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广生（1873—1959），字鹤亭，号疚斋、钝；江苏如皋人。提到如皋冒氏，就不得不由人想起明末清初著名人物冒辟疆。

毛泽东主席曾说：“明末四公子中，真正具有民族气节的要算冒辟疆，清兵入关后他就隐居山林，不事清朝，全节而终。”冒辟疆名襄，号巢民，入清后不肯出仕，隐居在家乡，筑建了一片园林，名为水绘园。其园极具匠心，临水而建，不筑围墙，至今仍是如皋著名园林。冒辟疆著有《影梅庵忆语》一书，是一部颇有名的笔记体著作。冒辟疆与爱妾董小宛的爱情故事因涉及顺治皇帝，演绎了一段十分凄怨的历史故事，至今在学人中还是考证的对象。

冒姓是如皋大姓，冒氏的书香门第自是源远流长，冒广生就是冒辟疆之后人。

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农历三月十五日，冒广生在广州出生。冒广生幼时即聪慧过人，有神童之称。11岁那年，他随母亲去探望七外祖父周星誉。七外祖父是冒广生的外祖父周星诒的哥哥，排行老七，时任两广盐运使，居广州。七外祖父能词，写有一本《东鸥草堂词》，冒广生时常诵读，一些词读起来朗朗上口，令人回肠荡气，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这时家中常有戏曲班子来家演戏，戏曲中的唱词对他影响很大，培养了他对词曲的兴趣爱好。因此，他常试着填写一些词曲。

时光荏苒，一晃几年过去了，1890年他17岁时，回家乡如皋参加县试，考了个第一，接着参加州试，又是第一，中了秀才。第二年他回广州，正式师从广东番禺的著名学者叶衍兰学词。叶衍兰是近代学人叶恭绰的祖父，清咸丰六年的进士，曾官军机章京，晚年在广州越华书院教授诗词。1893年冒广生过20岁生日那天，写了一首词抒发感情，词牌为《念奴娇》：除非明月，问有谁能证，刹那今古。廿载红尘经小谪，添得丝丝愁缕。醉帽寻花，狂筵舞柘，心事书空语。钵池流水，昨宵新涨春雨。记得银烛湘帘，酣饮拓戟，水绘壶觞聚。二百年来如梦景，莫问骚坛盟主。名士冠裳，美人裙屐，眼底都非故。荒园寥落，不知愁在何处。

词中似有少年不得志的惆怅，也似有对先世遗景与名望如今不再的哀痛，但总还不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老成之味。第二年他又回乡参加科考，再一次考了第一名，中了举人，一时名声大噪。此时，即使他心中确有愁苦，也会消减一些了。1896年，冒广生离开广州北上，先到上海，与梁启超相识。梁启超初见冒广生，见冒广生英姿飒爽，神清气朗，如其先祖冒辟疆，颇为赏识。

不久冒广生离沪来到风景如画的苏州，与外祖父周星诒生活在一起。这次居地的改变对他一生倾心学问和对中国文化的特别关注产生了重大影响。原来外祖父周星诒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曾官福建建宁知府，罢官后便归田于苏州，与当时学者如谭献、俞樾、王鹏运、郑文焯、文廷式、曹元忠及书画家吴昌硕等人多有往来，常相聚唱和谈艺。冒广生来到这样一个文人荟萃的家庭氛围里，受到极好的文化薰陶。外公的书斋名叫瑞瓜堂，藏有数万卷古籍图书与金石书画，冒广生如入宝山，在此得天独厚的藏书楼中，研读了大量珍本古籍，并且从外公学习校雠之学。

此时，冒广生已经学会填词了，还集成了一册。一次，执晚清词坛牛耳的谭献从友人处借来冒广生词集，读着读着，感到词中有“幽忆怨断之音”，十分喜爱，打算予以评定，不料友人来信索还，只得归还词集，心中甚为遗憾。后来冒广生编成《小三吾亭词》一集，谭献仍然有了评语，称“鹤亭词格甚成就”。另有当时词坛中临桂派领袖王鹏运也有评语，称其词：“托体风骚，含情绵邈，拟之国朝，当于竹、水云间分踞一席。”竹是清代著名词学家朱彝尊，水云是指清代著名词人蒋春霖，王氏将冒词与此二人词作相比，虽有过誉之嫌，但也可以看出冒词在当时大词家心目中的地位。

1898年，康有为和梁启超发动了戊戌变法，冒广生入京参加了“公车上书”活动，其名列于保国会之中。冒广生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相交极深，林旭被捕前夕，冒广生竟不避杀身之祸，与林旭相伴通宵，以尽同志之情。戊戌变法失败后，冒广生留在北京，当时曾被荐应试经济特科，不料因他在试卷中提到一个外国人的名字——卢梭而被除名。那次的阅卷大臣正是张之洞，他十分惋惜冒广生才华出众而不能录用，在试卷上批了一句说：“论称引卢梭，奈何！”其后两年中，冒广生来往于苏州、扬州、广州等地，有时助阅童生的试卷。一次在扬州阅卷时，他评选了第一名考生，就是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刘师培。

1900年，冒广生终于在刑部任了个郎中的小职，恰逢当时名闻遐迩的京都人物赛金花在北京因虐婢致死案，锒铛进入刑部监狱。清代刑律规定主人虐婢致死不用抵命，最重只判个流放的罪名，于是赛金花被判处远戍三千里。冒广生对赛金花深表同情，原来他曾和赛金花有过交情：有一次赛金花约他在陶然亭相会，他兴冲冲赶去亭中久候，却没见赛金花践约前来，事后赛金花还把陶然亭称为“放鹤亭”来取笑他。这次赛金花触犯刑律，冒广生看在故人交谊上，就跟同官商量，把应该充军到东北或西北一千里，如黑龙江、伊犁等地，改为南放一千里，从原籍徽州算起，可以流放到上海。这样，赛金花就来到了上海。后来赛金花在上海租界名声大噪，门庭若市，全赖冒氏当年帮的忙，此是后话。两年后，冒广生又兼任北京五城学堂的史地课教习。在五城学堂，他与林琴南同事，又同拜吴汝纶为师，一时三人同处京城，以文章名世，时称“海内三古文家”。其时吴氏已60岁开外，林氏则50许，冒氏仅29岁，可谓忘年之交的文章挚友，齐名京都。也在这一年，冒广生考上了经济特科，从刑部调到了农工商部，仍为郎中。任官之余，冒广生不废词章之学，并着手写词话。1908年，他在《国学萃编》期刊上发表了《小三吾亭词话》5卷。何以名为“小三吾亭”呢？原来在冒氏先祖冒辟疆营建的水绘园中有一个景观名叫“小三吾”，得名

于唐代诗人元结三个景观，即浯溪、台、亭，冒广生借此景为书名，可说既是对先祖的一种怀念，也是对冒氏书香颇有渊源的一种自炫。《小三吾亭词话》以晚清词人为对象，对与自己交往颇多的词家作品作了收录与点评，其中也保留了一些难得的晚清词人作品及其行踪、词学思想。

1911年初，冒广生来到天津协助梁启超办报纸。辛亥革命后，冒广生离开天津，又入北京，在北洋政府中谋求职务，1913年先赴温州任海关监督兼外交交涉员。任职期间，冒广生对地方文化十分关心，改建了当地的名胜王谢祠和诗传阁，又网罗温州文献，编成《永嘉诗传》百卷，收入自唐以来两千余诗人的诗作两万余首。冒氏还发挥其对版本研究的特长，刻印了《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永嘉高僧碑传集》，保存了大量古代诗文和地方文献。1917年，冒广生又撰写了《戏言》一文，对古代戏的发展作了简要的梳理与考证，对戏曲中的角色、器乐、剧具等都作了扼要的介绍，尤其是联系温州地方戏进行考索与评价，使文章成为具有地方戏研究性质的重要文献。这一年，他应聘为财政部顾问，又因曾在清廷任过农工商部的郎中，北洋政府委任其为农工商部全国经济调查会会长。于是他离开了他十分钟爱的温州，开始了对全国经济资源的调查工作。几年以后，冒广生又被委任镇江海关监督，他仍然对地方文化十分感兴趣。任职期间，他又自出百金与当地人士共筹款600银元重刊了著名的《至顺镇江志》，在书中保存了元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史料。该书曾被清代大学者阮元称赞为“备录故事，多详兴废，物产土贡，胪陈名状……明以来绝无著录，洵为罕觏之秘籍”。冒氏出金组织重刊，为繁荣地方文化做了有益的贡献。不久他又调淮安，来此地仅一年光景，便刊刻了《楚州丛书》。楚州是唐宋时淮安的称谓，丛书则收录了自汉代以来到清代的诗文、碑释、画鉴、书法及专著、方志等共23种。其中有《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射阳先生文存》弥为珍贵，是其后故宫发现《射阳先生存稿》原书以前最完整的辑本。

1928年北伐战争胜利以后，冒广生来到南京，当时戴季陶任考试院院长，正网罗人才，冒广生接受了考试委员一职（见《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2期载顾音海的《冒鹤亭及其收藏》）。

抗日战争时期，冒广生来到上海，一心从事著述。对中国古代典籍中经史子集皆有深入的研究和著述，如经学方面有《京氏易三种》、《大戴礼记义证》、《纳甲说》、《纳音说》；史学方面有《唐书吐蕃世系表》、《蒙古源流年表》；诸子方面有《管子集释长编》未完稿，校释方面有《淮南子》、《晏子春秋》、《文子》、《列子》、《春秋繁露》等；词曲方面有《四声钩沉》、《倾杯考》、《宋曲章句》、《新云谣集杂曲子》、《疚斋词论》等，这些都是颇见功力的学术专著和论文。抗日战争胜利后，冒广生应聘为国史馆纂修，起草人物传记多篇。他在南京和当时名流多有往来，如柳诒徵、汪辟疆、尹炎武、于右任、程潜等。

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曾朴的小说《孽海花》在上海流行。1943年冬，冒广生也读到了这本书，一时勾起他的回忆，决定写些他所了解的一些有关《孽海花》的人物、事迹的掌故，文字着重于书中人名索隐，间附订误琐闻，详载各人籍贯、科分、职业，后来这些书稿收集在魏绍昌先生所编的《〈孽海花〉资料》中，名为《〈孽海花〉闲话》。

一天，冒广生的儿子带来一人，说是要拜访先生，相谈后才知来者原来是游学欧洲归来的钱钟书。谈话间，钱钟书看到冒氏写的《后山诗任渊注补笺》，十分钦佩。后来钱钟书在他的《谈艺录》中记到此次的会见，评价冒氏的《补笺》一书时说：“其书网罗掌故，大裨征文考献，若夫刘彦和所谓‘擘肌分理’，严仪卿所谓‘取心析骨’，非所思存。”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上海百废待兴，冒广生为旧时文史职员，虽学问深博，政府亦无暇顾及安置，失去工作的冒氏生活一时陷于困境。

不久，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得知此事，于1950年7月来到冒老的住所——上海延安路模范村的一所旧宅里，一见面，陈毅市长就说：“仰慕已久，仰慕已久!”又关心地问冒老的生活起居和著述情况，宾主一同笑论诗词。临走时，陈毅对冒老说：“我知道你现在很清苦，我先给您一些钱用，你要保重身体，安心读书写作，生活问题一定会妥善安排的。”冒老十分感激，静心在家中著述研究。不料几天后，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送来聘书，聘冒老为文管会的顾问。为此冒广生专为陈毅市长书写扇面，另请上海画坛巨匠吴湖帆先生作画，以答谢陈毅的知遇之恩。陈毅在调往北京前，还多次殷殷询问冒老的生活及著述情况，使冒广生深感晚年居得其所，生逢其时，交遇知音。

1957年初春，冒广生来到北京探望儿子冒舒湮，住在儿子家。来京后，冒老致书陈毅以叙旧情。陈毅当时已是元帅了，得信后即派秘书持一封亲笔信到冒老下榻之处，诚邀冒广生参观故宫博物院，并在御花园品茗。冒氏欣然应允前往，同行者有多年的好友程潜和谢无量。6月，应陈毅之请，冒广生撰写了《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文章见报后，《人民日报》记者来到冒老住所采访，写了一篇专访《八五老人一席话——访冒广生先生》，此文也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两篇文章后来在海内外多家报纸上转载。

转眼已是夏天，一天上午，冒广生在北京的儿子家中接到国务院来的一个电话，说午后有位中央***来探望他。他一时奇怪，是谁呢？陈毅元帅来时是不会先通电话的，不久陈毅来电话告诉他说是周总理要来看望他。下午3时，一辆黑色轿车在大门口戛然而止，只见轻车简从、身穿浅灰色中山服的周恩来总理，稳步缘梯拾级而上，儿子舒湮忙迎上去。总理问：“冒老在家吧？”“父亲正等候大驾光临。”总理握着舒湮的手端详着说：“我们在重庆见过面，当时还不晓得你是鹤老的公子。”冒广生也跟着迎上来。总理笑盈盈地说：“我听陈毅同志说鹤老来了，早就想来探望的，政协正在开会脱不了身，昨天刚闭幕，今天才有空。抱歉，抱歉!”冒老说：“你是大忙人，我怎敢惊动呀？”总理在沙发上坐定后，呷了一口茶。当时北京仲夏燥热，总理却装束齐整，连领口也未解扣。舒湮刚刚打开电扇，总理却摆手阻止说：“老人家怕受不了风寒，还是关上的好。”然后开始了话头：“峋芝叔父和鹤老是多年同事。他自从李纯死后就不再当官，晚年信佛，穷困潦倒。解放后，我接他上北京住，前几年才去世。鹤老来迟一步，可惜缘悭一面了。”

原来峋芝是总理的六叔父周嵩尧，字峋芝，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考中丁酉科举人，晚冒广生一科。在晚清时，周嵩尧曾任内阁侍读，转授江北提督、巡抚王士珍的总文案。王士珍赏识他的才干奏知朝廷，钦命邮传部郎中，掌路政司。冒广生当时先后任刑部和农工商部郎中，二人同为京官中的江南同乡，因结为至交。入民国后，周嵩尧任江西督军李纯的秘书长，不久内调袁世凯的最高军事参议院性质的统率办事处任秘书。冒老听了总理提到当年老友，不禁感喟，回忆往事说：“峋翁为人颇重节概。我曾在他手下当淮安关监督，一别数十年了。我是光绪甲午举人，他是丁酉举人，相隔一科。他的著作《晚香斋诗存》和笔记刻本都还在吗”总理说：“我早年学写旧体诗，也可能受家叔的影响。鹤老的诗词，我也拜读过。您在淮安时，好像还刻过《楚州丛书》，保存了地方文献。”冒老笑道：“这算不得什么!我每到一个地方，总爱搜集当地文献刻印集子，也算是对地方的报答吧。在瓯海关任内，我刻过《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搜罗了自谢灵运以来迄至二黄先生的集子。在镇江关时，也刻过《至顺镇江志》。”总理问：“二黄先生指的谁”冒老说：“晚清著名瑞安学者黄绍箕，字仲韬，和绍第，字叔颂是昆仲。叔颂先生是我岳丈，是宗江、宗英的祖父。”总理说：“原来冒黄二家还是至亲。”总理顺手取过茶几上冒老的折扇，欣赏着张大千的画，似乎喃喃自言自语：“张大千的画确实有功夫。”又指着扇面上的题诗问：“马叙伦先生好像说过，冒氏的祖先是蒙古色目人。这个姓，跟匈奴单于冒顿有关么”提到族源，冒广生说，依据家谱记载，先世系出元世祖忽必烈第九子镇南王胱欢的后裔，与冒顿无干。“那你们是‘黄带子’了。”总理风趣地说。谈话中，不觉时间飞逝。总理起身要走了，对冒老说：“今天太难得了，我有这样两小时的休息。能见到鹤老，我更高兴。毛主席委托我捎个口信，他看到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想见面谈谈，希望鹤老多住几天。”冒老要起身相送，总理坚决阻止他下楼，冒老只得站在楼梯口与总理挥手告别（见《大地》1998年6期舒湮的《再忆周总理话家常》）。

果然不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毛主席派来两辆小车来接冒老去中南海。汽车缓缓开进中南海后，只见毛主席早已等在门前，见到车来，忙趋步向前迎接，与冒老握手问好。让入书房后，二人叙谈良久，话题谈到时局时，毛主席说：“你们过去提倡革新，我们后来号召革命，大家都是为了救中国，是一条道路上的人。”冒老一时感到如沐春风。后来又谈到诗词上去，这时冒老将带来的自己的著作《疚斋词论》、《宋曲章句》、《四声钩沉》、《倾杯考》四大本赠给了毛主席，主席接过书十分高兴。

临走前，毛主席问冒老：“冒先生今天来可有一言相赠？”

冒老坦言说：“党内正在整风，我是经历过几个朝代的人，***能把中国搞得这样强大，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主席听后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记在心里！”

冒老起身辞别，主席亲自送冒老上了汽车，还用手遮住车门上沿，怕冒老碰了头，一片尊敬之情令冒老终生难忘。

冒广生回到上海，身体渐不如前，陈毅曾多次邀其去京参加政协，皆因病未能成行。

1959年8月10日，冒广生先生在上海病逝，遗体葬于苏州灵岩山五龙公墓。

冒广生墓在“文革”时被毁，“文革”后其后人在北京植物园内樱桃沟建了一个衣冠冢，赵朴初先生为其写了碑文；1997年，北京文物局批准将冒广生先生墓定为海淀区文物保护单位。

冒广生

冒广生（1873—1959），字鹤亭，号疚斋，江苏如皋人，因出生于广州而得名，我国近代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其先祖为元世祖忽必烈；冒氏为如皋大族，书香门第，冒辟疆是他的祖辈；1889年（光绪十五年）他历县、州、院三试皆列第一；1894（光绪二十年）年被录取为举人；担任刑部及农工部郎中，民国历任农商部全国经济调查会会长、江浙等地海关监督；抗战胜利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南京国史馆纂修；新中国成立后，陈毅市长特地聘任他为上海市文管会特约顾问；冒广生著作有《小三吾亭诗文集》、《疚斋词论》、《冒鹤亭诗歌曲论著述》、《四声钩陈》、《蒙古源流年表》等等。

中文名：冒广生

别名：字鹤亭，号疚斋

国籍：中国

民族：蒙古族

出生地：广东广州

出生日期：1873年

逝世日期：1959年

职业：中国近代著名学者

主要成就：著作包括经史子集等各个方面

著名诗人、词人、书法家

代表作品：《冒鹤亭词曲论集》《后山诗注补笺》《永嘉诗人祠堂丛刻》等

简介

冒广生（1873——1959），字鹤亭，号疚斋，江苏如皋人，曾列名“公车上书”，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著名学者。

冒广生先生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生于广州，早岁从外祖父周星诒受经史、目录、校勘之学，为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科举人。光绪、宣统两朝历任刑部、农工商部郎中，东陵工程处监修官。

民国期间历任北京政府财政部顾问，浙江瓯海（温州）、江苏镇江、淮安等海关监督，农商部经济调查会会长，国民政府考试院委员，广州_勤大学、上海太炎文学院等文科教授及国史馆纂修。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特约顾问，上海文史馆馆员；毛泽东、陈毅对其尊敬有加，曾虚心听取他的意见，称其“是一条道路上的人”。

1957年春，应陈毅之请，撰写《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当年夏天前往北京，接受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召见，赠毛泽东《疚斋词论》、《宋曲章句》、《四声钩沉》、《倾杯考》等书；1959年在上海病逝，葬于苏州灵岩山五龙公墓，其墓在文革时被毁；文革后其后人在北京植物园内樱桃沟建衣冠冢。

1997年，北京文物局将其墓定为海淀区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其遗物全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有子冒舒湮。

他的学术著作包括经、史、子、集等各个方面，其《冒鹤亭词曲论集》、《后山诗注补笺》二书，已分别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及中华书局出版；冒广生先生是近代著名的诗人、词家和有精湛造诣的汉学家；编有《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永嘉高僧碑传集》、《二黄先生集》、《如皋冒氏丝书》等近百卷，对温州文化事业发展深有影响。

生平

冒广生（1873—1959），字鹤亭，号疚斋、钝；江苏如皋人。提到如皋冒氏，就不得不由人想起明末清初著名人物冒辟疆。

毛泽东主席曾说：“明末四公子中，真正具有民族气节的要算冒辟疆，清兵入关后他就隐居山林，不事清朝，全节而终。”冒辟疆名襄，号巢民，入清后不肯出仕，隐居在家乡，筑建了一片园林，名为水绘园。其园极具匠心，临水而建，不筑围墙，至今仍是如皋著名园林。冒辟疆著有《影梅庵忆语》一书，是一部颇有名的笔记体著作。冒辟疆与爱妾董小宛的爱情故事因涉及顺治皇帝，演绎了一段十分凄怨的历史故事，至今在学人中还是考证的对象。

冒姓是如皋大姓，冒氏的书香门第自是源远流长，冒广生就是冒辟疆之后人。

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农历三月十五日，冒广生在广州出生。冒广生幼时即聪慧过人，有神童之称。11岁那年，他随母亲去探望七外祖父周星誉。七外祖父是冒广生的外祖父周星诒的哥哥，排行老七，时任两广盐运使，居广州。七外祖父能词，写有一本《东鸥草堂词》，冒广生时常诵读，一些词读起来朗朗上口，令人回肠荡气，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这时家中常有戏曲班子来家演戏，戏曲中的唱词对他影响很大，培养了他对词曲的兴趣爱好。因此，他常试着填写一些词曲。

时光荏苒，一晃几年过去了，1890年（光绪十六年）他17岁时，回家乡如皋参加县试，考了个第一，接着参加州试，又是第一，中了秀才。第二年他回广州，正式师从广东番禺的著名学者叶衍兰学词。叶衍兰是近代学人叶恭绰的祖父，清咸丰六年（1856）的进士，曾官军机章京，晚年在广州越华书院教授诗词。1893年（光绪十九年）冒广生过20岁生日那天，写了一首词抒发感情，词牌为《念奴娇》：除非明月，问有谁能证，刹那今古。廿载红尘经小谪，添得丝丝愁缕。醉帽寻花，狂筵舞柘，心事书空语。钵池流水，昨宵新涨春雨。记得银烛湘帘，酣饮拓戟，水绘壶觞聚。二百年来如梦景，莫问骚坛盟主。名士冠裳，美人裙屐，眼底都非故。荒园寥落，不知愁在何处。

词中似有少年不得志的惆怅，也似有对先世遗景与名望如今不再的哀痛，但总还不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老成之味。第二年他又回乡参加科考，再一次考了第一名，中了举人，一时名声大噪。此时，即使他心中确有愁苦，也会消减一些了。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冒广生离开广州北上，先到上海，与梁启超相识。梁启超初见冒广生，见冒广生英姿飒爽，神清气朗，如其先祖冒辟疆，颇为赏识。

不久冒广生离沪来到风景如画的苏州，与外祖父周星诒生活在一起。这次居地的改变对他一生倾心学问和对中国文化的特别关注产生了重大影响。原来外祖父周星诒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曾官福建建宁知府，罢官后便归田于苏州，与当时学者如谭献、俞樾、王鹏运、郑文焯、文廷式、曹元忠及书画家吴昌硕等人多有往来，常相聚唱和谈艺。冒广生来到这样一个文人荟萃的家庭氛围里，受到极好的文化薰陶。外公的书斋名叫瑞瓜堂，藏有数万卷古籍图书与金石书画，冒广生如入宝山，在此得天独厚的藏书楼中，研读了大量珍本古籍，并且从外公学习校雠之学。

此时，冒广生已经学会填词了，还集成了一册。一次，执晚清词坛牛耳的谭献从友人处借来冒广生词集，读着读着，感到词中有“幽忆怨断之音”，十分喜爱，打算予以评定，不料友人来信索还，只得归还词集，心中甚为遗憾。后来冒广生编成《小三吾亭词》一集，谭献仍然有了评语，称“鹤亭词格甚成就”。另有当时词坛中临桂派领袖王鹏运也有评语，称其词：“托体风骚，含情绵邈，拟之国朝，当于竹、水云间分踞一席。”竹是清代著名词学家朱彝尊，水云是指清代著名词人蒋春霖，王氏将冒词与此二人词作相比，虽有过誉之嫌，但也可以看出冒词在当时大词家心目中的地位。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康有为和梁启超发动了戊戌变法，冒广生入京参加了“公车上书”活动，其名列于保国会之中。冒广生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相交极深，林旭被捕前夕，冒广生竟不避杀身之祸，与林旭相伴通宵，以尽同志之情。戊戌变法失败后，冒广生留在北京，当时曾被荐应试经济特科，不料因他在试卷中提到一个外国人的名字——卢梭而被除名。那次的阅卷大臣正是张之洞，他十分惋惜冒广生才华出众而不能录用，在试卷上批了一句说：“论称引卢梭，奈何！”其后两年中，冒广生来往于苏州、扬州、广州等地，有时助阅童生的试卷。一次在扬州阅卷时，他评选了第一名考生，就是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刘师培。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冒广生终于在刑部任了个郎中的小职，恰逢当时名闻遐迩的京都人物赛金花在北京因虐婢致死案，锒铛进入刑部监狱。清代刑律规定主人虐婢致死不用抵命，最重只判个流放的罪名，于是赛金花被判处远戍三千里。冒广生对赛金花深表同情，原来他曾和赛金花有过交情：有一次赛金花约他在陶然亭相会，他兴冲冲赶去亭中久候，却没见赛金花践约前来，事后赛金花还把陶然亭称为“放鹤亭”来取笑他。这次赛金花触犯刑律，冒广生看在故人交谊上，就跟同官商量，把应该充军到东北或西北一千里，如黑龙江、伊犁等地，改为南放一千里，从原籍徽州算起，可以流放到上海。这样，赛金花就来到了上海。后来赛金花在上海租界名声大噪，门庭若市，全赖冒氏当年帮的忙，此是后话。两年后，冒广生又兼任北京五城学堂的史地课教习。在五城学堂，他与林琴南同事，又同拜吴汝纶为师，一时三人同处京城，以文章名世，时称“海内三古文家”。其时吴氏已60岁开外，林氏则50许，冒氏仅29岁，可谓忘年之交的文章挚友，齐名京都。也在这一年，冒广生考上了经济特科，从刑部调到了农工商部，仍为郎中。任官之余，冒广生不废词章之学，并着手写词话。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他在《国学萃编》期刊上发表了《小三吾亭词话》5卷。何以名为“小三吾亭”呢？原来在冒氏先祖冒辟疆营建的水绘园中有一个景观名叫“小三吾”，得名

于唐代诗人元结三个景观，即浯溪、台、亭，冒广生借此景为书名，可说既是对先祖的一种怀念，也是对冒氏书香颇有渊源的一种自炫。《小三吾亭词话》以晚清词人为对象，对与自己交往颇多的词家作品作了收录与点评，其中也保留了一些难得的晚清词人作品及其行踪、词学思想。

1911年（宣统三年）初，冒广生来到天津协助梁启超办报纸。辛亥革命后，冒广生离开天津，又入北京，在北洋政府中谋求职务，1913年（民国二年）先赴温州任海关监督兼外交交涉员。任职期间，冒广生对地方文化十分关心，改建了当地的名胜王谢祠和诗传阁，又网罗温州文献，编成《永嘉诗传》百卷，收入自唐以来两千余诗人的诗作两万余首。冒氏还发挥其对版本研究的特长，刻印了《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永嘉高僧碑传集》，保存了大量古代诗文和地方文献。1917年（民国六年），冒广生又撰写了《戏言》一文，对古代戏的发展作了简要的梳理与考证，对戏曲中的角色、器乐、剧具等都作了扼要的介绍，尤其是联系温州地方戏进行考索与评价，使文章成为具有地方戏研究性质的重要文献。这一年，他应聘为财政部顾问，又因曾在清廷任过农工商部的郎中，北洋政府委任其为农工商部全国经济调查会会长。于是他离开了他十分钟爱的温州，开始了对全国经济资源的调查工作。几年以后，冒广生又被委任镇江海关监督，他仍然对地方文化十分感兴趣。任职期间，他又自出百金与当地人士共筹款600银元重刊了著名的《至顺镇江志》，在书中保存了元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史料。该书曾被清代大学者阮元称赞为“备录故事，多详兴废，物产土贡，胪陈名状明以来绝无著录，洵为罕觏之秘籍”。冒氏出金组织重刊，为繁荣地方文化做了有益的贡献。不久他又调淮安，来此地仅一年光景，便刊刻了《楚州丛书》。楚州是唐宋时淮安的称谓，丛书则收录了自汉代以来到清代的诗文、碑释、画鉴、书法及专著、方志等共23种。其中有《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射阳先生文存》弥为珍贵，是其后故宫发现《射阳先生存稿》原书以前最完整的辑本。

1928年（民国十七年）北伐战争胜利以后，冒广生来到南京，当时戴季陶任考试院院长，正网罗人才，冒广生接受了考试委员一职（见《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2期载顾音海的《冒鹤亭及其收藏》）。

抗日战争时期，冒广生来到上海，一心从事著述。对中国古代典籍中经史子集皆有深入的研究和著述，如经学方面有《京氏易三种》、《大戴礼记义证》、《纳甲说》、《纳音说》；史学方面有《唐书吐蕃世系表》、《蒙古源流年表》；诸子方面有《管子集释长编》未完稿，校释方面有《淮南子》、《晏子春秋》、《文子》、《列子》、《春秋繁露》等；词曲方面有《四声钩沉》、《倾杯考》、《宋曲章句》、《新云谣集杂曲子》、《疚斋词论》等，这些都是颇见功力的学术专著和论文。抗日战争胜利后，冒广生应聘为国史馆纂修，起草人物传记多篇。他在南京和当时名流多有往来，如柳诒徵、汪辟疆、尹炎武、于右任、程潜等。

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曾朴的小说《孽海花》在上海流行。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冬，冒广生也读到了这本书，一时勾起他的回忆，决定写些他所了解的一些有关《孽海花》的人物、事迹的掌故，文字着重于书中人名索隐，间附订误琐闻，详载各人籍贯、科分、职业，后来这些书稿收集在魏绍昌先生所编的《〈孽海花〉资料》中，名为《〈孽海花〉闲话》。

一天，冒广生的儿子带来一人，说是要拜访先生，相谈后才知来者原来是游学欧洲归来的钱钟书。谈话间，钱钟书看到冒氏写的《后山诗任渊注补笺》，十分钦佩。后来钱钟书在他的《谈艺录》中记到此次的会见，评价冒氏的《补笺》一书时说：“其书网罗掌故，大裨征文考献，若夫刘彦和所谓‘擘肌分理’，严仪卿所谓‘取心析骨’，非所思存。”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上海百废待兴，冒广生为旧时文史职员，虽学问深博，政府亦无暇顾及安置，失去工作的冒氏生活一时陷于困境。

不久，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得知此事，于1950年7月来到冒老的住所——上海延安路模范村的一所旧宅里，一见面，陈毅市长就说：“仰慕已久，仰慕已久!”又关心地问冒老的生活起居和著述情况，宾主一同笑论诗词。临走时，陈毅对冒老说：“我知道你现在很清苦，我先给您一些钱用，你要保重身体，安心读书写作，生活问题一定会妥善安排的。”冒老十分感激，静心在家中著述研究。不料几天后，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送来聘书，聘冒老为文管会的顾问。为此冒广生专为陈毅市长书写扇面，另请上海画坛巨匠吴湖帆先生作画，以答谢陈毅的知遇之恩。陈毅在调往北京前，还多次殷殷询问冒老的生活及著述情况，使冒广生深感晚年居得其所，生逢其时，交遇知音。

1957年初春，冒广生来到北京探望儿子冒舒湮，住在儿子家。来京后，冒老致书陈毅以叙旧情。陈毅当时已是元帅了，得信后即派秘书持一封亲笔信到冒老下榻之处，诚邀冒广生参观故宫博物院，并在御花园品茗。冒氏欣然应允前往，同行者有多年的好友程潜和谢无量。6月，应陈毅之请，冒广生撰写了《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文章见报后，《人民日报》记者来到冒老住所采访，写了一篇专访《八五老人一席话——访冒广生先生》，此文也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两篇文章后来在海内外多家报纸上转载。

转眼已是夏天，一天上午，冒广生在北京的儿子家中接到国务院来的一个电话，说午后有位中央***来探望他。他一时奇怪，是谁呢？陈毅元帅来时是不会先通电话的，不久陈毅来电话告诉他说是周总理要来看望他。下午3时，一辆黑色轿车在大门口戛然而止，只见轻车简从、身穿浅灰色中山服的周恩来总理，稳步缘梯拾级而上，儿子舒湮忙迎上去。总理问：“冒老在家吧？”“父亲正等候大驾光临。”总理握着舒湮的手端详着说：“我们在重庆见过面，当时还不晓得你是鹤老的公子。”冒广生也跟着迎上来。总理笑盈盈地说：“我听陈毅同志说鹤老来了，早就想来探望的，政协正在开会脱不了身，昨天刚闭幕，今天才有空。抱歉，抱歉!”冒老说：“你是大忙人，我怎敢惊动呀？”总理在沙发上坐定后，呷了一口茶。当时北京仲夏燥热，总理却装束齐整，连领口也未解扣。舒湮刚刚打开电扇，总理却摆手阻止说：“老人家怕受不了风寒，还是关上的好。”然后开始了话头：“峋芝叔父和鹤老是多年同事。他自从李纯死后就不再当官，晚年信佛，穷困潦倒。解放后，我接他上北京住，前几年才去世。鹤老来迟一步，可惜缘悭一面了。”

原来峋芝是总理的六叔父周嵩尧，字峋芝，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考中丁酉科举人，晚冒广生一科。在晚清时，周嵩尧曾任内阁侍读，转授江北提督、巡抚王士珍的总文案。王士珍赏识他的才干奏知朝廷，钦命邮传部郎中，掌路政司。冒广生当时先后任刑部和农工商部郎中，二人同为京官中的江南同乡，因结为至交。入民国后，周嵩尧任江西督军李纯的秘书长，不久内调袁世凯的最高军事参议院性质的统率办事处任秘书。冒老听了总理提到当年老友，不禁感喟，回忆往事说：“峋翁为人颇重节概。我曾在他手下当淮安关监督，一别数十年了。我是光绪甲午举人，他是丁酉举人，相隔一科。他的著作《晚香斋诗存》和笔记刻本都还在吗”总理说：“我早年学写旧体诗，也可能受家叔的影响。鹤老的诗词，我也拜读过。您在淮安时，好像还刻过《楚州丛书》，保存了地方文献。”冒老笑道：“这算不得什么!我每到一个地方，总爱搜集当地文献刻印集子，也算是对地方的报答吧。在瓯海关任内，我刻过《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搜罗了自谢灵运以来迄至二黄先生的集子。在镇江关时，也刻过《至顺镇江志》。”总理问：“二黄先生指的谁”冒老说：“晚清著名瑞安学者黄绍箕，字仲韬，和绍第，字叔颂是昆仲。叔颂先生是我岳丈，是宗江、宗英的祖父。”总理说：“原来冒黄二家还是至亲。”总理顺手取过茶几上冒老的折扇，欣赏着张大千的画，似乎喃喃自言自语：“张大千的画确实有功夫。”又指着扇面上的题诗问：“马叙伦先生好像说过，冒氏的祖先是蒙古色目人。这个姓，跟匈奴单于冒顿有关么”提到族源，冒广生说，依据家谱记载，先世系出元世祖忽必烈第九子镇南王胱欢的后裔，与冒顿无干。“那你们是‘黄带子’了。”总理风趣地说。谈话中，不觉时间飞逝。总理起身要走了，对冒老说：“今天太难得了，我有这样两小时的休息。能见到鹤老，我更高兴。毛主席委托我捎个口信，他看到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想见面谈谈，希望鹤老多住几天。”冒老要起身相送，总理坚决阻止他下楼，冒老只得站在楼梯口与总理挥手告别（见《大地》1998年6期舒湮的《再忆周总理话家常》）。

果然不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毛主席派来两辆小车来接冒老去中南海。汽车缓缓开进中南海后，只见毛主席早已等在门前，见到车来，忙趋步向前迎接，与冒老握手问好。让入书房后，二人叙谈良久，话题谈到时局时，毛主席说：“你们过去提倡革新，我们后来号召革命，大家都是为了救中国，是一条道路上的人。”冒老一时感到如沐春风。后来又谈到诗词上去，这时冒老将带来的自己的著作《疚斋词论》、《宋曲章句》、《四声钩沉》、《倾杯考》四大本赠给了毛主席，主席接过书十分高兴。

临走前，毛主席问冒老：“冒先生今天来可有一言相赠？”

冒老坦言说：“党内正在整风，我是经历过几个朝代的人，***能把中国搞得这样强大，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主席听后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记在心里！”

冒老起身辞别，主席亲自送冒老上了汽车，还用手遮住车门上沿，怕冒老碰了头，一片尊敬之情令冒老终生难忘。

冒广生回到上海，身体渐不如前，陈毅曾多次邀其去京参加政协，皆因病未能成行。

1959年8月10日，冒广生先生在上海病逝，遗体葬于苏州灵岩山五龙公墓。

冒广生墓在“文革”时被毁，“文革”后其后人在北京植物园内樱桃沟建了一个衣冠冢，赵朴初先生为其写了碑文；1997年，北京文物局批准将冒广生先生墓定为海淀区文物保护单位。

评价

冒广生是出身书香世家的旧式文人，他身上具有典型的中国士大夫的气质，他一生中经历了几次社会大变革，戊戌变法他是积极的参与者，辛亥革命后他是留任的前清官员之一，民国时期他也能发挥自己的才干，做一些有益于地方文化传播的事业。

他国学基础十分深厚，他对地方文化事业的关心比对海关的政务要多得多。这种研究文化和当朝做官的矛盾在中国古代文人中早就取得了十分协调的统一，是有悠久传统的。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朱熹，明代的王阳明、杨慎，清代的纪晓岚、毕沅、阮元、龚自珍等莫不如是。甚至如张之洞者，不光是朝廷大员，在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开了创许多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事业，而其在学术上的研究也是颇有建树的。这种以官护文，以文立官的现象，是我国封建社会千百年来保存下来的一种优良传统，它在冒广生身上又一次得到体现。

从他对历次革命运动所表现的态度上，我们可以断定他的思想是倾向进步的。他不光以文会友，而且以同志交心，他曾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相交极深。林旭被捕前夕，他竟能不避杀身之祸，与林旭相伴通宵，足见其之为人。中国在上世纪的前半叶，战争频仍，冒广生作为一个有着极深的家学渊源的旧式文人，最终离开了政坛，回到了自己所熟悉和爱好的古典文化中去，从事研究工作，而且成就卓著。

他对经学、史学、诸子、诗词都有深入的研究，学术面颇广。尤其在词学上的成就，应该说在近代词史上占有一定的学术地位。他的《小三吾亭词话》，保留了大量近代词人的词作和学术行踪，是今天研究近代词人的重要之一，后被收入唐圭璋先生编的《词话丛编》。他在词学理论上的贡献则有：他提出了词来源于唐诗中的五、七言绝句的观点。他认为词的本体是绝句，而以简驭繁，用增、减、摊、破的方法来加以变化，渐进为词；他指出填词不一定要墨守四声，古人之词中早有先例，并认为：“无论词曲，是陶冶性灵之事，非梏桎性灵之事，若于句之首字、三字，平仄亦不许移易，甚至通首平、上、去、入，一字不许移易，何苦在高天厚地之中，日日披枷带锁作词囚也。”这一论断不光说明他对词体研究之深，更表现出他有一种敢于冲破束缚的革新精神，可以说是当时沉闷词坛中的一声洪钟。

新中国的到来使他的生命又一次迸发出青春的火花。他不是远离政治，也不是抱着旧式文人的逆反心态来挑新中国这头雄狮身上的虱子，而是以一种赞赏的目光看待身边发生的一切，所以他能和陈毅畅所欲言，和总理灵犀相通，和主席促膝而谈。这一点是许多旧时代从事文学研究的文人难以做到的。他对主席说的几句话是他一生政治和文化阅历的切身体会，也表达了他对新中国的热爱之情，还可以从中感受到他当年参加戊戌变法时的青年理想在今天得以实现的欣慰之叹。

刊刻图书

从外伯祖周星誉受词章之学，从外祖周星诒受校雠、目录之学。一生刊刻图书颇多，尤以诗文集为专，光绪至民国间编刻有《如皋冒氏丛书》34种、附录6种，共42册。1915年编印《永嘉诗人词学丛刻》12种、附录2种，共8册。1921年编刊《楚州丛书》第1集24种。藏书曾接受了外祖父周星诒的旧藏，因其舅父去世后，周星诒晚年苦于孤独，遂将其“书抄阁”旧藏，悉归其收藏。另建藏书楼为“绛云楼”、“温语楼”等，1920年，家庭被火，“绛云楼”藏书被焚，其间2000余种精本藏书被毁。剩余之书和手稿、文物等，分别捐献给上海图书馆和博物馆。收藏的文物，主要是祖上的遗存，有书画、印章、砚台，以及师友手书信札；如明李痴和画冒起宗（冒襄之父）肖像轴、清人画冒襄肖像轴、请吴历赠冒襄行书八言联、戴本孝为冒襄篆刻的六面印石章和《水绘园图》等，均为极有历史价值的珍贵文物。病逝后，家人遵照遗愿，将珍藏了300余年的先祖遗存文物900多件，于1961年全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1989年11月，为纪念冒广生逝世30周年，上海博物馆举办了《冒广生先生遗存文物展览》。

周恩来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都是师爷。祖父曾由师爷而任代理知县、知州，祖父的兄弟均是师爷。周恩来祖母的父亲是福建有名的师爷，祖母的兄弟中也有人是师爷。师爷文化对周恩来影响至深，值得深入研究。

“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

周恩来的始祖是宋代学者周敦颐，后代由中原迁到浙江，后在绍兴落户，繁衍生息，到周恩来高祖父这一代已是第十六代。这一房是五十房。五十房始祖活到96岁，在家里大厅挂上“百岁堂”的匾额。周家都说自己的老家是绍兴城内保佑桥百岁堂。中国人一般是共一个爷爷为一家，五服之内为本家，出了五服形同路人。而周恩来家族，却是共一个曾祖父，每一代人都是大排行。即使挑门单过也要相互帮助、相互提携。这是为什么？因为周恩来的高祖周元棠不仅学问和为人好，而且有远见，推动了家族的发展，深受后人的尊敬。

周元棠（1791—1851），28岁中秀才，但未能进入举人、进士的行列，只能到福建、浙江一带做钱谷师爷。晚年，周元棠因年轻时家贫，看到儿子周樵水有病，虽然孙子周昂骏13岁（虚岁）已考中秀才，却决定不让他再考科举，而是学习钱谷师爷。周元棠为孙子选定的职业，决定了周家几代人的发展和命运。

1851年阴历八月，周元棠病逝。同月内，他的大儿子周樵水（周恩来的曾祖父）病逝，年仅33岁。周恩来的曾祖母绍兴人氏樊氏及5个儿子，成了孤儿寡母。樊氏的5个儿子，大的只有15岁，小的5岁。樊氏两个弟弟樊文炜、樊燮正在江苏游幕，出手相救，将她的大儿子、二儿子带到江苏，学习幕业。老大学钱谷，老二不仅学习钱谷，还学习刑名。正值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兄弟俩承担起供养家庭的全部责任，并将三个弟弟带到江苏学习幕业。

1869年秋，周起魁接任二哥周昂骏在淮安府幕的席位。1881年，周昂骏病逝。其小儿子周嵩尧（周恩来的六伯父）时年8岁，由二舅郑仁寿抚养。周嵩尧中举后随二舅在漕运总督府衙门内担任文案，官至邮传部员外郎、北洋政府总统袁世凯的幕僚。1890年后，周恩来的四伯父周贻赓和周恩来父亲周贻能回到绍兴，跟随其舅父鲁小和学习钱谷。周贻赓三年出师，开始师爷生涯，而周贻能未能学成。

从周家人学幕业的 历史 看，基本上是从父、从兄、从姻亲。100多年来，周氏家族就是这样靠着学做师爷延续下来的。1964年8月，周恩来在与亲属谈话时曾说：“我的曾祖下有五个兄弟，都搬到了苏北，大、二、三、四都做过县知事，老五没做过，我祖父（四）从绍兴师爷升为县知事。”

周恩来的生母是淮阴万青选的第12个女儿。万青选的第14个女儿是周恩来的五伯母。万青选的祖父1814年任山阳县知县，做外南同知，署理淮安知府。万青选在淮安、清河（今淮阴）、安东（今涟水）和盐城等地先后做官达30余年，并很有政绩。周恩来的嗣母陈氏，出生于清河名门望族。1860年捻军火烧清河县城，陈家的房子大都被毁，才迁到宝应。周家败落后，1904年春万氏带着陈氏及周恩来三兄弟和腿有残疾的八弟一家回到娘家万家。

这时万青选已去世6年，万家也已开始走向败落，不好长住，一家人就搬到陈氏花园。当时陈氏花园还有14间房子，可想当年陈家的盛况。陈氏的父亲陈沅学问渊博，在父亲的培养下，陈氏14岁就能赋诗填词。陈氏的母亲是山东袁状元的四**。袁家的三**嫁给了原籍江苏常州、后在山阳县当钱谷师爷的龚怀朴。袁状元的另一个女儿嫁给清河的万立钰，就是万青选第8个儿子，即周恩来的八舅。

周恩来祖父辈即从绍兴迁至江苏，但是周恩来的几个伯父都曾回绍兴参加过科举，其中二伯父周龢鼐、六伯父周嵩尧和从伯父周嘉琛三位中举。周家到了江苏仍然和绍兴人结亲。周恩来的大祖父和同在淮阴任师爷的绍兴同乡王庸吾为儿女定了娃娃亲。1887年王庸吾去世，王家迁回绍兴。1894年，周桂珍长大后回到绍兴与王庸吾之子王子余完婚。

周恩来说：“祖坟在绍兴，绍兴的家谱有我的名字，我不能不承认是绍兴人。但我生长在淮安，满嘴的淮安口音，也不能不承认是淮安人。所以我说我是‘原籍浙江，淮安生人，江浙人也’。说是绍兴人，不仅那有祖坟和家谱，更主要的是封建家庭的根子在绍兴。”

周家有良好的家风，注重教育

周恩来出身于书香门第，家传久远，文化底蕴深厚，文化素养高。从小养成学习的习惯和自学能力，勤学好问，善善从长，知识广博。但是，他与一般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人不一样，他有生母、嗣母两位母亲，得到两位母亲的厚爱。两位母亲的性格迥然不同，他深受两位母亲的影响。两位母亲的爱护、仁慈和礼让，影响了周恩来的性格，使他少了男性的野蛮，多了女性的柔韧。得到爱的人爱心多，才知道如何爱别人。由近及远，爱家人，爱同学，爱朋友，爱祖国，爱民族。

每到年节前后，周家热闹非凡，农历腊月二十三在堂屋挂容像（祖宗像），十几幅容像都是请高手精心绘制，男的身穿官服，威严肃穆；女的身穿官眷服装，眉慈目秀，仪态端庄；个个容像，光彩照人，满堂生辉。周恩来的母亲指着容像向周恩来兄弟们一一讲述老祖宗们的官阶、业绩，教 育儿 子们不能辱没家门，将来立功、立业，光宗耀祖。她知道丈夫老实忠厚，能力弱，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过完年，到农历三月十八日才落容像。这个仪式给幼年的周恩来留下深刻的印象。事隔50年，淮安县委的同志将十几幅容像带到北京，周恩来还能一一认出，并向县委的同志介绍。

周恩来的祖父活到近60岁，这在当时已算是高寿了。他一辈子当师爷，并由此当了知县。周恩来出生后不久，因祖父去世，家庭开始衰败。周恩来有一个伯伯，两个叔叔。伯伯没有子息，周恩来是长孙。两个叔叔，一个有肺病生命垂危，一个腿瘸不能做事。周恩来出生半年，十一叔贻淦病故，父母将他过继给十一叔贻淦夫妇。他由嗣母陈氏抚养。他称嗣母为娘，称自己的生父母为干爹干娘。

周恩来的嗣母陈氏从小文静尚学，年轻时守寡，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周恩来的身上。她恪守家规，夫婿少丧后，从不轻易出门，遇到矛盾、纠纷从不相争，处处隐忍，只一心一意教养周恩来。陈氏这种隐忍的作风，周恩来从小耳闻目睹，影响了他的一生。周恩来从4岁起开始认字和背诵唐诗，听嗣母讲故事，像“岳少保朱仙镇大捷”“忠节公虎门殉国”“梁红玉击鼓抗金”“孙悟空大闹天宫”“沈状元招勇抗倭”等等，这些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保家卫国的故事给周恩来童年留下难忘的记忆。这种文化启蒙，使他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从幼儿时起就得到了很好的培养、锻炼。几十年后周恩来还深情地说：“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

周恩来的生母万氏在家中的地位、作风与陈氏完全不同。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在淮阴一带为官30年，在淮阴有99间房子，占了整整一条街。在周恩来出生的第二天外祖父去世了。外祖父有18个儿子、14个女儿，但长大成家的只有17个。周恩来的母亲是第12个女儿。万氏从小得到父亲的疼爱，不肯缠足，进家塾馆读书，常常随父亲出门，是万家的“当家姑娘”。出嫁时，嫁妆是用两条木船由运河装运到淮安的。她从小受万老太爷的影响，学会了处理复杂纠纷的能力，处事干练，考虑问题细密周到。据说当时无论是周、万两府还是亲友发生纠纷时，请万氏来便可迎刃而解。她先耐心地听各方将情况说清楚，然后才发表意见，所以想得周到，断得入情，说得在理，双方都能心服口服。处理完了，人家少不得酬谢，至少招待一顿饭，在桌上大家边吃边议论刚才的纠纷或其他家事。处理这些事情，她常常带着周恩来。发生纠纷不是因“利”即是因“名”，复杂关系的症结、利害之所在，有不少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私密。懂事的周恩来自然了解了人世间的复杂，增长了不少见识。周恩来说：“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其实，周恩来不仅继承母亲爽朗的性格，同时学会了母亲处理矛盾的本事。所以周恩来比同龄人早熟，见过世面，遇事沉稳，明白事理，有主见。

1907年春，周恩来母亲万氏因操劳过度病故于清江浦，时年29岁。父亲周劭纲（原名周贻能）在湖北谋差，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周恩来外祖母不顾周家的经济情况，守着封建门第观念，严厉要求按旧例大办丧事。如棺材不仅要楠木的，还要“十二朵正花”；棺材要裹五层麻，添七层漆，请和尚做道场；等等。楠木棺木都是借钱买的，哪有钱再办这些事。万老太太毫不退让，不达目的即不许安葬。周劭纲唯唯诺诺，最后只好将万氏的棺木暂厝于庵中。周恩来对此十分反感。第二年的7月28日，嗣母在贫病忧愁中病逝，也是29岁。周恩来不怕闲言碎语，决定丧事简办，买了薄木棺材运回淮安和嗣父合葬。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行为。他只有10岁，就是个敢作敢为的人。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提倡移风易俗，丧事简办，带头火化，留下遗言不保留骨灰。要寻其根源，这就是源头。他从小对大讲排场、虚情假意的官场作风深恶痛绝。

两位母亲病故后，1908年11月，周恩来带着两个弟弟回到淮安同八伯一家生活。父亲在母亲死后，外出谋差做事，收入少，养活不起留在家中的3个孩子。周恩来的四伯周贻赓经常从东北寄钱给家里。五伯周贻鼎在淮安做师爷，五伯母是周恩来的十四姨，常常帮助几个侄子。周恩来主持家务，时不时去当铺典当家中的衣物，勉强度日。

从小深受封建思想之害，最终走上革命道路

周恩来的爷爷周起魁去世后，周家开始衰败。但是，家里人旧习不改，还要守着官宦人家的旧规矩、旧礼数生活。周恩来深受其害，对此深恶痛绝。

家庭失去主要收入来源，体面还得要，迎来送往的排场，送礼的规格还不降低。为了支撑门面，万氏不得不举债应酬，后来又靠典当衣物应付。万氏典当衣物常常带着年幼的周恩来。破落的官宦人家靠典当与借债来支撑门面的虚荣心态与陈规陋习，是留给童年周恩来第一个深刻的印象。

1904年，周恩来的父亲和十八舅合买了一张**，中了头彩，1万元。从小习惯讲排场的母亲，高兴得昏了头。**在武汉，母亲坐船到武汉去兑，一路走一路玩。兑到了，就买皮大衣、留声机，给这个买礼物，给那个买东西，还没有到家，就花掉了一部分。刚一到家，债主们来讨债，亲友们来祝贺，住下了要吃要喝，还要拿。母亲无力承担，就和丈夫带着6岁的周恩来和周恩来的两个弟弟及陈氏一起回娘家暂住。这时万青选已去世6年，万家也已开始走向败落，家里人多、事多。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一家人只好搬到有14间房子的陈氏花园去住。很快钱花完了，丈夫又到湖北做事。中彩的事，真是昙花一现。这是留给童年周恩来心中第二个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对亲属说：我当总理后第一件事就是取消**。他取消**，就是要消除不劳而获的思想，反对靠侥幸的心理生活。

1907年，周恩来的生母去世，外婆不体恤周家的情况，坚持大办丧事，纠缠不休。这是留给童年周恩来第三个深刻的印象。

两年之内失去了两位母亲，对周恩来打击很大。周恩来在淮阴无法生活，只好带着两个弟弟又回到淮安驸马巷同八伯、八妈一起生活。这年他10岁。八伯腿瘸，不能做事，不能出门，也不管事。八妈带着自己7岁的儿子和周恩来兄弟三人，一家六口过日子。八妈是个女流，不能出门，周恩来成了家中紧要的男子。或者把房子押出去，或者向亲戚借钱过日子，真是度日如年！有时在外面工作的四伯寄回一笔钱马上还债。一身债，常常有人到家里来要债、要利息。周恩来经常出面典当、到处向亲友借钱。1918年，周恩来在日本听到八伯去世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想起家中一个紧要的男子也没有，后事如何了法？这几年来八伯和八妈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债务天天逼，钱是没有，一家几口饭是要吃的，当也当尽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不要说脸面是没有了，就是不要脸向人家去要饭吃，恐怕也没有地方去要。八伯这个病，虽说是老死的，然而病到现在，何曾用一个钱去医治呢？简直说是穷死了。”这段话一字一泪，由此可知周恩来当年在淮安过的是什么日子。

周恩来最反感、最头疼的事情是家庭生活那么困难，还要讲礼数。墙上贴一张纸，上面写着亲戚们的生日、祭日，到日子都要去，而且要带着礼品。就是借钱也要去送礼，不但送礼还要磕头。因为周恩来的辈分小，而且是家里唯一紧要的男子，这些事都得他来办。到外婆家要走30里路，还要坐船过河。夏日顶着太阳，冬日冒着严寒，没有车可坐，没有牲口可骑，只能用两条腿走。连吃饭都困难，还要讲这些虚排场。他痛恨虚荣，痛恨讲排场。可是在他困难时，借钱也只能向亲戚们借。为了生存，周恩来不得不在封建大家庭内周旋。沉重的负担使少年周恩来常常叹息：“这个家真难当啊！”

短短几年之内家庭发生如此巨大的变故，可想而知这对年少体弱的周恩来是多么大的刺激。他想离开这个家庭，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的环境。他不断地给在东北工作的四伯周贻赓写信求助。机会来了。1910年春，三伯父周贻谦从东北回到淮安办事，便带他到自己工作的辽宁铁岭入银岗书院读书。半年后，周恩来到沈阳随四伯父一起生活、读书。从此，周恩来开始了新的生活。在沈阳，周恩来进入新建的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改名为东关模范学校）丁班上学。1911年辛亥革命后，只有13岁的周恩来率先剪掉了拖在脑后的辫子，响应和拥护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

周恩来的这个革命举动不是偶然的。这是他基于对家庭、对 社会 的认识。家庭是 社会 的细胞，从一滴水可以认识大海，从一个家庭可以认识 社会 。他由痛恨这个封建的家庭，进而痛恨这个 社会 制度。虽然当时他的认识还并不清晰，但是他企盼改变现状。所以当他听到辛亥革命的消息后，马上由此看到希望，立刻起而响应，剪掉头上的辫子。

周恩来对封建制度有切肤之痛，对孔孟之道的危害有深刻的体会。正是由于有这样的经历，他在学校学习时就以改造 社会 为己任。他说学生应“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当五四运动爆发，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时，他积极参加并成为领导者。随着他确定了信仰共产主义，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对旧的家庭、封建思想、封建制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深知封建主义在中国根深蒂固，不是一日可以消灭的；他深知封建主义在中国有广泛的影响，不是一代人可以清除的，所以他对封建的东西有高度的警惕。周恩来深知改造 社会 的艰难，时时警惕旧的习惯势力的侵蚀，终身保持着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人的本色，保持着革命者的本色。

防止师爷文化浸染，提倡过“五关”

周恩来从不隐讳自己的出身，他在教育干部时将自己摆进去，说：“还是以我为例。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原籍绍兴，生在淮安，江浙人。为什么这样啰唆呢？因为我的亲兄弟、堂兄弟都是绍兴人，我不能不说原籍是绍兴，否则就有企图摆脱这种关系的嫌疑。我生在淮安，祖父当过淮安县知事，外祖父是淮阴县知事，现在还有家属在淮安。如果我不说生在淮安，和他们的 历史 关系也无法交代清楚。一个人的 历史 关系要交代清楚，这样没有坏处。不管现在情况如何，不能抹掉过去的 历史 。我经过革命锻炼，现在当然不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说是革命知识分子了，但写 历史 不能把过去那一段抹掉。”

周恩来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一直这样教育干部、教育后人。他提倡要过好“五关”。这“五关”是思想关、政治关、 社会 关、亲属关、生活关。1963年，他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作报告，专门讲到这个问题。他在讲到过 社会 关时说：“一般总是讲思想、政治关，我特别提到后三关，是因为中国这个 社会 极其复杂，我们还有改造 社会 的任务。在这个 社会 里，旧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习惯势力，很容易影响你，沾染你，侵蚀你，如果失去警惕，这些东西就会乘虚而入。所以改造 社会 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处在领导地位的同志担子更重。”

周恩来讲：“第四过亲属关。不只是直系亲属，还有本家，还有亲戚。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自己没有儿女。由于他出身大家庭，新中国成立后当了总理，有100多个亲戚来找他或要求解决困难，或来看望他。周恩来历来认为家事是 社会 问题的一部分，从不把家庭应承担的责任推向 社会 。他为了做要他解决更好工作的亲戚的工作，专门召开家庭会议。他在会上对这些亲属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要承认家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不能依赖它。但是，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搞裙带风。想靠我给你找个好事，这点我做不到。你只能依靠自己，要自食其力。”1950年前后，周恩来的许多亲戚失业，无以为生，写信向他求救。周恩来一律建议他们到当地政府登记报名，由当地政府量才录用，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以期为人民服务。“自食其力，为人民服务”是他改造旧家庭的目标。

周恩来对自己的亲属严格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