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台湾省2000多万汉族同胞中，近80%是闽南人。在闽南与台湾省难以割断的诸多联系中，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家族文化都是最为突出的一种。闽南家族文化是指闽南的家族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观念和心态。也是闽南基层社会传统的重要组织文化特征。是福建乃至中国家族文化最繁荣的地区之一。它既有中国家族文化的一般母体，又有许多自身的特点。其丰富的内涵、多彩的外观、多样的弹性结构和跨时代的社会功能，不仅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闽南人，而且随着历史上大量闽南人迁徙到台湾而迁徙到台湾省，分散在台湾闽南人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他们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根据现有的文字记载，闽南人最早迁徙到台湾省是在北宋末南宋初，而大量迁徙则始于明末。从明末到清代嘉庆，有三次移民高潮。由于移民绝大多数是农民，穿越台湾后与土地结下不解之缘，固定在相对集中的一块块土地上生产生活，为家族文化的复兴和发展提供了基础载体；由于移民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和农耕经济的特点，生活在一定区域内的移民要想获得必要的生存资源，就不得不依靠群体的力量，以家庭为单位的组合可以形成更强大的群体；由于移民所生活的社会相对简单，社会系统缺乏足够的控制能量，这也为移民家庭共同体的存在提供了空间，使源于自然的血缘群体秩序得以生长，社会系统的部分意志得以以自身的逻辑进行；台湾闽南人在本土生活时，在心理、文化和精神上认同了家族文化。搬到台湾省后，传统的家庭人格意识很难被剥离。此外，台湾省移民背井离乡、重建家园的过程充满艰辛和辛酸，时时刻刻都忍不住想家。他们还希望他们的祖先和神灵会访问他们的祖先的地方，以保佑他们的和平，好运和繁荣。所以闽南移民穿越台湾后，家族文化依然相伴。闽南台湾人在重建家园的过程中，以闽南家族文化为基础，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家族文化体系。虽然注入了一些新的色彩，但仍然完整地保留了其文化源头的面貌和内在逻辑。大概有以下五个方面。血缘的群体性。这不仅生动地体现在穿越台湾的移民身上，而且与他们的祖先家族直接联系在一起。台湾南部的人们往往以血缘为基础组成新的家庭共同体。每个新家庭都有一个以父系血缘为轴心的氏族。同一个家族的后代都保留着同一个族名，族名是从闽南带过来的。为了使家族成员更清楚地了解家族的起源，并使他们更容易相互认同，许多家族姓氏还标有祖先姓氏的特殊名称，如夏辽陈、关山陈、金盾派黄、裴元堂林、蔡玉京等。地理生活方式。这也突出地体现在闽南人跨台的社区格局中，与祖籍家族联系在一起。闽南移民家庭基本上仍居住在同一地区，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统一性。移民的新定居村很多直接采用闽南原定居村的名称。比如南京河西乡嘉义黄种人聚居的“六斗村”；台中的「沟干村」，石马镇康人居住的地方；南安丰州黄姓人，住在台北“黄厝村”；南岸码头的林峰住在花莲的“枫树村”。这不仅是为了更容易识别家庭，也是为了更清楚地表达我是一个

因为祖辈家族早已排定了长期的世代，有的甚至可以工作一千年以上。这样一来，两岸同属一个家族线的家族，往往具有相同的血统。比如台湾屏东林头的陈，祖籍东山柳田的陈；台北敦本堂李姓，南京板寮李姓，祖籍等。台湾省紫云派黄的后人，虽然开了门，异地立户，却共用了来自泉州的60字祖序。辈分通常意味着威望和权力的程度，社会地位可以超越，血缘地位不可超越。这些原则在两岸家庭中也是一致的。多样性的家庭功能。和闽南家族一样，为了最大化家族认同，确保家族制度的存在和延续，穿越台湾的闽南人采取各种形式的活动来强化家族意识，如建宗祠、祭祖、编家谱等。这些活动也与祖籍家族祖先密切相关。台湾省内台湾人建造的姓氏宗祠不计其数，而且经常使用宗祠的名称，甚至建筑形式也模仿宗祠。比如嘉义溪诏安南北林氏族建造的怀德堂；台南南靖塔下村张人修建的“安德宇堂”；苗族安溪三阳乡阳人建造的“风彩厝”；晋江垭口、彰化粘厝村等地粘氏族人所建的“环中堂”。此外，还有祠堂祭祖，祖坟，家谱或抄家谱到台湾省。规范礼的手段。台湾家庭和祖辈家庭一样，没有正式明确的法律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而是依靠习惯和既定的戒律来规范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这些习俗很多都是闽南祖庭的遗产。原生家庭在长期活动中形成的一整套礼仪习俗，被移民们认可为社会生活赖以维系和延续的原则，从而渗透到新的家庭生活中，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比如借助祖庭的宗族家规，维护家族秩序。泉州紫云黄氏家族中，有首祖《遣子诗》，已成为黄氏家族共同的祖训，迁居台湾省的紫云黄氏家族也以此为例训诫百姓。清同治年间，台湾金盾乡黄氏宗亲来晋江盘瓠认祖的时候，也在祠堂里大声朗诵这首诗，以示不忘祖训。毫无疑问，南台湾人传播的家庭文化中的重男轻女、迷信保守的成分是有负面影响的。但是，它也包含了许多合理的因素。它使穿越台湾的移民有了更有效的依靠，从而增强了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作为闽南移民文化中的主导文化，闽南移民的家族文化被放大为社会文化，融入台湾省社会，成为台湾省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增添了台湾省文化的色彩。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闽南移民所传播的家族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宗族观念，是“木本水源”、“尊亲重家”的思想感情。这些观念和感受通过代际传递不断传递给下一代，成为跨越台湾的闽南人后代维系与祖籍关系的重要精神纽带，一条永不割断的纽带。

按照时间顺序为：《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

按故事时代顺序为：《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

1、《水浒传》(1296-1370)，元末明初，作者施耐庵。《水浒传》，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北宋末年宋江起义为主要故事背景、类型上属于英雄传奇的章回体长篇小说。

2、《三国演义》（1330？～1440？），元末明初洪武年间，作者罗贯中。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

3、《西游记》(约1500－1582)，明代，作者吴承恩。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 。这部小说以“唐僧取经”这一历史事件为蓝本，通过作者的艺术加工，深刻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4、《红楼梦》（约1715～1763)，清代，作者曹雪芹。中国古代章回体长篇小说，又名《石头记》。

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富贵公子贾宝玉为视角，描绘了一批举止见识出于须眉之上的闺阁佳人的人生百态，展现了真正的人性美和悲剧美，可以说是一部从各个角度展现女性美的史诗。

扩展资料：

一、创作背景：

1、《水浒传》：

南宋时，梁山英雄故事流传甚广。当时的画家、文学家龚开的《宋江36人赞并序》称：宋江等36人的故事已遍及大街小巷；画家也执笔为他们图形绘影。

《水浒传》最早的蓝本是宋人的《宣和遗事》，它着力描写了杨志卖刀、晁盖等结伙劫生辰纲和宋江杀阎婆惜等事，对林冲、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主要人物也都作了描写。宋元之际，还有不少取材于水浒故事的话本。在元杂剧中，梁山英雄已由36人发展到108人。

施耐庵把有关水浒的故事和人物整理加工，在创作《水浒传》过程中，忠实地接受了人民的观点，这是《水浒传》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的思想基础。

2、《三国演义》：

（1）时代背景

元末明初，社会矛盾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群雄割据，多年战乱后朱元璋剿灭群雄，推翻元王朝，建立明王朝。

期间人民流离失所，罗贯中作为一名杂剧和话本作者，生活在社会底层，了解和熟悉人民的疾苦，期望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作为底层的知识分子思考，并希望结束动荡造成的悲惨局面。由此就东汉末年的历史创作了《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

（2）题材来源

西晋陈寿所著《三国志》是三国故事的最早源头，但这是纪传体的史书，记事简略，粗陈梗概。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增加了许多奇闻轶事，传奇色彩与可读性都大大增强。

中唐史学家刘知袭在《史通》中说，诸葛亮未死的故事已“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可见这个时期三国故事已广泛流传于民间。

晚唐李商隐的《骄儿涛》中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诗句，说明至迟在晚唐时三国故事已妇孺皆知，宋代通过艺人的表演说唱，三国故事更为流行，并且已经表现出“尊刘贬曹”的鲜明倾向。金元时代三国故事被大量地搬上舞台，院本和杂剧中有许多三国故事剧。

据《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记载，仅元杂剧中就有近三十种演述三国故事的作品。《辍耕录》中记载的金院本有《襄阳会》《大刘备》《骂吕布》和《赤壁鏖兵》等。

元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出现新安虞氏所刊的《全相三国志平话》，这是今存最早的，也是唯一一部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平话。该书是民间传说中

三国故事的写定本，约八万字，分上中下三卷，每卷都分上下两栏，上栏图相，下栏正文。全书以司马仲相断狱故事为人话，正话从刘关张桃园结义开始，结束于诸葛亮病死。

从平话的内容和结构看，已粗具《三国演义》的规模，但整体描写粗枝大叶，文词鄙陋不通，故事情节离奇，多不符合正史记载，人名地名也多谬误，似乎还是未经文人润色的民间艺人作品。

从上述的记载和残留的作品看，从晚唐到元末，在民间流行的三国故事愈来愈丰富，这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3、《西游记》：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25岁的和尚玄奘天竺（印度）徒步游学。

他从长安出发后，途经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历尽艰难险阻，最后到达了印度。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多，并在一次大型佛教经学辩论会任主讲，受到了赞誉。

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回到了长安，带回佛经657部，轰动一时。后来玄奘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但这部书主要讲述了路上所见各国的历史、地理及交通，没有什么故事。

及到他的弟子慧立、彦琮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为玄奘的经历增添了许多神话色彩，从此，唐僧取经的故事便开始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

南宋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代院本有《唐三藏》、《蟠桃会》等，元杂剧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大圣》等，这些都为《西游记》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吴承恩也正是在中国民间传说和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的再创造，完成了这部伟大的文学巨著。

《西游记》的作者明代人吴承恩（有争议）生活在明代的中后期，历经孝宗弘治、武宗正德、世宗嘉靖、穆宗隆庆、神宗万历五个时期。

明朝中后期的社会情况和开国之初有很大的不同，政治上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正不断激化，并且日趋尖锐 ；思想文化上启蒙思想兴起，人性解放的思潮高涨，市民文学日益蓬勃发展，小说和戏曲创作进入到一个全面繁荣兴盛的时期，经济上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4、《红楼梦》：

《红楼梦》诞生于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当时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举国上下沉醉在康乾盛世、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这时期从表面看来，好像太平无事，但骨子里各种社会矛盾正在加剧发展，整个王朝已到了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在康熙、雍正两朝，曹家祖孙三代四个人总共做了58年的江宁织造。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接驾的阔差。曹雪芹生长在南京，少年时代经历了一段富贵繁华的贵族生活。

但后来家渐衰败，雍正六年（1728年）因亏空得罪被抄没，曹雪芹一家迁回北京。回京后，他曾在一所皇族学堂“右翼宗学”里当过掌管文墨的杂差，境遇潦倒，生活艰难。晚年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穷苦，“满径蓬蒿”，“举家食粥酒常赊”。

《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创作的。创作年代在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

二、作者简介：

1、《水浒传》作者：

施耐庵（1296年—1370年），《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具有争议，目前最广泛认可的说法认为作者是施耐庵。历史上还有其它几种观点，包括了罗贯中说，施惠说，郭勋托名说，宋人说等。

2、《三国演义》作者：

罗贯中（ 约1330年—约1400年），名本、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元末明初作家，戏曲家。罗贯中生于元末社会动乱之时，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苟同于流俗，曾参与反元的起义斗争。明朝建立之后，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

著有小说《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三国演义》，施耐庵合著《水浒传》，另著有剧本《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

3、《西游记》作者：

吴承恩（1501年-1582年），字汝忠，号射阳山人。中国明代杰出的小说家。他生于一个由学官沦落为商人的家族，家境清贫。吴承恩自幼聪明过人，《淮安府志》载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文下笔立成。”

但他科考不利，至中年才补上“岁贡生”，后流寓南京，长期靠卖文补贴家用。晚年因家贫出任长兴县丞，由于看不惯官场的黑暗，不久愤而辞官，贫老以终。《西游记》作者也存在一定争议，但目前普遍认为作者为吴承恩。

4、《红楼梦》作者：

曹雪芹（约1715-约1763），名沾，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清代小说家、诗人、画家。曹雪芹早年在南京江宁织造府亲历了一段锦衣纨绔、富贵风流的生活。

至雍正六年（1728），曹家因亏空获罪被抄家，曹雪芹随家人迁回北京老宅。后又移居北京西郊，靠卖字画和朋友救济为生。

曹雪芹素性放达，爱好广泛，对金石、诗书、绘画、园林、中医、织补、工艺、饮食等均有所研究。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历经多年艰辛，终于创作出极具思想性、艺术性的伟大作品——《红楼梦》。

-四大名著

造纸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为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贵州的两个偏远山区，至今仍完好地保留着蔡伦式用树皮、破布、渔网等作为原材料造纸的造纸作坊，造纸的方法、工序也跟的近2000年前一样。一个地方是在贵阳市乌当区的香纸沟，用竹子作原材料造草纸；另一个地方就是贞丰县的小屯乡，用构皮作原材料制作白绵纸，这个地方被中外学者誉为东方文明古国土法造纸的“活化石”。 清代乾隆59年(1794年)，重庆南川县的一个姓龙的造纸之人，为躲避蝗虫灾害带着妻子和女儿逃难到贞丰县小屯乡，在这里开起了造纸的作坊。他并不保守，将技术传给了村里的人，他的女儿嫁到外村之后，又将手艺带到了婆家。这样一来，造纸术在小屯乡的龙井、半坡、仁朝、老漆凼等几个村寨传开了，至今仍有500多户的人家在从事这种古法造纸，这成了他们继农业之外的副业，是主要的经济来源。 在这些人家的香火上除了供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之外，就是“蔡伦祖师”。每年农历3月11日据说是蔡伦的生日，这一天家家户户凑一份钱，杀一头肥猪，在村头的蔡伦庙焚香祭祖，非常热闹，他们把这个仪式称为“蔡伦会”。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古法造纸的小作坊。造纸的原材料主要是以韧性很好的构树皮为主，辅以粘性较强的仙人掌，把它们制成纸，要经过水浸泡，石灰腌制、蒸煮、摊晒、日光漂白、打浆、抄纸、烤干等72多道工序。370多年前，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他的《天工开物》一书中，图文并茂地介绍了蔡伦造纸的每一道工序的每一种器具的名称。小屯乡的造纸工序和器具名称与它们完全相同，简直就是活着的历史。 从古至今都没有形成企业化的规模生产，而仍然以夫妻店式的家庭生产方式存在。小屯乡各家各户所造的纸，对外都统称“贞丰白棉纸”。这种纸在古时候是千家万户的晶用品，比如印书、作画、做风筝、抄家谱、糊窗户、做灯芯、上坟挂青等，现在则更多地用作小商品包装、银行捆钞票、机械清洁、档案文件封条等。 “贞丰白棉纸”主要销往云、贵、川及广西地区。也有少部分远销美国、泰国和新加坡。

造纸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为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贵州的两个偏远山区，至今仍完好地保留着蔡伦式用树皮、破布、渔网等作为原材料造纸的造纸作坊，造纸的方法、工序也跟的近2000年前一样。一个地方是在贵阳市乌当区的香纸沟，用竹子作原材料造草纸；另一个地方就是贞丰县的小屯乡，用构皮作原材料制作白绵纸，这个地方被中外学者誉为东方文明古国土法造纸的“活化石”。 清代乾隆59年(1794年)，重庆南川县的一个姓龙的造纸之人，为躲避蝗虫灾害带着妻子和女儿逃难到贞丰县小屯乡，在这里开起了造纸的作坊。他并不保守，将技术传给了村里的人，他的女儿嫁到外村之后，又将手艺带到了婆家。这样一来，造纸术在小屯乡的龙井、半坡、仁朝、老漆凼等几个村寨传开了，至今仍有500多户的人家在从事这种古法造纸，这成了他们继农业之外的副业，是主要的经济来源。 在这些人家的香火上除了供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之外，就是“蔡伦祖师”。每年农历3月11日据说是蔡伦的生日，这一天家家户户凑一份钱，杀一头肥猪，在村头的蔡伦庙焚香祭祖，非常热闹，他们把这个仪式称为“蔡伦会”。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古法造纸的小作坊。造纸的原材料主要是以韧性很好的构树皮为主，辅以粘性较强的仙人掌，把它们制成纸，要经过水浸泡，石灰腌制、蒸煮、摊晒、日光漂白、打浆、抄纸、烤干等72多道工序。370多年前，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他的《天工开物》一书中，图文并茂地介绍了蔡伦造纸的每一道工序的每一种器具的名称。小屯乡的造纸工序和器具名称与它们完全相同，简直就是活着的历史。 从古至今都没有形成企业化的规模生产，而仍然以夫妻店式的家庭生产方式存在。小屯乡各家各户所造的纸，对外都统称“贞丰白棉纸”。这种纸在古时候是千家万户的晶用品，比如印书、作画、做风筝、抄家谱、糊窗户、做灯芯、上坟挂青等，现在则更多地用作小商品包装、银行捆钞票、机械清洁、档案文件封条等。 “贞丰白棉纸”主要销往云、贵、川及广西地区。也有少部分远销美国、泰国和新加坡。

沈阳公积金提取区分提取类型，有以下种类：

1、现金购买自住住房提取

提取申请人或代办人(提取申请人配偶、同一户口的直系亲属或单位公积金经办员)持相关要件(配偶代办须提供结婚证或户口簿、身份证;同一户口的直系亲属代办须提供户口簿、身份证;单位经办员代办须提供单位介绍信、身份证)到缴存住房公积金的管理部办理。

持外市地《不动产权证书》(或《房屋所有权证》)的，待购房所在地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核实提取申请人购房信息后，办理提取。

2、死亡提取

继承人持相关要件到该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的管理部办理。

3、退休提取

提取申请人或代办人(提取申请人配偶、同一户口的直系亲属或单位公积金经办员)持相关要件(配偶代办须提供结婚证或户口簿、身份证;同一户口的直系亲属代办须提供户口簿、身份证;单位经办员代办须提供单位介绍信、身份证)到缴存住房公积金的管理部办理。

4、出境定居提取

提取申请人或代办人(提取申请人配偶、同一户口的直系亲属或单位公积金经办员)持相关要件(配偶代办须提供结婚证或户口簿、身份证;同一户口的直系亲属代办须提供户口簿、身份证;单位经办员代办须提供单位介绍信、身份证)到缴存住房公积金的管理部办理。

5、公租房或自租房提取

1、提取申请人持相关要件到缴存住房公积金的管理部进行审核。

2、管理部对提取申请人提供的要件信息进行核实。核实准确的，当场即时办理。对信息有疑议，须要进一步核实的，3个工作日内办结。

参考资料：

沈阳公积金管理中心-现金购买自住住房提取须知

参考资料：

沈阳公积金管理中心-死亡提取须知

参考资料：

沈阳公积金管理中心-退休提取须知

参考资料：

沈阳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境定居提取须知

参考资料：

沈阳公积金管理中心-公租房或自租房提取须知

您好！我来自一个三口之家，我是个女孩，现在在外地读大学；妈妈工作上提前内退了，虽然每月都有1000多元的收入，但不用去工作，可以算是一个全职主妇；爸爸跟朋友合伙办了个打米厂，因为前几年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还是负债经营。可能爸爸妈妈的脾气都很暴躁，近两年爸爸又整天深陷赌博无法自拔，为此两人经常赌气，但妈妈一直都以为吵归吵，感情还跟以前一样不会变的。可是前段时间妈妈发现爸爸在外面有了女人，就要跟他离婚，爸爸解释说自己不喜欢那个女人，只是去年因为自己患了心肌梗死，在医院里看到其他病人都有大群的子女陪伴所以心里很难过，又因为自己有一次在牌桌上开玩笑的说了一句想要个男孩，而一块打牌的有个女人就说愿意给我爸生个男孩，其他的牌友也在旁边推波助澜说可以。后来我们家抄家谱，抄家谱的人说我爸有能力，但是没有男孩怪可惜的，于是我爸又被促动了一下（但那人又说我妈是个贤惠的女人，即使想要男孩也不能让现在这个家散了，要不然会后悔的）。现在我妈发现了这事，那女人已经怀孕3个多月了，我爸跟我妈保证说会让那女人把孩子打掉，然后我们一家人还像原来那样生活，可是那女人本身就是个专属小三，她第一任的丈夫是个老实人，跟她离婚后撇给她一个男孩，后来她又跟她第二任男人（一个有妇之夫）鬼混，现在遇上我爸，她以为我爸有个厂就毅然离开了那个男人跟了我爸。虽然我爸说提前已经跟她讲好了只是跟她在一块要个男孩，不会跟她结婚，她也无所谓。后来我妈给她发短信，她说跟我爸在一块不是为了钱（不过钱字特意省掉了），她甚至还借着我妈给她发短信挑拨我爸跟我妈的关系，但我爸说他当时就告诫那女人说是他有负我妈在先，叫她别得瑟，即使跟我妈离了也不会娶她。现在那女的想安胎跑去外地了。我现在很担心①我爸说的到底是不是实话，他是不是真的跟那女人没有感情想要回来这个家生活（我妈说她愿意相信，因为以前有个女人赤裸裸的勾引过我爸，但是我爸觉得恶心尽量避开她，但我妈娘家人说通过跟他谈话觉得他还没有放弃那个孩子）如果他背着我妈先不跟他离婚，那边又把孩子生出来了，那我们家财产是不是也会过渡到那孩子的名下。②如果我爸真的想让那女人把孩子拿掉，但那女人肯定会趁机勒索，甚至私自把孩子生下来到时把我们家搅散，我们该怎么办？③我爸曾经患过心肌梗死，虽然手术成功，但万一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有什么意外，那开厂欠下的外债是不是都要背负到我妈跟我的身上？我跟我妈要怎么办，请好心的律师帮我们解答一下吧，万分感谢的~

按照时间顺序为：《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

按故事时代顺序为：《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

1、《水浒传》(1296-1370)，元末明初，作者施耐庵。《水浒传》，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北宋末年宋江起义为主要故事背景、类型上属于英雄传奇的章回体长篇小说。

2、《三国演义》（1330？～1440？），元末明初洪武年间，作者罗贯中。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

3、《西游记》(约1500－1582)，明代，作者吴承恩。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 。这部小说以“唐僧取经”这一历史事件为蓝本，通过作者的艺术加工，深刻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4、《红楼梦》（约1715～1763)，清代，作者曹雪芹。中国古代章回体长篇小说，又名《石头记》。

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富贵公子贾宝玉为视角，描绘了一批举止见识出于须眉之上的闺阁佳人的人生百态，展现了真正的人性美和悲剧美，可以说是一部从各个角度展现女性美的史诗。

扩展资料：

一、创作背景：

1、《水浒传》：

南宋时，梁山英雄故事流传甚广。当时的画家、文学家龚开的《宋江36人赞并序》称：宋江等36人的故事已遍及大街小巷；画家也执笔为他们图形绘影。

《水浒传》最早的蓝本是宋人的《宣和遗事》，它着力描写了杨志卖刀、晁盖等结伙劫生辰纲和宋江杀阎婆惜等事，对林冲、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主要人物也都作了描写。宋元之际，还有不少取材于水浒故事的话本。在元杂剧中，梁山英雄已由36人发展到108人。

施耐庵把有关水浒的故事和人物整理加工，在创作《水浒传》过程中，忠实地接受了人民的观点，这是《水浒传》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的思想基础。

2、《三国演义》：

（1）时代背景

元末明初，社会矛盾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群雄割据，多年战乱后朱元璋剿灭群雄，推翻元王朝，建立明王朝。

期间人民流离失所，罗贯中作为一名杂剧和话本作者，生活在社会底层，了解和熟悉人民的疾苦，期望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作为底层的知识分子思考，并希望结束动荡造成的悲惨局面。由此就东汉末年的历史创作了《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

（2）题材来源

西晋陈寿所著《三国志》是三国故事的最早源头，但这是纪传体的史书，记事简略，粗陈梗概。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增加了许多奇闻轶事，传奇色彩与可读性都大大增强。

中唐史学家刘知袭在《史通》中说，诸葛亮未死的故事已“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可见这个时期三国故事已广泛流传于民间。

晚唐李商隐的《骄儿涛》中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诗句，说明至迟在晚唐时三国故事已妇孺皆知，宋代通过艺人的表演说唱，三国故事更为流行，并且已经表现出“尊刘贬曹”的鲜明倾向。金元时代三国故事被大量地搬上舞台，院本和杂剧中有许多三国故事剧。

据《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记载，仅元杂剧中就有近三十种演述三国故事的作品。《辍耕录》中记载的金院本有《襄阳会》《大刘备》《骂吕布》和《赤壁鏖兵》等。

元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出现新安虞氏所刊的《全相三国志平话》，这是今存最早的，也是唯一一部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平话。该书是民间传说中

三国故事的写定本，约八万字，分上中下三卷，每卷都分上下两栏，上栏图相，下栏正文。全书以司马仲相断狱故事为人话，正话从刘关张桃园结义开始，结束于诸葛亮病死。

从平话的内容和结构看，已粗具《三国演义》的规模，但整体描写粗枝大叶，文词鄙陋不通，故事情节离奇，多不符合正史记载，人名地名也多谬误，似乎还是未经文人润色的民间艺人作品。

从上述的记载和残留的作品看，从晚唐到元末，在民间流行的三国故事愈来愈丰富，这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3、《西游记》：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25岁的和尚玄奘天竺（印度）徒步游学。

他从长安出发后，途经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历尽艰难险阻，最后到达了印度。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多，并在一次大型佛教经学辩论会任主讲，受到了赞誉。

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回到了长安，带回佛经657部，轰动一时。后来玄奘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但这部书主要讲述了路上所见各国的历史、地理及交通，没有什么故事。

及到他的弟子慧立、彦琮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为玄奘的经历增添了许多神话色彩，从此，唐僧取经的故事便开始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

南宋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代院本有《唐三藏》、《蟠桃会》等，元杂剧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大圣》等，这些都为《西游记》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吴承恩也正是在中国民间传说和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的再创造，完成了这部伟大的文学巨著。

《西游记》的作者明代人吴承恩（有争议）生活在明代的中后期，历经孝宗弘治、武宗正德、世宗嘉靖、穆宗隆庆、神宗万历五个时期。

明朝中后期的社会情况和开国之初有很大的不同，政治上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正不断激化，并且日趋尖锐 ；思想文化上启蒙思想兴起，人性解放的思潮高涨，市民文学日益蓬勃发展，小说和戏曲创作进入到一个全面繁荣兴盛的时期，经济上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4、《红楼梦》：

《红楼梦》诞生于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当时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举国上下沉醉在康乾盛世、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这时期从表面看来，好像太平无事，但骨子里各种社会矛盾正在加剧发展，整个王朝已到了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在康熙、雍正两朝，曹家祖孙三代四个人总共做了58年的江宁织造。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接驾的阔差。曹雪芹生长在南京，少年时代经历了一段富贵繁华的贵族生活。

但后来家渐衰败，雍正六年（1728年）因亏空得罪被抄没，曹雪芹一家迁回北京。回京后，他曾在一所皇族学堂“右翼宗学”里当过掌管文墨的杂差，境遇潦倒，生活艰难。晚年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穷苦，“满径蓬蒿”，“举家食粥酒常赊”。

《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创作的。创作年代在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

二、作者简介：

1、《水浒传》作者：

施耐庵（1296年—1370年），《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具有争议，目前最广泛认可的说法认为作者是施耐庵。历史上还有其它几种观点，包括了罗贯中说，施惠说，郭勋托名说，宋人说等。

2、《三国演义》作者：

罗贯中（ 约1330年—约1400年），名本、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元末明初作家，戏曲家。罗贯中生于元末社会动乱之时，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苟同于流俗，曾参与反元的起义斗争。明朝建立之后，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

著有小说《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三国演义》，施耐庵合著《水浒传》，另著有剧本《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

3、《西游记》作者：

吴承恩（1501年-1582年），字汝忠，号射阳山人。中国明代杰出的小说家。他生于一个由学官沦落为商人的家族，家境清贫。吴承恩自幼聪明过人，《淮安府志》载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文下笔立成。”

但他科考不利，至中年才补上“岁贡生”，后流寓南京，长期靠卖文补贴家用。晚年因家贫出任长兴县丞，由于看不惯官场的黑暗，不久愤而辞官，贫老以终。《西游记》作者也存在一定争议，但目前普遍认为作者为吴承恩。

4、《红楼梦》作者：

曹雪芹（约1715-约1763），名沾，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清代小说家、诗人、画家。曹雪芹早年在南京江宁织造府亲历了一段锦衣纨绔、富贵风流的生活。

至雍正六年（1728），曹家因亏空获罪被抄家，曹雪芹随家人迁回北京老宅。后又移居北京西郊，靠卖字画和朋友救济为生。

曹雪芹素性放达，爱好广泛，对金石、诗书、绘画、园林、中医、织补、工艺、饮食等均有所研究。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历经多年艰辛，终于创作出极具思想性、艺术性的伟大作品——《红楼梦》。

-四大名著

韩德培先生生于1911年，江苏省如皋人，他的祖父韩大兴是曾多年跟随翼王石达开南征北战的一名副将。

韩德培幼时常在祖父膝下听他讲述当年驰骋马背的军旅生涯，继承了祖父刚正不阿的浩然正气。

来到人世间的韩德培却是个苦孩子——那时韩家已逐渐败落，更惨的是韩德培8岁便失去慈母，小小年纪便尝到了家庭贫寒、幼年失母带来的世事炎凉。

1917年，韩德培进入私塾，期间读了《大学》、《论语》、《孟子》、《幼学》等，接受了严格的书法训练，因此打下了扎实的旧学基础。10岁时，韩德培转入京江小学读书，京江小学是旅居如皋经营钱庄和银行业的镇江人开办的，对语文、算术、英语课程特别重视——熟悉韩德培的人都知道，他不但懂英文，还懂法文、德文、日文和俄文，出色的语言能力与他小时候所受到的良好外语训练有关。1928年，韩德培师范毕业。

1930年，他又赴杭州赶考，一举考中浙江大学史政系。半年之后，当时的教育部决定将浙大史政系合并到中央大学，韩德培也随之转入中央大学。

初到中央大学，一次旁听课却改变了韩德培的志向与爱好。当时，讲课的教授是后来当过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时任中大法律系主任的谢冠生，他主讲的是“法律就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纠纷”。

韩德培还清晰记得，“谢教授讲话不带讲稿，只拿粉笔一支，他教法理学，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不仅条理分明，而且把一般人心目中枯燥无味的法学课程讲得趣味无穷”。后来，韩德培还旁听了谢教授主讲的“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和“罗马法”，教室里坐不下，他就站在窗子外面听。

由此，韩德培对法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知道了法学是一门解决人与人之间纠纷的一门学问，对社会非常有用。因此，他找去谢教授谈了自己想学法律的想法，在谢教授的帮助下，他如愿以偿从史政系转到了法律系。当时，中央大学法律系开设课程非常齐全，比如，刑法、民法总论、物权法、亲属法、程序法等，有许多来自于司法实务部门的人前来授课，包括最高法院的审判员、司法行政部的官员等。“从史政系转到了法律系，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但我无愧于我的选择”，如今已是一代法学大家的韩德培如此评价当年自己的选择。 1934年，韩德培从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

旧中国贫穷落后，备受列强欺凌，韩德培深感要提高民族素质，实现国家富强，教育十分重要。求知若渴的他希望能到国外去深造，然而出身贫寒的他只能等待时机考取公费留学。

时值中大需要一位主编学报和校刊的编辑人员，韩德培毛遂自荐，承担起了这项工作。

机遇在5年后才终于降临，中英庚款董事会在中国招留英公费生，然而24个名额中，攻读国际私法的名额只有1个。

经过激烈竞争，28岁的韩德培夺得留学剑桥大学的机会。可正当韩德培等准备出发之际，欧战突然爆发——韩德培只得回到中央大学一面等待消息，一面继续从事教学工作。

可是，欧战愈演愈烈，到英国去留学已经非常困难。

1年后，中英庚款董事会决定所有考取的24名公费留学生一律改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1941年7月底，韩德培和一道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生的钱伟长、张龙翔等人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韩德培没有想到，自己这一去便是5年。

在多伦多大学学习的第二年，韩德培在著名国际私法学者莫法特·汉考克教授指导下写作论文，他选择的论文题目是《国际私法中的实质与程序问题》。他搜集和引用了大量的英美和加拿大的判例，结合英、美、加一些学者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汉考克教授审阅过这篇论文后，很高兴地评价道：“你写的论文很好，我不用改任何一个字。”这样，韩德培很顺利地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这是当时该法学院所能授予的最高学位。

1942年，韩德培以特别研究生的身份来到当时世界上声望最高的哈佛大学法学院，利用那里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法学图书馆所收藏的极为丰富的书刊，进一步进行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的研究。在哈佛的3年，韩德培把主要精力集中于阅读国际私法、国际公法和法理学三方面的书刊，并尽量搜集有关的资料。特别是在国际私法方面，他花了较多的时间，做了大量的详细的笔记。此外，他还选听了当时几位有史学者的课，如格里斯沃尔德的“国际私法”、赫德森的“国际公法”和庞德的“法理学”，受益颇深。在哈佛，韩德培还撰写了一些国际私法新著的书评和评介庞德的社会法学派学说以及凯尔森的纯粹法学说等文章，发表于浙江大学发行的学术刊物《思想与时代》及其他刊物上。

1945年应著名法学家周鲠生校长之聘回武汉大学任法律系教授，后兼任法律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常委兼副秘书长、副教务长兼法律系主任。1980年、1981年分别创建了全国高校中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和全国唯一的环境法研究所。先后任武大法学院名誉院长，国际法研究所所长，环境法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评议组第一、二届成员和第三届特约成员，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顾问，国家环保局顾问，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顾问等。现仍任职于武大法学院并兼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国际法研究所和环境法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国际法学会、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研究会等学会名誉会长。在国外，还曾兼任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同盟理事，环境法研究中心理事，世界城市与区域规划学会理事等。

1945年秋，建立联合国的筹备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后，董老应邀到纽约演讲。在演讲过程中，一些亲国民党的留美学生别有用心，提了一些无理取闹的问题。当地的华文报纸还进行了歪曲报道。韩德培感到非常气愤，提笔给董老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那些无理取闹的人根本不能代表留美的中国学生。韩德培知道董老曾经在日本研修过法律，本身也是个法学家，所以还在信中向董老请教：未来的新中国是否需要法制建设？应该怎样进行法学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韩德培任武大法律系主任，但怎么从事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才能适应建设新的国家的需要，他心里没谱。于是他又请教主持全国政法工作的董老。

1955年前后，董老到武汉视察，专门把韩德培叫到他身边聊天。韩德培还向董老谈了谈武大法律系的改革情况。 他拒绝了刚刚成立的联合国的工作邀请，于1946年，应周鲠生“有约在先”之聘，回国到武大任教。

1945年底，韩德培怀着渴望和激动的心情，乘美国第一艘开往远东的运输船，从美国西雅图出发，回到了中国。当多年不见的祖国再次呈现在眼前时，韩德培禁不住热泪盈眶，视线渐渐地模糊了……刚从抗战中走出来的中国，内战不断升级，物价飞涨，官僚腐败，民不聊生，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这与“海归”韩德培理想中的民主法治社会有着天壤之别。那时，韩培德曾在著名的《观察》杂志上发表了“我们所需要的法治”一文，提出民众所需要的法治应该是建立在民主政治上的法治。

韩德培在武汉大学历任武大法律系主任、武大教授会主席以及武大校务委员会副秘书长。由于他的努力和取得的卓越成效，使得武大法律系成为院系调整中全国仅有的三个被破例保留的综合性大学法律系之一

在当时韩德培和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经济系教授张培刚及世界史学家、历史系教授吴于廑，被哈佛的中国同学戏称周鲠生校长邀请的“哈佛三剑客”。

1957年，他被扣上了“山中宰相”的右派帽子，密藏的大量笔记资料被白蚁蛀食一空。1960年摘帽后返回武大，法律系已不复存在，他被安排到外文系。文革开始，他因在教英语时用教室黑板上方“马恩列斯毛”的画像中各人的胡子来区别英语中表示“胡子”的几个词，而被学生告发，后抄家游街，甚至第二次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1970年代初，韩德培以“右派分子”和“劳教人员”之身，奉命从事了大量联合国文件的翻译工作，得到外交部的高度评价。文革结束后得到平反，经刘道玉校长再三邀请（同时北京大学也多次抛来了橄榄枝，希望韩老去北大任教），韩老出山重建武大法律系，网罗了姚梅镇、马克昌、张泉林、何华辉等大量优秀人才。并与1980年建立起全国综合性大学中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1981年又建立起中国乃至亚洲唯一的、同时也是整个亚太地区最大的环境法研究所。武汉大学法学院的重建过程是以韩老为核心而经行的，对武汉大学来说韩老对武汉大学的贡献真的太多太多了！ 在武大法律系任教两年之后，年仅36岁的韩德培被任命为法律系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全国综合性大学的法律系几乎都被取消，只有3所大学保留了法律系，武大是其中之一。

1957年，“反右”开始后，作为法学家的韩德培成为武汉大学最大的两个右派之一。第一次被划成右派的时候，韩德培还曾辩解，结果他被要求面向全校师生作检查，但他还在将自己的“罪状”一条一条地加以反驳。因为非常有理，揭穿了“反右”办公室的许多谎言，下面的人哄堂大笑。韩德培的罪名又多了一项:态度极度恶劣。

在被整整批斗了一个星期之后，“反右”办公室宣布了对他的处罚:撤销一切职务，送沙洋农场劳动。韩德培1960年被摘掉“右派”帽子回校时，法律系已经被撤销，并到了湖北大学。当时湖北大学只接受武汉大学法律系非右派教师，右派们留在了武大，他只好改行在外文系教授英语。

“文革”开始后，韩德培1969年再次被戴上“右派”帽子。韩德培教英语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原因是“在教英语时放毒”。他再次被下放到沙洋农场劳动，一去就是8年。1978年“右派”问题彻底平反，他才回到武汉大学工作。

“文革”结束后，如何重铸法律系这枚金牌，成了新上任不久的武汉大学副校长刘道玉思考的首要问题。

但一个被一锅端掉了的系，恢复起来谈何容易？刘道玉想到了韩德培。

“如果说法律系是武汉大学的一块水晶，那么它在反右、文革中已经被打破了。所幸晶体虽破，但晶核尚存。这晶核就是德高望重的著名国际法学家韩德培教授，他是法学大师，是我们恢复法律系的信心之所在。我们坚信，只要他登高一呼，人才就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他的旗帜下。用不了多久的时间，就会在他这个晶核的周围生长出一块美丽的巨大的晶体来。”多年后，刘道玉在他的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里如是评价韩德培在武大的影响力。

果然，在韩德培的号召下，武大恢复法律系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各地，在法学界得到广泛的支持。多年流失或埋没在各地各界的法学人才，纷纷主动来函应聘，其中不少是武大法律系早年毕业的校友，他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一个声音:“重铸昔日的辉煌!” 在法学界和教育界，韩德培的众多具有开创意义的贡献几乎人人皆知:他的学术活动范围涉及国际私法、国际公法、环境法、法理学以及法学教育等诸多领域。在国际私法方面，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机两翼”的大国际私法理论，构建了新中国国际私法的理论体系和立法体系;他更是中国环境法理论的开拓者，环境法学研究和教育的奠基人。

这些杰出成就的取得，靠的是什么很多熟悉韩德培的人都提到了两个字:眼光。

1979年，武汉大学决定恢复法学教育，请韩德培教授主持法律系重建工作。那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韩老就敏锐地意识到，国际法将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重建法律系的同时，他于1980年组建了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这是中国高校建立的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

上世纪80年代，没有多少人知道“环境法”，那时的“环境法”也不是独立学科。1981年，韩德培推动武汉大学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合作组建了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这个环境法研究所不仅在中国是第一个，在亚洲也是第一个。同时，身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的韩德培奔走呼吁，终于得到教育部的批准，环境法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体系中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20多年后的今天，这两个研究所都发展得很好，不仅都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而且其涵盖的学科都是国家级重点学科，在国内外已有广泛的学术影响。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由衷佩服韩老的非凡眼光。”从先生的身上，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会长黄进体会到了学术眼光对于学术成就的重要性。

除了独到的学术眼光，韩德培的宽广胸怀也令后辈们佩服不已。

黄进回忆说:“韩老一贯反对在评职称时论资排辈、互相倾轧，团结、凝聚了大批知识分子。他的识人之明、用人之量令人折服。在他的支持下，著名宪法学家何华辉教授1980年时还是讲师，到1982年，他就成为了教授，创下那个年代高校职称晋升的奇迹。”

“对于后辈，先生不仅大力培养提携，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担当重任，让他们站在更高的平台上。而对于荣誉，先生总是唯恐避让不及。这是后辈难以超越的地方。”在黄进看来，韩德培宽广的胸怀为当时乃至现今有些浮躁的法学界带来了一阵清风，“在先生的影响下，中国国际私法界非常融洽和谐。”

以学术成就和影响力而论，韩德培完全称得上是法学大师，但是韩德培不愿意别人称他为大师，他最喜欢的还是别人叫他先生。

“先生一生最推崇的就是奥本海、庞德和狄骥这样的法学大师，他生前的心愿就是有朝一日他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中会有这样的大师。”黄进告诉记者，“以先生在中国法学界的成就和影响，是完全可以和上述几位学者在本国的贡献和影响相提并论的。”

“为什么我们后辈的学问难以超越像韩老这样的法学精英因为他们有大师的品格和胸怀。”黄进感慨地说。 从1946年在武汉大学讲第一堂课到去世，韩德培终其一生，没有离开过武大，甚至没离开过讲台———直到去世前，他还挂念着5名即将毕业的博士生的论文答辩。

64年，弹指一挥间。韩德培从最年轻的教授变成了最年长的教授。直至去世，也没有正式退休。64年间，韩德培到底培养了多少学子，已经没有人能说清楚:武汉大学资深教授马克昌是中国著名的刑法大家;85岁高龄的梁西教授是我国国际组织法的奠基者和创始人;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黄进教授、澳门大学法学院院长曾令良是第一届、第二届杰出中青年法学家;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王瀚和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肖永平是国际私法领域的知名学者……有学者统计，在国内著名法学院校中，几乎都有“韩门”学子。

在政法系统和行政系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是韩德培的学生、外交部条法司约有三分之一的官员受过韩德培的教诲。在国际机构中，国际民航组织行政局局长柳芳是他的学生，她也是我国自1974年恢复国际民航组织合法席位以来，在该组织中担任职务级别最高的中国籍官员。

64年间，韩德培最关心的，是他的学生。对于学生的关爱，并不只是停留在学业上。

“他对我们每个学生都非常关心，我们生活上的小事他都记得。”韩德培指导的2006级博士生、山东政法学院副教授王立武回忆说。

2007年，王立武找到先生想请假回家一趟，因为他儿子那年高考。一个月后，王立武回武汉，先生还特意问他孩子高考顺不顺利。

韩老去世的前一天，王立武还到医院看过先生。“当时他已不能说话，当陪护告诉他，我是他的学生时，他睁开了眼睛，眼里只有泪水”。

王立武说:“在那种时刻，他只有用泪水来表达关爱。”

就在王立武这批博士入学时，韩德培发表了“演讲”:“我不会退休，也不想退休，我还得带博士生，我已经96岁了，纵然如此，我十分乐意背负这些责任，并对自己有三个要求:思想不僵化，知识不老化，文章不套化。”

2009年5月12日，韩德培最后一次清晰地说话。他问了他人生中最后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的几个博士生的论文准备得怎么样了。第二个问题是博士招生面试准备得怎么样了。“既然招他们为学生，就要对他们负责。”韩德培对身边的陪护人员说。

按计划，王立武等五位博士生论文答辩的日子，韩老将亲自参加。但这一天，学生们等来的，却是先生辞世的噩耗。

韩德培的告别仪式上，遗像上的老先生依旧笑容可掬。尽管大家都知道老先生生前乐观，爱笑不爱哭，但上至80岁的老教授，下至年轻一代的学子，许多人还是忍不住哭出了声。这一刻，学生们也只能用泪水来回报先生的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