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纪晓岚到了河北。有一天，他满怀心事地来到一家客栈喝酒。这家店的老板见他一个人独自喝闷酒，便上前与其搭讪。一问之下才知道眼前这位竟是大才子纪晓岚，而更为巧合的是店老板也姓纪。难道是一家人？老板说自己叫纪龙彪，是山东章丘柳塘口村人。纪晓岚高兴异常，在颠沛流离的外地能巧遇本家人，该是多么让人欣喜的一件事啊！

两人促膝夜谈，各自续了家谱，发现果然是一家人。纪晓岚是河北献县人，纪龙彪则是从胶州莱阳迁到章丘的。两人都是一个老祖宗。

纪晓岚像捡到珍宝一样开心，立马挥毫泼墨写成一副对联。上联是“锡姓自南阳溯当年水土功勋华胄遥遥望并姚姬著族”，下联是“迁居近东济庆迩日宗支汇合披图沥沥派分沭泗清流”，横批为“九两之一”。纪晓岚嘱咐纪龙彪回乡后一定要在纪氏宗祠里挂上这副对联，让所有纪姓人家都明白自己的身世族谱，要时时纪念老祖宗。

后来，纪龙彪回到山东，于嘉庆十年重修“纪氏宗祠”，并把纪晓岚写的对联裱刻出来挂在正厅堂前。

四个儿子――纪汝佶、纪汝传、纪汝似、纪汝亿。

纪汝佶（1743—1786），字御调，又字侠如，纪晓岚长子。乾隆乙酉举人，候选知县。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记汝佶事：“亡儿汝佶，以乾隆甲子生。幼颇聪慧，读书未多，即能作八比。乙酉举于乡，始稍稍治诗，古文尚未识门径也。会余从军西域，乃自从诗社才士游，遂误从公安、竟陵两派入。后依朱子颖于泰安，见《聊斋志异》抄本，（时是书尚未刻）又误堕其窠臼，竟沈沈不返，以迄于亡。”

查《景城纪氏家谱·生卒谱》，纪汝佶生于乾隆癸亥（八年），上文纪晓岚写成甲子（九年），或为误记。

纪汝传（1747—1777），字绪承，纪晓岚次子。

监生，由《四库全书》馆议叙，历任湖北布政司经历，江西南昌、九江等府通判。

纪汝似（1766—？），字象庭，纪晓岚第三子。

附学生，由鸿胪寺序班加捐广东候补东莞县丞。《家谱》只载其为广东县丞，未记何县，民间传说其为东莞县丞。

纪汝亿（1784—？），字万斯，纪晓岚第四子。事迹无考。

姓源、初祖、始祖、远年世系和联宗合谱 楼主

清代以前，人们编写家谱，叙述家族历史，往往讲述家族姓氏的由来，所以谱书多有得姓源流的内容，而且一追溯就追到黄帝、帝王、名臣、圣人、贤人那里，就以后世尊为楷模的欧阳修和苏洵分别制作的家谱讲，都有姓源的内容，分别推到越王勾践和祝融氏。清人继承了前人的观念，多数人认为写姓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有人提出异议。《四库全书》的总纂纪昀家族修谱，不讲姓源，纪昀说，汉将军纪成与晋司徒纪瞻不是一系，纪少瑜是吴姓，与中原纪氏无涉，因此纪姓之人虽都姓纪，但不是出于一个祖宗，是所谓“流合源殊”，因此修谱“不述姓源，慎也”。道光间江苏海门王氏修谱，处家馆的施桢为作序文，发表了王氏姓源非一的见解。他说，一般人认为王氏有三个地望，为太原、琅琊，系周灵王太子晋之后，另一为京兆，出信陵君，是以这三望之王均被说成是姬姓后裔，然而几乎同时还有吴国王犯、晋国王良、秦国王稽、齐国王驩，难道都出于姬氏？表示相当程度的怀疑。他又含蓄地批评儒家大贤韩愈，说韩愈写王仲舒神道碑，将所有王氏视作三者后裔，这是应当斟酌的。据此，他不主张写作姓源，及为此制作图谱：“总之，世系在千百载以前，代远难稽，作谱者但略着其梗概，以示数典不忘祖足矣，不当扭合为图，丛生纰缪”。他主要批评姓源不实，以帝王为荣而误认祖先。创修于光绪四年（1878）、成书于宣统三年（1911）的甘肃《武威段氏族谱》，就段氏姓源问题，在《凡例》上说，有的人说段氏是共叔段之后，有的说是老子李聃遗胤，还有说是战国时魏人段干木的后裔，“诸说纷纭，莫衷一是”，何况“古今姓氏之学，不足征信也久矣”，所以不必考姓源，“以免附会”。看来不写姓源的主要是两个原因，即姓氏可能是多元的，而流传久远，资料有限，一个家族很难考证清楚；考辨不清，强作附会，仍是不明祖宗是谁，倒贻笑大方。

反对在家谱中考证姓源的，在修谱人中是少数，多数人还是视为大事，以为非写不可。雍乾时期官员曹一士讲修谱有二“道”，一是“慎而谱之”，凡是不知道的事情就不写，以免附会疑误；二是“考姓氏，溯时代，由我之从生以及乎初生，毋敢有率略放佚焉，此追而谱之也”。主张考论姓氏源流、始生之祖（初祖），只是在做法上采取谨慎态度，阙疑存信。乾隆十一年（1746）江苏盐城李氏修谱，李成章序云：“窃怪今之为谱者，不慎考其所自始，详细其所自生，每排张其门地，影响附会，冒不可知之祖而尸祝焉，殂豆焉”。他批评人们将精力放在附会冒认上，而不下力气考证姓氏源流和始祖，可知他希望弄清姓源。咸丰间广东南海朱次琦修谱，强调学习纪昀谱法，但在姓源问题上看法相左，他说“姓氏源流，不可不考”，纪氏家谱为慎重而不写源流，不符合古人谱法义理。他叙述姓源的理由不外两条：不述姓源，是数典忘祖；记述是继承古人谱法传统。

纪昀谱法为许多人所尊重模仿，朱次琦谱法晚出，也产生不小的影响，他们在写不写姓源问题上的争论，反映清人修谱在族姓源流、初祖、始祖问题方面遇到难以处理的实际问题：不写不好，写则很难弄得清，为免出谬误，还是不写为好，这是不得已做法；也知道难写，故取慎重态度，但应竭力而为之。两种态度，两种做法。这都要表示谨慎从事，愿望都是不忘本根，不犯数典忘祖的误失。

关于家族的远年世系，许多族谱有著录，对于其真实性，怀疑者、批评者实在不少。康雍之世的李绂为江西南丰傅氏族谱作序，见谱上列有自商代传说开始的六十三代人的世系表，因而说“世次详明若此，岂别有所据耶”？明着说不知其制表的材料来源，实际露出怀疑其真实性的态度。又给江西新建赵氏作谱序，指出前此的赵氏谱书，所记述的始迁祖赵抃事迹，与苏轼所写的神道碑不合，家谱上载有朱熹的序言，可是《朱子大全》上并没有此文，这都是误失，靠这次修谱改正过来了。为李绂所赏识的全祖望讲到浙江鄞县西厢董氏族谱的世系表，在明初以来的人员准确，而在这以前的，与正史和志书皆对不上茬，真是“漫无依据，任心附会”，因而询问董氏修谱人，回答说是抄录的旧谱，对此也有怀疑，但是先人的东西不敢改，并表示愿意做得精确，于是全祖望为之作出改订。纪昀修谱不讲姓源，但作世系源流，“谱首上溯始祖，而中间六世，阙所不知”。制作远年世系，然而极其谨慎，不清楚的人物就不作纪录。特别指出，谱系人物，“但存其可考，无牵合附会剿说氏族之书，以贻君子之讥者，是皆可作谱者法”，告诫人们不要抄袭姓氏、谱牒之书的成说，以免牵强附会，给他人提供说笑的资料。开启近世经世文编之作的陆燿 对此更其严格，批评欠缺严肃的家谱，“世次统系，冒滥相沿，甚者至引远代君王将相为始祖”，接着指明汉末以来江左著姓陆氏、顾氏后人的一些家谱世系不实的情形，说陆氏的各个支派，“世历千年，屡经变革，承传次第，安保无不可深信之处”？而所寓目的几种顾氏族谱，“大抵非两汉六朝显荣赫奕之人，耻以为祖”。他为避免陆、顾二氏修谱所出现的远年世系不确的弊病，所作之谱是十一世以来的“近谱”，十一世以前不予著录。安徽泾县包世臣的家族自称是俗传“包青天”包拯的后人，谓其祖先包辉是包拯第四子的孙子，赠封吏部尚书，包世臣对此颇有疑问，因为他查阅史书，知道包拯只传一子，哪里来第四个儿子？包辉赠封的事，显然是后人依据明朝的制度推测的，不足为据。批评族人世代相传的讹传，具有相当的勇气。道光元年（1821）江苏海门王氏纂谱，对老谱卷首的两个世系图，“考信无征”，然而先人留下的，又不便取消，只好写个跋语，使族人知其不实的情况。光绪末年，安徽祁门程氏纂辑家谱，发现明朝中叶自徽州迁出的程敏政所著程氏统宗世谱，将善和程氏仁山门下增添二代，后人不察，历次修谱，仍因其旧，至此次编纂，发现他的错误，予以改正，并在《世系谱图》附载程敏政的世系图，以及专门的辩驳文章。

关于远年世系的讨论，要点大致在下述四个方面：第一个是勉强作远年世系，意图尊重祖先而实际上是误认祖宗。如李兆洛所说，“有谱而其世系乃益不明”，反而制造了混乱。全祖望说得更深刻：“夫数典而忘祖，不可为也；攀援华胄而无祖，尤不可为也”。忘祖不好，诬祖更坏。第二是不要迷信老谱，以为前人所作，照抄过来就行，或者明知有误，但因系祖宗所传，不敢改动，这就是纪昀及道光元年海门王氏、光绪末年祁门程氏纂谱者所指出的，应从实际出发作出更正。第三个是详近略远，与己身较近，知道确切的就书写，远年不清楚的就从略，即世系从可知之世开始写，系谱就准确了，所以恽敬说：“夫以远为不尽信，以近为可信，则谱信矣”。第四是采取阙疑的态度和办法，世系中传疑的人物宁可不记载，而不将疑似的收录进去。

关于联宗合谱，谨慎者严格认定同宗，趋利者冒认求合，辨别不清者分合无常，实出无奈。同治间编著的江西《萍乡县志》，说当地人重视谱系，经常纂修家谱，对于“同姓异宗，必严辨之”，意即在同宗的情形下才能联合修谱。河间纪昀家族所在地，还有北杨村、小河、王家庄的纪姓，与纪昀家族仅仅是同姓，并不同宗，纪昀修谱，特在谱名上冠以“景城”地望，表示与北杨村等地的纪氏不是一个家族，自然更不会联合修谱。乾隆间江苏武进的奔牛、辋川里两个姚姓家族联合修谱，到道光间，奔牛姚氏续谱，找辋川里姚氏合修，辋川里的姚煦信等人经过细心考订，得知这两家人所尊奉的始祖并非一人，也即并不同宗，拒绝合作，并自行编纂辋川里姚氏宗谱，这种求实态度得到名流的称赞，为之作序，其他“乡先

辈见者，谓敦本睦族，崇实黜华，焕焉炳焉，洵家藏之至宝矣”。可见明辨宗派，为有识者所特加留意。

从现有资料看，奔牛姚氏道光间仍欲与辋川里姚氏合谱，倒并非有意作伪，而是辨别不清是否真正同宗，但是有些家族则是明知故犯了。如同李兆洛所批评的：“攀援华胄，合宗联谱，以为夸耀，诬祖忘本，抑又甚焉。”这是微寒之族，攀附望族，以图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江苏嘉定、宝山的黄氏都出了名人，道光间崇海的黄氏修谱，找到嘉定黄宗起的祖父，要求合谱，遭到拒绝，但是光绪间黄宗起修谱，寻觅家族史资料，发现崇海黄氏的谱书竟有本家族名贤的名讳，可知崇海黄氏盗用嘉定与宝山黄氏族望。苏州吴县洞庭安仁里严氏是大族，祖先有以“伯”字为辈字的，与同县王家泾、后山严望里严姓并非同宗，可是嘉庆十四年（1809）在祖坟边上冒出两个坟头，刻碑云“安仁里始祖之墓”，并书两个“伯”字辈的人名，引起安仁里严氏的警觉，进行交涉，对方同意铲去“安仁里”字样，可知同姓不同宗的严姓，羡慕安仁里严氏的盛名，加以冒附，而本主则严行制止。武城曾氏因系圣裔，享有优免的待遇，冒附的人自会不少，所以宗谱特作规定“严查混冒，杜紊宗也”。

处在一个地方的同姓之人，由于年代久远，是否同宗，有时分辨不清，修谱的分合不定，成为并不乏见的现象，前述武进两个姚氏的情形就是显例。先迁崇明，后又部分迁徙海门的王氏，向有太原、琅琊二望的岐说，可是又弄不清楚，因此族谱合而分，分而合，“其间得失未可深言，即后来续修诸谱，或远绍多收而适成附会，或衍讹踵缪而绝少折衷”。

是故意的同姓不同宗合谱，还是分辨不清而误合，都违背笃信“一本”共祖的家族宗法原则，也失去修谱合族的本意，李兆洛分析得至为深刻：“夫谱以辨昭穆，非其祖之昭穆何辨焉；谱以收族属，非其祖之族属何收焉”。

清代著名学者 ，曾任乾隆年间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左都御史，协办大学士和《四库全书》总纂官。他官位虽大，但为人通达，礼贤下士，人情味很浓，所以交游甚广，其朋友知己，门生故吏不计其数，是乾隆时期公认的文坛领袖。纪晓岚才华横溢，铁齿铜牙，刚正不阿，深得乾隆器重。任职《四库全书》总纂官，修成旷古未有的《四库全书》，功在千秋，官职一路升迁，先后曾任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职。清代都察院是全国的最高检察机构，专司考察官吏，整顿纲常。这左都御史一职，轶为一品，仅次于由满人担任的都御使，皇上对纪晓岚的器重可谓非同一般。才华横溢 深得重用　纪晓岚才华横溢，铁齿铜牙，刚正不阿，深得乾隆器重。任职《四库全书》总纂官，修成旷古未有的《四库全书》，功在千秋，官职一路升迁，先后曾任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职。清代都察院是全国的最高检察机构，专司考察官吏，整顿纲常。这左都御史一职，轶为一品，仅次于由满人担任的都御使，皇上对纪晓岚的器重可谓非同一般。作品一览　 《阅微草堂笔记》是五种笔记小说的合集。有《滦阳消夏录》六卷，《如是我闻》四卷，《槐西杂志》四卷，《姑妄听之》四卷，集《滦阳续录》。 轶事典故　　清代才子纪晓岚，乾隆年间进士，从编修、侍读学士累迁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曾任《四库全书》总编纂官十多年，晚年 著有《阅微草堂笔记》25卷，享有与《聊斋志异》并行海内外的盛誉。他文情华瞻，慧黠敏捷，是个对句奇才，天地万物、古今诗赋无不可入对者，信手拈来，出口成趣，浑若天成，其炉火纯青的文字功夫让人叹为观止，关于纪晓岚对联的故事，笔记、野史中多有记载，在民间也流传颇广。

纪晓岚妻室　　 吴湖帆题识纪晓岚烟管拓片 据史书记载，纪晓岚先后有一位夫人和六房妾，这在当时对于一个官至礼部尚书的大学士来说是很正常的，没有反而不正常。纪晓岚很讲感情，1740年17岁的纪晓岚就跟邻县20岁的马氏成婚了，一生相敬如宾，白头偕老。马夫人直到纪晓岚七十二岁那年才去世。他有一房妾名为文鸾，是他从小青梅竹马的朋友。这在封建社会来讲是很难得的。 还有一种说法为，纪晓岚其实根本没见过文鸾，纪晓岚六个妾中有一个小妾死了，纪晓岚在信中向老家说想要再娶一个，于是老家便找到了文鸾，而由于种种原因文鸾并没有被纪晓岚娶进门，而文鸾也不是什么相思之死那么凄美。

　　纪晓岚的夫人姓马，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以“嫡庶”之“嫡”的身份出现的。《槐西杂志》第二卷八十八条是为纪的一个侍姬立传的，说马夫人很喜欢那侍姬：“故马夫人终爱之如娇女。”第二次是以婆母身份出现的，在《槐西杂志》卷三第二百一十四条：“马夫人称其（二儿媳）工、容、言、德皆全备。” 纪惜墨如金，两次提到马夫人，一共就用了二十多个字。笔法之中，读不出夫妻之间应有情感色彩，倒是有些客气，有些许远距离的尊重。这是合乎情理的。猜度马氏与纪之间的生活，无非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十多二十岁结了婚。像纪家这种官宦家庭，所娶媳妇必是门当户对，马必定是个大家闺秀，所受教育免不了三从四德，进得纪家之门，孝亲友姑，对纪彬彬有礼。新婚燕尔之时，或者还会与纪一起共同沉浸在温柔乡一段时间，但后来纪中举入仕，马氏的主要责任就是在家中孝敬公婆，抚育儿女。纪有了一房又一房侧室，马氏对纪晓岚承担的责任，主要便是举案齐眉了。再到纪晓岚有了自己个人的家业，不与父母住在一起，马氏的正妻身份，实则“法定”成了纪晓岚家庭的总经理，对一家人的生活起居进行日常的行政管理（虽然会有管家，但那最多算个对外事务的执行总经理），而纪在外公务与马氏没有什么关系，对家庭而言则担负董事长的角色。纪与马氏之间，终于就成功完成了从小夫妻关系，到家庭董事长与总经理之间合作关系的必要转换。总经理在任上，不管工作做得好不好，董事长对外人道来，总是要客客气气尊敬一下的。估计马氏的总经理干得还不错，所以《阅微草堂笔记》提及马氏，突出的就是她对侧室、儿媳的管理。

　　郭彩符是纪的侍姬之一。《槐西杂志》卷二第一百四十一条专门讲的就是这个女人，三百余字，不少了。纪简单讲了这女人的来历和命运的不佳。重点讲了两件事。一是纪受贬在新疆时，“姬已病瘵”，到关帝庙问了一支签，知道还能等到纪回来，但病却好不了，果然纪回来不久，郭氏就去世了。二是在郭氏死后，家里晒其遗物，纪睹物生情，作了两首怀念郭氏的诗：“风花还点旧罗衣，惆怅酴釄片片飞。恰记香山居士语，春随樊素一时归。”（郭氏亡在送春之日）“百折湘裙台画栏，临风还忆步珊珊，明知神谶曾先定，终惜芙蓉不耐寒。”

　　沈明玕是纪的另一侍姬，纪着墨最多，用了两篇七八百字。《槐西杂志》第二卷八十八条几乎是在给沈氏作传，除介绍了她的来历、自愿当富家之媵妾，“女子当以四十以前死，人犹悼惜。青裙白发，作孤雏腐鼠，吾不愿也”的心愿，还录了她一首小诗：“三十年来梦一场，遗容手付女收藏。他时话我生平事，认取姑苏沈五娘。”而且说沈氏临终前生魂跑到纪晓岚“侍值圆明园”的住处去探望了他。沈氏死后，纪在其遗像上提了两首诗，其中一首为：“几分相似几分非，可是香魂月下归。春梦无痕时一瞥，最关情处在依稀。”《滦阳续录》卷一第二十八条专门录了沈氏死前不久， “以常言成韵语”写的一首《花影》诗：“绛桃映月数枝斜，影落窗纱乡帐纱。三处婆娑花一样，只怜两处是空花。”说沈氏诗中“两处空花，遂成诗谶”（一花为沈氏不久亡，一花为沈氏婢女亦不久亡）。纪晓岚与和珅　　传闻二人结怨颇多,事实上,纪晓岚与和珅的关系就像是忘年交。年轻的和珅处世外向泼辣。年老的、处世逐渐内敛圆滑的纪晓岚会时时善意地提醒和珅。两人既有政见不同带来的争吵,也有默契的配合。在工作中,更多的是和珅对纪晓岚的关照；在人际关系上,更多的是纪晓岚对和珅的帮助。

同时，纪晓岚对自己的能力也非常了解，在文学上固然无人可比，但在治国和理财上，自己远不如和珅。而纪晓岚本身就只是一个御用文人，也就是说，纪晓岚与和珅不会有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另一方面两个人也是当时清朝最重要的两个支柱，乾隆最仰仗的两个大臣，如果真的斗的不可开交，那就不可能有康乾盛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