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一点，古代隐士和神仙在“得道”之前多数生活在黄河流域，就近找一座山定居学习是成本最低的途径，从长安走到昆仑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终南山就成了首选。而且，秦岭山脉天然绵延数千里，物资丰富，不缺水和食物，冬夏分明，适合生活。地里种的树上长得就够一年吃的，隐士们在这里居住不存在生活问题。比如唐代诗人王维，就生活在蓝田山里“坐看云起时”。

最重要的是，终南山距离周朝首都、秦朝首都、汉朝首都、隋朝首都、唐朝首都，都很近，随时可以到长安到洛阳，入朝为官，征战天下。多数隐士“出世是为了更好的入世”，不是说住在山里就能成仙的，大多数人还是想将自己的智慧获得社会的认可，哪怕自己老了，也可以指导年轻人成功，鬼谷子就是这种类型。

还有，古代的终南山和现在的终南山指的不是同一座山，神话里的终南山一直延伸到中亚昆仑山上去了，这也就似乎是成仙必经之路，理由很充分；而现在的终南山就是我们长安附近这么一点大地方，如今的隐士多数人只是一种情怀。

自古隐士都不是为了隐藏自己，超能力和智慧从来都是用来造福社会的。隐士的最高境界就是“网红级隐士”所有人都想见，却无论谁也找不到，比如老子、鬼谷子、王重阳这些人。而那些只是在山里面生活的群体，数量也很多，只能说是来体验生活的城里人，不能说是隐士。

导语：说起隐士，第一个进入到脑海中的画面就是在山水之间有一仙风道骨的男子，这位男子每日里饮酒作乐，兴致高昂之时就赋诗一首留下千古绝句，纵情山水好不快活。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确实是有这么一些隐士高人存在，他们不需要为了生活去打工赚钱，也不去朝堂之上耍心眼，每天不需要担心吃喝只需要玩乐，那么这些看起来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隐士们是怎么生活下去的呢下面就让我为大家稍稍讲一下。 靠着名声过日子 在我国古代，隐士也是分好多种，而历史上留名的那些隐士们大多都不是当了一辈子的隐士，而是一段时的隐士。隐士也可以叫做是世外高人，三国时期出名的隐士比较多，我就以诸葛亮为例给大家说一下。 （诸葛亮画像） 在三国纷争还没开始的时候，诸葛亮并不算是一名隐士，后来战争开始，天下没几处安定的地方，诸葛亮就带着一家老小隐居在了老家。在那个时候，物质条件并不丰富，在全国都靠天吃饭的日子里，诸葛亮一家守着几亩薄田就足够过活，但是这样的田园生活只能让诸葛亮称作是"世外"，并不能成为"高人"，但是当时诸葛亮的才学名声早已在天下间文明，正是这些名声让以后的刘备愿意三顾茅庐，也就是说，古代的这些隐士们，有着大把的名声在，自然混的不会很差。 （姜子牙画像） 这类隐士并不是真的想隐居，只是还没有遇见赏识自己的君主，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他们希望通过隐居的方式，获得足够的名声，从而引起君主的注意，能快速登上政治舞台。这类的典型代表还有姜子牙。后人把这种博取功名的方式称为"终南捷径"。这个方法在科举制没有实现之前是很有用的，不过科举制后，人才大多可以通过考试进入朝廷，用这一方法的人也就少了，那些隐居的人就是真的不想做官的了。 靠积累的财富 有的隐士虽然隐居了，但是他们或者出身贵族，或者当官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足够他们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宋朝的时候，宋仁宗曾经在一人死后赐为"和靖先生"，此人就是林逋。林逋一生未娶未当官，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日常生活是真正的回归大自然，游戏山水，那么，当了一辈子隐士的林逋是依靠什么生活的呢林逋依靠的就是自己的产业和存款，以及友人、皇帝等给他送的礼物。 （林逋画像） 据说，宋真宗给林逋送过粟帛，亲自下令当地官府要照顾他的生活;当地的郡守出钱出工给林逋建了房子，房子建好以后当朝丞相经常跑去做客，香火旺盛的高僧也常去论诗，这么多厉害的人物去拜访林逋，随手送点小礼物就足够林逋生活几年了，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为自己的衣食起居费用而担心。 （陶渊明画像） 再说个大家都很熟悉的，"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陶渊明相比较前面俩人来说要可怜一点，他是家道中落迫不得已回家种田，但是要知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即使是回了老家的陶渊明手里头也是有不少田产的，用现在的比喻来说，大概就是从亿万富翁"败落"到了百万甚至千万。 （真实的劳作） 我们常常认为"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是陶渊明，但这并不是他生活的常态。他只是享受种田的过程，从中得到乐趣，并不是靠着种田来生活。如果他真的像普通百姓一样，成天"面朝土地背朝天"，为了田中的收成而担忧，哪来的雅致写下这样的诗句？ 似隐非隐 古代很多的隐士，说是隐居了，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纵情山水。相反，他们有的还在朝中兼任官职，当皇帝遇到不能决定的政策时，往往还需要向他们请教。比如和陶渊明一个姓氏的陶弘景，号称是"山中宰相"，这位可是正儿八经的住山里头，但是当时的皇帝经常派人去山里找他出主意，许多政策都是听了他的建议才实行的，依靠"金点子"生活的山中宰相，也算得上是比较出名的隐士了。 （陶弘景画像） 陶弘景笃信老庄哲学和葛洪的神仙道教，因而他向往的就是逍遥自在，清静无为的生活。但这些与他心系朝政并没有直接的冲突。他睡在山中，但是没有真的隐居，梁武帝还是会按时给他发放俸禄，与在朝为官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穷困潦倒型隐士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隐士都依靠各种手段过上好日子了呢？那倒也不是，也有的隐士是真的不知如何过日子，一生贫困潦倒。 （徐渭画像） 明朝的徐渭是一位写意派的大师，他画的《墨葡萄图》改变了当时的画风，引领了一个时代。可是徐渭老年的时候不愿当官，又没有人接济他，贫困潦倒，一度连画画的墨都买不起。徐渭无奈，只得变卖了家中的千卷藏书。也有富贵人家向他买画，但是徐渭性情高洁，不愿将画卖给他们。徐渭在穷困中死去了，死时仅有一条狗陪着他，床上连一张席子都没有。 （唐伯虎画像） 再例如大家熟知的风流才子唐伯虎。年轻时，唐伯虎也是风流倜傥，活的逍遥自在，建了个桃花庵，纵情享乐，但是当年老时，他也面临着缺钱的困境。好在当时也有人向唐伯虎求画，唐伯虎依靠着卖字画，倒也能继续生活下去，过得比徐渭好些。但是唐伯虎这类有才华的人终究是少数，大多数隐士在暮年没有力气耕种，若是又没有妻儿的话，恐怕真要面对饿死的结局了。 结束语：古代隐士在隐居后，依靠着自己的名声或者积累的财富，只要不大肆挥霍，都能过上不错的生活。隐居的人大多是知识分子，在古达，让他们去从事低级的农业活动是不可接受的，顶多也就是偶尔下田当做消遣罢了。只是在晚年的时候，有些隐士就贫困交加了，不能再逍遥自在了。

高保民(高厚第25世孙)

      《前隐士高君墓志铭》一碑刊成于元至正七（1347）年八月二十七日。该碑文是由时任“奉议大夫河东陕西等处都转运盐使司副使"的程明德所撰，是目前发现程明德在此任上唯一一篇为当地士族所撰的墓志铭文，可知高氏一族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之高不是一般家族可比。该碑文不仅是高氏一族的瑰宝，也是国家的珍贵文物史料。它客观记述了元至正七年以上两百年以内，高氏一族高厚从陕西米脂迁徙至山西盂县以后在仙人的传承状况，为我们今天了解先祖生存轨迹提供了最直接物证，也从客观上证明在北宋1131年间，仙人村村名已确定沿续至今。

        这一通碑刻在研究高氏一族迁徒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起着承上启下连接古今的作用，该石碑碑身现在依然保存在盂县仙人乡庄只村高氏宗亲家中，为完整的文字部分:高150厘米、宽110厘米、厚约16厘米，碑身阳面为正文阴面为家谱共刻录了高厚以下七世先祖共八代200余口人的姓名。可惜碑额底座于上世纪70年代已遭损毁。

        人间风雨飘摇际，石不能言传更替。从远古至今，上下数千年，一纸家谱脉落清晰能延续修到今天而绵延不断，这在全国各大姓氏族谱中也是很罕见的，它形成的光芒，是高厚一门所有族人的荣耀。

        正是由于这通碑文引人注目，所以多位有兴趣的专家学者及同门族人也极为关注，已经有很多研究成果面世，这是让人十分高兴的一件好事，仔细拜读了一部分文章，笔者觉得部分作者可能因各自资料来源渠道不同，而至曲解碑文中一些关健要义，这很正常。本文依所接触到的资料和理解试图对一些作者之间有争议的部分为读者了解碑文提供帮助，仅为一家之言，只供各位老师、方家、同门族人参考，不妥之处，敬请雅正。

        《前隐士高君墓志铭》铭文文首:“按：高氏出自齐国。以公族为齐相，因学为氏，其後藩昌，分处他国，世为显姓，代不乏人。”对元“奉议大夫河东陕西等处都转运盐使司副使程明德"所撰的这一段文字，目前不见争议，始祖隐士高厚五世孙高德山，如果不把家中先人所传族谱提供给程明德进行验证，学富五车的一方父母官一定不会如此表述。

        铭文“君讳厚，祖居盂州东乡之仙仁村。为人宽仁弘毅，力於稼穑，起家勤苦，屡致丰盛。”这一段，读者应该注意的是“君讳厚，祖居盂州东乡之仙仁村”这一句。说明:一，高厚为仙人始祖。二，高厚的上代祖先已有人移居仙人村周围即杨林窑、雕(刁)王崖等地。这一点从目前发现的资料可以得到印证。

        高厚的祖父为高昌裔是宋名将高永能之后裔高世亮之子，高世亮为忠州刺使。诸孙皆侍禁殿直，高昌裔还有一弟为高永裔。

        高昌裔选择来盂县定居与高永裔有关，，高永能(1013年—1082年)，字君举，北宋西北将领，绥州(治今陕西绥德)人，后迁居青涧(今陕西清涧)。与高永能同宗的高太后在神宗时就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听政后立即起用司马光为相，司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可是到了绍圣元年(1094年)，章惇执政，王安石得以配享神宗庙庭，谥号“文”。并且在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追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孔庙。——高永能与高太后同为高泰(后燕吏部尚书)之后！这样一来其后裔就会接二连三的失势，致高昌裔、高庆裔及一干部属流落到了米脂一带定居并有族人展转到蓟州等其它地方。高庆裔升为辽之东京户部司的翻译吏。高永昌兵败之后，归顺了金朝。

      宋朝有个张孝纯，与盂县上文村张氏同宗！张孝纯（？-1144），字永锡，宋哲宗元佑三年（1088）进士。徽宗大观元年（1107）通判滨州。政和四年（1114）为河北路转运判官，移永兴军路。宣和五年（1123）以龙图阁直学士、通议大夫为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兼知太原府、检校少保、武当军节度使。这个张孝纯的第三子叫张浃，靖康元年（1126年）为太原府文字机宜（机要秘书），后被俘随父在云中（今山西大同）被关押四年，1131年前后作太原都军，都监也。其姊夫刘思与侍郎高庆裔为十友之数。这个张孝纯的第二子叫张颖，在1131年前后官至盂州判。

      也就是在1131年前后，高昌裔一门通过高庆裔与张浃、刘思、张颖的好朋友关系经选择才来到盂县东乡仙人里(乡)管辖的刁王崖、杨林窑定居。

      高庆裔归顺金朝失事后被处。高庆裔之子高巨才隐居莱州府莱阳县徽村！徽村有高庆裔墓。号称：高家太师茔。至今遗址尚存。在1137年高庆裔被处一冤案进行平反昭雪。大定六年（1166年），世宗对高庆裔的冤案进行高规格平反。

        已在盂县仙人里刁王崖、杨林(尧)窑等地安家日久的高永裔之兄高昌裔与子高原及其余族人则在当地早占稳了脚根。

        高原之子高厚迁到了仙(仁)人，由于高厚“勤苦持家，屡致丰盛。娶妻生子高泰，渐致殷富，积粟至万硕，善抚贫恤匮，四方旅食来依者众"，这“四方旅食来依者众”一句自然包括由陕西米脂一带遗留的高永能属下部众来投，与高门有姻亲关系的王、李等姓也先后来到了仙仁里山北村、沙凹等附近村庄落脚。这些信息从王、李氏当时保留下来的迁徒碑记可见。

      “泰四子：长曰溱、次曰清、津、浩。皆有才能，豪侠行义。旦则干农，暮则讲习经史，知所志通，不求闻达。迨至金末，世衰，多赠官以溱，乃西州豪桀之家。累举孝廉。擢溱同知太原府事，清同知保德州事，津乐平县尹，浩获鹿县尹。每逢国乱，清津浩俱来应命。惟溱领职属施令。元兵南下，殁於陈所。"从这一段文字中我们可以读出::金朝末年，统制力哀弱，朝庭为挽救危局，遂想到了曾累举孝廉的西州豪杰之家，便提升“四方旅食来依者众"的溱为太原府事，清为保德州事，津为乐平县尹，浩为获鹿县尹分治各地。每逢国乱，清津浩全来领取任务，由溱发布命令带领“高家军”征战，元兵南下大军压境，以至殁于战场。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铭文中对高厚之孙高溱一股之记述:“……元兵南下，殁于陈所，溱清皆无嗣。”这段话的最后五个字不能忽视。而该碑背后的族谱载:溱配郭氏，生一女嫁井陉蔡庄王林。有子高乙与高熙，高清之子则标明是继弟高浩长子高贵为嗣。这就说明，事实上高溱是有嗣的。而在高氏的(西南舁股修续宗谱序)中又有:“溱曾娶妻郭氏，生一子曰宣，当初因频遭国乱，溱领职从兵，战胜而殁于阵，主上嘉其忠节，赐军地三顷六十亩，随带大粮九石六斗，又有四十里长山之地等。然其子宣，因伤其考，亡于阵。且自身单丁孤弱，又畏差役累己，故弃军地，舍荫生官职，而不顾。约于宋理宗(赵昀)在位，宝庆元年(金哀宗:完颜守绪正大二年;元太祖:孛儿只斤铁木真成吉思汗二十年)岁次乙酉(1225)，挟宗谱携妻带子，避居于盂州东延寿乡西南舁是焉，世不复任。”这样，高溱就一下子有了三个儿子，其高乙、高熙被明确刻于石碑背后的族谱中，高宣却连祖宗族谱也没有登上。而在以高溱为始祖的西南舁股族谱上却又仅有高宣一子，并无高乙、高熙也是高溱之子的记载，表面上看，处于互相不承认对方的矛盾壮态。而高溱娶妻郭氏两碑都记载明确，这样郭氏所生的就应该三子一女全部都在才行，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样的现象呢这个问题引人深思。

        其实，出现这样的现象，原因并不复杂，因为战乱年间，人们的顾虑其实是很多的。金末，国家出现危难之际，政府提拨高溱及其弟兄们不同官职，把“四方旅食来依者众"那些跟随高家的人组成军队派上战场为国效力，也许高溱在被提拨的时侯，他的几个儿子还没有出生，也就没有报备公家，在带领“高家军”一次一次的征伐中，高溱自然不会声明他已有了儿子了，作为长门他怎么会不考虑保护延续自己香火(孩子)呢？到元兵南下，最后一战战殁，接下来就是金朝覆灭，元朝统一天下，作为与元朝交过战的前朝将领之门就更不敢吐露高溱有嗣的秘密了，因为一旦透露将可能随时面临被斩草除根的危险。这个秘密就这样一直保存着到了元至正七年还未公开，作为盂州判官己退归林下力田孝友的高德山在向当地父母官程明德提出写墓志铭的请求后，当地的父母官当然乐见治下前朝豪杰之家退隐林下安心农耕之举，这为稳定政局极为有利，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慨然允诺为前隐士高君写了墓志铭。为什么称高厚为隐士呢？因为高厚的长孙高溱等人牺牲在战场上后，作为家中最高族长，高厚已看厌了征伐杀虏之事，并主张子孙力田不求致仕，实实的堪为仪表，所以才尊称高君为隐士，隐士这个称呼称在古代社会具有极高的荣誉，比如孔子、庄子、陶渊明、未出山时的诸葛孔明等等都被称呼过。

        当程阴德把高厚一族提供上来的家史资料研究了个透后，这篇铭文也就水到渠成写就了，他在铭文中说“溱清皆无嗣”是根据高家提供的资料和官方掌握情况确定的，他自然不可能知道溱其实有嗣这个刻意被保守的秘密。他更不会想到碑阴族谱中就刻着高乙、高熙二人为高溱之子这个秘密，因为碑阴的族谱不是他写的，上面200余个人名写的是谁他是无须注意这细节的(如果他知道了这事恐怕不堪设想)。看来高德山已把程明德了解了个透，父母官日理万机，能抽出时间写篇碑文给高家就是极高礼遇了，至于碑阴的家谱是无须他动笔的，这也不是给皇家立碑，负责写铭文的官员必须全面把关碑阴写了什么内容。碑刻落成后，立碑仪式就是高家人自已择吉日去做的事了，况且盂州府离仙人高家祖坟还有七八十里之遥，这来回路上的行程也不是一天工夫，古代交通没今天这么方便，所以即便所立之碑是自己亲撰的文字，他也是不会躬身亲临坟地的。阴阳教官想瞒天过海，十分容易。那么高宣也是高溱之子为什么碑上仅有高乙高熙，他却没被列入其内也许高德山当时出于一种更深层次的考虑、保护吧。刻与不刻，本就两难。刻，泄密。不刻，对溱之后没交待。两难之中，刻虽占了上风但还是有所保守没把高宣也刻上去，这应该是一个反复斟酌后的决定，必须对溱祖的后裔有个交待，碑阳不记碑阴暗示。这在当时是承担了极大风险的。从元至明清高家祖坟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有专门的人家以世代看守坟墓为生，这是当地众所周知的事，为什么要看守坟墓，当然是不想让人轻易接近，怕发现不该发现的秘密而带来麻烦，好在当时没谁想到去研究坟地里高氏族谱里的信息。当然，元朝灭亡后这个秘密就没保护的必要了，但高氏一族乃当地望族，祖坟焉有不保护之理，所以看坟这个传统一直沿续了数百年不变。

        在铭文:“高氏之先，太公之後。代不乏人，恒为族右”中争议较大的一句是“恒为族右”这四个字，有文本刊为“恒为族佑”这是错误的，原碑刻明确是“右”不是“佑”笔者核实过，如按“佑”的意思理解，明显说不通。还有作者认为“恒为族右”一句是“恒为右族"的倒置，这种解读，笔者更不敢苟同。笔者支持同族研究高厚一门族谱的权威高建途的结论，就是“高恒是高厚家族族谱中的尊长者”。程明德在当时撰写铭文正是基于高德山所持族谱为高厚以上溯致22代高恒为止这一点才写出“恒为族右”四字的。

        历史上，北魏曾出现过两个高恒。其中一个高恒是公元577年正月初一登基的小皇帝，时年8岁尚有22岁太上皇高纬把持朝政。

        第二个高恒是《魏书·卷三十二·列传第二十》高湖传有载：“湖弟恒，字叔宗，慕容垂钜鹿太守。太祖时，率郡降，赐爵泾县侯，加龙骧将军，仍守钜鹿。卒赠安东将军、幽州刺史，谥曰惠。子道，字始愔，袭爵。拜都牧令，迁镇南将军、相州刺史。未及之职，卒。仍以为赠，谥曰庄。子干，字干奴。好学，宽厚有雅度。袭爵泾县侯，后例降为伯。历南青州征虏府司马、威远将军、鄯善镇远府长史。仍转汾州后军府长史、白水太守。所在以廉平著称。太昌初，卒。赠使持节、都督秦 雍二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司空公、雍州刺史，谥曰孝穆。子侃，字伯欣，袭。除南秦州长史。卒，赠辅国将军、凉州刺史，谥曰宣。子绍，字广祖，袭爵。兴和初，征虏将军、沧州刺史。侃弟腾，字伏兴。卒于安东将军、光州刺史、襄城县开国公。子陟，字祖迁。司空中郎、太尉主簿。陟弟憬，通直郎。憬弟翙，袭父爵。腾弟隆之，武定末，太保、尚书令、平原郡开国公。”上述高恒后裔相关人物，笔者从本族大宗族谱记载中已查阅对应全部找到，系三十七世到四十一世的族人。所以把“恒为族右”解释为“高恒是家族中的尊长者”一说是正确的。

附图

        顺便提一下，关于高厚先祖是不是高永能。因不在本文解读范围，只简单说几句:这一争论焦点，同宗族谱已记录的十分明白，置疑可以，否定不妥。有作者说“米脂县出现于金朝末年。北宋时期，只有米脂寨，并无米脂县。"且认为高永能没有在米脂活动的证据支撑。请注意高永能战死沙场后，高门一族势力已不复从前，其孙辈后裔高昌裔、高永裔虽曾有禁殿侍卫职但流落米脂等地极为正常，并非绝对不能，在古代人口迁徒由于战乱原因是十分正常的，不该否定。至于米脂县也罢或者米脂寨也行，均不应作为否定高永能后人从米脂最后迁到盂县仙人的理由。因为从米脂县明、清两朝的县志中即有高永能在米脂活动的轨迹。永乐战前徐禧命沈括等留守米脂，高永能、高永享前往米脂看。从这一点知道，米脂是被作为永乐之战的后方留守之地来对待的。战后，高永能的后人及部将留守驻扎米脂很正常，而米脂到最后也不安全，这样就不得不往外迁徙了。在仙人周围的高氏聚居地石碑记录先祖从米脂来是有依据的，没必要置疑。

      庆幸的是，由于同族中高厚后裔河北井径小作村高天栓一行九人到米脂查到了祖籍地璞珠河(饮马河)老鸹嘴(现称鸦嘴)之地并已确认这是十分可喜的一件事，曾几多时笔者与同族中人为现在出版的地图上查不到先祖之地而苦恼过。现在释怀了，谢谢小作村一脉的辛苦付出!

        在铭文中有一句话还应引起注意，就是“盂之仙仁，远裔曰厚”有的版本印成了“盂之先人，远裔曰厚”，“仙仁”和“先人”的区别十分明显，铭文中对“盂之仙仁，远裔曰厚。”定义是很准确的，即，盂县仙人村高厚是始祖，而不是盂县的(高姓)先人，高厚是始祖，如这样认为就大错特错难以服众了。

      读者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作为朝廷地方大员的程明德为什么乐于曾为西州豪杰的前朝隐士家族亲撰墓志铭呢除了铭文中提到的那些原因，关健一点还是为了维护元朝的统治利益以笼络名门望族的人心为目得使然，再者高德山的哥哥高广为栗阳候补县尹，高德山本人又曾是盂州阴阳教官虽已隐逸田园，但这面子还是给了的好。

        有的读者也许会问，高德山既立碑为什么不把高厚以上的先祖也列入其内呢因为这通碑就是为仙人的始祖立的，故一定是从高厚开始，而“上自高曾，下及玄仍”也算已是一种很高的规制了吧，一般家庭我看根本达不到这样的标准，况且一块碑允许做多大能记录几代人在古代都是有极严格的标准限制的，不能想造多大就造多大。

      以上拙文，敬请各位同好斧正。

附:前隐士高君墓志铭

奉议大夫河东陕西等处都转运盐使司副使程明德撰

承事郎冀宁路盂州判官郝蔚篆

国子监伴读掌仪李徽书

按高氏出自齐国。以公族为齐相，因学为氏，其後藩昌，分处他国，世为显姓，代不乏人。君讳厚，祖居盂州东乡之仙仁村。为人宽仁弘毅，力於稼穑，起家勤苦，屡致丰盛。以天年终，葬於越霄山万松林之左。地形幽澻，峯峦叠秀，中则垣平，川原如掌，林木森严，映带左右，诚茔域之佳兆也。娶王氏、贤明。生子泰，教以义方，不坠先业。妻胡氏。又能执妇道。渐致殷富，积粟至万硕。周贫賉匮，昌大其门闾，四方旅食来依者众。泰四子：长曰溱、次曰清、津、浩。皆有才能，豪侠行义。旦则干农，暮则讲习经史，知所志通，不求闻达。迨至金末，世衰，多赠官以溱，乃西州豪桀之家。累举孝廉。擢溱同知太原府事，清同知保德州事，津乐平县尹，浩获鹿县尹。每逢国乱，清津浩俱来应命。惟溱领职属施令。元兵南下，殁於陈所。溱清皆无嗣，惟津妻晋氏，一子：林。浩，武氏、冉氏。四子：长曰贵、次曰珎、宝、玉。浩命长子贵出継於清。其後，清、津、浩子林、贵，分为东西宅。津为民号东宅，浩为军号西宅。林三子：英、良。贵二子：广、德山。珎一子：仲。宝二子：成、元。玉三子：庭、演、聚。皆以农为业。惟贵次子德山，明敏好读书，又精於卒壬之所得，为盂州阴阳教官，自後恬於隐逸，遂不复仕。宝延儒生以教子弟，勉励宗亲以敦和睦。每念高氏一门，分□二百馀口，恐世次踈远，迷失谱谍。欲龙碑石，俱载宗派庻乎几後裔，知所从来，不忘先业，有所兴起，佥议允许众逯其志。至正丁亥二月寒食，予自盂守除充运副，闭门待次，而郡吏候唯周，因婿於高氏一门，一日与德山孙敬先，携宗族图本来告予曰：切惟人之大莫重於三纲宗之，之盛不过於灭族。偭惟高门有葭等之荣，漾恩报本之意，慎终追远之厚，上自高曾，下及玄仍，欲立石以传不朽。敬请明公以文之，是所望也。予前知州掌固，重高氏数世同居，子弟力田，亦当极劝，激励薄俗，以为仪表，兹者恳请，益怪不愧，无鄙直书其事。其谱谍

世次，已载碑阴。铭曰：

高氏之先，太公之後。

代不乏人，恒为族右。

分适他国，源流悠久。

盂之仙仁，远裔曰厚。

隐逸不仕，退归畆畆。

积德百年，箕求能守。

迨自德山，力田孝友。

常怀报本，谱谍劝诱。

我文斯石，以传不朽。

峕大元至正七年岁次丁亥已酉月庚寅日

定襄县石匝提控智福荣