。傩戏，是流传在乡村的一种驱鬼逐疫的仪式，流坑傩舞，据传源于流坑董氏第六世祖董敦逸。

来到古戏台时天正下着大雨，除了我们几个人外几乎没有其他游客，空荡荡的剧院内只有一个老人在舞台上表演着傩舞。

雨天，没有游客的戏院空空荡荡，戏台上只有一个老人戴着面具跳着傩舞，昏黄的灯光下，长长的身影寂寥地投影在地板上。休息间隙我来到了后台，一位老者坐在脱下的戏服面具旁静静的抽着烟，随着时光慢慢的老去。

孤独的坚守

如今，流坑的傩戏班已经今非昔比，戏班收入微薄，许多年轻人都出外打工，没人愿意呆在这里，只剩下几个老人仍在坚守着这份职业，正如中国许多传统文化一样，他们也正面临着断层的边缘。

鱼眼镜头中的村庄

距离流坑村大概17公里处的湖坪村是一个尚未开发的明清古村落，和流坑村一样，这里四周群山拱挹，村内溪水潺潺，因为村中地势南高北低，所以大片的古民居散布在南面地势较高处。

村口的池塘

村民多为王氏一族，漫步在村内，悠长的鹅卵石铺设的小巷连通着各类高大的祠堂、牌坊和古民居，村中心水塘旁，三座古朴高大的门楼倒影水中，历经了历代风雨冲刷，门楼后面的房屋已破败不堪，往日的繁华盛世只能散落在残留的砖墙瓦缝中。

正在帮忙办喜事婚宴的村民

细雨中回首这些古村，古老的建筑依然侵润在潮湿的水墨里，褪去华丽的外表，曾经的绚烂已随乌江流逝，剩下的是更多寻常人家的烟火和质朴的乡情。

祠堂与牌坊相结合是湖坪古村建筑的一大特点，几乎每座祠堂都有牌坊。

村内四处可见这些精美的建筑，可惜大多已荒芜破败。

宋代是流坑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董氏 崇文重教，以科第而勃兴，成为江南大家族聚居的典型。时有“一门五进士，两朝四尚书、文武两状元，秀才若繁星”和“欧（欧阳修）董（流坑董氏）名乡”之美称。

祖籍乐安流坑伟人——董必武

文天祥是流坑学院毕业的

南朝的军事家黄法氍、北宋的谏仪大夫董敦逸、南宋的恩科状元董德元

浙江嵊县董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己巳年(公元1917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二～三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湘潭董氏五修族谱十六卷，首四卷、末一卷，(民国)董贻玖纂修，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三策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长沙董氏族谱八卷，卷首上、下册，著者待考，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陇西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董氏四修族谱十一卷，首一卷，著者待考，民国丁亥年(公元1935年)广川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三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大冶董氏宗谱，(清)董子怀等修，清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三策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今仅存第一卷、第三～五卷、第七～十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浦阳董氏宗谱，(清)董宏本等总理，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木刻活字印本三册，今仅存第一～三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泾县泾川中村董氏宗谱十七卷，首三卷、末一卷，(民国)董承恩等纂修，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永思堂木刻活字印本三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会稽董氏宗谱八卷，(清)董庭焙等总理，清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三策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会稽董氏宗谱八卷，(清)董庭煨总理，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三策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一、杨益的著作

据《人子须知》载有疑龙经、撼龙经、画筴图、四大穴法，立锥赋、拨砂图、胎腹经、望龙经、倒杖法九部。《天机会元》载有疑龙经、撼龙经、黄囊经、青囊经、穴法心镜、玉尺经、二十四倒杖七部。《宋史艺文志》载，曾杨青囊经歌、正龙子经、天玉经三部。今考证，符合杨益风水术法的，可靠的著作是郭杨风水实践纲领，137字的《青囊奥语》。

其次，是郭杨风水实施细则《天玉经》原著。

再次，是步砂量水准绳《玉尺经》原著共为三部。（详见拙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四库全书堪舆类典籍研究》）

二、风水实践

杨益在石船山除授徒传术外，风水实践主要的是率其高徒曾文辿协助卢光稠扩建赣州城。《于都县志》（同治版）《武事志》载：“唐光启元年（885）春，南唐卢光稠取虔州，自称刺史，以于都谭全播为谋主，是时王朝攻陷岭南，全播攻王朝取其虔州，天复中取其韶关，以光稠子延昌守之。天佑六年（梁开平三年）（909）秋，虔州刺史卢光稠以州附于淮南，遣使请命于梁，梁以为百胜将军防御使，七年（910）冬，防御使卢光稠殁，卢光稠立其子延昌。八年（911）冬，百胜军指挥使黎球杀卢延昌而代之。梁以球为防御使。球暴毙。牙将李彦图自立，谭全播称疾不出，彦图死，州人相率皆全播请之，全播乃起，遣使请命于梁，拜防御使。十五年（918）梁贞明四年，冬十一月，吴主杨谓将刘信拨虔州，仍以谭全播为右威卫将军，领百胜将军节度史。”

《赣南卢氏族谱卢光稠传略》还载“卢光稠……治政三十多年，做出了许多丰功伟绩，首先将高琰创建的赣州土城墙，由一平方公里左右，扩建到三平方公里左右，为宋虔州军孔宗翰修砖石城奠定了基础。把唐代的旧街横街扩为六街，增修了阳街，斜街，剑街，长街，而且还修了拜将台，皇城（现尚存东墙，南墙，西墙部分墙体）。寿量寺原为光稠家庙，传说卢光稠因为身患疾病久医都不能见效,乃请来僧人道诚将其治愈,光稠欲送礼重谢,道诚推辞说:“得一袈裟地足矣”。于是光稠当即赠他的东宅花园为道诚建了一座寺庙，起名为“卢兴延寿”后改名“圣寿”。宋祥符年间（1008-1016）易名为“寿量寺”，元末毁于兵灾，明洪武（1368-1398）僧人荣安重修，大学士解缙为其题字“寿量寺中兴碑”。

据江西省赣州市文物局局长，博物馆馆长韩振飞在第二届中国赣州杨仙岭（杨筠松）风水文化与旅游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中《试论赣州城的风水》一文中称“唐未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赣南宁都客家人卢光稠率众起义，占据了赣州城，卢光稠为实现他称王的大业，决定扩建赣州城。由于杨筠松掌握有丰富的天文地理知识，于是他辅佐卢光稠担当起扩城的踏勘规划工作。

第一，拓展了城市规划

实施扩城工程后，赣州城的城区面积达到了312平方公里，可以满足卢光稠称王的城市功能需要。

第二，确定了城市发展的方向

以北端衙前为起点，由北端衙门前的阳街，向南发展了约千米，直到今天赣州市的城市发展主轴，都是沿着这条向南的轴线发展的。

第三，对位于城市北端章贡两江合流处的衙署进行了重构。

为配合卢光稠称王的政治需要，重构了衙署，重构后的衙署，其内部的各项建筑功能设施，符合称王政治目的礼制要求，以致赣州的百姓将衙署称为“隍城”并延至今日。

第四，对城市街道进行了整体规划

在唐代衙署前面十字街的基础上，规划了六条城市主干道。唐代的十字街位于今建国路与西津路、章贡路相交之处。由衙署直通正南门称阳街。东西向的西津路和章贡路分别通向西津门和涌金门，称作横街。在城市拓展的基础上，杨筠松又规划建设了与东段古城将平行的长街（今赣江路）和剑街（今中山路和濂溪路），另外，还规划建设了阴街和斜街。杨筠松这位风水大师亦即当之无愧的规划大师对赣州城的规划建设完成之后，赣州的城市格局基本上已确定下来。”

《赣南卢氏族谱卓公祖序》载：“……卓公葬于八都球田龙岗背，坳塘长冈尾，旗形酉山卯向。夫人曾氏葬于本里韶潭盘龙形乙山辛向。次子光稠葬于赣州东林寺面前（载五代《章贡志》），夫人祝文氏葬于本里韶潭盘龙形，附祖安坟。”

于都上脑《刘氏族谱刘江东传略》载：“我脉祖宗江东……唐中和四年甲辰（884）二月初五日生，宋开宝五年（972）十一月殁……公与谭全播共为卢王参政，时杨筠松避乱至虔州，为卢光稠葬父于石人坝”。其中所述卢光稠父亲卢卓墓，一说葬石人坝，一说葬宁都八都龙岗背坳塘长冈尾，旗形酉山卯向，而其夫人曾氏，葬本里（宁都洛口乡麻田村）韶潭盘龙形乙山辛向，很显然卢卓任赣州刺史，率其子光稠迁居上犹县双溪乡，卢阳村，卢卓亡故后葬在赣州西郊之石人坝，然后迁葬故里宁都洛口麻田村是符合事实的。其夫人曾氏“葬于本里韶潭盘龙形乙山辛向”。我于1998年勘察该墓，挂面上端书有“杨公仙绩”四字，水口缝针乙辰，右丁未水倒左，癸、艮、丙、丁诸峰环绕，扦辛山兼戌，坐乙亥火穴，水中冠带主应损官和失龆龄之男。丁未衰水主衰退。2007年勘察时挂面“杨公仙绩”四字由墨书改为石刻。水口甲卯，丙午、艮寅水朝堂，扦辛山兼戌与前同，并注：“清光绪14年5月29日重修，卢王母曾氏葬于此，又把卢王夫人也迁于此，碑刻“地肖龙马形”。迁葬卢王夫人文氏时，违背传统礼制，卢母右而卢王夫人在左侧。

上述二次勘察应以2007年勘察较为正确。但该墓经数次重修，兼之墓主布局（排列座次）不合礼制，显系非杨益所扦。

于都番岭《重修番岭始祖张公久墓志铭》“鼻祖公允公，盖汉留候之远裔，而番岭开基之始祖也，公揩儒人杨氏，聿来夫耕妇炊，吾家的绵爱自兹始，公生唐大中己卯（859年），殁于唐天成丙戌（926年）。儒人生于唐乾符甲午（874年），殁于唐天成己丑（929年）。三年（932年）同葬仙鹤形乾山巽向，相传此地为杨公筠松所卜……”

今考证，该墓水口缝针艮寅宫，庚戌龙入首，朝堂水有乙辰、巽巳、丁未三主流倒左。甲、卯、乙、坤、庚、辛、乾、壬诸峰环绕。挂面倒塌全被土掩埋，无法考其坐向，《墓志铭》所载乾山巽向，属大空亡，非郭杨唯物辩证风水术。宜立戌山辰向兼乾巽。

江西乐平流坑《董氏族谱》载：“第一世，司徒合。仲子行仲五，以八世孙德元追赠司徒，葬长坑岭斗牛形，亥山巳向，配罗追赠豫章郡春人，葬枫山岭下黄蛇形巳山亥向，皆杨筠松所卜，事详名位表。

第二世司空祯。合长子，行四豪侠，自任丁时援壤义勇捍乡里，贼不敢犯，众感赖矣。以七世孙德元追赠司空。葬富原山金钗形壬亥向。配邓追赠南阳郡夫人，葬白龙塘飞鹅形巳丙向，杨曾二仙有箝记见舆地图，事详名位”。

今江西省乐安县牛日镇据流坑《司徒合公史略》载，流坑村是建于五代南唐升元年间，即公历937－942年，与于都县番岭张公允墓建于932年以后的时期相近，都属杨益所卜，而两地相距约三百公里，决对不是串通伪撰的。可以证明杨益在赣州的风水活动时间是自882年起至937年左右止，共约55年左右，再以杨益初来赣州时，是以阴阳龙格龙坐穴，经过风水实践后，才创造符合李四光地应力的科学格龙坐穴乘生气的七十二龙。在古人非长达五六十年的风水实践，是不可能作出如此的成就。设杨益自长安逃回老家是35岁，则杨益生于847年左右，殁于937年左右，享年约九十，才是近似的事实。

诚然，杨益来到赣州后的风水实践达五十余年之久，除大部时间从事于赣州城的风水实践外，不仅是上述所列的阴阳宅。在赣南范围内，诸如位于宁都的孙中山祖先孙琍及其夫人陈氏墓，刘江东一世祖刘宗臣铁墓以及寺观--赣县最古的宝华寺等，这些都是杨益在赣南风水活动期内所建。特别是我师父李本芳所说的五马回朝墓，都经考证为郭杨唯物辩证风水术所建。……

第五节 杨益与曾文辿的死

江西兴国三僚《曾氏族谱杨公仙师传略》载：“后师徒（指杨益与曾文辿）出游至韩信峡药口坝，杨公寿终，享年六十有七。我祖（指曾文辿）亲为卜葬，八仙下棋形，时乃光化三年庚申岁（900）三月初九日也”

宁都《黄陂镇志人物篇》载：“……天复二年（902）二月底，卢光稠召见筠松，筠松带病去虔州，辞归时，卢王派专船护送，船至于都寒信峡药口坝，筠松病危……葬吾躯壳于犀牛下海处，言罢即逝。时为三月初八戌时。……。”刘江东撰《三宝经序》载：“……杨夫子讳益，字筠松……以虔州防御史卢光稠召其葬父，百日节度史加平章流行事，据虔州称卢王，因失信于王，遂赐毒酒，杨公知酒有毒，乃掩倾入杯中，走至于都药口，其毒攻入于心，遂卒葬其地”。《南安府志》和《江西通志》都说：“卒于虔，葬萼中药口”。

从上述资料，三僚《曾氏族谱杨公仙师传略》说杨益是由三僚出游至寒信峡偶然死的，不足信。因为杨益不是定居三僚，同时他们的始祖曾文辿也没有到过三僚，而是在葛坳乡小洇，隐居黄禅寺后至石船山的。

宁都《黄陂镇志》所述：“卢王派专船护送，船至于都寒信峡药口坝，筠松病危，言罢即逝”亦属荒唐。斯时，杨益在虔州佐卢王从事风水业务，902年正值扩建赣州城。

刘江东撰《三宝经序》说是：“失信于王，遂赐毒酒，毒害致死”也不符事实。仅就杨益佐卢王风水布局扩城建设的功绩，卢王不可能赐毒酒毒害杨益。

兴国三僚《曾氏族谱文辿公传略》载“考吾始祖文辿公……后师徒出游至韩信峡药口坝，杨公寿终，享年六十有七。我祖亲为卜葬……后辿公与诸子徒于袁州万载县观邱山览胜，见形肖五牛饮水穴，结池心，援指谓子徒曰：“吾死葬此”时值粱之贞明丙子（916）岁也，公果腊月仙逝，诸子徒如命安葬，名其地曰“曾仙塘”后其徒于豫章复见辿公，惊其未逝，归发其冢，果空棺而始知辿公尸解。真成地仙矣……”。

上述《曾氏族谱》称曾文辿为杨益卜葬，是不符合事实，杨益是卒于937年左右，而《曾氏族谱》所载是曾文辿卒于916年，因此非曾文辿为之卜葬。另据乐平流坑上述《董氏族谱》载：“第二世司空帧墓为杨曾二人所卜”而后才能去宜春万载，这就说明曾文辿非卒于916年，而是卒于为杨益卜葬之后。否则，卜葬者当属与卢王参政的刘江东，始合逻辑。

综合上述诸多资料，可以证明江西兴国三僚的《曾氏族谱》所载《杨公仙师传略》和《曾文辿传略》都是不合逻辑，而是清代伪撰的，把杨益的面貌搞的全非。

杨益到赣州后，在石船山的授徒传术，佐助卢光稠建王府和寿量寺以及扩建赣州城，为救贫济困奔波于赣南以及江西和全国各地，如福州市尚存唐末所建的符合郭杨唯物辩证风水术的阴阳宅和寺观。

风水实践中，杨益创造了科学的七十二龙，撰写了137字的《青囊奥语》和《天玉经原著》《玉尺经原著》三部系统的风水理论经典，卒于虔葬于中药口是铁的事实，这才是杨救贫的历史真面貌。

汉孝子董永及其故里的考证

董永与天仙女的故事，经过历代文学作品的加工宣染，在我国广为流传，近两千年来有口皆碑，经久不衰。，作为一个平民布衣出身的孝子，不但群众爱戴，视为楷模；而且一些文人也在诗词、戏曲中加以歌颂，引为重要的创作素材。如曹植的《灵芝篇》、元杂剧《织锦记》、《百日缘》，后来的黄梅戏《天仙配》等等，都取材于董永与天仙相配的故事。可见，董永其人在我国的影响何等久远和广泛。

尊敬老人，赡养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优 良传统，也是我们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董永，对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对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那么，董永是文学人物还是历史上确有其人，其故里何处，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探讨的。

董永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历史人物。他生活在汉代，至今已两千年左右。汉朝建立以后，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思想领域中儒家学说占据了统治地位。由于统治阶级极力地推广和倡导，作为儒家学说的核心——孝，成为社会生活中各阶层普遍遵循的道德规范，直到东汉乃至后代，其影响也是相当深刻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出现象董永这样的孝子，是很自然的，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可信的。

现存的资料也证实了历史上董永其人的真实性。山东省嘉祥县武翟山的武氏墓群石刻历史文物就向我们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在其中的武梁石室第三石第二层右数第三个画面即刻董永鹿车载父，田间劳作情景：树下一鹿车，上有小罐，大概是田间劳作盛水之用，一老人坐于车上，左手执鸠杖，右手前伸，似是指点董永劳作。老人上方刻“永父”二字。其左为董永，右手执农具，回首望其父，身旁刻“董永千千乘人也”六字。董永左边有一兽，体态粗壮，大耳如扇，长鼻高昂，是一象；董永右上方横一图案，有翼，有花纹，作飞舞状，当是一鸟。《越绝书}说：“舜死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会稽，鸟为之耘。”此即“象耕乌耘”之意，内含“耕耘”二字，是董永“肆力田亩”，田间劳作的形象注脚。

武氏墓群石刻，也称武氏祠、武氏石室等，是东汉时武氏家族的墓地。清代陆续出土。武氏一家，是东汉末年的官僚地主家族，“世代为官，势力煊赫，家财宏富，故有条件修建富丽堂皇的墓祠”。武氏祠，据其石阙铭文记载，建于建和元年(公元147年)，数十年落成，竣工至迟不晚于公元200年。墓群石刻取材广泛，内容丰富，是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宝贵资料。武氏祠的石刻画多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人物和故事，如荆轲刺秦王、管仲射小白、二桃杀三士等。其修建时间，与董永同代，时间甚近，而且点明了董永的故里，证实董永确为真实的历史人物，是可靠的佐证。再者，武氏祠中的董永石刻画面的内容，与一些文字记载是一致的，故董永实有其人是可信的。

三国时期，魏曹植在《灵芝篇》中也写了董永的故事：“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债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这是我国最早取材于董永故事的、有署名的文艺作品。可见，远在三国时期，董永的故事已广为流传。

西汉末年，刘向的《孝子图》亦有董永的记载。此书已亡佚，有关董永故事的记载仅见唐《法苑珠林》和宋《太平御览》的引文。《太平御览》引文如下：“前汉董永，干乘人，少失母，独养父。父亡，无以葬，乃从人贷钱一万。永谓钱主曰：‘后无钱还君，当以身作奴，……”有人以为刘向为前汉人，他怎能予知有后汉呢怀疑《孝子图》系后人伪托。《法苑珠林》卷六二对《孝子图》的引文稍有不同：“董永者，少偏枯，与父居，乃肆力田亩，鹿车载父自随。父终，自卖于富公以供丧事。……”此段文字与《太平御览》所引《孝子图》不尽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法苑珠林》的引文中没有“前汉”二宇，这就不好说《孝子图}为后人伪托。《南史》卷二十二中有这样记载：“慈字伯宝，年八岁，外祖宋太宰江夏王义恭迎之内斋，施宝物资所取，慈取素琴、石砚及《孝子图}而已。”可见南北朝时尚有此书，如果说只有对董永的记述是后人妄增，似乎证据不足。《太平御览》引文中的“前汉”二字，是否为当时编者不慎误增，也不无可能。刘向是西汉末年人，如果《孝子图》的记载是真实的，那么董永当是西汉人，再说《孝子图》即使是后人伪托，也是比较早的，亦有重要价值。

东晋史学家干宝把董永故事收在自己的《搜神记》里。他根据民间传说，经过加工整理，写成了《董永》篇：“汉董永，干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首段文字与《法苑珠林》所引《孝子图》如出一辙。后边就是董永葬父后，道遇仙女，求为妻，俱至钱主，十日织缣百匹，助永还债，事毕，凌空而去的故事。董永故事经过干宝的加工已比较完整丰满，其情节、人物，都有所发展，为后来的戏曲等文艺创作取材所本。

一些辞书和类书也大量地记载了董永其人。

清《古今孝子所见录》收有董永，并载“东汉董永，青州人。”

《中国人名大辞典》把董永列为我国历史名人载入。在“董永”条下载曰：“董永，后汉干乘人，少失母，奉父避兵，流寓汝南，后徙安陆……”此处增加了“奉父避兵”南迁之说。

《蒙求》一书，也收有“董永自卖”，旧注云：“汉董永，少失母，养父，家贫佣力。至农月，以小车推父置田头树荫下而营农作。……”这里对历史上实有董永其人是肯定的。

台湾所编《中文大辞典》对董永其人也持肯定态度。文字与《中国人名大辞典》基本相同。

明代“记周秦及南宋名人”的《尚友录》一书，收录了董仲其人，并说董仲为董永之子。《辞海》介绍《尚友录》是“汇编历代人物小传”。 (中文大辞典》介绍《尚友录》说．“古来人物略具于是，以较史籍易于检查，旧时多乐用之”。

被称谓“一方之信史”的地方志也大量地在“人物志”中记载了董永其人。如山东省《博兴县志》、《乐安县志}(今广饶)》《鱼台县志》、湖北省《孝感县志》、江苏省《东台县志》等等，都将董永列为历史名人载入。所载董永故事多与《搜神记·董永》大同小异。固然，旧时修志有乱拉历史名人的弊习，但这样广大的地区，都将董永视为历史人物载入志中，肯定了历史上确有董永其人，似亦不可忽视。

以上历史文物、类书、辞书以及地方志等资料，都肯定了董永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尤其是武氏祠的文物资料，可靠性更大。但是，对董永其人也有人持否定态度。如《辞海》即认为董永“是文学故事人物”。历来否定董永其人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董永其人正吏无载。我们认为，在封建社会里编写的正史，主要是为封建统治者尤其为统治者的最高阶层树碑立传的，就是郡守、县令等较低一些的官僚也很难爬进正史的门坎。如上文提到的嘉祥县武氏家族，世代为官，尚且不见正史，何况董永一个平民布衣，正史无载，这并不奇怪。历史上正史无载的人物岂可胜数，若以正史无载为由而否定其存在，就难免有偏颇之嫌。

董永故事属神话传说。诚然，董永故事有着浓厚的神话色彩，但这也不能成为否定董永其人的理由。历史上，我国劳动人民往往将自己敬仰、爱戴的历史人物加以神化，以浪漫手法编成神话故事加以传播，以劝化人们积德向善，也表达了人们对这些历史人物的敬爱之情。而有些民间传说，也往往是根据历史上实有的人物，经过艺术加工成为完整故事的。如大禹治水的故事、包拯探阴曹、关公显圣等等，都带有浓烈的神话色彩，可谁又能否认他们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呢？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董永故事带有神话色彩，就否定董永其人的真实存在。董永也正是依赖这浪漫的民间传说，才流传下来的。

董永既然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那么，其故里何在呢？诸说基本相同。东汉时代的武氏墓群石刻中，董永故事画面就点出“董永，千乘人也”。另外，《孝子图》、《搜神记》、《中国人名大辞典》及《中文大辞典》也都点明了董永是汉代千乘人。干乘始于战国时期，“以齐景公有马千乘，常猎于此而得名。”在汉代为郡，县名。干乘郡与干乘县其治所均在今高青县境东部，东邻今博兴县。

高青县现存志书中，均无有董永的记载。《博兴县志·人物志)中载：“董永墓在今崇德社(今陈户镇)去墓数里有董家庄，永故宅也。”董家庄在今博兴县陈户镇，位于县城北二十余华里，西去汉千乘县城遗址三十余华里，在汉代属千乘郡干乘县地。董家庄即董永故里，博兴县志所载与上文辞书、类书、武氏祠等诸说是吻合的。

董家庄原有董公庙，《山东通志)说“董公庙在城(今博兴县城)东北三十里祀董永”，即指此也，今庙已不存。《通志)还说：“仙孝祠在西门内，祀汉孝子董永。”仙孝祠建于何时不详，明代王为邦《仙孝祠记，中说：“本邑在董仙旧址，当日窘身葬父、神女助织，孝声至今著也。我侯建祠绘象……”。文中，我侯，即指当时博兴县知县翁兆云。原祠已圮，明代知县翁兆云重修。康熙四年博兴知县蒋维藩又重建，现已无存。康熙五十八年《博兴县志》载，董永墓在崇德社。今属陈户镇，原有墓碑，因日久年深，碑已不存。民国二十五年县长张其丙重立墓碑一块。此碑尚存。

以上资料，充分证实了博兴县陈户镇董家村即汉孝子董永故里。尽管旧的地方志有乱拉名人的积习。但是，一些县志仍然肯定了董永原籍为山东省博兴县。如山东省的《鱼台县志，载：“董永墓，旧志载，治西南三十里。按“董永，青州博兴人，流寓德安，佣身葬父，感仙姬为偶事脍炙人口，虽妇人女子咸能言之，而葬鱼台无考。”这里肯定了董水为博兴县人。再如湖北省的《孝感县志》载：“董水，青州干乘人，今山东博兴县。……”一九八三年，孝感地区编写的《孝感地区概况)在“著名人物”栏中写道；“董永，东汉末，青州干乘人，今山东省博兴县，因黄巾起义，由山东流寓今湖北孝感……。”孝感市于一九八四年在市内所建“董永公园”中，在“孝子祠”前介绍说：“董永，青州千乘人，今山东省博兴县。……”董永故事在湖北孝感县流传甚广，影响颇深，并建园立祠纪念他。但是从《孝感县志》到《孝感地区概况》，只说是董永由山东流寓孝感，都肯定董永原籍是山东省博兴县。

当然，把董永说成本邑名人的地方志亦有之。如清雍正年间的《乐安县志》(今山东广饶县)，即把董永视为乡贤。，该志“古迹”篇中载：“董永祠，在城西太和庄，去家甚近，子孙至今承祀不乏。”查志中所说董永祠位于今广饶县西部，在汉代当为利县地，而利县属齐郡，而非干乘郡。广饶县到隋代始侨置干乘县，比董永生活的年代晚了五百多年。说董永故里在今广饶县，显然无据。再如江苏省《东台县志》载：“董永，西溪镇人。”所载董永故事基本引用《搜神记》原文，只是改“千乘”为“西溪镇”。并说“今西溪镇永与父墓并在。”但志书的编者又在后面的按语中写道；“永事见《太平御览》所引刘向《孝子图》，其辞云：董永千乘人，……今向《图》不传，史家亦不著于录，而千乘郡乃今山东青州府北镜，何以又为县之西溪人耶”志书的编者对董永为西溪人的说法就提出了异义，持否定态度。这一说也难以自立。

综上所述，董永故里为山东省博兴县已无疑问。但是，清道光二十年《博兴县志}的编者没有进行实地考查，以为旧志董永墓一说在崇德社，一说在龙河洼，而对董永故里博兴提出了质疑。经实地考查，博兴县境董永墓只有一个，其地当时属崇德社(现陈户镇)，而群众习惯上称为龙河洼，是同一地点两个名称。该志中此谬误，是由当时志书编者的浅陋和粗疏造成的。

董永的传说遍布我国数十省，董永遗址与纪念物，如董永墓、董永祠、董公庙等等，也不胜枚举，尤其江淮地区，流传更广，影响也颇深。

既然董永故里在山东，那么董永的传说何以在江淮地区有如此广泛的传播和影响呢？董永是否曾经南徙，众说不一。《中国人名大辞典》主张董永曾经南徙，其“董永”条下载曰：“后汉千乘人，少失母，奉父避兵，流寓汝南，后徙安陆……”《中文大辞典》亦采此说，“董永”释文与《中国人名大辞典》相同。这里只说“奉父避兵”，没有说明董永南徙的年代。清康熙三十四年《孝感县志}载“董永，青州干乘人，今山东博兴县。早丧母，汉灵帝中平中，黄巾起，渤海骚动，永奉父来徙……”清光绪五年《孝感县志》又照漀潬X搬了此段文字。这里“避兵乱”的年代和历史背景比较明确，“兵乱”指黄巾起义。然而，黄巾起义暴发于东汉光和七年(公元184年)，比嘉祥县武氏墓群石刻修建时间晚了三十多年。董永是不可能在黄巾起义时流寓安陆(今孝感)的。现尚未见到其他资料有董永南徙的记载。但并不完全排除董永有南徙的可能。

董永故事所以在江淮流域流传甚广，只据现已掌握的资料从其流传的过程进行考查。其故事的传播，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在汉代，儒家学说占据了统治地位，统治阶级以“孝”教化其民，作为孝子的董永，也就成为人们道德上效仿的楷模，很快流传开。董永故事首先在山东流传，继而在黄河流域广为传播。山东省嘉祥县武氏墓群石刻中的董永画面，三国魏曹植的{灵芝篇》，即是董永故事在山东继而在黄河流域传播的反映。在三国以前，尚未见到江淮流域有关董永故事的记载。

东晋时期，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袭，黄河流域战乱频仍，长期分裂，社会极不安定，大批士族和平民相率南迁，到长扛流域定居下来。这样，也就将董永的故事带到了我国南方，尤其是长江流域。董永故事也就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这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上广为流传。《搜神记·董永》，亦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这应是董永故事流传的第二个阶段。

南朝刘宋建立以后，元嘉三十年(公元453年)宋文帝的太子刘劭杀宋文帝自立，改元太初，历史上称其为“元凶”。宋文帝第三子武陵王刘骏起兵讨劭。因劭弑父，刘骏以“孝”为号召，收买人心，兵力大盛。刘骏沿江东下，到达新亭(今南京南)即位，其年号也以“孝”名，为“孝建”，死后谥号“孝武帝”。刘骏凡二十八子，其“字”也以“孝”排，如孝师、孝德、孝良、孝烈、孝贞、孝善、孝英……等。由于刘骏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提倡孝道。所以，为“诸德之本”的孝在社会上蔚然成风。就在孝建元年，析安陆置孝昌县(后改孝感)，亦倡孝之意。作为孝子出身的董永，当然地成为社会上最受推崇的历史人物之一，董永故事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董永墓、董永祠、董永庙等有关董永的遗迹和纪念物，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相继出现。由于南朝宋的统治者以行政手段进行倡导，所以董永故事流传之广，影响之深，董永遗迹、纪念物之多，都超过了黄河流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