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方志、家谱，向被称为研究历史的三大主体资料。正史（此处指官修的全国性史书，非指文献学所谓的纪传体史书）研究全国，方志研究地域，家谱研究家族。而研究地方的资料，可以称为地方文献，一般认为以方志、碑刻、谱牒三类为主。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 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本诗集》、《知常先生云山集》、《蒲溪吟社三家诗抄》、《刘宫詹天先生文集》、《毕振姬文集》。田同旭主编《沁水历代名家文存》收录沁水县8位古代名家传世11种文集。《介休近代艺文丛稿》收《介休诗略》、《介休续诗略》、《介休金石略》、《庄镜集》等10余种。

　　单行的晋人文集，如《郭弘农集校注》、《司马光集》、《文彦博集校注》（《文潞公集》、《文潞公诗校注》）、《元好问全集》（《元遗山诗集笺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集校勘笺注》、《薛瑄全集》、《王家屏诗词译注》、《王家屏奏疏译注》、《王琼集》、《霜红龛集》、《傅山全书》、《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孙嘉淦文集》、《于成龙集》、《康基田和折遇兰诗集笺注》、《霞荫堂诗集》、《泊水斋诗文钞》、《吴琠文集》、《六砚草堂诗集》、《砚樵山房诗稿》、《程昆仑先生诗文集》、《徐继畲集》、《张瑞玑诗文集》、《曹润堂诗集》（影印）、《剑虹斋集》、《晚香诗钞存稿》、《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陈敬棠诗文辑》、《敬业文集》等。

　　还有一些家族、地域诗文汇编，如《皇城陈氏诗人遗集》、《夏门梁氏诗歌集释》、《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润城、西坡、北音、上庄、中庄、下庄、屯城、上伏、下伏卷，共4册）、《沁水历代文存》、《潞安诗钞》、《河汾诸老诗集》、《秀容诗文存》、《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等。

　　上述晋人诗文集，基于研究山西地域有价值而言，主要是那些多年生活于山西的官员、文士，所记所写多关涉晋人晋地，利用价值自然较高。而一批常年在外地为官的晋人文集，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的价值反而不高了。反而，一大批曾经为官、寓居山西的外省籍官员、文士，他们的诗文集，也应多加关注，尤其是他们在晋地任职寓留时为晋人撰写的序跋、志铭及唱酬、观瞻诗文，对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价值。

　　山西的地方文献，除却上述四种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地方史籍，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集中记录晋地历史，价值也很高，整理出版的如《晋乘蒐略》、《晋政辑要》、《交山平寇本末》、《牧爱堂编》、《河东盐法备览校释》、《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晋游日记》、《山西票商成败记》等。

　　上述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大类山西地方文献，多是正式出版的，也包括部分内部编印的，仅是列举笔者所藏及所知，不可能齐全完备，难免挂一漏万，但肯定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上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多有作者后裔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参与，收集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亲临当地寻访。山西研究地方文化的机构，主要是省市县各级三晋文化研究会、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地方文献收藏者、爱好者及书商书贩也广有存藏，这些都是征集时应优先考虑的对象。

　　近40年来，一批批山西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古代山西历史及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亟待将山西地方文献科学整理乃至总体编辑出版，编印《旧志集成》、《石刻大全》、《谱牒汇编》、《文集汇编》等等之类总集、汇编性质的地方性丛书，这必将是嘉惠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事。

48薛

1张 2王 3李 4刘 5陈 6杨 7赵 8黄 9周 10吴 11徐 12孙 13胡 14朱

15高 16林 17何 18郭 19马 20罗 21梁 22宋 23郑 24谢 25韩 26唐

27冯 28于 29董 30萧 31程 32曹 33袁 34邓 35许 36傅 37沈 38曾

39彭 40吕 41苏 42卢 43蒋 44蔡 45贾 46丁 47魏 48薛 49叶 50阎

51余 52潘 53杜 54戴 55夏 56钟 57汪 58田 59任 60姜 61范 62方

63石 64姚 65谭 66廖 67邹 68熊 69金 70陆 71郝 72孔 73白 74崔

75康 76毛 77邱 78秦 79江 80史 81顾 82侯 83邵 84孟 85尤 86万

87段 88曹 89钱 90汤 91尹 92黎 93易 94常 95武 96乔 97贺 98赖

99龚 100文

薛姓起源有三：

一、出自任姓，得姓始祖为奚仲。相传薛姓先祖最早源自古代任姓部落，是人文始祖黄帝的后裔。据《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通志·氏族略》等资料记载，黄帝一生共有25子，为4母所生，成年后皆以德行出众，受封为12个不同的姓族，散居于各地。其中幼子禹阳在颛顼帝时受封于任(今山东济宁)，而为任侯。禹阳之裔孙以邑为氏，形成任姓，其后任姓几经发展壮大，人才兴旺，支系庞杂。

禹阳的第十二世孙奚仲，是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人物，夏舜因其精工巧思、发明车辆有功，特任命为车正(官名)，专门管理天下车辕之事，奚仲因此也被视为车的

创造者，受后人仰慕。车辆的发明使用大大加快了中华文明的步伐，禹赐封奚仲以薛 (今山东藤州东南)为邑，称薛侯。奚仲家人闻讯都以此为荣，不少人甚至索性以薛为氏，表示纪念，是为薛姓之始。后来，奚仲曾一度迁居于邳(今山东微山西北)。

传至奚仲第十二世孙仲虺，已是夏朝统治末期，随着夏桀的统治摇摇欲坠，商汤的势力在东方兴起，在众多诸侯国纷纷叛离夏桀的形势下，商汤积极筹划灭夏的工作。他启用贤人伊挚为尹，人称伊尹，又任用仲虺为相，在伊尹和仲虺两人共同辅佐下，商汤的进攻势如破竹，很快就灭亡了夏桀，建立了商王朝。作为商的贵族，仲虺及其子孙在祖居地薛邑享有封地和爵位。仲虺的后代有臣扈和祖巳，传到祖巳的七世孙成，迁国于挚，国号由薛国改为挚国。

商末，活动于岐山之阳的周族部落首领季历娶挚国国君成的女儿大任为妻，生子姬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周文王。到周文王次子周武王兴兵克商后，分土建邦，大封天下诸侯，复封成的后裔为薛侯。薛姓人复又回到发源地生活，此后薛人一度迁居于邳，又曾在挚地生活多年，这些地方都留下了薛人生活的印迹，但薛地作为薛人的肇始之地，仍是薛人最重要的发展蕃息之地。

春秋时期，周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域日益缩小，控制诸侯的权力也日益丧失。而一些地方经济较为发达、军事实力日渐增大的诸侯国，却积极发展自己势力，欲图称霸诸侯。至公元前7世纪中叶，齐桓公得贤相管仲辅佐，连灭周边小国，成为当时纵横捭阖、咤叱风云的一位霸主。薛国作为西周王朝的一个小诸侯国，其国人在薛侯的领导下安分守己地生活着，对当时诸侯争霸采取不参与政策。迫于齐国的强大，当时众小侯国纷纷向齐国进贡屈服，独有薛侯不听命于齐桓公的调遣。不可一世的齐桓公的霸主地位竟遭到国力弱小的薛国国君的挑战，齐桓公恼羞成怒，假借周天子的名义，降罪于薛侯，将薛侯的爵位降黜一级，由侯贬黜为伯。大约在战国中期，薛国被战国七雄中疆土最大、拥有百万大军的楚国所灭，国土臣民尽归于楚。国破家亡的薛公子登不得不听任楚王的派遣，楚怀王封其为沛公，强令登仕楚为官，为自己服务。悲愤满怀的公子登就任未已，即趁机离去，辗转隐藏于市井赌徒之间，为了纪念失去的国土，他便以国名作为自己的姓氏，后人称他为薛公。

薛国历经夏、商、周三代，凡64世，以下为有史可记的世次：畛一初一厉侯陵一宣武侯房一哀侯褒一庄侯元一平侯贵一昭侯直一襄侯夷一桓侯辨一康侯安兴一定公箱一恭侯尚一景侯魏一宣侯伯勤一简侯文欢一惠侯夷黄一灵侯英一文侯俱一隐侯清一愍侯洪，战国后期为楚所灭。薛国族人辗转迁徒，始终不忘先祖列宗，国灭后以国为氏，称薛氏。

二、出自虞舜的妫姓，为孟尝君(田文)之后。孟尝君是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其父齐相田婴被齐缗王封于薛(即任姓薛国旧地)，田婴死后，田文袭封，仍以薛为食邑。至秦灭六国，失封，子孙分散。西汉初，田文之孙田国、田陵到竹邑(今安徽宿县北)居住，以封邑命氏，遂为薛氏。以上两支薛氏通常认为是当今薛姓的主要组成部分，虽然出自任姓的要比出自孟尝君的略早一些，但他们同出于一个地方，就是古时的薛地。

三、赐姓改姓及少数民族改姓

薛姓与其他历史悠久的大姓一样，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兼容并蓄、演进壮大，宗族队伍日渐兴盛。除了先前提到的两支姓源之外，历史上薛姓也有不少较为复杂的旁支别系融入或衍出，他们有的是经民族融合改姓而来，有的则是皇帝钦令御赐，更有直接源出于少数民族的薛姓，下面就此作一简介。

赐姓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朝各代中，一般来说，身份地位越高，与皇帝的渊源关系越密切，其姓氏相应地也就越尊贵，影响也越大。但为了笼络人心，彰布皇帝崇德威仪，历朝封建皇帝也经常通过赐名改姓的方式来达到昭示荣宠、褒奖臣属的目的。如唐代武则天时期的薛怀义，本姓为冯，名小宝，因其体格健硕、俊朗过人而深得武则天的宠爱。由于他的身份卑微，又非科举出身，为了提高冯小宝的地位，武则天便称赐与自己的女儿太平公主的驸马薛绍同族，令其改姓薛，并命薛绍拜之为叔父。冯小宝改名换姓后称薛怀义，与武则天公行于宫闱之间，旦夕富贵，恩宠有加，曾显赫一时，被世人以薛师相称。《明史·薛斌传》载：明初皇帝赐蒙古贵族托果齐姓薛名台，托欢姓薛名斌。赐姓是皇帝对臣属的殊荣，故一人受赐，全族荣耀。冯小宝发迹后，其兄弟子侄乃至姻亲裔孙纷纷冒姓薛氏，以崇其位，此后沿袭不改。内附的少数民族往往因酋长获姓，整个部族均随之姓薛。

改姓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一部中华民族的演进史，实际上也是一部民族的交流融合、共同进步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相互融合，频繁往来，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使中华民族的发展呈现出一派绚丽多姿的景象。以薛姓为例，既有少数民族改宗换姓为薛，也有薛姓汉人融入少数民族却仍坚持旧姓者。

1．鲜卑族叱干氏：《魏书·官氏志》记载：“叱干氏，后改为薛氏。”叱干氏源出鲜卑叱干部，亦译作薛干部。

鲜卑族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部族之一。曹魏后期，拓跋鲜卑兴起于西部，降服了濡源以西直至五原的诸部落，建都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其首领力微遣太子入魏朝聘，长期留居洛阳达17年 (26l—277)；晋怀帝时，首领猗卢受晋封为大单于、代公。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年)，拓跋鲜卑的代国被苻坚所灭，十一年 (386年)，拓跋硅复国，并改国号为魏(北魏)。这一时期，尤其是北魏统治的一个半世纪中，鲜卑族进一步吸收汉文化，渐与汉人融合。至北魏孝文帝，为进一步强化统治，巩固政权，争取中原汉族地主支持，增进胡汉融合，孝文帝决定顺应形势，推行一系列的汉化改革，要求朝廷上下“禁胡服，断北语，改姓氏，定族姓”，强令鲜卑族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迅速汉化，并将本民族的二三字以上的复姓改为单音汉姓，如皇族拓跋氏改为元姓，独孤氏改为刘姓，“其余所改，不可胜纪”。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改姓浪潮中，叱干部遂改为薛，成为薛姓成员之一。《北齐书·薛（王叔）传》中记载：“薛（王叔），字昙珍，河南人。其先代人，本姓叱干氏。”由此可知，薛姓的一支确实来自鲜卑族。

2．匈奴薛氏：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部族，又称胡。战国时匈奴开始与中原各政权接触，其后长期影响中原各地，直至南北朝后期，匈奴之名逐渐消失。通过战争、和亲和关市，匈奴在很多方面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

关于匈奴薛氏来源，因史料不详，今已无从查考。仅《魏书·裴延俊传》附《裴庆孙传》载：“正光末，汾州吐京群胡薛悉公、马牒腾，并自立为王。”吐京地望在今山西石楼西北15公里处。匈奴最先活动于今蒙古高原一带，东汉时因内讧分成南北二部，南

匈奴后来南下附汉，并几经辗转最后定居于今山西离石一带。由于长期与汉人杂居生活，交往密切，南匈奴各部逐渐放弃原来的游牧生活转而农耕定居，出现汉化趋势，至魏晋时，甚至纷纷改用汉姓。如南匈奴单于原姓虚连疑，这时也改姓刘，匈奴薛姓或许也形成于这一时期。

3．薛延陀：薛延陀，隋唐时期北方游牧民族铁勒的一支，由薛部与延陀部组成。据传，薛部先祖本是汉人，后来流落到漠北一带并在此蕃息发展不断壮大起来，成为当地的一个游牧部落。为了表示不忘先祖，他们便以薛为部落名称。以后薛部在与邻近的延陀部战争中获胜并其部而有其众，两部遂合二为一，称薛延陀。突厥汗国建立后，铁勒诸部并役属于突厥，成为其骑兵的重要组成部分。东西突厥分裂后，居阿尔泰山西南部之薛延陀受西突厥统治。铁勒诸部反抗西突厥统治，建立了第一个部落联盟，不久即被西突厥所灭。后薛延陀建汗国，统辖东突厥之故地，此为铁勒建立的第二个部落联盟。汗国自建国于漠北后，存在时间近20年(628—646)，后为唐所灭。唐以其地置六府七州。以薛延陀部置奚弹、祈连二州，并隶燕然都护府。

薛延陀灭亡后，部众四散流徙，或南下附唐，或并于他族，其中一部分人“以族为氏”，而改姓了汉族的薛姓。居住在今蒙古的杭爱山脉的薛姓人家，其中就有薛延陀的后裔，因为薛延陀族原来就居住在这里。

介绍文件

薛姓迁徒史

薛姓迁徙史

秦汉时期

薛姓自春秋战国得姓以后，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山东是薛姓的发源地，地处中原东部，薛姓人由山东向周边地区扩散，活动地域大致在赵、宋、楚、齐、秦诸国，相当于今湖北、湖南、江苏、河南、河北、陕西、山东的部分地区。

春秋时有薛邦，兖州人，孔子弟子。战国至秦，散布于中原各地的薛姓就已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战国末期任姓薛氏裔孙薛倪为楚令尹。战国时赵国(建都今河北邯郸)有处士薛公，为寓居赵国的魏公子信陵君之友。泰国大举攻魏，魏王派人请信陵君回国统兵御秦，信陵君因与魏王有矛盾，不肯应命。经薛公苦心劝说，信陵君无忌才从赵返魏，带兵遣将击破秦军，解救魏国。宋国(建都于今河南商丘)有高士薛居洲，居于当时中华文明的中心，主张长幼尊库皆应有序，被时人奉为道德楷模；秦国(建都于咸阳即今陕西西安附近)有薛炬，相传他剑术精湛，为一代宗师。

秦及两汉，薛姓经过长期的繁衍发展，人口大为增加，一些人因仕宦等原因而分居于各地，使薛姓的分布地域得以扩大。这一时期，黄淮流域下游仍是薛姓族人重要的居住地，但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位于黄河中下游，越来越多的薛姓人，或为官，或经商而迁至中原腹地，尤以今河南省境内为甚，为薛姓的河南郡望形成奠定了基础。

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位改制，但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西汉末期的政治危机，反而使社会经济日益恶化，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终于爆发了绿林赤眉起义，后来变成各种军阀势力的混战。这一时期，一部分薛姓为避战乱，自黄淮流域南迁至长江流域。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军阀混战，中原烽烟再起，一支薛姓人在首领薛永的带领下追随蜀先主刘备进入四川，薛永父子为蜀汉重臣，薛氏人亦在蜀地扎下根来，蓬勃发展，世号蜀薛。

秦汉400多年的历史时期，薛姓名人频出，光宗耀祖，永载史册。

楚汉相争之时，项羽部下有薛公，骁勇善战。刘邦手下有将军薛欧，追随汉王，功成名就。西汉建立后，汉高祖封薛欧为广平敬侯，在汉高祖所封的汉初18位侯爵中名

列第土5位，食邑四千五百户。汉高祖五年任典客，掌管祭祀、外交。儿子薛山为靖侯，孙子薛泽继封为平棘侯，曾孙薛穰为平棘节侯，玄孙薛去病在汉宣帝时任大夫。汉元帝时御史大夫薛广德，不记荣辱，正直敢言。西汉末年，齐人薛方，字子容，时值外戚王莽把持朝政大权，阴谋篡夺汉室江山，他一方面排斥异己，残酷打击忠于汉室、不归附他的大臣，另一方面，他又采取笼络人心的伎俩，封官许愿，加官进爵，还邀请当时通晓礼仪、博古知今的清明方正之士到朝为官。薛方也是其中被征之一，但薛方看破王莽虚假伪善的面目，拒绝了王莽的一再征请，居家讲经授文，写诗作赋，保全了自己的清白声誉。东汉政权建立后，世祖刘秀久闻薛方清高正直，征用之，薛方欣然受命，可惜途中病卒。王莽时还有博士薛顺。西汉末年，洛阳有富商薛子仲。洛阳是西汉东都，地处中原，物产丰饶，人员辐辏，交通便捷，自先秦即为水陆商业中心，薛子仲依靠洛阳优越的经商条件，穿梭往来于全国各地，拥有家财万贯，富甲全国。王莽见其致富有方，甚至邀请他去商讨解决国家的财政问题。西汉时平陵人薛恭，以孝举为县令，是为关中薛姓。

东汉末年，豪强割据，薛氏一族在社会动荡中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迁徙。从此，在蛮夷居多的西南蜀地有了薛姓的踪迹，并很快发展为蜀地大姓，世号蜀薛。

东汉末年，政治日趋腐朽，皇帝幼弱无知，外戚宦官擅权专制，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不堪重压的农民奋起反抗，爆发了波澜壮阔的黄巾军大起义，东汉中央集权势力大大削弱，而州郡官吏和地方豪强却乘机发展割据势力。——时群雄并起，天下大乱。中原逐鹿，生灵涂炭，兵荒马乱之中，人民流离失所，避难他乡，纷纷向江南和巴蜀流徙。

在庞大的逃难人群中，有一支薛姓人随刘备进入蜀地，这支薛姓族人的首领叫薛永。薛永的父亲薛兰是西汉御史大夫薛广德的十世孙，曾任兖州别驾，后被曹操所杀。父亲惨死后，薛永遂转而投奔当时占据徐州一带的刘备。刘备旋即败于吕布、曹操，几经辗转，被迫到荆州牧刘表手下谋事。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六军南下，据有荆襄九郡之地，刘备于当阳再次败于曹军，最后只得联合江东孙权，在赤壁大败曹军，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复夺得荆州大部，才算有了落脚之地。面对曹操和孙权两大军事集团的压力，刘备惟有向西发展以求自保。211至214年，刘备终于打败益州牧刘璋，据有西川之地，为以后蜀国建立奠定了基础。而在此过程中，薛永恪尽职守，忠心佑主，始终追随于刘备左右，南征北战，立下了卓越功勋。大批薛氏族人也随着薛永往返迁徙，逐渐进入巴蜀。

从历史记载上看，这或许是薛姓宗族第一次大规模的移动，尽管史书对此语焉不详，但由蜀汉王朝建立后，薛永升受刘备蜀郡太守、其子薛齐官拜巴郡太守的情况来看，他们父子能同时掌管号为蜀地大郡、朝廷屏翼的巴、蜀重郡，说明他们不仅居功至伟，而且足可担当御敌戍边的重责。蜀地不少人因感念其惠，遂以薛为姓。大概也因此原因，薛姓在川北各地影响深远，并留下了不少与薛姓有关的地名。直至隋唐之际，属于剑南道的维州仍有薛城县的记载，入宋后方改名为保宁。据专家考证，这可能就是薛氏一族旧日的聚居地。263年，曹魏发兵灭蜀，当时薛氏投降的竟达5000户之多，势力之大，亦可窥知薛姓在蜀汉时期占据相当重要的政治地位。

蜀汉灭亡后，为了彻底断绝刘氏宗族恢复故国的企图，曹魏决定采取移民空地的政策，大举将蜀地百姓内迁中原各地。这时，薛齐虽然降魏，受封为光禄大夫，然而也在迁徙之列，随同薛姓宗族一道迁至河东郡汾阴居住。尽管这些薛姓族人原本大多不是蜀人，由于薛永勤政爱民，深得当地蜀人拥戴，因他们迁自蜀地，所以世人共谓之“蜀薛”。成为后来河东望族薛姓的先祖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薛姓呈现出全面发展的势头，薛姓族人已遍及北方的黄淮流域，很大一部分集中于今山西、河南、山东、安徽北部等地，并形成了薛姓的主要繁衍中，心。

在三国时期魏、蜀、吴三个政权里，就有薛姓人任职。魏国有天水人薛夏，魏文帝时官至秘书丞，曹操对他颇为器重．常与之谈古论今，并尊称他为“薛君”。薛灵芸，为魏文帝宫中美人，对裁剪针工有独到之处，能在没有灯光的房间里，很快地裁制衣服，宫中称之为“针神”。蜀国薛姓宗族领袖薛齐为巴、蜀二郡太守。竹邑人薛综至孙子薛兼三代任太子少傅，“由综至兼，世传东宫，谈者美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河东薛姓在魏晋时期形成，并逐渐发展成当地的名门望族。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盛行，无论汉族政权，或是少数民族政权，要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统治，都必须依靠当时的名门望族，于是他们纷纷拉拢、吸收中原望族参加到自己的政权里。河东薛姓，作为关东著姓，也是各个政权积极争取笼络的对象，作为统治集团的中坚力量，薛姓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到南北朝时，薛姓在各方面则大放异彩。河东汾阴人薛安都是南朝宋著名将领，归附北魏后被封为镇南大将军、徐州刺’史，并赐爵河东公。其子薛渊为南朝齐重要军事将领。薛安都侄子薛深任南朝宋骠骑将军，薛真度历任荆州、豫州、扬州刺史，又授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能抚恤百姓，深得北魏宣武帝的信任。代北(后落籍河南洛阳)人薛豹子，本鲜卑族叱干氏，在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中改姓薛，于北魏任徐州刺史，刚正不阿，“在州甚多惠政”，深受百姓爱戴。其子薛椒，风度翩翩，遵礼行教，举止得当，拜七兵尚书。太原人薛提，北魏初年因有政绩，迁晋兵将军、冀州刺史，封太原公。河东汾阴人薛强原为后秦右光禄大夫、七兵尚书，封冯翊公，其子薛辩为北魏平西将军、东雍州刺史，赐爵汾阴侯。薛辩子薛谨为北魏河东太守，袭爵汾阳侯。薛辩长子初古拔，因功任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河东公。学者薛（忄登），曾为北魏征虏将军、中散大夫，西魏时进爵为伯，升任中书侍郎、安东将军。汾阴人薛实，西魏时领著作佐郎，修国史，迁中书令，北周时因功进爵为侯，任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等等不一而足。

一些在北朝任职的薛姓人，在随后的隋唐时期继续担任官职。北周司金大夫、文城郡公薛胄在隋文帝时任兖州刺史。义兴 (治所在今江苏宜兴)人薛士通为隋膺扬郎将，唐初归降，授东武州刺史、平辅公，后改任泉州刺史。长期主持中枢的河东汾阴人薛道衡，深受隋文帝器重，道衡的兄弟、五个儿子及族叔、堂侄等多在朝廷任职，且委以重任。隋代河东汾阴薛姓因薛道衡家族而发迹，成为闻名全国的望族。

隋唐时期

隋唐时薛姓除在黄淮流域中下游继续发展外，更称盛于我国西北部。南北朝时，薛姓族人主要沿自东向西北的路线传播，三国时魏有天水(今属甘肃)人薛夏，说明此时已有薛姓人居住在今甘肃省。至隋唐时，甘肃省薛姓已形成壮大之势，金城(今甘肃兰州)人薛举家财万贯，隋朝末年曾起兵反隋，后一度称帝。

及至唐代，薛氏家族达到了空前繁荣。薛姓郡望已全部形成。唐代的政治中心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因为有薛姓人多在朝中为官，因此，大量的薛姓族人迁居关中，今陕西关中地区成为薛姓一个重要繁 衍地，从而跻身关中望族。武则天女儿太平公主嫁给出自河东薛氏家族的薛绍，既是恩宠，也是唐王朝对薛氏家族的拉拢。

宋元明清时期

五代时期有薛怀让，其先世为戎人，说明他是由少数民族加入薛姓的。他自幼勇敢，在后唐庄宗时任军职，唐明宗时任神武厢都校、州刺史。后晋时历任宿州团练使。后汉时安国军节度使，后移镇同州。后周时加同平章事衔，任左屯卫上将军、左武卫上将军。

宋朝建立后，国家重新统一，人民又得以过上较为安定平稳的生活。这一时期，薛姓散居于全国各地，发展相对稳定，其中北宋初年薛居正家族比较显赫。

明清时期，薛姓规模日盛，族人已遍及大江南北，尤其向南迁徙的进度更快、规模更庞大了。自南宋开始，福建薛氏又分衍出广东海阳、五华、兴宁、梅州等支派。元代有薛信，由宁化转徙粤之平远，其后复由平远转徙程乡(今属福建)。，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有着辉煌事迹的家族，这一时期的薛姓人不逊先辈，以多姿多彩的形象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

迁入台湾

自明清起，于东南沿海的薛姓已零星迁入台湾。清康熙年间，派兵攻灭台湾郑氏政权，随即在台驻军，设置府县。当时台湾地广人稀，土地肥沃，对于地窄人稠的闽粤居民很有吸引力，于是陆续有人从闽、粤两地入台垦殖，其中也有薛姓人士。大约 1710年前后，有一个入垦打猎东堡的人，名叫薛大；另有一位粤籍人薛昌贵，定居于淡水。乾隆年间又有薛君隆从广东到桃园的大桃村开垦，广东的薛华梅到台中县的东势镇定居。近代以来，特别是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后，大陆与台湾的联系一度中断达50年之久，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台湾方才回到祖国的怀抱。其间薛姓极少有移居台湾者。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后，党、政、军、科、教、文各界有大批人员自大陆迁台，其中就有为数不少的薛姓人，如国民党高级将领薛岳，资深报人薛心熔等。

迁徙海外

薛姓人在清代迁往台湾的同时，也开始有人涉洋过海，向东南亚等地迁徙，成为当地华侨。进入近代，由于世界奴隶制的废除，欧美各国及其殖民地急需大量廉价劳动力，而此时清政府也由于政局不稳，世事多变，且急需外汇弥补巨额贸易赤字。如光绪十年(1886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上奏称，每年需要总数2000万元(约合1400万两白银)的侨汇，已相当于光绪后期每年关税收入的65％，所以不但解除清初的禁海令，同时大力鼓励华人出洋劳务。这样又极大刺激了中国向海外移民的热情，进一步壮大了华侨的队伍。据不完全统计，到光绪末年，全球华侨及华裔已达400多万人，其中就包括大量的薛姓族人。

家谱

家谱文件

家谱文件

薛姓家谱介绍

薛姓家谱介绍

家乘谱牒，即记录氏族世系的书，简言之即家谱，又称族谱、宗谱、家牒、家乘、世谱，一般多指用来记载宗族世系事迹的历史典籍或图表，举凡姓氏源流、家族迁徙、人口兴衰、人物掌故、风土人情都可以入谱，可以说是宗族的发展史。由于家族不同，反映在谱中的内容也各有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家谱的续修、重修，家谱的形制越来越完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于是便相应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家谱文化。

薛姓宗族虽然历史悠久、谱系绵长，但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其家族修撰家谱始于何时，今已无从考证。不过从北朝薛安都家族事迹来看，当不晚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与当时盛行的门阀谱系之学有关。目前保存最早的薛氏族谱为唐代人林宝的《元和姓纂》，是书于中唐以前姓氏族望，记载颇详。其论得姓受氏，多源于《世本》、《风俗通义》、《三辅决录》及《姓苑》。这些书后世颇多失传，赖《元和姓纂》之征引，后世学者方得以了解姓氏梗概。北宋欧阳修等人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时，参考了《元和姓纂》，其《薛姓世系表》较为系统地记述了薛姓二大主支——任姓薛氏、妫姓薛氏的源流始末。

目前存世的家谱多为修谱盛行时期的明清两代家谱。这些家谱大多有固定的体例和格式，包括谱名、谱序、凡例、谱论、遗像、恩荣录、先世考、族规家法、礼堂、五服图、世系、传记、族产、契据文约、坟茔、字辈谱、续后谱、领谱字号等内容，其中谱名、谱序、遗像、先世考、世系、传记等都是常见的内容，也是各种家谱的中心。

　　本文主要论述东林学风的区域源流，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东林学风与明清苏南望族的教育及文化的关系。文中提出东林学风的核心是务实经世，当东林后人表达手段“灰色”化、逐渐放弃在野抗争的情况下，务实经世的特色却保持着，成为苏南社会近代变迁的一大特征。这一切可以从东林代表人物与苏南望族之间的关系上得到解释。关键词：东林学风；明清时期；苏南望族；家族教育；家族文化关于东林学风渊源、流变及其历史影响的研究，学术界历来多有成果。但是在东林学风和苏南望族关系的研究上，至今仍存在着一些空白点。这可能和我们以往重点关注东林党与新兴市民阶层间的关系有关。在学者们将很多主观期望或解释赋予东林党人的时候，难免会忽略它与望族这一“灰色”社会阶层间的联系。笔者期望通过本文为研究东林学派及其学风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以利寻求更全面的价值判断和历史启示。一、东林学风源流的区域背景与苏南望族东林学风其源深远，其流悠长，学术界对此久有研究，一般认为是宗奉程朱理学，或云出入王氏心学，而以程朱理学为归。还有学者考证，东林学派虽与张居正的新政时有矛盾，但在实学致用特点上是一样的，开了明清实学之先河。这些见解都是十分深刻的。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东林学风不仅具有全国性背景，也有其区域背景，笼统的“程朱理学”等未必能概括苏南区域的历史、社会和学术源流，而且在时间上也显得不够准确。东林学派学风渊源的区域背景，具体而言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其一，北宋初年苏南就有经世致用之风。早在北宋庆历年间范仲淹提出“天下”观，以及范仲淹、胡瑗当年在吴中地区实行“分斋教学”时，这一思潮就已形成了相当的社会基础。这应当是东林学风可考辨的最早区域渊源。前者指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这是人们所熟知的。所谓“分斋教学”，指的是由著名学者胡瑗所创行的一种教学制度，以培养经世人才为目的，针对科举制下学校教育萎缩、人才多不敷实用的积弊进行改革，以革除当时流行的诵经试帖的应举教学模式。胡瑗要求学生读儒经要能够“明体达用”，学知识要以“经世治事”为宗旨。 范仲淹先是将该制度引入苏州、湖州府学（故又称“苏湖教法”），后又在庆历新政中将其引入太学教学中，一时颇为轰动。正如研治思想史的学者们所言，这种反映在教育中的思想是非常实际、作用也最深远的思想，对后来的历史进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样一种孕育于苏南的教学制度，这样一位生养、终老于苏南的政治家、思想家，尤其又是一位最早在家族内创立义庄、义学，被明清许多苏南望族视为效法典范的家族教育倡行人——范仲淹， 其反映的思想比“程朱理学”更早（范、胡都早于程、朱）。东林学派主要领袖与骨干多出于斯地的望族，不可能不受影响。其二，明代时程朱理学与苏南的务实致用风气的融合。自杨时讲学锡、常诸地，经历长期战乱的影响后，已经很难分辨其传人为谁，也无人声称继承其学脉。但如明代毘陵唐氏、庄氏、薛氏等著名望族的代表人物（唐顺之、薛应旗等）倡导以经术用事、以文章应世的主张，又形成了新一代经世致用思想。唐顺之是明代嘉靖年间常州人，长于治经学。罢官回乡后，他又着重研治数学、地理、天文、历法、兵法和医学等实学，尤其精通三角术，是当时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其文学观也以载道应世而著称，主张在现代文人生活中重构古代智慧，与好友、昆山人归有光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与薛应旗相善，常一起致力于经世之学，同为常州经世之学的举旗人。庄氏也是常州的著名望族，盛产经学名家，与唐氏关系密切，在思想与学术上深受唐氏的影响。虽然很难找到与程、朱间的师承关系，但他们的思想与范、胡当年所倡行的经世之学以及变革实践，有着精神上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其中也融合了杨氏之学、即程朱理学的入世传统，从而具有超出笼统经学意义的文化价值。当然，这与逐渐形成的苏南不拘泥成规、务实重功之民风是不可割裂而视之的，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苏南，这也是一种很自然的精神产物。其三，“东林党祸”将东林学风导向了更加务实的轨道。东林党祸震惊了亲睹其惨烈景象的苏南人，也令东林党人、同情者及其后人对经世致用的形式作了多种反思。徐光启关于“党与二字，耗尽士大夫精神才力，而于国计民生毫无干涉”的观点便反映了这一点， 他同情东林党、复社却不入“党争”，最终在农业科学实验中找到了归宿。东林党成员黄道周关于“（徐）霞客兄翱翔以来，俯视吾辈，真鸡鹜之在庖俎矣”的叹羡也是典型之例。 徐霞客与徐光启殊途同归，黄道周的评论更耐人寻味，是对东林党祸后东林学风新动向的颇为准确的形容。无锡荡口华氏家族则在教导子弟“顾、高之乡可不勉乎”的同时， 走上了研治实学、投身近代工商业和创办新式学校的道路。思想的武器何必与武器的思想争锋？经世之路很多，也很活，这应当是东林务实学风的新内涵。苏南后来不乏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经世形式，可是却极少有革命家、军事家。为什么东林志士的后人们一方面强调继承“顾、高之学”，一方面却在后来苏南的历史上描写出这样的特点？谜底在于对“东林党祸”的反思。这不啻是东林学风的实践渊源。当东林学风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和反思似乎变得“灰暗”时，恰恰是它发展的时候。以上所述，都清晰地反映了东林学风渊源和流变的区域性背景和趋势，辨明这一点，能为下文论述提供许多启示。同时，作为渊源的宋初经世之风是通过教育形式反映出来，通过书院讲学传播开去，又在苏南家族的教育和文化的传承中进一步发展的，这很自然就使握有教育优势的苏南望族成了影响这一学风的重要社会力量，并深深影响了相当长时间里东林学派为代表的苏南学风的流变。物质上的优势决定了教育上的发言和主导权，宋明以来苏南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二、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要理清东林学风与明清苏南望族的关系，必须了解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交往是基础，密切的交往背后必然存在某种内在的、思想上的联系。类似事例很多，这里列举一些最典型的例子。与毘陵唐氏的交往。东林书院创始人、东林学派主要领袖之一的顾宪成与毘陵唐氏有非常引人注目的密切关系。常州府志中唐顺之及其父亲唐瑶二人的传记都是东林领袖顾宪成写的，这两篇传记都被收入了《毘陵唐氏家谱》 。顾宪成与唐顺之之子唐鹤征更是密友，唐鹤征曾“日与同郡龚道立、顾宪成辈讲学东林书院” ，是东林学派骨干成员之一。在顾宪成所著《泾皋藏书》中，还收有他为唐鹤征第三子唐效纯撰写的墓志铭。 除唐鹤征外，唐鹤征的女婿孙慎行也是东林党人。东林骨干钱一本也与毘陵唐氏关系相当密切，唐氏家谱中就收录有钱一本为该族人物所撰写的传记。与毘陵薛氏的交往。顾宪成、顾允成兄弟与毘陵薛氏的关系更不同一般。据记载，顾氏兄弟少时曾“问业”于常州经世之学举旗人之一的薛应旗门下，与薛应旗之孙薛敷教有同窗之谊，薛敷教甚至在祖父撮合下，与顾氏兄弟缔有“兄弟交” 。顾宪成对此曾有记述，称“少受业于方山先师（即薛应旗）之门”，而且还受其子薛近鲁“引掖” 。顾氏兄弟问学于薛应旗，并与薛氏家族连续三代皆有密切的交往，这无疑说明常州经世之学与东林学风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不仅如此，薛敷教后来也“从东林讲学”，是东林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通过薛敷教，东林学派与毘陵薛氏的关系从学术渊源更升华成了盟友关系。东林学派另一位领袖人物高攀龙与毘陵薛氏的关系也相当密切。他与薛敷教同年中举，一度曾“无日不相过从，交相励勉”。薛敷教去世后，高攀龙为之撰写了墓志铭。7与无锡华氏的交往。华氏是无锡最著名望族之一，其中尤以荡口支华氏更突出。东林领袖高攀龙与荡口支华氏的关系非常深。华贞元曾从高攀龙受业，其族子华允谋、华允谊、华允诚三兄弟都曾“闻其教”，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