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江陈氏宗祠

螺江陈氏宗祠位于福州市仓山区螺洲镇店前村，为清代刑部尚书陈若霖出资倡建。该祠坐北朝南，依中轴线渐次排列有照璧、牌楼、天井、大殿、花园及大戏台等建筑，大殿前有回廊，两侧有厢房。其整体结构保存较为完整，具有浓郁的福州地方特色，1992年11月被列为福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螺江陈氏最早是陈广在明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从新宁（今长乐玉溪）迁来，“吾螺之分支于陈店而上溯玉溪”（陈宝深语）。至于其远祖世系，则无从稽考，便独树一帜，取居住地名而称“螺江陈氏”。以陈广为开基祖。广号巨源，明赠征仕郎。传孙五人：曙、暄、映、晔、▲，是为恭、从、明、聪、睿五房之祖。再传而长房又衍为三派，合之为七房。后代子孙以此七房为祖，繁衍生息。“江山代有才人出”，仅从明朝至清末，就出了二十一个进士，一百零八个举人，可谓人才济济。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清代后期陈承裘父子四进士，陈宝深兄弟六科甲，真是占尽风流。陈氏子孙中，最为著名的人物，清代的有陈若霖，清刑部尚书，精于律学，善于办案；陈宝深，清末著名教育学家，官至太子太傅，补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和弼德顾问大臣。现代的有中国海军第一任轮机中将陈兆锵；侨梁公路建设专家陈体诚；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林觉民之夫人陈意映等等。螺洲陈氏宗祠，其大殿为悬山单檐，屋构为穿斗式贺构。正中置放着大供桌，供桌后为大型神龛，供有列祖列宗神牌约1000余面。大厅为道光皇帝在陈若霖70岁生日时御赐的“福寿”大字匾牌，可谓皇恩浩荡，隆宠有加。

陈氏宗祠，给人印象最深的特色有三：其一牌匾联对多，这里的匾联多达一百余幅，且多为名人题咏及御赐之作。如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程序等人题辞，给祠堂添色不少。其二为青漆白壁，显示出为士大夫府第，名门望族。其三，大殿中高挂灯笼的灯杆放置于“紫微銮驾”主梁下之外侧，这与其他屋宇架构有所不同，寓意着宗族子孙只有向外发展方更有前途，显露出建祠祖先的远见卓识。

有清陈若霖修、道光元年刻本《螺江陈氏家谱》，及民国21年（1933）续修排印本《螺江陈氏家谱》等谱牒。

螺江陈氏宗祠座落于福州市仓山区螺洲镇店前村，始建于明嘉靖后期，早先是由陈氏家族六世祖创建的家庙，至清康熙十六年（677年）方扩建为家祠。在封建科举时期，螺江陈氏有过许多的进士和举人，在民主共和的年代仍然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人才，不得不令人肃然起敬。

　　2006年9月23日，记者来到了螺江陈氏宗祠。该祠坐北朝南，依中轴线渐次排列有照璧、牌楼、天井、大殿、花园及大戏台等建筑，大殿前有回廊，两侧有厢房。其整体结构保存较为完整，具有浓郁的福州地方特色。“宗祠”的大门上许多“南元”、“馆元”、“进士”的横匾。其中”螺江陈氏宗祠”是由清代封疆大吏左宗棠亲题匾额，更由李鸿章亲自撰门联曰：“冠带今螺渚，诗书古颍川。”

　　宗祠第二进有一座”横墙”，隶书横匾：“代羹墙”。这“羹”字的重点在于教育。

　　横墙进去是大殿为悬山单檐，屋构为穿斗式贺构。正中置放着大供桌，供桌后为大型神龛，供有列祖列宗神牌约1000余面。大厅为道光皇帝在陈若霖70岁生日时御赐的“福寿”大字匾牌，可谓皇恩浩荡，隆宠有加。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仅从明朝至清末，陈氏家族就出了二十一名进士，一百零八名举人。值得一提的是陈宝琛，字伯潜，号弢庵，为陈若霖的曾孙，官至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内阁弼德顾大臣，并为毓庆宫皇帝授读，恩赐紫禁城骑马。早年他入翰林，直言敢谏，同张之洞、张佩纶、宝廷等被誉为“枢廷四谏官”，甚得当局宠信。曾有“庚辰午门案”冒犯”天颜”，但终促使慈禧太后修改“上谕”，获信于民。光绪四年（1878年），清廷派崇厚出使俄国。崇厚贪生怕死，擅自签订不平等条约。陈宝琛失声痛哭，指出国家不能失去主权，坚决主张“诛崇厚，毁俄约”。以后他又提出东三省官员应满汉兼用、福建巡抚应移驻台湾等无疑都是很有远见的建议。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法越南战争，陈宝琛因推荐唐炯、徐延旭“堪往军事”，唐、徐战败，遂以“荐人失察”之过，降５级调用，“闲居”福州。但他在福州期间不甘寂寞，任鳌峰书院山长，又创办东文学堂，亲自任学堂监督，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之后陈宝琛还作为福建铁路公司总理，亲自到南洋各埠募股，建设“漳厦”铁路，开福建建设铁路之先河。溥仪登基后，陈宝琛被起用，为皇帝授读三年三升，恩宠极隆。但民国时，陈宝琛仍留恋于“故宫”的小皇廷，这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但他爱国，极力反对引渡溥仪到东北去建立伪满洲国。他劝说：“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不要轻信郑孝胥的欺罔之言”。溥仪则认为陈宝琛“忠心可嘉，迂腐不堪”，擅自出走。陈宝琛“风烛残年”，冒死赴东北劝谏，差点被日本关东军囚禁在东北，“求为陆秀夫而不可得”。

　　他的胞弟陈宝瑨和陈宝璐都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并称“兄弟三进士”，与“同榜双夺魁”一样都是“螺江陈氏”家族的殊荣。陈宝琛的3个胞弟陈宝琦、陈宝瑨、陈宝璜等也皆举人出身，时称”六子科甲”，显耀榕垣不仅如此。陈宝琛的父亲陈承裘为清咸丰二年（1852年）进士，祖父陈景亮为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举人，曾祖父陈若霖为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进士。

　　此外，在陈宝琛堂兄弟诸侄辈中还有许多“进士”和“举人”，最有趣的是光绪十六年除了宝瑨、宝璐“双进士”外，还有堂侄陈懋鼎也是“进士”。光绪二年（1876年），有陈琇莹、陈翥、陈懋侯等３人同榜进士，光绪十八年（1892年）有陈瑜、陈希贤等２人同榜进士。最后一个进士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科的陈柏侯。

　　最为福州人有口皆碑的是陈若霖。陈若霖累官至刑部尚书，尤以执法严明、刚正不阿为人所称道。据说他在任内曾判一个“贝勒”死刑，令人感佩之极。后人据此编演《陈若霖斩皇子》剧目，虽然与史实有所出入，但弘扬正气、反腐倡廉确是陈若霖的一大“官德”。当年的林则徐特别崇敬陈若霖，自称是陈若霖的”门下士”。

　　陈宝琛之后的“螺江陈氏”族人，有的参加革命，成为革命先驱；有的研究学问，成为专家学者。记者在“螺江陈氏宗祠”里看到许多当代陈氏著名人物的巨幅照片，其中有陆军中将陈长捷、海军中将陈庆甲、交通建设学家陈体诚、福建师大教授陈矩孙、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陈岱孙、科学院院士陈彪、物理专家陈萀……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在95寿辰庆祝会上自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他70年如一日矢志于教育事业，培养大批优秀人才。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亲笔写信祝贺说：“先生年高德勋，学贯中西，授业育人，六十八年如一日，一代宗师，堪称桃李满天下。我于一九四七年入清华，吴非入门弟子，而先生之风范文章，素所最仰。清华经济管理学院成立之后，始得求教于先生之机缘，得益良多。”足可见陈氏宗祠真可谓人才济济、星月交辉。

　　在这里，给记者印象最深的特色有三：其一牌匾联对多，这里的匾联多达一百余幅，且多为名人题咏及御赐之作。如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题辞，给祠堂添色不少。其二为青漆白壁，显示出为士大夫府第，名门望族。其三，大殿中高挂灯笼放置于“紫微銮驾”主梁下之外侧，这与其他屋宇架构有所不同，寓意着宗族子孙只有向外发展方更有前途，显露出建祠祖先的远见卓识。

　　螺江陈氏之所以历百年而不衰，人才辈出，都源于“教育”二字。“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一家族、一民族如此，一泱泱大国更亦然。相信这些孩子在这些文化底蕴的熏陶下，也有不一样的人生。

江西熊氏排谱

1 国正天朝允细详家贤作仕代霞昌 本谱提供者QQ258766852

2 景仁伯儒正大益师维必曰士 盛朝崇圣典中运焕贤莫学业宏开绍修其定远傅承前敦礼乐欲后晓诗书仁义宗全绪文章结居尔

3 延陵熊氏 元以懋其德,广延重俊贤,功成常显达,盛美允宣传, 方表式金玉,绍承蔚起新,动崇光裕大,庆衍宗支兴。 出自;

中华姓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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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家谱续血脉 见证江西石滩镇熊氏宗祠敦睦堂族谱第十二届重修出

2018年2月22日宗祠“敦睦堂”又称“玠公祠”,为石滩镇周边二十多个村庄六支熊姓宗亲共有,供奉“六熊”八世先祖玠公。玠公祠始建于清顺治丙戊年(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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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漳浦县湖西西墘黄氏家谱姓原世系世纪祠墓总志

       古者受姓，以地、以国、以官、以功，无一定焉。按黄氏之原，出帝颛顼曾孙陆终封国于黄，即今之湖广黄州、德安，汉属江夏郡。后子孙因国为氏。

       历吾始祖原籍燕地，先世泓公仕晋，以永嘉之乱，避地幽州，为燕开祖。传至宋代，子孙繁多，布列于四方者，不可胜记。如吾闽则有大理寺丞谥文忠讳材字国栋，今之浦西西头及清泉、树兜、横内、前亭、花林、东林、积美、牌浦、埭头、石美，皆同祖而分泽矣。前代世谱历经兵革，已难详考。若吾之祖考始祖鸿熙公，昉自宋末，世居佛昙桥，传二世祖均安公均寿公，均安公传三派，均寿公传二派，合编为仁义礼智信五大房，上以承三祖之遗泽，下开万派之宗源，又以亲脉开派编为世系，内有徙居外省别地者，仍一并序入于名下，注所居某地所迁某地，俾咸知同出一本，妥编世纪以备考实。但旧谱屡经变乱，编简残缺，名迹莫详。今可详者书之，疑者不敢凿，庶为传家信史云。

       祠宇乃祖先神气所凭，子孙展孝笃亲之地，梁雕栋画、鸟革翚飞，不以为侈。茔墓乃先祖化魄所归，子孙发祥钟秀之由，牛眠马鬣、凤翥龙蟠，斯克称善。吾祖肇居佛昙乡，旧有宗祠建于本梅月城内，迨明末变乱，城圮而祠已俱圮矣。至清顺治庚子（顺治十七年），十三代孙易登己亥科进士，归浦谒祠庙，纠族人复建祠于湖西，然风雨不蔽，数椽而已。子姓散居荒榛草莽之区，岁时伏腊，震目睹而心伤焉。迨康熙壬戌，幸叨祖庇，得有微禄，积逾数年，佐以旧蓄，就于湖西之地，筑堡兴祠，建大宗以重其本，立小宗以维其支，有堂有庑有梃有楹，瓷之砌之、丹之黝之，敢曰侈丽，亦聊以展震之孝思已耳。列祖茔墓其年远迷失者，陆续清查之，倾塌者各加修茸焉。今敬命匠首绘祖庙，次图各茔，列之谱端，以示本源之重，惟将来贤子肖孙，共继此志可也。

       大宗祠黄氏家庙，奉始祖鸿熙公、二世祖均安公均寿公，堡内南的中许，康熙丁卯桐月重建，坐癸兼子。鸿熙公葬在佛昙桥梅月香山之侧，其坟蚁聚而成，坐乾向巽兼戌辰，妣朱氏葬在兴化府壶公山之阳。均寿二公兄弟俱葬在香山之溪上，分作二坟，合为一大出手。

诰受通奉大夫太常寺正卿，前湖广湖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提刑广西按察使司按察使，密云蒙恩召对称旨、钦赐蟒袍大缎、整饬直隶霸昌道、兼理屯田驿传粮饷事务、兼管居庸紫荆密云等处关务，山西按察司佥事，军功加至正一品仍带功加二十二级，第十一代孙性震薰沐谨撰

注1：黄性震与石寨一世祖黄元重（原名黄性琮），同为福建漳浦湖西始祖黄鸿熙第十一代孙，同为入闽黄氏之一的黄天从第十五代孙，同宗共源。注2：据清光绪《漳浦县志》载，黄性震与黄易，同祀于漳浦县乡贤祠。    （据1989年石寨《黄氏族谱》，并参阅民国庚申年觐臣氏录祖趾抄石寨《黄氏族谱》、漳浦县湖西诒安堡黄性震撰《贻厥孙谋》碑记、《湖西黄氏族谱》校核，20190428）

15世　黄性琮，光昭之子，字我祯，号元重，明朝后期从福建省漳浦县(佛昙)湖西乡移居粤东（今陆丰市金厢镇洲渚村，后移居后陂和石寨，为石寨一世祖）。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港尾浦西开基一世祖黄天从　1——黄国栋　2——黄炳翁　3——黄置库　4——漳州市漳浦县（佛昙）湖西开基祖黄寿夫谥鸿熙　5——黄均安　6——黄志明　7——黄亿川　8——黄从义　9——黄宗容10——黄晋望11——黄大尹12——黄舜钖13——黄光昭14——黄性琮15——广东省陆丰市大安镇石寨村开基祖黄致健16，生子四人：长子黄易讳子参登顺治己亥科进士、次子黄子韬、三子黄子昭、四子黄子如。

陂下古村四座大门之一的朝天门，气势凛然。组图/记者常立军

说起江西，很多湖南人的话语里会带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然而，这种亲切感似乎只停留在话语体系中，对于江西的历史与现状，很多人并不十分了解，禅宗曾把湖南与江西合称作“江湖”。江西与湖南，这对地理形态上“对称”的“邻居”，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时而竞争，时而合作，关系暧昧而微妙，而历史上的数次移民，也在不断改变着两省的对比平衡，并进一步影响着它们在历史上的命运。

大洋洲的考古发掘，让江西一跃成为青铜器重地。

文天祥墓前的文翁仲。

[时间轴上的移民]

唐宋到明清，江西向湖南的移民就没停过

从江西到湖南的移民潮，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轴，并非只在明朝。

大宋年间，祖上从山东迁到江西庐陵（吉安）的曾氏家族，面临着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生计。山东曾氏后人曾辉四传孙曾孟鲁（武城曾氏42派），出外谋生流浪到湖南茶陵州，将全家从江西睦陂（江西吉安永丰）迁湖南茶陵西阳乡（綦溪）。类似曾氏的这种因为生计问题的自主迁徙，在历史上很常见。

南宋时期，因为战乱，大量北人南迁，本来土地就十分有限的南方开始变得拥挤起来，移民因此达到了一个高潮，历史学家曹树基对湘北的岳阳、平江、南县三县的238个氏族的原籍地进行统计，在南宋时迁入的氏族有31个，多于洪武年间的26个。而在湘南，这种情况更为突出，所以北宋、南宋迁入的江西人，远比洪武年间迁入的多。不过长沙、常德、益阳和浏阳、醴陵等地，却是在洪武年间迁入的人最多，醴陵在洪武年间，从江西迁入的氏族达到146个，而南宋时只有9个。南宋到明初，江西移民成了湖南的最主要的汉族群体。

与曾氏不同，据罗氏族谱记载，罗氏家族迁入湖南的主要时间集中在元末明初，这是第二次两省间迁徙高潮。

元末明初移民的起因，与战后湖南江西两省的经济情况密切相关，并非是江西人对湖南有什么特别的感情，非要跑到湖南去住，而是江西实在已经待不下去了。按照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的说法，江西往湖南的移民，“几纯为经济”。是江西人口与地矛盾加剧，向湖南的自然转移。

根据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观点，人类的繁殖呈几何级数，而人类的生产仅呈算术级数增长，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必定超过生产的算术级数增长。也就是说，粮食的增长速度，远远跟不上人口的增速。当然，马尔萨斯的观点在现代社会显得有点过时，当今的技术进步也已经进入几何级数增长，但在传统的农耕社会，这条论断几乎可以成为铁律。历史上，人口快速增长导致的粮食不足问题，屡屡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危及乃至倾覆王朝统治。

“马太效应”是人口发展的自然规律，越是人多的地方，就会有更多的人往那里聚集，最后的结局，多半是土地不堪重负，粮食供应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由官府主导移民，是有先见之明的举措。

今天的江西，常住人口超过4600万，而湖南已有6800万人，数量远超当初的移民地江西，人口的天平经历了一次反转。江西如今的人口比起元末明初的两千多万已经翻番，当时的江西为什么只能容纳这么点人口？其实正是粮食产量决定了人口的极限值，几千年来，中国的农耕技术一直徘徊不前，作物种类增加缓慢，而最终能够助推人口闯关的番薯、土豆、玉米等高产作物都还没有进入普及，两千万人，已经超过江西有限的土地资源能够养活人口的极限了。

没有足够的粮食，再说什么“存天理，灭人欲”都没意义了。

江西的开发，始于东晋南渡，晚于江浙地区，却远远早于湖南。北宋时，江西人口曾经居于各省之首，到了明朝，江西人口在全国十三布政司中居第二位，财富户口殷盛。那时，湖南之于江西，是一片地广人稀的荒芜之地。

明朝的移民，与历朝历代有所区别，它是非战争时期政府主导的移民，历史上的移民，如“永嘉之乱”、“安史之乱”以及元末农民起义，多是在北方发生战乱情况下，民众被迫南迁。洪武大移民，始于政府主动调控，是一场基于资源与人口严重不协调背景下的战略规划，然而，移民带来的离乡之痛，成为几代人无法忘却的记忆。

牌匾往往反映了一个家族的美好期待。

曾氏祠堂后面的巷子极窄，稍微胖点就有点腾挪不开。

[空间里的移民]

江西与湖南的地理对称性

江西与湖南，地理上同属于“江南丘陵地区”。两者之间，有一种地理上奇特的“对称性”。

两省北部都有大湖，在湖南是洞庭湖，在江西是鄱阳湖，它们包揽了中国淡水湖面积的前两名。从地貌上看，湖南是三面环山,朝北敞口的凹形盆地，江西为东西南部三面环山,中部丘陵起伏，一个整体向鄱阳湖倾斜而往北开口的巨大盆地，两省不仅纬度相同，地貌也出奇地类似。不太相同的地方是，江西北部临近长江与鄱阳湖的位置有庐山，一峰突起，而湖南同样位置的岳阳则没有这样的高山。

湖南简称“湘”，江西简称“赣”，都是以省内主要河流命名。河流及其形成的流域，是人类得以繁衍生息的生命线。在湖南，洞庭湖水系汇集了湘资沅澧四水及汨罗江，在江西，鄱阳湖水系收纳了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五大河流，且两省大湖都在北部，主要河流赣江与湘江都是由南向北流淌，两省的经济中心都在水系最大的河流流域之中，两省地理格局何其相似。

盆地和河谷是人类繁衍生息的主要选择地，江西有著名的吉泰盆地、赣州盆地。从赣江流域迁徙而来的江西移民，主要迁徙方向依然是河谷和盆地，只不过这次河流换成了湘江及其支流，湘江所经过的盆地，有衡阳盆地、长沙盆地、湘潭盆地，支流有浏阳盆地，这些盆地，成为江西移民的主要落脚点。而规模庞大、土地丰富的大湖平原更是农耕民族向往的理想国，历史上的鄱阳湖平原向湖南的移民，多移向洞庭湖平原区域，这也是一种对于过去生产生活习惯的延续吧。

地理上的相似性为移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适应性。纬度相同则气候相近，种植的农作物也基本相同，不需要刻意去适应新的环境，这几乎是一场完美的“生活复刻”。

两个空间之间，是横亘于湘赣边境的幕阜山脉与罗霄山脉，湘东和赣西之间虽然有幕阜山、连云山、九岭山、武功山、万洋山等高山阻隔，山间谷地却有四条天然孔道，南昌—平江，瑞州（高安）—浏阳，庐陵（吉安）—攸县，袁州（宜春）—醴陵，从南宋到清朝，大量江西人和取道江西的苏、浙、皖、闽人沿着孔道进入湖南。或停留在湘东，或者一路向西，进入湘北、湘中、湘西、湘南地区。这些迁入迁出地之间，在地理也呈现出一种“对称性”

尽管有如此多的对称性，江西与湖南在地理上依然存着明显差异感，最明显的应为气候，虽然是同一纬度，因为地貌上的细节差异，气候因此也变得不同。江西北部在湖北有大别山脉，可以阻挡寒潮，江西南部靠近广东的南岭山脉，地势相对较低，暖湿气流更易进入，湖南则恰好相反，北部无高山，寒流侵袭可直入，南部南岭山脉群峰高耸，寒流阻滞不前，暖湿气流难以进入，因此，江西气候整体要比湖南温和，赣南地区甚至可以种植热带水果，而湖南南部，则很难见到热带作物。寒流来时，湖南遭受灾害则更为严重。

从江西到湖南，从一个流域到另一个流域，也许不变的是传统中国人对人居地理的理性选择。

白鹭洲书院，文天祥的雕像默立于前。

科举，是古代江西人引以为荣的家族大事。

书院的景贤祠里挤满了理学大师的雕像。

[标本化的移民]

吉安为湖南人的重要迁入地

很多湖南人都说自己从庐陵来，庐陵是哪里？其实就是现在的吉安，西汉时属豫章郡。

湘东一带乃至湘中，有大量的族谱记载本氏族迁自江西庐陵，即使排除掉少量伪造附会的，吉安也足以成为一个可以确信的移民迁出地。吉安也是山东曾氏王莽之乱后落脚的地方，这里有数座曾氏宗祠。我们驱车来到吉安县一个叫三山岗村的地方，这里不仅有曾氏、罗氏两家的宗祠，还有两家的合祠“萃合堂”，曾罗两姓在此繁衍、联姻，已成世代之好。祠堂前的空地上，树立着两块碑，记载着族人引以为傲的科举荣耀。曾罗两氏，历来重视文化传承，祠堂旁的啸岗书院即为族人所建。

据住在祠堂旁老宅里的曾氏后人曾宪中所述，他们自山东迁来后，最早的落脚地在永丰，然后开枝散叶才到了这里，其间迁往湖南的分支，也不在少数，曾国藩的那一支，就是从永丰迁出。这一点，也在《大界曾氏五修族谱》中得到证实。

作为曾经的名门望族，曾氏族谱的可靠度要高于其他普通姓氏，吉安可以确定为部分湖南人的重要迁入地。江西浓厚的宗族文化在移民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迁徙的过程中，正是因为宗族凝聚的作用，没有造成整体的离散，族人的文化传统因此得以保留延续，这一点，于曾氏一族尤为明显。

湖南罗氏家中多供奉豫章堂堂号，豫章罗氏发源于南昌，吉安的罗姓也基本来自于南昌一带。吉安地区罗氏追溯源流时仅断自唐吉安刺史罗崱，并明确其先祖来自浙江钱塘。后罗崱后裔严遵祖训，亦断自罗崱。但宋代举人罗绋的女婿、著名诗人杨万里在《四库全书》中留下《诚斋文集》，并断言：“罗氏，皆豫章别也。其在于晋，君章（注：罗含字君章）以文鸣降；及五季，则有江东公（罗隐号“江东生”），今庐陵之罗，其后也。”明确庐陵（吉安）罗氏是豫章罗氏的一个分支。

如今的吉安，湖南人曾经的故乡，又是怎样的一个地方？

其实吉安离湖南很近，与株洲市南部接壤，中间仅罗霄山脉相隔，一山分水，各自流向不同的江河，由此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流域，分省时按山川形便原则，罗霄山脉就成了天然的省界。

山那边的吉安，很多湖南人曾经的故乡，是一座怎样的城？

我们在吉安，感受到最多的是这座城市的“清新”，这里的绿化实在是美得让人感到“治愈”，浓密的森林几乎将城市包围，而探访中发现吉安深厚的历史文化，从青铜器时代的辉煌到儒学的昌盛、禅宗广布，吉安名人辈出，文化积淀丰厚且景色宜人，无愧于历史上“江南望郡”的称号，故乡如此之美好，让我们深感宽慰。

陂下古村少有人住，蕨类植物生长茂盛。

古樟树是陂下古村的风水树，在村中备受尊崇。作为古村落中必不可少的组成元素，古树有着荫蔽保佑的象征意义。

[古村落里见“江湖”] 江西更纯粹，湖南更多元

如果有人问，江西与湖南在气质上有什么不同，我会这样回答：江西比湖南更有“古意”。

这种“古意”，以古村、古城、古树、古楼、古墓诸多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在某些场景中，我们甚至会有一种“身在古代”的奇妙体验。

此次，我们选择了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的陂下古村作为探访地。青原区以青原山命名，同样以青原命名的还有著名的禅宗一代宗师青原行思，南宗青原系的开山鼻祖，吉安因此也是禅宗祖庭之地。

进入陂下古村，富水河边路边有成排的古樟树，作为江西常见的风水树种，这些樟树的树龄多在800~900年间，成片的风水树组成了风水林，这体现了古代江西人对人居的理想追求，人们之所以栽种风水林，主要目的就是追求理想的居住或安息场所。理想的地方必须符合“藏风”、“得水”、“乘生气”几个要求，除了形局佳、气场好，还要山清水秀、环境宜人，而栽种树木就是改善环境的一个极好的办法。江西是森林大省，古树名木随处可见，虽然它们不能用语言为我们讲述历史，却可以通过它们得知近千年来的区域气象变迁。

湖南也有不少古村落，但相比于江西，不仅数量上要少，格局上也有所改变，不再是最初的模样。江西的古村，则近乎完美地保留下了明清时的格局，我们所到的陂下古村，祠堂原有36座，现存25座，古井有18口，牌坊四座，古建数量极为庞大，村子入口处就是著名的敦仁堂，为胡姓宗祠，是江西迄今发现的最大祠堂，祠堂门口是“朝天门”牌坊，气势凛然，它由江西特产红砂岩修筑而成，这种石头有着天然的赭红色，色彩鲜艳却不会显得俗气。

牌坊宝顶上站了一个小人，为“魁星点斗”，也是基于对科举的一种崇拜。

受历史上理学氛围浓厚的熏陶，江西人极重名节，这在古村落中也被充分体现出来，几乎每家每户门头上都有一个字匾，这很像是我们如今在互联网社交软件上的个性签名，它彰显出每户人家对于理想的不同追求。陂下古村的字匾内容非常有趣，胡氏宗祠星聚堂的字匾是“柱国名宗”，想说的是胡氏景星公一脉精英辈出，已成国之栋梁。“南极星辉”是为男人祝寿之意，还有比较生活化的“万紫千红”、“焕然一新”、“庭园秀色”、“春暖”、“芝兰其室”，吉祥语类的“常青”、“旭日东升”、“前程似锦”、“彩凤呈祥”，玄幻仙境风格的“紫气东来”、“华光普照”、“光射斗牛之墟”；充满理想主义道德追求的有“光前裕后”、“运启文明”、“维新标贤”、“德令昭光”，有点自我吹嘘感的是“风华正茂”，还有一处大户人家，字匾上写的是“率真”，可见是一家性情中人。还有人家的字匾上用板报体写着“曙光”，大概和“旭日东升”的意思差不多吧。最有趣的大概是一处写着“敦伦”的民居，如果不经意，很容易就看成了英国首都“伦敦”，其实敦伦在古代是敦促人伦的意思。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曾说“中国建筑是内向的”。陂下古村即是如此，村中古建筑众多，巷道皆为封闭式，只留四门进出，无数个内向的院落建筑组成了一个“整体内向”的建筑群，这也正是我们民族性格在建筑上的体现。

村中水系依然保留并沿用古代形制，这种体系集聚积、沉淀、净化、排泄四大功能于一体，被称作“五水朝东”，每几户人家共有一个水池，不同的水池有着不同的功用，数座水池之间有明渠连接，形成一个完整的给排水体系，古代村落规划之完善令人惊叹。

村中尚有古墓，就在民居之间的两棵巨大的连理古樟树之下，墓建筑得古朴精致，与自然、民居融为一体，一点都不显得突兀，江西古代堪舆名家辈出，江西人对于风水的重视，随着移民的大潮，被带到了各地，湖南的古村落，则在建筑和文化上既受到了江西的影响，又融入了更多的外来因素，因此显得更为多元化。

富田镇也是一处人文繁盛之地，南宋名臣文天祥的故乡就在距离陂下古村不远的山野间。

我们特地驱车前往拜谒，此处山水极美，墓道前有小溪及石桥，石兽石马石翁仲隐没在草丛中，千古名臣，长眠于故乡的山水间，时光流转，唯有浩气长存。读书，出仕，成就理想人格，江西人崇拜文天祥这样的生命历程，传统知识分子在此曾经历过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

位于鄱阳湖边的瓦屑坝，是一个被符号化的移民圣地，站在遗址前，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的移民场景。

“移民圣地”瓦屑坝：南方版的大槐树

北人南迁，曾是湖南移民的主要来源。

湖南省博物馆收藏有一块王趯（yuè）墓志，清晰记载了两宋之交太原大族王氏从北方迁徙而来的历程。五代以前，湖南移民多来自北方，五代以后，则多来自江西。那些记载着迁徙的文字，看似平淡，背后却是一段筚路蓝缕，翻山越岭，历尽艰辛的历程。然而族谱并不能成为真正的“信史”，太多主观或客观的因素让它变得并不是那么可信，除了迁徙本身可以确定，其他的各种细节，都早已迷失在历史的烟云里，或成为一种记忆符号，在世间流传。

被符号化的移民出发地

江西的地图上已经没有瓦屑坝村这个地名，当地人带我们来到一个叫“瓦燮坽村”的地方，如今这里属于莲湖乡，村里处处都是瓦屑坝的痕迹，小学也叫瓦屑坝小学。“瓦屑坝移民先祖遗址碑”就在湖边孤零零地立着，还有一座后人修的牌坊，正中写着“移民圣地瓦屑坝”。

瓦屑坝的名字来源很直观，这是历史上一处重要的窑址，破碎的瓦屑堆积在这里，因而得名瓦屑坝。其实江西移民的出发地远不止瓦屑坝一个地方，吉安、宜春（袁州），都是重要的移民出发点。瓦屑坝的意义在于它位于江西的中部，这里曾聚集了大量的移民，在此可通过水路经鄱阳湖进入长江水系，前往湖广地区，移民数量的庞大造成了一种类似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符号记忆效应，以至于提及江西移民，很多人都会说自己来自于江西的瓦屑坝。

瓦屑坝并不在鄱阳县城里，它在湖边。

开始的路很好走，湖区的杉树笔直挺拔，一路美景。快到瓦屑坝时，村里正在修路，遍地的泥水和坑洼，我们艰难行进，路边的村民友善地为我们指路，这里的民风依然淳朴。到达瓦屑坝遗址时，我们的车已成泥车。遗址在湖边一处空阔处，之所以叫瓦屑坝，源于这里曾经有一道河坝，眼前是交错的河汊，先民们曾在此上船，去往未知的远方。

岸边草丛中有“庭璜公庙”，经询问附近村民得知，是村中胡姓先祖。如今，胡姓已是村中主要姓氏，有祠堂一座，经常有外地的胡姓前来访祖，一位胡姓村民告诉我们，来的大多是湖北和安徽人，湖南的也有，但比较少。

瓦屑坝移民走水路流向湖北与安徽

乡关何处？也许一代人清晰记得，后世的人的记忆则会日渐模糊，尤其是在经历了数次的迁徙之后，最初的故乡早已成为一种符号化的记忆。正如传说中的山西大槐树，人云亦云的附会现象屡见不鲜。

山西大槐树移民的虚构性已经被证实。

历史学家赵世瑜在基本肯定移民史实的前提下，从墓碑与族谱中找到若干条证据，证明与山西洪洞“大槐树”相关联的移民传说，“和移民本身是两个完全可以不相干的独立部分”，并且，“传说的文本并不是在一个时间里形成的，它们经历了一个丰富、添加、黏附的过程”，也就是说，遍布华北大地的“大槐树”移民传说，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虚构的成分。

那号称“南方版大槐树”的瓦屑坝又如何？它真的是江西移民的聚集地吗？

既是历史学家，又是鄱阳县本地人的曹树基曾对此有过细致的考据。他通过大量族谱与《明实录》的比较，证实江西北部的情况表明由大量族谱构建而成的地名志，其内容可与《明实录》相对应。这就意味着，根据族谱记载重建明代初年的移民史，是基本可靠的。至少在统计的意义上，利用族谱构建的移民史基本可靠。

据曹树基考证，瓦屑坝的移民主要流向为湖北与安徽，流向湖南的并不算多，迁徙方式主要为官方组织，走鄱阳湖与长江的水路，然后再登陆分散。

瓦屑坝移民是史实，并不等于所有从江西迁出的人都来自瓦屑坝，其真实移民规模远远没有传说中那样宏大。当人们已经无法准确考据到自己来自何方时，那些被传播最多的地理信息就会成为一种“共识”和“集体记忆”，记忆在口口相传的时间长河里被不断加强，时至今日，已成为一种符号化的存在。

这种对迁出地的共识，其实更多来源于移民的一种“自我身份认同”，谁也不想说自己来自一个别人从未听过的地方吧。而从具象到抽象，完整的真相早已无存，故乡就是这样日渐模糊起来。

我们在通往瓦屑坝移民先祖纪念遗址的路上，遇到开车经过的村民朱秀傲，他在村里当过六年的支书。说起湖南移民，他摇头说那真的不太多，大部分人都去了湖北和安徽吧。那时候江西人太多了，粮食不够，容易造反啊。每个家族五抽三，三个抽两个，必须走。据说那时候家里兄弟五个，家族势力也大了，难以管理。当时的目的就是一是把政治搞稳，二是把经济搞上去。

对于移民，他的解释并不是很“学术”，却更加朴素易懂。

潇湘晨报记者 常立军

祠堂，在家谱中尚有宗庙、宗祠、家庙、宗堂、享堂、神坛、祠宇等名称，是朝拜祖先、家族议事的场所，在家族中居于非常神圣的地位。祠堂也是家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家谱中居重要位置。� 家谱中的祠堂内容由图、文两部分组成，图主文辅，文字注释祠堂图画。� 祠堂图大多为建筑式样、框架结构图案，也有的称祠堂山水图，不仅将祠堂图样，而且将祠堂周围的住房、山水形貌也勾画在图内，使人对整个祠堂全貌一目了然。有的祠堂图还将祠堂祭器、祖先牌位次序勾画在图内。就祠堂所辖范围来说，多为一家族的祠堂，有家族总祠图，有支祠图。通谱、统谱中的祠堂图，则是涵盖全省乃至跨几个省区的一个大家族的合祠图、统祠图。 一、简介祠堂位置、建筑。� 如《(浙江嘉善)香湖丁氏家乘》(乾隆三年)"丁公祠"后释文："丁公祠一所，在南号圩之南汀，去住宅东南仅一里许。向南厅犹五三公所建，后德昭公、德威公以父荐举海鹤公孝义起家，奉主于中厅，专祀之。而邑侯夙感海鹤公好义，又嘉诸子之孝，因赐邑丁公祠匾云。"又如《(湖南湘潭)中湘宾氏五修族谱》(民国37年)《重修祠堂记》，揭示原祠堂因历年既久，岌岌欲坠，乃于嘉庆"五年春，遂倡捐资，鸠工营葺，自携饮食，朝夕督课，其基赴则较前稍上数步，其经制则经十四丈，横八丈，中为正寝，奉始祖考妣神主居之；中之左偏，奉累代昭祖考妣神主居之；中之右偏，奉累代穆祖考妣神主居之。前为回廊、为疏楼。推祀祖之意，以祀神，则前之左为文昌帝君祠，前之右为关圣大帝祠。推祖宗之意，以联系姓之欢，则于后建倒厅一，横厅二，以为燕集之处"。将整个祠堂祖先牌位及各厅室位置作了全面介绍。二、论述设立祠堂以及祠堂著二、祠堂的布局。� 明清时期，民间祠堂大都根据朱熹《家礼祠堂》的设计来进行布局。祠堂大殿正中设一正龛，左右两边相对各设一配龛。所谓"龛"，本是附着在墙上的小殿阁，祖先的神主牌位摆在阁中，前面用帷幕掩饰，后来简化成一种特制的巨大的长方形木桌，将神主放在桌上。所谓神主，就是一种嵌在木座上的长方形小木牌，有的白底黑字，有的红底黄字，上面写着某某祖先名讳、生卒年月，原配继配氏姓，子、孙、曾孙名字，每一对祖先(夫妇)一块。正龛放的神主是本家族始祖，左右两边按左昭右穆次序，摆放家族现在的最长辈算起的祢、祖、曾祖、高祖四世的神主。超过四世的则将神主迁到配龛上去，而始祖是不迁的，永居正龛中间。这也就是明清时期民间理解的"百世不迁"和"五世则迁"。� 这类独立于居室之外的祠堂，其中轴线上的一般布局为：大门-享堂-寝堂。享堂也称祭堂，是拜祭祖先神主、举行祭祀仪式及族众团聚之所；寝堂为安放祖先神主之所。一些名宦世家，在祠前还建有照壁或牌楼，雕梁画栋，煞是壮观。歙县棠樾鲍氏因孝悌而闻名乡里，其祠堂位于村口，在祠前道路上建有皇帝恩赐匾额的七座石牌坊及一座方亭，两旁配植桃花，其优美的环境和雄壮的气氛为民间所罕见。� 三、祠堂的功能。� 祠堂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祭祖。祠堂既然是祖先神灵聚居之地，自然也是全族祭祀祖先的场所。家谱祠堂礼仪中规定：每年春秋祭祀，全族聚集祠堂，由族长或宗子主持，作礼设祭。清明扫墓时，一般先到祠堂祭神主，然后到各房各家的墓地祭扫。有的家族还规定，每逢朔望，都开祠设祭，祠堂活动比较频繁。�于谱的重要性。

登州府文登县于氏宗祠家谱太多选择部分供你参考：

1斥山、大山前、晒字、固山后、佛东夼、北庄、凤口集等6村于姓字辈：其中，培怀德进，荣华富贵。

2西山后、中山后、帽埠屯等3村于姓字辈：鸿树德政，继述祖宗，本源永立，世续常召。

3大水泊、文登营、十里头、长耩等4村于姓字辈：成德修士福，长详万年春，中合传先训，诗书启后坤。

4窑南坡于姓字辈：广振进秀,在学景盈。

5-1西寨、河圈于姓字辈：为仁宜刚（末）政，作文序官尚，吏部府，躯七尺，丈夫子也。

5-2大水泊石羊、大众、西楼、西龙格、柳林、五里庄、生地等7村于姓辈份派字：为人宜刚正，造右续观尝。

5-3西渠格、后岛于姓字辈排字 ：为人宜忠正 造文序观赏 。

5-4北陡埠)姓于的排字是：人为宜刚正，造文徐官商．

6-1下铺子、于家产。南郑格、大界石、崮头集、大宅库、胡家西等7村于姓字辈：文夕宏昌运，源泉乃在兹，寸人方守本，福利永勤之。

7大水泊、麦疃后于姓字辈：文学（末）衍生，忠候（厚）传家，子孙昌寿，福贵荣花（华）。

8斥山、大水泊、山马于、山马刘、白玉庄、新白玉、西楼、西龙格、胡家西、东蔄山等8村于姓字辈：宗士新宜沐，从忠辅国卿。诗书先贤述，显效传家封。山马于（泊子）于辅海提供。丛忠辅国卿，诗学胜贤礼。西楼于模卿提供。白玉庄于姓：从忠辅国。白玉庄于辅俭提供。山马于：文从忠国海。山马刘：从忠。白玉庄：忠建国。新白玉：从国。胡家西、东蔄山：文。

9斥山、大水泊、白玉庄、大床、青龙夼、硝疃等村于姓字辈:南国藩（范）（下）方建，西（夕）旗世祖昌。

10大水泊、花岛、东孔格、小葛家、小床等4村于姓字辈：思秉登克维，有方凤肇清（末），树勋（下）培锡（夕）泽，桂爃（荣）基镇瀛，模熙（烯）增铭法，相辉堂■澄。

11于家英、北大英：诗书传家远，开

12大宅库、东英武、鞠北庄、红石头、峰北等5村于姓字辈：乃家升振宗

13南申格、胡家北、下韩家、傋南庄、东杨格：荣人学洞。

14东申格、北申格、郝家庄、西武林：文术树洪振国（镇洪树炆）。

15南截山、大产：绍元（末）传傲栋基叙。

16大水泊、石灰窑、文山于姓字辈：恩克吉（末）复礼（末）

17大水泊石灰窑、道口：学忠克国明。

17 大水泊、西下庄、南古场于姓字辈：国连洪昌运，永远进保田 。

19于家产于姓字辈：殷书香培广绍 。

20下冷家于姓字辈：可德以仁为本 。

21于家英于姓字辈：文运天开日，家道益升时，以兹为斯序，祖得永昌。

22辛店子于连逢后裔于姓字辈。忠厚传仁德，长然大汉丰；逢时为国歧，奋义在山东。

23乳山司马庄、泽头于家河、虎口山于氏字辈：思尔尚可哉，嗣继维崇心。天年开复性，间之一同新。作述宜长久，斯文善培人。国恩承永世，祖德绍万春。

24大水泊井南于姓字辈：元宝恩明德，富贵永世长，福正本庆志 。

25-1大水泊西北村、黄山阳于姓字辈：天连希振德洪青。

大水泊西北村、黄山阳：维德洪章，吉文福厚。

25-2大水泊西南村、南汤村、河东：万培洪孝忠。

25-3大水泊东南村：仁清文世延德保辉正东。

25-4大水泊《孟元公支谱》字辈：25世首用 逢时为国器，奋翼在山东。忠厚传仁德，常延大汉风。

25-4大水泊、辽宁: 河海江宏广原木永长青 忠厚传家远 富贵荣华生。

26院东：振作德宗洪敬喜福政。

27大水泊石灰窑道口于家口：书春会国兰得秀新。

28万家口、鱼池、百寿庄：文金保得元吉中培。

29汪疃：洪同庆培德荣振常会从家世。

30泽上：厚基（末）昌德远（末）。

31集东、小沟、大沟、大河、三庄：华章国福宪。

32南鱼池：敬本建（鉴）润树。

32 家庄、隋家庄、万家寨：维文振。西海庄：维文术夕。

33北崮头：智夕（锡）洪。岚子后：夕（锡）洪文。崮头集：文会洪。河北崮头：安。于家：智文夕华。

34-1大水泊、威海徐家疃于姓字辈：学允锡文，本立道生，文章华国，天禧龙光，一心敬德。

34-2大水泊、翠峡口是大水泊十世五支于姓字辈：基铤源，本立道生，文章华国，天锡隆光，易新盛德。

中国的姓氏宗祠，俗称祠堂，是祭祀祖宗或先贤的庙堂，分为先贤祠、宗祠、神祠。先贤祠和神祠是为了祭奠古代先贤和传说中的神仙而设立的。宗庙是中国皇帝专有的祭祀场所，而宗祠建筑最普遍，习惯上称祠堂，是中国人供奉祖先神主，进行祭祀的场所，被视为宗族的象征，是族权与神权交织的中心。特别是自明清以来，祠堂成了宗族祭祀先祖、举办宗族事务、议决重大事务的重要场所。每个祠堂大凡都有自己的堂号，从某种意义上讲堂号是宗族的标志。堂号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具有姓氏特徵的堂号，如王氏“三槐堂”、赵氏“半部堂”等；另一类是没有姓氏特徵的堂号，如“世德堂”、“崇本堂”等。具有姓氏特徵的堂号，其来源大都伴有寓于某些含义的典故，它重复出现于该姓氏的不同支族。没有姓氏特徵的堂号，大部分分别为某一支族特有或与其他宗族的堂号甚少重复，其馀少量的堂号则在同姓和异姓宗族中间着较高的重复出现率。而其他的堂号辅以姓氏、地域的限制，也能在判断宗族方面起一定的作用。如“世德堂”，丁、王、李、吴、何、沈、邵、周、胡、秦、徐、陆、陈、孙、黄、曹、许、张等数十个姓氏都有此堂号，而且同姓中的不同支派也有，出现的重复率极高，但加以姓氏、籍等条件限制，就可缩小范围。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祖先崇拜传统的一个民族。在每个家族中，往往都有一个场所来供奉已去世的祖先的神主牌位，所以，旧时的每个家族都会有本家族的祠堂，并给它取一个名号，目的是让子孙们每提起自家的堂号，就会知道本族的来源，记起祖先的功德。俗话说，树大分杈。随着生命的传递、繁衍，家族就会不断扩大。扩大的结果是一些家族从祖居地迁居他处，另开基业，形成新的分支和新的宗族。这些新形成的宗族和分支，往往又会建立新的祠堂，来供奉最亲近的祖先。于是，由一个祠堂又会派生出许多新的祠堂来。因此，象族谱有总谱、支谱一样，祠堂也就有总祠、支祠、分祠之分，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所谓大堂祠和小祠堂。堂号不仅仅是用在祠堂，还多用在族谱、店铺、书斋及厅堂、礼簿等处；也有用在生活器具上的，如在斗、口袋、钱袋、灯笼等上面大书堂号，以标明姓氏及族别。凡看重自己的姓氏和族属的人，都不会忘记本族世代相传的堂号。不仅汉族，许多迁居内地的其它少数民族，如匈奴的呼延氏（太原堂）、回纥族的爱氏（西河堂）、蠕蠕族的苕氏（河内堂）等少数民族，内迁后接受了汉文化，也有以其繁衍地的郡名或祖上业绩之典故作堂号的。

“××堂”。在海外的宗亲社团和各姓联谊会所，也往往挂有写着“××堂”的灯笼和牌匾。这就是中国人的堂号。历来每个姓氏、每个宗族、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堂号。堂号的历史悠久，应用广泛，在中国宗法社会中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作用。从功能上说，堂号的意义主要在于区别姓氏、区分宗派，劝善惩恶，教育族人。如果说郡望是高一级别的宗族寻根标志，那么堂号就比郡望堂低一级的宗族标志。郡望往往可以作为堂号，但堂号却大都不能用作郡望。一个姓的堂号要比郡望多得多，一姓的郡望只有数个多至数十个，但堂号往往有数百甚至上千个之多。郡望在宋代以后就开始走向统一和固定，但堂号却随着宗族的发展，一直在不断的增加。各姓的堂号虽然很多，但也不是随便乱取的。各一个家族的堂号，往往都有其非常深刻的含意。

（一）堂号的渊源

堂号和郡望一样是中国姓氏文化中的特有范畴。也是中国人进行寻根问祖时不可不先熟悉的一个概念。在旧时中国各姓祠堂正门上方，往往有一块牌匾，上面写着

“××堂”。在海外的宗亲社团和各姓联谊会所，也往往挂有写着“××堂”的灯笼和牌匾。这就是中国人的堂号。

堂号是什么？简单地说，堂号就是祠堂的名称、称号。祠堂又称为家庙，是中国人供奉祖先神位、祭祀祖先神灵、举办宗族事务的公共场所。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祖先崇拜传统的一个民族。在每个家族中，往往都有一个场所来供奉已去世的祖先的神主牌位，所以，旧时的每个家族都会有本家族的祠堂，并给它取一个名号，目的是让子孙们每提起自家的堂号，就会知道本族的来源，记起祖先的功德。

堂号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在传统宗法社会中，它对于敦宗睦族，弘扬孝道，启迪后人，催人向上，维护家庭、宗族和整个社会的稳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终结，祠堂在中国大陆不是成了历史，就是成了文物，因此，新的堂号不可能再产生，但是，旧有的堂号却仍然留在各姓各族人们的记忆中。

俗话说，树大分杈。随着生命的传递、繁衍，家族就会不断扩大。扩大的结果是一些家族从祖居地迁居他处，另开基业，形成新的分支和新的宗族。这些新形成的宗族和分支，往往又会建立新的祠堂，来供奉最亲近的祖先。于是，由一个祠堂又会派生出许多新的祠堂来。因此，象族谱有总谱、支谱一样，祠堂也就有总祠、支祠、分祠之分，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所谓大堂祠和小祠堂。

堂号不仅仅是用在祠堂，还多用在族谱、店铺、书斋及厅堂、礼簿等处；也有用在生活器具上的，如在斗、口袋、钱袋、灯笼等上面大书堂号，以标明姓氏及族别。凡看重自己的姓氏和族属的人，都不会忘记本族世代相传的堂号。不仅汉族，许多迁居内地的其它少数民族，如匈奴的呼延氏（太原堂）、回纥族的爱氏（西河堂）、蠕蠕族的苕氏（河内堂）等少数民族，内迁后接受了汉文化，也有以其繁衍地的郡名或祖上业绩之典故作堂号的。

历来每个姓氏、每个宗族、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堂号。堂号的历史悠久，应用广泛，在中国宗法社会中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作用。从功能上说，堂号的意义主要在于区别姓氏、区分宗派，劝善惩恶，教育族人。如果说郡望是高一级别的宗族寻根标志，那么堂号就比郡望堂低一级的宗族标志。郡望往往可以作为堂号，但堂号却大都不能用作郡望。

一个姓的堂号要比郡望多得多，一姓的郡望只有数个多至数十个，但堂号往往有数百甚至上千个之多。郡望在宋代以后就开始走向统一和固定，但堂号却随着宗族的发展，一直在不断的增加。各一个家族的堂号，往往都有其非常深刻的含意。各姓的堂号虽然很多，但也不是随便乱取的。近年来，随着中国政府的开放改革和全球华人寻根热潮的兴起，许多大陆宗祠被恢复，族谱被续修，因此，堂号再一次被人们抬了出来。不过，今天的堂号，已经没有了宗族主义的负面作用，有的只是给人们寻根问祖、缅怀先祖、激励后人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对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对于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对于早日实现统一大业，堂号都必将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二）堂号的类别和特色

“堂号”，本意是厅堂、居室的名称。因古代同姓族人多聚族恧在，往往数世同堂，或同一姓氏的支派、分房集中居住于某一处或相近数处庭堂、宅院之中，堂号就成为某一同族人的共同徽号。同姓族人为祭祀供奉共同的祖先，在其宗祠、家庙的匾额上题写堂名，因而堂号也含有祠堂名号之含义，是表明一个家族源流世系，区分族属、支派的标记，是家族文化中用以弘扬祖德、敦宗睦族的符号标志，是寻根意识与祖先崇拜的体现。

堂号不仅书写于宅院厅堂、宗祠祖庙、族谱封面，而且也题写于店铺、字号、书斋别墅、文集书画及日常生活用具（如车舆、灯笼、钱袋、家什）上面，用以区分姓氏族别，作为本族标记。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实际意义。

堂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堂号与姓氏的地望相关，或以其姓氏的发祥祖地，或以其声名显赫的郡望所在，作为堂号，亦称“郡号”或总堂号。同一姓氏的发祥祖地和郡望不同，会有若干个郡号。如李姓郡(望)号有：陇西、赵郡、顿丘、渤海、中山、江夏、范阳、汉中、代北、鸡田、柳城等30余个；王氏有：太原、琅琊、京兆、元城、汲郡等地38个；张姓有清河、范阳、太原、京兆、南阳、中山、安定、河内等40余个。

狭义的堂号，也称自立堂号，在同一姓氏之间，除广义的郡望之外，往往以先世之德望、功业、科第、文字或祥瑞典故，自立堂叼，其形式多种多样，五花八门，不胜枚举，若按每姓一个堂号来计算的话，全国至少有数千至一万个堂号，是姓氏文化中有待开发、整理、研究的资料宝库。堂号根据取名的依据和其用意不同，又可以分为如下十几个类型：

1、以血缘关系命名堂号

中国的姓氏文化，首先表现出来的社会心态就是对血缘关系的高度重视，不仅同一姓氏使用相同的(一个或若干)堂号，而且有血缘关系的不同姓氏，也会使用同一堂号。如著名的“六桂堂”，是闽粤一带洪、江、汪、龚、翁、方六个姓氏共同的一个堂号。据文献记载，这六个南方家族，虽然姓氏不同，但却是一个先祖所同一家族，追本溯源都是翁姓的后裔。

2、以地名作堂号

许多宗族喜欢以他们的发源地来作为自己的堂号，这在各姓中都是一样。地域观念命名的堂号，最为普遍，往往和各姓氏的郡望相关，也就是以郡号或地名作为堂号。如前述之陇西李、赵郡李、中山李，太原王、琅琊王、京兆王、清河张、安定张、河内张等皆是其例。再如诸葛氏，系出葛伯，望于琅琊，发祥地是山东诸城，后世遍布全国各地的诸葛氏，绝大多数都世代沿用琅琊的堂名。此外，如海氏的“薛郡堂”、陈氏的“颖川堂”、徐氏的“东海堂”、欧阳氏的“渤海堂”，以及呼延氏的“太原堂”、林氏的“西河堂”等，都是以地望为堂号，这些堂号使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家族是从哪里发源来的。

3、以宗族典故作堂号

这类取堂号的方法，在各姓中都非常流行，也非常有意思。一个堂名，就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当然，这个故事必须是有关本姓祖先的，而不是讲的他姓人物。如王姓的“三槐堂”、刘姓的“藜照堂”、吴姓的“三让堂”。这些故事，往往都极富有教育意义，能使族人缅怀先祖，激励斗志，奋发图强。

4、以先世的嘉言、懿行为堂号

中国人向有慎终追远的美德，往往以先世祖宗的嘉宗懿行深感自豪，往往以此命名堂号，千古留芳。如弘农杨氏“四知堂”、“清白堂”即是以东汉太尉杨震的美德作为堂号。据文献记载，杨震为东莱太守时，道经昌邑，县令王密深夜求见，以黄金十斤贿赂杨震。杨震严词拒绝说：作为故人知交，我对您是了解的，而您怎么对我的人品不了解呢？王密说：我深夜而来，无人知道这回事情。杨震回答说：此事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怎能说是无人知晓？王密只好羞愧而退。杨氏后代子孙为尊崇和怀念这位拒腐蚀，不受贿的先祖杨震，便以“四知堂”，“清白堂”为堂号。而范氏“麦舟堂”则是来自北宋名臣范仲淹济危扶困的典故。有次范仲淹遣子纯仁，至姑苏运麦，舟至丹阳，遇石曼卿无资葬亲，纯仁即以麦船相赠。纯仁回家后告知其父，深得范仲淹嘉许。故后世以此为典，以“麦舟堂”为堂号。

5、以祖上的功业、勋绩为堂号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各个姓氏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涌现出一批功勋卓著，名垂青史的历史人物，后人往往以此作为堂号。如东汉名将马援，战功卓著，名闻遐迩，“马革裹尸”便是脍炙人口的历史典故。后因功封“伏波将军”，马氏后人中有一支便以“伏波堂”为堂号。楚大夫屈原曾任三闾大夫，屈氏遂以“三闾堂”为堂号。

再如唐代宗时郭子仪，因平安史之乱，屡立战功，出将入相二十余年，是维系李唐王室的功勋大臣，被封为“汾阳王”。其后子孙繁衍遍布各地，多以“汾阳堂”为堂号。至今海内外郭氏子孙，也多以“汾阳郭氏”为荣。

6、以祖先道德伦理规范作堂号

这种取堂名的方法，是将一些教育族人劝善惩的词语作为祠堂名称。这类堂号在各姓氏中也比较普遍，而且往往各姓共用。如李氏“敦伦堂”、张氏“百忍堂”、朱氏“格言堂”、任氏“五知堂”、刘氏“百忍堂”、朱氏“格言堂”、任氏“五知堂”、刘氏“重德堂”、郑氏“务本堂”、周氏“忠信堂”、蔡氏“克慎堂”、许氏“居廉堂”等。至于“敦厚堂”、“敦睦堂”、“敬本堂”，几乎各姓都有。又如唐代郓州寿张人张公芝，九世同居，麟德年间唐高宗祭祀泰山，路过郓州，至其家，问何以能九世同居，安然相处。张公芝于纸上连书百余“忍”字，道出其中决窍全在于百事忍让。故名之为“百忍堂”。都体现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在各氏自立堂号中，十分普遍。因为中国人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是全民族共有的，非一姓所有，因此这一类的堂名除了通常的道德鼓吹外，事实上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含意。

7、以祖先情侣雅量、高风亮节、名号作堂号

在封建社会中，有一批文人学士，才气横溢，品格清高，深为世人所推重。其后代族人也引以为荣。这种堂号在各姓中也都常见，但相对要少于前几种。其方法是将某一祖先的某种有特殊含义的称号或者居住地，作为本族的祠堂。如汉代伏波将军马援后裔的“伏波堂”。宋代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品格高雅，酷爱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清高品格，以所居之处为“爱莲堂”，其后人遂以此为堂号。晋代陶渊明因不肯为五斗米折腰，遂辞官归里，赋“归去来辞”以明其志，因陶渊明号五柳先生，其后人以“五柳堂”为堂号。唐代大诗人香山居士白居易后裔的“香山堂”。再如唐代大诗人李白，自号“青莲居士”，李氏族人中遂有“青莲堂”堂号。宋代学者屏山先生刘子翚后裔的“屏山堂”。

8、以祥瑞吉兆为堂号

古代人对祥符瑞兆十分重视，常认为是上天预示吉祥的征兆，往往以之为本族堂号。如宋代王礻右曾的手植三槐于庭院，言其子孙必有位居三公者（古代百官朝会，三公对槐树而立，故以三槐象征三公），其子王曰果然位列宰相，当政十余年，深为朝廷寄重。其后人便以“三槐堂”为堂号，成为中国王姓中名人辈出的名门望族，与太原王氏，琅琊王氏并列为王氏三大支派。

9、以先世名人的厅堂、别墅为堂号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晚年隐居洛阳香山，号香山居士，其后人便以“香山堂”为堂号。再如唐代宰相裴度，以宦官当权，时事已不可为，乃自请罢相，在洛阳午格创建别墅，起浩凉亭暑馆，植花木万株，绿荫如盖，名为“绿野堂”。裴氏一支遂有“绿野堂”之堂号。

10、以家族中科举功名为堂号

在封建社会，一些名门望族人才辈出，科第连绵，为世人称羡，遂以之为堂号。如唐代泉州人林披，有子九人，俱官居刺史(俗称州牧)，门庭显赫，世人敬仰，这支林氏遂以“九牧堂”为其堂号。再如宋人临湘人徐伟事绩至孝，隐居教授于龙潭山中，有子八人，后皆知名，时称“徐氏八龙”，后人即以“八龙堂”为其堂号。

11、以垂戒、训勉后人的格言、礼教为堂号

此类堂号在各姓氏自立堂号中较为普遍。如“承志堂”、“务本堂”、“孝思堂”、“孝义堂”、“世耕堂”、“笃信堂”、“敦伦堂”、“克勤堂”等等。

12、以良好祝愿为家族堂号

此类堂号也较为常见。如“安乐堂”、“安庆堂”、“绍先堂”、“垂裕堂”、“启后堂”等。

13、以封爵、谥号或旌表、褒奖为堂号

此类堂号为历代朝廷或地方政府封赏、恩赐、旌表而来。如“忠武堂”、“忠敏堂”、“节孝堂”、“孝义堂”等等。

总之，堂号作为家族的徽号和别称，不仅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和血缘内涵，而且带有浓厚的封建宗法色彩，既是对某一姓氏家族特色的高度概况，也是当时社会形态的反映。同样具有区分宗支族别，血缘亲疏的社会功能。它的产生、发展，多与修族谱、建宗祠、祭祀祖先、宗亲联谊活动同时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